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隱藏的光輝
22 隱藏的光輝
奧馬哈 1956—1958年
我大約有174000美元，準備退休了。我在奧馬哈安德伍德大街5202號租了一間房子，每個月付175美元。我們每年的生活費是12000美元，而我的資產還在增長。
回想起來，沃倫在26歲的年紀就開始使用“退休”這個詞，著實會讓人覺得奇怪。也許這是降低預期的一種方式，也許他的意思是把資產看作可以使人變得富有的工具。資本的監督者不是一個受雇用者。
以數字而言，沃倫理論上可以憑借現在擁有的錢退休，而且到35歲就可以達到他成為百萬富翁的目標（那時候的100萬美元相當於2007年的800萬美元）。自從懷揣9800美元上哥倫比亞大學以來，每年他的資金增長率都超過61%。可他還是很急，為了達到目標，他需要非常大的複合增長率。因此，他決定成立一家合夥公司，類似格雷厄姆–紐曼的姐妹對衝基金紐曼–格雷厄姆。這樣，也許他就不用把它看成一份工作。事實上，這是無須擁有一份“工作”的幾近完美的解決方式。他不會有老板，可以在自己的家裏投資，還可以讓朋友和親戚們買他自己也買的股票。如果他可以在為合夥人掙的每1美元中提取1/4的費用進行再投資，那麽他成為百萬富翁的速度就會快很多。擁有本傑明·格雷厄姆買股票的方法和格雷厄姆式的對衝基金，因而他有充足的理由把自己看成一個富人。
現在，他的想法隻麵臨一個問題：他無法忍受合夥人因股票價格下跌而帶來的批評。但是，沃倫已經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他打算隻邀請自己的家庭成員和朋友們——他確信會信任他的人——加入合夥公司。1956年5月1日，以紐曼–格雷厄姆模式為基礎，共有7位合夥人的巴菲特聯合公司正式成立了。
湯普森博士投了25000美元。“湯普森博士基本上把他所有的錢都給我了，我就是他的孩子。”沃倫的姐姐多麗絲和她的丈夫杜魯門·伍德投了10000美元，他的姑姑艾麗斯·巴菲特投了35000美元。“在那之前，我已經將股票賣給了其他人，現在我成為那些對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的受托人。他們都很信任我。如果我想過我會失去這些錢，無論如何我也不會要我的姑姑艾麗斯或者姐姐，還有嶽父的錢。基於這一點，我認為我不會損失這筆錢。”
沃倫已經和他的父親單獨成立了一家合夥公司，而他的妹妹伯蒂及其丈夫沒有錢參與。因此，他的沃頓室友查克·彼得森成為他的第四位合夥人，投了5000美元。因為是室友，查克非常了解沃倫以及他在金融方麵的成熟運作經驗。在沃倫去紐約之前，查克就從沃倫那兒買過股票，成為第一批讓沃倫“開方子”的人之一。“我真的很了解他有多聰明、多誠實，而且多麽有能力，”他說，“我會一直信任他，除非有事實來反證。”沃倫的第五個合夥人是彼得森的母親伊麗莎白，她投了25000美元，是上一年去世的丈夫留給她的。
第六個合夥人丹·莫奈是一個安靜、健壯、黑頭發的年輕人，是沃倫兒時的玩伴，他們曾一起在歐內斯特·巴菲特家的後院挖蒲公英。他現在是沃倫的律師，沒有多少錢，不過也盡其所能，投了5000美元。
沃倫是第七個合夥人，隻投了100美元。他的股份的其餘部分將來自通過經營基金獲得的利潤中收取的費用。“實際上，我是從管理合夥公司中獲得杠杆作用的。我有的是主意，而不是資本。”事實上，按照這個國家大多數人的標準，沃倫已經有的是資本了。不過，他把這個合夥公司看成一台混合機器——一旦錢投進去，就不能企圖撤回。因為他需要從他剩餘的資金上掙取一年12000美元的家庭生活費用，這部分錢他將單獨投資。
他設計了一個收費公式。
4%以上的收益我拿一半，4%以下的我收1/4。因此，如果不賠不賺，我就會虧錢。而且我賠償損失的責任並不局限於我的資本，它是無限責任的。 注釋標題 The first partnership agreement provided: ‘Each limited partner shall be paid interest at the rate of 4% per annum on the balance of his capital account as of December 31 of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year as sho on April 1,1958.
那時，沃倫已經在為安妮·戈特沙爾特和凱瑟琳·埃伯菲爾德，哥倫比亞大學一個叫弗雷德·庫爾肯的朋友的母親和姨媽管理資金。去年弗雷德起程前往歐洲之前就請沃倫幫忙管理他的姨媽和母親的一部分錢。從那時起，沃倫一直盡可能謹慎地將那部分錢投資於政府債券，費率不同且安排更為適度。
他本可以邀請戈特沙爾特和埃伯菲爾德加入合夥公司，不過他覺得要收取比她們目前水平更高的費用不太公平。當然，如果他對這家合夥公司很有把握，不讓她們合夥也意味著他剝奪了她們的一次大好機會。然而，一旦投資出了差錯，他的姑姑和姐姐，以及湯普森博士永遠都不會責備他；而對其他人，他卻沒有這樣的把握。
對沃倫而言，扮演一個“受托人”意味著他承擔的責任是無限的。為了讓他的合夥人知曉這些基本原則，他在公司成立的第一天就召開了第一次正式會議。查克在奧馬哈俱樂部為大家預訂了晚餐。在這個城市裏，如果你想要一個私人空間，那裏就是最好的去處了。沃倫想要認真地定義和限定他的責任，而一個他不願意承擔的責任就是為晚餐買單。他讓查克傳話給大家說各付各的。接著，他不僅將這頓晚餐變成了講述有關合夥人關係的基本原則，而且是談論股票市場的機會。他已經將這家合夥公司看成一個教學實驗了。
合夥人迅速分為兩個陣營：絕對禁酒者和好喝人士。在桌子的一端，湯普森博士以家長的方式提醒那一部分人快要進地獄了。然而，沃倫才是那個夜晚的傳道者，他們都在那兒聽他滔滔不絕。
我以與投資者們的協議開始，在我們已經展開的基礎上不需要改變太多。要知道，所有的好事都由此而來。這是我能想到的最不複雜的一件事。
我就基本原則向他們做了一個簡短概括的發言：這些是我能做的；這些是我不能做的；這些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的；這是我如何評價自己的。發言非常短。如果你不這麽認為，可以不加入，因為我不希望將來我高興的時候你不高興，或者相反。 注釋標題 Some of these remarks hor.
沃倫發起合夥公司後，巴菲特夫婦返回紐約過了最後一個夏天。格雷厄姆–紐曼合夥公司結束時，沃倫一直在幫助本傑明和傑裏。米基·紐曼現在是P&R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一份全職工作。因為他和沃倫都不可能做普通合夥人，格雷厄姆決定關閉公司。沃倫從他的朋友湯姆·納普那兒租了長島的一間鄉村海邊小屋給全家居住，那座房子是很多年以前建造的，讓人們能夠躲避流感傳染的一群建築的一部分，坐落在西部草地海灘，接近位於長島北部海岸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與康涅狄格州隔長島海峽相望。
工作日期間，沃倫在他的股票經紀人朋友亨利·勃蘭特家蹭床睡，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也在長島過夏天。周末沃倫就加入海邊的家庭，在房子中一間小小的臥室裏工作。鄰居們告訴納普夫婦，他們從來沒有見過他。在沃倫工作的時候，怕水而且從不遊泳的蘇珊和兩個孩子就沿著接近水邊的岩石旁玩耍。因為屋子裏的抽水設備不足，夫婦倆就從路對麵的泉水邊提取飲用水，蘇珊給接近3歲的蘇茜洗澡，而她自己和18個月大的豪伊就在戶外用冷水淋浴。
這個夏天帶給他們兩個震驚的消息。沃倫兒時的夥伴鮑勃·拉塞爾的父親自殺了。安妮·戈特沙爾特和凱瑟琳·埃伯菲爾德，哥倫比亞大學的朋友弗雷德·庫爾肯的母親和姨媽打電話來說，弗雷德在葡萄牙的車禍中喪生，當時他的汽車滑了80英尺遠，撞上了一棵栓皮櫟樹。
夏天結束了，巴菲特夫婦計劃返回奧馬哈。沃倫設法不讓任何人因失望而表現出的極度謹慎，與他要在紐約之外的城市單獨從事投資生涯這一具有風險的決定，形成強烈對比。市場是由那些在交易所吃午飯或者每周打一次撲克的人形成的關係組成的。小道消息和流言因在投資者自助餐、酒吧、壁球場或者大學俱樂部的偶然一次碰麵而四處遊走。雖然每個小的地區城市都會有一兩家小型的經紀公司——如巴菲特–福克——但那些都不是什麽重要的角色。內地充斥著股票經紀人——靠曼哈頓的“錢醫生”開的處方或幸存或成功。在那個年代，美國的金融家除了在紐約，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工作。離開紐約的一切而單獨行動，認為在其他地方也能致富，無疑是一個大膽、冒險的舉動。
事實上，在20世紀50年代，一個大學研究生獨自創業，在家裏一個人單獨工作是非同尋常的事情。這個穿著灰色法蘭絨西服的男人，就是個勇往直前的家夥。商人們加入大的機構——越大越好——然後為了能沿著成功的階梯穩步攀升，不費太大力氣得到報酬最豐厚的工作或者是高爾夫俱樂部，在粉飾的表象下你爭我鬥。他們相互競爭的不僅是財富，還有權力，或者至少在一個好的郊區買一棟像樣的房子，每年能換一款新車，為一生的保障鋪平道路。
因此，沃倫對職業的選擇就像巴菲特家族的人給民主黨投票一樣稀有。於是，相當了解丈夫的不尋常品質——除非他正在描繪的事業有明顯的風險——的蘇珊就安排搬運工人過來，和鄰居們道別，寄通知地址改變的卡片，切斷電話服務，打包行李。她帶著蘇茜和豪伊飛回奧馬哈，住進沃倫從查克·彼得森那兒租的位於安德伍德大街的房子。查克選擇了一座吸引人的灰色都鐸式兩層樓建築，有漂亮的半橫梁、一個大的石頭煙囪和一個教堂式的屋頂。甚至租房子的決定也是非傳統的，擁有一所房子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大多數美國年輕人的願望。大蕭條時期的無望，生活將就、沉悶的戰爭歲月，已經在人們的記憶中開始褪色。美國人在他們的新房子裏裝滿了突然之間冒出來的令人激動的新玩意兒和設施：帶甩幹的洗衣機、電冰箱、洗碗機、電動攪拌機。巴菲特夫婦有足夠的錢買這些。不過，沃倫對他的資產有另外的打算，於是他們采用租房的方式。因為房子是租來的，所以盡管房子很吸引人，也隻不過是勉強夠他們住而已。要不然，快兩歲的豪伊就應該睡在大一點兒的房間裏了。
蘇珊在奧馬哈安家的時候，沃倫在紐約處理了自己最後的事務。他把自己的桌子和文件打包，給自己持有股票的公司發通知以確保紅利支票能跟著他回到奧馬哈。接著，他就坐進自己的小汽車開回內布拉斯加，一路上拜訪了一些公司。
“我走的路線彎彎曲曲。我隻是認為現在是去那些公司的大好機會。我開車穿過賓夕法尼亞州的黑澤爾頓市，拜訪了傑多–高地煤炭公司。我穿過卡拉馬祖，見到了卡拉馬祖熔爐公司。這個小奧德賽之旅穿過特拉華州、俄亥俄州，我拜訪了格瑞夫兄弟桶業公司，那家公司的股票價格便宜得簡直不可思議。”1951年他在翻閱《穆迪手冊》時第一次發現了這隻股票。他和他的父親分別買了200股，並且放入了他倆的合夥公司裏。
夏天快結束時，沃倫回到了奧馬哈，他發現家裏需要他。蘇茜安靜膽怯地坐在那兒，看著弟弟無休止地要求吸幹媽媽的精力。但是到了晚上，她就需要爸爸：現在她害怕上床睡覺。他們搬進這棟房子的時候，搬運公司一個戴眼鏡的人和蘇茜說過話，雖然她不記得當時他說了什麽不好的話，但她很恐懼，直到現在還認為那個戴眼鏡的男人仍然潛伏在她的臥室外麵，而臥室緊挨著可以環顧整個起居室的用鍛鐵修飾的陽台。每個晚上，沃倫不得不檢查一下陽台，向她再次確保睡覺是安全的。
處理好“戴眼鏡的男人”後，沃倫走下樓到他和蘇珊臥室外麵的小小日光浴室，開始著手業務上的事，要麽是合夥公司的工作，要麽是準備他的課程——除了建立合夥公司，他回到奧馬哈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奧馬哈大學為秋季學期上兩門課：隻為男人準備的投資分析，以及智慧投資。不久，他又加上了第三門課程：女人如何投資。那個在戴爾·卡內基班上不敢搭話的害羞男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雖然還不太熟練，但仍然讓人印象深刻的年輕人。他在教室裏不停地走來走去，教導著學生，並且嘴巴裏會跑出一連串的事實和數字。穿著那套看起來大了兩碼的廉價西服，他看起來更像是某個教派的年輕傳教士，而不是大學的講師。
盡管沃倫光芒四射，但他仍然不是很成熟，對蘇珊而言，他在家裏的無用，意味著他就像第三個需要照顧的孩子。他的個性和愛好定型了他們的社交生活。在奧馬哈這樣一個中等規模的中西部城市，重要的文化機構相對比較少，周末都是婚禮、聚會、茶會以及與慈善相關的事。巴菲特夫婦與他們同階層和同時代的大部分年輕已婚夫婦相比，生活更為平靜。雖然蘇珊開始在初級聯盟中往上攀升，並且他們也加入了一個美食團體——沃倫禮貌地要求每月的主辦者為他做一個漢堡包——他們和朋友的聯誼不是成群結隊，而是一兩個。他們絕大多數的社交生活是和其他夫婦小規模地吃晚飯，或者偶爾參加晚宴，在晚宴上沃倫可以談論股票。總會出現相同的情況：沃倫的娛樂方式要麽是對著某個觀眾滔滔不絕地大談股票，要麽就是彈奏夏威夷四弦琴。在蘇珊的指導下，雖然他可以比以前更容易地對別的主題發表評論，但他的思維還是集中在賺錢上，在家裏舉辦餐會或者聚會時，他經常會在中途就離席上樓逃避交談。但是和本傑明·格雷厄姆不同，他不是待在樓上讀普魯斯特的作品，而是在工作。至於蘇珊，她對沃倫幹什麽知之甚少，也很少關心。“我過去常常說他是證券分析師14，而人們會以為他是檢查防盜報警器的。”
沃倫所有的休閑活動都是重複的、充滿競爭的，最好是兩者兼備。他發現無法忍受和蘇珊打橋牌，因為她總是希望對手能贏，於是他很快就去尋找別的搭檔了。他的思維就像是一隻不安分的猴子，為了放鬆，他需要一種能集中注意力的活動讓這隻猴子閑下來。乒乓、橋牌、撲克、高爾夫都會吸引他的注意力，而使他能短暫地不用去想錢的事。但是，他從來不在院子裏舉辦燒烤聚會，他會在遊泳池邊懶散地閑逛，眺望星辰，或者就在林子裏走走。看星星的沃倫應該看到過北鬥七星，而且看到過像美元的符號吧！
所有這些，加上不合常規的傾向，意味著沃倫不是一個“參與者”，隻是在委員會或董事會議上幹坐而已。可是，當他的叔叔弗雷德·巴菲特請他加入扶輪社時，家庭的忠誠讓他一口答應。他喜歡巴菲特雜貨店的經營者弗雷德，他和弗雷德一起到扶輪社打保齡球（重複的、有競爭的）。另外，他的祖父以前是扶輪社的主席。
另一方麵，當被邀請加入“阿克薩本騎士團”時——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公民領袖團體，融合了慈善、商業、社會活動等——沃倫卻拒絕了。對一個還需要籌集資金的發展中的基金管理人而言，這無異於無視那些掌管奧馬哈的人——過於驕傲的自信，甚至是傲慢的行為，這使他和同一階層的很多人相隔離。他的姐姐多麗絲已經像“阿克薩本公主”一樣首次登場了，而他以前的室友、現在的姐夫杜魯門·伍德的姐姐也已經是“阿克薩本王後”了。而像查克·彼得森這樣的朋友們，也是這個社交圈的常客。作為一個國會議員，霍華德因為有義務而已經加入。但是沃倫發現社會等級製度令他厭惡，而且鄙視香煙繚繞的密室中的社交，以及這個圈子中的人們的跟隨者，就是那些看不起他那作為“雜貨商兒子”的父親的人。沃倫很高興自己能有機會輕蔑地拒絕這個團體，並且可以不屑一顧地貶損它。
蘇珊有她自己不遵從傳統的更為優雅的處理方式。她開始帶領沃倫進入她的不尋常、多樣化的朋友圈子。從高中開始，她就為自己的開放和包容而驕傲，那時大多數人還隻會選擇在宗教、文化、種族，以及經濟上和自己相同的人交朋友。與她自己的家庭不同，蘇珊並不這麽想。她的很多朋友——那時沃倫的很多朋友都是猶太人。在種族隔離的奧馬哈——更不用說巴菲特家族和湯普森家族了——超越社會邊界選擇朋友是一個大膽甚至挑釁的行為。蘇珊明白這些，就像她在高中和大學就知道和一個猶太人約會是一件多麽令人震驚的事情。雖然她來自一個顯赫的家庭，但是對她而言，社會地位的價值隻是增加了她的朋友們被包容的感覺。沃倫這個反精英分子，發現蘇珊在這方麵有高度的吸引力。在哥倫比亞大學以及格雷厄姆–紐曼工作期間，他結交的猶太人朋友們已經讓他對反猶太主義有了新認識。
和蘇珊形成對比的是，沃倫的母親一直熱衷於融入主流。利拉研究了她的祖先，先後加入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女兒們”團體以及胡格諾學會，也許她是在過去的時光中尋找在現實中、在她的直係家族中找不到的平衡。最近，她接到了諾福克州立醫院的通知，她的妹妹伯妮絲跳進了河裏，有很明顯的自殺企圖。現在利拉對伯妮絲以及她們的母親負有責任，在和家族問題保持距離的同時，利拉努力想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女兒，幫她們處理類似生意這樣的時髦事情。她和姐姐伊迪絲定期探訪伯妮絲和母親，但她沒有伊迪絲熱情。斯塔爾家族精神疾病的曆史在巴菲特家族是一個危險且令人羞恥的話題，當時的社會情況整體來說也是如此。巴菲特夫婦對家庭曆史的認知被斯特拉和伯妮絲不明確的診斷進一步搞亂了。醫生隻會對明顯的嚴重問題給出含混不清的說明，但是，很顯然精神問題有遺傳性，而且在成人時期會變得明顯。和伊迪絲姨媽親近的沃倫和多麗絲知道他們的母親正在遠離她，而伊迪絲也變得越來越衝動和喜怒無常。他們有點兒懷疑利拉的行為和個性也許和家族血統多少有點兒關係。鬧鍾一直在他們頭頂滴答作響，所以他們會檢查自己身上任何反常的跡象。
沃倫一直非常希望自己是正常的，也從來沒有感覺異常，他用統計學推斷出這種神秘的紊亂狀況似乎隻會影響家族裏的女性，以此來緩解自己的焦慮情緒。他從來不在不愉快的事情上想個沒完沒了。後來他偶然想到他的記憶功能有點兒像浴缸，“浴缸”裏裝滿了他感興趣的想法、經曆和事情。一旦他不再需要這些信息，塞子一拔，記憶就消失了。如果一條關於某個主題的新信息出現了，它也許就會代替舊的版本。如果他一點兒都不想考慮某件事情，就會直接讓它進下水道，某些特定的事件、事實、記憶，甚至人都好像消失了一樣。痛苦的記憶是首先需要被衝洗掉的，水會流到某個地方，隨之而去的還有背景、細節以及遠景，但重要的是它已經消失了。浴缸式記憶的高效率為新的、產出更高的信息留出巨大的空間。但是，當他表達對某人的關心時，擾亂的思維會不時從某處冒出來。舉個例子，幾位照顧有精神疾病的妻子的朋友。巴菲特認為，浴缸式記憶有助於他“朝前看”，而不是和他母親一樣總是“朝後看”。這也讓他僅僅26歲，就能一頭紮在生意裏沉思，而將幾乎其他任何事情都排除在外，一心追求成為百萬富翁的目標。
實現那個目標最快的辦法是籌集更多的錢來管理。8月，他返回紐約參加格雷厄姆–紐曼公司最後一次的股東大會。華爾街的重要人物似乎都到場了。投資人路易斯·格林以他6英尺4英寸的身高鶴立雞群，腦袋被從他巨大的笨重長靴裏發出的臭氣環繞。路易斯責備格雷厄姆犯了大錯。“為什麽格雷厄姆–紐曼公司沒有發掘出人才？”他問。“他們在那兒為這個生意工作了30年，”他對站在周圍的人宣布，“他們能繼續經營下去所需要的就是那個叫沃倫·巴菲特的孩子，他是他們所能遇到的最好的人選。誰想和他一起並駕齊驅？”
沃倫很久以前犯過一個錯誤，他告訴路易斯·格林，他買馬歇爾·韋爾斯公司的股票，是“因為本傑明·格雷厄姆買了”，這件事情削弱了格雷厄姆在一個重要觀眾麵前對沃倫的支持，其後果不得而知。但是，格雷厄姆的認可已經是給他的一個大紅包了。哈佛培養出來的物理學教授霍默·道奇是格雷厄姆–紐曼公司長期的投資者，直到1951年他擔任佛蒙特州諾斯菲爾德城諾威奇大學的校長。他曾經前去拜訪格雷厄姆並問他，既然格雷厄姆–紐曼公司就要關閉了，他該如何處理自己的錢？本傑明回答：“嗯，我有個過去和我們一起工作的家夥，也許他有辦法。”
於是在中西部那個7月裏炎熱的一天，道奇在往西走的度假旅程中，在奧馬哈短暫停留，一條藍色的獨木舟綁在他的福特鄉村轎車車頂上。“他和我談了一會兒就問我能否幫他管錢，於是，我為他單獨設立了合夥公司。”
1956年9月1日，道奇給了沃倫12萬美元，放在巴菲特基金有限公司裏管理。這筆錢比巴菲特聯合公司的初始資金還要多，而且是使沃倫成為一個專業資金管理者的重要一步（假設沃倫為巴菲特聯合公司賺了15%的收益，每個合夥人拿走設定的4%的利息後，他可以收取5781美元的費用。而霍默·道奇的錢可以讓他總共收取9081美元的管理費用。他可以將這筆錢重新投入合夥公司。第二年，他就可以得到9081美元的100%的收益，再加上又一輪的資金管理費用，如此循環）。從此，他不再是以前掌管自己家族和朋友的少量資金的股票經紀人了。道奇夫婦選擇的交易方式有點兒不同，沃倫提取的利潤隻占總利潤的25%，而他損失的數量以其在該合夥公司的資產為限，開始隻有100美元。現在，他在為本傑明·格雷厄姆介紹的這個人投資了。
“這一年的晚些時候，我的一個朋友約翰·克利裏，過去是我父親在國會的秘書，看到了證明我成立合夥關係的法律文書，並問我是怎麽回事。我跟他說了說情況，然後他說，‘好啊，和我也這麽做怎麽樣’。於是我們成立了B–C有限公司。那是我的第三家合夥公司。他投入了5.5萬美元。”4%以上的收益兩人分攤，而巴菲特的責任也延伸至任何的拖欠款項。1961年，B–C有限公司被並入安德伍德有限合夥公司。
隨著1956年10月1日B–C有限公司的成立，沃倫管理的資金超過了50萬美元，其中包括他自己的錢，而這部分錢不在任何一家合夥公司裏。他在家裏一個很小的房間裏工作，而且這個房間穿過臥室才能進入。他工作沒有固定的時間，和蘇珊一樣是個夜貓子。他會穿著睡衣閱讀年度報告，一邊喝著百事可樂，吃著Kitty Clover牌的薯片，享受著自由和獨處的樂趣。他仔細研讀《穆迪手冊》，尋找好的主意，一家公司接著一家公司地吸收數據。白天，他會到圖書館看報紙和工商業雜誌。和他小時候送報紙一樣，他親自認真處理有價值的事情，自得其樂。他在IBM打字機上親自打信，小心地將專用信箋在托架上擺放整齊。需要複寫的時候，他會在第一頁紙的後麵放上藍色的複寫紙和薄的像紙巾一樣的半透明紙。他自己整理文件歸檔、記賬以及報稅。這些數字可以精確地衡量工作成果、記錄工作，這個特點讓沃倫樂在其中。
每一張股票憑證都直接投遞到他這兒，憑證以合夥公司的名義開出，而不是按照通常的做法放在經紀人的戶頭下。一旦這些憑證到達，沃倫會親手帶著它們——光滑的奶油色的投資憑證，上麵印著鐵路、禿頭鷹、海獸以及穿著寬大袍子的婦女，圖案精美——徑直來到奧馬哈國民銀行，把它們放進儲蓄保險箱內。如果他要賣出哪隻股票，就又會來銀行，在一堆憑證中快速翻閱，然後將要賣的股票從38街的郵局寄出去。如果紅利支票過來後要存起來，銀行會打電話通知他，於是他會到那兒，檢查支票後親自簽字認可。
沃倫用家裏唯一的一根電話線給他的一係列經紀人打日常電話。他將他的開支盡可能縮減到零。他親自在一張有條紋格的黃色紙上列出開支情況：郵費31美分；《穆迪手冊》15.32美元，《石油和天然氣雜誌》4美元，電話費3.08美元。除了一些更為精確的會計核算，以及需要考慮更多的事情外，他運營這些生意就和任何通過經紀人為自己的賬戶交易股票的人一樣。
1956年底，沃倫給合夥人寫了一封概括描述合夥公司到年底經營狀況的信。他匯報說，今年的總收入超過4500美元，比市場高出4個百分點。那時，他的律師丹·莫奈已經從第一家合夥公司中撤資，湯普森博士買下了他的股份。而莫奈加入了沃倫已經操作了一段時間的私人項目：購買一家總部在奧馬哈的保險商——美洲國家火災保險公司的股票。1919年，一些無恥的推銷員將這家公司毫無價值的股票兜售給全內布拉斯加州的農民，用來交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行的自由債券。而從那時起，這些憑證就躺在抽屜裏，它們的主人也逐漸失去了再次看到他們的錢的希望。
還是在巴菲特–福克公司工作期間，沃倫翻閱《穆迪手冊》時發現了這家公司。這家公司的總部離他父親的辦公室隻有一個街區的距離。奧馬哈當地一位很著名的保險代理人——威廉·哈曼森一開始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被吸引進這家公司的，擔任了當地的掛名負責人，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騙局。但是哈曼森家族又逐漸將這家公司變成了一家正當的公司。現在，威廉的兒子，霍華德·哈曼森正通過他在加利福尼亞州建立的美國家庭儲蓄公司，把最高級的保險業務輸送給美洲國家火災保險公司，前者已經是美國最大、最成功的儲蓄貸款公司之一。
那些被欺騙的農民根本沒有想到那些陳舊的紙張現在已經值錢了。霍華德·哈曼森通過掌管美洲國家火災保險公司的弟弟海登，暗地裏從那些農民手中以便宜的價格回購股票已經好幾年了。到目前為止，哈曼森家族已經擁有這家公司70%的股份。
沃倫很欽佩霍華德·哈曼森：
沒有人能像霍華德·哈曼森那樣大膽地管理資本。他在很多方麵都很精明。以前，很多人都是親自到家庭儲蓄公司償付抵押貸款。而霍華德·哈曼森把抵押貸款業務放到離你住的地方最遠的分支機構，因此你得用寄郵件的方式支付，這就不需要他的手下花費半個鍾頭的時間聽有關你孩子的情況。其他人應該都看過《精彩生活》這部電影，並且覺得就應該按照吉米·斯圖爾特的方式做事。可是霍華德不願意見到他的顧客，所以他的運營成本永遠比別人低。
美洲國家火災保險公司每股收益29美元，而霍華德·哈曼森的弟弟海登以每股30美元左右的價格買進了這些股票。和沃倫追尋的最珍貴、最有吸引力的便宜股票一樣，哈曼森家族的人用每股的收益就能完全支付買一股股票的所有成本。這是沃倫見過的最便宜的股票——除了西部保險公司，而且它也是一家不錯的小公司，不是濕乎乎的“煙蒂”。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努力買進這隻股票。不過我一股也沒得到，因為海登將股東名單交給了一個股票交易商。這個人——他把我看成朋克，可是他有名單而我沒有。因此，是他以30美元左右的價格為海登買了這些股票。
對一些農民來說，海登·哈曼森的現金要比他們那些不值錢的憑證好得多。盡管很多年以前他們每股付出了100美元，而現在隻能得到30美元。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逐漸說服自己，沒有這些股票，他們的情況會更好。
沃倫很堅決。
我在一些保險書或其他書上查找。如果你回溯到20世紀20年代，你就會明白誰是指使者。他們讓那些最難銷售的地區的大股東做董事。內布拉斯加有一個叫埃維的鎮子，那兒人煙稀少，可是有人在那裏賣出了很多股票。而這也是35年以前，他們將當地的金融家弄進董事會的手段。
於是，沃倫的合夥人兼代理人丹·莫奈，帶著沃倫的一卷鈔票以及他自己的一部分錢前往鄉下。他開著紅白相間的雪佛蘭在全國穿梭，在農村的縣政府大樓或者銀行露麵，隨意地問誰可能持有美洲國家火災保險公司的股票。他坐在前廊，和農民們一起喝冰茶，吃餡餅，然後用現金換取他們的股票憑證。
我不希望霍華德知道是因為我出的價格比他高。他出價是30美元，我就必須提高一點兒。股票持有人注意到，大約10年來價格都是停留在30美元，這是價格第一次發生變動。
第一年沃倫出價每股35美元，買了5股股票。農民們的耳朵就豎起來了。現在他們意識到，有買家在為這隻股票競爭。他們開始想也許沒有這些股票，他們的日子也不會變得更好，價格一定還會上漲。
最後階段，我給出了100美元的價格。這是個有魔力的數字，因為那是他們開始付出去的錢。我知道，100美元會把所有的股票都帶過來。果然，當丹·莫奈這麽幹的時候，一個來賣股票的家夥就說：“我們像羊群一樣買了這些股票，現在又像羊群一樣賣了它。” 注釋標題 Under the Williams Act,passed in 1968,you could not do this today,nor could Hoerms.
他們就是那樣。很多人以低於每股收益29美元的3倍的價格出售了股票。莫奈最終收集了2000股，占公司股份的10%。沃倫沒有將股票憑證上的名字改成自己的，而是還保留在原持有人的名下，隻是附加了律師的說明，以證明他對這些股票有控製權。
因為如果改了名字會讓霍華德警覺到我在和他競爭，而這樣做他就根本不知道。或者即使他知道，也沒有充足的信息。我一直在收購股票。到走進海登辦公室的那一天，我出其不意地把它們全放下，然後說我要把它們全改成我的名字。他說，“我的哥哥會殺了我的”。但最後，他還是幫我辦了轉讓手續。 注釋標題 According to Fred Stanback, buying.
沃倫在這隻股票上出乎意料的行為的背後，所費的腦筋並不僅僅體現在股票價格上，他已經懂得了盡可能收集稀有事物的價值。從牌照到修女們的指紋，到硬幣、郵票，到聯合電車公司，再到美洲國家火災保險公司，他一直以這種方式思考，他是一個天生的收集家。
這種貪婪的直覺有時也會讓他出點兒岔子。湯姆·納普幫助傑裏·紐曼處理完關閉格雷厄姆–紐曼的剩餘事務後，去了一家小經紀商特雷迪–布朗–萊利公司，他過來拜訪沃倫，並且要去威斯康星州的貝洛伊特聽本傑明·格雷厄姆的演講。開車穿越艾奧瓦州玉米地的路上，納普提到美國政府準備從流通領域收回4美分的藍鷹郵票。收銀機在沃倫的腦子裏開始叮當作響了！“我們停在郵局看看有沒有4美分的郵票。”他在回來的路上說。納普去了第一個郵局，回來說那兒有28張郵票。“去買下來。”巴菲特說。他們就此又討論了一下，決定回家以後寫信給郵局，要求買下它們的郵票存貨。郵票開始一來就是好幾千張。丹佛的郵局回複他們有20本，每本有100頁，每頁有100張郵票，那就意味著丹佛有20萬張郵票。
“我們也許可以控製局勢。”沃倫表示。他們花了8000美元買了那20本。
“而那是我們的錯誤，”納普說，“我們應該讓丹佛的郵局把郵票寄回華盛頓以減少供應。”
花費了巨大努力，他們簡直變成了真正的郵局——大部分工作是由納普完成的，他們收集了60多萬張藍鷹郵票，總共花了大約25000美元。鑒於他對錢的態度以及資本淨值，對沃倫而言，這是很多錢了。他們把一堆郵票放到地下室裏。那時，他們終於認識到他們幹了些什麽。他們辛辛苦苦地收集了一地下室的價值永遠不會超過單價為4美分的郵票。“如果你有了這麽多的郵票，”納普解釋，“就沒有很多收集者了。”
於是，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如何處置這些郵票。沃倫熟練地將處理價值25000美元的4美分郵票一事委托給納普，然後就將這件事拋到腦後，除了有時當作笑談說一說。他重新轉回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來：為合夥公司集資。
1957年6月，又一個最初的合夥人，伊麗莎白·彼得森請沃倫成立了第四家合夥公司，命名為安德伍德，她另外投資了85000美元。
幾個月以後，1957年夏天的一天，“我接到了埃德溫·戴維斯夫人的電話。他們夫婦倆以前是巴菲特雜貨店的常客。她的丈夫戴維斯醫生是城裏有名的泌尿科醫生。他們住的地方離這兒隻有幾個街區。她說她知道我在管理錢，請我過去解釋一下”。
埃德溫·戴維斯醫生全美聞名。他的一個病人，紐約的阿瑟·威森伯格是那個時代最著名的資金管理人之一，他因前列腺的問題在某個時間來奧馬哈治療，於是戴維斯就變成了他的客戶。
威森伯格從1941年起，每年發布《投資公司》，一本關於封閉式投資基金的“《聖經》”。封閉式投資基金除了不接受新的投資人以外，和公開交易的共同基金很相似。它們幾乎總是以低於資產價值的折扣價出售，這使威森伯格成為買入封閉式投資基金的支持者。總之，它們就像共同基金的“煙蒂”。上大學前的那個夏天，沃倫就坐在巴菲特–福克公司辦公室的椅子上閱讀威森伯格的“聖經”，而霍華德則在一旁工作。“去哥倫比亞上學之前，”他說，“我常常花幾個小時閱讀那本書，從頭到尾，很虔誠。”他買了威森伯格的兩個“煙蒂”——美國國際證券以及精選工業公司，它們在1950年占了超過他資產的2/3。在格雷厄姆–紐曼工作的時候，他設法和威森伯格會麵，並且給後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那時我還不怎麽令人印象深刻”。
1957年，威森伯格突然打電話給戴維斯醫生解釋說，雖然從他的利益出發沒有必要這樣做，但他還是推薦一個年輕人給他。“過去我自己也試圖聘用過他，”威森伯格說，“不過他正自己成立合夥公司，所以我沒能如願。”他力勸戴維斯考慮和巴菲特一起投資。
其後不久，沃倫安排了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和戴維斯一家碰麵。“我去他們家，坐在他家的起居室裏，講了大約一個小時。我說：‘這就是我如何管錢的和我的一些安排。’那時我大概26歲，可看起來就像20歲左右。”事實上，按照埃德溫·戴維斯的說法，他看起來更像是18歲。“他的領子是敞開的，外套肥大，說話很快。”那個時候，沃倫在奧馬哈四處走動時，總是穿著一件破舊毛衣——人人看起來都覺得早該捐出去了——一條舊褲子和一雙磨損了的鞋子。“我表現得比我的年齡要幼稚，”沃倫回憶，“我談的事情是你期望從更年輕的人那兒聽到的。”事實上，他身上還有不少上賓夕法尼亞大學時打著手鼓、唱著《媽咪》這首歌的男孩的痕跡。“那時你必須忽略很多東西。”
但是，當他談自己的合夥公司時可就不是那樣了。沃倫不是在那兒向戴維斯夫婦推銷，他是在展示自己的基本原則。他希望對資金有絕對的控製，而且不會告訴合夥人這些錢是如何投資的。那是個關鍵點，人們搭本傑明·格雷厄姆順風車的不利因素對他而言不存在。他解決人們會失望的問題的辦法是，打完每個球洞後，他先不給分數，而直到打完18個洞以後才給出一年一次的報告。他們會得到有關他的表現的一份年度報告，而且隻能在12月31日這天可以決定投錢或者抽回資金。這一年的其餘時間，錢被鎖定在合夥公司。
埃德溫一直沒有注意我。多蘿西·戴維斯聽得很專心，問了一些不錯的問題。而埃德溫坐在角落裏什麽也沒幹。他看起來非常老，可他還不到70歲。當我們談完後，多蘿西轉向埃德溫問他怎麽考慮。埃德溫回答：“我們給他10萬美元。”接著我以更有禮貌的方式問：“戴維斯醫生，我很高興得到這筆錢。不過我剛剛在談的時候，你確實沒有怎麽注意我，為什麽你現在又這麽決定呢？”
他回答：“嗯，你讓我想起了查理·芒格。” 注釋標題 "e is from Lee Seeman. Buffett confirms the substance of the statement. The intriguing question is he phone call.
我說：“哦，我不知道誰是查理·芒格，不過我真的喜歡他。”
戴維斯夫婦如此願意和沃倫投資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令他們驚奇的是，他“比他們還了解阿瑟·威森伯格”。他們也喜歡他陳述自己合同條款的方式——清晰而且透明，因此他們明白他是站在哪一邊的，他和他們一起輸贏。就像多蘿西·戴維斯表述的，“他精明而聰明，但我可以說他是誠實的。我喜歡這個年輕人的一切”。1957年8月5日，戴維斯夫婦和他們的3個孩子用10萬美元孕育了第五家合夥公司——戴西（Dacee）。它和巴菲特基金公司類似，4%的保證收益之上的25%歸巴菲特所有。
有了戴西，沃倫的生意又向前躍了一步，他可以在一些大的股票上放更多的頭寸。在他個人的投資組合中，他還是在玩兒“便士”鈾股票。幾年前當政府在買鈾股票的時候，那是一種時尚，而現在它們非常便宜。國會記錄裏提到，當時華盛頓地區的一家家具店在華盛頓誕辰紀念日的促銷中分發鈾股票，隻要顧客購買東西就可以得到股票。沃倫買的公司股票有Hidden Splendor、Stanrock、Northspan。“這些很有吸引力——就像在一個桶裏抓魚。它們都不是大魚，但是你可以在一個桶裏抓它們。你知道自己將要掙很多錢。這是少數，我把大頭放在合夥公司裏麵。”
有新的合夥人就意味著更多的錢，當然，這也意味著沃倫要掌管5家合夥公司以及巴菲特–巴菲特公司，因此股票憑證的數量以及文件工作量大幅增加。他不得不很忙碌，不過感覺很好。短缺的總是資金——他看起來總是沒有足夠的錢。他研究的這類公司市場價值動輒100萬美元到1000萬美元，他希望自己能在這樣的股票上投資10萬美元，這樣才能在公司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得到更多的錢就成為關鍵。
這時，丹·莫奈已經準備重新參加合夥公司了。他和他的妻子瑪麗·埃倫成為巴菲特第六家合夥公司——莫奈–巴菲特公司的核心，該合夥公司於1958年5月5日成立。絕大部分要感謝美洲國家火災保險公司，莫奈夫婦倆兩年以前隻有5000美元可供投資，現在可以投入70000美元了。
那時，沃倫·巴菲特也許明白了資金管理產生更多錢的潛力比華爾街任何一個人都要強，增加到合夥公司的每一美元都會為他從他給合夥人掙的錢中分一杯羹。而這些錢如果重新投資，又能產生它自己的收入。如果把收入再進行投資，它就會產生更多的收入。他的業績表現越好，賺的錢就越多，他在合夥公司的股份就會更多，而這又會促使他去賺更多的錢。他的投資天分將會充分發掘資金管理的潛力。因此，雖然沃倫看起來有些笨拙，但毋庸置疑，他的自我經營是成功的。即使他在投資世界裏幾乎是隱形的，但雪球開始滾起來了。
帶著他後麵的動力，他意識到，是時候離開那所勉強夠四口之家居住的房子了——其中一個孩子三歲半，精力旺盛超乎尋常——第三個孩子也快要來了。於是，巴菲特夫婦買了他們的第一套房子，房子位於法納姆大街，拐角處被一些常綠樹木包圍，緊挨著奧馬哈最繁忙的要道之一。雖然它是這個街區最大的房子，但風格樸素迷人，屋頂采光窗設置在傾斜的單坡屋頂上，還有一扇眉窗。沃倫支付了31500美元給當地的一名商人和市議員薩姆·雷諾茲，並且立刻給房子命名為“巴菲特的蠢事”。在他的思維裏，31500美元經過12年左右的複利增長可以達到100萬美元，因為他有能力以如此驚人的回報率投資這筆錢，所以他覺得在這棟房子上，似乎是花了驚人的100萬美元。
在搬家公司的貨車駛離安德伍德大街之前，沃倫帶著5歲的蘇茜沿著樓梯返回鍛鐵修飾的陽台。“‘戴眼鏡的男人’就留在這兒了，”他說，“你要和他說再見。”蘇茜照辦了，而事實上，“戴眼鏡的男人”還在後麵呢。
蘇珊懷著8個多月的身孕，負責監督搬家，在房子裏安置好，管住豪伊。根據他們老朋友們的觀察，豪伊是個“惹事鬼”。他似乎有永遠用不完的精力，這使他獲得了“龍卷風”的綽號，和沃倫兒時的綽號“霹靂”有一拚，但是含義大不一樣。巴菲特說，豪伊一開始會走路，他就到處跑。他用玩具在花園裏挖，蘇珊把玩具拿走，為了找到它們，他會把房子搞得一團糟。一旦他成功了，就又開始挖起來。蘇珊搶走他的裝載機，同樣的戰爭又會重複。
搬到法納姆大街一周後，就在莫奈–巴菲特合夥公司成立的前一天，巴菲特夫婦的第二個兒子彼得出生了。從一開始，他就是個安靜好帶的寶寶。不過他出生不久，蘇珊就得了腎感染。從她小時候得風濕熱和慢性耳炎痊愈後，她總認為自己是健康的。腎感染還不足以達到影響沃倫的地步，他有關疾病的不自在卻是一件大事，以至於她教育全家不管誰得病都要注意到他的反應，就好像他也生病了需要照顧一樣。她真正的焦點在於，她最終想有一個自己的家。盡管生著病而且還需要照顧一個新生兒和兩個年幼的孩子，但這些都不能抑製她想裝修房子的急切心情。就像萬物複蘇一樣，她用活潑的當代風格重新裝修房子，擺上鍍鉻和真皮的家具，在白牆上掛起巨大、明亮的現代油畫。15000美元的裝修賬單幾乎占了房子本身價格的一半，根據一個一起打高爾夫球的同伴鮑勃·比利格回憶，這“幾乎要了沃倫的命”（比利格已經過世）。他沒有注意到色彩，對生動的美感也沒有反應，對效果漠不關心，看到的隻有那張驚人的賬單。
“難道我真的想為理發花上30萬美元嗎？”這就是他的態度。如果蘇珊想花上少許錢，他會說：“我不確定我想用那種方式吹走50萬美元。”因為蘇珊想花錢而他想保留錢，但他又想讓蘇珊高興而蘇珊又想取悅他，他們的個性就逐漸融合為討價還價和交易的體係。
那張驚人的賬單裏包括一個令他們的朋友和鄰居驚奇的設備費用——奧馬哈的第一批彩色電視機之一。蘇珊喜歡讓她的房子成為鄰居的中心，於是過了不久，星期六的早晨，這個街區的所有孩子都會在這間小電視室的黑色皮沙發上擠成一堆，一起觀看卡通節目。
一個大塊頭、能幹的黑人管家威拉·約翰遜，開始為他們幹家務活兒，她逐漸取代蘇珊的家務工作。這讓蘇珊解放出來，可以去尋找發揮其創造力的地方。她和朋友泰瑪·弗裏德曼決定成立一個當代藝術畫廊。由於每件事都牽涉錢，這個決定必須和沃倫說清楚。在支付蘇珊那筆錢之前，他在會客室和她們“會談”，問“你們希望掙錢嗎”，弗裏德曼回答，“不”，然後巴菲特說，“好吧，蘇珊可以作為一個‘投資人’加入”。根據弗裏德曼的說法，他喜歡蘇珊想做自己的事情的想法，並且希望她們後退一步，以類似生意的方式考慮畫廊，這樣愛好才會比較現實。沃倫總是根據投入的資本回報來考慮錢的問題。因為畫廊不能獲利，所以他希望她們能控製開支。弗裏德曼說，蘇珊每天都來打理畫廊，她的參與真的是出於愛好。
在朋友和親戚的眼裏，蘇珊是一個靈活、好相處而且體貼的母親。既然現在巴菲特夫婦和他們的父母住得更近了，孩子們就有更多的時間和他們的祖輩相處。一個半街區外的湯普森博士家裏的氣氛輕鬆愉悅，他們不介意豪伊打碎窗戶或者孩子們把家裏搞得一團糟。多蘿西·湯普森精通各種各樣的事情，玩兒遊戲，組織尋找複活節的蛋，製作精細的多層冰激淩甜筒。孩子們愛湯普森博士，除了他清醒的自大以及裝模作樣的說話方式。一次，他讓豪伊坐在他的膝蓋上。“不要喝酒，”他一遍又一遍地說，“它會殺死你的腦細胞，而且會讓你一無所有。”
星期日，湯普森博士有時會過來，穿著膠質軟糖色的西服，在沃倫和蘇珊的起居室裏布道，有時豪伊和蘇茜一起去爺爺、奶奶那兒，利拉會拖著他們一起去教堂。和湯普森夫婦相比，她和霍華德顯得死板僵硬。霍華德還保留著維多利亞時代的風格，因此當他打電話給多麗絲和沃倫講有關他們的妹妹伯蒂的事情時，他隻會說：“情況一團糟！”可是後來他們發現，到另外一個剛剛失去孩子的人（指伯蒂）那兒，他就不會說出“流產”這樣的字眼。
沃倫和蘇珊開始在他們新的大房子裏招待整個家族。在她的第一個感恩節家庭晚宴上，蘇珊自己準備火雞，她以為做火雞很容易，用100華氏度（37.8攝氏度）的溫度烤上一整晚就行。當火雞散架時，她打電話給從利拉那兒學習廚藝的黑格曼夫人，請她過來幫忙。除了沃倫，每個人都得來切，因為沃倫連小刀都不會用。而且，家庭聚會上隻要有他母親在場，隻要他能逃避，就會到樓上去工作。
沃倫新的小辦公室位於主臥外麵，蘇珊給這個房間鋪上了美鈔圖案的牆紙。被錢舒服地包圍著，他開始著手盡可能以翻閱《穆迪手冊》的速度，快速購買便宜的股票：那些出售可以輕易評估的基本用品或者大宗商品的企業，如達文波特針織品、草地河煤公司、碳氫化合物公司以及馬拉開波石油勘探公司。為了合夥公司，為了他自己，為了蘇珊，或者為了所有這些，隻要他一有資金，就會以帶它們進家門的速度讓它們快速投入工作。
通常，他需要秘密實施他的想法，他會利用聰明、心甘情願的，如丹·莫奈這樣的人做他的代理人。這些代理人中還有一個是丹尼爾·科文，他為紐約一家名字為Hettleman的小經紀公司工作，是一個價值獵手。沃倫通過哥倫比亞大學的老朋友弗雷德·庫爾肯認識了科文。 Hettleman專門投資資產規模為數百萬美元的小股票，也就是沃倫喜歡的那種沒名氣的特價品。
弗雷德寫信把丹尼爾描述成華爾街的一顆新星，並且說我們是天生的一對。我立刻判定弗雷德在這兩點上百分之百正確。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隻要我去紐約，我倆通常都會在一起。 注釋標題 From Buffett"s eulogy for Cowin.
科文比沃倫年長9歲，有著一雙眼窩深陷且敏銳的眼睛。他們兩人在一起時，表麵上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成年人在和一個大學生親切交談，但他們有很多共同點。在科文的父親損失了家裏所有的錢以後，科文在大蕭條的貧困中長大，而且在十幾歲的時候，他就不得不養家，他還將13歲生日時作為禮物收到的錢投入了股票。海軍服役結束後，他被投資職業吸引，甚至在一家投資公司裏，他也是獨立工作，堅持自己的理念。可是，和沃倫不同的是，科文對前沿藝術有很強的欣賞能力，對房子的裝飾也很有創造力，還收集攝影作品和古董。吸引沃倫的是，科文交易很棒，而且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工作。早些時候，在沃倫為格雷厄姆–紐曼工作時，科文曾經借給他5萬美元，為期一周，這樣他就可以購買共同基金而省下1000美元的稅，這也讓沃倫喜歡科文。久而久之，他倆合作了，科文擔任高級合夥人，因為他經驗更豐富、投的錢也更多。不過，他們一起分享信息和想法。
每周，隻要列著小股票的粉單一出來，巴菲特和科文就相互打電話比較裏麵的內容。“你買了那隻股票嗎？”“是的，我買了，那是我的！”如果挑了同樣的股票，他們會感覺自己都是勝利者。“那種情形就像在選馬一樣。”科文的妻子喬伊斯說。他們考慮過收購全國盒子公司，給它起了個代號，叫集裝箱公司。“科文是個挖掘者，”巴菲特說，“我猜這樣才講得通。”
巴菲特說，有一次，他們甚至試圖買下馬裏蘭州的一個小鎮，當時聯邦住宅管理局正在廉價拍賣該地塊：由郵局、市政廳以及以低於市場價格出租的大量物業組成。這個小鎮是大蕭條時期建造的，是一個以低成本住房安置1800戶家庭的實驗性小鎮。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量的政府物業被拍賣。巴菲特回憶，當時這個小鎮的廣告讓他們垂涎三尺，夢想著可以很快把出租價格提升到市場水平。可是即使廉價出售，這個小鎮也太貴了，他們無法弄到足夠的現金。
沃倫總是沒有足夠的現金，他總是在努力籌集資金。格雷厄姆的關係又要開始起作用了。伯尼·撒納特——整形和重塑手術方麵的先鋒——在某一天和他妻子的嫡親堂兄——本傑明·格雷厄姆聊天。本傑明和埃斯蒂退休回到加利福尼亞後，搬到撒納特夫婦家的街對麵。撒納特說，他問格雷厄姆，現在應該如何處置自己的錢，“他在他的合夥公司幾乎沒什麽錢，”撒納特回憶，“他說，‘哦，買AT&T’。然後，他告訴我三隻封閉式基金和一些股票。接著，他很隨意地提到，‘我以前的一個學生在做投資，沃倫·巴菲特’。就是那樣，那麽隨意以至於我都沒能記下來。”
幾乎沒什麽人知道沃倫·巴菲特。他就像奧馬哈一塊大岩石下的一小片苔蘚。撒納特的妻子羅達每天和埃斯蒂一起散步。“不久之後的某一天，”她回憶，“埃斯蒂對我說，‘聽著，羅達，人們總是接近我們，讓我們投資他們的合夥公司，因為他們可以告訴別人，本傑明·格雷厄姆也投資了，這樣他們才能搞成。因而，我們拒絕了所有人。不過，沃倫·巴菲特——他有潛力。我們和他一起投資，你最好也這麽做’。”
“我唯一的問題是，”羅達說，“‘埃斯蒂，我知道你認為沃倫很聰明，不過我更感興趣的是他是否誠實’。埃斯蒂回答，‘絕對誠實，我百分之百信任他’。”撒納特夫婦和埃斯蒂·格雷厄姆分別在莫奈–巴菲特合夥公司裏投資了1萬美元和1.5萬美元。那時，莫奈夫婦的投資已經增長到10萬美元了。
沃倫投資課上的一些學生也加入了合夥公司，他在戴爾·卡內基課程的指導老師沃利·基能也加入了。事實上，到1959年，沃倫在周邊已經小有名氣，部分可以歸因於他的教學。他的品質——好和壞——不再是被隱藏的，在奧馬哈已經開始為人所知。猶如青少年廣播劇《美國廣播學校》中的反麵角色一樣，他在奧馬哈被認為是一個傲慢無禮、自以為無所不知的人。“我過去常常喜歡在討論中站在相反的那一邊，”他說，“不論什麽，我能立刻轉過來。”人們認為，沃倫讓他們投錢卻不說他將買什麽，這是放肆的行為。“奧馬哈有一些人認為，我做的事情類似龐氏騙局。”他回憶道。這引起了一些反響。當沃倫重新申請奧馬哈鄉村俱樂部的會員資格時，他被投票否決了。被鄉村俱樂部拒之門外是一件嚴重的事情，說明那些不喜歡他的人可以用一種具體的讓人尷尬的方式表現出來。他被認為是和他們毫無關係的旁觀者，可他卻想屬於這個群體。另外，沃倫喜歡打高爾夫，俱樂部有一個好的球場。通過關係，他下了些功夫才從黑名單上下來。
但是，現在他的才華通過越來越多的人表現出來，也為他帶來了更為重量級的合夥人。1959年2月，卡斯珀·奧福特和他的兒子小凱珀，來自奧馬哈最顯赫家族之一的成員，就他們自己的合夥公司和沃倫接觸。當沃倫解釋他們不會知道他在買什麽股票的時候，卡斯珀說：“如果我不知道買了什麽，就不會投一分錢，而如果你已經取得了完全的控製，我也不會有發言權。”但是，小凱珀和他的兄弟約翰以及威廉·格倫（後者是查克·彼得森為其管理房地產物業的生意人）還是投資了。他們投資了5萬美元，成立了格倫諾夫（Glenoff）合夥公司，這是巴菲特的第七家合夥公司。
在這些合夥公司的早期投資階段，沃倫沒有偏離本傑明·格雷厄姆的原則。他買的都是些非常便宜的股票，完全是“煙蒂”，濕濕的還可以免費吸上一大口的“煙蒂”。不過，這些都是在遇到查理·芒格之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