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縱橫談
※嶺南文化縱橫談
發展觀與多元論：換一種標準看地域文化
關於嶺南文化的問題，近年來已經討論得不少。這對於深入認識廣東，無疑是有益的。探討也逐步趨於深入。但毋庸諱言，時至今日，作為一種地域文化，嶺南文化仍舊受到一些人的質疑，覺得在中華文化的總體格局中，很難給予它明確的定位，就更別說多麽高的評價了。雖然這種質疑在廣東近年所取得的巨大進步麵前顯得越來越蒼白無力，但作為一種觀念，卻似乎根深蒂固，這到底是什麽緣故呢？
其一，其實不僅是嶺南文化，同樣的質疑也存在於其他地域文化中，隻不過這些年廣東名聲在外。因此，關於嶺南文化的話題也就更加令人感興趣罷了。其二，之所以出現這種傳統觀感和現實地位的錯位，並不完全是由於質疑者對廣東懷有什麽偏見，而是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說到底，就是持什麽樣的觀念來評判文化的問題。事實上，文化作為人類社會的產物，和其他事物一樣，它的生成、存在和變化發展，是受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製約的。就時間而言，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一再飛躍，決定了文化的格局不會是靜止的、恒定的。由此引申，評判文化就要相應有一個變化的觀點，一個發展的觀點。另一方麵，就空間而言，不同地域的存在，不同生成環境的存在，決定了文化的格局也不可能是純粹的、齊一的。由此引申，那麽評判文化還要相應有一個多元的觀點、包容的觀點。
但是，在古代中國，由於曆史所形成的發展優勢，從而形成了一種一元的、靜止的文化評判觀念。曾經在很長的歲月裏，不但以世界中心自居，而且把自身的一套文化視為至高無上的文明標誌，認為隻有自己才有資格稱之為“人”，而將持不同於中國文化價值觀的地區一律稱為“四夷”，把在那裏生活的人看成是未經教化的“虎狼禽獸”。這種唯我獨尊的文化標準，在中國人心目中曾經根深蒂固。直到進入近代，經曆了一百多年的深痛巨創，才發生了重大改變。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並承認：盡管我們的文化在世界上曾經長期處於領先的地位，但後來卻嚴重地落後了；而且我們的文化也並不是唯一的文化，世界上還存在著各種不同傳統和性質的，但同樣應當受到尊重的文化。這無疑是認識上一個巨大的進步。
相反，當今世界範圍內卻出現了一種值得深思的情形。過去長期被歐洲大陸人看不起、被認為沒有文化的美國，經過兩百多年的迅猛發展，終於變成唯一的超級大國，到今天，它卻認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上至高無上的文化，並試圖用強硬的方式和手段向全球推行它的價值觀，結果遭到激烈的反抗，引發了亨廷頓當年所預言的“文明的衝突”。對於這種唯我獨尊的文化霸權思想，美國與西方的文化學者也多有批判。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代的中國對於世界各種不同文化的個性與價值抱有充分的認識與尊重，在國際交往中倡導和諧、多元的理念，從而獲得越來越廣泛的好評。這使我受到啟發，對待世界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固然應當用發展的和多元的觀念作為評判的出發點；同樣，在對待我們自身文化的內部構成時，恐怕也需要如此。如果是用一元的、靜止的文化標準來衡量包括嶺南文化在內的地域文化，就難免出現脫節與錯位；但如果改而用多元的、發展的文化標準來審視，思路也許就會開闊得多。
問題在於，直到目前，在對待自身內部的地域文化的問題上，不少國人卻似乎還缺乏這種自覺，仍舊習慣於用單一、正統的觀念作為評判的標準。當然，這裏麵的原因，說來相當複雜。除了仍然受傳統的思維方式支配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在於：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不同，較之本民族內部各種地域文化之間的不同，相對說來，前者的區別更為明顯，表現為本質上的不同；而同一民族內部的各種地域文化，則基本上是同質的，既同根又同源，其主要方麵無疑為共性。因此之故，其個性就更容易被有意無意地忽視、歧視甚至排斥。
但是，正如一母所生的不同兒女，地域文化既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的共性多一些，有的個性明顯一些。地域文化和它所隸屬的文化體係之間，既是統一的，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不能因為其與文化母體相比，表現出若幹變異，就認為“沒文化”，這顯然不是一種多元的、發展的觀點。事實上，恰恰是地域文化在相對獨立存在和發展中所產生的這種變異，使它所隸屬的文化體係得到不斷充實和豐富。而且，一個時期對文化體係貢獻較小的地域文化，在另一個時期的貢獻卻可能很大，這種情形，從中華文明在不同曆史階段和地域中所發揮的作用，可以得到充分印證。所以隻有徹底擺脫一元、靜止的傳統習慣思維，用多元的、發展的觀念來審視中華文化，才能理解其無比豐富性和持久的生命力，才會秉持一種包容、平等、客觀的態度去對待地域文化，才能真正認識其價值、得失和貢獻。
“雜交”：嶺南文化的生成
具體談到嶺南文化，我們不妨先稍稍梳理一下其形成的脈絡。嶺南古稱嶺表、嶺外，是指中國五嶺以南，包括今廣東、廣西、海南等在內的廣泛地區。五嶺（亦稱南嶺）山脈位於今廣東省北部和湖南、江西兩省之間以及廣西的東北部。古代交通不便，而嶺南山高林密，猛獸、毒蛇、蚊蟲群出，加之氣候惡劣，多發瘧疾、傷寒等地方性疾病，因此嶺南地區與嶺北的中原地區長期處於隔絕狀態。直到唐代，嶺南仍被視為“南蠻”化外之地、瘴癘病毒之鄉，令嶺北的中原人望而卻步。其實嶺南地區稟賦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熱帶、亞熱帶氣候，日照長，陽光充足，夏長冬短，受海洋暖風氣流的調節，雨量充沛，這有利於農作物和各種熱帶、亞熱帶水果、花卉等經濟作物的生長。區內最大的河流——珠江，其幹流自雲南烏蒙山地發源，經貴州、廣西，自西向東流入廣東，在廣東稱為西江，與境內源自江西的東江、源自湖南的北江形成縱橫交錯的珠江水係。珠江流入廣東省南部出海，入海口支流稠密，河網廣布，衝積為珠江三角洲平原。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水產豐富，乃天然的“魚米之鄉”，又是工商、貿易繁華之地。嶺南地區河流眾多，終年不封凍、不斷流，水力資源豐足，水上交通發達。在廣東省境內，自東向西，海岸線長達8400公裏，同時，南海諸島特別是海南島、廣西境內也有漫長海岸線，因此有人稱嶺南文化為“水文化”“藍色文明”等等，與中原內陸文化、“黃色文明”比較，具有自身鮮明的特色。
嶺南地區的遠古文化最早可追溯至13萬年前馬壩人、柳江人的文化遺址，而後又有具有母係氏族社會特征的西樵山文化遺址、具有新石器晚期和父係氏族社會特征的石峽文化遺址等考古發現。嶺南古代文化，先秦時期主要為當地百越族人創造的，以蛇圖騰、斷發文身習俗和幹欄式巢居建築等為特征的原生態文化。秦代統一嶺南，設南海、桂林、象三郡，向嶺南地區屯兵移民，並在今廣西興安開辟靈渠，聯係湘江水係和珠江水係，使嶺南開始接受中原文化影響。此外這一地區最早接受外來文化影響，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都是從此地登陸的，特別是近代以來與西方文化的交流，更是開風氣之先。大致說來，嶺南文化的形成是一個“雜交”的過程，主要有三個源頭：一是古代百越族，即當地土著居民創造的原生態文化，如前麵說到的斷發文身與幹欄式建築等，這個源頭在今天還可依稀見到。如斷發文身，是當時長期在水上生產生活的土著居民的原生態文化，包括喜赤身裸體、生食水產等，半個世紀前還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水上生活的疍家，就保留著很濃的這種氣息，而嶺南人不重衣著，偏愛赤腳、赤膊等，大概多少也與此有關。第二個源頭就是中原文化的決定性影響，由曆史上幾次大規模移民所形成，這是我們今天所說嶺南文化的根源和主體部分，嶺南文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也主要體現在這裏。第三個源頭，就是來自西洋、南洋，甚至包括非洲、美洲等地的異域文化影響。對這一源頭人們以往說得較少，對其意義認識也不算深入。人們大多還是從文化交流方麵來看嶺南文化與外國文化的關係的，其實這裏也包含著接受影響與融合的內涵，各種不同性質、不同形態的異域文化因素，成為嶺南文化的有機構成。這是決定嶺南文化鮮明個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嶺南文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進程的特殊貢獻，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此。嶺南文化由這麽三個源頭“雜交”形成，這是非常獨特的，也為其他地域文化所少有。
當然，三個源頭中，比較起來，第二個源頭，即中原文化的影響是決定性的。以前人們談嶺南文化時，偏愛著重談百越族的原生態文化，認為這是其本根。應該說，這固然是嶺南文化最初的起源，但是其根本性的本質，還是中原文化決定的。這道理，正如我們說到美國文化時，應把歐洲文化，而不是印第安文化視作其根本一樣，盡管印第安人創造的文化事實上是美國文化最早的起源。
嶺南的文化，大致說來，秦漢之交恒山郡真定縣（今河北正定縣）人趙佗一度割據嶺南立國，稱南越武帝，定都番禺（今廣州），是百越原生態文化與中原文化兼容交匯的一個繁榮時期。到兩晉南北朝，嶺南地區迎來一次中原移民高潮，帶來地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進一步融合、發展。唐代張九齡開辟南嶺驛道，嶺南嶺北建立陸上交通，交流日趨頻繁，文化融合更加深入和廣泛。在此之前，嶺南文化的發展基本上還是被動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到了唐代，嶺南人的獨特創造開始反過來對中原文化的發展作出影響和貢獻，其標誌就是惠能確立的佛教南派禪宗。到了兩宋時期，中原地區再向嶺南大規模移民，以南嶺腳下的珠璣巷為據點，再廣泛遷入嶺南各地。由此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基本完成，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有機構成的嶺南文化基本成形。到了明代，終於出現了為中華傳統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貢獻的“白沙學派”（又稱“江門學派”）。嶺南江門人陳獻章（陳白沙）創立的“心學”，上承程朱理學，下啟陸（九淵）王（陽明）心學，成為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明朝末年又有中原向嶺南地區的大規模移民，自此嶺南和中原各地成為一體，嶺南地區人才輩出，文化創造不斷，難分嶺南嶺北。
以上是從曆史的縱向發展來說，如果從橫向的構成來考察，中原文化對嶺南文化的決定性影響，大概涉及三個方麵。一是本地王朝政治，如秦漢之交趙佗的南越國、五代十國時的南漢劉氏王朝。這些偏安嶺南的小王朝，麻雀雖小五髒俱全，有從中原引入的成套的典章製度與政治文化，而南越的趙氏與南漢的劉氏都是中原人。第二個因素是貶官文化，許多聲名顯赫的文人士大夫被貶斥、流放到嶺南地區，他們一方麵帶來成熟的中原文化，另一方麵又通過其全國性影響，將嶺南地區的風土人情介紹到全國各地。這些貶官，就廣東來說，最著名的莫過韓愈與蘇軾。韓愈在潮州當了八個月刺史，潮州境內的一江一山從此名為韓江、韓山，所以後人說他“贏得江山盡姓韓”。貶官文化對於潮州的影響如此深入，以至於據說在潮州話中包含有一種“文人讀書音”，就是當時被貶到當地的文官清晨讀書時候的語調與節奏。而蘇東坡的“不辭長作嶺南人”的名句，更使人們對嶺南有了新的認識。第三方麵的因素，是流亡王朝政治，具體地說就是南宋抗元與南明抗清的流亡政權。當時南宋與南明將皇家政治“搬遷”到嶺南地區來了，既帶來成熟的典章製度與禮儀、文化，也帶來大量的文官與士卒，對嶺南人特別是嶺南上流社會的影響之深入，如春風化雨。這三種因素，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中原向嶺南地區的移民，就形成了嶺南文化的本質與主體部分。
從以上嶺南文化形成的曆史可以看出它的幾個特點。一是內涵豐富，就是前麵說到的“雜交”，既有土著的原生態文化，更有正統的中原文化，也有各種駁雜的異域文化。二是個性鮮明，與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嶺南文化的個性顯然是相對突出的，這是因為其土著文化非常獨特，同時又因為大量吸收、融合了異域文化，所以看上去顯得與中原正統文化大不相同；就算其中受中原文化決定的部分，也發生了較大的流變，所以說嶺南文化個性鮮明，而共性之中也包含著個性。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因為它是“雜交”生成的，所以生命力很頑強，適應性很廣泛。
務實、進取、包容：個性、價值、不足
說到“文化雜交”，真是很有點意思。以前人們說一個人也好，說一種文化也好，是比較看重純粹性的。人的血統純粹，就意味著身份高貴。相反，血統混雜，來源不純，所謂“雜種”的，幾乎就是卑賤的同義詞。這種意識在曆史上可說是根深蒂固，直到今天，如剛才講到的一些歐洲大陸人看不起美國人，可能也就存在著鄙視其血統不純的原因。美國文化就是“雜交”的產物了，它本質上是歐洲的，但顯然不是純粹的歐洲血統。美洲的印第安文化、非洲的黑人文化，還有猶太文化、阿拉伯文化、亞洲文化等等，各種來源都有，可說相當駁雜。但美國文化的活力，也正在於此。今天的基因科學已經證明，“雜交”其實是一種生命優勢，近親繁殖反而是有缺陷的，所以對文化上的這種“雜交”，大概也要重新評價了。我們前麵說過，文化標準是發展、變化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標準，對於“雜交”認識的變化，也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一般地講，凡是“雜交”生成的，個性就特別突出。說人“雜種”，就包含著說他野性足、個性特別張揚的意思，不像正統的那麽老實、守規矩。嶺南文化是“雜交”的產物，所以其個性也十分鮮明。對此我曾用三句短話來概括：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不拘一格，是指嶺南人稟性十分務實，做人做事，沒有太多條條框框，判斷是非、決定取舍時特別注重實效，並且善於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及時做出調整。當時中原人在交通十分落後的情況下，遠涉千山萬水，移民到嶺南來，說到底就是為了謀生，為了尋找新的活路，這就決定了他們必須打破一成不變的舊有觀念、放棄循規蹈矩的生存方式，想方設法適應新的環境，以圖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站穩腳跟。另外，不斷湧入的外來移民往往來自不同地域，再加上大量土著居民，觀念和習俗的差異使彼此的關係變得格外複雜，也隻有用不拘一格的心態，才能互相適應，相處共存。
不定一尊，指的是一種多元和包容的心態。我們說嶺南文化是“雜交”生成的，本身就是多元的產物，這就導致它天然地具有包容性。我身邊一些朋友經常講到對廣州這個城市的感受，最強烈的一點就是說其博大，包容性強，似乎什麽人都可以在此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廣州的這種城市文化，大概就是緣於嶺南文化的多元構成。不過，中國幅員遼闊，中國文化本身就包含著眾多的地域文化，所以說博大、包容，也應該說是正統的傳統文化的性質之一了，為什麽說包容也同樣屬於嶺南文化的個性呢？
當然，嶺南文化隸屬於中國文化，嶺南文化的包容本身就體現出中國文化的包容，這是嶺南文化“個性之中的共性”。不過，嶺南文化在包容性這一點上，還是有自身鮮明的特點。其中最突出的是這種包容性不是一種居高臨下式的仁慈與恩賜，而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橫向的平民意識。說來這與其移民曆史頗有關係。就當時來說，所謂移民，說到底，絕大多數都是出於各種原因不得不遠走他鄉的“落難者”，而對於土著居民來說，他們又是毫無根基的“外來者”，因此誰也不比誰更優越、更顯貴一些，於是自然就得用一種較為平等謙和的態度來處理彼此的關係了。事實上，移民離鄉別井到了嶺南，原有的一切都不複存在，也不被承認，一切都得從頭開始。你想站穩腳跟，就得自力更生。而由於遠離政治權力中心，門閥等級的防範限製相對薄弱，隻要有真本事，也就容易有出頭之日。在這種生存環境下，加上海外貿易的發展，民間的依附心理也隨之淡化，相反催生出一種較普遍的平民意識和自立意識。至於嶺南文化的第三種個性，就是不守一隅。為了生存和發展，不惜經常變換生活的環境和方式。這可以說也是一種典型的移民心態——當年離開故土，就是因為不肯固守一隅，坐以待斃。因此為了活得更好，不斷轉換方式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如果在嶺南活得不順心，他們就幹脆跑到海外去。
不拘一格的務實、不定一尊的包容、不守一隅的進取，嶺南文化的這幾大個性，是這地方的曆史條件決定的，特別是其移民曆史，可以說與此有著直接的關係。同時我想，這與嶺南地區的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大約也有關係。例如，地處邊陲，遠離政治中心，禮法教條約束相對鬆弛，物質欲望得以放縱，從而形成文化的強烈務實性；氣候溫暖，物產豐饒，百姓的活路較多，活法各異，形成文化的包容性；地廣人稀，遷徙容易，加上瀕臨大海，對外交流便利，就自然不守一隅，形成進取的個性；等等。現在，我們可以對嶺南文化的個性價值作一評價了。我們說換一種標準看地域文化，就是要尊重地域文化的個性，認識其價值與意義。而我們又說嶺南文化是“雜交”生成的，而“雜交”是一種生命優勢。那麽，嶺南文化的價值與優長之處，體現在哪裏呢？
當時從中原南來的移民，大概是中國人中最富有冒險精神，最能夠吃苦耐勞，對物質的追求最強烈、執著，同時最酷愛自由、最沒有戀土思想的一群了。上麵說的這許多“最”，應該說都是有價值的，這可以看作是嶺南文化的某種天然的價值，因為嶺南文化的主體與本質部分，就是由這些人創造的。我想，對嶺南文化的個性價值可以簡單地作這麽一個概括：一是由務實的個性決定的競爭力，二是由其進取的個性決定的創造力，三是由包容的個性決定的親和力。先說嶺南文化的競爭力。所謂競爭，歸根結底就是實力的較量。而實力的形成，不能靠空談，而必須腳踏實地地不懈努力，一步一步積累成果，充實壯大自己；也不能死守過時的教條，而要善於從實際出發及時調整行動的方式方法。嶺南人特別務實，對實際效益的追求十分明確和執著，靈活機動地應對障礙，克服困難，達到目的。厭惡不切實際的空洞說教，尤其不會把時間花費在無謂的爭論上。當然，這也就抓住了競爭的本質，抓住了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
曆史上，以儒家學說為正統的中國文化為了壓製物欲，平息競爭，特別強調重義輕利的“君子之道”和不可改變的“祖宗家法”，這在閉關鎖國的大一統時代也許還行得通，但到了近代，麵對世界範圍的群雄爭霸，這種過時的禮教就成為束縛思想、限製行動的繩索枷鎖，就連曾國藩這樣的人物，在同西方列強談判時也居然大擺謙謙君子的風度，被對方得寸進尺，結果大吃其虧。從這點上說，嶺南文化務實的個性，可以調整傳統文化的某些偏頗，這是嶺南文化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之一。
現在再說文化的創造力。我們知道，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十分綿長、成熟的，這也就容易形成一種運作慣性。相反，新的發明、發現、改革、創新，往往舉步維艱，進展緩慢。例如做學問，人們常常滿足於闡釋經典，卻較少因應現實的需要提出標新立異的看法。與此有所不同的是，嶺南人總是願意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民間說“頭啖湯”最甜，也是個進取、開拓、嚐新的意思。當年的移民不遠萬裏，到嶺南來尋求新生活，麵對全新的環境，需要不斷探索，大膽嚐試，奮力進取。這種傳統就決定了嶺南人本性中有一種敢於冒險的精神，我國文化史上的偉大人物，產生在其他地域的較多是“集大成者”，而嶺南的文化巨子，往往都以“開風氣之先”著名。如禪宗六祖惠能，就是使西來佛教成功地中國化的人物。而明代大儒陳白沙，也是破除了對理學的尊崇，發展出自身的心學。特別是近代以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無一不是開全國風氣之先的人物。此外，嶺南人還創造了許多個“第一”，如第一個現代公司，第一家新聞報刊，第一所新式學校，第一個電影家，第一個攝影家，等等。還有如黃埔軍校，對現代曆史的貢獻更是直接而巨大。到了今天，改革開放以後，嶺南人民的觀念變革、製度創新等文化創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的貢獻更是有目共睹。
不久前，報紙刊登一個消息，說最近公布的全國知識產權注冊數量，廣東省居於全國第一。其實廣東的文化與科技、教育水平，顯然是排不到全國第一的，而知識產權第一，似乎也可作為嶺南文化創造力強的一個例子。
至於說到嶺南文化的親和力，我想大家的感受會更加明顯一些，正如不少朋友經常感受到廣州這座城市的包容性一樣。這裏自古沒有傳統意義的高門望族，等級觀念遠不如嶺北內地濃厚，人們的精神氣質，也是不卑不亢，不講究出身，也不太重師承和來曆，信奉平等精神。平民化、大眾化色彩極強。對於人也好，文化也好，天然地沒有門檻，誰都很容易進來，進來以後憑自己的本事立足。所以這環境能夠吸引眾多人才前來施展身手，而各種各樣的文化，也總是最先從這裏登陸。這就是親和力了。
以上這些都是嶺南文化的個性價值，也是嶺南文化可以對於中國文化做出的貢獻。不過我們還應該更加深入地探討一下嶺南文化的個性：這種個性價值很明顯，然而是否也存在著不足呢？比如講到親和力，在肯定其平民意識的時候，我覺得其實也不能回避這問題的另一麵，就是精英意識不足。嶺南這地方，好比一片陽光燦爛的沃土，最適合來自各方的種子普遍發芽，草木自由生長。不過，嶺南人對於“參天大樹”卻似乎有一種天然的排斥心態，似乎擔心它遮蔽了陽光，剝奪了眾多草木的生長權利。因此，對於自己的名家大師也不大熱心加以造就和推崇；一些成熟的文化成果，也缺乏有力的保護、宣揚和開發。這就是精英意識不足，是與其優點同樣明顯的缺陷了。
事實也的確如此。前麵講到的嶺南的許多“第一”，都是在嶺南土地上開花，卻在別的地方結果的。如廣東人最早“發明”了電影，電影廠卻是在上海建起來並成為電影業中心的。當年陳白沙在京城成名，梁啟超也是要在離開嶺南以後才獲得最大的成就。這些，大概就與嶺南文化精英意識不足有關。同樣，講到文化創造力，也存在著問題的另一麵。就是嶺南文化往往表現為感覺敏銳，反應迅速，勇於嚐試，善於出新，開風氣的爆發力好；然而，往往耐力不足，定力、持久力不夠，這使得發明創造難以做到根深葉茂。曆史上的嶺南，文化巨子不時出現，卻從來沒有出現群星璀璨或眾星拱月的局麵，往往是某個大人物突兀而起，卻看不到一個深厚的文化淵源和長盛不衰的流派，大約就和這一缺陷有關。
講到務實、競爭力，其實也存在問題的另一麵。人們常講廣東人“會生孩子不會起名字”，這的確體現了徹底務實、不慕虛名的特點，實際上卻不完全是個好事。例如由此導致的不重視思想理論層麵的總結和提升，對高層次文化的價值和作用認識普遍不足，缺乏敬畏之心和自覺的追求。嶺南人普遍有種小富即安的思想，往往滿足於淺嚐輒止，抱負不夠宏大，不願下大力氣大工夫把事業做深做透。嶺南人特別務實，固然是一種優長。可是當實力發展到一定時候，需要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蘊去支撐高遠的理想與目標時，這種個性就成為局限了。
嶺南文化對於當代文化建設的啟示
現在我們可以對本文的討論作一個總結：嶺南文化是一種具有鮮明個性的地域文化。這種個性是由嶺南地區獨特的自然條件與曆史條件，以及以中原移民為主體的嶺南人的精神氣質所決定的。嶺南文化的個性，主要表現為務實、進取、包容，並以競爭力、創造力、親和力等特殊的價值，在中華文化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以發展的、多元的觀點看待嶺南文化，我們就能更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其實，不光是嶺南文化。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俗語說“百裏不同風，千裏不同俗”，不同地域自然條件、曆史條件和人文氣質的差異，就形成了性質不同、形態各異的地域文化。應該說，包括少數民族文化在內的各種地域文化，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既豐富和發展了中國文化的內涵，也是中國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具體體現。它們與嶺南文化一樣，都以其獨特的內容和方式為中國文化的豐富發展做出貢獻。
因此，今天我們在這裏討論嶺南文化，還有另一層意義，就是由此引發出對其他地域文化的新關注。那麽，像以下一些感悟，對當代文化建設來說應當是不無益處的：
第一，要用新的標準，新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舍棄一元的、靜止的傳統文化意識，運用發展的眼光與多元的觀點，全麵審視和充分認識地域文化的個性和價值。
第二，地域文化各有長處與不足，地域文化不應妄自尊大，坐井觀天，更不應以自身的地域傳統為標準，貶低排斥對方，而是要自覺地相互學習借鑒，取長補短，改造和發展自身，努力使自身跟上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發展潮流。
第三，要營造一種氛圍，讓各地域文化有充分的發展空間。隻有當這一點實現之後，地域文化的個性與活力才能充分顯示出來，才有利於我們充分整合和調動各地域文化的積極因素，促進中華文化進一步繁榮和發展，最終實現民族的偉大複興。
2007年“五一”勞動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