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的低穀 （1979—1982年）
3 我的低穀 （1979—1982年）
1950—1980年，市場大潮平穩漲落，債務、通脹率與增長率也隨之漲落。宏觀市場波動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尤其是在1971年金本位製結束之後。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三次這樣的宏觀波動。第一次發生於1971年，是美元貶值的結果。第二次發生於1974—1975年，在此期間通脹率上升到了“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美聯儲收緊了貨幣供應，利率攀升到創紀錄的高水平，從而造成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股市下跌和經濟下滑。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宏觀波動發生於1979—1982年，也是自1929—1932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市場漲落之一：利率和通脹率先是猛漲，然後暴跌；股票、債券、大宗商品和外匯經曆了有史以來最動蕩的時期之一：失業率達到了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無論是對於全球經濟、各個市場，還是我本人而言，這都是一段極為動蕩的時期。
1978—1980年（與1970—1971年和1974—1975年一樣），不同市場開始出現相同的變化趨勢，因為它們更多地受貨幣供應與信貸增長速度波動的影響，而不是受各自內部供求平衡變化的影響。伊朗巴列維王朝傾覆後，石油危機爆發，加劇了這些宏觀變化。石油市場的這種波動性催生了史上最早的石油期貨合同，這給了我交易的機會（當時利率期貨和外匯期貨市場也都已經存在了，而我對這些市場均有所涉獵）。
因為所有市場都由這些因素驅動，所以我一頭紮進對宏觀經濟和曆史數據（尤其是利率數據和外匯數據）的研究中，以增進我對發生作用的“機器”的認識。當1978年通脹率開始上升時，我覺察到美聯儲可能采取行動收緊貨幣供應。到1979年，通脹已明顯失控，吉米·卡特總統任命保羅·沃爾克為美聯儲主席。幾個月後，沃爾克宣布美聯儲將把貨幣供應增速限定為5.5%。根據我當時的計算，5.5%的貨幣增速將打破惡性通脹，但也將扼製經濟和各個市場，並有可能造成一場災難性的債務危機。
白銀過山車
感恩節前不久，我在達拉斯的石油俱樂部與邦克·亨特會麵，當時他是全球第一富翁。幾年之前，我的一位客戶和朋友，在石油和牲畜方麵生意做得很大的得州人巴德·迪拉德介紹了我們認識。我經常與邦克討論經濟和市場問題，尤其是通脹。就在我們這次會麵幾周之前，伊朗武裝人員攻擊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將52名美國人扣為人質。當時美國人排很長的隊購買天然氣，市場波動劇烈。顯然，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危機感：整個國家困惑、沮喪、憤怒。
和我差不多，邦克也看到了債務危機和通脹風險。在之前的幾年裏，他一直想把自己的財富從紙幣上轉移，於是他一直在購買大宗商品，尤其是白銀。他最初是以約1.29美元一盎司的價格買入白銀，以對衝通脹風險。隨著通脹率和銀價上升，他不斷買入白銀，直到他已基本接近白銀市場的頂點。那時，白銀的交易價格約為10美元。我告訴他，我覺得可能是時候退出了，因為美聯儲已采取更保守的態度，準備將短期利率提高到長期利率之上（這種情況又名為“收益率曲線倒掛”）。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時，對衝通脹的資產價格都會下跌，經濟都會下滑。但邦克當時在做石油交易，而他接觸的中東石油生產商仍然擔憂美元貶值。他們告訴邦克，他們也將買入白銀，作為對衝通脹的資產，於是邦克在對銀價會繼續上升的預期中繼續買入白銀。我則退出了。
1979年12月8日，我和芭芭拉有了第二個兒子保羅。一切都在飛快地變化，但我喜歡這種快節奏。
到1980年年初，銀價已上漲到接近50美元，一直都是富翁的邦克更是富得流油。雖然在銀價上漲到10美元的過程中，我曾賺了很多錢，但我還是後悔自己錯過了向50美元狂奔的銀價。但至少，通過退出，我確保了自己沒有賠。在每個投資者的職業生涯中，都有焦慮的時刻，你對未來的期待與真正發生的情況不符，你不知道自己麵臨的是巨大的機會還是災難性的錯誤。因為我有很強的“看對但及早收手”的傾向，所以我更願意相信這樣做是對的。這種做法的確是對的，但錯過了40美元的銀價漲幅，對我而言是不可原諒的。
最終在1980年3月，銀價的暴跌開始了，一直跌到11美元以下。這給邦克造成了毀滅性打擊，在他破產的同時，幾乎整個美國經濟也下滑了。美聯儲不得不出手幹預，以控製連鎖反應。所有這些讓我牢牢記住了一個永不磨滅的教訓：時機就是一切。我很寬慰自己提前退出了白銀市場，但看到全球首富（也是一個我惺惺相惜的人）破產實在是一件令人心碎的事。但與即將到來的事情相比，這不算什麽。
擴大團隊
這一年稍晚的時候，一個很不錯的家夥保羅·科爾曼加入了橋水。此前我們在做牲畜和牛肉交易時成為好朋友，我欣賞他的才智和價值觀，所以我說服他相信，我們能夠聯手征服那個世界。科爾曼從俄克拉荷馬州的蓋蒙帶來了他迷人的妻子和孩子，我們兩家變得親如一家。我們以一種隨性的、不拘小節的方式經營著橋水。因為這座公寓裏我用來工作的辦公區域通常一片狼藉，桌子上經常擺滿了前一天晚上邊吃飯邊工作時剩下的雞骨頭和其他雜物，所以我們所有的會見客戶活動都在哈佛俱樂部進行。科爾曼會在我那淩亂的房間裏藏一件幹淨的藍色牛津布襯衫和一條領帶，以便我穿去開會。1981年，我們兩家決定在一種更具鄉村氣氛的環境中生活，所以我們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威爾頓，在那裏經營橋水。
我和科爾曼的工作方式是挑戰彼此的想法，努力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案。我們一直是來回交鋒，而且很喜歡這麽做，尤其是在有很多事情需要弄清楚的時候。我們經常就市場以及市場背後的力量辯論到深夜，在上床睡覺之前把數據輸入計算機，第二天早上查看計算機得出了什麽結果。
我的大蕭條預警
1979—1981年，美國經濟的狀況比2007—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還要差，市場變得更加動蕩。事實上，一些人會說這是迄今為止最動蕩的一段時期。下圖顯示了1940年至今收益率和黃金價格的波動性。
美國3個月期國庫券收益率
10年期債券收益率
黃金價格
從圖中可以看出，1979—1982年的情況是史無前例的。這是過去100年裏最具有轉折點意義的時代之一。全球的政治鍾擺擺向了右側，使瑪格麗特·撒切爾、羅納德·裏根和赫爾穆特·科爾走上政治舞台。“自由主義”不再意味著支持進步，而是變成了“付錢讓人不工作”。
正如我當時察覺到的那樣，美聯儲處在兩難境地。他們有兩種選擇：通過印鈔緩解債務問題，讓經濟保持增長（印鈔已經使通脹率在1981年達到了10%，導致人們拋售債券，買入對衝通脹的資產）；或者采取極為嚴厲的緊縮政策，徹底打垮通脹（這將讓債務人損失慘重，因為當時的債務已經達到了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問題變得越來越明顯：通脹水平不斷升高，而經濟活力不斷下滑。這兩者似乎都發展到了危急關頭。債務增速繼續遠遠高於收入增速，而借債者需要收入來還債，同時美國的銀行大量向新興國家放貸，規模遠遠超過了它們的資本金。1981年3月，我寫了一篇《每日觀察》，題為“下一場蕭條已經顯現”，末尾的結論是：“我們債務的龐大規模意味著這場蕭條將和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一樣嚴重，或者更糟。”
這個觀點極具爭議性。對大多數人而言，“蕭條”是一個嚇人的字眼，隻有怪異和聳人聽聞的人才會使用，而慎思明辨的人是不會鄭重宣揚這個詞的。但我當時已經研究過可追溯到1800年的債務和經濟蕭條問題，進行了自己的計算，並確信一場以新興國家為先導的債務危機將會爆發。我必須和我的客戶分享我的思考。因為我的觀點極具爭議性，所以我請求其他人推演我的邏輯，並向我指出哪裏不嚴謹。誰都沒能找到我邏輯中的任何缺陷，但他們都不願讚同我的結論。
因為我相信隻有兩種可能，或者是通脹加速，或者是一場通縮性的蕭條，所以我同時持有黃金（它在通脹加速的情況下表現很好）和債券（它在通縮性蕭條的情況下表現很好）。截至當時，黃金和債券一直在朝相反方向變化，變化方向取決於通脹預期是上升還是下降。持有這些資產似乎比持有其他資產安全得多，例如會在通脹環境下貶值的現金，以及會在蕭條發生時暴跌的股票。
最初，市場的變化對我不利。但我在白銀和其他領域的交易經驗告訴我，我對於時機的選擇存在滯後性，於是我相信我隻是提前行動了，我所期待的情況很快就會發生。沒過多久，1981年秋，美聯儲的緊縮政策產生了毀滅性的結果，我在債券上的押注開始取得回報，而我之前提出的怪異觀點看起來已經開始變得正確了。1982年2月，美聯儲暫時性地增加流動性，以避免發生“錢荒”。1982年6月，隨著爭搶流動性的競爭加劇，美聯儲以印鈔作為回應，使流動性達到了保羅·沃爾克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以來的最高水平。但這依然沒有產生足夠的效果。
人生最慘重失利
1982年8月，墨西哥對其債務違約。那時，幾乎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很多其他國家也會步其後塵。這件事非同小可，因為美國銀行正在向像墨西哥一樣高風險的其他國家提供貸款，總額約為其資本金總和的250%。美國的商業貸款活動逐漸陷於停頓。
因為我是少數預見到這一情況的人，我開始得到很多關注。美國國會就這場危機舉行了聽證會，並邀請我去做證。11月，我成為《路易斯·魯凱澤華爾街一周》的特約嘉賓，這是從事市場交易工作的人必看的節目。在這兩個場合，我都自信地宣稱，我們正在走向一場蕭條，並解釋了原因。
在墨西哥違約之後，作為對經濟崩潰和債務違約的回應，美聯儲增加了貨幣供給。這使得股市出現了創紀錄的漲幅。盡管這讓我意外，但我將這一現象解讀為市場對美聯儲行動的條件反射式反應。畢竟，在1929年，股市上漲15%之後，就出現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崩盤。1982年10月，我在一份備忘錄中寫下了我對事態的診斷。我認為，美聯儲的努力失效，經濟走向崩潰的概率是75%；美聯儲的行動一開始成功刺激經濟，但最終仍然失敗的概率是20%；美聯儲提供了足夠的刺激來挽救經濟，但最終觸發惡性通脹的概率是5%。為了通過對衝規避最不利的可能性，我開始買入黃金和國債期貨，作為對歐洲美元的對衝，這是一種押注於信貸問題加劇的風險控製方式。
但我大錯特錯了。在經曆了一段延遲期後，美國經濟對美聯儲的努力做出了回應，以一種無通脹的方式複興。換言之，在通脹率下降的同時經濟增長加速。股市開始了一輪大牛市。在接下來的18年裏，美國經濟經曆了一段史上最繁榮的無通脹增長時期。
怎麽會發生這樣的事？最終，我找到了原因。隨著資金大舉撤出那些借債國，回流美國，一切都改變了。這使美元升值，給美國經濟造成了通縮壓力，從而使美聯儲可以在不加劇通脹的情況下降息。這驅動了一場經濟繁榮。銀行得到了保護，一是因為美聯儲借給它們現金，二是因為債權國委員會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金融重整機構做出了安排，使債務國能夠以舉借新債的方式履行還債義務。這相當於所有人都可以假定一切良好，然後在許多年的時間裏逐漸把那些不良債務減記。
我在這段時期的經曆，就好像不斷被球棒打到自己的頭。犯下如此大的錯誤，尤其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是極具羞辱性的，也讓我幾乎失去了我在橋水創造的一切。我發現之前的我是一個自以為是的笨蛋，頑固地堅信一個大錯特錯的觀點。
這就是我從業8年之後的情況，毫無成就可言。盡管我對的時候比錯的時候多得多，但我還是一下子回到了原點。
那段時間，我損失的錢太多了，以致我付不起與我共事的人們的工資了。我不得不讓他們一個接一個地離開，隻剩下兩名職員——我和科爾曼。接著科爾曼也不得不離開了，在所有人的淚水中，他一家收拾行裝回到了俄克拉荷馬州。於是橋水隻剩下了一名職員——我自己。
失去我如此關心的人，我為自己而工作的夢想差一點就要毀掉，這對我來說都是毀滅性的。為了實現收支平衡，我甚至不得不向我父親借了4 000美元，直到我賣掉了第二輛車。我走到了一個分岔路口：我是不是應該打起領帶在華爾街找一份差事？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另一方麵，我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尚且年幼的孩子要養活。我意識到，我正麵臨著一生中最重大的轉折點之一，而我的選擇將對我和家人的未來產生巨大的影響。
找到一種方法，克服我頑固難治的投資問題
通過市場交易賺錢是很困難的。對此，才華橫溢的交易者和投資家伯納德·巴魯克形象地說道：“如果你已經做好準備放棄一切其他東西，像醫科學生研究解剖一樣仔細地研究市場的整個曆史和背景，並研究所有主要上市公司——如果你能做到上述的一切，同時你還擁有賭博者的鎮定、洞察者的第六感和獅子的勇氣，你才有可能抓住一絲機會。”
回頭來看，導致我崩盤的那些錯誤明顯得令人難堪。第一，我離譜地過度自信，並放縱自己被情緒左右。我（再次）學到，無論我知道多少東西，無論我多麽勤奮，我都不能自信地做出絕對的斷言，就像我在《路易斯·魯凱澤華爾街一周》節目中所說的那樣：“軟著陸將不會發生。我可以絕對肯定地這麽說，因為我知道市場是怎麽運作的。”直到今天，我都為當初的自以為是感到震驚和難堪。
第二，我再次領會到了研究曆史的價值。歸根結底，當時發生的不過是“舊事重演”。我當時應該意識到，以一國貨幣計價的債務，可以在該國政府的幫助下被成功重組，而且，當各國央行同時提供刺激時（它們在大蕭條達到穀底的1932年3月這麽做過，而且在1982年又這麽做了），通脹和通縮能夠互相對衝。像1971年時一樣，我未能意識到曆史的教訓。對這一點的認識，引導我努力理解過去100年裏所有主要經濟體與市場發生的所有活動，並總結出經過仔細驗證的永恒和普適的決策原則。
第三，這次事件提醒我注意，把握市場的時機是多麽困難。我對市場平衡水平的長期估計並不是足夠可靠的押注對象。從我下注到我的估計變成現實（如果真的會發生的話），其間會發生太多事情。
凝視著這些失敗，我明白了，如果我不想帶著再次遭遇重大挫折的高概率繼續前行的話，我就必須客觀地看待自己，並做出改變。我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總會表現出一種天然的進攻性，我要學習一種更好的方式來處理這種進攻性，這可以成為我改變的出發點。
想象一下，為了擁有美好的生活，你必須穿越一片危險的叢林。你可以安全地留在原地，過著普通的生活；你也可以冒險穿越叢林，過著絕妙的生活。你將如何對待這一選擇？花點時間想想這件事，因為無論其形式如何，這是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做出的一個選擇。
即使在我一敗塗地之後，我也明白，我必須追求這種伴隨著種種風險的精彩生活，因此我的問題是如何“穿越這片危險的叢林”而不在途中被殺死。回頭來看，我的一敗塗地是在我身上發生過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因為它讓我變得謙遜，而我正需要謙遜來平衡我的進攻性。我學到了一種很好的恐懼犯錯的意識，這把我的思維定式從認為“我是對的”變成了問自己“我怎麽知道我是對的”。我清楚地看到，回答這個問題的最好方式是找到其他的獨立思考者，他們與我肩負共同的使命，但對問題的看法與我不同。通過以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辯論方式與他們交流，我就能理解他們的推理，並讓他們對我的推理進行壓力測試。我們都可以通過這種方式降低自己犯錯的可能性。
換言之，我的目標隻是讓自己正確——我並不關心正確的答案是不是來源於我。所以我學會了讓自己保持極度開明的心態，允許其他人指出我可能疏忽的東西。我發現，我能夠成功的唯一途徑將是：
1.找到與我觀點不同的最聰明的人，以便自己能夠努力理解他們的推理。
2.知道自己在什麽時候不能有明確的意見，不急於下結論。
3.逐步歸納永恒和普適的原則，對其進行測試，將其係統化。
4.通過平衡風險來保持較大的回報，並降低下行波動。
這麽做將顯著提高我相對於風險的收益，而且相同的原則也適用於生活的其他領域。最重要的是，這一經曆引導我把橋水打造成了一個創意擇優的機構。它不是一個專製機構，由我領導，其他人跟從；也不是一個民主機構，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權；而是一個創意擇優的機構，鼓勵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不一致，根據不同人的相對長處分析和權衡他們的觀點。
使人們相互對立的觀點公開化，並對其進行分析，讓我對人們的思考方式有了很多的了解。我逐漸發現，人們的最大缺點與其最大優點互為正反麵。例如，一些人傾向於過度冒險，而其他人的風險規避性過強；一些人過度關注細節，而其他人的思維過於宏觀。大多數人都是在某個方麵過度，而在另一方麵不足。通常，當我們遵循自己的自然秉性做事時，我們可能考慮不到自身的弱點，這將導致我們走向失敗。最重要的是失敗之後怎麽做。成功的人改變他們的做法，這使他們能夠繼續利用自己的優勢，彌補自身的不足，而不成功的人不會這樣做。在後文中，我將描述改變的具體策略，但在這裏需要注意的重要一點是，隻有當你能承認甚至接受自身的弱點時，你才能做出對自身有益的改變。
後來我發現，我遇到的大多數極為成功的人都曾經曆過類似的慘痛失敗，這讓他們得到了教訓，正是這些教訓最終幫助他們走向成功。史蒂夫·喬布斯在回顧1985年其被蘋果解雇的經曆時說：“那是一劑苦藥，但我猜患者需要它。有時生活會給你當頭一棒。不要失去信念。我確信推動我不斷向前的唯一動力，是我喜歡我做的事。”
我發現，想要追求卓越，你就必須挑戰自己的極限，而挑戰自己的極限可能會使你一蹶不振，這將造成很大的痛苦。你會覺得自己已經失敗了，但這不一定是失敗，除非你自己放棄。信不信由你，但之後你的痛苦將會逐漸消散，你在未來將會迎來很多其他機會，盡管當時的你也許看不清這些機會。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總結這些失敗提供的教訓，學會謙遜和極度開明的心態，從而增加你成功的概率，然後繼續挑戰自己的極限。
我最後的這個教訓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教訓，因為在我的一生中，這個教訓一次次地適用。最初，我似乎麵臨著一個“要麽全得、要麽全失”的選擇：我或者冒很大的風險追求高回報（並有可能在此過程中一敗塗地）；或者降低自己的風險，滿足於取得較低的回報。但我想要的是既承受低風險也享受高回報，在探索如何使之變得可能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在麵對兩個你都需要但看起來相互矛盾的東西時，你需要耐心地做出選擇。通過這種方式，你將摸索出如何盡最大可能讓二者兼得。幾乎總是存在著一條你還沒有發現的有利的道路，所以你需要不斷找下去，直到找到它，而不是滿足於最初對你顯而易見的那種選擇。
盡管這個過程很艱難，但我最終找到了一條魚與熊掌兼得的道路。我稱它為“投資的聖杯”，這也正是橋水成功背後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