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噴氣機”傑克

  30 “噴氣機”傑克


  奧馬哈 1967年


  直到1967年,蘇珊似乎還認為,如果沃倫放棄工作,他就會對她和家庭更加關心一些。在她看來,他倆已經達成了共識,隻要他賺夠800萬美元或者1000萬美元,他就會減少工作,好好過日子。1966年他收取的傭金為150萬美元,再加上資本收益,巴菲特家的淨資產已經超過900萬美元。她不懈地勸說他時間已經到了,但沃倫的步伐從未放緩,注意力不斷地從一個項目轉到另一個項目上:為合夥公司籌資,收購美洲國家火災保險公司、桑伯恩地圖公司、丹普斯特磨坊製造公司、伯克希爾–哈撒韋製造公司、霍克希爾德–科恩公司、美國運通公司,其間還有許多投資項目。當他坐飛機的時候,後背有時會變僵,偶爾蘇珊還不得不照顧他幾天,因為他由於疼痛而臥床不起。他的醫生找不出任何具體的原因,隻表示也許與工作或壓力有關係。然而要他為了後背而停止工作,就如同要他為了健康而吃下一整盤西藍花一樣困難。


  他總是坐在那兒全身心投入某件事情,看書、打電話,或者和迪克·霍蘭德以及尼克·紐曼這樣的朋友打橋牌或者撲克。尼克·紐曼是一個傑出的商人,擁有Hinky Dinky雜貨連鎖店,這家店就是以前沃倫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爺爺讓他去買麵包,而他很羞愧地偷偷離開的那家店。紐曼和他的妻子在社區屬於活躍分子,和低調的霍蘭德夫婦一樣,他們是巴菲特朋友中的典型。沃倫和蘇珊與奧馬哈的社交圈保持了距離。他們共同的社交生活是一係列跟隨沃倫的工作節奏重複出現的事件,通常發生在他們旅行去看沃倫的朋友的時候。不過,在城裏蘇珊隨時待命,她在朋友、家庭、有需要的事情以及社區工作中來回奔波。巴菲特家沒有上鎖的後門上懸掛著一個招牌,上麵寫著:“醫生在裏麵。”經常可以看見蘇珊的一兩個“病人”在這所房子裏閑逛。她的顧客年齡不同,生活狀態各異,其中有些人要求更多。他們有要求而她就會給予,如果他們要得多,她也就給得多。


  當蘇珊提出要求時,沃倫會滿足她;當蘇珊要求更多時,沃倫也會順從。除了對如何支配自己的時間不屈服外,沃倫幾乎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對蘇珊讓步。這一年他們重新改造了房子,這已經是這個街區最大的一所房子了。在蘇珊的指揮下,舊車庫變成了房子的一翼,這樣附近的孩子們可以有個房間聚在一起。沃倫也興奮不已,因為地下室裏有了一個自己的壁球場——大小類似於打乒乓球的場地所需,他可以帶朋友或者生意上的夥伴一起來玩。


  巴菲特在很多方麵都像一個小孩,蘇珊希望他是一個更關心孩子的父親。他是忠誠而專心的:會在學校活動時露麵,帶孩子們去度假。1967年,傑斐遜飛機樂隊的《白兔》和甲殼蟲樂隊的《佩珀軍士孤獨心俱樂部樂隊》專輯的推出,標誌著搖滾、吸毒文化達到了頂點。此時蘇茜上八年級,豪伊上六年級,而彼得才上三年級,巴菲特夫婦幸運地逃過了很多其他家長麵臨的煩惱。


  蘇茜已經從一個害羞的小孩成長為自立的少女,而且成為弟弟們無可爭議的頭兒。媽媽讓整座房子充斥了民謠和黑人音樂,而她則唱歌、放唱片——蘇茜已經變成一個搖滾女孩,還把飛鳥樂隊和奇想樂隊之類的組合介紹給弟弟們。她是個積極向上的孩子,在學校沒被毒品汙染。12歲的豪伊還太小,他化裝成大猩猩躲在蘇茜房間窗外的海棠樹上,若隱若現,以此來嚇姐姐和她的朋友們。不過,他的惡作劇變得更複雜,也更危險了。一次他把小狗放到房頂上,自己下樓,然後喊它看它是否下來。小狗果然下來了,摔斷了一條腿,得到獸醫那兒接受治療。“我隻是想看看它會不會跟過來。”豪伊還不肯認錯。媽媽拿他實在沒辦法,隻能時不時把他鎖在他的房間裏。為了反抗,他從五金商店買了一把鎖,反而把她鎖在門外。彼得用很多時間彈鋼琴,自己一個人彈或者和他的朋友拉爾斯·埃裏克森一起彈。他在才藝表演中屢屢得獎,看起來,他沉迷於音樂和他父親沉迷於賺錢是一樣的。


  在這個家裏,有一個人被60年代充滿迷幻的黑暗一麵引誘,就是蘇珊的姐姐多蒂17歲的兒子比利·羅傑斯,他是一個嶄露頭角的爵士吉他手,而且吸毒。他的母親做一些誌願者工作,還是個專業女裁縫,不過她也會睡到中午才起床。她似乎沒有能力做決定,而且有時看起來冷淡、說話不清楚,和她進行一次連貫的談話幾乎不可能。多蒂喝酒喝得更多了,而且根本不在意她的孩子們。蘇珊經常帶比利去找卡爾文·凱斯,後者是當地的爵士樂吉他手——這樣比利可以從他那裏學到一些技巧,而且也能努力讓他改邪歸正。


  她麵臨的任務令人畏懼,因為在那個時代裏,關於LSD的毒品文化普遍存在。而由年輕人主導的反傳統文化反抗一切形式的權威,包括過去幾十年一直存在的任何東西。那年夏天,數十萬嬉皮士在舊金山的海特-阿什伯裏區漫無目的地亂轉,有人說:“這再也不是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美國了。”這似乎解釋了一切。


  而沃倫仍然生活在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美國。他從沒有經曆披頭士的狂熱。他不唱搖滾,不張貼上麵寫著“戰爭對孩子和其他生物不健康”的海報。他的意識形態保持不變。他的思想沉溺於嚴謹的哲學追求,在本傑明·格雷厄姆的“煙蒂”哲學和菲利普·費希爾以及查理·芒格的“大生意”之間取舍不定。


  我正向查理·芒格的類型轉變——有點兒反複。這有些像新教改革期間的情況。第一天我聽從馬丁·路德·金的,而第二天我又聽教皇的。本傑明·格雷厄姆,理所當然是教皇。


  當芒格把他的論文釘在“煙蒂”大教堂的門上時,市場本身已廢棄了過去和現在的所有權威。隨著20世紀60年代的推進,閑聊股票讓雞尾酒會活躍起來,家庭主婦會在美容院打電話給她們的經紀人。股票成交量上升了1/3。36歲的巴菲特在當今世界裏就像一個頭發花白的老人,現在的世界熱切渴望著寶麗來、施樂、電子數據係統這樣的公司——他根本不了解它們的技術。他告訴他的合夥人,他正在放慢速度。“我們可沒有那麽多好想法。”他寫道。


  然而,巴菲特在尋找讓資金保持運轉的方式時並沒有放低標準,他規定了兩個新的限製條件,這讓他的投資變得更加困難。這些個人的偏好現在變成了正式的標準:

  1.我們不會接手對我而言技術太難的生意,這是投資決策的關鍵。我對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了解就和對金龜子求偶習慣的了解一樣少。


  2.即使預期盈利可觀,而如果主要的人的問題不令人滿意,那麽我們將不會在投資運作中采取行動。


  他所說的“主要的人的問題”是指裁員、工廠關閉,以及不會輕易罷工的工會。這也意味著他在每吸一個“煙蒂”之前,都會思考一次、兩次,甚至三次。


  他擁有的“煙蒂”問題夠多了。伯克希爾–哈撒韋現在是“靠設備維持生命”的狀態,已經病入膏肓。巴菲特近期聘用了皮特·馬威克審計事務所的維恩·麥肯齊,派他到新貝德福德監督這家破爛不堪的紡織工廠。巴菲特一直為他在最近一次伯克希爾–哈撒韋董事會上犯的錯誤而懊悔。因為財務成功而激動不已(但是這個成功後來證實隻是短暫的)——“我們賣了幾個月的人造絲襯裏,掙了很多錢”。——巴菲特被說服答應了每股派10美分的分紅。這家公司的律師們爭辯說,伯克希爾現在做得這麽好,如果不分紅就有可能被指控不合理地保留收入。也許是正在做白日夢或者隻是由於一時的軟弱,巴菲特同意了這次分配。一股派發10美分紅利聽起來很不起眼,可巴菲特花了24小時才認識到他們提出來的是一個謬論。但那時已經太遲了,他這一不尋常的應允給合夥人和股東分了101733美元,而他知道這筆錢總有一天會變成數百萬美元。他永遠也不會犯這樣的錯了。


  8個月後,巴菲特給伯克希爾的股東提供了一種交換方式。如果有人希望得到能產生收入的證券,他可以用股票來交換利率為7.5%的公司債。一共有32000股股票交上來了。通過這種方式,巴菲特把股東中希望得到收入的人清洗出去,這樣可以確保剩下的股東更可能關心公司的成長,而不是紅利。“這種做法很聰明。”維恩·麥肯齊說。當然,發行在外的股票越少,巴菲特就越能加強對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控製——即使他當初買這家公司的錯誤越來越清楚。肯·蔡斯不動聲色地按照巴菲特的指示收縮業務。唯恐再次遇到像在丹普斯特出現的那種討厭的結果,巴菲特聽取了蔡斯的意見,好好安撫工會,忍受新貝德福德的人滿意而由剩餘的工廠繼續運作導致的損失。


  到1967年,蔡斯和麥肯齊已經設法將這家不幸的男士西服襯裏製造商拖回了“盈虧平衡”。不過,“通貨膨脹”這個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就沒走遠——又一次掛在了每個人的嘴邊。工資和原材料的價格像河裏的淤泥一樣不斷上升,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外和南方的紡織廠正在將伯克希爾的銷售抽幹。


  巴菲特把信息傳遞給了他的合夥人:

  伯克希爾–哈撒韋在紡織業務上正麵臨真正的困難。目前我不能預知潛在的任何損失,同樣我也看不到運用在紡織業務上的這部分資產有好回報的前景。因此,我們這部分證券投資組合將嚴重拖我們相對績效的後腿……如果道瓊斯指數繼續上漲。 注釋標題 Letter to partners,July 12,1967.

  他試圖盡可能快地把錢從紡織業裏拿出來。對廠裏即使最普通的決策,他也開始直接參與。幾乎每一天他都要跟蔡斯和麥肯齊通電話。因為來自進口產品的競爭,在1966年10月的最後一周,蔡斯不得不關閉了梭箱織機分部,而6個月之前,巴菲特剛讓他永久關閉羅得島州的菲利浦國王D分部。該分部製造精紡棉麻布,大約占伯克希爾總產量的1/10。失去這450個工作崗位標誌著羅得島州棉布產業的終結。巴菲特的底線是,“潮流趨勢遠比遊泳的人更重要”。


  這還不夠。巴菲特看到財務數據後認識到,衣物紡織分部和梭箱織機分部的損失巨大,唯一的拯救辦法就是對設備進行現代化改造。不過在壞情況下往裏砸錢是西伯裏·斯坦頓犯下的錯誤。巴菲特拒絕投資,因為這樣做隻是杯水車薪。可是,關閉工廠將會導致數百人失業。他坐在桌子後麵,旋轉著椅子,將這個問題想了一遍又一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合夥公司現在就像在金錢的海洋裏遊泳一樣。在華爾街上,穿細條紋衣服的經紀人對錢開始變得興奮。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腦子裏沒有危機感和大蕭條教訓的新人已經在這條街上出現。隨著他們把股票推到前所未見的高價,巴菲特開始出售美國運通公司的頭寸,現在這些頭寸的價值比當初買時花的1300萬美元多出1500萬美元,占合夥公司收入的2/3。不過,他不想把這些錢投回伯克希爾–哈撒韋。


  相反,他這一年最重要的任務是在伯克希爾“嚴重拖累”他的業績表現之前找到新辦法,緊急拉住這匹垮掉的駑馬。他已經關注奧馬哈一家公司很久了,這家名為“國民賠償”的公司總部離他在基威特大廈的辦公室僅有幾個街區。巴菲特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見過公司的創始人傑克·林沃爾特,當時是在經紀商克魯特頓公司的會議室裏。林沃爾特是城裏最聰明、最勇於進取的人之一。那時,沃倫的姑姑艾麗斯曾試圖將林沃爾特帶進巴菲特的合夥公司。林沃爾特後來說,巴菲特要求最少的投資額是5萬美元(盡管那時巴菲特從每個人那兒拿的錢遠遠少於這個數字)。“如果你認為我會讓像你這樣一個朋克小子掌管我的5萬美元,那你就比我想象的還要瘋狂。”林沃爾特大概是這樣回複並且拒絕投資的。林沃爾特自視為一個投資專家,而且,沃倫喜歡保密這一點也把很多人拒之門外。


  雖然如此,巴菲特還是關注著國民賠償公司。作為一個永不停歇的學習機器,他希望了解所有應該了解的有關保險業務的內容。他從圖書館借了很多書,開始了解林沃爾特的策略——為那些最難投保的客戶承保。巴菲特看到的林沃爾特是混合型的保險業從業者——謹慎的風險承受者,小氣、富有進取心的保險商,每天晚上會到辦公室轉悠,關上所有的燈。他以高昂的價格為那些不尋常的人擔保:馬戲團的表演者、馴獅員以及滑稽明星身體的某些部分。“沒有糟糕的風險,”林沃爾特喜歡說,“隻有糟糕的費率。”他的第一次好機會是有一個銀行要求他保證一個走私犯——推測已經被謀殺了——不會再返回奧馬哈,因為他的妻子想繼承他賬戶裏的錢而不想等到法律規定的7年後。林沃爾特認為涉嫌謀殺的凶手的律師對這個失蹤的走私犯是否活著應該非常清楚,他已經幫助被指控的嫌犯免於刑事責任,不過這位妻子(和銀行)懷疑嫌犯是否真的清白。然而,這個律師並不能透露他的客戶是否已經向他承認了罪行。於是林沃爾特讓這個律師也在這個擔保上投了些錢,因為他認為除非這個走私犯叫得比牛蛙還要響,否則律師不會願意冒這個險。果然如此,錢說明了一切,走私犯再也沒有出現,而銀行也一直沒有索賠。傑克·林沃爾特富有進取精神,而且天生擅長設置賠率。


  從那時開始,他把業務擴張到為出租汽車承保,接著他又為電台尋寶遊戲承保,他用口紅這樣的東西掩藏線索,自己把寶埋起來,讓線索變得模模糊糊以確保隻有一個獎品被申領。他很快成為奧馬哈行動最快、名聲最響、最有精力的生意人。他的女兒用聽起來很形象的綽號“噴氣機”傑克稱呼他。他自己經營國民賠償公司,還在數百隻股票上買了少量頭寸,分類賬頁上的潦草書寫幾近難辨:50股國家釀酒公司,2500股未成年人食品商業中心。他把數百張股票憑證放在健身包裏。


  20世紀60年代初,巴菲特給他在國民賠償公司董事會的朋友查理·海德打過電話,問他林沃爾特是否有興趣出售公司,海德的回答很有趣。


  每年總有15分鍾的時間,傑克想賣掉國民賠償公司。有些事讓他發瘋。一些索賠或類似的事情會激怒他。於是查理·海德和我討論了傑克每年15分鍾這種現象。我還告訴他,一旦他知道傑克正處於這個時期,就要通知我。


  1967年2月奧馬哈陰沉的一天,海德和林沃爾特在一起吃午飯。林沃爾特說:“我不喜歡這種天氣。”整個交談圍繞著他想賣掉國民賠償公司展開。林沃爾特已經覺得如果沒有這個公司他能更好。15分鍾的天窗打開了。“城裏有個人也許想買,”海德說,“沃倫·巴菲特。”林沃爾特又聽海德說了些巴菲特是如何感興趣之類的話。然後海德打電話告訴巴菲特,傑克·林沃爾特也許會以幾百萬美元價格出售公司。“這幾天你想和他見個麵嗎?”


  “今天下午怎麽樣?”巴菲特立刻回答。林沃爾特第二天早上將要飛往佛羅裏達州,可海德還是說服他先去一下基威特大廈。


  巴菲特請林沃爾特解釋為什麽他還沒有將公司賣給任何人。林沃爾特說所有的出價都不如意。他開始擺出條件。他說他希望把公司留在奧馬哈。因為感覺到15分鍾打開的天窗就要消失了,巴菲特同意他不會搬走公司。


  林沃爾特說他希望沒有員工被解雇,巴菲特也答應了。林沃爾特又提出所有其他的報價都太低了。“你想要多少?”巴菲特問。“一股50美元。”林沃爾特回答。50美元已經超過了沃倫認為它的所值。不過他還是回答:“我接受。”


  於是我們在15分鍾內達成了交易。接下來,雖然已經完成了交易,可傑克真的不想這麽幹。不過他是個誠實的人,不會背信食言。但是,在我們握手以後他對我說:“我想你會想要審計過的財務報表。”如果我說是,他一定會說:“那太糟糕了,我們無法達成交易了。”於是我回應道:“我根本不想看到審計過的財務報表——它們最差勁了。”接著傑克又對我說:“我認為你會希望我把保險代理公司也賣給你。”


  於是我們又像這樣進行了三四個回合,最後傑克屈服了,把生意賣給了我,我知道他其實真的不想這麽做。


  巴菲特希望他這麽做,因為伯克希爾–哈撒韋現在是一家他已經部分清算了的差勁公司,而這是他用這些錢來置換一個大生意的機會。他知道林沃爾特身處佛羅裏達州,可能會經過重新考慮而改變主意,所以他想在林沃爾特改變主意之前快速簽下合同。兩人都隻想要一份不超過一頁紙的合同。巴菲特迅速擬定了最後的文件,這筆錢也被存進了美國國民銀行。


  當林沃爾特一周後從佛羅裏達州回來時,巴菲特已經準備就緒,就等著最後的文件簽署了。可是在最後的各項程序交接、簽署合同的會議上,林沃爾特遲到了10分鍾。巴菲特和海德後來解釋說,這是因為林沃爾特開車在街區轉悠想找一個停車收費器。林沃爾特總是說,那次就是遲到,沒別的。但是,也許他已經意識到實際上沒有了公司他也不會過得更好,因而磨磨蹭蹭,為自己產生沒有國民賠償公司而能過得更好的想法而難過。


  巴菲特當然充分知道有了這家公司,合夥公司會更好,國民賠償公司是給他的財富帶來巨大推動力的機會。不久之後,他以一個無趣的名字《有關保險公司資本需求的思考》為題寫了一篇文章。


  “資本”這個詞,也就是金錢,是巴菲特在收購國民賠償公司時考慮的重要問題,因為資本是他的合夥公司的命脈。他從伯克希爾抽出資金,而這部分資金需要被重新投入使用。國民賠償公司承受了很多風險,需要資本去支撐。“按照大多數標準,”他寫道,“國民賠償公司現在很難動它的資本。而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富餘資源能夠讓我們繼續進取性地使用資本,從長期看,這樣做會在國民賠償公司產生最大的收益……如果承保業務令人失望,伯克希爾–哈撒韋還可以把另外的資本投入國民賠償公司。”


  巴菲特已經想出一個完全嶄新的生意類型。如果國民賠償公司掙錢,他可以用這些收益購買其他公司或者股票,而不是放在國民賠償公司的地下室裏冬眠。不過如果獅子把馴獅人吃了,國民賠償公司也許需要錢去支付給馴獅人的家屬。這些錢可以從別的業務那裏回到國民賠償公司。


  把保險業務納入伯克希爾–哈撒韋這個一團糟的紡織工廠,可以使它的資本達到體內平衡。它可以按照巴菲特的指令對環境做出內生的反應,而不是像一條蜥蜴,天氣冷時冬眠,而陽光燦爛時就跑出來找塊岩石曬曬太陽。


  關鍵是要正確地給風險定價。因此,他需要傑克·林沃爾特跟著,不要走遠。巴菲特付給林沃爾特豐厚的報酬,而且和他結交為朋友。就像聯合零售公司有本傑明·羅斯納一樣,他買了一個由能幹的經理人運營的出色企業。


  這兩個人經常在加利福尼亞打網球。林沃爾特的著裝品位和巴菲特相似,他會穿著他女兒為他織的舊毛線衫拋頭露麵。他那個生動的綽號“噴氣機”傑克被拉長為巨大的字母覆蓋在他肚子的部位。一次他和巴菲特在海盜旗飯店吃午飯,一個小孩走過來,問他:“你能為我簽名嗎,‘噴氣機’傑克?”林沃爾特因此而沾沾自喜,這個孩子以為他是個名人——一個宇航員或者電影明星。也許除了小孩沒人會那麽想,因為他看起來根本不像那類人。但在他的心裏,他仍然感覺就像是“噴氣機”傑克。


  理當如此,因為氣質從人的內在散發出來,而不是從他的外表。林沃爾特也許已經賣掉了他的公司,不過他已經拿回了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他用賣公司的一部分錢買了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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