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跨越門檻 （1967—1979年）
2 跨越門檻 （1967—1979年）
我進入這個時期時帶著基於自身經曆以及受周圍人影響而形成的偏見。1966年，資產價格反映了投資者對未來的樂觀情緒。但在1967—1979年，各種不良經濟衝擊導致資產價格出人意料地大幅下跌。不僅經濟和市場變差，社會情緒也惡化了。經曆這些讓我認識到，盡管幾乎所有人都會估計未來和當下大同小異，但未來通常會和當下大相徑庭。而1967年時的我並不知道這一點。我相信股價最終會反彈，所以盡管股市走低，始終虧錢，我還是不停地買進，直到我最終弄明白出了什麽差錯，以及應該如何應對。我逐漸認識到，股價反映了人們的預期，所以當實際結果比預期好時，股價上漲；當實際結果比預期差時，股價下跌。而大多數人會因為近期的經驗而產生偏見。
那年秋天，我開始在長島大學C. W. 波斯特校區就讀。我進校時有試讀期，因為我高中時的平均成績是C。但和高中不同的是，我喜歡大學，因為我能學習我感興趣的東西，而不是強塞給我的東西，於是我開始取得好分數。我還喜歡擁有獨立性的離家生活。
學習冥想對我也有幫助。1968年披頭士樂隊訪問印度，在瑪哈瑞詩·瑪哈士的靜修所學習了“超覺冥想”，我對此很好奇，於是我也開始學習。我很喜歡冥想。在我的一生中，冥想對我幫助很大，因為冥想讓我擁有平靜的開放思維，讓我可以更清晰、更有創造性地思考。
我在大學裏主修金融學，因為我喜歡市場，而且這個專業對外語沒有要求。這讓我可以學習我感興趣的東西，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課外。我從一位很有趣的同學那裏學到了很多關於大宗商品期貨的知識。他是一名越戰老兵，比我大很多。大宗商品對我很有吸引力，因為大宗商品交易的保證金要求很低，這意味著我能利用我手中有限的錢去投資。如果我能按計劃做出成功的決策，我就能借到更多錢，然後賺更多錢。當時，股票期貨、債券期貨、貨幣期貨還沒有出現。大宗商品期貨嚴格局限於真正的大宗商品，像玉米、大豆、牛、豬肉等。所以我開始在這些市場上交易，並學著了解它們。
我上大學時，正值自由戀愛、嚐試致幻毒品、拒斥傳統權威的時代。經曆這個時代對我以及同時代的很多人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例如，這個時代深刻影響了史蒂夫·喬布斯，一個我後來敬仰，並與之惺惺相惜的人。和我一樣，他學習冥想，不願意被人牽著鼻子走，喜歡發揮想象力，打造出新奇的好東西。我們所處的時代教會我們質疑傳統的做事方式。喬布斯在蘋果標誌性的“1984”和“向瘋狂者致敬”的廣告裏極好地展示了這種態度。
對於美國整體而言，那是一段艱難的歲月。隨著征兵規模擴大，以及被裝在裹屍袋裏運回國的年輕人激增，越戰分裂了美國。當時，美國實行了一種根據生日抽簽以決定征兵順序的做法。我記得是在和朋友打桌球時通過廣播聽到了這個抽簽的消息。人們曾猜測大約前160個被抽中的日子，對應生日的人會被征募，但他們一口氣讀了所有366個日子。我的生日是第48個被抽到的。
我當時還沒有聰明到為參戰而感到害怕的程度，因為我幼稚地覺得不會有壞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但我確實不想參戰，因為我的生活正在高歌猛進，為戰爭而擱置兩年，那感覺會像永久一樣。而我父親堅決反對越戰，強烈反對我入伍，盡管他曾參加過“二戰”和朝鮮戰爭，並相信那兩場戰爭是正當的。他找了個大夫為我檢查身體，發現我患有低血糖症，這使我可以免於被征募。當我回想這件事時，我明白我是因為一個技術性原因而免於服兵役的，事實上是我父親幫助我躲避了兵役。現在我對此有一種五味雜陳的感覺：對於未能為國家盡一份力，我感到愧疚；但令我稍感寬慰的是，戰爭給許多其他人造成的傷害性後果，沒有發生在我身上。同時我感激我的父親，他是出於對我的愛而采取行動保護我的。假設我今天遇到相同的情況，我不知道我會怎麽做。
隨著美國政治和經濟的惡化，美國民眾的情緒變得低落。1968年1月的“春節攻勢”似乎讓人覺得美國正在輸掉這場戰爭。同年，林登·約翰遜總統決定不再競選第二任期，理查德·尼克鬆當選美國總統，開啟了一段更艱難的歲月。與此同時，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把法國國庫中的美元全都拿出來兌換黃金，因為他擔心美國會通過印鈔籌集越戰經費。通過將這些新聞和市場走向結合起來觀察，我開始看到整個圖景，並開始理解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因果關係。
大約在1970年或1971年時，我注意到黃金開始在國際市場上升值。在那之前，像大多數人一樣，我不怎麽關注匯率，因為自打我出生以來，匯率體係一直保持穩定。但隨著匯率事件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新聞裏，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了解到，其他國家的貨幣是和美元掛鉤的，而美元是和黃金掛鉤的；美國人不能擁有黃金（不過當時的我不清楚為什麽），但其他國家的央行可以把它們持有的美元紙鈔換成黃金，以確保它們不會因美國過度印鈔而受損。我聽到，對於人們對美元的擔憂、對黃金的興奮，美國政府官員嗤之以鼻。官員們向我們保證，美元是穩健的，黃金隻不過是一種過時的金屬。他們說，是投機者在推動金價上漲，一旦事情塵埃落定，他們將引火自焚。那時，我依然認為政府官員是誠實的。
1971年春，我以幾乎完美的GPA（平均學分績點）從大學畢業，接著被哈佛商學院錄取。這一年夏天，在我開始進入哈佛商學院學習之前，我在紐約股票交易所得到了一份大廳交易員的差事。到盛夏時，美元問題發展到臨界點。有報道說，歐洲人已經不願接受美國遊客的美元了。全球貨幣體係正在走向崩潰，但當時的我還不能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接著，1971年8月15日，周日，尼克鬆總統出現在電視裏，宣布美國不再遵守允許以美元自由兌換黃金的承諾，這導致美元大跌。由於此前政府官員承諾不會讓美元貶值，所以尼克鬆的話使我感到驚愕。他沒有直麵美元麵臨的貶值壓力背後的根本性問題，而是繼續指責投機者。尼克鬆精心組織話語，使之聽起來像是他在采取行動支撐美元匯率，而事實上他的行動起到的效果恰好相反。“讓美元自由浮動”——正像尼克鬆所做的那樣，然後任由美元匯率像一塊石頭一樣下沉，這在我看來很像是一個謊言。從那時到現在的幾十年裏，我不斷目睹，就在決策者即將讓貨幣貶值的前夕，他們還在信誓旦旦地承諾不會這麽做。於是我學會了，當政府決策者向你承諾他們不會允許貨幣貶值發生時，不要相信他們。他們越是堅決地做出這樣的承諾，局勢也許就越嚴重，因而貨幣貶值即將發生的概率也越大。
當我聽尼克鬆講話時，我在想這些事態發展意味著什麽。根據我們一直以來的理解，紙幣是一種能夠隨時兌換黃金的東西，但情況再也不是這樣了。這肯定不是什麽好事。在我看來很清楚的是，肯尼迪曾經代表的讓人憧憬未來的時代正在土崩瓦解。
周一早晨，我步入紐約股票交易所的大廳，想著會看到一片喧囂的場景。的確是一片喧囂，但不是我原本想象的那樣：股市並沒有下跌，而是上漲了約4%，一天上漲了這麽多很不尋常。
為了把事情弄明白，在那個夏天剩下的時間裏，我用心研究過去的幾次貨幣貶值。我知道了，當時發生的一切事情，即美元與黃金脫鉤並貶值，以及接下來的股市大漲，以前都發生過，而且符合邏輯的因果關係使這樣的事態發展成為必然。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未能預見到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我對自我出生以來未曾發生過的而之前發生過很多次的事情感到驚奇。這個現實傳遞給我的信息是：“你最好弄明白其他時間、其他地點、其他人身上發生的事，因為如果你不這麽做，你就不知道這些事情會不會發生在你身上，而且一旦發生在你身上，你將不知道如何應對。”
那年秋天入學哈佛大學商學院時，對於能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絕頂聰明的人做同學，我感到很興奮。我的期望值很高，而真實體驗更是超乎預料。我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一起生活，我們一起在令人興奮、多元化的環境中舉行聚會。沒有教師在黑板前告訴我們什麽東西要記住，也沒有考試測試我們有沒有記住。相反，教師給我們的都是真實的案例研究，讓我們進行閱讀與分析。然後我們分成小組自由討論，假如我們處在和案例中的人相同的情況下，我們會怎麽做。這正是我喜歡的教學方式！
同時，拜金本位終結後政府大量印鈔所賜，美國經濟和股市一片繁榮。1972年，買股票再次流行起來，當時流行的是“漂亮50股”。這50隻股票的收益增速很快、很穩定，被廣泛認定為穩賺不賠的買賣。
雖然股市很火，但我對做大宗商品交易更感興趣，於是第二年春天，我請求美林證券的大宗商品主管給我一份暑期工作。他感到奇怪，因為來自哈佛大學商學院這種地方的人通常不會對大宗商品感興趣，當時的大宗商品交易被視為華爾街證券經紀業的一個默默無聞的副產品。據我所知，截至當時，從來沒有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學生在任何地方從事過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大多數華爾街企業甚至沒有大宗商品期貨部，而美林證券的大宗商品期貨部很小，隱藏在一條偏僻的街道上，裏邊配備的是簡樸的金屬辦公桌。
幾個月之後，當我回到哈佛大學商學院開始第二學年時，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油價在幾個月裏漲了三倍。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大宗商品價格暴漲，股市也在1973年下跌。我又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但回頭來看，我可以看到，相關的多米諾骨牌是以符合邏輯的順序倒下的。
在這個案例中，20世紀60年代靠借債支持的過度開支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初。美聯儲曾通過寬鬆信貸政策為這樣的過度開支提供資金，但美元不再以黃金為後盾後，美國必須用貶值的紙幣償還欠下的債務，這導致它事實上違約。印鈔這麽多，美元幣值自然大幅下跌。這為更寬鬆的信貸創造了條件，進而導致了更多的開支。金本位製崩潰後通脹率上升，導致大宗商品價格變得更高。作為回應，1973年，美聯儲收緊了貨幣政策，通常當通脹率過高、增速過快時各國央行都會這麽做。這進而導致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股價下跌和經濟惡化。“漂亮50股”受衝擊尤為嚴重，股價暴跌。
教訓是什麽？當所有人想法都一樣時（例如都相信買入“漂亮50股”包賺不賠），這一情況幾乎必然會反映在價格中，而把賭注押在這上麵，就有可能犯錯。我還學到了，所有行為（如寬鬆的貨幣和信貸）都會產生與該行為大致相稱的後果（在這個例子中是更高的通脹率），這會引起一個大體相同的反向反應（貨幣和信貸的收緊），以及市場的反轉。
這隻是個開始，後來我看到類似的事情不斷發生，這讓我發現，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情景再現”：以前，幾乎所有事情都以符合邏輯的因果關係不斷發生過。當然，準確地判斷出哪些事情正在重演，並理解背後的因果關係，對於當時的我依然是困難的。盡管回頭來看，幾乎所有事情都是必然的和符合邏輯的，但在事情的發展過程中看，就絕不是這麽清晰明了了。
因為人們都是什麽火追什麽，不火的不追，所以1973年之後，投資股票不再受歡迎了，大宗商品交易流行起來。由於我在大宗商品領域的從業經曆和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的學曆，我成了搶手貨。擁有百年曆史的中型證券公司多米尼克聘請我做大宗商品業務主管，年薪2.5萬美元，這在當年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生的起薪中排在接近最高的位置。我的新老板給我找了一個比我年長、經驗更豐富的搭檔，他在大宗商品代理交易方麵有很多經驗，我們受命創立一個大宗商品部門。這份工作本是我不能勝任的，但我當時太驕傲了，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假如我能將這份工作繼續做下去，我也許能學到很多痛苦的教訓，但沒等我們大展拳腳，行情不佳的股市就導致多米尼克倒閉了。
當美國經濟陷入困境時，“水門”醜聞主宰了媒體頭條，而我再次看到了政治和經濟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通常是經濟因素先起作用。這場惡性循環導致人們變得悲觀，於是他們賣掉自己的股票，股市繼續下跌。情況並不會變得特別糟糕，但當時所有人都擔心會這樣。這恰好是我在1966年市場觸頂時看到的情況的鏡像，而且和當時一樣，人們的共識是錯誤的。當人們極度悲觀時，他們就廉價甩賣，價格通常會變得非常低，同時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動改善經濟形勢。毫不意外的是，美聯儲放鬆了貨幣政策，股價在1974年12月觸底。
當時我單身，生活在紐約。我和來自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朋友聚會，和很多人約會，過得很快樂。當時我的室友正在和一名古巴女子約會，他安排我與他女友的一個朋友“盲約”。這是一個有異國風情的女子，來自西班牙，名叫芭芭拉，幾乎不會說英語。這並不是問題，因為我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溝通。在接近兩年的時間裏她不斷帶給我驚喜，後來我們就住在一起，結婚，生了4個兒子，共度美妙的生活。至今她仍在給我驚喜，但她是我的家人，所以對她的介紹到此為止。
在我從事證券經紀工作的同時，我也在用自己的賬戶做交易。盡管我賺錢的次數比賠錢的次數多得多，但我現在隻能回憶起那些失敗的交易。我至今仍記得一場大失敗：當時我持有豬腩期貨，連續幾天，豬腩期貨市場都是跌停——意思是價格已經跌得過低，不得不停止交易。我後來把這段經曆對我的影響描述給了《對衝基金奇才》的作者傑克·施瓦格：
當時我們有一塊巨大的大宗商品交易板，每當價格變動時就會發出哢嗒聲。於是每天早上開市時，我都會看到並聽到市場價格下跌了200點——這是每天的下跌上限——然後就在那個價格上保持不動。於是我就知道我已經損失了那麽多錢，而進一步的潛在損失尚不確定。那是刻骨銘心的經曆……這段經曆讓我意識到了風險控製的重要性，因為我再也不想經曆那種痛苦了。這段經曆增強了我對犯錯誤的恐懼感，讓我懂得了必須確保任何一次押注，甚至賭注組合，都不能使自己的損失超過可以接受的限度。在交易中，你必須既有防禦心又有進攻心。如果沒有進攻心，你就賺不到錢；而如果沒有防禦心，你的錢就保不住。我相信，任何在交易中賺到錢的人，都必然經曆過可怕的痛苦。交易就像跟電打交道，你可能被電擊。在做這樁豬腩期貨交易及其他交易時，我感受到了電擊，以及與之相伴的恐懼。
在多米尼克關閉其零售業務部門後，我轉到了一家更大、更成功的證券公司。在我於該公司任職的短暫時間裏，它收購了多家其他公司，並數次易名，最終成為希爾森公司，不過在此過程中桑迪·韋爾一直是該公司的負責人。
希爾森公司讓我負責其期貨對衝業務，既包括大宗商品期貨也包括金融期貨。我負責幫助那些經營中存在價格風險的客戶利用期貨管理這些風險。我逐漸成了熟悉穀物和牲畜交易市場的專家，因為這些交易的緣故，我經常會去得克薩斯州西部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農業區。和我打交道的希爾森公司的經紀人、牲畜生產商和穀物交易商都很不錯，他們把我帶進了他們的世界，帶我去播放鄉村音樂的酒吧，獵鴿子、燒烤。我們一起工作，並一起歡娛。我和他們擁有一段共同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延續了好幾年——盡管我隻在希爾森公司工作了一年多一點。
我很喜歡這份工作和我的同事，但我和希爾森公司格格不入。我太野性了。在加利福尼亞穀物與飼料聯合會的年度大會上，我開了一個現在看起來很蠢的玩笑：我雇了一名脫衣舞女，讓她在我演講時脫掉外衣。我還在我老板的臉上打了一拳。毫無疑問，我被解雇了。
但該公司的經紀人、他們的客戶，甚至那些解雇了我的人，都很喜歡我，並且願意繼續得到我的建議。更讓我高興的是，他們願意為此向我付費。於是在1975年，我創辦了橋水。
創辦橋水
事實上，我是在“重啟”橋水。在我從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去多米尼克大宗商品部門工作後不久，我就和一位同樣來自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朋友創辦了一個小企業。我們與身在其他國家的一些夥伴合作，心不在焉地試圖從美國向其他國家出售大宗商品。我們稱它為“橋水”，這是因為我們的業務是“在不同的水域之間架起橋梁”，而且這個名稱聽起來很響亮。到1975年時，這家大宗商品公司幾乎已經名存實亡了，但因為它已經登記在冊，所以我就把它利用了起來。
我利用了自己的兩居室公寓。我曾和一位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朋友同租這間公寓，在他搬走後，我就把他的臥室變成了一間辦公室。我與另一位經常一起打橄欖球的朋友合作，我們還雇了一位很棒的年輕姑娘作為我們的助理。這就是最初的橋水。
我把主要精力用來追蹤市場動態，並設身處地地為我的企業客戶展示，假如我是他們，我會如何處理市場風險。當然，我還在繼續用自己的賬戶做交易。努力和朋友一起幫助客戶打敗市場，要比擁有一份真正的工作有意思得多。我知道，隻要我基本的生活花費能夠滿足，我就會快樂。
1977年，我和芭芭拉決定要個孩子，於是我們結婚了。我們在曼哈頓租了一套赤褐色砂石牆的房子，搬了進去，我也把公司搬到了那裏。當時蘇聯人購進了很多穀物，希望得到我的建議，於是我帶著芭芭拉去了一趟蘇聯，既是度蜜月，也是出差。我們於新年前夜抵達莫斯科，在漫天雪花中從灰暗的機場乘坐公共汽車，我們經過聖巴西爾大教堂，加入一場盛大的聚會，那裏有很多非常友好、喜歡玩樂的蘇聯人。
我的工作一直能把我帶到各種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所，讓我遇到有意思的人。如果我能從這些旅行中賺到錢的話，那不過是錦上添花。
設計機器化的市場模型
我真的一頭紮進了牲畜、肉類、糧食和油料種子市場中。我喜歡這些東西，因為它們是有形的，與股票相比，人們對其價值的認識比較不容易出現扭曲。由於“更傻的人”不斷買賣股票，所以股票的價格可以一直保持在太高或太低的水平上，但牲畜最終要被宰殺，變成櫃台上的肉，在那裏其定價將取決於消費者願意出多高的價格。我可以想象這些產品從生產到最終出售的過程，並看到潛在的關係。因為牲畜吃糧食（主要是穀物）和豆粕，又因為穀物和豆類的種植麵積存在競爭關係，所以這兩個市場是密切相關的。我了解幾乎一切能想到的與這兩個市場有關的事情，例如：這兩種主要作物的計劃種植麵積與通常產量分別是多少；如何根據作物生產季節不同時段的降雨量估測產量；如何預測收成規模、運輸成本，以及不同體重、不同飼養地點和不同增重率的牲畜的存欄量；如何預測淨肉率、零售利潤率、消費者對於不同部位的肉的偏好，以及每個季節的屠宰數量。
這並不是學術學習：在這方麵有實踐經驗的人告訴我農業經營的過程，我把他們告訴我的東西組織成模型，然後使用這些模型考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不同部分之間的互動關係。
例如，如果我知道牛、雞和豬的飼養數量是多少，它們吃多少穀物，它們的增重率是多少，我就能預測出有多少肉將在何時上市出售，以及有多少穀物和豆粕在何時被消費。類似地，我考察穀物和豆類在所有種植業領域的種植麵積分別是多少，進行回歸分析，發現降雨量如何影響每個領域的產量，然後就可以應用天氣預報和降雨量數據預測穀物和豆類的產出時間與數量。對我而言，整個過程像是一部有著符合邏輯的因果關係的美麗機器。通過理解這些關係，我就能得出用來建立模型的決策規則（或者說原則）。
這些早期的模型和我們現在使用的模型相去甚遠。這些模型是我隨手畫的草圖，我用當時可以利用的科技分析它們，將其轉化為計算機程序。最初的時候，我在我的手持惠普HP–67計算器上做回歸分析，用有色鉛筆手動繪圖，並在筆記本上記下所有的交易。個人計算機出現後，我就可以把數字輸入計算機，看計算機自動把數字轉化為圖片，然後觀察電子數據表中呈現的情況。弄清楚牛、雞和豬的肉量在各自的不同生產階段中如何增長，這些肉類如何為爭取肉類消費者的金錢而競爭，肉類消費者將如何花錢以及為什麽這麽花錢，肉類包裝商和零售商的利潤率將如何影響自身的行為（例如他們將在廣告中推廣哪個部位的肉）之後，這部機器就能計算出牛、雞和豬的價格，我就能對這些價格下注了。
雖然這些早期的模型很初級，但我喜歡構建和改進它們，它們也是幫我賺錢的好工具。我使用的這種定價方式和我在經濟學課堂上學到的不同，在課堂上，供給和需求都是用出售的商品數量進行衡量的。我發現，用付出的金額（而不是購買的商品數量）衡量需求，考察買家和賣家分別是誰以及他們為什麽買賣，是一種實用得多的方式。我將在有關經濟與投資原則的書中解釋這一做法。
我之所以能夠發現其他人錯過的經濟與市場變動，這一不同的做法是主要原因之一。從那時起，當我觀察任何市場時，不管是大宗商品、股票、債券還是外匯市場，我都能發現並理解其中的一些失衡之處，這些失衡是那些用傳統方式定義供給和需求（將其視為彼此相等的單位）的人覺察不到的。
把複雜的係統設想為機器，發現其內部的因果關係，把處理這些因果關係的原則寫下來，將其輸入計算機，從而讓計算機為我“決策”，所有這些後來都成了標準做法。
不要把我的意思領會錯了。我的做法遠遠稱不上完美。我清晰地記得，一次“絕對不會賠”的押注，讓我個人損失了約10萬美元，相當於我當時大部分的個人財富淨值。更令人痛苦的是，這個押注也給我的客戶帶來了損失。不斷真切顯現的最痛苦的教訓是，沒有任何東西是確定的：總是存在會給你造成重大損失的風險，即使在看起來最安全的押注中也是如此，所以，你最好總是假設自己沒有看到全部。這個教訓在很多方麵改變了我做決定的方式，在本書中我將反複提到這些改變，而且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它們。但在犯下許多其他錯誤之後，我才徹底改變了我的行為方式。
發展業務
盡管賺錢很好，但擁有有意義的工作和人際關係要比賺錢好得多。對我而言，有意義的工作是指一項我能全身心投入的使命；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是指我既深深地關心對方，對方也深深地關心我。
想想吧：把賺錢作為你的目標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金錢並沒有固有的價值，金錢的價值來自它能買到的東西，但金錢並不能買到一切。更聰明的做法是，先確定你真正想要什麽，你真正的目標是什麽，然後想想你為了得到這些目標需要做什麽。金錢隻是你需要的東西之一，但當你已經擁有了實現你真正想要的東西所需的金錢時，金錢就不再是你唯一需要的東西，也肯定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當思考你真正想要的東西時，最好思考它們的相對價值，以便合理權衡。就我個人來說，我需要有意義的工作和有意義的人際關係，它們對我的重要性相等，而我對金錢的價值評價較低——隻要我的錢足夠滿足我的基本需求就行了。在考慮有意義的人際關係與金錢相比的重要性時，很明顯，人際關係更重要，因為一種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是無價的，我用再多的金錢也買不到比這更有價值的東西。因此，對我而言，從過去到現在，有意義的工作和有意義的人際關係都是我的主要目標，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實現這兩個目標。賺錢隻是其附帶結果。
20世紀70年代末，我開始把我對市場的觀察通過電報發給客戶。這些《每日觀察》（“穀物和油料種子”“牲畜和肉類”“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源起很簡單：盡管我們的首要業務是管理風險敞口，但我們的客戶也給我打電話，請教我對市場的看法。接這些電話很費時間，所以我認定，更有效的方式是每天把我的想法寫下來，以便其他人理解我的邏輯，並幫著一起改進它。這是一項很好的自律措施，因為這迫使我每天都進行研究和反思。這也成為我們企業的一個主要溝通渠道。《每日觀察》已經持續了將近40年，累計近1萬篇。今天，世界各地的客戶和決策者都在閱讀、思考和討論它。目前我依然在和橋水的其他人一起寫《每日觀察》，並期待一直寫下去，直到人們不願再讀它，或者我離世。
除了向客戶提供這些觀察和建議外，我還開始通過代理他們的交易管理他們的風險敞口。我得到的回報有時是每個月一筆固定費用，有時是從我賺到的利潤中分成。在此期間，麥當勞和雷恩加工是我為其提供谘詢服務的兩家客戶，當時前者買入大量牛肉，而後者是美國最大的雞肉生產商。我幫它們賺了很多錢，尤其是雷恩加工，它通過在穀物和豆類市場上進行投機交易賺到的錢，比通過養雞和賣雞賺到的錢還多。
當時麥當勞已經設計出一款新產品——麥樂雞，但它猶豫要不要將其上市，因為它擔心雞肉價格可能上漲，從而擠壓它的利潤率。雷恩加工等雞肉生產商不願意以固定價格向麥當勞出售雞肉，因為它擔心自己的生產成本會上升，利潤會受擠壓。
當我思考這個問題時，腦子裏出現的一個念頭是，從經濟學角度出發，可以把一隻雞看作一部簡單的機器，該機器包含一隻小雞和它的飼料。雞肉生產商最需要擔心的、波動最劇烈的成本，是飼料的成本。我向雷恩加工展示，如何利用一種穀物期貨和豆粕期貨的組合鎖定成本，這樣一來，它就能向麥當勞提出一個固定報價。在大大降低自身價格的風險之後，麥當勞在1983年推出麥樂雞。對於幫助它們幹成這件事，我感覺非常好。
我在牲畜和肉類市場上發現了類似的價格關係。例如，我向牲畜飼養者展示，他們可以如何通過對衝在自己的成本項目（育肥用牛、穀物和豆粕）和6個月後出售的產品（育好的牛）之間設定良好的價格關係，從而鎖定強勁的利潤率。我研究出了一種方法：出售不同部位的鮮肉時，約定在未來以固定的、遠低於凍肉的價格交付，但依然能產生巨大的利潤。我的客戶深深地明白，他們所從事的業務的“機器”是如何運行的，而我正好了解市場的運行方式，這二者的結合，對於我們雙方都有好處，同時也讓市場在整體上變得更有效率。我設想出這些複雜機器的能力，讓我們與那些瞎蒙的人相比擁有了競爭優勢，並最終改變了這些產業的運行方式。而且，一如往常，和我喜歡的人共事是莫大的快樂。
1978年3月26日，我妻子生下了我們的第一個兒子德溫。要一個孩子是我迄今做過的最艱難的決定，因為當時的我顯然不知道養孩子將是一種什麽樣的經曆，而且這個決定是不可撤回的。但事實證明這是我做出的最好的決定。雖然在本書中我不會過多展示我的家庭生活，但我是那種把家庭和職業看得同等重要的人，而且我把二者聯係在一起。舉個例子來說明這二者是如何在我的頭腦裏緊密交織在一起的：我給兒子起名“德溫”，而“德溫”是人類所知的最早的牛種之一，也是最早輸入美國的牛種之一，並以繁殖率高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