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把事做好”
02 “把事做好”
亞拉巴馬州溫馨的家
1960年11月1日，蒂莫西·唐納德·庫克（Timothy Donald Cook，這是庫克名字的全稱）出生在亞拉巴馬州的莫比爾市（Mobile）。莫比爾市是位於墨西哥灣沿岸的港口城市，也是亞拉巴馬州第三大城市。庫克的父母，唐·庫克和傑拉爾丁·庫克都是亞拉巴馬州農村的人。他們一共有三個兒子，庫克排行老二。唐在亞拉巴馬州的幹船塢造船廠工作，當時這家造船廠是莫比爾最大的企業，為平托島（Pinto Island）的軍船提供製造和維修服務。庫克的母親傑拉爾丁是一名兼職藥劑師，她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家庭。
在整個成長過程中，庫克和父母的關係非常親密。直到現在，庫克仍會在父母身上傾注大量時間和精力。“無論蒂姆在哪兒，或者在做什麽，他每個周末都會給家裏打電話。”庫克的父親在2009年的一次采訪中如是說，“無論在歐洲、亞洲或其他任何地方，他每個星期天都會給他媽媽打電話聊聊天，沒有一個周末落下。”庫克的母親傑拉爾丁於2015年去世，享年77歲。蒂姆現在仍與父親保持著親密的關係。
有段時間，庫克一家從莫比爾市搬到了彭薩科拉（Pensacola），這座城市位於佛羅裏達州，距離莫比爾市大約一小時車程。那裏有一個巨大的海軍基地，唐就在那兒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在1971年蒂姆上中學的時候，他們又搬回了亞拉巴馬州，定居在了羅伯茨代爾（Robertsdale）的東銀山大道（East Silverhill Avenue）。羅伯茨代爾是一個小鎮，位於該州最大的縣城鮑德溫縣（Baldy）的中部。為了讓三個兒子可以去頂尖的公立學校讀書，唐和傑拉爾丁最終選擇了在羅伯茨代爾定居。
校園時光
羅伯茨代爾是美國南部小鎮的典型代表，它雖被稱作城市，但占地麵積隻有5平方英裏。如今其人口數量也隻有5000多，是庫比蒂諾的十分之一。在庫克成長的那個年代，羅伯茨代爾的人口數量隻有現在的一半，約為2300人。小鎮裏的居民彼此都認識。
20世紀初期，肥沃的農田讓小鎮充滿祥和、閑適的生活氣息。小鎮距離格爾夫海岸（Gulf Shores）僅40分鍾車程，前往這個海岸要穿過小鎮。盡管這些來往的人流給小鎮帶來了不少收益，但農業依然是這座小鎮主要的收入來源。鎮上的生活如此簡單，既沒有電影院也沒有保齡球館，最熱鬧的事情就是鮑德溫縣的秋季集市了。傑拉爾丁在描述小鎮的時候，實事求是地形容它“就是地麵上的一個小洞而已”。甚至在過去的30年間，小鎮鎮長都沒有換過人。
庫克家庭的宗教信仰對庫克影響至深。他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一直提到基督教信仰。2015年，他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很小的時候，就在浸信會教堂受洗了，信仰一直是我生命的重要部分。”可以推斷，信仰深深地影響了庫克，讓他成為一名善良、慷慨的領袖。2014年，他在彭博新聞社發表文章，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時，也提到了上帝。他寫道：“我認為，同性戀是上帝給我的最好的禮物之一。”盡管庫克現在並不會過多地公開談論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很明顯，如果沒有信仰的話，庫克就不會是現在的庫克和這樣的領袖。
看起來，庫克在羅伯茨代爾的童年生活是十分美好的。相比於少年喬布斯的叛逆乖張，少年庫克的性格溫和謙遜，成績出類拔萃。從那時的照片可以看出，他有點兒笨拙，但充滿青春活力，留著唐尼·奧斯蒙德的發型，笑容輕鬆、陽光。
庫克在代數、幾何、三角學等一切需要分析能力的科目中的表現十分優異。在初中和高中的6年時間裏，他一直被評選為“最勤勉的學生”。1978年，他取得了全年級第二的好成績，並因此成為在學校畢業典禮上致開幕辭的學生代表。
庫克以前的數學老師巴巴拉·戴維斯（Barbara Davis）回憶說：“他是一個讓人信賴的孩子。他對學業總是一絲不苟，所以我知道他能把事情做好。”庫克的同事和以前的老板們也這樣評價他：庫克總能不負眾望，把工作做好。“把事做好”成了庫克職業生涯的標簽。
庫克的社交能力和他的學習成績一樣突出，他的人緣非常好。“庫克才不是一個書呆子呢！”戴維斯如是說，“他是那種你會特別享受跟他相處的人。”許多同齡人都認為庫克天資聰穎、為人謙和，而且十分幽默。與庫克同屆的全年級第一名特蕾莎·普羅查斯卡·亨茨曼（Teresa Prochaska Huntsman，因此也是學校畢業典禮上致閉幕詞的學生代表）在提到庫克的時候說：“庫克不僅僅在學業方麵十分優秀，而且我們沒有不喜歡他的，他可是一個特別有人格魅力的人。”
庫克的另一位老同學，也是他的好友克拉麗莎·布拉茲托克（Clarissa Bradstock）說：“他很聰明，愛讀書，還特別幽默。我們會一起出去玩，看《周六夜現場》……聊學校裏發生的事和天南海北的事。”她補充說：“一個出身於亞拉巴馬州小鎮的人，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確實讓人驚歎不已。這是對我們國家的肯定，也是對他個人的肯定。”庫克的高中同學在談到庫克取得的成就時，自豪之情溢於言表。
早期的商業經驗
庫克不僅成績優異，在課外活動中也有著出色的表現。他很早就表現出對商業的敏銳嗅覺。他是學校樂隊裏的長號手，經常在學校舞會、足球賽、遊行，以及當地其他需要樂隊的活動中表演。為了在校外賺一點兒外快，他為莫比爾市《新聞記錄報》（Press-Register）送報紙，在飯館打工，在當地一家名叫李氏藥品（Lee Drugs）的藥房做兼職。這家藥店離他母親工作的地方不遠，位於羅伯茨代爾的“太空之路”購物中心（Spaceer），這裏是當地唯一的商業街，位於一條貫穿小鎮的主路上。這條商業街上有各種各樣的店鋪，大都很冷清，有的甚至關門了，唯獨這家藥店至今都在，而且看起來生意不錯。有幾家午餐店和拖拉機租賃店的生意也還行。我在2018年6月去鎮裏參觀時，當地居民告訴我，羅伯茨代爾的大部分商業已經遷移到城鎮邊緣，那裏有各種各樣的快餐店、幾家一元店［比如，多來店（Dollar General）和家庭美元百貨（Family Dollars）］，以及一家沃爾瑪超市，庫克曾在那兒買過生活用品。
在高年級時，庫克抽時間參與了學校年鑒的製作工作，他擔任的是業務經理，而且做得很棒。庫克的具體工作內容是負責年鑒的倉儲工作，還要負責拉來足夠的廣告以覆蓋成本。年鑒中有一張成員集體照，庫克在最前麵的中間位置開懷大笑著。成員們都穿著統一的T恤，上麵印著：“你買到了嗎？”這大概是一種鼓勵學生購買年鑒的銷售策略。據當年的年鑒記載，由於庫克的努力，那年的銷量和廣告費都創下了紀錄。巴巴拉·戴維斯形容庫克是“那種不可或缺的人”。同時打好幾份工並擔任學校項目的業務經理，讓庫克很早就收獲了重要的商業經驗，也為他後來不知倦怠的工作風格和敏銳的商業頭腦打下了基礎。正如當年能為年鑒創下新紀錄，多年後，他亦領導蘋果的發展到達了新的高度。
人們從年鑒方方麵麵的工作中，能預見到庫克後來在蘋果的樣子。從低年級年鑒的一張照片中可以看到，庫克在一個同學旁邊，激動地向大家展示著一副頭戴式耳機和一台打字機，這些都是當時令人亢奮的高科技產品。照片的文字說明是“特蕾莎和蒂姆正在用兩種現代方式提高學習效率”。好像庫克隱約知道，自己未來將會掌舵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
南部小鎮塑造的世界觀
雖然羅伯茨代爾散發著美國南部小鎮特有的氣息——熱情、安寧又古樸，但也有一種令人不快的種族主義在暗潮湧動。後者對庫克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並引起了他日後對平等的重視。
庫克的父母曾說，他們從彭薩科拉搬到羅伯茨代爾，隻是為了讓孩子盡可能地進入最好的學校。他們的這一舉動和當時的很多人不謀而合。在彭薩科拉，由於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種族矛盾日益加劇，許多白人家庭為此搬到了附近的亞拉巴馬州。雖說早在1963年，該州的公立學校就禁止種族隔離，但對於同屬此州的彭薩科拉和羅伯茨代爾來說，前者的種族危機卻比後者嚴重得多——前者麵積較大，種族情況複雜；後者麵積較小，居民以白人為主（根據人口普查，羅伯茨代爾目前85%的居民為白人）。
“我們學校的非裔美國人很少。”庫克的同學克拉麗莎·布拉茲托克說，“鮑德溫縣盛產石油，當時是最富有的縣之一。但我們的學校很小。我沒有目睹過公開的種族歧視，但在亞拉巴馬州……許多種族隔離問題依然在解決中，有人會在非裔美國人麵前講有關種族主義的笑話。這就是當時的情況。”
事實上，在庫克搬到羅伯茨代爾的幾年前，這個鎮子中心的商業街有一家名叫“小豬扭扭”（Piggly Wiggly）的雜貨店，裏麵依然設立分開的飲水機。一名要求匿名的鮑德溫縣居民描述了他在當地目睹的公然的種族歧視行為：“1966年，我的哥哥（白人）和一個年輕的非裔女孩偷偷約會，但是他在給女孩買漢堡的時候，被幾個坐在咖啡館裏的白種男人看到了。當時為了安全，女孩坐在我哥哥的車裏沒有出來。就在我哥哥離開咖啡館後不久，那幾個白人開著他們的皮卡車尾隨並攔住了我哥哥。他們把我哥哥從車裏拖出來，狠狠地打了他，然後把他丟在附近的樹林裏，讓他在那兒等死。我哥哥被打得整整一周都隻能用吸管喝湯。”不幸的是，當時在亞拉巴馬州，這種種族主義行徑並不少見。
庫克自己也親曆過這樣的種族主義行為，並在若幹年後都深受影響。20世紀70年代初，庫克還在讀初中。有一天晚上，他沿著羅伯茨代爾外緣偏僻的道路上，騎著一輛嶄新的10速自行車。突然，他發現路邊有個地方著火了。他騎近一些，看到一個燃燒的十字架，幾個穿著白色長袍、戴著白色頭巾的三K黨（美國最龐大的種族主義組織）成員圍在那裏。雖然三K黨成員的數量從1925年的曆史峰值400萬人下降到20世紀70年代初的數千人，但在美國南部的某些地區，三K黨成員聚集的現象並不少見。庫克看到那些三K黨成員正在將燃燒著的十字架安裝在一戶黑人家庭的院子裏。他立刻喊道：“停！”那些三K黨成員看著庫克，其中的一個人掀開頭巾，示意自己是羅伯茨代爾當地一家教堂的執事。他警告庫克迅速離開。這件事讓年輕的庫克感到無比震驚。
2013年，庫克在榮獲母校奧本大學頒發的國際生活質量獎（IQLA）時，還回憶起了這段經曆。“這個畫麵永久地印在了我的大腦中，並永遠地改變了我的生活。”他說，“對於我而言，那個燃燒著的十字架意味著無知、仇恨，以及僅僅因為有些人跟大多數人不同，人們就為此恐懼。我永遠無法理解這種行為。”關於種族主義的親身經曆影響了庫克年輕時的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後來也體現在他的商業行為中。
盡管庫克堅稱自己所講的絕無虛言，但羅伯茨代爾依然有些居民質疑庫克所說的三K黨成員在鎮上燒毀十字架的事。例如，庫克的一個老同學特德·普拉特（Ted Pratt）說：“我的家人和朋友還在羅伯茨代爾居住，沒有人記得發生過那樣的事情。對於把羅伯茨代爾當作家鄉的人來說，聽到這樣的事情讓人感到很惱火。”當然了，作為羅伯茨代爾的居民，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他們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家鄉與三K黨聯係在一起。小鎮的形象被一位如此有名的商界人物抹上了汙點，這令小鎮的居民們十分不悅。
在臉書上，有一篇冗長的帖子，題為“羅伯茨代爾的過去和現在”。數十名現在或曾經居住在羅伯茨代爾的居民在帖子裏質疑庫克的回憶。“蒂姆·庫克完全是在撒謊，”一位名叫羅德·傑金斯（Rod Jerkins）的人評論道，“這件事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這一評論下麵有6個人點擊“喜歡”，這是帖子中最受歡迎的評論之一，從而反映了公眾對此事的情緒。）事實上，我在帖子中沒有找到任何支持庫克說法的評論——143條評論幾乎全部質疑了庫克的回憶。另一位評論者馬文·約翰遜（Marvin Johnson）補充道：“我的親戚在這裏比我住得久，有差不多大半個世紀。我問過他們，他們都說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還有一位評論者的留言隻有幾個字：“他在撒謊，句號！”
從臉書的帖子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羅伯茨代爾的許多居民對此事拒不承認。即便三K黨活動是發生在幾十年前的事，但臉書確實不是一個承認此事的好地方。還有幾個人發帖說，雖然沒有看到正在燒著的十字架，但他們確實看到了燒毀後的十字架。還有一個人回憶起在附近城鎮的聖誕節遊行中，確實看到了燃燒著的十字架。羅伯茨代爾極有可能與三K黨活動有些淵源，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
眾議員帕特裏夏·托德（Patricia Todd）說，三K黨不僅在庫克的童年時期極其活躍，時至今日依然十分常見。“在過去的兩年裏，他們一直在伯明翰的各個社區分發傳單，”她說，“如果你否認亞拉巴馬州在民權運動方麵的那段曆史，那你就錯了！但在今天的亞拉巴馬州，種族主義確實還存在，而且很猖獗。雖然他們沒有大聲說出來，但就是有很多人仇視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
在目睹三K黨聚集的多年後，庫克又經曆了一次與種族主義的正麵交鋒。那是庫克16歲的時候，他參加並贏得了一場由亞拉巴馬州農村電力協會組織的征文比賽，比賽主題是“農村電力合作社——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挑戰者”。因為當時家裏買不起打字機，所以庫克的文章完全是他手寫的。
贏得比賽的獎品是一次免費的國家首都之旅，包括參加宴會，以及在白宮現場聆聽吉米·卡特總統發表講話。但這次旅行卻被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會見破壞了。喬治·華萊士是一位堅定的種族主義者，在20世紀60年代聯邦政府試圖整合該州的公立學校以消除種族隔離時，華萊士堅決抵製了聯邦政府的這一做法，但最後他沒有成功。庫克與華萊士握了手，這讓他感到十分後悔。“對我來說，會見州長跟‘榮幸’二字根本沾不上邊，”他說，“跟他握手讓我感到自己似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這感覺太糟了，仿佛在出賣自己的靈魂。”但幸運的是，庫克從這樣的經曆中汲取了經驗。如今的他不再容忍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行為。雖然這項工作要經曆一個過程，但庫克在努力地把蘋果變成一個更包容的地方。在他的引領下，蘋果比矽穀的其他公司雇用了更高比例的少數族裔員工，並向曆來黑人較多的大學、慈善機構和鼓勵少數族裔學生學習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科目的基金會提供了慷慨的資助。
庫克在蘋果踐行的許多價值觀，似乎與他童年時遇到種族歧視的經曆有著直接的關係。2013年，他在對杜克大學富卡（Fuqua）商學院［庫克在那裏獲得了MBA（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學生的談話中，談到了自己在成長過程中一直追尋的兩位英雄：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他對學生們說：“我在南方出生和長大，在成長的過程中，我見過最惡劣的一些歧視行為，我對這些行為感到深惡痛絕。”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曾冒著生命危險來對抗歧視行為，所以庫克對他們十分欽佩。“這就是為什麽我的辦公室裏有三張照片，兩張是肯尼迪，一張是馬丁·路德·金，”他說，“我的辦公室裏就隻掛了他們的照片。我每天都看著他們，我認為他們為所有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這不是一份政治聲明，而是關於要公平對待每一個人的聲明。”
庫克童年時代所目睹的這些仇恨和歧視行為，如影隨形地伴隨著他，並影響著他的行事方式，不管是生活上的還是商業上的。麗莎·傑克遜（Lisa Jackson）是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第一位非裔女性領導，庫克在2013年雇用她來管理蘋果的環境保護工作。據她說，庫克在美國南部的童年經曆對他的人生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就是他的一部分，”她說，“來自南部的你，看到了那些醜陋的行為，但也看到了希望和機遇。”她補充道：“至少我不能把這些與自己分開，蒂姆也談論過這一點。”
忠於原則
庫克在整個職業生涯中——無論是在蘋果還是在其他公司——都堅守自己的原則。2015年，庫克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講中表達了自己的信念，即“成功和行善”不應該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在價值觀的問題上，庫克曾經多次受到挑戰，但他從沒有妥協，這就是後來蘋果能成功的直接原因。2014年5月，美國國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保守派智囊團的一名成員逼迫庫克衡量可持續發展項目會給蘋果帶來的利益損失，庫克拒絕了，他說：“當我們付出努力，為了讓盲人也可以使用我們的設備時，我是不會考慮該死的ROI（投資回報率）的。”蘋果在發起環保倡議、保護員工安全和其他政策時也是如此。“如果你讓我做事的時候，唯一關心的就是投資回報率，那我希望你馬上拋出蘋果的股票！”庫克向這位保守投資者吼道。那之後，美國國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發表聲明，公開譴責庫克的立場：“今天的會議讓投資人可以確信的是，蘋果正在大手筆地揮霍股東的錢，去對抗所謂的‘氣候變化’。”但是庫克一如既往，忠於自己的原則。
庫克的公眾形象與喬布斯的公眾形象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一個差別便是庫克從童年時期就開始形成的道德觀。喬布斯常避開各種慈善捐贈，對於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沒什麽興趣，也很少談論社會問題。對於喬布斯來說，他用產品“改變世界”（put a dent in the universe）就已經足夠了。具備極佳圖形用戶界麵（GUI）的Macintosh電腦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喬布斯認為，他在蘋果所做的，要比任何慈善捐款對這個世界的貢獻都大。而對於庫克來說，他對社會所做的貢獻則更加潤物無聲，也更加麵麵俱到。庫克仍舊會為品質優秀的蘋果產品而殫精竭慮，但他也會毫不吝嗇地發揮全球最具價值公司的CEO的影響力，使蘋果成為“行善的力量”。正如我們在後續章節會看到的，庫克大幅增加了蘋果在慈善捐贈方麵的投入，並帶領蘋果大步向前，成為諸多領域的重要力量：從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降低產品毒性物質、增加產品回收力度，到致力於打造以人為先的供應鏈，以及大力推進蘋果成為一家更具包容性和多樣性的公司。
他的道德觀源於基督教的家庭環境、美國南部的風土人情，以及被他視為英雄的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的榜樣作用。他在一次演講中回憶說：“我從父母、教會和自己的內心深處，慢慢地發展出自己的道德觀，它成為引導我踏上探索之旅的指南針。”書籍的熏陶也對庫克的道德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據說，小時候的庫克曾從羅伯茨代爾的圖書館借閱哈珀·李（Harper Lee）的小說——《殺死一隻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書中描繪了善良的律師阿提克斯·芬奇（Atticus Finch）在亞拉巴馬州一個虛構的小鎮中反對種族主義的正義鬥爭，這顯然引起了庫克的共鳴。
庫克對邊緣化少數群體的支持，也受到自己身為一名同性戀者和在美國南部長大的經曆的影響。他從未公開討論過自己生活的這個方麵，直到2015年，脫口秀節目主持人斯蒂芬·科爾伯特（Stephen Colbert）在電視采訪中直接問他：“因為性取向問題被視作不入流的‘局外人’，在亞拉巴馬州長大的這樣一段經曆，跟你現在試圖幫助世界各地的弱勢群體有關係嗎？”庫克用肯定的語氣解釋說，他覺得必須做些什麽來對抗四處蔓延的恐懼感。“對於那些在學校受到欺淩、歧視，甚至被父母拋棄的孩子，我必須做些什麽，”他說，“我覺得自己肩負著巨大的責任。”庫克是一個極其注重隱私的人，但從這個回答裏，我們能夠窺見他個人生活中的一些不輕易被他人了解的方麵。
科爾伯特把庫克的同性戀身份和他敢於為人權問題發聲這二者聯係在一起，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回應。“我不得不相信，20世紀60年代在亞拉巴馬州長大和他的那些經曆，再加上身為一名同性戀者，這些都讓庫克明白保持沉默的危險。”羅伯特·肯尼迪的女兒克裏·肯尼迪（Kerry Kennedy）同樣是一位人權活動家，她說道：“現在他看到錯誤的事情正在發生，他就會毫不畏懼地挺身而出。”
庫克並不怎麽分享他作為男同性戀者年輕時的經曆，人們都說他不太可能在高中時公開性取向。他的朋友克拉麗莎·布拉茲托克說，高中的時候，她並不知道他是同性戀，甚至還喜歡過他。克拉麗莎解釋說，當時他們讀的高中不是一種特別包容的環境。“上學的時候，我猜有的人性取向跟我們不同，”她說，“但沒人討論這些。同性戀們不會受到騷擾，但當然了，他們還沒到能夠公開性取向那麽自由。”
“羅伯茨代爾並不是獨立於亞拉巴馬州的自由開放的安全之所，”亞拉巴馬州唯一公開同性戀身份的眾議員帕特裏夏·托德如是說，“如果他在年輕的時候公開性取向，我認為他之後的生活會非常艱難。”這種說法得到了鮑德溫縣一名要求匿名的居民的回應：“周圍的人如果知道蒂姆是同性戀，就一定會排斥他。在這裏，可沒少聽說同性戀者遭到伏擊和毆打的事，就連警察也會打他們，然後告訴法官，受害者‘是從樓梯上摔下來的’。”所以，庫克在羅伯茨代爾居住期間選擇不公開他的性取向，這不足為奇。
但現在的很多人，包括托德在內，都稱讚庫克公開性取向的做法。她認為，這樣做能夠給那些視庫克為榜樣的人以勇氣，同樣也能讓同性戀這件事正常化。“我認為，蒂姆和其他CEO公開自己同性戀的身份，會讓情形大不一樣。”她說，“人們會意識到我們周圍的群體是多元的，確實在任何地方都有同性戀者。與性別、種族、民族等其他性質的社會運動不同，我們會淹沒在人群中而不被發現。但現在，這些人有勇氣站出來了。蒂姆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作用。當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之一的CEO公開性取向，大眾就會關注這件事。”這正是庫克想要的結果。正如他在《彭博商業周刊》發表的“公開性取向”一文中寫的：“如果聽說蘋果的CEO是一個同性戀者可以幫助那些為性取向問題而苦苦掙紮的人，或是能夠撫慰那些感到孤獨的人，抑或是能夠鼓舞人們勇敢地追求平等，那公開我的隱私又算得了什麽呢？”
故鄉的無名英雄
盡管羅伯茨代爾的很多居民都知道庫克的成就，但在庫克的家鄉，人們並沒有大張旗鼓地慶祝這件事。他的一些老友和同學都為他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但無論是過往還是現在，都沒有什麽表彰庫克的獎杯或獎牌。在庫克曾就讀的高中，有一個玻璃櫃陳設著橄欖球明星約什·柴爾德裏斯（Joe Childress）的紀念品，柴爾德裏斯是美國職業橄欖球大聯盟（NFL）的一名跑衛，20世紀50年代從這所高中畢業。而在這所高中，看不到任何關於庫克的東西。也許是因為庫克是一名商人，而不是一名運動員。一位現在仍居住在小鎮的居民說，鎮上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庫克是誰。在這樣的一個小鎮，誰會關心那些與自己無關的超級大公司的CEO的事呢？
知道庫克的當地人總感覺他應該為家鄉的經濟做出更多的貢獻才對。那個臉書上題為“羅伯茨代爾的過去和現在”的頁麵上，有一篇備受熱議的討論——為什麽庫克不借由蘋果回饋自己的家鄉。甚至還有個網友自問自答：“為什麽羅伯茨代爾不是亞拉巴馬州的技術中心？這可是庫克的故鄉啊。”這似乎是一個常常被人們提及的問題。
小鎮裏有一位名叫迪蘭·高斯奈（Dillan Gosnay）的居民，他今年21歲。他說在這個小鎮上找份工作並不容易，他會盡可能地接一些焊接的零活兒，但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失業狀態。迪蘭並不是個例。和美國的很多鄉村地區一樣，羅伯茨代爾長期以來都存在嚴重的失業問題。“在這裏生活最糟糕的就是工作問題。賺錢糊口很不容易，每個人都得打3份工……這裏什麽都沒有，沒什麽有名頭的大公司會把總部設在這裏。”迪蘭說道，“我覺得很多人都希望庫克能夠為小鎮帶來一些項目，能夠在當地創造一些就業機會。”
不過，迎接蘋果“進城”的時間還沒到。亞拉巴馬州還沒有法律明令禁止對於種族、年齡或性取向方麵的歧視。2014年，庫克被亞拉巴馬州榮譽學院錄取後不久，就在私下聊天時告訴眾議員托德，除非亞拉巴馬州通過反歧視法，否則蘋果不會在該州投資。“在亞拉巴馬州，人們仍然會因為自己的性取向而被解雇。”庫克說道，“我們無法改變過去，但我們可以吸取教訓，去創造不一樣的未來。”
受到庫克的啟發，不久後，眾議員托德就向亞拉巴馬州的立法機構提交了一條以蒂姆·庫克命名的《就業非歧視法案》的提案。“庫克在得知用他的名字來命名這份反歧視議案後，感到很榮幸。”她說。不幸的是，這條法案並未被通過。“當然，我早就知道這條法案無法被通過，”她說，“我是民主黨，現在是共和黨控製著立法機構。他們占有多數席位……他們才不會通過《就業非歧視法案》呢。但這件事的意義大過一切。至少……它進入了人們討論的範疇。”盡管失敗了，但這是向著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步。
顯然，庫克並非對自己的家鄉或亞拉巴馬州漠不關心。“他對亞拉巴馬州發生的事情非常關注，”眾議員托德說，“庫克正在努力，他試圖協助整個州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不過考慮到這是亞拉巴馬州，肯定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改變。”2014年12月，庫克向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人權戰線”捐助了未披露具體數目的大筆資金。該組織在亞拉巴馬州、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開展了一項為期3年、耗資850萬美元的同性戀維權運動。人權戰線的“一號美國項目”（Project One America）是一個長期項目，它在3個州都設有辦事處並有全職工作人員。該組織稱，由於得到了庫克的捐助，美國人權戰線已發展成為美國最大的LGBTQ民權組織，有300多萬名會員和支持者。庫克還向亞拉巴馬州“黑帶”地區的落後學校捐贈了iPad。“黑帶”地區因當地的黑色土壤而得名，屬於亞拉巴馬州的貧困地區。“庫克已經盡其所能了，但是他也態度鮮明地對當地官員，尤其是立法部門的官員表示：‘除非你們通過《就業非歧視法案》，否則我是不會把公司擴展到亞拉巴馬州來的。’”眾議員托德說道，“不過，這並不會奏效。亞拉巴馬州寧可揮舞著宗教大旗，也不會為了改善就業環境而努力。”
庫克也鼓勵當地的商界人士積極地為《就業非歧視法案》發聲。現有的法律——包括《衛生間法案》在內——所引發的分裂行為，讓亞拉巴馬州很難吸引更多公司到當地投資。“如果是10年前，你告訴我最擁護《就業非歧視法案》的團體將會是軍隊和公司，我一定會嘲笑你。而現在，這卻是正在發生的事。”托德說道，“亞拉巴馬州十分落後，並且默許歧視的存在，這樣的形象和名聲讓這個州很難吸引好的公司來發展經濟。”庫克希望亞拉巴馬州能夠改變法律，哪怕這個過程十分緩慢。但這裏對庫克來說畢竟具有特殊的意義。他會定期回來觀看奧本大學的球賽並探望家人，他人生前21年的時光都是在這裏度過的，這裏對他的影響非常深遠。正如他在訪問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時曾對一群年輕人說的：“我人生早期階段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亞拉巴馬州度過的。”希望這些年輕人也能像庫克一樣，為改善亞拉巴馬州而努力。
選擇工業工程專業
1978年，高中畢業的庫克離開了羅伯茨代爾，去奧本上大學。在那兒，庫克獲得了工業工程專業的學士學位，這是他一直以來的心願。“庫克在讀七年級的時候就說過：‘我想上奧本大學。’”庫克的媽媽回憶說。奧本大學離庫克的家鄉不遠，僅僅三個小時的車程。當時，庫克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去塔斯卡盧薩（Tuscaloosa）的亞拉巴馬大學，但他覺得那裏過於時髦和華麗。“亞拉巴馬大學是有錢人讀書的地方，”他解釋道，“醫生、律師等才適合去那裏，我一直覺得自己隻是勞動人民。奧本大學就是勞動人民讀書的地方。”
看起來，庫克選擇工業工程專業是一個明智之舉。克萊斯勒的前CEO李·艾柯卡（Lee Iacocca）、沃爾瑪前CEO邁克·杜克（Mike Duke）和聯合包裹服務公司（UPS）前CEO邁克爾·埃斯丘（Michael Eske Bulfin）教授如是說。
在奧本大學讀書時的庫克，成績就算不是出類拔萃，也能算得上穩紮穩打。大四那一年，他被提名為工業工程專業的優秀畢業生。對於這一榮譽，他表現得十分謙遜。“愧不敢當，”他當時堅持說，“還有很多人比我更有資格得到這個榮譽。”
庫克上大學時候的另一位教授，賽義德·馬索德羅（Saeed Maghsoodloo）記得，庫克的成績不是名列前茅，但還算不錯。庫克成為蘋果CEO的那一年，馬索德羅在接受《紐約時報》的采訪時，描述庫克是“非常安靜、踏實和穩重”，總是“安靜地坐在那兒學習”。但庫克同時也非常有魅力，是一個很好的朋友，從高中到大學一如既往地受歡迎。從一張他大學時代的照片上就可以看到，庫克和朋友們在一起談笑風生、開懷大笑。
在奧本大學，庫克學習了很多技能，這些技能讓他在整個職業生涯受益匪淺。比如，他學會了編程。他寫過一套係統，來優化大學附近的交通信號燈的時間安排。“當時停止燈是靠計時器設置的，我試圖改善這種狀況，”他解釋道，“我想找到一種辦法來減少行人的排隊時間，這樣行人就不必等待太久，同時還可以兼顧交通安全。”當地警方采用了這套係統，顯然他設計得不錯。“這套係統當時還是挺酷的，而且真的用上了。執法部門使用了這個發明。”庫克開心地說。雖然庫克現在的編程能力已經不如從前，但他會開玩笑地說自己寫代碼的技術還是“不錯”的，不過“在蘋果，有很多人比我做得更好”。
奧本大學似乎對庫克的影響非常深遠，無論是他日後的工作方式還是世界觀。奧本大學的校訓是由這裏的第一位足球教練喬治·皮特裏（George Petrie）在1943年寫下的：“我相信這是一個務實的世界，有所勞才能有所得。因此，我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勤奮努力的力量。我相信教育的力量，它使我懂得聰明地工作，還訓練我的頭腦和雙手嫻熟地工作。我相信誠實和真實，沒有這些，我就無法贏得同胞的尊重和信任。”
庫克在2010年奧本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引用了這些話作為個人信條。“盡管這個道理很樸實、簡單，但它蘊含著無窮的智慧和尊嚴，並且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庫克對台下的學生們說，“那些想要不費吹灰之力就取得成功的人，終究是在欺騙自己，甚至欺騙別人。”庫克從年輕的時候起，就相信勤奮努力的力量，而且從他管理蘋果的方式也能看出，他也十分看重員工身上是否具備這一品質。
在奧本大學就讀期間，庫克第一次有機會參與真實的企業管理。他報名參加了一個合作教育項目，參加項目的學生要在上課以外抽出一部分時間，到弗吉尼亞州裏士滿市的雷諾茲鋁業（Reynolds Aluminum）公司工作。事實證明，這段經曆是一堂真刀真槍的職場速成課。庫克剛去不久，就遇到了公司大裁員。但是這些人的離開反而給了庫克機會。他臨時補缺，公司總裁要求他幫忙一起監管整家公司。擔任公司二把手的角色使庫克在後來的幾十年裏不斷地精進，直到他後來成為蘋果的最高管理者。
粗略地算起來，蘋果首次公開募股的18個月後，也就是1982年，庫克從奧本大學畢業。在這之後又過了18個月，蘋果發布了突破性的產品Macintosh電腦。但是在1982年，蘋果並沒有進入這個21歲年輕人的就業選項中。庫克一畢業，就收到了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招聘人員主動送來的工作機會。當時的IBM剛剛發布了第一台個人電腦。除此之外，庫克還收到了另外兩家頗有吸引力的公司的入職邀請，它們分別是安德森谘詢有限公司和通用電氣公司。在談到為什麽選擇IBM時，庫克說：“其實，我當時對計算機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想法。如果沒去IBM，後來的故事會完全不同嗎？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點，隻有幾件事能夠決定你的一生，加入IBM對我來說，絕對算得上其中一件。”雖然庫克此前沒想過要踏入科技行業，畢竟這個行業當時才剛剛起步，它並不是很多大學畢業生的首選，但IBM的這個職位，確實各方麵還算不錯，於是庫克便欣然接受了。
庫克在取得工業工程學位後，立刻加入了計算機巨頭IBM，並進入業務快速發展的PC業務部門。這是一個較新的部門，在北卡羅來納州科研三角園的一家大型裝配廠裏。除了偶爾回母校奧本大學看一場橄欖球比賽，庫克便很少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