64、重中之重
溫晨軍抬腕看了看表，他和劉明遠相互點了點頭，劉明遠說：“我們先去吃飯，今天食堂為我們準備了四菜一湯，吃飯以後，除農業局、林業局、商務局、工業和信息化局的負責人外，其他各部門的同誌就先去忙自己的了，區縣和我點名的幾個局的負責同誌，下午兩點準時在這裏繼續開會。”
下午兩點準時開會。
溫晨軍說，上午常務副市長唐敏同誌對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和解決問題的迫切性講得很清楚了。那麽，中央為什麽要把三農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這當中有一個認識過程，下麵，我根據省三農會議下發的有關資料，談一些個人的認識。湖北
溫晨軍說，省三農會議發放的一份資料中說：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發表監利縣一個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把中國的“三農問題”提到了極至。為什麽一個有著5000年農業文明史，有4000多年處於世界第一強國地位的中國，在21世紀的農村處於“苦”、“窮”、“險”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點；
一是產業的天然弱質性，種養業，依賴於當地水、土、日照氣溫等天然資源的配置。人類到目前為止，對天然資源的配置，隻能適應，不可能整體改變，隻有局部或某一方麵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氣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國實際整體上是破壞，環境在惡化。這是農業的天然弱質性。
二是生產資料的弱質性，種、養業量的增長，依賴於可耕種土地和草原的麵積擴張，從每個農業勞動力占有農地麵積的國際比較看，有關資料表明：1992—1994年，美國為118.2公頃，加拿大為173.8公頃澳大利亞為1074.4公頃，英國為28.2公頃，荷蘭為6.4公頃，低收入國家平均也有1.7公頃，而我國僅有1公頃。我國總體上是一個農業資源缺乏的國家，在農業人口直線上升的情況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獲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國有史以來曆次“均貧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農經濟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即使進入工業化時期，農業機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沒有需要，也沒有可能成為農業生產主要手段。因此，我國農業勞動對象和勞動手段也是弱質的產業。
三是勞動力資源的弱質性，首先,有限的土地資源承載的人口數失去控製，新中國50年增加8.5億人口，主要是農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產力提升創造的價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費品相對減少，用15%的GDP養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養出高素質的農業人才。其次，工業化過程,鄉村商品流通政府壟斷，阻止了農村市場的形成，農業產品商品率和農村消費品市場化程度低，沒孕育出市場經濟人才與機製，農民不具備闖市場的天資。再次，城市需要的勞動力通過各種途徑的篩選，吸納的都是農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農業勞動者的整體素質。最後，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勞動者普遍文化素質低。據2003年2月14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的我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稱：2000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萬人，其中3/4分布在農村。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縣鎮和農村之間勞動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況為：具有大專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為0.91：1.01：1，受小學教育的人口比為0.37：0.55：1。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過95%。日本同期同行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67年，1997年~1999年間，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僅是日本的1.03%。一線農業技術人員的身份都是鄉鎮“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雇員，與農民沒有利益關係。靠行政力量推動的農業科學技術，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於方法問題，有的地區甚至抗拒科學技術的推廣，更談不上新的思想、觀念了。由於體製等多方麵的原因，目前中國任何一個產業的勞動者素質都沒有從事農業的產業大軍的文化科學水平低。
四是農業組織上的弱質性，幾千年以來，社會管理者都沒有對農民進行任何形式的實質性組織，新中國，“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實行農民組織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責任製的實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為，二輪承包30年不變，是固化小農經濟的行為，單純從組織管理方麵看，是一種社會退步（起碼是一種製度複歸），阻止了現代農業的內生。任何社會製度都不可能麵對千家萬戶、利益各異的鬆散群體進行有效管理。
五是社會政策造成農村社會整體的弱質性，第一是40年的資源輸出。自統購統銷，農業生產資料壟斷經營，一直到開始按保護價收購農產品止，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40年整體上是農村支援城市，農業向工業輸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脹。從50年代到80年代初，農村生育實際上處於失控狀態，至今農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於城市，出現高素質、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質、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調節政策。第三是10年的橫征暴斂。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戶後，農民中釋放的熱情到84年達到最高峰，國家便出台了“農業特產稅”，計劃經濟體製下的農村高度組織條件下的管理機構不減人反增人。94年稅製改革，提高兩個比例，財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縣鄉兩級財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義務教育投資、基層官員政績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風、行賄風等等。20世紀末的10年,在農村基本上是橫征暴斂的10年。第四是農業產業鏈中斷。產前產後服務，前40年國家壟斷專營，原因是產前和產後有錢可賺，唯獨生產環節不賺錢。國家雖然出了錢，但不是給農業生產者，給了經營者，國家受到中間商盤剝，最典型的是糧食係統和供銷社生資係統、棉花係統以及農業係統種子公司。由於產業鏈中斷，導致農業作為一個產業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拋向市場，其結果可想而知。第五是農村其它產業被現代工業取代。農村社會曆史上的其它產業，如手工業，各種作坊等，被現代工業取代，農村自救力，內生產業力盡喪。第六是農村社會保障製度沒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長了農村封建迷信盛行，養兒防老、家族意識等傳統觀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層意識歧視農民，政府保護農民利益的舉措收效甚微。在社會二元結構中，呈現出城市居民始終在政府的保護下生存，而農民沒有享受到一丁點（除保護價一項外）社會福利。打工是盲流，春運加價，克扣農民工工資，大城市設計許多限製外來工的壁壘等。農民在城鎮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詞。
三農問題是社會熱點問題。有關方麵的學者專家三農問題研究已十分深入。中國農村地域廣，東西跨越5個時區，南北氣候迥異，各地資源稟賦差別大，東、中、西部經濟條件懸殊，不可能有一套適合全國各地農村的最優方案，靠一個“一號文件”解決農村所有問題是很困難的。所以，國內外關心中國三農問題的學者專家提出了兩條基本思路，一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農村地區的一攬子改革思路。這兩條基本思路的大概內容如下
一、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黨的16大確定的方針政策，也是工業化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是社會發展的必經曆程，是社會人口空間布局變化規律與經濟規律的協調規律。任何人為限製人口流動的製度設計都是對規律的違背。農民進城打工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現，誰能阻擋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後是經濟規律（比較效益）在起作用，與台商到大陸投資原理一樣。因此，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經濟行為，是市場行為，而非政府行為。政府在人口布局調整過程中，政府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關人口、人才流動的壁壘，給外資、內資企業，國營、民營企業，農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國民待遇。首先，取消戶籍管製為戶籍登記製，變“要不要給你城市戶口”為“我願不願”登記為城市戶口，把權力交給人民自決。同時，把戶口與身份證（變更登記身份證以舊換新）、保險、納稅、銀行帳號捆綁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與臨時工稱謂，一律稱雇員（公務員本質也是雇員），實行崗位工資製。其次，社會組織分成四大類，軍事單位、行政單位（含黨、政、人大、政協、司法）、事業單位、企業單位。政府隻管軍事和行政單位的收與支，全額納入國家預算管理，定員定編；事業和企業單位全權交由市場調節，事業單位財政補貼法製化。最後，對外資企業、內資企業、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小企業、個體戶，外國人、中國人，城裏人、農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實行國民待遇，除法律規定特殊優惠外，所有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和工資待遇，執行一個標準，不厚此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