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門柳》的追述與其他
※《白門柳》的追述與其他
《文學評論》約我就《白門柳》談談創作體會。這使我感謝之餘，躊躇了許久。因為一來，小說隻出版了兩部，第三部仍在創作之中，似乎還不到進行“總結”的時候；二來，我總覺得，作品一經麵世，評判的權力也就同時交到讀者的手中。作者王婆賣瓜地自說自道一番，如果不是信心不足的話，恐怕也多少有低估了讀者的判斷力之嫌。不過後來又想，如果不是意在護短與文飾，隻是把創作中的一些初衷和追求如實托出，以便於方家和讀者在閱讀作品時加以對照和驗證，從而揭示出主客觀是如何永恒地處於不吻合之中。這對於探索文學創作的規律，促使作者明了自身的局限和改進的必要，也未必沒有好處。
關於創作意圖
我從事《白門柳》（白門，南京的別稱，因該處古有白下門，故名）的創作，說來有點偶然。記得那是1981年的春天，我赴廣西南寧出席一個學術會議。在西江的輪船上，認識了同是赴會的邢富沅。當時他還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編輯，承他鼓勵並約稿，使我萌生了創作曆史小說的念頭。但是以什麽為題材？當時並沒有明確。事後經過反複考慮，才決定把明末清初活躍於江南地區的一群著名的文化人，作為未來小說的主角。之所以如此選擇，主要是基於以下想法：一，被稱為“東林、複社名士”的這群文化人，以及同他們有著特殊關係的所謂“秦淮（其實不純然是秦淮）名妓”們的遺聞逸事，數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備受關注，頗為奇異地散發著經久不衰的曆史和文化的魅力。這對於小說創作而言，無疑是一個好題目。二，明末清初正是朝代更替，社會矛盾總爆發的時期，各種社會勢力和思想的對立衝突空前尖銳，又異常複雜。局勢的變化轉換十分急劇，人性的暴露和展示也因之更為充分徹底。這與小說藝術應當高度集中的寫作要求正好一致。三，我國自明代以後，由於通俗小說的興盛（宋代雖已產生話本小說，可惜現存僅二三十篇，而且描寫比較簡單），使得當時的生活氛圍以及日常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麵的細枝末節，特別是當時的家常口語，都得以大量地、具體生動地保存下來，足資參考利用，從而使今天的作者試圖通過小說為曆史“存真”，成為可能。當然，此外還有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長期以來，我自己對這段曆史一直很感興趣。
題材確定了之後，照例便麵臨如何處理的問題。明末清初這一段曆史內容相當豐富——農民起義、清兵入關、明朝覆亡、社黨交爭、複明運動、兒女情怨……不同的作者可以有不同的興趣熱點，即便是寫江南的名士名妓們，著眼點也仍舊可以各不相同。譬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就主要著意抒寫所謂興亡遺恨。至於另一些作品，則每每關情於這一題材的人事滄桑與香豔奇情。但是我覺得，僅僅為了演述曆史而去寫曆史小說，固然不是我的目的，而作為一個當代人，對於曆史上的王朝更替，似乎很難也不必再懷有孤臣孽子般的興亡之感；至於唏噓低回於特定時代產物的名士名妓們的悲歡離合，也未免有點過於“多情”。如果決定寫這段曆史，就應當著力去尋找和表現那些代表積極方麵的、能夠體現人類理想和社會進步的東西。就當時那場使中國社會付出了慘重代價的巨變而論，如果說也曾產生過某種質的意義上的曆史進步的話，那麽恐怕既不是愛新覺羅氏的入主中國，也不是功敗垂成的農民起義，而是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的我國早期民主思想的誕生。事實上，顧、黃、王的思想，不僅在當時是一種劃時代的飛躍，而且它對封建製度的無情批判，在被清朝統治者摧殘、禁錮了二百多年之後，仍舊以鴉片戰爭為契機，最終破關而出，為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乃至孫中山、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支援。因此，這無疑是明末清初值得大書一筆的思想事變。如果辦得到的話，在文學作品中應當作為專題加以表現。正是基於這樣的衝動，我決定把《白門柳》的創作立意規定為：通過描寫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黃宗羲以及其他具有變革色彩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在“天崩地解”式的社會巨變中所走過的坎坷曲折道路，來揭示我國17世紀早期民主思想產生的社會曆史根源。
作為文學創作，這樣一種立意也許不失為新穎，但所麵臨的難度也顯而易見。最突出的問題是：一，如何根據當時社會生活各個方麵的原始材料，找出其與早期民主思想的聯係方式？二，如何使早期民主思想發生發展的抽象軌跡，獲得形象的、活生生的展示？時至今日，我決不敢說已經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但確實也作了一些探索和努力。簡而言之，就是對素材的選擇時，不僅著眼於它的形象性和生動性，同時還從哲學、社會科學的層次加以審視，注重它是否具備與“思想”聯係的內涵；而在情節的設計和矛盾的推進時，也不僅滿足於對人性和人物命運的充分展示，而且把新思想的產生作為最終的表現目的。譬如，小說用了不少篇幅描寫“君子”營壘內部，在對待閹黨餘孽阮大铖的問題上，在如何參政、幹政的問題上的歧見和紛爭，其著眼點就不僅在於區分是非曲直和忠奸邪正，還在於揭示以革新朝政為職誌的東林、複社運動無可挽回的衰落。而這種衰落，則是黃宗羲等人拋棄舊的模式而轉向新的思想方向和行動方向的起點。又譬如，我還用相當多的篇幅描寫了短命的弘光小朝廷從建立到覆亡的過程，著眼點同樣不僅僅止於揭示“窩裏鬥”的惡果，還在於寫出江南這麽一個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以“存天理，滅人欲”為標榜的宋明理學，麵對統治集團內部的利欲橫流，如何歸於失效和破產；而封建統治思想支柱的這種崩析，則是早期民主思想作為救治社會的新方案，終於脫穎而出的直接動因。再譬如，我在小說中寫了不少明末江南地區的民情習俗、市井風情，同樣不是純粹為了點綴場景氛圍，而是意在展示處於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因素，怎樣滲透在社會生活當中；而這種生活土壤，則是哺育新思想的溫床。不僅如此，甚至我在寫到名士、名妓們的種種風流韻事時，也是把它作為那個變異中的社會的畸形現象來表現，如此等等。當然，這樣說並不等於我在創作過程中隻關心思想，而忽視了形象的重要作用。正相反，我始終認為，文學作品的根本任務是寫人，表現人。這就決定了它必須通過形象來說話。一定的立意雖然是必不可少的，它充其量隻能作為一種內核而存在。生活形象本身有其巨大的張力，作者不應該人為地去製約它，局限它。事實上，我始終是把真實地寫出明末清初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作為總體任務。因為隻有全力做到這一點，早期民主思想的產生才會獲得豐滿的、令人信服的體現。
關於主要人物的思考
作為一部多卷本的長篇小說，《白門柳》寫了不少人物，全書完成之後，估計會達到上百之多。不過，貫穿始終的主角，其實隻是三組人物，即錢謙益和柳如是，冒辟疆和董小宛，以及黃宗羲（至於阮大铖和馬士英，以及在第三部中出現的洪承疇，則是作為他們的對立麵，分別進出於情節發展的不同階段中）。主要人物的這種安排設置，是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其一，作為曆史人物，他們在當時確實曾經共同生活在一個相對集中的地區，並且確實存在和發生過種種聯係和糾葛，從而有利於按照原有的曆史軌跡，構成具有足夠時空跨度的矛盾衝突。其二，這三組人物由於處境不同，性格不同，價值取向不同，因而所走的道路也不相同。而這種不同在他們那個階層當中，又有其各自的代表性。通過集中地描寫他們，可以比較完整地揭示這一階層的曆史麵貌，同時多側麵地展現當時社會巨變。
不過，按照這樣的考慮來確定了主要人物之後，我與其說花費了很大的工夫對他們逐一進行設計和構想，毋寧說始終隻是力求盡可能如實地寫出他們。因為曆史小說不同於其他小說，內中的人物（個別虛構者除外）不管主要也好，次要也好，他們生平事跡，好壞善惡，乃至脾氣性情，音容笑貌，都已經詳略不等地記錄在曆史材料中，不需要也不應該再憑空地加以設計。對於作者來說，重要的是能否真實地寫出他們，而且我始終相信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特殊功能，它能夠引導我對人物的發掘達到意想不到的深度和廣度。事實上，當我這樣做時，我甚至有意識地摒除主觀的好惡，而盡全力去表現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在各不相同的社會地位、文化修養、生活處境、利益關係之中活動著的人性，而把褒貶和評判的權力讓給讀者。因此，如果說我對人物也曾有過思考的話，那麽這種思考是在創作的過程中逐步完成的。我隻是在回過頭去看的時候，他們才變得清晰起來。
錢謙益，這無疑是個複雜的人物。他的複雜性與其說主要是天生的性格使然，不如說更大程度上是環境強烈影響的結果。他一方麵深受儒家思想浸淫，是一位文化層次很高的封建官僚；另一方麵又長期生活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江南地區，是一個受到市民意識潛移默化的大地主。這兩種價值取向不同的觀念，使他的心靈深處經常交織著“義”與“利”的激烈衝突，並且強有力地製約著他的思想和行為。因此，當道義之念占上風時，他會在早期甘冒殺身之禍而同閹黨勢力對抗，成為東林派的中堅分子；會充當複社的後台而受到士林的擁戴；還會在江南擁立新君時，挺身而出奔走策劃；甚至在全書結束時，毅然重歸複明運動的營壘。而當利欲之念占上風時，他又會置當時的社會道德規範於不顧，公然迎娶柳如是；會為了達成起用複官的政治交易，陰謀為閹黨餘孽阮大铖翻案；會為了保住烏紗帽，向政敵馬士英等人搖尾乞憐；還會為了身家性命，無恥地積極參與向清兵獻城投降。應當說，這樣一種雙重性格，並不僅僅為錢謙益所獨有。在當時的江南名士群中，不管是忠也罷，奸也罷，正也罷，反也罷，細細推究起來，都或多或少具有這種特性，隻是具體的表現不同而已。正是在這一點上，錢謙益顯示出了他的典型意義。
柳如是，作為一個出身微賤而又強烈地希望改變自身地位的風塵女子，她的市民式價值取向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從良的希望幾度破滅之後，毅然投入比她年長35歲的錢謙益懷抱，無論辯護者怎樣渲染她對後者學識才情的仰慕，也無法掩蓋這一主動行為的強烈功利目的。不過，這與其說是可鄙的，毋寧說更值得同情。因為就實質而言，這隻不過是對命運的一種抗爭。何況其反抗之強烈和對封建禮法的冒瀆，實在遠過於同代婦女之上。這不僅表現在她不惜斷然犧牲正常的男女情愛，表現在她對錢謙益的成功控製，表現在她對錢家權力的攘奪，而且還表現在她對榮耀的渴求歸於幻滅時，甚至不惜一死以殉；最後，又是由於她的推動，使錢謙益重新投入反清陣營。這是一個身上有著某種新因素的複雜女性。她不僅受到今人的欣賞，而且即使在明清那樣的封建時代，對她的評價也並非一邊倒的詆毀，原因恐怕正在於此。
冒辟疆，出身高貴，才華豔發，儀容俊美，名滿士林。這是一位翩翩佳公子，可惜生於混濁的亂世，從而注定了他不可能有美好的命運。他是高傲的，因而無論是在社會交往中，還是在家庭生活裏，都難免落落寡合，義務的承擔多於溫情的享受。他又是軟弱的，因而空有濟世宏願而不能作義無反顧的奮飛。更致命的缺陷是他根本不理解民眾，更不可能投身於民眾之中。因此他雖然苦持節誌，拒不與征服者合作，卻找不到改變局勢的任何出路。於是獨善其身就成了他唯一的選擇，但種種竭蹶和辛酸也由此而來。在明清之際那個天崩地解的時代，很有一批知識人士屬於這種類型。地位和生活的急劇跌落正反映了當時的陵穀滄桑。
董小宛，作為風塵弱女，她同樣冀望通過從良來改變自身的命運。但與柳如是不同，她始終執著於對愛情理想的追求。為此，她虔誠地拜伏於封建禮教腳下，矢誌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名恪守閨範的淑女，以此求得接納和寬容。表麵上，她取得了成功，但實際上卻徹底失敗了。在冒家，她充其量是一件玩物，一種擺設，一名奴仆。她全力維護家庭，家庭卻始終把她視為異類；她把整副身心都奉獻給丈夫，卻一直得不到丈夫的真正愛情。隻是在心靈和肉體深受損害而終致過早夭亡之後，才換得良心發現的丈夫一紙哀感的懺悔。而這，其實又是那個時代多少癡心女子的共同悲劇！冒、董姻緣長期以來一直被套上理想化的光環，而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如今還其曆史的真相，並非為了聳動視聽，而是在於揭破封建禮教的冷酷和殘忍。
黃宗羲，同樣生活在江南這麽一個商品意識相對濃厚的地區，但與名士群體中的其他人相比，他的性格看起來卻“單純”得多，利欲之念似乎未能侵蝕他的心靈。就行動準則而言，他更接近於虔誠的正統儒家信徒。但是他的反叛也同樣令人瞠目結舌——對封建製度的強烈質疑和憤怒批判，使他發出振聾發聵的驚世之論。究其原因，是由於他屬於“思想型”的人物，視發現和堅持真理為人生意義的最高體現。與錢謙益等“生活型”的人物不同，他是從天下萬民的宏觀角度去拷問現實，進而發現利欲的內在合理性。因此他能夠把這種觀念升華為一種理想，而脫略其原始的、往往是粗鄙的外殼。毫無疑問，固執而且時帶偏激，是這位人物的一大性格特征。但恐怕這也是許多思想家的通病。過於通達隨和，充其量隻能是一位實踐家而已。
以上幾位人物，是屬於維係全書，貫穿始終的最主要角色。此外還有一些人物如陳貞慧、周鑣、侯方域、方以智、阮大铖、馬士英，以及第三部中出現的洪承疇等，在書中雖然也占有相當分量，但由於他們隻集中活動於某一情節發展階段中，而或先或後地又退出了中心場景，所以都算不上主要人物，就不再一一在此論列了。
關於第三部的構想
我從1981年開始從事《白門柳》的創作。一晃眼看13年過去了，說來慚愧，時至今日隻完成出版了兩部，即《夕陽芳草》和《秋露危城》。至於第三部《雞鳴風雨》，目前仍在創作之中。進展之所以如此緩慢，原因無他，一是才思蹇滯，反複頗多；二是覺得既然要寫，就盡可能花點力氣寫好它，不敢操之過急，以致誤己誤人。此外，就是進入第三部之後，我擔負的本職工作突然增加，寫作隻能靠業餘時間見縫插針地進行，就越加拖延了下來。
現在，第三部已經完成了將近二分之一，還剩下一半多，依然任重道遠。不過理清脈絡，盤旋蓄勢等最困難的階段已經打發過去，估計這剩下的部分進展會快起來。如果沒有大的意外幹擾，明年底以前應該能夠完成。
關於這第三部所寫的內容，自然離不開當時的曆史進程。具體地說，就是清兵的大舉南下和江南民眾的反抗鬥爭。事實上，作為社會巨變的又一重大關節，這一段不能也不應予以省略。而且，就藝術表現而言，小說發展到這裏也需要變換視角，再起波瀾。如果說，第二部集中描寫弘光小朝廷的內部惡鬥，那麽，轉移到更廣闊場景上去寫軍事抗爭和民間浩劫，也正好為讀者提供了新的興奮點。不過，作為全書的結穴收束，這一部還麵臨著一個至關重要的任務，就是必須對前麵列舉的那些主要人物的命運，作出最終的交代。也就是說，要使讀者對他們——無論是作為曆史人物還是藝術形象，都有一個相對完整的概念。這件事說難不難，說容易其實也並不容易。加上我寫作的習慣一向是顧前不顧後——隻管前頭怎麽寫，對於後麵如何發展，基本上不去理會，而任憑它按人物情節的發展邏輯自行推進。明白一點說，就是邊寫邊想，邊想邊寫，甚至對於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也是在寫作的過程中同步進行。小說前兩部都是這樣完成的，因此，對於這最後一部如何收束，當初並沒有明確的方案。也曾設想以黃宗羲抗清失敗，歸隱家中，撰寫《明夷待訪錄》，向封建主義發起批判作為全書的結束。但後來又覺得這樣安排，“主題”是夠鮮明突出了，卻失之於過分刻意和顯露，未必就佳；加上人物自身的“造反”，這一情節已經在第二部結束時提前出現，於是隻能放棄。至於另外的設想，例如以錢謙益之死以及柳如是的自殺（也就是所謂錢府家難）作結，就情節而言也許不失為曲折緊張，人物結局的交代也足夠徹底。但那件事發生距南京陷落的20年後，未免實在扯得太遠。雖說藝術允許虛構，但為了寫小說的方便，硬讓兩位曆史名人“減壽”一二十年，我卻缺乏這種勇氣——就這樣，我被這個問題絆住了。有相當一段時間都無從下筆。
碰到這種情形，隻好回過頭來研究材料。我國著名曆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的晚年名著《柳如是別傳》，我是經常研讀的。這部皇皇八十萬言的學術專著，運用乾嘉學派的嚴密考證方法，從大量的晚明史籍中鉤沉抉隱，揭露出一個幾近湮滅的重大秘密，這就是在當時的江南地區，除了史有明載的大規模武裝反抗外，還存在著一個反清的地下組織。它由不甘心屈服的前明舊官、社會名流、市井義士乃至閨閣婦女組成。他們策劃於暗室，奔走於城鄉，聯絡反清力量，傳送重要情報，營救被囚人士，策反明朝降將，做了許多困難而又危險的工作，唯其如此，在反清鬥爭歸於失敗後，這種情況便被嚴加掩蓋，禁絕外傳，因而一直不為外人所知。據陳先生的考證，在這些人物中就包括錢謙益、柳如是、黃宗羲、沈士柱、餘懷、冒襄等。特別是錢謙益，陳先生經過反複考證後認為：此公在弘光政權崩潰時，雖然參與了獻城投降，但由於後悔失節，加上對清朝統治的不滿，而主要是由於柳如是的大力推動，終於重新投向反清複明的陣營。這一重要的學術發現，如果說對於我塑造錢謙益的形象，曾經提供了豐富的啟示的話，那麽當我再度深入思考之後，就進一步發覺，錢氏的這一轉變，還可以成為全書的收束。我是這樣想的：就人物命運而言，黃宗羲在第二部的末尾，由於身陷牢獄而極度悲憤，終於發出那一番驚世駭俗的反封建宣言，實際上已經達到了他最光輝的頂點。接下來的活動隻是一種延續和補充。而冒襄和董小宛，在第三部中作為亂世的難民，在經曆了種種艱危，終於回到故裏之後，由於既不肯與清朝合作，又沒有勇氣投身抗清事業，於是以遺民之身清貧自守，也就成了他終其一生的結局。如果再把錢謙益這一樁公案料理完畢，那麽三組主要人物的最終結局就算都作了明確交代。此外，還有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事情都發生在順治五年（1648）以前，時間跨度不大，在描寫上不需要作過多的省略和跳躍，因而有利於全書既定風格的保持。
這樣考慮清楚之後，第三部的基本脈絡也就大體出來了：在時間安排上，我讓它緊接第二部，先從北京寫起，寫清朝入主後那裏的大體情形，然後集中展示降清的漢官們為了逃避剃發之辱所進行的一場軟弱的抗爭，目的是由此引出清朝悍然向全國頒行剃發令。而這一蠻橫的命令，又成了引發各地大規模反抗的直接導火線。接下來，才重新折回江南，寫冒襄挈家逃難，寫黃宗羲投軍抗清，寫錢謙益以降官之身赴北京陛見。意在通過三組人物的分寫，展示當時社會大動亂大破壞的圖景。與此同時，帶出洪承疇作為前明降官同他們之間錯綜複雜的鬥爭。再下來，就寫黃宗羲武裝抗清失敗，逃入四明山；冒襄曆盡艱辛，帶領家人回到如臬家中：錢謙益離京南歸，與留守南京的柳如是相見。到了小說的後半部分，就集中描寫錢謙益因黃毓祺“謀反”案受牽連，被捕入獄，柳如是在反清秘密組織的幫助下全力營救，而南明魯王政權鑒於洪承疇的存在對義軍威脅極大，決定施行反間計；同時密令黃宗羲前往南京，協助營救錢謙益，並勸說錢氏反正。最後全書以洪承疇獲準離任北返和錢謙益決心回歸反清陣營而結束。
以上便是正在創作中的第三部的大致走向。應當說，其中的基本情節都有曆史依據，當然也不排除某些藝術的虛構，例如黃宗羲奉命策反錢謙益就屬於此類。不過，他們之間有著秘密聯係，則仍舊是事實。未了，也許還應當說明的是，第三部取名《雞鳴風雨》是用的《詩經》中“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的句意，當日的時勢確實是“風雨如晦”，山河變色。以“君子”自許的這些士人們，經曆了國破家亡的九死一生之後，又重新走到了一起，恐怕各自必有著悲喜交集的無窮感慨吧？雖然曆史最終沒有給他們安排更加光明的前途，但作為一種深沉的遺恨和慘痛教訓，相信仍舊會給後人留下一些有益的啟示。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恐怕就是他們，同時也是作者的莫大欣慰了。
關於對曆史小說創作的一點見解
這個題目不大好回答。倒不是不能說出點什麽來，而是因為這類問題從來都屬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更何況如今是個藝術多元化的時代，身為作者而侈言怎樣寫才成，怎樣寫不成，恐怕注定要討不了好去。不過，完全不回答似乎也有失恭敬，那麽就姑妄言之吧。
我的見解不多，隻有三點：
第一，希望寫得更“真實”一點。“曆史小說”這四個字中“曆史”與“小說”各占一半。光有“曆史”而無“小說”，固然不成；光有“小說”而無“曆史”，同樣令人遺憾。正確處理好這二者的關係，實際上就是正確處理好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問題。以我“僵化保守”的眼光看來，正如一部現代題材的小說，除非寫到舞台演戲，否則裏麵的人物就不宜發言則滿口之乎者也，衣冠則烏紗直裰，出門則乘馬坐轎，行禮則下跪叩頭。同樣，寫曆史小說，如果其中的人物滿口現代語言，滿腦袋現代思想，正值父喪而依舊上京趕考，造訪友人而邀其妻妾共語，謁見長（平）輩而直呼其名，皇帝未死而稱其諡號，如此等等，雖然作者認為可以不受“小節”所拘束，或者以為今天的讀者蒙昧可欺，我卻始終不敢苟同。至於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處理，就更加應當謹慎，如果認為藝術允許虛構，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把正麵人物寫成反麵人物，或者把千秋罪惡美化為不世奇功。這對於古人固然是一種罪過，對於今人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要醫治這種毛病，除了加強鑽研，提高學養之外，恐怕別無他法，如果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或者也可以快意一時，卻終究難逃識者和後世之譏。
第二，希望站得更“高”一些。在現代題材的小說創作中，對於人和事的強烈道德褒貶，往往是寄寓作者的創作激情，進而喚起讀者深切共鳴的有效手段。但對於曆史小說來說，由於時空距離所形成的古今道德觀念的差異，卻使作者在進行褒貶時，往往陷於進退失據的困境——既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標準去要求古人，又不能犧牲今人的道德立場去遷就古代的標準。而道德激情的這種猶疑和失落，則直接導致了作品的平庸。事實上，時至今日，不少眾口宣揚的老故事，其中所標榜的忠奸善惡標準，實際是經不起深入推敲的。為了擺脫這種困境，作者不妨讓自己的激情來一個超越和轉移，從以道德價值為附體，轉向以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為附體，更自覺地從曆史中看到人類前行的艱苦而壯麗的曆程，更自覺地從曆史中發現文化之美。而在此過程中，激發起強烈的創作衝動，並以這種激情去打動讀者。這無疑是一種立足更高的視角，對作者的要求也更高，但克服平庸的出路恐怕也正在於此。
第三，希望展示得更加“豐富”一點。曆史小說並不等同於曆史教科書。這一點恐怕不會有什麽爭議。但對於二者的區別，如果僅僅理解為小說應該更加形象、生動和允許虛構想象，恐怕還是遠遠不夠的。我以為，二者的區別還在於教科書以交代事件為目的，而小說則應該致力於再現當時的生活。對於曆史小說來說，一定的事件無疑是必不可少的，但更加需要的是教科書所沒有提供的那些部分，也即是能夠使當時的生活變得具體起來、豐富起來、鮮活起來的種種細枝末節。做到這一點的難度不在於作者缺乏想象力，而在於缺乏想象的依據。結果虛假不實和幹癟萎縮便成了通病。事實上，有關日常生活的記載在史籍中是最缺乏、最粗略、最不完整的。但是我仍舊建議同行們不憚其煩，反複搜求，以期使我們筆下的曆史生活氣息，濃厚得有如一幅幅《清明上河圖》。
1994年7月
附注：寫此文時，第三部《雞鳴風雨》尚在創作中。文中談到的一些構想後來已發生較大的變化，這裏是作為曾經有過的想法予以保留，以存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