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大力士
39 大力士
奧馬哈，洛杉磯 1973—1976年
經受了1929年的股市崩盤而東山再起的人鳳毛麟角，而霍華德·巴菲特就躋身其中。現在，他的兒子正在從20世紀第二次經濟大崩潰中冉冉升起。不過，世界已經改變了。現在不僅是演員，甚至連商界的人士也能成為明星。在美國媒體飛速發展的同時，巴菲特已經關閉了他的合夥公司，此時有線電視開始繁榮，報業公司即將上市，廣告業仍然處在黃金時期，它們把龐大的觀眾群作為產品在銷售。每個星期二的晚上，幾乎舉國上下都會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幸福時光》節目。
出於對媒體的天然興趣，巴菲特也進入了媒體行業，成為一名投資人。借助1969年《福布斯》的報道以及後來《超級金錢》一書的熱銷，他得以聲名遠揚，開始了一種全新的、“後合夥人時代”的生活。在謹慎地利用媒體提升了自己的形象後，他也開始享受這一成果了。現在，他不僅是一位媒體投資人，更是媒體關注的對象。他一點兒也不比凱瑟琳·格雷厄姆遜色，而且她現在也十分關注他，並且認真看待他，還要把他引入美國最為重要的一份報紙的經營軌道中。
格雷厄姆像對待其他那些權威人士一樣，經常向巴菲特求助，而巴菲特幾乎不需要激勵。
有一次，她要到紐約證券分析師協會發表演講，我趕到了她在紐約的寓所，幫她撰寫講稿，那是一個周日的早上。她十分緊張，幾近崩潰。所有那些男人都要出席，而且她必須站在前麵講話，這使她很恐懼。在公共場合演講對她來說一直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最有意思的是，她是個極為幽默、聰明機智的人，但是一站到人群麵前卻會戰栗不已，不知所措。尤其是，如果她知道他們要問她數字問題的時候。
正如羅伯特·雷德福所說的，格雷厄姆“出身名門，口風很緊”，不給他人一絲窺探其個人隱私的機會。他是在第一次見過她之後在一次采訪中這樣說的，他因拍攝關於“水門事件”的電影《驚天大陰謀》而前去拜訪她。因此，雷德福自言自語道：“為什麽她還要不斷演講和接受獎賞呢？”
格雷厄姆在聯合國廣場酒店的高層有一套豪華公寓，俯瞰著紐約的東河，牆上掛滿了艾格尼絲·梅耶收藏的亞洲藝術品，在這裏，巴菲特和格雷厄姆開始工作。
她不斷猜想他們會提出的問題，諸如新聞紙多少錢一噸，她認為這簡直就是個測驗。然後我說，這沒什麽關係。別人多少錢買，你也多少錢買，那又怎樣呢？但這確實是個大問題，她被說服了。我盡力避免讓她死記那些事實。隻要有個主題就行了。
格雷厄姆想說做好新聞的同時也要取得可觀的利潤。巴菲特聽到這一想法“撲哧”笑了，重新為她定位：
你知道，好的新聞並不一定產生可觀的利潤，她腦子裏全都是這些沒用的東西，我要竭盡全力去說服她，使她相信自己比所有那些坐在那裏的愚蠢男人聰明，正是這一點從一開始把我們拉到了一起。
巴菲特成了凱瑟琳·格雷厄姆的私人戴爾·卡內基訓練師，他的建議使她反敗為勝，扭轉局勢。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樣，都會同情那些在人群麵前不知所措、戰栗不已的人。再者，由於蘇珊多年來的精心指導，他已經學會了更微妙的為人處世的方式。他知道如何預見他們的反應，並且以非脅迫性的方式表達出來。他以前的信總是語言拘謹，現在用詞恰當熟練，巧妙而富有感染力。他已經學會了傾聽，學會了對別人表現出興趣，還能同其他人談論股票之外的事情。這都幫他贏得了格雷厄姆的青睞。
在一切準備就緒並且進行彩排之後，格雷厄姆說她當天晚上要去詹尼·阿涅利家參加晚會。“你會發現這很有趣，”她說，“為什麽不和我一起去呢？”巴菲特一直強調說他在這些盛大的場合感覺十分不舒服，並且稱他對這些活動一點兒也提不起興趣。不過，這次他沒有拒絕格雷厄姆，而是同意和她一起去。那天晚上，他離開房間，開車接上格雷厄姆，然後一同前往晚會。
我們真是很不合適的一對兒——她55歲，而我則40歲出頭，我們一進入這座公寓——這不僅僅是一座公寓，更像一座三層豪宅，十分巨大——每個人都向凱瑟琳鞠躬致敬，跟她套近乎，簡直就是電影《甜蜜生活》中舞會場景的再現。我是跑龍套的角色，像棵盆栽植物一樣杵在那裏。如果你以慢鏡頭的方式放映，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詹尼·阿涅利，菲亞特的總裁，以及他的妻子馬雷拉都沒有來。這幾乎像一場化裝舞會，事實上它不是。
在見識了一個全新的格雷厄姆之後，巴菲特回到了奧馬哈。他繼續從個人的角度不斷地加深對她的認識，他總是看到她自相矛盾的一麵——“恐懼而又任性，高貴而又民主，常常被她最為關心的人傷害”。他感覺很奇怪，在她的丈夫自殺10年之後，她還在不斷談起他。
當你第一次見她時，她常常會不由自主地談起菲利普的事，就像查理一樣，很快就會就一個話題說一通。而且她說起他時，所用的詞語你幾乎都不敢相信，要知道他的行為十分惡劣。不過，在我更深入地了解她之後，她告訴了我關於他以及他們之間的所有事情。她已經發現，她不可能與他在同一層麵上對話。她感覺自己是個騙子，甚至是在假裝同他住在同一屋簷下。他們常常和肯尼迪夫婦聚會，而她常常感覺自己不應該出現在那裏。那時，他所說的任何話都很有趣，所做的任何事都很正確。當他要從她麵前奪走孩子們時，她甚至都沒法阻止他——我是說，整個事情她都沒法阻止。
格雷厄姆從小受到母親殘暴、冷淡的對待，長大後又遭受躁鬱症丈夫多年的折磨，這對她造成了很大的後遺症，而巴菲特的成長背景與她類似，這種同病相憐好像暗示了他們未來會有不同尋常的關係。他知道如何對待她才能使她感覺不到威脅。1974年春，她開始向他尋求建議，並且逐漸冷淡了原來的那些人。反過來，他也抓住這個機會，一舉成為《華盛頓郵報》首席執行官的業務指導，好像他一生都在等待著主演《賣花女》，去調教自己的那個伊莉莎·多莉特。他比亨利·希金斯更有耐心，他慢慢地訓練她，督促她和她的兒子唐讀一些有益而有趣的文章。
隨著巴菲特的影響逐漸增強，格雷厄姆注意到“沃倫說”這個詞使董事會的一些成員感覺不舒服。不過，巴菲特一直希望能夠受邀加入董事會。當湯姆·墨菲提議請巴菲特加入大都會傳媒公司的董事會時，他斷然拒絕了，他正在等《華盛頓郵報》的邀請。墨菲忠實地向格雷厄姆傳達了這一信息，她“感覺自己太笨了”，竟然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蘇珊認為她的丈夫不能再承擔更多的商業責任了，他應該把他們的股票賣出去一部分，把錢用在更崇高的事業上。當他倆在華盛頓坐出租車時，她談到了慈善家斯圖爾德·莫特，他掌管著斯圖爾德·莫特慈善信托基金會，為和平、裁軍、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巴菲特夫婦現在比莫特富有得多，他起家時隻有2500萬美元。“你為什麽不退休呢？”蘇珊說，“斯圖爾德·莫特現在就從事著這些事業，每天都不用去工作。”但沃倫是不可能退休的。他堅信自己的眼光——現在的5000萬美元將來有一天能夠升值到5億美元。盡管如此，他並沒有完全從家庭生活中脫離出來，也沒有對妻子的話置之不理。通過與蘇珊的交流，他感覺到了她希望從生活中獲取更多的東西。隨著彼得升入高中，沃倫對她說：“蘇珊，想象一下你是一個工作了23年之後又丟掉飯碗的人，現在你打算做什麽呢？”
她的回答是唱歌。她的侄子比利·羅傑斯已經給她準備了一些吉他錄音帶，可以把她的歌聲錄下來，然後欣賞。羅傑斯曾經在奧馬哈的蛤蟆先生樂隊、麵條廠樂隊和其他的俱樂部演奏爵士吉他。在他的引薦下，蘇珊很快就常常出現在當地的音樂會上。不過，當她第一次登台表演時，“我恐懼極了，真的恐懼”，她說，“我真是糟透了”。她前一次公開登台演出是在10年前，那是中心高中的一場慈善義演。因此，她開始練習，並且學習當代的愛情歌曲和民謠。蘇珊作為歌手首次登台出場是在那年的7月，當時是在翡翠灣的私人聚會上，觀眾都是一些老朋友。“他們似乎非常喜歡。”她說。當她丈夫的朋友對她的才能大加讚揚時，她看到他十分興奮。
雖然巴菲特夫婦那年夏天是在翡翠灣度過的，但是沃倫仍然邀請格雷厄姆來他家做客，當時她正好到洛杉磯參加分析師大會。巴菲特預感到她可能會談到讓他加入《華盛頓郵報》董事會的事宜，便提前幾天回到了基威特大廈的辦公室，既高興又興奮，就像聖誕前夜的小孩子一樣。
巴菲特在翡翠灣的別墅與一條陡峭的車道相連，離海灘不遠，有點兒讓人感覺不像是自己的家，而像是出租的房屋，缺少家庭的溫馨。沃倫不知道這裏會給格雷厄姆留下什麽樣的印象，畢竟她有好幾座裝修精致、無可挑剔的豪華別墅，並且在格倫韋爾比有個農場，在馬撒葡萄園還有座海景豪宅。
不管怎樣，很顯然他向他的妻子反複強調，他們要盡最大的努力使格雷厄姆滿意。在格雷厄姆抵達後的第一個早上，蘇珊破天荒地起了個大早，像模像樣地做起了家務：她為三人做了一頓豐盛的早餐，巴菲特夫婦二人都假裝這是他們的慣常生活。接下來，她的丈夫就整天圍著格雷厄姆轉，同她談論報紙、新聞、政治，提及每一個能使她邀請他進入董事會的機會。
有時，他會放下報紙，穿上一件為格雷厄姆這次拜訪而特別購買的遊泳衣，以及一把嶄新的遮陽傘，同她一起離開屋子，沿著一條陡峭的小路，走到大概100碼遠的海邊，和家人一起享受海濱之樂。對於大海，他之前一直是這樣認為的：“我認為住在海邊確實是一個誘人的享受，晚上聽著海浪的聲音很有趣，諸如此類的事情吧。但是要真的在海裏遊泳玩樂，我感覺，還是等到年老以後再說吧。”但是現在，在岸邊的沙灘坐了一會兒後，看著清澈的海水，他也勇敢地邁入了太平洋中。據說，當蘇珊和巴菲特的孩子們看到這奇怪的一幕時，“全都笑得人仰馬翻”。
蘇珊對這位不同尋常的客人有什麽想法，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沃倫對此的解釋卻有跡可循。“一切都是為了凱瑟琳，”他說，“都是為了她。”
在星期日的早晨，他們放棄了這種客套虛禮，蘇珊在半睡半醒中給格雷厄姆做了熏肉和雞蛋，而自己卻什麽也沒有吃，沃倫坐在旁邊，用勺子從一個瓶裏挖出阿華田巧克力粉。早飯後，他和格雷厄姆又開始促膝談心。有時候，格雷厄姆會告訴他，她想讓他進入董事會，不過要等待恰當的時機。她知道，有些董事會成員，如安德烈·梅耶可能不歡迎巴菲特加入董事會。接著他問：“什麽時候才是恰當的時機呢？”迫使她下定決心。因此，他們很快達成決議，同意巴菲特加入《華盛頓郵報》的董事會，他喜出望外。
那天下午，巴菲特離開翡翠灣，親自開車送格雷厄姆去洛杉磯機場。“在去機場的路上，突然間，她看著我，那眼神就像一個3歲的小孩子一樣。她的聲音也變了，她說，基本上就像在祈求一樣，‘要對我好一點兒，不要傷害我’。我後來才明白，菲利普以及報社的有些人，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或者僅僅是出於樂趣，會不斷打擊她，隻是為了看著她崩潰。就菲利普而言，這是殘酷的習慣，而其他人則是為了操控她。這樣做非常容易，因為她還是很容易上當的。”
1974年9月11日，巴菲特正式加入了《華盛頓郵報》的董事會，搖身一變，從一個奧馬哈的明星投資經理人，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家媒體公司的正式顧問。盡管剛剛加入該公司董事會，他仍然能夠看見格雷厄姆習慣性地向其他的董事尋求幫助。巴菲特認為不應該這樣做，作為一名首席執行官，她不能把自己放在這樣的位置上。但是，他還不是非常了解她，因此，他也不好說什麽。相反，他卻告誡自己，《華盛頓郵報》的董事會裏到處都是達官顯貴和知名人士，因而他要小心翼翼地同這些人周旋。他們有權有勢，還善於玩弄手段，常常習慣於控製格雷厄姆。他在董事會上一直沉默不語，不過，他卻在幕後悄悄地發揮作用。
此時，巴菲特關注的遠遠不止凱瑟琳·格雷厄姆和《華盛頓郵報》。1974年的市場仍然在失敗的陣痛中煎熬，投資者期盼的複蘇仍舊沒有出現。養老基金的經理人們已經把股票的投資削減了80%。伯克希爾的投資組合好像是被修剪過的樹籬一樣，在第二次大蕭條中幾乎被斬去1/3。在20世紀已經過去的時間裏，這種情況僅僅出現過幾次。
在巴菲特解散合夥公司之後，芒格仍然對他的合夥人關係保持開放。同股票市場相比，他的表現在兩個方麵都更不穩定。在過去的幾年中，盡管回報很一般，他還勉強過得去。但是到1974年，芒格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他的合夥人損失了將近一半的資金。就像半個世紀前的本傑明·格雷厄姆一樣，他感覺有責任把這些損失的錢再賺回來。
“如果你是一台裝配完美的機器，就會像沃倫和我一樣具有信托基因，”他說，“並且如果你已經告訴了人們，‘我認為我能給你創造非凡的業績’，那麽你就會很後悔沒能實現他們的期望。”
至於他自己，“當然資金的價值也縮水了，我也不喜歡這樣，但是想一想我們隻能有這麽多的時間——最後無論我賺了多少錢或者賠了多少錢，又有什麽意義呢？唯一讓我感覺不安的是，我知道這對合夥人們確實打擊很大。這要把我給愁死了——畢竟我的工作就是替人們理財啊”。
芒格仍然大概有28名有限責任合夥人，包括一些家族信托。為了賺回損失的一半資金，他必須讓剩餘的股份增加一倍多。能否實現這一目標，藍籌印花公司的股票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比爾·魯安的紅杉基金也陷入了困境，它由巴菲特原來合夥人的5000萬美元起家，大量地將資金投資到一些低價股上，如湯姆·墨菲的大都會傳媒公司，這些股票同幾年前那些迷人的電視和電子類股票不一樣，當時資金經理們擠破頭去買。他們同時迅速行動，直奔主題，投入了“漂亮50股”的懷抱，它們是由世界上少數最知名大公司的股票組合而成的。
“在這一行，”魯安說，“有創新者、模仿者，還有成群的盲從者。”現在模仿者和盲從者成了主流，魯安和他的合夥人裏克·切尼夫在1970年購買的股票價值已經攔腰減半了。更為糟糕的是，他們剛剛在紐約證券交易所買到了一個席位，而股價馬上就要從懸崖上掉下去了。很明顯，紅杉基金的上市時間太不合適了——魯安決定的上市時間正好是巴菲特認為缺乏機會而打算偃旗息鼓的時候。紅杉基金的業績每年都跑在了大盤後麵——累積起來，數量還是很驚人的。紅杉基金在1973年的表現更差：它的損失高達25%，而市場平均行情是15%的損失。到了1974年，它的業績更加糟糕。魯安最大的投資人——鮑勃·馬洛特怒火衝天。他常常因一些微不足道的虧損就打電話抱怨，在魯安和切尼夫的公司裏，人們都戲稱他為一隻“破壞球”。現在，他痛罵魯安，指責他在股票市場的業績太差，並且反複不斷地斥責他，導致魯安害怕他會把資金從公司抽走。不過，巴菲特對此十分鎮靜，因為他知道市場對股票價格的反應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代表它的內在價值。他了解魯安及其合夥人購買的股票，因此對他們的決定很有信心。
正是因為那些工作人員的高傲自大，1969年巴菲特與格雷厄姆的追隨者在殖民地俱樂部的聚會，確切地說，即便不是一種推進劑，至少也為充滿挑戰的市場創造了相互支持的氛圍。從那以後，巴菲特把它命名為“格雷厄姆集團”。埃德·安德森已經在威廉斯堡舉行了第三次年會，查理·芒格在加州的卡梅爾舉行了第四次年會。1971年，巴菲特把這個會議固定為兩年一次。出於忠誠，他讓魯安邀請了馬洛特——這種機會一般不會隨便給人——和他的妻子艾比成為1973年太陽穀年會的新成員，這次是由裏克·格林主辦的。
馬洛特可能被這個活動打動了，決定繼續支持魯安的工作，盡管他依然不斷地抱怨，使得魯安仍然害怕他突然撤資。然而，到1974年底時，市場行情下跌了25%以上，不過，紅杉基金至少要比市場的損失少一些。
盡管如此，紅杉基金的累計行情依然很糟糕，以至於曾經在那裏工作過的亨利·勃蘭特和卡羅爾的丈夫約翰·盧米斯，現在也都害怕行情繼續惡化，害怕自己被從一艘即將沉沒的船上拋下去。
在當年11月，《福布斯》雜誌刊登了一篇對巴菲特的采訪，開篇就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怎麽看待當前的市場行情？“像一個性欲旺盛的男人闖進了女兒國，”巴菲特這樣回答，“現在正是投資的絕佳時機。”他接著說：“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你能夠以本傑明·格雷厄姆所青睞的‘煙蒂’型股票的價格購買菲利普·費希爾的股票。”他認為這是他所要表達的最為重要的意見，但是《福布斯》沒有刊登出來，因為普通的讀者不會理解為什麽要引用費希爾和格雷厄姆。當《福布斯》的記者問他對特定股票的看法時，他沒有提及他正在買或者已經買了哪些，相反，他開始玩兒起小把戲，想測一測這個記者是否研究過《福布斯》雜誌以前刊登的關於他的文章，看看對方對他了解多少。“一家自來水公司。”他說，並補充說藍籌印花公司持有聖何塞自來水公司5%的股份。這位記者上當了，他沒有參考以前的相關報道，還以為自己得到了內幕消息，直接就用在了這篇文章中。
不過，盡管到1974年為止，他一直對市場很熱心，但是在投資時還是很謹慎，一點點地買進，大部分的資金都花在了斯圖德貝克·沃辛頓公司、漢迪–哈曼集團、哈特·漢克斯報業集團以及多媒體公司等，並且鞏固了他在信義房產公司的地位。他把其他的一些股份也增加了10%或者20%。他還從裏克·格林手中購買了藍籌印花公司的10萬股股票。“他以5美元的價格賣給了我，因為他手頭拮據，”巴菲特說，“那真是一個殘酷無情的時期。”
巴菲特對“女兒國”的見解有雙重含義：盡管這確實是最佳的投資時機，但是對巴菲特來說，在很大程度上，隻能“看”而不能“摸”。國民賠償公司的一個航空經紀人幾近瘋狂地賠錢賤賣航空保險保單。公司撤銷了該代理機構的特權，並且竭力阻止其瘋狂舉動，但是幾個月過去了，還是沒法關閉該機構。
財務記錄混亂不堪，損失也不清楚。國民賠償公司不知道全部的賬單會達到多少，不過按最壞估計可能會高達數千萬美元。然而他們仍然希望不會損失那麽多，因為國民賠償公司並不值數千萬美元。想到這些，巴菲特渾身直冒汗。
1975年初，他的麻煩接踵而至。查克·裏克肖塞爾，芒格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現在該事務所已經重新改名為“芒格–托爾斯–裏克肖塞爾律師事務所”——給巴菲特和芒格打電話，告訴他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正在考慮起訴他們，控告他們違反了《證券法》。一個看似正在醞釀之中的問題，現在突然爆發為全麵的危機。
裏克肖塞爾在收購喜詩公司時就開始為巴菲特和芒格打理法律事務。不久之前，他還在為維持現狀或維護舊製度而努力戰鬥，就在那時候一位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工作的律師給他打電話，說他遇到麻煩了。裏克肖塞爾本以為這件事隻是例行公事，因此把這個人推薦給了維恩·麥肯齊，伯克希爾的財務主管。
正在內布拉斯加工作的維恩·麥肯齊聽到電話響了，接起電話，卻發現電話那頭是讓業內人士聞風喪膽的“強悍警察”——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執法處的頭頭斯坦利·斯波金。斯波金的眼袋下垂，好像整個晚上都在台燈下伏案工作，秘密起草針對大公司的訴訟，許多大公司都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裁決——而不是上法庭感覺不寒而栗。在電話中，他質問了麥肯齊許多問題，涉及韋斯科金融公司、藍籌印花公司以及伯克希爾等公司。雖然他的語氣很不友好，但是這一次，麥肯齊還認為這僅僅是他一貫的做法。另外，麥肯齊還得到這樣一種印象——斯波金認為任何富人都肯定幹過壞事。
當裏克肖塞爾聽說給麥肯齊打電話的不是一個普通的律師，而是斯波金本人，並且被他長時間拷問後，裏克肖塞爾的心髒幾乎快要受不了了。斯波金的成功率很高，因而這個下頦寬厚的人自然就成了美國商界最為顯赫的人物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甚至比他的老板——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的權力更大。
是什麽引起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注意呢？似乎是因為巴菲特和芒格這兩年來一直在醞釀的一個舉動——他們精心策劃想理順他們所擁有的幾家公司糾纏不清的關係。第一步是要把不太重要的多元零售公司合並到伯克希爾–哈撒韋。到1973年，多元零售公司隻不過成了一個購買伯克希爾和藍籌印花公司股票的中介。不過，他們需要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同意，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推遲了多元零售公司的並購申請。芒格曾經告訴巴菲特這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他指示裏克肖塞爾去“邀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中任何有疑問的人”直接把電話打給芒格本人，“如果這能夠促進他完成工作，澄清我們的申請文件”。
相反，在接下來的18個月中，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似乎一直在調查藍籌印花公司和其他一些投資活動。最後，他們得出結論，巴菲特和芒格故意破壞了韋斯科金融公司與聖巴巴拉的合並交易，他們采用的方式是通過為其中的1/4股份支付較高的價格，從而達到控製其他股份的目的。至少，聖巴巴拉方麵肯定是這麽認為的，因為很明顯是它把藍籌印花公司告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
他們第一次意識到藍籌印花公司陷入了麻煩之中。巴菲特剛剛享受了加入《華盛頓郵報》董事會的榮耀，他和芒格就需要立即去尋求法律支持，因為危險在迅速增大。裏克肖塞爾已經知道同巴菲特工作是怎麽回事了，現在又一次向同事解釋說“太陽很美好，很溫暖，但是你卻不想離它太近”。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他都是在驗證他所謂的“熱力學法則”。
在1975年2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簽發了傳票，開始對藍籌印花公司購買韋斯科金融公司的活動進行全麵調查，並撰寫了調查報告《關於藍籌印花公司和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說明，沃倫·巴菲特，HO–784》，該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認為，巴菲特和芒格有商業欺詐行為：“藍籌印花公司和伯克希爾，以及巴菲特，獨自或者夥同其他人一起……有可能直接或者間接地涉及商業欺詐行為、計劃或者預謀，或是提供的陳述材料有不實或者遺漏……”
該委員會的律師盯著一點不放，他們認為藍籌印花公司從一開始就計劃接管韋斯科金融公司，卻沒有透露這一事實。藍籌印花公司在聖巴巴拉公司並購失敗之後購買韋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肯定是“股權收購”，但是這次收購從來沒有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登記過。後麵一點更嚴重，因為這暗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可能會大張旗鼓地公開以“民事欺詐”為由提起訴訟，不僅僅針對藍籌印花公司，更是針對巴菲特和芒格本人。
在針對一個目標采取行動時，斯波金總是有兩種選擇：提起公訴或者和解。和解是給對方一個道歉的機會，而不用正式承認有罪。調查對象可以不接受也不拒絕關於欺詐的控告，但是他們可以同意接受懲罰。在接受和解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有兩種選擇，它可以指明具體牽涉到的個人，也可以隻是和公司本身達成協議，而不用指明任何個人。在和解中指出某個人的名字雖然並不意味著其職業生涯的終結，但是以後恐怕也不會再有所突破了。巴菲特通過《超級金錢》和《福布斯》以及進入《華盛頓郵報》董事會獲得了極高的地位和榮譽，現在又要開始小心謹慎地戰鬥，以拯救自己的聲譽。
然而，調查繼續擴大。接到傳票後，巴菲特必須開放他的檔案文件。很顯然，這包括他收藏的大量詳盡的文件，它們同他收藏的其他東西一樣龐大而又完整。由於違反了他的個人隱私，來自芒格–托爾斯–裏克肖塞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對此進行了篩選，歸類為交易單據、近期購買股票的信息、給銀行的備忘錄、給喜詩公司的信、給維恩·麥肯齊的便條等，然後把它們運送到了華盛頓特區的檢察官們那裏。巴菲特感覺自己受到了迫害，他和芒格好像在做噩夢一樣，正在被一個巨大的、行動笨拙的巨人窮追不舍。為了生存，他們必須比它跑得更快些。
信件在芒格–托爾斯–裏克肖塞爾律師事務所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之間飛來飛去，就像踢毽子一樣。巴菲特表麵上依然保持鎮靜，但是背上的病痛開始折磨他。而芒格卻沒有隱藏他的焦躁和不安。
到1975年3月，調查工作進展到了新的階段，相關證人需要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接受詢問。貝蒂·彼得斯被傳喚。“你的律師來了嗎？”他們問道。“沒有，我還需要律師嗎？”她反問道。“哦，每個人來時都會帶著律師的。”他們告訴她。“難道你們不想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嗎？”她問道。在沒有律師陪同的情況下，他們詢問了彼得斯。
接著是芒格。連續兩天詢問——也沒有律師作陪，對於查理·芒格，難道還需要什麽額外的法律顧問嗎？他竭盡全力為藍籌印花公司辯護，反駁他們關於破壞聖巴巴拉並購活動的控告，並解釋藍籌印花公司為什麽要支付溢價來購買韋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是的，他承認藍籌印花公司曾經考慮過取得控股權，但是那些計劃都僅僅是“模糊的，不確定的”，直到聖巴巴拉的並購活動以失敗告終才浮現出來。這一辯論明確了他和巴菲特的作用——他們說服了文森蒂，並且他們承認誘導了貝蒂·彼得斯和卡斯珀家族進行投票。芒格滿懷遺憾地打斷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律師拉裏·塞德曼的講話。“我們希望能夠對路易斯·文森蒂和貝蒂·彼得斯保持公平。”他說。但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律師從來都沒有見過桀驁不馴的路易斯·文森蒂，他們不可能理解這一點。“那你們藍籌印花公司的股東該怎麽辦呢？”塞德曼接著問道。塞德曼不明白為什麽藍籌印花公司要對韋斯科金融公司的股東這麽慷慨——那時韋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大部分都在套利者的手中。
這些購買韋斯科金融公司股票的人知道，一旦交易結束，它的價格就會漲到聖巴巴拉公司所出的價格之上。他們為了減少風險，而采取兩麵下注的方式，減持了聖巴巴拉公司的股票，這同格雷厄姆和紐曼的做法一樣，他們曾經購買了洛克伍德的股票來交換可可豆的倉庫收據。但是，當韋斯科金融公司的交易失敗後，和可可豆一樣，價格迅速暴跌。為什麽要提高股價，幫助這些套利者解套呢？
芒格找到了他終極武器——本傑明·富蘭克林。“對於那些要求我們矯枉過正的股東們，我們並沒有義務必須做到公平。我們十分讚同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觀點——‘誠實乃上上策’。如果我們盡力壓價，就會有損公司的聲譽。”
塞德曼似乎對這番辯論疑惑不解，甚至芒格也承認他們所做的事中有一些細節看起來是不太好。他請求塞德曼要從大的方麵來看。“看看我們的整個記錄，你就會發現，我們從來不做任何違法的事，總是盡力保持公平，並且嚴格遵循公平交易的原則；我隻希望你能得出結論，認為我們這種謀求平衡的做法不應該遭到任何控告……即使真有任何不當之處，也不是故意的。”
當巴菲特被詢問時，他們問為什麽他和芒格不等到韋斯科金融公司的股價跌到穀底再買，那樣他們就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買進。“我覺得藍籌印花公司在大家心目中的商業信譽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麽高過。”巴菲特說：“我覺得有人可能會感覺十分憤慨。”但是他為什麽要關心呢？巴菲特說：“因為韋斯科金融公司的管理層對我們的印象是相當重要的。也許，你可以說，我們已經掌握了公司的控股權，別人的感受並不重要，但實際上影響很大。路易斯·文森蒂並不一定非得為我們工作……你明白，如果他覺得我們是一群寡廉鮮恥的卑鄙小人，那麽這種良性的互動關係就不複存在了。”
現在，巴菲特像芒格一樣單獨現身，著實使執法處的律師們大吃一驚——這倒是對他很有幫助，他往返華盛頓幾次，耐心地解釋藍籌印花公司是如何運轉的，詳細闡釋他的投資哲學，甚至談起他在華盛頓的童年時代。塞德曼不知不覺被巴菲特的魅力所吸引，但是他的上司——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負責這一調查工作的高級律師，即著名的“老虎”——對巴菲特的態度依然冷淡，他的態度是“不能讓他們通過”。他認為這些辯解都毫無說服力。這位高級調查員的看法是，任何打擦邊球的行為都不能逃過他的火眼金睛。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繼續深入調查。他們似乎對巴菲特的企業帝國錯綜複雜、盤根錯節的關係產生了疑惑。他們甚至開始調查他是否在聖何塞自來水公司的並購案中獲得了內幕消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開始調查原始資本基金，這是一隻封閉型投資基金，芒格把他當作一隻煙蒂型股票，以20%的利率買進，並使其擺脫困境。魯安的紅杉基金在1975年反彈很大。芒格正要把他合夥人的投資賺回來，在1975年其收益達到了73%，他自己卻沒有收取任何傭金，這逐漸平息了合夥人的不滿。要弄清楚他們這個複雜的王國是如何運作的，需要先明白隨著市場逐漸複蘇，他們在股市低迷時以低價購買的股票正在不斷升值。調查的範圍越來越廣，就像一隻多毛毒蜘蛛一樣，觸角越伸越多。
裏克肖塞爾正在研究一張圖表，試圖借此理清巴菲特和芒格之間所有複雜的經濟利益關係。巴菲特位於最中心，持有藍籌印花公司、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爾，除此以外，還有像俄羅斯套娃一樣互相關聯的眾多公司。麵對這一複雜情形，裏克肖塞爾驚訝不已。
每個人都知道巴菲特像條大白鯊一樣，幾乎沒有人能阻止他不斷購買股票的企圖。如果他得到了10美元，正好能夠買到藍籌印花公司、伯克希爾或者多元零售公司1股，他就會毫不猶豫地掏出來，買到這1股，然後把它扔到最近的抽屜裏。在他和芒格第一批買進韋斯科金融公司25%的股份後，裏克肖塞爾向巴菲特提出建議，隻通過正規的股權收購購買股票，以免給人留下不當收購的把柄。
巴菲特交叉持有各種股票的複雜模式，似乎讓人感覺他在竭力隱藏什麽一樣。裏克肖塞爾看著這張複雜的圖表，心中充滿了焦躁。“這應該有一份起訴書啊。”他沒有想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已經獲得足夠的證據可以判明他們有罪，並且很容易提起訴訟。
在更大的意義上，芒格是一個輔助人物，同巴菲特相比，他的金融股權實在微不足道。他曾經被看作不足掛齒的小幫手。但是因為藍籌印花公司是他的領地，他在對韋斯科金融公司的傳奇收購中是主要負責人，因此，他也不可避免地成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重點調查對象。他向塞德曼承認：“我們的商業活動確實十分複雜，不過我認為，讓我們感覺遺憾的是，我們已經清楚這可能不是很聰明。但是，我們竭盡所能想掌握好這些懸在空中的球，接著再恰當地撿起一些其他的球，並且從容地操縱它們。”
盡管從他們二人的聲明以及事實來看，聖何塞自來水廠或者原始資本基金的交易並沒有什麽過錯，然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仍然繼續追查。這個像老虎一樣的公訴人現在向斯波金提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巴菲特和芒格兩人提起訴訟。他沒有被巴菲特和芒格的證詞所動搖，一直堅信他們通過為韋斯科金融公司支付溢價而故意破壞聖巴巴拉公司的並購活動。對於“因為支付高價而使自身受到了傷害”的解釋，他無動於衷，他認為這兩人在解釋這一事件上有點兒刻意大事化小，轉移注意力。
裏克肖塞爾直接給斯波金寫信，請求他不要起訴巴菲特和芒格，稱他們是“極其珍視自己榮譽和名聲的人”，因為“許多人，很有可能大多數人都是這樣認為的——任何人隻要被該委員會起訴，就肯定是邪惡無比、罪大惡極的”。雖然巴菲特和芒格同意和解，而不用承認或者否認控告，然而即使僅僅對他們進行備案也會引起“可怕的、不可挽回的損害”，因為“該委員會在不知不覺中無情地破壞被告人的名聲”。“在發揮巨人的威力時應該十分謹慎，”他勸告說，“在商業活動中，因疏忽所致的失察不應該負有法律責任，否則的話，就會阻止那些十分珍視自己名聲的人繼續參與商業活動。”為了挽救巴菲特和芒格的個人聲譽，巴菲特請求隻對藍籌印花公司發出一項雙方都同意的裁判書，披露它微小的技術違規行為，裏麵不出現任何個人的姓名。
我們隻能去猜測巴菲特頭腦中的恐懼。在辦公室裏，他盡量表現出沉著冷靜，以免影響到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詢問。
為了把客戶描繪成出身模範家庭的正直公民，裏克肖塞爾像個裝卸工人一樣辛苦地工作著。他把芒格和巴菲特的簡曆送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他著重強調：兩人為慈善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為許多董事會成員付出了艱苦的心血；巴菲特的父親霍華德·巴菲特曾經擔任國會議員；巴菲特從14歲就開始填寫納稅申報單，多年來已經為政府繳納了數以千萬美元的稅款。很明顯，巴菲特一直都很用心做記錄，好像他的一生都離不開這些。
芒格放棄了。“如果一個警察在路上追了你500英裏，”他對巴菲特說，“你就要收到罰單了。”
接著裏克肖塞爾再次向斯波金提出建議，他措辭婉轉地寫道：“巴菲特先生和芒格先生之間複雜的經濟利益關係……很明顯會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人們會認為他們很難遵守各種不同的法律規定。”他特別指明這兩人竭盡全力遵守法律規定，不僅僅是從字麵上，更是從精神上，“他們現在希望能夠盡快精簡他們所持有的股票”。
在會談中，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律師們已經知道了“精簡”將意味著什麽。“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很有可能我們會把藍籌印花公司同伯克希爾合並，”巴菲特這樣回答他們的提問，“不過藍籌印花公司有很多法律糾紛，隻有等那些糾紛解決了才行，否則很難達成我們認為十分合理的公平交換比例。如果我有優先權，將來有一天它們就會合並。因此，我希望我們現在的業務還能保留下來，但是不要這麽複雜了。我真的很不喜歡這種錯綜複雜的局麵。但是別人可能以為我很喜歡這種錯綜複雜的局麵。我手下並沒有太多的工作人員。我們當時操作的時候看似很容易，而現在卻並非如此。”
一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人員問芒格，巴菲特的“精簡計劃”是否是臨時想出來應付他們的。“哦，他有嗎？”芒格說，“在這次調查之前很早，他就開始著手籌劃一個詳細的精簡計劃了。”
在考慮這一提議時，斯波金說，這次要更多地依賴裏克肖塞爾。他是“我一生所見到的屈指可數的律師之一——無論他告訴你什麽，你都可以相信”。斯波金不僅僅把裏克肖塞爾看作一個才華橫溢的卓越律師，也認為他是一個誠實、坦率、正直、毫不虛偽的人。裏克肖塞爾告訴斯波金，巴菲特將是“華爾街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並且“他也是你見到的最為正派和可敬的人”。如果這些話出自其他任何人之口，斯波金都可能會認為這是花言巧語、浮誇之詞，但是因為它出自裏克肖塞爾之口，他認為這些評論既真誠，同時可能又很恰當。斯波金感覺他有責任赦免犯人。他認為作為公訴人必須將因過失而犯錯誤的本質上誠實的人和騙子區別開來。對於騙子，他要毫不留情，嚴厲打擊。在巴菲特和芒格一案上，他認為他們當然隻是因過失而犯了錯誤，他們根本不是騙子。
因此，這個巨人隻是輕輕地拍打了一下藍籌印花公司的腦袋。
公司接受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裁決，既沒有承認，也沒有拒絕，它隻是沒有通知投資人公司正在同聖巴巴拉公司爭奪韋斯科金融公司，並且藍籌印花公司人為地提高了韋斯科金融公司股票價格長達三周之久。藍籌印花公司保證永遠不會再出現類似這樣的情況。該裁決沒有提及任何個人。公眾對該事件的關注度極低，並且很快就淡忘了。巴菲特和芒格的個人記錄和聲譽沒有受到任何玷汙。
兩周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盛情邀請巴菲特參加一個專家研討會，專門研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況。他們想用這一姿態來表明對巴菲特的赦免，最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