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我強迫自己看著他：「是的。」
「你父親，」他眼睛看著食物，說，「你父親愛你和愛我爸爸一樣多嗎？」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們在喀爾卡湖，哈桑的石頭比我多跳了幾下，爸爸情不自禁拍著哈桑的後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裡，看著人們揭開哈桑唇上的繃帶，喜形於色。「我想他對我們的愛是一樣的，但方式不同。」
「他為我爸爸感到羞恥嗎？」
「不，」我說，「我想他為自己感到羞恥。」
他撿起夾餅，默默地吃起來。
我們快傍晚的時候才離開，天氣很熱，讓人疲累，不過疲累得開心。回去的路上，我覺得索拉博一直在觀察我。我讓司機在某間出售電話卡的商店門口停車。我給他錢還有小費，讓他幫我去買電話卡。
那天晚上，我們躺在床上，看著電視上的談話節目。兩個教士鬍子花白，穿著白袍，接聽世界各地信徒打來的電話。有人從芬蘭打來，那傢伙叫艾優博，問他十來歲的兒子會不會下地獄，因為他穿的褲子寬大耷拉，低得露出內褲的橡皮筋勒帶。
「我見過一幅舊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說。
「真的？」
「那兒有座紅色的大橋，和一座屋頂尖尖的建築。」
「你應該看看那些街道。」我說。
「它們是什麼樣的？」他現在看著我。電視上，兩個毛拉正在交換意見。
「它們很陡，當你開車上坡的時候，你只能見到前面的車頂和天空。」
「聽起來真嚇人。」他說。他翻過身，臉朝著我，背對著電視。
「剛開始有點嚇人，」我說，「不過你會習慣的。」
「那兒下雪嗎？」
「不，不過有很多霧。你知道那座你看過的紅色大橋吧？」
「是的。」
「有時候，早晨的霧很濃，你只能看到兩座尖聳的塔頂。」
他驚奇地微笑著：「哦。」
「索拉博？」
「怎麼？」
「你有考慮過我之前問你的問題嗎？」
他的笑容不見了，翻身仰面躺著，十指交叉，放在腦後。毛拉確定了，艾優博的兒子那樣穿著褲子是會下地獄的。他們說《聖訓》裡面有提及。「我想過了。」索拉博說。
「怎麼樣？」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點可怕，」我說，抓住那一絲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學會英語，等你習慣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那也讓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麼？」
他又翻身朝著我，屈起雙膝，「要是你厭倦我怎麼辦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歡我怎麼辦？」
我從床上掙紮起來，走過我們之間的距離，坐在他身邊。「我永遠不會厭倦你，索拉博。」我說，「永遠不會。這是承諾。你是我的侄兒，記得嗎？而親愛的索拉雅，她是個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會愛上你的。這也是承諾。」我試探著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點緊張，但讓我拉著。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說。
「我永遠不會讓那發生。我向你保證。」我雙手壓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淚水浸濕了枕頭，很長很久默不作聲。然後他把手抽回去，點點頭。他點頭了。
撥到第四次，電話終於接通了。鈴聲響了三次，她接起電話。「喂？」當時在伊斯蘭堡是晚上7點半，加利福尼亞那邊差不多是早晨這個時間。那意味著索拉雅已經起床一個小時了，在為去上課做準備。
「是我，」我說。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著索拉博睡覺。
「阿米爾！」她幾乎是尖叫，「你還好嗎？你在哪兒？」
「我在巴基斯坦。」
「你為什麼不早點打電話來？我擔心得都生病了！我媽媽每天禱告，還許願！」
「我很抱歉沒打電話。我現在沒事了。」我曾經跟她說我會離開一個星期，也許兩個星期，但我離開將近一個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說不要再殺羊了。」
「你說『沒事』是什麼意思？你的聲音怎麼回事？」
「現在別擔心這個。我沒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一個我早就該告訴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她放低聲音說，語氣謹慎一些了。
「我不會一個人回家。我會帶著一個小男孩。」我頓了頓，說，「我想我們要收養他。」
「什麼？」
我看看時間：「這張該死的電話卡還剩下四十七分鐘，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找個地方坐下。」我聽見椅腳匆匆拖過木地板的聲音。
「說吧。」她說。
然後我做了結婚十五年來沒做過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設想過這一刻，害怕這一刻，可是，我說了，我感到胸口有些東西湧起來。我覺得就在提親那夜，索拉雅跟我說起她的過去，也體驗過某種非常相似的感覺。
但這一次，說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麼想？」我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想，阿米爾。你一下子告訴我太多了。」
「我知道。」
我聽見她擦鼻子的聲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須把他帶回家。我要你這麼做。」
「你確定嗎？」我說，閉上雙眼，微笑起來。
「我確定嗎？」她說，「阿米爾，他是你的侄兒，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兒。我當然確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頭。」她停頓了一會，「他性子怎樣？」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愛，很嚴肅那種。」
「誰能怪他呢？」她說，「我想見到他，阿米爾。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愛你。」
「我也愛你。」她說。我聽得見她話里的笑意，「小心點。」
「我會的。還有，別告訴你父母他是誰。如果他們想知道，應該讓我來說。」
「好的。」
我們掛上電話。伊斯蘭堡美國大使館外面的草坪修剪齊整，點綴著一圈圈花兒，四周是挺直的籬笆。房子本身跟伊斯蘭堡很多建築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們穿過幾個街區，到達那兒，三個不同的安檢人員搜我的身，因為我下巴縫著的線弄響了金屬探測器。我們最終從熱浪中走進去，空調的冷風撲面而來，好像冰水潑在臉上。接待室的秘書是個五十來歲的金髮婦女，臉龐瘦削。我自報家門，她微微一笑。她穿著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閑褲——她是我數個星期來見到的第一個沒有穿著蒙臉長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預約單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鉛筆帶橡皮擦那頭敲著辦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讓我坐下。
「你們想來杯檸檬汁嗎？」她問。
「我不要，謝謝。」
「你兒子要嗎？」
「什麼？」
「那個英俊的小紳士，」她說，朝索拉博笑著。
「哦，好的，謝謝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發上，就在接待櫃檯對面，挨著一面高高的美國國旗。索拉博從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雜誌。他翻閱著，心不在焉地看著圖片。
「怎麼啦？」索拉博說。
「什麼？」
「你在微笑。」
「我在想著你的事情呢。」我說。
他露出緊張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雜誌，還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別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說，「這些人很友善，放鬆點。」我自己才應該聽從這個建議。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動身子，解開鞋帶，又繫上。秘書將一大杯混有冰塊的檸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請用。」
索拉博羞澀一笑。「非常謝謝。」他用英語說，聽起來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說過，他只懂得這句英語，還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來：「別客氣。」她走回辦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響。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說。
雷蒙德·安德魯個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無名指上戴著結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覺像捏著一隻麻雀。這是一雙掌握我們命運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辦公桌對面。一張《悲慘世界》的海報釘在安德魯身後的牆壁上，挨著一張美國地形圖。陽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煙嗎？」他問，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來，他低沉洪亮的聲音顯得十分古怪。
「不，謝謝。」我說。安德魯甚至都沒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說話的時候眼睛也沒看著我，但我不在乎。他拉開辦公桌的抽屜，從半包煙裡面抽出一根點上。他還從同一個抽屜拿起一瓶液體，一邊塗抹在手上，一邊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煙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後他關上抽屜，把手肘放在辦公桌上，呼出一口氣。「好了，」他說，在煙霧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訴我你的故事。」
我感覺就像冉·阿讓坐在沙威[1]冉·阿讓（Jean 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慘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為偷東西入獄，後者是警察。[1]對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國的領地上，這個傢伙跟我是一邊的，他領薪水，就為了幫助我這樣的人。「我想收養這個孩子，將他帶回美國。」我說。
「告訴我你的故事。」他重複說，用食指把煙灰在整潔的辦公桌上壓碎，將其掃進煙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電話之後編好的故事告訴他。我前往阿富汗，帶回我同父異母兄弟的兒子。我發現這個孩子處境堪憂，在恤孤院中浪費生命。我給恤孤院的負責人一筆錢，將孩子帶出來。接著我把他帶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這個孩子的伯伯？」
「是的。」
他看看錶，側身轉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證明嗎？」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兒。」
他轉向我，點點頭。我試圖從他臉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無所獲。我在想他這雙小手有沒有玩過撲克。
「我想，把下巴縫成這樣，該不是最近時興的證詞吧。」他說。我們麻煩了，索拉博和我，我頓時明白。我告訴他我在白沙瓦被搶了。
「當然，」他說，清清喉嚨，「你是穆斯林嗎？」
「是的。」
「虔誠嗎？」
「是的。」實際上，我都不記得上次把頭磕在地上禱告是什麼時候。然後我想起來了：阿曼尼大夫給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禱毯上，想起的卻只有幾段課堂上學到的經文。
「對你的事情有點幫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說，作勢在他那蓬鬆的頭髮上搔癢。
「你是什麼意思？」我問。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著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著我和安德魯。
「有個長的答案，到了最後我會告訴你。你想先聽個短的嗎？」
「說吧。」我說。
安德魯將香煙掐滅，抿著嘴，「放棄吧。」
「什麼？」
「你提出的收養這個孩子的請求。放棄吧。那是我給你的建議。」
「知道了。」我說，「現在，也許你可以告訴我原因了。」
「那就是說你想聽長的答案了？」他語氣冷淡地說，對我不快的語氣無動於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聖母面前。「讓我們假設你告訴我的故事是真的，不過我非常懷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訴你一聲，我不關心。你在這裡，他在這裡，這才是要緊的事情。即使這樣，你的請求面臨著明顯的障礙，更何況這個孩子並非孤兒。」
「他當然是。」
「從法律上來講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處決了，鄰居都看到。」我說，為我們用英語交談而高興。
「你有死亡證明嗎？」
「死亡證明？我們在說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連出生證明都沒有。」
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氣也沒用，你還是得證明他的父母確實去世了。這個男孩必須讓法律承認他是孤兒。」
「可是……」
「你想要長的答案，我現在正給你呢。你的下一個問題是，你需要這個孩子出生國的合作。現在，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很難，還有，引用你說過的，我們在談論的是阿富汗。我們在喀布爾沒有大使館。這使事情極端複雜，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說什麼？我應該將他扔到街頭上嗎？」我說。
「我可沒那麼說。」
「他受過性虐待。」我說，想起索拉博腳踝上的鈴鐺，他眼睛上的眼影。
「聽到這個我很抱歉，」安德魯張口說，不過他望著我的樣子，好像我們一直在談論天氣，「但那不會讓移民局給這個小男孩放發籤證。」
「你在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幫忙，可以捐錢給可靠的慈善組織，或者去難民營當義工。但在現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非常不贊成美國公民收養阿富汗兒童。」
我站起來。「走吧，索拉博。」我用法爾西語說。索拉博倚著我，頭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張寶麗萊照片，他和哈桑就這樣站著。「我能問你一些問題嗎，安德魯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嗎？」
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嗎？隨便問問而已。」
他默默無語。
「我這麼認為，」我說，拉起索拉博的手，「他們應該找個知道想要孩子是什麼感覺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轉身離開，索拉博跟著我。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安德魯喊道。
「說吧。」
「你承諾過這個孩子帶他回家嗎？」
「要是有又怎樣？」
他搖搖頭，「真是危險的事情，給孩子承諾。」他嘆氣，又打開抽屜，「你真想要這麼做？」他說，翻著文件。
「我真的想這麼做。」
他抽出一張名片：「那麼我建議你找個優秀的移民律師。奧馬爾·費薩爾在伊斯蘭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說我讓你去找他。」
我從他那裡拿過名片。「謝謝。」我低聲說。
「祝你好運。」他說。我們走出房間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安德魯站在長方形的陽光中，茫然地望著窗外，雙手將那盆番茄藤轉到陽光下，慈愛地拍打著。
「保重。」我們走過秘書的辦公桌時她說。
「你老闆應該禮貌一些。」我說。我以為她會轉動眼珠，也許點頭說「我知道，每個人都那麼說」，諸如此類。相反的是，她降低聲音：「可憐的雷，自從他女兒死後，他就跟變了個人似的。」
我揚起眉頭。
「自殺。」她說。
在回旅館的計程車上，索拉博頭靠車窗，望著棟棟後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膠樹。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乾淨，又模糊了。我等待他問起會談的情況，但他沒問。
浴室的門關上，門後傳來水流聲。自從我們住進賓館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總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爾，熱自來水像父親一樣，是稀缺的產品。現在索拉博每晚幾乎要用一個小時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著身體。我坐在床邊給索拉雅打電話，看著浴室門下滲出來的光線。你覺得乾淨了嗎，索拉博？
我將雷蒙德跟我說過的告訴索拉雅。「你現在怎麼想？」
「我們得認為他錯了。」她說她給幾家安排國際收養的機構打過電話，她還沒發現有考慮收養阿富汗孩子的機構，但她還在找。
「你父母對這個消息怎麼看？」
「媽媽很為我們高興。你知道她對你的感覺，阿米爾，在她眼裡，你做什麼都不會錯。爸爸……嗯，跟過去一樣，他有點讓人猜不透。他沒說太多。」
「你呢？你高興嗎？」
我聽見她把聽筒換到另一隻手上。「我想這對你的侄兒來說是好的，但也許他也會給我們帶來幫助。」
「我也這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