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如何避免經營一家公共圖書館
40 如何避免經營一家公共圖書館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1975—1976年
1975年初的一天，蘇珊·巴菲特的朋友尤妮斯·丹尼伯格來家中拜訪，她剛在客廳沾滿狗毛的沙發上坐定，蘇珊就轉過臉去，背對著她，然後蘇珊打開了錄音機，開始唱起歌來。丹尼伯格聽後大加讚賞。她們談起了蘇珊希望登台演唱的夢想，但是她實在太膽怯了，一直都不敢去嚐試。丹尼伯格回到家後，第二天就給她打電話，說，“我做你的經紀人”。她找到了鮑勃·埃德森——米蘭德學院音樂專業的副教授——請他為蘇珊組建了一支伴奏樂隊，並特邀蘇珊在“蒸汽動力”夜總會登台演出，這是位於奧馬哈城郊區的一個叫歐文頓的小鎮，正是在這裏，她和多蒂曾經在她父親的教堂中組建了一個唱詩班。蘇珊的心中忐忑不安，不過家裏其他人都對此滿懷熱情，隻有湯普森博士充滿了疑慮，他說：“我不知道你為什麽想在夜總會裏唱歌。”
蘇珊第一次公開登台演出的那個晚上，麵前的觀眾全都是她的朋友，大概有35人。她太緊張了，因此她要求沃倫不要去看。她穿著綴滿了金屬片的長裙，同人們交談和打招呼，快要登台時她呆呆地站在那裏，直到丹尼伯格一把將她推上舞台。從艾瑞莎·富蘭克林的《打電話給我》，到辛納特拉的《你使我感覺如此年輕》，到血汗淚合唱團的《你使我如此快樂》，再到她最為喜歡的歌手之一——羅伯塔·弗蘭克的《我第一次看見你的臉》，她選擇的音樂都是充滿深情、激情和浪漫的。蘇珊發現觀眾的反響十分強烈，他們對她報以熱烈的掌聲。這和她在私人場合為朋友唱歌時得到的反響相似，人們都對她的歌聲大加讚賞。這是她的特別天賦，現在經過提煉得以發揮。從這一刻起，她想成為歌廳的一名駐唱歌手。
然而，幾周後的一天，蘇珊正在為下一次前往加州卡梅爾的演出進行彩排，突然她的妯娌伯蒂打來電話，請她去幫幫她的小女兒莎莉，莎莉正在遭受腦瘤的折磨，不久於人世。與此同時，伯蒂同查理·斯諾福的婚姻正在破裂。
莎莉死後，伯蒂發現這一悲劇融化了她冰凍的情感。“莎莉真是個好孩子，而且有非凡的感受力，作為一個7歲的孩子，她有超出年齡的深刻洞察力和極為豐富的感情。”伯蒂說，“有一次，她對我說，媽媽，你和爸爸都會孤獨的。我想，當你最親近的人死時，他們會給你遺囑的。莎莉死時，她給我的遺囑是我不應該再拒絕自己的感情了。她的話就像一根銅線直通我的心髒，從那時起，我再也不能掩飾自己的感情了。”
伯蒂同蘇珊的關係一直很特別，莎莉死後，她也打開了心扉，突然之間，她們的關係更加親密了。“蘇珊是我一直喜愛的人，她對我非常重要，”伯蒂說，“她是我的家人中唯一一個可以讓我敞開心扉傾訴感情的人。”
然而，她的弟弟對於侄女的死卻有截然不同的反應。他給一些曾經到拉古納拜訪過巴菲特夫婦的朋友打電話，告訴他們關於莎莉的事。“我們非常震驚，因為一兩周前，我們還在一起，”瑪麗·霍蘭德說，“我問他發生什麽了，他說，‘我說不下去了’。然後就掛斷了電話。”
當時，沃倫用繁忙的工作來驅趕心中的悲痛。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他的調查剛剛結束。他被凱瑟琳·格雷厄姆強烈地吸引著，甚至到了癡迷的地步。當沃倫迷上什麽，尤其是一個陌生人時，他的心中會一直惦記著他或者她。這一次是一個全新的人，他付出了全心全意的、有些阿諛奉承甚至壓倒一切的關注。然而，在談及生意時，他在一瞬間就恢複了原狀，把強烈的感情埋在了心底。正如芒格所說的，巴菲特“永遠不會讓他所癡迷的小人物幹擾了大事業”。不過，凱瑟琳·格雷厄姆並不是個小人物。早先的某個時候，他決定要看看，當她偶然遇見芒格——他所認識的最聰明的家夥時——會與他擦出什麽火花來。“凱瑟琳很友好，如果我給她一些事情去做時，她會盡職盡責。如果我告訴她去讀一些十分複雜的財務報表，或者無論什麽東西，她都會盡力按照我的指示去做。我告訴她，‘你必須見見查理’。我不斷地對她說。最後，她來到了洛杉磯，去見查理。”
她來到查理那間破舊不堪的辦公室裏，剛一坐下就立即取出一個黃色的便箋簿，以便他在講話時，好做記錄。查理滿心歡喜——他在想他所說的一切都很重要嗎，要不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力的女人怎麽還要把他所講的話記下來呢。
查理無法抗拒這種鼓勵，於是不自覺地炫耀了起來。他之前和格雷厄姆聯係過，給她寫過信：“你把我帶回到了30多年前，使我像湯姆·索亞對貝基·撒切爾一樣，並且我猜想對於我倆來說，沃倫真是個大傻子。”
然而，不論凱瑟琳會使沃倫多麽眼花繚亂，暈頭轉向，他都在用一種嚴肅的方式把她送進商業學校。“凱瑟琳不斷地讓我私下裏給她解釋這些財務報表。我會帶著這些年度報告到華盛頓。然後她會說，‘哦，沃倫，上課’。就這樣，又開始講課了。”他認為她的兒子唐“極其聰明”，具有“幾乎像照相機一樣的記憶力，這一點比我遇到的任何人都要強”。為了使這個家庭感覺放心，沃倫簽署了一份代理投票協議，請唐代表他行使投票權。現在，當他來華盛頓參加長達數月的董事會議時，他就住在凱瑟琳的家裏。她不讚同他的穿著方式。“不過我告訴她，‘我要同唐的衣著一樣’，”巴菲特說，“在這一點上他和我結成了統一戰線。”
巴菲特對凱瑟琳的感覺是：“她非常非常聰明，在許多方麵都很明智，隻要你不去碰那些傷疤就行了。不過她很善解人意。”隨著他們的關係更加密切，他感覺可以對她在董事會的發言方式進行指點了。他知道這並沒有她想象的那麽艱難。一天，他把她叫到一邊說：“你不能向董事會任何成員乞求幫助，這與你的職位不符。”聽了他的話後，她就不再向任何人請求幫助了。
格雷厄姆和巴菲特之間的關係，無論從生意角度還是私人角度都已經達到了十分親密的程度，因此沃倫邀請凱瑟琳和唐參加本傑明·格雷厄姆集團於1975年在希爾頓海德島舉行的年會。在會議上，唐表現得十分謙遜，立即給其他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時也使他從中獲益匪淺。許多人一眼就看到，凱瑟琳放下了自己的冷漠和高貴，表現出脆弱和謙恭，這使得沃倫無法不去喜歡她。因此盡管她好像女王一樣威嚴莊重，但是她很快就和大部分人打成了一片，融入了這個團體。她真誠地想和每個人建立良好的關係——盡管在她內心深處一直認為男人遠遠比女人優秀，並且在這次會議上她依然這麽認為。格雷厄姆就像男人堆裏的一個標誌，她衣著華麗，發型高貴，手中拿著雞尾酒，款款地在他們中間坐下；有人發表政見，她會回應說“亨利是這樣認為的”——她指的是基辛格博士。這不可能不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蘇珊·巴菲特在希爾頓海德島的年會上首次為這一集團獻歌。比爾·魯安帶來了一張表，上麵顯示著黃金價格已經連續5年超過了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價。他開玩笑地問其他人，是否應該購買金屬了。但最終事實證明，他實際上已經買到了“金幣”，並且用它賺了個盆滿缽滿。
亨利·勃蘭特把巴菲特拉到隔壁的一個房間，要他保證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不會跌到40美元以下。到1975年10月，股票價格已經從兩年前的93美元被攔腰折斷了。“瞧，我愛你，”巴菲特回憶當時的情形，“但是我不能向你保證。”“我要崩潰了，”勃蘭特說，“我把每一分錢都投到了這隻股票上。”
世界繼續崩潰，即使其他地方的股票市場已經開始複蘇，伯克希爾還沒有。勃蘭特驚慌失措，立即給巴菲特打電話，而巴菲特隻願意出40美元一股。接著勃蘭特又給沃爾特·施洛斯打電話說：“沃倫隻願意出40美元，而我想要50美元，我該怎麽辦呢？”
施洛斯是“煙蒂”型股票的堅定支持者。在格雷厄姆集團的年會上，其他人都對他的“馬鞭型”投資組合大加嘲諷和非難，這種組合囊括了破產的鋼鐵公司和窘迫的汽車零配件製造商。“那又怎樣？”施洛斯說，“我不喜歡壓力，並且晚上睡得很好。”他填好簡單的清單，把格雷厄姆的投資哲學運用在了這張最簡單的表格中，然後在每天下午5點鍾，他準時離開特威迪·布朗公司的辦公室，然而他的成就卻十分了得。
現在，施洛斯聽勃蘭特這麽說感覺十分驚愕，他竟然要把伯克希爾的股票賣掉脫身，這完全同“煙蒂哲學”相左。施洛斯對他勸說了兩個小時：“你把錢給了世界上最聰明的家夥，讓他來給你管理，事實上，沃倫根本沒有向你收任何手續費，你現在卻要賣掉，真是個大錯誤啊。”“我想我信任他。”施洛斯說。但是，在那時，美國的經濟仍然麻煩不斷，紐約幾乎要破產了；整個國家都沉浸在極度的悲觀之中，這種局勢影響了每個人的判斷。“在星期一，他給經紀人打電話，”施洛斯說，“開始出售——他妻子的股份，而不是他自己的——直到賣出他們一半的股份。”
之後不久，福特總統拒絕對紐約的經濟實施政府救援。《紐約每日新聞報》的一篇文章記錄了這一時代的情緒，它用巨幅標題“福特說：去死吧！”表達了失望之情。
在1970年以大概40美元一股買進伯克希爾股票的那些合夥人，似乎在5年後並沒有富裕起來。“對任何持有我們股票的人，”芒格說，“看起來好像很長時間都沒有收到什麽利好消息了。總的來說，這不是我們的合夥人以前經曆過的。紙上的記錄看起來真是糟糕，然而在未來，也許你稱為“內部記分卡”的東西，也就是真正的業務勢頭，卻一直在增加。”
巴菲特基於這些股票交易的資本淨值也同他當初結束合夥公司時差不多。然而，盡管財富明顯地減少了——這幾乎會讓其他任何人恐懼不已——然而他的心中仍然保持著鎮靜，沒有一絲的不安和憂慮。1974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開始調查之前，伯克希爾擁有藍籌印花公司26%的股份。盡管在1975年的歐姆尼航空事件中，巴菲特放慢了對伯克希爾的收購活動，但是通過多元零售公司，他還是在不斷購買伯克希爾的股票。到1976年時，他通過多元零售公司同時在購買伯克希爾和藍籌印花公司的股票。歸根結底，伯克希爾在藍籌印花公司擁有的股份超過了41%——而通過伯克希爾–哈撒韋，他和蘇珊直接擁有的份額也高達37%。
由於伯克希爾的股票在1976年很便宜，他想到了用另一種方式來利用這一時機，他說服他的母親——“因為她對金錢根本不關心”——把她所擁有的伯克希爾的5272股賣給多麗絲和伯蒂。用5440美元現金，外加一張10萬美元的支票，他們每個人得到了伯克希爾2636股——相當於每股隻付了2美元現金。盡管巴菲特幾乎把債務看成罪孽深重，但是他認為伯克希爾40美元一股的價格真是太便宜了，因此他希望讓他的姐妹們借錢，臨時以95%的價格購買該股票。他很明顯地認為股票的價格將會增長，並且按這個條件購買會讓他的姐妹們變得富有，同時也可以避免繳納大量的遺產稅。
這是我母親一直想做的，直到那時才是最好的時機。那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最偉大的一著了，再也不會發生了，那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到處都在賤賣價值不菲的東西。大概與此同時，湯姆·墨菲來找沃倫，帶來了一個好消息，有家電視台要出售。巴菲特認識到這是一宗極好的交易，但是他卻不能買，因為這同《華盛頓郵報》公司衝突，因為該公司已經擁有了幾家電視台。而由於他是《華盛頓郵報》的董事，如果他買進這家電視台的話，就會使《華盛頓郵報》違反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規定。“怎麽樣我才能參與進去，同時我又不用擁有它呢？”他問自己。他實際上必須考慮這個問題，然後找到解決的方法。突然他想起來他並沒有擁有格林奈爾學院。他們看的第一家電視台已經賣出去了，但是在巴菲特的推薦下，格林奈爾學院購買了俄亥俄州代頓的一家電視台，價格為1300萬美元，先付200萬美元，其餘的部分，桑迪·戈特斯曼采用負債融資的方式支付。把電視台賣給格林奈爾學院的經紀人稱，這是他在過去20年中所經曆的最佳交易。
股票價格這麽便宜，像紐約這樣的城市幾近破產，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通貨膨脹肆虐，人工成本失去控製，勞動關係不穩定，全都抑製了經濟的發展。報業是受到影響最為嚴重的行業。在希爾頓海德島年會之後不久，1975年10月1日淩晨4點，《華盛頓郵報》的工會合同到期，《華盛頓郵報》的一些印刷工人砸毀滅火器，倒出油墨，弄掉齒輪，扯下電線，使機器無法印製報紙。他們扯下成卷的新聞紙，到處放火，並且打傷了一個印刷車間領班的頭部，鮮血汩汩地直往外冒。格雷厄姆在一個小時內就來到了一座大樓下，她看到，在電視台攝像機的燈光下，消防車、警察以及好幾百名糾察員正在忙著救火。
《華盛頓郵報》同幾個工會的關係“像個醉漢一樣完全失控了”，唐·格雷厄姆回憶說。這些激進的工人認為他們“無法熟練”地操縱這些機器，“然而他們卻有能力找到替罪羊來解決所有的問題，這就是更為明確地反對新的管理方式”。凱瑟琳後來寫道。在進行了多年的破壞活動和消極怠工之後，9個工會的合同馬上就要到期了，在緊張和沮喪的氛圍中，資方的談判人員同工人之間的僵持繼續擴大。
除印刷工人外，多數的工會工人都在堅持工作，尤其是新聞記者報業工會。《華盛頓郵報》的直升機越過罷工者的糾察線，把一些主要的工作人員轉運到借來的印刷廠，在被迫停刊一天後，就重新印刷出版了。但是，隨著罷工的持續，格雷厄姆十分害怕報紙就此停刊，那些沒有參加罷工的管理人員和工人的力量很薄弱，以至於報紙的版麵隻有原來的1/4，而印量隻有一半，廣告客戶不斷流失，全都跑到了《華盛頓郵報》的主要競爭對手——《華盛頓明星晚報》那裏。幾天之內，《華盛頓明星晚報》就“登滿了大量的廣告，報紙重得都快拿不動了”。
他們打電話叫我回去，因為他們很害怕凱瑟琳會崩潰。我們一起穿過示威者的糾察線，凱瑟琳這麽做很勇敢，但是當她看到《華盛頓明星晚報》時，我看見她眼中滿含淚水。《華盛頓明星晚報》正在竭盡全力把《華盛頓郵報》擠出市場，他們模仿《華盛頓郵報》的版式，雇用《華盛頓郵報》的人員。她會在半夜醒來，給我打電話。
當她感覺受到威脅時，這個被編輯霍華德·西蒙稱為“壞凱瑟琳”的女人，就會陷入癲狂狀態。
凱瑟琳真的並不壞，她隻是沒有安全感。如果她感覺很不安全，她就會發出相當刺耳的聲音。有時候，有些事情會讓她放聲痛哭，接著她會像動物一樣做出瘋狂的反應。她似乎感覺沒有人和她一心，她被逼到了角落裏，她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麽做。到了這時候他們就會打電話叫我來。菲利普不和她一心，她的母親也不和她一心，公司的管理人員有時也不和她一心。並且，在她內心深處總有一種感覺，認為她的周圍是一個不友好的環境，任何小事都可能激發混亂。
但是，她一直都知道我和她是一心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在任何事情上都認同她，或者她想讓我吃什麽我就吃什麽。但是我是支持她的，並且永遠會支持她。
這位“壞凱瑟琳”在有些地方同利拉·巴菲特很像。能夠成為凱瑟琳唯一信任的人，並且能夠不讓“壞凱瑟琳”現身，沃倫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現在巴菲特已經具有明確洞察人們動機的能力，因此他知道是什麽原因驅使人們圍在格雷厄姆的身邊，除此以外，他能幫她培養洞察力。這是蘇珊教會他的，現在他也可以把這些洞察力傳授給其他人。他對人們的反應洞察得很敏銳，可以幫助那些感覺受到威脅的人，讓他們分清哪些人真的具有威脅性，而哪些人的行為隻是出於恐懼。
“她認為沃倫是在水上行走——而他也確實是這樣，”董事會的成員阿賈伊·米勒說，“沃倫很坦率，並且她很信任他。”對於合適的人，巴菲特會逐漸向其灌輸一種能力，就是從各方麵客觀公正地看待問題的能力，這也是蘇珊教給他的。這種令人不可思議的自信和安全的天賦可以內化到人的心靈深處，因而在學會之後人們不用依賴他仍然可以使用這種能力。但是凱瑟琳太沒有安全感了。“我認為他不可能真的讓她做到那一步，”米勒說，“但如果有人能做到，那就隻有他了。”她需要他親自到場。
在接下來的6個月裏，《華盛頓郵報》繼續出版，而毫無結果的談判仍然在進行著，威脅、暴力、一係列的心理戰、不斷的鬥爭，他們要博取已經分裂的報業協會的同情而使其不參加罷工。人們采用各種各樣的手段來保證報紙的印刷出版。唐·格雷厄姆現在成了一個給機器裝紙的工人，他把巨大而又沉重的紙卷一卷一卷推到印刷機上。
有些人包括一些她最為尊敬的人，都對她說：“你必須放棄，否則你會輸得一幹二淨。”他們很害怕，他們不希望沒有報紙可出版，不願意看到《華盛頓明星晚報》把《華盛頓郵報》給擠垮了。
因此，我就是與他們對抗的力量。我對她說：“我會告訴你怎麽做，我會努力使事態不發生轉折。”這個轉折指的是某個人奪取了控製權，並且在你回去之後，他仍然能夠控製局麵。這包括5個變量：當你回去後員工的態度、你給這群人所留下的印象、那些轉向其他報紙的廣告、其效果的好壞、你要評估人們改變閱讀習慣的可能性。他們並沒有把我們的專欄作家或者漫畫家挖走，因此，問題就是，在什麽地方出了問題，導致他們改變習慣而去購買其他的報紙？
那恐怕是對她最為重要的了。她相信我，並且她一直相信我。我把她的全部利益都放在了心中，並且她相信我非常精通報業。
但是，“盡管沃倫在鼓勵她，但是是她自己的毅力和誌氣——而不是他的——一直在支撐著她”。喬治·吉萊斯皮強調道。
她的毅力和誌氣要足夠強大以支撐整家公司。除了印刷工人外，《華盛頓郵報》其他的雇員幾乎都在堅持工作，他們要冒著被襲擊的威脅，不斷穿過罷工工人的糾察線前來工作。他們的汽車輪胎常常被紮破，他們的家人常常在家中接到恐嚇電話。一位罷工的工人舉著一張標語，上麵寫著“菲利普射死了邪惡的格雷厄姆”。為了鼓舞士氣，格雷厄姆、巴菲特和梅格·格林菲爾德在郵件收發室包裝報紙。巴菲特很喜歡這份工作，他再一次重溫了分發報紙的樂趣。
罷工持續兩個月後，《華盛頓郵報》向印刷工人做出了最後的讓步，但是遭到了他們的拒絕。罷工繼續進行，雙方沒有達成任何解決方案。格雷厄姆開始雇用新工人來替代他們，以瓦解罷工。印刷工人們繼續在工廠門口示威，他們認為還有談判的機會。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報紙逐漸贏得了其餘工會、讀者和廣告商的支持，不過示威活動一直持續到了春天，而廣告收入也一直沒有恢複到原來的水平。
正當格雷厄姆在慢慢拯救她的公司時，巴菲特和芒格也最終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了和解。此刻，巴菲特邀請芒格到畜牧場附近的約翰尼餐館吃牛排，同時商討他們的“精簡”計劃。他已經決定停止為FMC公司管理資金。接著，藍籌印花公司要把它在原始資本基金的股權賣掉，並且伯克希爾和多元零售公司要重啟合並計劃，之前的計劃在1975年初由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而中斷。在貝蒂·彼得斯的請求下，藍籌印花公司隻購買了韋斯科金融公司80%的股份，現在仍將作為上市公司而存在，芒格仍然是它的董事長。芒格和巴菲特推遲了把藍籌印花公司並入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時間，決定等到他們能夠很容易對這些公司的相對價值達成一致時再合並。
伴隨著伯克希爾和曾經占用了他長時間注意力的、正在從動亂中複興的《華盛頓郵報》的發展，巴菲特的日常業務開始正規化。《華盛頓郵報》的董事會不用再處理一些緊急業務了，而格雷厄姆也開始思考如何擴張她的報業帝國了。
那正是報紙迅速發展的高潮時期。“凱瑟琳真的想買進一些報紙，但是首先，她不想讓其他人搶在她前麵。”巴菲特說。“告訴我怎麽做。”她請求道。巴菲特已經改變了她向董事會其他成員請求幫助的習慣，但是她仍然請求他的幫助。“我隻會讓她自己去做那些該死的決定。”他說。他幫她認識到，對自己想要的東西付錢太多總是錯誤的，焦躁是最大的敵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華盛頓郵報》幾乎沒有任何大的商業運作，增長的速度也很慢。巴菲特使格雷厄姆明白在股價較低時回購公司股票，從而減少其公開發行量的價值，這種做法能增加每一份蛋糕的分量。同時《華盛頓郵報》也避免了一些代價高昂的錯誤，這樣一來，它也就成為贏利最多的公司之一。
巴菲特過去常常扮演接受的角色，而在格雷厄姆身上，他第一次體會到了給予的滋味，並且也發現了自己在這方麵的才能，他很喜歡這樣做。“她會和我談一些關於商業策略的話題，然後她會同家裏的其他人談這個問題，而他們隻知道怎麽樣去嚇唬她。她知道他們會這樣做，她一點兒也不喜歡，但是她沒法克服這一點。”
最後，我告訴她我的職責是讓她從一麵正常的鏡子中看到自己，而不是通過一麵哈哈鏡去看。我真的想讓她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感覺更好，我很喜歡看到她的進步。並且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雖然我直到那時才碰到了她。
然而，芒格在給格雷厄姆的信中談到了巴菲特的一些事，他說：“我看得很清楚，他的一些做法實際上已經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巴菲特同格雷厄姆待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她已經把盡力打造他當作她的工作。
“凱瑟琳盡力讓我得到提升。不過她也是漸漸才明白這一點的，而不是一下子就注意到了。這很有意思，她十分努力地想改造我，但是沒有任何成效。她可真比我老練多了，真是這樣的。”巴菲特知道格雷厄姆認為在餐廳吃飯很不文明，並且令人討厭。“在整個華盛頓，你的廚師都是值得驕傲的。在晚會上，你對某人的最高讚譽就是說‘我要把你的廚師聘請過去’或者‘你肯定是從法國聘請的廚師吧’。凱瑟琳對此十分在意，像華盛頓的每個人一樣。因此，她的晚宴都顯得十分高貴，不過她對我則例外。”
格雷厄姆的廚師發現要嚴格根據沃倫的習慣去做飯還真是個挑戰。“花椰菜、蘆筍和抱子甘藍，這些東西在我看來都像是把一大堆食物堆在盤子裏一樣。花椰菜讓我感覺惡心。我勉強吃了點兒胡蘿卜。我不喜歡紅薯。我甚至都不想動大黃，它使我惡心。我頭腦中的蔬菜應該是青豆、玉米和豌豆。我喜歡意大利麵條和烤奶酪三明治。我可以吃肉餡糕，不過我從來不吃飯店裏做的。”
他認為的盛宴應該是半加侖的巧克力冰激淩。他會一次隻吃一種東西，而不喜歡麵前堆一大堆食物。如果一塊花椰菜碰到了他的牛排，他就會恐懼萬分，不再吃了。“我喜歡反複吃同樣的食物。我可以每天都吃火腿漢堡，連續當早飯吃50天。在她位於格倫韋爾比農場的別墅裏吃飯時，凱瑟琳會讓廚師做龍蝦。我不會吃，老出錯，總也夾不到，倒黴得很，怎麽也吃不到嘴裏。她會告訴我把它翻過來夾。”在遇到9道菜的正餐時——每一道菜都搭配有相應的酒，並且放在固定的餐桌上，而桌旁則坐滿了達官顯貴和名流人士，以及新聞界的明星記者——“這常常讓他十分尷尬。”格拉迪絲·凱澤說。他從來都沒有適應這種奢華的生活。
然而，巴菲特仍然經常出現在格雷厄姆的這些著名宴會上，他稱它為“凱瑟琳的盛宴”。他喜歡自己鄉巴佬的身份，並且很高興自己被龍蝦搞得狼狽不堪。他的天真表現為一種純真和無辜的神態。不過他在社交方麵的純真無邪也是真的——主要是因為他對周圍的世界完全不了解。在“欣賞”格雷厄姆時，他就像一束激光一樣盯著她看，而不會看她用哪把叉子。他沒有興趣增加這方麵的知識。格雷厄姆想逐漸改變他像大象一樣單調的飲食習慣，然而她卻很吃驚地發現，巴菲特仍然隻吃漢堡和冰激淩。
她和廚師說話時總是用法語，總是那樣，全都是法語。因此，我能聽到法語單詞中的hamburger（漢堡），並且戲弄她說：“不，不，是hambur-zhay。”然後我會說：“給我來個hambur-zhay。”接著一個特製的漢堡就會從廚房裏端出來。凱瑟琳家的廚師十分想把漢堡和薯條做得很好，因為我隻吃這些東西，不過同麥當勞或者溫迪快餐廳的相比還是差遠了。薯條總是有點兒焦，不過他還是盡力讓我滿意了。
但是，在她的那些盛大的晚會上，她就不對我這麽特殊照顧了。
不過，在凱瑟琳的宴會上，巴菲特的角色並不是吃飯，當然，他是來講話的。作為一個明星投資人，他就像一隻禿鷹來到了城裏，而這裏任何鳥兒都沒有。甚至喬治敦最為守舊和思想偏狹的“穴居人”——他們具有貴族血統，很少同與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交往，其中許多又是格雷厄姆的朋友，如專欄作家喬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以及埃莉諾·羅斯福的表兄弟姐妹們——都很喜歡這個魅力四射的巴菲特。參加宴會的客人們會問他各種各樣關於投資的問題，而他也不知不覺地進入了這個他最為愜意的角色——教師。
現在，他在華盛頓待的時間更長了，因此他也在格雷厄姆家的客房裏留下一套備用的衣服，就像他以前曾經在長島的安妮·戈特沙爾特家一樣。通常他穿著一件破舊不堪的藍色麂皮夾克，一條灰色的法蘭絨長褲，它就像被揉得亂七八糟的床罩一樣。格雷厄姆盡力去提升他的著裝品位。“她看到沃倫的穿著嚇了一跳，”據她的兒子唐說，“雖然我的母親對我的穿衣方式也很討厭。有一次她說起她手下的員工，‘為什麽我周圍這些經理全都是整個美國衣著最差勁的呢’？她對人們衣著的批評不是僅僅針對沃倫的，而是普遍的。”她帶著他去見哈爾斯頓，這是她所鍾愛的時裝設計師，同時也讓他培養了自己的衣著風格。巴菲特對哈爾斯頓的反應是：“你知道，他來自得梅因。”
到1976年6月，巴菲特也有機會邀請格雷厄姆參加他的活動：蘇茜的婚禮。婚禮的每一方麵都和凱瑟琳的宴會背道而馳——在加州紐波特海灘舉行，這是一個介於正式和非正式之間的地方，一群像巴菲特一樣的嘉賓來慶祝一個人人都知道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的婚姻。
大學最後一年的春季學期，蘇茜從加州大學歐文分校退學了，當時她的室友獲悉，21世紀公司——一家房地產公司在高薪招聘秘書人員，但是不要求必須具備打字技術。盡管她的父母很明智地沒有幹涉，但是他們知道蘇茜和丹尼斯·韋斯特高的婚姻不會有好結果。他是一位英俊瀟灑、金發藍眼的衝浪運動員。在某種程度上，蘇茜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但是她陷入了幻想之中而不能自拔。盡管父母對他們的婚姻心存疑慮，但他們仍然認為她的婚禮十分重要。沃倫已經要求邀請凱瑟琳參加；蘇珊專門在聖約翰·路德教堂為她預留了一個特別座位，就在他們的後麵。在迪克和瑪麗·霍蘭德的陪同下，她在那個座位上隻坐了幾分鍾。接著，毫不奇怪，凱瑟琳對他們說：“我感覺不舒服，不知道為什麽，但是如果讓我坐後麵就會好點兒。”她自己跑到教堂後麵去坐著，一直到整個婚禮結束。
巴菲特的婚禮已經過去很多年了，但是那時，他太緊張了，不得不摘掉眼鏡，不想再看周圍的景象了。在教堂後麵等著走過通道時，他對焦慮不安的女兒說：“別看我，但是我的拉鏈開了。”攝影師正站在聖壇的前麵，等著抓拍照片。蘇茜強忍著笑，盡量不去看她父親的褲子拉鏈，以免攝影師拍到這個鏡頭，最後她也忘記了緊張。
接下來的程序沒有再出現什麽意外，然後紐波特海灘的萬豪酒店就陷入了一片瘋狂之中。巴菲特允許這個癡迷音樂的女兒請任何她喜愛的樂隊。蘇茜選擇了她最喜歡的“水銀信使”樂隊，這是一個迷幻搖滾樂隊，創建於20世紀60年代舊金山的費爾摩演奏廳。其成員看起來同其他任何普通樂隊的成員沒有什麽不同，樂隊由20人組成，全都是一些留著非洲發型的白人男孩，頭發又短又卷，他們在舞台上跳來跳去，撥弄著樂器。巴菲特看到這些時，內心十分恐懼。在“水銀信使”樂隊的鼓聲、電吉他聲的伴奏下，蘇茜穿著婚紗，欣喜若狂地跳著搖滾舞，而她的父親還不得不保持著鎮靜，盡管在內心深處，他覺得很不是滋味。“我對音樂還沒有瘋狂到這種地步，”他輕描淡寫地說，“他們的聲音太大了。”他喜歡的是他妻子所鍾愛的多麗絲·戴類型的音樂，或者弗羅倫斯·漢德森以及小薩姆·戴維斯之類的音樂。在演出了90分鍾後，這些樂手結束了演奏，並且收拾好了樂器，這時出現了更令他目瞪口呆的一幕。樂隊的經理給巴菲特出示了一張高達4000美元的賬單，而且要現金，這可把巴菲特嚇了一跳。蘇珊曾經告訴過女兒：“你知道，蘇茜，你不能在婚禮的當晚把樂隊帶回家來。”“真掃興！”蘇茜說，“但是我的一些朋友都這麽做了。”
現在蘇茜要長期在舊金山定居，並開始到21世紀公司工作了。豪伊已經從奧古斯塔納學院退學，因為他無法同室友和睦相處。他換了幾所學校，但是沒有人支持他，他也就無法畢業。“我和媽媽太親密了，”他說，“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以我的家人和家庭為中心的。在大學裏，我得不到這種關注。”他倆都沒有父親的誌向，不過卻都是第一次有了錢。霍華德留給其孫輩的資產全都投在了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上，大概是600多股。沃倫沒有告訴他們該如何做。他自己從來就沒有賣過一股，他們為什麽要賣出去呢？然而，蘇茜還是把自己大部分的股票賣了出去，買了一輛保時捷和一套公寓。豪伊也把自己的股票賣掉了一部分，創建了巴菲特挖掘公司，在他的童年時代，他就十分喜愛鐵皮玩具，現在，他要自己挖地基，建造房屋了。
彼得剛剛從高中畢業，他被斯坦福大學錄取了，秋天就要去加州上學了。1976年夏，奧馬哈的家顯得越來越空空蕩蕩了。大部分時候，彼得放學後，就直接去阿比漢堡餐廳，自己買點兒晚飯吃，然後回到家裏，一頭紮進暗房中擺弄他的照片去了，甚至小狗也常常從家中溜出去，彼得的朋友開始不斷打電話說“漢密爾頓在我家裏”。
蘇珊這些天也很少待在家裏，她承認自己對婚姻有些擔心。她似乎感覺到凱瑟琳好像是個第三者，要把她的丈夫搶走；不過凱瑟琳的身邊有那麽多的男人，如果她知道蘇珊這樣想，肯定會吃驚不已。然而，也許是因為十分憂傷，所以蘇珊“像個少女一樣到處跑來跑去”，正如有人所說的，她處在中年的浪漫高峰期。她對沃倫很生氣，也不再關心他了，隻顧和她的網球教練約翰·麥凱布在奧馬哈城到處遊逛。她有時也會給米爾頓打電話，當他同意和她見麵時，人們也能在公共場合見到他們一起出入。她似乎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裏，沒有計劃，也沒有方向，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也沒法放棄沃倫，她稱他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人”。很明顯，她很尊敬他；不論她怎麽嘲笑和嘮叨他的頑固和對金錢的癡迷，他還是給了她所想要的一切：安全、穩定和力量。“他很誠實，並且有很好的價值體係，這對她來說很重要。”多麗絲說。“如果我辜負了需要我的人，”蘇珊說，“那將是我能想象的最大的失敗。”蘇珊不是一個思想家，她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用她的情感作為向導，她可以應付與不同人之間的複雜關係。但是，有些人最終是不得不被辜負的。
盡管蘇珊常常因各種未知的追求而離家出走，她的三個孩子仍然在朝著各自的方向前進——彼得開著他那輛黃色的凱旋牌小敞篷車，前往帕洛阿爾托度假去了；豪伊駕著一輛推土機，穿著髒兮兮的衣服在挖土；蘇茜正在和她英俊的衝浪運動員丈夫享受著新婚之樂——沃倫也在進行著自己的旅行。這個飲食簡單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就像《反鬥小寶貝》中描述的一樣，把時間消磨在了使館街的晚會上。凱瑟琳·格雷厄姆正在用盡可能快的速度吃力地把他拖出大象的飲食習慣。
她不能像改變我所知道和看見的東西一樣改變我的行為，無論她到哪裏，都會受到女王般的接待。我見到了世界上許多我之前沒有看到的有意思的事情，也聽到了關於許多事情的解釋。跟著她我見識了很多東西。凱瑟琳對政治舞台上的每個人都非常了解，她會把她的見解告訴我。
她認為我教會了她所有的商業秘訣，而她卻沒有為我做任何事情，這種想法一直困擾著她。因此，她不斷思考在哪些方麵能夠幫助我，要麽請我去參加那些高檔的宴會，要麽是其他事情。所有這些活動，你都可以說是非常迷人或者異乎尋常的。我發現它們也很有意思，我不會對此吹毛求疵。可能有很多人比我更渴望和她一起出席這些活動，不過，你知道，這些活動也讓我過得很快樂。
毫無疑問，的確有很多人渴望去參加這些活動。然而，巴菲特去了，一次又一次地，不論這些活動最終讓他看起來多麽可笑或者尷尬。
一天晚上，格雷厄姆帶他到伊朗大使館參加正式的國宴。她穿著一件金色的禮服，來搭配使館的風格。伊朗國王禮薩·巴列維，美國重要的戰略同盟，也是一位迷人的主人。他的使館在華盛頓使館街的社交活動圈裏獨領風騷，裏麵的一切都閃耀著19世紀末期富麗堂皇的帝王風範。
在雞尾酒會後，巴菲特坐在了他的座位上，發現一邊是法拉赫·巴列維皇後的侍女，另一邊是伊利諾伊州參議員查爾斯·珀西的妻子。他轉過頭看了看洛倫·珀西，發現她正在和她旁邊的客人保羅·紐曼促膝交談。巴菲特明白可能要等很長時間她才會轉過頭來同他交談，於是他轉向右邊，對皇後的侍女說了幾句。她禮貌地笑了笑，他又說了點兒別的，她又笑了笑，然後就沒話了。坐在她另一邊的特德·肯尼迪靠了過來，用法語說了幾句好話。她麵露喜色，於是他們開始興高采烈地用法語交流起來了，巴菲特被晾在了一邊。他再次轉向洛倫·珀西，卻發現她仍然在全神貫注地同保羅·紐曼交談。他鬱悶地意識到，有保羅·紐曼坐在她身邊，這可能是個非常漫長的夜晚。
凱瑟琳在另一桌，緊挨著國王而坐。在這些人中，她是最為重要的客人，而沃倫則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客人。凱瑟琳是女王，而他則是來自內布拉斯加州的鄉巴佬投資者，在凱瑟琳的帶領下才得以參加這個國宴。忘掉《超級金錢》吧，這是老掉牙的事了。過了一會兒，特德·肯尼迪注意到了他的窘迫，問道：“難道你不會講法語嗎？”巴菲特感覺自己像是個小醜，他隻穿著一件防雪服，卻降落到了波拉波拉島。這頓飯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淩晨1點，然後樂隊開始演奏，人們開始跳舞，其中一位男士邀請皇後在舞池跳了支華爾茲，而巴菲特則抓住格雷厄姆的手逃走了。
然而，如果她再次邀請他，他還會去，因為他肯定沒有抱怨過。這樣的開眼機會太好了。
現在他也十分清楚，除了《超級金錢》和《福布斯》的文章讓他小有名氣外，許多著名的人物從來都沒有聽說過他。在1976年的5月，巴菲特正在華盛頓看望凱瑟琳·格雷厄姆，突然她說：“我讓你見個人，這個人就是傑克·拜恩。”然而，當格雷厄姆給他打電話安排會見時，拜恩很不情願地說：“誰是巴菲特？”
“哦，他是我的一個朋友，”格雷厄姆說，“他剛剛買進了《華盛頓郵報》的部分股份。”拜恩對此既不知道，也不關心，因此他拒絕見麵。之後不久，巴菲特的老朋友洛裏默·戴維森——1970年剛剛從GEICO退休——聽說此事後，他立即給拜恩打電話。“天哪，你可真是個大傻瓜啊，竟然錯過了同沃倫·巴菲特的會見？”他問道。
拜恩在1976年被聘任到GEICO公司時，它已經瀕臨破產的邊緣，他想盡力把它拯救過來。作為一家曾經隻針對政府雇員的保險公司，GEICO開始到處開拓市場，客戶對象擴展到了普通人。“搜尋百萬投保人”是他們的口號。“增長，增長，增長，重點是全麵增長。”一位多年的高級經理說。被“增長、增長、增長”激發，GEICO的股票價格曾高達61美元——這對巴菲特來說太高了，不過他一直關注著這隻股票。實際上，過去20年來，他一直在追蹤著它，從來沒有停止過。在1975年，“我又看了看GEICO的股價，僅憑感覺簡單計算了一下它的賠款準備金，我大吃一驚。”作為一家汽車保險公司，其業務在不斷“增長、增長、增長”，而其客戶的事故數量也在不斷“增長、增長、增長”。如果一家公司低估了這些索賠的支出，它就會同樣過分高估其利潤。“在經過多次分析之後，我已經很清楚，該公司的儲備太低，而且形勢還在進一步惡化。一次我到《華盛頓郵報》參加董事會時，順路去見諾姆·吉登（首席執行官）。我已經認識他有20多年了，而且一直挺喜歡他。他很友好，但是他根本沒有興趣聆聽我的見解，他斷然拒絕了。他有點兒匆忙地把我趕出了辦公室，並且沒有對這一問題做出回應。”
巴菲特並沒有擁有GEICO的股票，然而他卻盡力去幫助它的管理層，這說明了他仍然對這家公司十分依戀，這是因為洛裏默·戴維森剛剛從這裏退休，這隻股票也曾經是他第一個真正的大創意，並且這項投資也為他的朋友和家人掙到了許多錢。
1976年初，GEICO宣布1975年是它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一年，支付保費使它的損失高達1.9億美元。該公司停止支付紅利，這一舉措向股東們表明其錢櫃裏已經空了。吉登開始瘋狂地尋找資金支持，GEICO急需2500萬美元的資金支持。當年的4月，在華盛頓的希爾頓酒店，400名怒氣衝衝的股東在股東大會上大發雷霆，提出質問和指責。之後不久，一支保險事務專員隊伍來到了GEICO的辦公室。董事會意識到，他們必須解雇管理人員。董事會本身也是一塌糊塗，十分混亂，在這場大災難中，幾位董事會成員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個人財產。由於沒有一個有能力的首席執行官來管理公司，薩姆·巴特勒，一位來自柯史莫律師事務所沉著穩當的律師，臨時擔任了董事會的主席。實際上，也就是臨時的首席執行官。
巴特勒知道拜恩已經一時衝動從旅行者保險公司辭職了，因為他沒有被選為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拜恩曾經做過精算師，在29歲就創建了一家保險公司，並成了百萬富翁，兩年前，旅行者保險公司在家庭和汽車保險之間搖擺不定的轉型期間，他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巴特勒在哈特福德給拜恩打電話，他知道這個人有點兒自負，因此他解釋說，如果他接管了GEICO，就會避免一場全國性的危機，否則整個美國經濟都可能陷入危險之中。失業在家的拜恩很快就接受了首席執行官職位的麵試。他在5月初來到了華盛頓，在董事會麵前反複麵試了幾次，不斷翻著白色的記錄表，並且用記號筆一邊畫著，一邊不停地講著。“我一進來，就隨口說了起來，完全沒有準備，說了一些有幾點需要注意的，什麽是我們應該做的，不斷地講。”他說。絕望的董事會很快就達成一致，認為這個麵色紅潤、臉蛋圓圓的家夥就是最佳人選。
拜恩接任首席執行官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唐人街哥倫比亞地區保險監理官馬克斯·瓦拉赫那間積滿了灰塵的辦公室。瓦拉赫是一個守舊的德裔美國人，說話帶著濃重的口音。“他極其頑固，對公眾服務有著十分濃厚的興趣。”拜恩回憶道。他十分討厭GEICO的前管理層，並且拒絕同他們打交道。拜恩感覺瓦拉赫不會對他也那麽討厭。事實上，他們的關係的確還算不錯，兩個人開始每天都進行交談，有時會長達數小時。瓦拉赫堅持公司在6月下旬之前必須按照規定籌錢，同時要讓其他的保險公司為它的一些保單做擔保。也就是說，為GEICO進行“再保險”。這一想法是為了增加GEICO的財力支持，確保能夠支付索賠金額，降低風險，保持收支更加平衡。因此，拜恩必須說服其他的保險公司經營者，讓他們掏錢挽救GEICO。
拜恩以前的經曆已經表明他不可能成功。不過一開始他還是信心百倍。
“我的法寶是告訴他們，保險公司不但要自己照顧自己，更要互相幫助，”拜恩說，“我們不想讓監管人員牽涉進來。”如果GEICO破產了，監管人員就會把GEICO無法支付的索賠賬單轉給它的競爭對手。因此，他們最終還是不得不出錢救助。“但是，經營州立農業保險公司的參議員埃德·魯斯特，”拜恩說，“是一個愛爾蘭老渾蛋，他得出結論——他也可能相當聰明——‘如果GEICO破產了，我就拿出1億美元來支付其所有沒有理賠的索賠要求，因為從長遠來看，消滅了GEICO，會為我們省錢。’”因此，州立農業保險公司收回了再保險協議。
“最後，”拜恩說，“幾個真正的好朋友也背信棄義了，旅行者保險公司的人說，‘我們不會提供幫助的’。他們背後沒有任何原則性的想法，他們隻是有點兒懦弱和膽怯。”
在他加入GEICO三周後，“我被搞得焦頭爛額，我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我的妻子多蘿西仍然在哈特福德，她不停地哭。我們剛剛搬了第19次家”。而市場也顯示GEICO恐怕難以幸存；之前不久其股票價格還是61美元一股，現在已經暴跌至2美元一股了。有些人——比如說持有2.5萬股——已經目睹了他們幾乎97%的財富都蒸發了——從原來的150多萬美元縮水為5萬美元——從足夠快樂富足地過一生到隻夠買一輛像樣的跑車。
公司投資人和股東對這場災難的反應幾乎能決定他們的命運，而這不僅僅隻是個別人的事情。
許多長期的股東已經十分恐慌，都在吵著賣掉股票，這也是股價會跌到2美元的原因之一。任何接手他們股票的人，都是在拿GEICO的命運作賭注。
本傑明·格雷厄姆現在已經82歲了，他什麽也不管，繼續持有該股票。他的表妹羅達及其丈夫伯尼·撒納特，同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院長談及此事，院長告訴他們賣掉股票，因為股票已經這麽便宜，幾乎不可能再漲回來了。他們的決定卻正相反，一隻股票如果跌到太低，就太便宜了，說什麽也不能賣。如果他們賣出去能有什麽收獲呢？隻要還在手中，他們就幾乎沒有什麽損失。因此他們沒有賣出股票。同樣，洛裏默·戴維森也沒有賣出一股。
GEICO創始人的兒子小裏奧·古德溫把自己的股份賣掉了，最後成了一無所有的窮光蛋。不久之後，他的兒子——裏奧·古德溫三世，死於用藥過量，可能是自殺吧。
巴菲特並沒有持有GEICO的股票，而它的股票現在市價為2美元一股，他又嗅到了類似美國運通公司那樣的好機會。不過，這次公司沒有獲得足夠的免賠資金來把它從深溝裏拉上來。GEICO需要一輛拖車。巴菲特感覺到隻有一位才華橫溢、精力充沛的經理是不足以扭轉乾坤的。他想見一見拜恩，對他先評估一下，然後再做出決定是否需要投資該股票。他讓凱瑟琳·格雷厄姆給拜恩打電話；雖然拜恩上一次拒絕了她的好意，她還是不計前嫌地安排了這次會見。
在參加了《華盛頓郵報》董事會的一次晚宴後，巴菲特在格雷厄姆位於喬治敦的別墅裏等待拜恩的到來。“這是很冒險的，”他告訴唐·格雷厄姆，“它可能會徹底破產。但是，在保險業，你很難保持優勢，而它卻有一個優勢。如果有合適的人來經營它，我想它能夠扭轉乾坤。”
43歲的拜恩進來了，他麵色紅潤、興奮異常，像一串正在燃放的鞭炮。兩個人在格雷厄姆高大的圖書館的壁爐旁坐定。連續幾個小時，巴菲特一直在不停地向拜恩提問。在巴菲特接觸過的所有愛爾蘭裔美國人中，拜恩是最能說會道的人，並且“講話很有分寸”，巴菲特評價道。“我很興奮，一直不停地講，”拜恩說，“沃倫問了我很多問題，他問我要如何避免破產，之後有什麽計劃等。”
對巴菲特來說，“關鍵是要做出判斷，弄清楚拜恩是真的很鎮定、臨危不懼並且很專業，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怎麽辦”。他最後認定拜恩“十分理解保險業，並且具有分析能力，他是個領導者，也是個推銷商。GEICO需要一位分析型的領導者，從而可以弄清楚如何解決它的問題，同時它也需要一個推銷商，從而向所有相關的資助者推銷其產品”。
第二天早上，巴菲特見到了喬治·吉萊斯皮，曾經幫他買進《華盛頓郵報》股份的那位律師，他們都是皮克頓私家偵探公司的董事，而當天該公司正好召開董事會議。“喬治，”他說，“我覺得自己今天有點兒反常啊，今天我買進了一些股票，明天它可能就真的一文不值了。”他剛剛給辦公室的比爾·斯科特打過電話，命令他為伯克希爾買進50萬美元GEICO公司的股票，同時指示他隻要市場上有該公司的股票出售就立即再買進。斯科特為他買進了大量的股票，總共價值400萬美元。
巴菲特為了以合適的價格購買GEICO的股票已經等待多年。現在拖車終於來了，而GEICO仍然沒有得到再保險，它需要資金，同時也需要那位監理官馬克斯·瓦拉赫大發慈悲。但是現在，一個新的救“市”主降臨了——巴菲特以投資人的身份出現了。巴菲特成了GEICO的後台，他給了拜恩一張很厲害的牌，讓他陪監理官繼續玩。此外，拜恩說，“美國汽車協會（USAA）的總裁麥克德莫特將軍給其他保險公司寫了一封信”。美國汽車協會隻向軍隊官員銷售保險，並從事相應的經營活動。在保險業界，人人都在談論著這個協會，羅伯特·麥克德莫特將軍也十分受人尊敬。他的信中可能寫道：“在軍隊裏我們從來不拋棄任何人，現在這裏有一隻落伍的老鷹。”
巴菲特去見瓦拉赫，竭盡全力說服這位頑固的老公務員，希望他能夠放寬6月份的最後期限。但是尋找再保險交易就像要勸說20多個膽戰心驚的小孩拉著手，一起跳進湖中一樣難。為了勝利完成這一工作，拜恩這次有三個理由：GEICO原先那些無能的管理人員都已經被掃地出門，遺留下來的滿目瘡痍的房子現在歡迎新主人來重建；經驗豐富的傑克·拜恩，旅行者保險公司的救世主，已經空降到這裏來挽救損失；從未失算的沃倫·巴菲特對傑克·拜恩充滿了信心，他已經在該公司的股票上投入了高達400萬美元的巨款。
然而，當拜恩開始在華爾街尋求銀行資助時，“人們都推辭說正在吃午飯”，他說，“我像皮球一樣被踢得跑來跑去”。接著，薩姆·巴特勒把他帶到了所羅門兄弟公司。作為一家曆史悠久、值得尊敬的專業的投資銀行，所羅門兄弟公司從來沒有從事過股權收購，不過它一直渴望進入賺錢的保險承銷業務。約翰·古特弗羅因德，所羅門兄弟公司一位很有影響力的經理，派一位初級調查分析員邁克爾·福瑞蓋裏和他的同事喬·巴羅尼一起到華盛頓去調查GEICO公司。“我讓他們等了一個半小時，因此他們很不高興，”拜恩說，“但是我一直談到第二天清晨，他們卻始終陰沉著臉，沒有一絲反應，不過在去機場的路上，公司的司機聽到了他們的談話，他告訴我他們在回去的路上確實滿心歡喜。”
“保險業承擔不起這些家夥的失敗，”福瑞蓋裏告訴古特弗羅因德，“這會給整個行業帶來可怕的恥辱，這些渾蛋絕不會袖手旁觀的。”拜恩和巴特勒來到了所羅門公司的辦公室，這是籌錢的最後一絲希望了，然而，古特弗羅因德卻挖苦道：“我不知道誰會購買你們那些垃圾再保險合同。”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麽。”拜恩針鋒相對地回擊。
在荷爾蒙的強烈作用下，拜恩激情洋溢，滔滔不絕地羅列著所羅門公司應該出錢的理由，還說到了“上帝和國家的利益”，最後也提到了巴菲特的投資。在拜恩天花亂墜地描述GEICO的光輝前景時，古特弗羅因德擺弄著一根長長的、價值不菲的雪茄。最後，拜恩說得口幹舌燥、垂頭喪氣，於是隻好住口。接著輪到巴特勒上陣了。拜恩認為，從古特弗羅因德的舉動就能看出來，他們已經失敗。然而古特弗羅因德卻指著拜恩對巴特勒說：“我會承保的，我感覺這個家夥你們找對了，不過你要讓他立即閉嘴。”
所羅門公司同意承擔7600萬美元的可兌換股票保險，但是沒有其他投資銀行願意提供支持並分擔風險。GEICO不得不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裁決——該裁決指出它沒有向股東披露損失，而隻在公開發行股票的招股說明書中表示這些信息可能會破壞交易。為了籌集資金，所羅門必須使投資人相信GEICO能存活下去，然而隻有籌集到資金才能使它存活下去。這一交易散發著絕望的氣息，投資人們也聞到了。報紙上充斥著有關GEICO的負麵報道，拜恩說，如果他徒步穿過了波托馬克河，報紙頭條可能就會誇張地寫道：“拜恩不會遊泳。”
巴菲特勝券在握，對這些事全都泰然處之。當股票看起來似乎沒有人要時，他隻身來到紐約，會見古特弗羅因德，並且說他隨時準備以比市價高的價格整個買進這些股票。備選買家的出現增強了所羅門兄弟公司的力量，但是古特弗羅因德也得到了一種印象，他認為無論交易是否成功，巴菲特最終都會買進所有的股票。對於巴菲特來說，這是一個最終沒有風險的交易。很自然，他所堅持的備選價格很低。所羅門兄弟公司含混地告訴拜恩，考慮到巴菲特的最高限額，可兌換股票將以每股不高於9.20美元的價格成交，而不是拜恩所想要的10.50美元。
巴菲特想持有盡可能多的股票。他給所羅門兄弟公司下令，一旦市場上的股票開始交易，就盡可能為他購買所有的股票。巴菲特願意購買股票的消息增強了所羅門兄弟公司促成這一交易的能力，否則所羅門兄弟公司就不得不把這些股票硬塞進投資者的喉嚨裏。
確實，一旦這位奧馬哈的“先知”做出了必勝的預測時，股票就會十分搶手。但是，巴菲特隻做成了1/4的交易。在幾周內，總計27家再保險公司自告奮勇地承擔了監管機構要求的再保險保單，普通股的股價增長了3倍，現在市價大概8美元一股。GEICO的救世主——約翰·古特弗羅因德——成了現代華爾街中巴菲特真心欽佩的屈指可數的幾人之一。
但是GEICO仍然沒有擺脫困境，拜恩要在紐約增加35%的保險費率——並且需要迅速得到批準。拜恩在口袋裏裝上一份公司的營業執照，然後來到了新澤西州特倫頓破敗不堪的舊議會大樓，懇求保險委員會主席詹姆斯·希讓批準這一請求，這是一位英俊的前海軍士兵，以嚴厲著稱，拜恩告訴希讓GEICO必須提高保費。
“他旁邊坐著一個脾氣乖戾、滿臉皺紋的保險精算師，曾經在某家保險公司工作過，好像在等著挑刺兒。”拜恩說。希讓說他的數據顯示，沒有正當理由提高GEICO的保險費率。“我竭盡全力，說盡好話，但是希讓先生就是無動於衷。”拜恩從口袋中掏出營業執照扔在了希讓的桌子上，並且嚷著“我別無選擇，還你營業執照”之類的話，並破口大罵。然後，他迅速驅車趕往辦公室，一路上輪胎不時發出尖叫聲。到了辦公室，他立即給3萬名被投保人發電報，通知他們去另尋新的承保人，並且在一個下午解雇了新澤西州2000名雇員，希讓根本來不及到法院起訴，讓法院頒布禁令來阻止他。
“這一舉動向所有的人表明，我是嚴肅認真的，”拜恩回憶說，“並且我要為公司的生存而戰鬥，不管要付出什麽代價，包括撤銷一個州的業務。”拜恩在新澤西的破釜沉舟之舉正好取得了這一效果，自此每個人都知道他是嚴肅認真的。
好像他的前半生都在為了那個職位接受培訓，好像他天生就是為那個特殊時期而生的。如果你在整個國家裏搜尋，恐怕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適的戰地指揮官了。他要集合一群人，趕走好幾千人，並且還要對留下來的那些人洗腦。這是一件十分費力的工作，沒有人能比傑克更勝任。他很堅強，是個訓練有素的思想家，對於價格和浮存金有深刻的認識，他恪守理性的商業準則和行動。每個人都很清楚GEICO的情況，他會專注於一個目標，付出巨大的努力。他總是對有意義的事情感興趣，而不是故步自封。
每天早上拜恩穿過GEICO的大門時，都要把帽子扔向大廳高50英尺的屋頂，並向秘書們大聲問好。“如果我不從墓地吹著口哨走過，誰會這樣做呢？”他問道，“如果我不去跳舞，誰會去跳舞呢？”他有辦法讓人們每天早上一來到辦公室就感覺很快樂，而不是愁眉苦臉，盡管他們的公司已經岌岌可危，他們隨時都可能失業。他砍掉了公司40%的客戶，賣掉了利潤豐厚的人壽保險的一半業務，僅僅保留了7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的業務，並將其他州的業務全部取消。拜恩的身體裏似乎流動著火箭燃料，他永遠都不知疲倦。他給管理人員打電話要求他們到杜勒斯附近的喜來登和威斯汀酒店開會，他可以一口氣問他們15個小時的問題，有時會議會持續好幾天。他會用“你滾吧”打斷正在講台上發言的人力資源經理，然後立即從在場的人中指定一個新的經理。他的觀點是：“你來這裏不是要經營一家公共圖書館，你是要拯救一家公司。”
“傑克對我一點兒也不憐憫，”托尼·奈斯利說，他從18歲起就一直在GEICO工作，“他喜歡提拔那些年輕、有闖勁的人，但是他教會了我許多東西，我會一直都感激他。他教我用整體的眼光去認識商業活動，而不是把它們割裂開來，從單一的承銷或者投資看問題。同時，我也認識到了保持收支平衡的重要性。”
拜恩告訴他的員工，如果他們不能達到某個銷售指標，他們就要抬著轎子，把重240磅的他抬到公司，並且要抬一年。他們製定了銷售指標。拜恩戴著一頂巨大的廚師帽和一株巨型三葉草。“我為他們烹製愛爾蘭食物，”他說，“愛爾蘭式土豆燉蘿卜泥，裏麵有蘿卜、土豆和酸牛奶。嚐起來很糟糕。我會拿來大鍋，把蘿卜搗碎，然後說，‘哦，這肯定是棒極了’！”
巴菲特帶著拜恩和他的妻子多蘿西加入了自己的朋友圈子。現在，他要忙著應付GEICO，參加《華盛頓郵報》和皮克頓公司的董事會——還要到西海岸處理藍籌印花公司和韋斯科金融公司的事宜，去紐約出差，參加萬星威的董事會，這是他1974年才加入的；同時還要參加凱瑟琳的聚會，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東奔西走。巴菲特認為他的辦公室需要人來幫忙。在蘇珊的推薦下，沃倫把她的一位網球球友安排到了公司做實習生。他就是丹·格羅斯曼，一位聰明的耶魯大學畢業生，具有斯坦福商學院學位，他甚至提出不要薪水。但是巴菲特沒有那樣對他，而是對他大加栽培。有些人認為，因為他的兩個兒子都不願意從事商業活動，他在考察格羅斯曼，看他是否能夠代替他的兒子，他很有可能讓這個人接替他。
巴菲特將辦公室改造了一下，把格羅斯曼安排在了他的隔壁。格拉迪絲經常看到巴菲特和他待幾個小時，給他解釋匯率的浮動，評判保險公司的財務模式，製定監管條例，講述他的故事，或者翻閱過期的《穆迪手冊》。他還會帶著他打幾個小時的網球和手球，並且把他加到了格雷厄姆集團中，在那裏格羅斯曼很快就同許多人打成了一片。沃倫又找到了一個喜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