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法里德警告過我。他警告過,可是,到頭來,他不過是白費唇舌。


  我們沿著彈坑密布的道路,從賈拉拉巴特,一路蜿蜒駛向喀布爾。我上一次踏上這條征途,是在蓋著帆布的卡車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點被那個嗑了毒品的、唱著歌曲的俄國兵射殺——那晚爸爸真讓我抓狂,我嚇壞了,而最終為他感到驕傲。喀布爾到賈拉拉巴特的車程非常崎嶇,道路在山岩之間逶迤顛簸,足以震得人們的骨頭咔咔響。如今沿途景象荒涼,正是兩次戰爭遺下的殘跡。二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場戰爭的一部分。路邊散落的東西無情地提醒著它的存在:焚毀的舊俄軍坦克殘骸、鏽蝕的傾覆的軍車,還有一輛陷在山腳被撞得粉碎的俄軍吉普。至於第二次戰爭,我曾在電視上見過,現在正透過法里德的眼睛審視著它。


  法里德駕輕就熟地避開那條破路上的坑洞。他顯然是個性情中人。自從我們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後,他的話多起來了。他讓我坐在副駕駛的位置,說話的時候看著我。他甚至還微笑了一兩次。他用那隻殘廢的手熟練地把著方向盤,指著路邊座座泥屋組成的村落,說多年以前,他就認得那裡的村民,他們中多數不是死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難民營。「而有時候死掉的那些更幸運一些。」他說。


  他指著一座遭受祝融之災的小村落,現在它只是一些黑色的牆壁,沒有屋頂。我看見有條狗睡在那些牆壁之下。「我在這裡有過一個朋友,」法里德說,「他修理自行車的手藝很棒,手鼓也彈得不錯。塔利班殺了他全家,放火燒掉這座村子。」


  我們駛過焚毀的村子,那條狗一動不動。


  曾幾何時,賈拉拉巴特到喀布爾只要兩個小時的車程,也許多一些。法里德和我開了四個小時才抵達喀布爾。而當我們到達……我們剛駛過瑪希帕水庫的時候,法里德便警告我。


  「喀布爾不是你記憶中那樣了。」他說。


  「我聽說過。」


  法里德看了我一眼,彷彿在說聽見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對的。因為當我們最終駛進喀布爾,我敢肯定,絕對肯定,他一定開錯路了。法里德肯定見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許在累次載人進出喀布爾之後,他對這種久違了喀布爾的人臉上出現的神情早已習以為常。


  他拍拍我的肩頭,「歡迎你回來。」他憂鬱地說。


  廢墟和乞丐,觸目皆是這種景象。我記得從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總是額外帶著一把阿富汗尼硬幣,分發給他們;我從不曾見過他拒絕乞討的人。可是如今,街頭巷尾都能見到他們,身披破麻布,伸出髒兮兮的手,乞討一個銅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數是兒童,瘦小,臉色冷漠,有些不超過五六歲。婦女裹著長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溝邊,膝蓋上是她們的兒子,一遍遍念著:「行行好,行行好!」還有別的,某種我一開始沒有注意到的事情:幾乎見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們身邊——戰爭把父親變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們開在一條朝西通往卡德察區的街道上,我記得在1970年代,這可是主要的商業街:雅德梅灣。乾涸的喀布爾河就在我們北邊。那邊的山麓之上,聳立著殘破的舊城牆。它東邊緊鄰的巴拉·希薩堡壘——1992年軍閥多斯敦[1]Abdul Rashid Dostum(1954~),北方聯盟領導人之一。[1]一度佔領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達瓦扎山脈上。1992年到1996年間,人民聖戰者組織的火箭如雨點般從那座山脈射出來,落進喀布爾城裡,造成如今擺在我眼前的浩劫。雪達瓦扎山脈朝西逶迤而去。我記得,「午炮」也是從這些山巒中發出來的,它每天響起,宣告中午來臨;在齋月期間,它也是一聲信號,意味著白天的禁食可以結束了。那些天,整座城市都能聽見午炮的轟鳴。


  「我小時候常常路過這兒,前往雅德梅灣。」我喃喃說,「過去這兒商店賓館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燈。我經常向一個叫做塞弗的老人買風箏。他在舊警察局旁邊開了間小小的風箏鋪。」


  「警察局還在那兒。」法里德說,「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灣,或者喀布爾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風箏或者風箏鋪了。那樣的日子已經結束。」


  雅德梅灣業已變成一座巨大的廢墟。那些尚未被徹底摧毀的屋宇赤條條豎在那兒,屋頂破了大洞,牆壁嵌滿火箭的彈片。整個街區已經化為瓦礫。我看見一個帶著彈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殘骸中,上面寫著「請喝可口可……」。我看見在那些犬牙交錯的磚石廢墟中,有座沒有窗戶的破房子,兒童在裡面玩耍。自行車和騾車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廢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濛濛的塵霧,河那邊,一道青煙裊裊升上天空。


  「那些樹呢?」我說。


  「冬天的時候被人們砍成柴火了。」法里德說,「俄國佬也砍了不少。」


  「為什麼?」


  「樹上經常躲著狙擊手。」


  一陣悲哀向我襲來。重返喀布爾,猶如去拜訪一個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卻發現他潦倒凄戚,發現他無家可歸、身無分文。


  「我爸爸過去在沙里諾區蓋了個恤孤院,舊城那邊,就在這裡南面。」我說。


  「我有印象,」法里德說,「它在幾年前被毀了。」


  「你可以停車嗎?」我說,「我想在這裡走走,很快就好。」


  法里德把車停在一條小巷,旁邊有座搖搖欲墜的房子,沒有門。「那過去是間藥房。」我們下車時法里德咕噥著說。我們走上雅德梅灣,轉右,朝西走去。「什麼味道?」我說。某些東西熏得我眼淚直流。


  「柴油。」法里德回答說,「這座城市的發電廠總是出毛病,用電得不到保證,人們燒柴油。」


  「柴油。你記得從前這條街道散發著什麼味道嗎?」


  法里德笑著說:「烤肉。」


  「烤羊羔肉。」我說。


  「羊羔肉。」法里德說,舔了舔嘴唇。「現在喀布爾城裡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說起……」


  一輛汽車朝我們開來。「大鬍子巡邏隊。」法里德低聲說。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塔利班。我在電視上、互聯網上、雜誌封面上、報紙上見過他們。但如今我站在這裡,離他們不到五十英尺,告訴自己心裡突然湧起的並非純粹的赤裸裸的恐懼;告訴自己我的血肉沒有突然之間壓著我的骨頭,我的心跳沒有加速。他們來了,趾高氣揚。


  紅色的豐田皮卡慢慢駛過我們。幾個臉色嚴峻的青年人蹲在車鬥上,肩膀扛著俄制步槍。他們全都留著大鬍子,穿著黑色長袍。有個皮膚黝黑的傢伙,看上去二十齣頭,皺著一雙濃眉,手中揮舞著鞭子,有節奏地甩打車身一側。他溜轉的眼睛看見我,和我對望。終我一生,我從未覺得自己如此無遮無攔。接著那個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煙絲的口水,眼睛移開。我發現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灣駛去,在車后捲起一陣塵霧。


  「你怎麼回事?」法里德噓聲說。


  「什麼?」


  「永遠不要瞪著他們!你聽到了嗎?永遠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說。


  「你的朋友說得對,老爺。好像你不該用棍子去捅一條瘋狗。」有人說。聲音來自一個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彈印斑斑的建築的台階上。他身上的舊衣磨得破爛不堪,戴著骯髒的頭巾。他左邊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舉起患關節炎的手,指著紅色皮卡駛去的方向。「他們開著車,四處尋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們的人,他們遲早會找到,然後那些瘋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悶終於被打破,每個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沒人冒犯他們的日子裡,嗯,他們就隨便發泄。對吧?」


  「塔利班走近的時候,你的眼睛要看著地面。」法里德說。


  「你的朋友提了個好建議。」老乞丐插嘴說。他咳了一聲,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諒我,你能施捨幾個阿富汗尼嗎?」他喘著氣說。


  「別理他。我們走。」法里德說,拉著我的手臂。


  我給了那個老人一張十萬阿富汗尼的鈔票,大約相等於三美元。他傾著身子過來取錢,身上的臭氣——好像酸牛奶和幾個星期沒洗的臭腳——撲鼻而來,令我欲嘔。他匆忙把錢塞在腰間,獨眼滴溜溜轉。「謝謝你的慷慨布施,老爺。」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裡嗎?」我問。


  「它不難找,就在達魯拉曼大道西端。」他說,「自從火箭炸毀老恤孤院之後,孩子們就搬到那邊去了。真是才脫狼群,又落虎口。」


  「謝謝你,老爺。」我說,轉身走開。


  「你這是第一次嗎?」


  「什麼?」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語不發。老乞丐點點頭,露出微笑。嘴裡剩下的牙齒屈指可數,泛黃且彎曲。「我還記得第一次看到他們席捲喀布爾的情景,那天多麼高興!」他說,「殺戮結束了!哇,哇!但就像詩人說的:『愛情看似美好,但帶來麻煩。』」


  我臉上綻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詩,哈菲茲寫的。」


  「對對,是他寫的。」那老人回答說,「我知道。我過去在大學教過它。」


  「你教大學?」


  老人咳嗽,「從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茲、迦亞謨、魯米、貝德爾[1]Abdul Qader Baydel(1644~1720),生活在印度莫卧兒帝國,但用法里語寫作,通常被當成阿富汗詩人。原書作Beydel,有誤。[1]、雅米[2]Ahmad Jami(1048~1141),古代波斯詩人。[2]、薩迪。我甚至還在德黑蘭開過講座,那是在1971年,關於神秘的貝德爾。我還記得他們都起立鼓掌。哈!」他搖搖頭,「但你看到車上那些年輕人。你認為在他們眼裡,蘇菲主義[3]Sufism,伊斯蘭教一個奉行神秘主義的派別。[3]有什麼價值?」


  「我媽媽也在大學教書。」我說。


  「她叫什麼名字?」


  「索菲亞·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內障的眼睛閃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絕,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麼優雅,那麼高貴。真是悲劇啊。」


  「你認識我媽媽?」我問,在他身邊蹲下。


  「是的,我認識。」老乞丐說,「過去下課後我們常坐在一起交談。最後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試,我們分享一塊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熱茶,還有蜂蜜。那時她肚子很大了,變得更加美麗。我永遠不會忘記她那天對我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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