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
包拯(999年～1062年)，是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包拯年幼即勤於學，成年後，以孝行聞於鄉里。天聖四年（1026年），赴京應試，次年中甲科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請求在合肥附近就職，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縣）監稅，但由於父母不願隨行而辭官，歸居鄉里，侍養雙親。父母去世后，包拯於景祐四年（1037年）赴京聽選。當時他寫有一首詩詠志：「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於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表明了自己從政、為人的志向與原則。不久，出知天長縣（今屬安徽），后徙知端州（今廣東肇慶）。慶曆三年（1043年），入京除殿中丞，又遷任監察御史。慶曆六年（1046年），奉命出使契丹，他圓滿地完成了使命。使還后，遷三司戶部判官，先後出為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慶曆八年，入為三司戶部副使，上《天章閣對策》等奏疏。皇祐二年（1050年）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皇祐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后徙知瀛、揚、廬等州府。嘉祐元年（1056年），權知開封府，任上改革訴訟制度，並拆除中官勢族跨河修建的園榭，疏通了惠民河。嘉祐三年，遷權御史中丞，兼領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次年，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中，為三司使，隨即又升任樞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樞密院視事時，突然得疾，數日後，逝世於開封邸舍，終年64歲，謚孝肅。著作有《包孝肅奏議》10 卷傳世。
官場生涯
包拯的幼少年時代，深受父母寵愛和教養。包拯長大后，也極為孝順父母。與包拯同時代的歐陽修，曾經彈 劾包拯「素少學問」。這裡的「學問」，主要不是指讀書和文化水 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歐陽修其實不是貶低包拯，而是認為 包拯「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應該給他以 更合適、恰當的官職。
包拯的青少年時代，也曾刻苦讀書，所以在他29歲時，終於考中了進士甲科。按照宋朝規定，考取進士之後，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縣(今江西水修)任職。但包拯認為父母親年事已高，應該盡孝奉養雙親，因而請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縣)做官。但是，父母親希望兒子在自己身邊，包拯便決定辭職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雙親去世，包拯守喪期滿，仍不想離開故土．當時，這種封建孝道，受到家鄉人的稱道。近年，安徽合肥發現了一塊包拯為父親包令儀立的神道碑．碑上陰刻篆書「宋故贈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貴文物，又是他力盡孝道的見證。
由於家鄉父老的勸告，包拯才離開家鄉，離開父母靈地，到天長縣(今安徽天長)任知縣。這時，包拯已是40歲左右的中年。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廣東肇慶)。端州出產一種有名的硯台，叫端硯。端硯每年要向朝廷進貢。由於當地官吏和豪紳等層層加碼剋扣，端硯的產量雖多，卻變成了百姓的沉重負擔。包拯下令豪強官吏，不得貪污，只能按規定數量，向朝廷進貢。而他自己，直到離開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硯。
或許由於包拯這種鐵面無私的性格，被大臣們賞識，所以朝廷於慶曆三年(1043年)將包拯調到首都開封。這是自從進京考試之後，包拯第二次來到京城。包拯被任命為監察御史。當時，監察御史雖然沒有多大實權，但對包拯來講，卻十分重要。這是因為，從此包拯可以直接參与朝政，並且可以對於朝廷各個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議。實際上，包拯在任監察御史期間，確實對北宋的內政外交，提出過許多批評和改進辦法，並且還曾出使契丹(遼國)，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慶曆六年(1046年)夏，包拯調任為三司戶部判官。當時的三司是中央財政機構，戶部掌管全國戶口、兩稅等，戶部判官協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後擔任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轉運使負責一路（相當於省）的財政、監察等行政事務。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視體察民情，要求朝廷讓百姓休養生息而安居樂業．兩年之後，包拯被召回開封，提升為戶部副使。在此期間，他曾前往河北解決軍糧問題，又曾到陝西解決運城(今屬山西)鹽業問題。在河北，他奏請用作養馬的田地，還給地方和農民。在運城，他改革鹽稅法令，以便利於商販經營鹽業。
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天章閣是存放朝廷圖書文獻的地方，待制之銜，有名而無權。包拯又叫包待制，不過是對他的尊稱。然而，知諫院即兼任諫官之職，卻十分重要。諫官的任務是向皇帝進諫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諫官期間，不但對橫行不法的權臣屢次抨擊，而且對時政的許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議。可惜的是，兩年之後，包拯改命為龍圖閣直學士，這也是個虛銜(從此人們又稱他為包龍圖)，並且又一次離開京城，到河北、廬州、池州(今安徽貴池)，江寧(今江蘇江寧)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開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等官職，上升為當時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樞密副使，相當於副宰相之職。但是，年過六旬的包拯，這時已經夕陽西下。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開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後一別，追認他為禮部尚書，賜謚「孝肅」，所以包拯死後又叫包孝肅。
主張改革
包拯所處的仁宗時代，已經不象宋初那樣生氣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費成為當時的三大災害，老百姓的負擔加重，各地出現了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面對這樣的形勢，包拯從憂國憂民出發，主張對時政進行整頓和改革．應當說，包拯的改革主張，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但從客觀效果上看，卻有利於當時的下層人民．包拯之所以為天下百姓所愛戴，原因就在這裡。
北宋龐大的官僚機構，冗官成災，包拯認為必須加以整頓和革新。他不但主張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姦邪的小人，而且建議提拔「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彈劾「苛政暴斂」的轉運使王逵，而且不畏風險，力主將皇帝的親戚，「凡庸之人」張堯佐免去要職。在包拯看來，「在政府無所建明」的平庸之輩，不論其官職有多大，都必須下台。他曾建議改革選人、用人制度。他主張官員年到70歲必須離職。他揭露不願離職的官僚，是不知廉駐，「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他主張不能任意封官許願，即使是恩賜即由父親的功勞而錄用的子孫，也要通過考試。這些，都是為了解決冗官問題。包拯其實並不反對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新政失敗，許多官員受到處分，包拯全力為這些敢作敢為的官員嗚不平，主張起用他們。
在經濟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張壓縮開支，另一方面又主張不能苛剝平民．當時有一種政策，由政府向城鎮百姓強行購買國家需要的物資，價格比市場價格低．這就成了剝削民眾的一種手段。包拯堅決反對這種害民政策。他列舉陝西強購軍用物資的危害，「前後人戶破藹家產不少」，因而要求廢除這種辦法。包拯建議，國家急需物資應該「置場收買」，以公平的價格，自由收購。這一建議，無論對減輕百姓負擔，還是對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運城解鹽問題，也是由於包拯極力支持改革，使解鹽的生產與銷售，由原來官方壟斷，改革為允許商人買賣。這一改革，不僅解除了百姓為政府搬運官鹽之苦，而且同樣有利於食鹽的流通．沈括稱讚這種「通商法」，「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為利，」此外，包拯還曾主張方田均稅，即丈量地主豪強的土地，防止他們漏稅逃役。他還曾鼓勵民間採礦煉鐵等等。可見，包拯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改革，目的在於「寬國利民」。
在宋朝的國防和對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樣主張民富國強，改善邊防措施，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尊嚴。他在出使遼國時，遼國刁 難他，他義正詞嚴地據理力爭，不卑不亢。回國后，他立即將在 遼國的所見所聞，報告朝廷。他說，遼國在山西北部集結兵馬，聚集糧草，其意圖不可不防。他建議，一定要加強山西宋遼邊境的 代州(代縣)、應州(應縣)雁門關一帶的戰備，以前，遼國蠶食 邊境領土，是由於邊防之臣膽小怕事，不敢對抗，如今應該下令 邊臣，讓其嚴加防守，不能丟失一寸土地．另外，原來這裡的守 將，在軍事上是外行，現在必須派懂得軍事的人去領導指揮。朝 廷採納了包拯的意見，加強河北，山西的防衛．更重要的是，包拯對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減「老病冗弱」的主張，以利於訓練及加強戰鬥力。同時，他還提出加強邊境民間義勇的訓練。宋朝將士經常調動，以防武將專權，但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弊病。包拯認為要改變這種政策，使將官有職有權，不要輕易調動。可貴的是，包拯建議加強國防與軍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負擔為前提。當時中原地區，尤其是河北、山西的農民，苦於運送軍糧，包拯曾提出，在豐收之年，可以購買當地農民糧食，儲備起來，作今後軍糧，減少運輸困難。
包拯之主張改革朝政以利國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礎的。他始終認為，普通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過了，不受 貪官酷吏欺壓了，國家才能富強和太平無事。如果過分榨取，使 天下蒼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那麼，不但國家不能富強，而且會造成官逼民反，動搖封建統治．他之所以主張改革，成為我國曆 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淵源就在於此．儘管包拯的出發點和動機，是為了宋朝天下的長治久安，而不是全然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對被剝削者盡情欺壓的「貪官」來，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人民，總要好得多．那種認為清官比貪官更狡猾，對老百姓更有害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剛正不阿
一個人的功過歷史，要用自己的行動來譜寫。一旦自己的行為被實踐證明對社會、對人民有功有利，那麼，人民終究會給他以恰當的評價．這評價，恐怕不會以一些暫時的貶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為人民所歌頌與懷念，正是由於包拯一生的實踐，有利於社會與人民。這實踐，不僅是由於他為當時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於他個人的道德品質，確實有不少同時代人，甚至後來人難以企及之處。
首先，他為人剛直，既不兩面三刀，更不會搞陰謀．他從不趨炎附勢，看顏色行事，更不說大話，假話。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諱，不怕冒犯皇帝．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諫，公開對皇帝說，我已經老了，而且沒有兒子，如果認為我說得不對，也不要緊，反正不是為了自己想升官發財．幸而宋仁宗倒也過得去，沒有處理包拯，反而說，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說，宮內的親信宦官，權力太大，待遇太多，應該精簡人員和開支．這當然要得罪皇帝的親信左右，招來不測之禍。還好，皇帝說，「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包拯總算碰上了一位比較開明的宋仁宗。 否則，早巳人頭落地了。這種剛正不阿的大無畏氣概，使當時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義感的臣僚，對包拯都很欽佩。歐陽修就欽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時甚至不顧有關規定和 禮節，當面斥問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們下不來台。歐陽修不贊成包拯這種作法，認為包拯剛直有餘，「思慮不熟」。其實，因 循守舊、無所視事的宋仁宗時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這樣的人。這對於糾正時弊，總有好處。至於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終究認為包拯不夠理想，沒有提拔他當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職。
包拯剛直，卻並不主觀武斷．他既善於調查研究，又樂於聽取別人的意見．他的臉上很少有笑容，但當別人指出他的錯誤時，卻能虛心接受。所以司馬光稱道他「剛而不復，此人所難也」。
其次，他大公無私，不謀私利。他一生儉樸，即使是當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習慣，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經寫過一則家訓，刻在家中壁上．家訓的全文是：「後世子孫仕 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就是說，包拯嚴厲要求後代不貪不好，不要欺負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麼，就不是包家子孫，死了之後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墳．這一著名的家訓，體現了包拯不謀一家 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這種情操，並不是包拯故意做出來，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動準則．早在廬州家鄉做官時，包拯就以無私而遠近聞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親戚鄉里都很高興，認為從此有了靠山．然而，鐵面無私的包拯秉公辦事，即使是自己的親戚犯了法，他也是執法如山．這樣，包青天的名聲大震，包拯死後，其威名 傳播四方，有一個官員，是少數民族，歸顧了宋朝。這個官員對宋神宗說，我聽說包拯是忠臣，我沒有別的要求，請准許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將他改姓名為包順，傳說邊境士兵搶了一位 婦女．那位婦女急了，說自己是包拯的孫女。那婦女病了，有一個巫女聽說之後，裝模作樣地折騰一番，便大罵是誰欺侮了我的孫女，並且要限十天之內將那婦女放了。人們認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頭跪拜之後，立即將那婦女放了。
維護法制
儘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個被欺壓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狀還是難於上青天。不但手續很多，而且根本見不到官員的面．這樣，官吏豪強狼狽為奸，既可以敲榨勒索，又可以將法律作兒戲．包拯在開封府任職時，作出了新的規定：大開正門，凡是告狀的，都可以進去直接見官，直接面陳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攔刁難．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小事．無論從有助於百姓申冤上講，還是從有助於審理案件上講，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這改革，在我國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進步意義。
包拯辦案，有兩個特點，一是不怕權勢，二是為民申冤。兩者結合起來，便是包公。不怕權勢，敢於頂風辦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錯綜複雜的關係，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權的繩索，把官僚、貴族、豪紳、惡霸們聯繫在一起。要衝破這個已經編織好的、保護地主貴族利益的網路，談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難而上，以不怕身敗名裂的勇氣，使得「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
這裡舉一個例子。開封城裡有一條惠民河，河的兩岸，既有平民住著，也有達官貴人的住宅。包拯任開封府尹時，天下 大雨，河水泛濫，淹沒街道，使許多平民無家可歸．是什麼原因 造成了泛濫成災呢？包拯經過調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於大官僚和貴族們在河上築起了堤壩，將壩內的水面據為已有，種花養魚，並且同自己的住宅連在了一塊，成了水上花園．因此，要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將這些堤壩挖掉，挖掉堤壩，沖走水上花園，貴族們能答應嗎包拯畫了地圖，拿了有關證據，下令將所有堤壩與花園拆毀．有人自恃權大位顯，告到宋仁宗那裡。包拯拿出證據，證明他們非法建造水上花園。這 樣，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能為 皇親貴戚們說話了。
包拯不畏權勢，反對以權代法，客觀上維護了人民的利益．也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社會上的一批無賴，偷盜者，這些人雖無權勢，卻同樣危害人民。包拯對他們也毫不留情。有一次，開封的一條小街上發生火災。有些無賴竟然戲弄起包拯來。他們追到包拯面前，問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還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現在要來破壞救火工作，下令把他們統統殺了。
清官為民
范仲淹的新政失敗以後，北宋的朝政越來越腐敗，特別是在京城開封府，權貴大臣貪污受賄的風氣十分嚴重；一些皇親國戚更是肆無忌憚，不把國法放在眼裡。後來，開封府來了個新任知府包拯，這種情況才有了點改變。
包拯早年做過天長縣（今安徽天長）的縣令。有一次，縣裡發生一個案件，有個農民夜裡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來，發現牛躺倒在地上，嘴裡淌著血，掰開牛嘴一看，原來牛的舌頭被人割掉了。這個農民又氣又心痛，就趕到縣衙門告狀，要求包拯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這個無頭案該往哪裡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狀的農民說：「你先別聲張，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說。」農民本來捨不得宰耕牛，按當時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來，割掉了舌頭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來，縣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那農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殺掉了。第二天，天長縣衙門裡就有人來告發那農民私宰耕牛。包拯問明情況，立刻沉下臉，吆喝一聲說：「好大膽的傢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頭，反倒來告人私宰耕牛？」那個傢伙一聽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頭，老老實實供認是他乾的。原來，割牛舌的人跟那個農民有冤讎，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發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後，包拯審案的名聲就傳開了。
包拯執法之剛正不阿在其出知廬州時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廬州是包拯的家鄉，任知州時，他的親朋故舊多以為可得其庇護，幹了不少仗勢欺人，甚至擾亂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決心大義滅親，以示警戒。時恰有一從舅犯法，包拯不以近親為忌，在公堂上將其依法責撻一頓，自此以後，親舊皆屏息收斂，再不敢胡作非為。權知開封府時，包拯也做了兩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頓吏風，改革訴訟制度。開封府舊制，凡往告狀者，必須先將狀紙交給守門的府吏，再由府吏轉呈，是否審理，何時審理，則由府吏通知。由於訴訟者不能面見長官，府吏往往藉此敲詐勒索，營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錢財而告狀無門。包拯革除此弊，大開正門，使告狀者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自陳冤屈，於是審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稱蔡河，原自東京至通許（今屬河南），直達淮河。後為了水運之便，又自新鄭引閔水匯入，使之流量大增。時惠民河常漲水為患，大水時「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濫的原因乃「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將所有跨河修建的樓台、花園、水榭全部拆毀，使河水得以暢通。有些權貴持偽增步數的地券與包拯相爭，包拯皆通過實地測量、驗證，揭示其偽，並上朝劾奏，要求嚴懲。東京多皇親國戚、達官顯貴，素以難以治理著稱，而包拯「立朝剛毅」，凡以私人關係請託者，一概拒絕，因而將東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執法嚴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動都下」，在他以天章閣待制職名任知諫院時，彈劾權貴，「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包拯的嚴於律己，廉潔著稱也是十分突出的。23歲時包拯受到出知廬州的劉筠嘉許，聲名大盛，家鄉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請他赴宴敘談，一位李姓同學欣然欲往，而包拯卻嚴肅地說：「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可見他為官前即確立了從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產硯著名，端硯歷來是文人士大夫尋覓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時不僅革除了諸前任在「貢硯」數額之外，加征數十倍，以飽私囊和賄賂權貴的流弊，而且任滿離去時「不持一硯歸」。1973 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時，在包拯及其子孫墓中僅發現一方普通硯台而無端硯，也足證史載之確。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不僅如此說，而且還躬身力行並教之於後代。為使子孫永志其教誨，包拯訂立了一則《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他還將《家訓》鐫刻於石碑，豎立於堂屋東壁，以昭示後人。包拯長子包綬、次子包綬、孫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頗獲世人好評，實與包拯的以身作則是分不開的。由此可見，包拯的為人已清正剛直得近乎執拗，甚至還有些不近人情，然而，這也正是他與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包拯以其政績和品行為人愛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傳出時，朝野震驚，全城盡悼，「京師吏民，莫不感傷；嘆息之聲，聞於衢路」。同以強直敢言著稱的吳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銘》中稱：「宋有勁正之臣，曰『包公』。……其聲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雖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達於遠方學者，皆不以其官稱，呼之為『公』。」並盛讚包拯「竭力於親，盡瘁於君。峻節高志，凌乎青雲。人或曲隨，我直其為。人或善容，我抗其辭。自始及終，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潔，與淮水而悠長。」現藏開封博物館的北宋《開封府題名記》碑，上刻 183 位開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卻已磨去，據說這是因為人們在觀賞碑記時，由於敬仰包拯而經常用手撫摸指點其名，天長日久，竟將碑字磨去。
包拯這個人很會審理案件，而且執法如山，鐵面無私。他在廬州府做官的時候，有個親戚犯了法，被人告到官府。包拯依法處理，照樣打他一頓板子。有些親友本來想利用包拯做靠山，胡作非為。這一來，他們再也不敢為非作歹了。後來，包拯調到京城裡做官。京城裡有許多皇親國戚，權貴大臣，這些人更是無法無天。有個張堯佐，他的侄女在宮內當貴妃。憑這點關係，他竟同時擔任了三司使等好幾個重要官職。三司使是主管全國財政賦稅的官員，包拯認為按照張堯佐的才能，不適宜擔任三司使，更不適宜同時擔任幾個重要官職。於是，他一連寫了五道奏疏，彈劾這個既有後台、又有權勢的大人物。為了這件事，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竟和宋仁宗當面爭吵起來。在包拯的再三反對下，宋仁宗終於免去了張堯佐的兩個官職。當時，還有一個大官僚，叫王逵。他擔任荊湖南路轉運使的時候，非常殘暴兇狠，拚命剝削和壓迫人民，逼得人民逃亡山中，聯合起來進行反抗。後來，他調任江南西路轉運使，還是繼續殘害百姓。包拯訪問到這些情況，氣憤極了，立刻上了兩道奏疏，彈劾說：「王逵殘害百姓，逼得他們逃入山洞，造成大害，至今未息。朝廷決不能任用這樣的壞人，危害國家。」這兩道奏疏上去了，朝廷並沒有罷王逵的官，又調他做了淮南轉運使。包拯堅決反對朝廷這種做法，又上第三道奏疏，進行彈劾。過了一些時候，包拯又了解到王逵的另一項重大罪行。原來，王逵擔任江南西路轉運使的時候，疑心地方官卞咸告發他的罪行，就打擊報復，暗中指使人誣告卞咸，一下子關押了五六百人，製造了一個大冤案。包拯又接連上了四道奏疏彈劾王逵。他義正辭嚴地責問朝廷說：「難道朝廷竟忍心讓一個地區的百姓，聽任王逵去殘害嗎？」在包拯的七次彈劾下，最後，宋仁宗不得不免去了王逵的官職。
因為包拯鐵面無私，任何皇親國戚、權貴大臣，都沒有辦法在包拯那裡走門路，通關節，所以，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人們已經把他和傳說中陰間的閻羅相提並論了。包拯自己處處奉公守法。他曾在端州府（今廣東肇慶）做過官。那裡出產一種石硯，名叫端硯。端硯石質堅實細潤，雕刻精美，是名貴的工藝品。以前端州的地方官，借著向皇帝進貢的名義，乘機搜括端硯，奉承權貴大臣。他們搜括去的端硯，要比進貢的數量多幾十倍。包拯到了端州，只收繳向皇帝進貢的數量，自己一塊不拿。端州人民看到包拯這樣清廉自守，敬佩極了。包拯做了大官，但家裡的生活仍舊非常儉樸，跟平常百姓一樣。他平生最痛恨貪官污吏，在一篇《家訓》里說：後代子孫做官貪污的，不許回老家；死了以後，也不許葬在包家的祖墳中。包拯的清廉剛直，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人們的讚揚和敬仰。包拯辦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當時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眾更把包公傳為救世主。他們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關節就是打通關節，如果你找不到打通關節的路，也不要著急，因為有包拯替我們做主。不過，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儘管他辦案注重調查研究，重證據，但他也有失誤的時候。在開封府時，有一個囚犯買通了執法吏人。吏人欺騙了包拯，讓囚犯從輕發落了。這說明包拯也可能犯錯誤，並且勇於改正錯誤。
歷史上的包拯，不愧為值得肯定與歌頌的政治家、改革家與律專家。他為民請命的一生，將永遠使人懷念。包拯在社會享有盛譽，因而人們廣泛傳誦他的事迹，並加以理想化和藝術化，衍生出許多軼聞傳說。南宋時有以包拯為主題的故事和戲曲，元雜劇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戲如《陳州糶米》。包拯是以龍圖閣直學士（後世訛為大學士）職名任權知開封府，包拯世稱包龍圖。有小說《包公案》（《龍圖公案》）流行，遂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