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探險召喚 （1949—1967年）
第一部分
我的曆程
時間就像一條河流，
載著我們順流而下，
遇到現實，需要決策，
但我們無法停留，
也無法回避，
隻能以最好的方式應對。
當我們還是孩子時，其他人，通常是我們的父母，會在我們遇到現實問題時不斷地指引我們。隨著年齡增長，我們開始做出自己的決定。我們選擇自己追求什麽（我們的目標），而這會影響我們走的道路。如果你想成為一名醫生，你就要去上醫學院；如果你想成家，你就要找一個伴侶，等等。在我們追求這些目標時，我們會遇到問題，犯下錯誤，並發現自身的各種弱點。我們不斷了解自身和現實，然後做出新的決定。在一生中，我們會做出無數的決定，這些決定實質上都是賭博，一些是大賭，一些是小賭。思考我們如何做出決定是有好處的，因為這將最終決定我們的生活質量。
我們所有人天生就有各種不同的思維能力，但我們不是天生就有決策能力。我們在接觸現實的過程中學習決策能力。盡管我走的路是獨特的——獨特的父母、獨特的職業道路、獨特的同事，但我相信，我一路走來學到的原則將適用於走在大多數路上的大多數人。當你閱讀我的故事時，請努力透過故事和我這個人，看到潛在的因果關係，看到我做的選擇和這些選擇的後果，看到我從中學到了什麽，以及我在總結經驗後是如何改變決策方式的。你要問自己要什麽，將那些得到了你想要的東西的人作為範例，努力分析出潛藏在他們成就背後的因果關係模式，這樣你就能應用這些模式，幫助實現自己的目標。
為了幫你理解我是從哪裏來的，我將如實地向你講述我的一生與職業生涯，在此過程中，我將重點強調我犯過的錯誤和我的弱點，以及我從這些錯誤和弱點中總結出的原則。
1 我的探險召喚 （1949—1967年）
我出生於1949年，在長島的一個中產階級社區長大。我的父親是一名職業爵士樂手，母親是家庭主婦，我是他們的獨子。我是一個普通家庭裏的普通孩子，學習成績較差。我喜歡和夥伴們一起玩：小時候在街上踢足球，在鄰居的後院裏打籃球，稍大後喜歡追求女孩。
我們的基因決定了我們固有的優點和缺點。我最顯著的缺點是機械記憶能力很差。直到現在，我一直記不住沒有內在邏輯的東西（如電話號碼），而且我不喜歡聽從別人的指示。同時，我的好奇心很強，喜歡自己把事情弄清楚，不過當時我並不像現在這麽清楚地知道這一點。
我不喜歡上學，不隻是因為上學需要背很多東西，也是因為我對大多數教師認為重要的事都不感興趣。我一直都不明白，除了能得到母親的認可之外，上學上得好還能帶給我什麽。
母親寵愛我，擔心我糟糕的成績。直到上中學之前，她都會要求我在房間裏學習幾個小時後再出去玩，但我對此無法投入。她總是在支持我。她會把我要送的報紙疊起來，紮上橡皮筋；周六晚上看驚悚電影時，她還會烤餅幹給我吃。母親在我19歲時去世了，當時我覺得我再也不會笑了。現在每當我想起她時，我都會微笑。
作為一名樂手，我的父親通常工作到很晚，大約到淩晨3點鍾，所以他會在周末睡懶覺。因此，在我小的時候，我們之間的關係不怎麽親密，除了他總是催我做各種雜事，如修剪草坪和樹籬，而這些都是我討厭做的。他是一個負責任的男人，而那時的我卻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孩子。在今天的我看來，我們當時的交流顯得有些滑稽。例如，有一次他讓我割草，而我決定隻割前院的，後院的之後再說，但接下來的幾天裏不停下雨，後院的草長得很高，我隻能用一把鐮刀去割。這用了太長時間，等我割完後院的時候，前院的草又長高了，就這樣反反複複。
母親去世後，我和父親變得很親密，尤其是在我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之後。我喜歡他，也愛他。他身上有一種樂手身上常見的隨和、歡快的氣質，而且我欽佩他堅強的性格。我覺得經曆大蕭條以及在“二戰”、朝鮮戰爭中作戰，使他形成了這種性格。我對他記憶深刻的是，他70多歲時毫不猶豫地在暴風雪天氣裏開車，每當被困住時他就自己鏟雪然後把車開出來，就好像這不是什麽事一樣。他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錄製音樂和在俱樂部裏演奏上，65歲左右時開始了第二份職業，在高中和一所地方社區學院教音樂，直到81歲時突發心髒病。之後他又活了10年，頭腦從來沒有變得遲鈍。
當我不想做什麽事情的時候，我會抗拒，而當我樂於做什麽的時候，什麽都阻擋不了我。例如，雖然我抵製在家裏做雜務，但我在外麵很積極地打零工賺錢。從8歲起，我就開始送報紙，給別人家的車道鏟雪，做球童，在一家本地餐館擦桌子、洗碗碟，在附近的一家百貨商店做理貨員。我不記得我父母鼓勵過我打這些零工，所以我不好說我是怎麽做起來的。但我確實知道的是，在那麽小的時候就有這些工作，並有一些可以獨立支配的錢，教給了我很多寶貴的經驗，這些經驗是我無法通過上學和玩耍學到的。
我年輕時正值20世紀60年代，那時美國國內的普遍情緒是豪情萬丈、鼓舞人心的，鼓勵人們實現偉大和高尚的目標。後來，我再也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景象。我最早的記憶之一是約翰·F. 肯尼迪，一個聰明、魅力超凡的人，他描繪著生動的畫麵，探討如何改變世界——探索外太空、實現平等、消除貧困。肯尼迪及其思想對我的世界觀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那時，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美國處於極盛期：經濟總量占全球的40%——而現在隻有20%左右，美元是全球貨幣，美國是主宰性的軍事大國。那時，做“自由派”意味著致力於以快速而合理的方式向前奮進，做“保守派”意味著固守傳統的不可取的習慣——至少我和我身邊的大多數人是這麽理解的。當時，我們眼中的美國富裕、進步、有條不紊，肩負著在一切方麵快速進步的使命。這些想法可能有些幼稚，但有這些想法的人不止我一個。
那些年，每個人都在談論股市，因為股市很紅火，人們都在賺錢，包括那些在一個名叫林克斯的地方高爾夫球場打球的人。我從12歲起開始在那裏做球童。於是我開始拿做球童掙的錢炒股。我的第一筆投資投給了東北航空。我買這個公司的股票，是因為在我聽說過的所有公司裏，隻有它發行的股票低於5美元一股。我發現，我買的股票越多，賺的錢就越多。這是一個很粗淺的策略，但我的錢因此增長了兩倍。其實當時東北航空快要破產了，另一家公司收購了它。我很走運，不過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這一點。我隻是覺得在股市裏賺錢很容易，於是我上癮了。
當時，每期《財富》雜誌上都有一張很小的可以撕下來的贈券，把贈券寄給雜誌社後，你就能得到免費的《財富》世界500強的年度報告。我要了所有企業的報告。我現在還記得，郵遞員很不情願地把那些報告全部拖到了我家門口，然後我就仔細地閱讀每一份報告。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開始打造一座投資圖書館的。隨著股市持續攀升，“二戰”和大蕭條看起來就像是遙遠的往事，而投資似乎很簡單——隨便買隻股票看著它漲就是了。當時的流行認知是，股市肯定會不停地上漲，因為如何管理經濟已經發展成了一門科學。畢竟，在之前的10年裏，股價已經平均上漲了近三倍，而且一些股票的漲幅比這還要大得多。
因此，“成本平均策略”——每個月向股市投入金額基本相同的錢，不管這筆錢能買到多少股份——是當時大多數人采取的策略。當然，能選中最好的股票更好，所以這也是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努力的方向。可以選擇的股票成千上萬，全都清晰地列在報紙的最後幾頁上。
我喜歡買賣股票，也喜歡和朋友一起玩。小時候我和左鄰右舍玩，十幾歲時用偽造的身份證件進酒吧玩，現在則和朋友一起參加音樂節或者去潛水。我一直是一個獨立的思考者，為贏得獎賞而甘願冒險——不僅是在市場上，而是在幾乎所有方麵。同時，與失敗比起來，我對乏味和平庸的恐懼要嚴重得多。對我而言，很好的事要比糟糕的事好，而糟糕的事要比平庸的事好，因為糟糕的事至少給生活增加了滋味。在高中畢業紀念冊上，我的朋友為我挑選了梭羅的一句名言：“如果一個人和同伴的步調不一致，也許因為他聽到的是不同的鼓點。讓他跟著他聽到的音樂前行吧，不管節奏是遲緩還是激越。”
1966年，我從高中畢業，那一年股市依然一片繁榮，我賺著錢，享受著美好生活，和我最好的朋友菲爾逃課去衝浪，做著喜好玩樂的高中男孩通常做的各種事情。當然，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那一年是股市的頂點。在那之後，幾乎所有我曾經對股市的認識都被證明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