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記阿伯
爺爺在世時住在祖堂靠北麵的一間，我們則住在院子北麵外手的兩間，中間有一間和舍頭是爺爺的嫡堂兄弟家的房子。
他們不朝大院子開門，因為後院還有他們的房子。
等爺爺過世後，他家把舍頭那一間拆了，又去別處造了新房。
舍頭那裏成了連接後麵庭院的穿心弄堂。
弄堂南端的那間舍頭是我的阿伯家。
阿伯和我父親一樣也是上門女婿，都是從村子往西大沙公社青嶴大隊出來的。
父親姓鮑，他姓滕。
他比我父親小一歲，但是他的老婆比我母親大2歲。
按照族裏的規矩，我該叫他伯父，舟山話叫“阿伯”。
這是我在村裏唯一一個叫阿伯的人，也是村裏最有頭有臉的人。
他也是家裏遭了火災，帶著一個未成年的弟弟來村裏做了上門女婿。
伯母家隻養大她一個獨苗，房子比我家多一點。
後院上些台階還有幾間雜房。
後門口還有一口自家挖的小水井。
那井水也能喝，小時候為了圖方便也去拎過。
拎著水穿過他們的房子，往往會滴些水在房子的泥地上，從來沒見他們責怪過。
我們兩家的關係一直象親姐妹家一樣。
村裏同輩的人叫我伯母“大阿姐”，叫我母親“小阿姐”。
實際上她們倆的同一個祖宗要上朔7一8代。
還不如我家邊上門朝後麵開的那家與母親更近，小時候都在同一桌吃飯。
父親和阿伯之間也因為多種緣份走得比較近，過年過節都會互相邀請喝個酒，陪陪各自的客人。
阿伯讀過點書，又能說會道。
窮苦出身的他有一回在公社裏的大會上作憶苦思甜報告，很快出了名，入了黨，評上縣裏的勞動模範，當上了大隊書記。
那還是在60年代未期，當時搞“大社”，把原來 “樂家”、“毛峙”、“伍陌嶴”三個很小的公社並到一起成立樂家大隊，他成了大書記。
他紅火了以後，小山村也占了一些光，“小崗尖”名聲響了很多。
村裏人出去做事，都說是滕書記的鄰居，聽者都會給點麵子。
阿伯是個大公無私的人，從來不為自己和村子裏謀利益，反而讓村子裏犧性自己，想方設法幫助別的村子。
礙於他的光環，大家也不敢反對。
但有一次卻遭到了在村子裏當生產隊長的父親的抵製。
他要求村裏把剛收上來的幾百斤大豆支援比較窮的一個村子，父親不肯，他很生氣。
兩人表麵上從沒翻過臉，兩家還是那麽的和好。
但村裏人人都知道，他倆是互相不服氣的死對頭。
70年代大隊規模變小，一分為五，我們縮小為隻有二個小自然村的“碶頭”大隊，阿伯不再當大隊書記。
他被抽到公社五金廠，與現在的上市公司金鷹股份董事長傅國定搭檔，負責廠裏的事。
那時廠子的規模還很小，在“三毛”故居邊上稻田當中叫“天後宮”的寺院裏，沒有幾台機器，進出廠子是隻能容得下一輛自行車通過的田間小路。
據傳兩個人性格合不來，都想當老大。
後來公社又在邊上開了造紙廠，就把阿伯抽去負責搞籌建。
籌建班子中有一個老幹部，當過小公社時“樂家”公社的社長，都叫他樂社長。
傳聞兩個人又鬧了矛盾。
幹了一年多，正好逄上大隊擴並，“碶頭”和“煙墩”合並成立海豐大隊。
他又調回來當大隊書記。
跟著他在造紙廠當臨時工的小女兒“阿毛”也回到了村裏，負責放養她家買來不久的一隻小水牛。
那時我家裏也養了二頭牛，還有幾十隻鴨。
倆人放牛時還時常在一塊聊天，感覺隻有小學文化的她好象蠻懂“事”。
阿伯在廠裏管過事以後，眼界開闊了很多。
再一次當大隊書記，他把精力重點化在農業之外的多種經營上。
先是買了一隻比原來我們村子裏要更大一點的運輸船，取名“海豐二號”，做大運輸業。
再是利用沿海貝殼資源，開了一家石灰廠。
當時農民、漁民手頭有了點閑錢，開始大批造新房，石灰需求量增加，生意很好，買石灰要預定。
負責廠子的父親每天忙得很晚。
原先隊裏一隻近海漲網的小機帆船也改變了單一的漲網作業，做起了海蜇捕撈。
在契門口開起了海蜇加工廠，也允許村民批量優惠購買新鮮海蜇自己製作，作為副業收入。
記得父親有一次把整船海蜇買來，用傳統製法製作了大量的海蜇頭、海蜇皮，裝滿了家裏所有的瓶瓶罐罐，吃不完叫大哥到處去賣。
有一陣子還在海塗靠近海邊養了一長排紫菜，收上來用原先涼曬蕃薯幹的竹席曬幹出售，那紫菜的味道也很地道。
還買了一些桃子和桔子的樹苗，裁種在村口的坡地上。
專門請了公社的農技人員指導裁種。
正在他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時候，傳出了關於他和大隊婦女主任的一些閑言碎語。
一開始伯母去公社裏鬧，因為沒有證據沒得結果。
阿伯開始不回家，住大隊部。
伯母就去大隊部吵鬧。
後來他就幹脆下到運輸船上去，大隊書記也不幹了，說是讓位給年輕人。
若幹年以後，大隊所有的財產都作價賣給個人。
村子裏二戶人家買下了二隻運輸船，召集自家兄弟親戚當了船員，成了“個體船”，阿伯也上了岸。
他利用自己的人脈和門路在契門口造了一間小房子，開了一家賣雜貨的小店，做起了小店主。
他是老幹部、老模範，國家給他不低的勞保工資。
但一直到他臨終都沒離開那個小房子。
父親在他過世後還在跟他比“我年紀比他大一歲，還活著！”
不過，阿伯到最後還是留了一手
他把壽墳選在父親壽墳的正上手的山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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