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然後呢
41 然後呢
奧馬哈 1977年
蘇珊的朋友們會說，她自己選擇了分居生活，她用這種方式來回應沃倫的執迷。正如一個朋友所說，“沃倫的真正結婚對象是伯克希爾–哈撒韋”。這個事實是無法回避的。然而，不論出現了多少問題，他們的婚姻一直沒有破裂。也就是說，至少，在巴菲特所執迷的又一個目標——凱瑟琳·格雷厄姆出現之前一直是這樣的。她的出現導致他們的關係降到了冰點，並且把蘇珊推到了後台。正是此時，她才最終采取了行動。
現在，沃倫更多的時候是到紐約和華盛頓同格雷厄姆一起參加那些盛大的晚會，或者是她家裏的聚會。盡管他有時感到尷尬，遭人譏笑，但是他仍然去見那些達官顯貴，以及凱瑟琳的著名朋友和熟人，這使他大開眼界。“我見過杜魯門·卡波特，”他說的是《蒂芙尼的早餐》和《冷血》的作者，他曾經以格雷厄姆的名義在紐約的廣場飯店舉辦過黑白舞會；這一舞會後來被稱為著名的“世紀派對”，卡波特深受國際上許多富家千金及社交名媛的青睞。
他來到她家，全身蜷縮在沙發上，用一種難以置信的腔調說話，但是他知道他們所有人的秘密。他真的很了解他們，因為他們都喜歡和他談話，他十分精明，他真正喜歡的人就是凱瑟琳。和其他人不一樣，我想他隻是感覺她不像個騙子。
巴菲特甚至被前駐英大使沃爾特·安嫩伯格召見過，他擁有不少效益豐厚的公司，如三角出版社、《費城問訊者報》以及巴菲特小時候最喜歡的報紙《每日賽訊》。
“沃爾特在1977年的《華爾街日報》上讀到過關於我的文章，然後他給我寫了封信，信中叫我‘親愛的巴菲特先生’，並且他邀請我到桑尼蘭地區。”這是他在加州的莊園。從湯姆·墨菲和凱瑟琳·格雷厄姆口中巴菲特已經聽說過這位大使，因此，他知道這個人十分敏感，很容易生氣，不過這也激發了他的興趣。安嫩伯格的父親摩西·安嫩伯格有許多故事。除了把出版的興趣遺傳給兒子外，他也留給他臭名和恥辱——他曾經進過監獄，因為他經營的一家賽馬電報公司涉嫌非法避稅，該公司主要通過電報向全國各地的記者通報賽馬結果。該公司可能和犯罪集團有牽連，因而他還背著串通匪徒的罪名。據報道，為了拯救兒子，使他免受起訴，摩西·安嫩伯格避重就輕地認了罪，他戴著卷邊男氈帽和鐐銬，自己一個人進了監獄。沃爾特稱自己的父親後來因腦瘤在聖瑪麗醫院去世，去世時形容枯槁，備受折磨，還留下了幾句遺囑：“我所遭受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你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無論這是真的還是編造的，沃爾特後來的行為表明他好像相信這是真的。
現在，沃爾特肩負著重振家族威望以及養活他母親和姐妹的重擔。他通過艱苦的努力學會了經營出版業，並且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天才的企業家。他創辦了《17歲》雜誌，後來又創辦了《電視指南》雜誌，這是個十分聰明的創意，它滿足了公眾急於查看電視節目表、了解電視節目和明星的欲望。在他見到巴菲特時，他已經不僅僅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由於理查德·尼克鬆任命他為駐英大使，他的社會地位和威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然而，即使他後來恢複了自己的姓氏，他心中的傷痕一直都沒有消失過。
巴菲特滿懷好奇地來到桑尼蘭地區去拜見安嫩伯格，兩個人之前已經有過聯係；沃爾特是埃·西蒙的哥哥，埃·西蒙是本·羅斯納前合夥人裏奧·西蒙的妻子，西蒙已經去世，她“被人寵壞了，完全被寵壞了”——羅斯納欺騙的就是埃·西蒙，那時他已經把聯合零售公司以低價賣給了巴菲特，因為她不再是他的合夥人了。巴菲特曾經見過她，並且在紐約她那所掛滿了藝術品的公寓裏受到了她的款待。女仆輕手輕腳地來來往往，托著銀盤，盤上盛著黃瓜三明治；埃·西蒙向巴菲特談起他的“爸爸”——摩西·安嫩伯格：有一次，他讓手下那些打手，也就是那些臭名昭著的“男孩”對著裏奧開了幾槍，為了改變他對自己的態度。她告訴巴菲特，在芝加哥密歇根大道的一個角落裏的一麵牆上仍能看到子彈打的坑。埃·西蒙接著請求讓她的兒子加入巴菲特的合夥公司。沃倫“想到了那些子彈”，他認為如果他一年內沒有什麽好的收益的話，恐怕也會遭遇這種“待遇”。
她的哥哥沃爾特多年來一直致力於重塑家族的聲譽，以消除人們腦海中密歇根大道子彈橫飛的印象。桑尼蘭地區是一片廣闊富饒的綠洲，位於加州蘭喬米拉奇的沙漠之中。在他的花園中，立著瑪雅人太陽神的塑像和羅丹的青銅雕塑《夏娃》——她用手遮著嬌羞的臉，矗立在水池中。在桑尼蘭地區，安嫩伯格招待過查爾斯王子，舉辦過弗蘭克·辛納特拉的第四次婚禮，也曾經是理查德·尼克鬆的避風港，給了他和平和安寧，讓他平靜地寫完了最後一篇國情谘文。
他彬彬有禮，十分莊重。我們走出去，來到後麵的湖邊，沃爾特坐下來。他衣著光鮮，好像所穿的衣服全都是那天早上剛買的一樣。他那時大概70歲，而我大概是47歲。他說起話來語氣和藹，就像同一個他要幫助的年輕人談話一樣，“巴菲特先生，你首先要理解，沒有人喜歡被批評”。那是他同人相處的基本原則。
對巴菲特來說，這再容易不過了。“我說，‘是的，大使先生，我知道了，你不用擔心這一點’。”
接著他開始談論所謂的“珍品”。
“在世界上有三件東西，”他說，“可以稱得上珍品，他們是《每日賽訊》《電視指南》和《華爾街日報》，而我已經擁有了其中的兩件。”
他所謂的“珍品”就是，即使是在大蕭條期間，《每日賽訊》在古巴也可以賣2.5美元。
《每日賽訊》之所以可以這樣，是因為人們沒有辦法從其他地方獲得更好或者更完整的賽馬信息。
它每天的發行量高達15萬份，而它已經創刊大約50年了。它不隻是價值2美元的商品，更是必需品。如果你十分關注賽馬或者你是賽馬的裁判員，那麽你就需要《每日賽訊》。他想賣多少錢都可以，人們都會買的。從本質上來看，這就像把毒品賣給吸毒成癮的人一樣。
因此，每年沃爾特就會對著鏡子說：“鏡子，鏡子，牆上的鏡子，今年秋天《每日賽訊》要漲多少錢？”
而鏡子總會說：“沃爾特，漲兩毛五吧！”
那時候你用兩毛五就可以買到整份的《紐約時報》或者《華盛頓郵報》。並且，巴菲特認為，《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是很棒的公司，那就是說《每日賽訊》更是一家不可思議的公司。
安嫩伯格很喜歡擁有這兩家“珍品”公司，不過他很想把三家全部都據為己有。到桑尼蘭地區的旅行是一段裏爾舞的開始，他和巴菲特不時一起跳一跳：他們談論著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共同買進《華爾街日報》。
但是他讓我去那裏的真正目的是，他想通過我給凱瑟琳傳遞一個信息。
安嫩伯格家族和格雷厄姆家族曾經是朋友。1969年，在任命安嫩伯格為駐英大使的聽證會期間，《華盛頓郵報》專門揭發醜聞的專欄作家德魯·皮爾遜撰寫了一篇文章，說安嫩伯格的財富是“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的”，並且反複引用未經證實的謠言，稱他的父親每年給黑幫老大阿爾·卡彭支付100萬美元的保護費。安嫩伯格看到這篇報道後暴跳如雷，到法院控告格雷厄姆把自己的報紙當作政治武器，惡意攻擊尼克鬆總統。尼克鬆總統頂著風險提名安嫩伯格為大使，就是為了重新樹立安嫩伯格家族的威望。“尼克鬆總統在某些事情上犯了錯誤，”安嫩伯格後來說，“但是他給了我，以及這個家族有史以來最高的榮譽。”
在聽證會的那天早上，他讀到了皮爾遜的另一篇專欄文章，文中充分而詳盡地批判了《費城問訊者報》。他緊緊按著胸口，臉色發青。他的妻子還以為他得了心髒病。
聽證會上，沃爾特必須針對皮爾遜文章所提出的問題為自己辯護，聽證會持續了一整天，把他搞得十分緊張，筋疲力盡。而當天晚上格雷厄姆正好在喬治敦的別墅舉行晚會，共有50名客人，在幾周前他們都已經接受了邀請，而他也是其中之一，他勉強來參加晚會。剛一走進格雷厄姆那金碧輝煌的客廳，安嫩伯格——他對禮儀十分在意，並且在那個晚上情緒也很容易失控——就被激怒了，因為格雷厄姆沒有讓他坐在她身邊，而在他身邊安排了她的兩個朋友——伊萬傑琳·布魯斯，即將離任的英國大使戴維·布魯斯的妻子，以及洛倫·庫珀，一位著名參議員的妻子。
安嫩伯格對任何事情都很敏感，他感覺受到了忽視，這在許多方麵都有點兒像他的朋友尼克鬆。他和尼克鬆都很不幸，也都沒有魅力，而且還不會控製情緒。安嫩伯格夫人和伊萬傑琳·布魯斯就大使官邸裝修問題的宿怨仍在發酵，並且迅速升級，給宴會蒙上了一層陰影。除此之外，庫珀夫人指桑罵槐地說安嫩伯格還沒有富到可以擔當大使。安嫩伯格感覺這一切都是故意的，因此立即中斷同凱瑟琳·格雷厄姆的談話，怒氣衝衝衝地提前離開了宴會。
凱瑟琳被搞得心煩意亂，她十分想和沃爾特搞好關係。凱瑟琳不想和任何人發生衝突，那是她的風格。她喜歡高高在上的感覺，但是她不喜歡炫耀。她喜歡大人物，尤其喜歡那些重要人物。因此同他發生矛盾使她感覺很不舒服。但是，她想讓沃爾特明白，她不會授意本·布拉德利在報上刊登那種文章的。
因此當我去看他時，他正在考慮寫一本關於菲利普·格雷厄姆的書，還要寫菲利普的牙齒為何長得很可笑。
沃爾特認為如果一個人牙齒之間的縫隙過大，那就表明他的精神不穩定。即使沃爾特這樣認為，你最好不要同他爭論。我知道這一點，因此，沃爾特很喜歡我，但是他喜歡我還有個原因，就是我從來沒有反駁他。如果沃爾特在我麵前指鹿為馬，我也會一言不發地聽著。
“因此，我就成了他和凱瑟琳的中間人。”安嫩伯格希望巴菲特所傳遞的信息是，如果他出版了關於菲利普·格雷厄姆牙齒的書，那就有好戲看了。
同時，他對我真是再好不過了。他把我安排到最好的客房裏，並且帶我到他的辦公室參觀，裏麵有一個玻璃櫃，放著他的收藏品——一些波斯金幣、一把折疊刀和一些其他的東西。這是他祖父從波斯來到這個國度時口袋中所僅有的物品。他說：“你在這裏看到的一切都是由這些東西創造的。”幾年前，沃爾特重新恢複了家族的實力。他的作為足以讓他的父親感到自豪，而這也是他生活的首要目標。
巴菲特理解安嫩伯格的心情，然而他似乎從來沒有注意到他們之間的某點相似之處，也許是因為他們在其他方麵差異很大。安嫩伯格一本正經，毫無幽默感，視財如命，循規蹈矩，同格雷厄姆家族又有矛盾，這都和巴菲特顯得格格不入，並且他們的政治觀點也正相反。然而，在他們不同的膚色下麵，這兩個精明的商人卻有個共同之處，就是極力證明自己——不僅僅在商業上，同時也在社交上——這都是為了表示對各自父親的尊敬，他們認為父輩們都沒有受到公正的對待。
他們開始通信。安嫩伯格認為自己就像一個長輩一樣，在慈善事業上對巴菲特進行教導。他認為富人在臨死之前要把所有的財富都捐贈出去，以免他們指定的托管人沒有遵照他們的遺願——安嫩伯格已經仔細研究了許多失敗的基金會和那些背信棄義的基金托管人。他想提醒巴菲特注意一些意想不到的潛在危險。他天性多疑，總是在考驗別人——在這一點上，他和巴菲特很像。他給巴菲特舉了一些例子，證明在捐助人死後，基金會全都變了味。同時，他在信中也談了一些關於股票的看法。巴菲特——一個初露頭角的慈善家，以及因揭露一個大慈善團體管理人員的醜聞而獲普利策獎的出版家——津津有味地讀著這些東西。安嫩伯格告訴巴菲特，他很害怕死後會由一個專橫的管理人員來掌管他的資產，那樣的話這個人就可以為所欲為，從事他命名為“大肆掠奪基金會”的活動。
他給巴菲特寫信，感謝他送給他一篇關於麥克喬治·邦迪的文章，這個人掌管著福特基金會，他采用的方式正是安嫩伯格所深惡痛絕的。“亨利·福特二世曾經說過麥克喬治·邦迪是‘全國最為渾蛋的一個人’，他拿著福特基金會的錢，過著阿拉伯王子的奢侈生活。”
安嫩伯格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考慮謀劃，就是為了避免自己死後被欺騙。他告訴巴菲特多納基金會的故事，該基金會的執行董事改變了基金會的名字，將其變成了“獨立基金會”，完全抹掉了最初捐助人的名字。“我建議您一定要確保在您去世後沒有人能擅自更改基金會的名字，”他寫道，“我們要記住多納先生。”
巴菲特和蘇珊也創建了一個基金會，對此他的看法完全不同。“它不應該叫巴菲特基金會，”他後來說，“把它命名為‘巴菲特基金會’很傻，但是現在再改名也很傻，因為它已經很有知名度了。”
他和安嫩伯格都對媒體和出版十分癡迷。《電視指南》是安嫩伯格最重要的財產。它同《每日賽訊》一樣都是“珍品”，但是它的受眾更廣泛。巴菲特一聽說安嫩伯格可能打算出售《電視指南》，就和湯姆·墨菲立即飛到了洛杉磯，去看看這位傲慢的大使是否會把它賣給他們，兩人對半平分。
但是安嫩伯格想讓他們用股票支付，而不是現金。“我們從來不賣股票的，”墨菲說，“沃倫從來不賣他的股票；隻要有可能我也避免這樣做，因為賣掉股票你是不會變富的。”用股票來交換《電視指南》，它將來可能會比伯克希爾–哈撒韋所支付的股票賺到的錢更多。同你所購買的任何公司相比，用股票支付顯得你對自己的業務有點兒輕視——除非你用來支付的股票定價過高。一般來說，他們經營公司以及應對股東的方式決定了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他們沒有買到《電視指南》。
不過，巴菲特繼續替安嫩伯格和格雷厄姆傳遞消息，同時格雷厄姆也帶著巴菲特上禮儀學校，讓他為這些上流社會的活動做準備。她不斷因為生活中的瑣碎小事給他打電話。他到馬撒葡萄園那座鋪滿鵝卵石、能俯瞰蘭伯特灣的別墅去看望她，他們一起出差去參加商務會議，有時還去度假，到尼亞加拉大瀑布旅遊。他帶她去看他的標誌企業之一——伯克希爾紡織廠。人們常常在慈善活動上看到已經59歲仍然風情萬種的凱瑟琳把她家的鑰匙扔給46歲的沃倫，而且在公共場合也更加頻繁地看到他們倆一起的身影。因此到1977年初，他們的事已經出現在《名人逸事》專欄，格雷厄姆說這是“多管閑事”。
朋友們認為他們倆之間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正如其中一個人所說，“很清白”。並且，格雷厄姆很坦率地和她的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很明顯作為一名女性，她似乎很不安全，但是她卻盡力朝相反的方向努力，正如她在自傳裏講述的一樣。她的母親曾經以到處賣弄風情而著名，但是她隻同有權勢的聰明人保持精神上的密切關係。巴菲特自己也喜歡和女人們發展浪漫的友誼，無論同凱瑟琳的關係在開始時是否真有什麽浪漫的因素，然而，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彼此之間一直都是友誼。
但是這些報道卻打亂了蘇珊和沃倫之間微妙的平衡。無論她的生活怎麽變化，她仍然十分關心她的丈夫。再者，蘇珊喜歡過被別人所需要甚至是依賴的生活。現在她感覺不再受到重視了。然而，她永遠也不可能像遭人唾棄的戴茜·梅爾一樣出現在公眾麵前。她到華盛頓旅行時還會住在凱瑟琳的家中，並且仍然麵帶微笑，盡管她的丈夫依然頻繁地和凱瑟琳公開出現。蘇珊的一些朋友認為，她實際上對此漠不關心。其他人感覺她需要依賴別人，或者沃倫同凱瑟琳的關係給她提供了借口，使她可以獨自地過著平靜的生活。不過，她還是明確地同幾個朋友說過她很生氣，並且感覺很難堪。她處理這一問題的方式是給格雷厄姆寫了一封信，許可了她同沃倫之間的關係——就好像凱瑟琳正在等著這樣的許可一樣。凱瑟琳把信拿給人們看，就好像這封信可以幫她開脫。
蘇珊現在完全致力於她的歌唱生涯。1976年，她同奧馬哈一家法國咖啡屋的老板接洽，這是一家由倉庫改裝的正式餐廳，位於古色古香的鋪滿鵝卵石的老市場區，她請求在他們的大廳裏唱歌。他們十分驚訝，不過還是高興地同意了。蘇珊曾在這裏舉辦過一場賑濟非洲災民的義演——她赤著腳，穿著帶褶皺的印花棉布上衣，係著花色絲巾。廣告證實了謠言——“蘇珊·巴菲特將要成為一個歌女了”。“這真的讓人很震驚，不過我總是希望能夠徹底地過自己的生活。”她第一次登台演出之前對一個記者說。
她“缺乏自信”，一位評論家說，但是她有“安·瑪格麗特的朝氣”、“獨特的爵士風範”，以及想在法國咖啡屋的舞台上贏得觀眾讚譽的願望。觀眾包括各色人等，有“來捧場的朋友”，也有隻是出於好奇來看富婆的看客。幾周之後，比爾·魯安就對她說，“我是百老匯的比爾，我已經給你安排好在紐約的試音了。”她在黃磚路、蹺蹺板、流浪者和大舞廳等場所首次舉行了三周的短期公開巡演。之後她說：“他們請我再回去演唱，但是我想往後推遲一下，也許明年可以吧。首先我想找一個音樂總監製作一整套完整的節目。現在我明白這是多麽的艱難，但是我已經欲罷不能。當我回來時，我想連續不停地工作6個月。”最後她同威廉·莫裏斯經紀公司簽了約。
那年夏天，巴菲特夫婦來到紐約。沃倫有時在凱瑟琳的公寓裏打橋牌，晚上蘇珊登台時，他會在觀眾中興高采烈地欣賞她的歌聲。她的音樂生涯把他倆又聯係在了一起——他為她的成功激動不已。他們考慮在第五大道旁邊買一套地標性的建築，作為他們在紐約的長期根據地，但最後還是沒有決定下來。
蘇珊確實想往後推遲，到1976年秋天時，她還沒有打算回到紐約。她在拉古納待的時間仍然比沃倫多。再者，她在奧馬哈的追隨者也分散了她的注意力。那裏有利拉，她長時間圍在蘇珊身邊講述她在38年半時間中同霍華德發生的那些故事；有豪伊，他正在奧馬哈城外開著挖土機；還有她的姐姐多蒂，她似乎一生都是在夢遊中度過，對什麽事都不緊不慢，漠不關心——有一天，她打來電話說家裏著火了，蘇珊剛一掛斷電話，就在想多蒂是否給消防部門打了電話，蘇珊立即打了過去，多蒂說沒有，她隻是想著給蘇珊打電話。這些都是來自家庭的責任，還有更多來自其他的牽掛——蘇珊關注的流浪兒、孤獨寂寞的人和當地的好友故交。
她沒有在紐約簽約登台演唱，相反，她卻決定1977年的春天在奧馬哈的法國咖啡屋再進行一輪演出。為此，《奧馬哈世界先驅報》決定把這位百萬富翁的妻子登載到一期雜誌的封麵上，她人到中年卻決定登台演出，成為一名歌手，這很令人費解。記者阿爾·巴德·佩格爾按照常規的做法進行報道，他先采訪了蘇珊的朋友，就她的生活問了一些簡單的問題。他想知道是什麽促使蘇珊唱歌的。當然，像奧馬哈的許多人一樣，他也聽過關於蘇珊的一些流言蜚語。蘇珊的朋友們都很有“警惕性”和“保護性”。
尤妮斯·丹尼伯格“憤慨”地聲稱，“蘇珊是如今已不多見的大好人之一，今天有許多家夥都認為這種人根本就沒有了。因此他們對她做出一些卑鄙的舉動，因為這使他們感到不安了”。崇拜者們團結起來共同保護他們的“聖母”。佩格爾承認，麵對著這樣一群堅定的保衛者，他產生了一種潛意識的衝動，想在蘇珊最潔白的晚禮服上抹一把汙泥。
巴菲特家的休息室，蘇珊和佩格爾一起坐在壁爐旁的長沙發上，蘇珊開始接受他的采訪。屋裏放著一張乒乓球桌，牆上貼著幾張海報，上麵寫著“真愛相伴”和“盡享快樂時光”之類的話。她突然給他一種十分脆弱的感覺。
“做演員和做母親完全不同，”她在采訪中告訴他，“我不習慣做一個隻會關心人、給人做飯的蘇珊·巴菲特。也許我隻是往前走了一步，可能已經有人正在考慮著這麽做了，我想嚐試一些事情，但是我卻很害怕去做。”她停了一下又接著說，“我的故事就這些。”
記者提示說他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她那些堅定的保衛者更加激發了他的好奇心。蘇珊敞開心扉，一直談了5個小時，不過沒有談到她自己的私人生活。然而，在采訪結束時，她說她對自己所做的也感到十分吃驚。她一向口風很緊，有人曾在宴會上試圖打探她的消息，總是很難有收獲，但這次，她在佩格爾麵前卻完全打開了封閉的心。在采訪中，她設法說服他，把他變成一個朋友。
當這篇報道發表後，雜誌的封麵寫道：“是什麽使蘇珊·巴菲特歌唱？”還配了一張她的照片，上麵寫著：“誰知道呢？”她勉強露著微笑，眼睛向上看著，並沒有看鏡頭。在內頁的照片上，蘇珊的臉遠離鏡頭，眼睛盯著小狗漢密爾頓，而它正微笑著盯著她放在琴鍵上的手。這幅照片更像心靈深處一個未知的夢，而不是她的典型形象——露齒微笑的臉。
報道發表的那天早上，蘇珊抱著一大箱喜詩公司的糖果出現在了佩格爾家的門口。她興奮得像個孩子一樣，對他所描繪的形象十分滿意。她把他也列在了客人名單中，邀請他出席在法國咖啡屋的首場演出，並給他發了份邀請。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客人一起目睹了年輕、漂亮、容光煥發、婀娜多姿的蘇珊，她戴著一頭深褐色的假發，渾身綴滿的金屬片閃爍著迷人的光彩，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攝人心魄，烏黑的眼睫毛更是引人注目。她臉上的表情表明她已經明白那個關心照顧他人的蘇珊·巴菲特還不錯。現在她已經知道如何優雅地登台演出，並且在歌唱間隙觀眾尖叫大喊時，仍然保持著嫵媚的微笑。她的客人們看到了一個妻子和母親從生活的困擾中解脫出來，走上舞台，實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生活。觀眾發現她的說話聲音略顯單薄，不過很流暢。她唱起歌來富有磁性，甜蜜優美，又略帶一絲傷感。她的主打歌曲——“爸爸係列”如《我的心屬於爸爸》、卡巴萊經典音樂《你的餘生在做什麽？》，以及她最喜歡的桑德漢姆的《讓小醜進來》——全都感動了觀眾，濕潤了他們的眼睛。當蘇珊唱歌時，她感傷的一麵閃現出來，她脆弱的感情暴露在了觀眾麵前。沃倫雙臂環抱地站在後麵，注視著台上的妻子，如癡如醉。看到她的歌聲吸引了觀眾，他也是滿心歡喜，他幽默地說道：“我能讓她這樣做可真是了不起啊。”
然而，到了1977年的夏天，蘇珊還沒有去紐約追尋自己的機會。沃倫認為這是因為他天真率直的妻子不願意被職業歌手的演出時間束縛。巴菲特夫婦的一些朋友也在想，蘇珊婉轉的歌聲以及台上引人注目的表演是否能夠同那些已經成名的職業歌手一爭高下。不過讓妻子成為一名歌手，並且灌製自己的唱片也是沃倫的夢想。她的雄心總是被冠以其他人的意願，而不是她自己的。同時，喜歡關心照顧他人的蘇珊·巴菲特也是一個獨立的人、有著自己私密生活的人。
問題就在這裏。作為一個富翁的妻子，這個身份可以幫她追尋嚴肅的歌唱事業，同時也開啟了一扇大門，方便他人窺視她的私人生活，而她希望這扇門是關著的。沃倫可以住在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家中，並且同她一起自由地出入公共場合，大眾小報可以對此熟視無睹。但是，作為一名已婚婦女，蘇珊卻沒有這樣的自由。雖然婦女解放運動已經改變了許多事情，但是還沒有到這一地步。隨著她的隱私不斷曝光，如何處理她日益加深的感情裂縫快要把她給壓垮了。
他們在《奧馬哈太陽報》的朋友斯坦·利普西的婚姻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他和蘇珊常常早上一起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互訴衷腸。他倆都對東正教的思想和發揮人類潛能的運動很感興趣，這是起源於加州大蘇爾埃塞倫研究所的運動方式。不管怎樣，他們還是說服了沃倫，以及斯坦的妻子珍妮和蘇珊的妹妹多蒂，邀請他們一起參加林肯酒店的周末討論會，初衷是為了探討自己的內心世界。研討會一開始就讓人們互相公平地敞開心扉，這是蘇珊的拿手好戲。沃倫對於這樣傾訴感情的興趣一點兒也不像他的妻子。
500多人從千裏之外趕到這裏，他們開始做這些瘋狂的事情。首先，我們要先找一個夥伴。然後其中一個人開始說話，另一人不管聽到了什麽，都要不停地說：“然後呢？”
因此，我找到了一個來自俄克拉何馬的漂亮女士。她先說話，然後，她停下來，我接著說：“然後呢？”10分鍾後，她就控製不住自己，開始哽咽了。僅僅通過說“然後呢？”就把她給擊垮了，就好像我在故意傷害她一樣。我簡直感覺到自己是在酷刑室或者其他類似的地方拷打她一樣。
在完全曲解了這一活動的用意之後，巴菲特離開了淚流滿麵的夥伴，他迫切希望找另一個人再繼續下去。指揮者告訴參與的人再找一個夥伴。“現在，當我聽到指揮者說‘我想讓你們選擇一個異性夥伴’時，”利普西說，“我希望尋找一個有魅力的人。”巴菲特站在那裏，四處張望著，好像不知道該做什麽一樣。“緊接著我就看到，”利普西說，“他找了個非常胖的女士。”
她穿著一件華麗而寬鬆的長衣，大概有400磅重。我的任務是趴在地上，然後指揮者說這位女士要給我一件禮物，就是“她的重量”，這就是說她要“噗”的一下壓在我的身上。這個龐然大物準確地朝我撲來，我大喊一聲“啊”，結果這個禮物就重重地壓在了我的身上。
同時，在另一個房間，他們讓人們學狗叫。我能聽見多蒂的聲音——她平時很保守，連跟別人打招呼都難——她正在拚命地亂叫。
緊接著是要被蒙上眼睛，讓別人牽著走過林肯市的大街，去體驗盲人的生活，蘇珊和斯坦放棄了，他們跑到電影院去看《安妮·霍爾》了——那是“一部讓人緊張的浪漫片”——並且“整個周末的剩餘時間我們都在狼吞虎咽油炸食物和冰激淩聖代”，利普西說。
1977年夏，沃倫又一次在凱瑟琳·格雷厄姆位於紐約的公寓裏沒日沒夜地打橋牌，而蘇珊也是整天整夜地不在家裏。
8月，豪伊同瑪西婭·蘇·鄧肯結婚了，盡管她的父親警告她跟這樣一個家夥結婚不會幸福的，因為他靠為別人挖地下室謀生，開著一輛小貨車，車鬥裏裝著幾隻大卷毛狗，到處瞎跑。凱瑟琳·格雷厄姆為這對新婚夫婦送了一份禮物，之後她就給巴菲特打電話，說她感覺很難受，因為豪伊短短的感謝信中竟然拚錯了三個單詞。
勞動節的周末，蘇珊在奧馬哈進行了最後的表演，地點在奧芬大劇院，這次是為歌手和作曲家保羅·威廉姆斯做開場演唱。她身穿一件粉色薄綢長袍，麵帶微笑。她以流暢的女低音唱著略微帶些浪漫的爵士歌謠，就像熱情奔放的愛人一樣，“使人想入非非，浮想聯翩”。一曲《讓我們感覺在相愛，好嗎？》觸動了聽眾的神經。但是，在一個像奧馬哈這樣流言蜚語滿天飛的小城，恐怕也沒有必要再去澄清什麽了。
那年秋天，蘇珊明顯開始意識到她的生活是多麽糟糕了。她會在淩晨4點出門，一路驅車來到瓦胡——她歡度新婚之夜的地方——將保時捷上的收音機開到最大聲，聽著音樂，一直到拂曉才一個人孤獨地回到家中。
在狀態最佳的時候，蘇珊關心著他人。現在，在恐慌之中，她又找到了他們，把自己的苦惱說給他們聽。在公園裏、在散步時、在長途駕駛時，朋友們聆聽著她訴說自己的苦悶。她積攢了一點兒錢，並且讓朋友們掌管著，就好像在計劃著逃跑一樣。她來到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辦公地點，找到網球球友丹·格羅斯曼的辦公室，哽咽著向他尋求建議，而她的丈夫就在隔壁的辦公室裏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蘇珊似乎認識到她正在拖累無數的人，因為她告訴了他們她的許多婚姻問題以及她生活幻想的破滅，而她的丈夫對此卻還一無所知。她對每一個人說：“你不能告訴沃倫。如果你愛他，你就不會那樣傷害他。如果他發現了的話，他會自殺的。”
蘇珊很有影響力，很受人愛戴，並且沃倫對他妻子的摯愛也很明顯，除此以外，蘇珊使每個人都認為沒有了她沃倫會變得無依無靠，因此人們都接受了這個保密的責任。有些人是出於自發，有些人是出於忠誠，還有些很不自在，感覺她的邏輯多少有些不合理。但是他們感覺到有責任替她保守秘密，以免脆弱的沃倫受到傷害。
當年的秋天，格雷厄姆集團在亞利桑那州加德納網球牧場舉行了一次年會，不過沒有出現什麽問題。這一集團——現在通常也被稱為“巴菲特集團”——多數人很早就接受了這一想法，即沃倫和蘇珊是一對充滿柔情的夫妻，不過卻過著分離的生活。那年的日程同以前一樣，蘇珊和其他人的妻子也都參加了。比爾·魯安陳述了沃倫刊登在《財富》上的一篇文章《通貨膨脹如何詐騙股權投資商》。巴菲特解釋解決通貨膨脹的最好辦法就是提高一些股票的價格，尤其是那些成本增加的公司的股票——但是它們的價值也正在被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侵害，他稱通貨膨脹就像一條“巨大的公司絛蟲”。在休息時，馬歇爾·溫伯格給沃倫和蘇珊講了一下他侄女的事，她現在正在美洲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生活和工作。“哦！”蘇珊立即說，“我也想去那裏，過著簡單的生活，幫助保留地那些可憐的人，那真是棒極了。”沃倫看著她，不動聲色地說：“蘇珊，我也給你買一塊地吧。”
47歲時，沃倫已經實現了他的一切夢想，他的身家高達7200萬美元，而他所經營的公司市價已經達到了1.35億美元。他的報紙已經兩次榮獲新聞界的最高獎。他是奧馬哈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在全國範圍內他的知名度也在不斷上升。他是最大的地方銀行的董事會成員，同時也是《華盛頓郵報》和其他許多公司的董事；他是三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並且成功地買進和賣出了許多公司的股票，而多數人可能一生也說不出這些公司的名字來。他最初的合夥人大多成了超級富翁。
他的生活依然和以前一樣，掙錢是他最為激動和興奮的事，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繼續掙錢。他知道蘇珊認為他癡迷錢財，而且她一直就這麽認為，但是他們仍然能夠互相尊重彼此的差異，繼續生活在一起，共同度過了25個春秋，或者說他似乎是這樣認為的。
在巴菲特集團的年會後不久，深秋的一天，蘇珊去舊金山看望一位高中時的朋友，她在那裏待了四五周。一個又一個親朋故交似乎把她吸引到了加州。她的侄子比利·羅傑斯已經搬到了西海岸，並加入了一個樂隊。蘇珊告訴他說願意盡全力去幫助他戒掉海洛因癮，但是把他一個人留在加州她很不放心。伯蒂·巴菲特，現在已經嫁給了希爾頓·巴雷克，也住在舊金山和卡梅爾。珍妮和斯坦·利普西也在考慮著搬到舊金山去。蘇珊寡居的朋友拉克·紐曼現在也住在那裏。蘇茜和她的丈夫就住在近旁。彼得，她十分操心的小兒子，現在已經是斯坦福大學的二年級學生。並且她和沃倫已經在加州有了自己的根據地——他們在翡翠灣的度假別墅，正好在舊金山的南部。內布拉斯加對她的吸引力越來越小了。奧馬哈的家空蕩蕩的，讓人感覺十分怪異：彼得一上大學，小狗漢密爾頓也離開了家，跟彼得的一個朋友走了。
在舊金山住了一段時間之後，蘇珊發現這是一個漂亮、能夠激發想象、生氣勃勃的城市。站在小山坡上，從每一個角度都可以俯瞰到海灣、大海、大橋和日落，一排排維多利亞時代風格的建築呈波浪形散布在海灘上。各色人等熙來攘往，鄰裏社區，以及建築、文化、藝術、音樂等匯集成了一個奇異的萬花筒。在舊金山，你永遠也不會感到厭煩。這裏氣候溫和，清新的空氣沁人心脾。在20世紀70年代各種運動風起雲湧和此起彼伏的社會潮流之中，舊金山也衝在風口浪尖，到處彌漫著一股享樂主義和寬容的精神，沒有人會對他人品頭論足。
蘇珊看了一些公寓，然後她回到奧馬哈，來到法國咖啡屋，這是她曾經登台歌唱的地方。她找到了阿斯特麗德·門克斯，她是那裏周一晚上的領班，也是調酒師，有時還客串一下主廚。蘇珊和阿斯特麗德關係很親密；她在法國咖啡屋為她服務，那年早些時候，新任英國駐美大使彼得·傑伊到奧馬哈訪問時，到巴菲特家赴宴，就是她置辦的晚宴。阿斯特麗德做的是高糖類的食物：炸雞、土豆泥、肉汁、煮玉米和熱的奶油巧克力聖代，她也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否合大使的口味，但這些都是巴菲特的最愛。
現在，蘇珊請阿斯特麗德順便去看看沃倫，並且給他做做飯。接著，她和沃倫談了談，她說她想在貴族山的格拉姆西塔租一座時尚的小屋子，這樣她就可以在舊金山有個落腳點了。
沃倫基本上沒有怎麽聽進去，他隻聽他想聽的東西，不過他同意了蘇珊的想法，因為她解釋說她並不是要離開他。他們不是“分居”，他們的婚姻仍然存在。即使她有了自己的小天地，也不會真有什麽改變，在舊金山這個地方，她可以找到自我。她隻是想讓自己體驗一下一個充滿藝術、音樂和劇院的城市的生活，她一再向他這樣保證。他們的生活早就已經走上了不同的軌道，並且他倆一年到頭都在四處旅行，他幾乎都沒有注意到他們的生活有什麽不同。隨著孩子們一個個長大，她也該考慮自己的需要了。她一遍遍地告訴他：“我們都有自己的需要。”現在她用的是很肯定的語氣。
“蘇珊並沒有完全離開，事情就是這樣的，她隻是想改變一下。”巴菲特說。
在蘇珊所有的旅行中，她都不斷地說著要買這個地方或者那個地方，但是沃倫從來沒有想過她會離開他，因為他從來都不會想到她會離開他。“想改變一下”和“並沒有完全離開”，這就是巴菲特式的含糊其詞，他們兩個人都在避免捅破那層窗戶紙，避免讓對方失望。
接著她就離開了。
蘇珊先和朋友貝拉·艾森伯格到歐洲待了幾周，然後，她回到翡翠灣同家人一起度過了聖誕節，隨後她又去了歐洲，在巴黎她遇到了湯姆·紐曼，就是她朋友拉克的兒子。湯姆很快就要到舊金山的新家同他媽媽會合，因此他們很快就成為朋友。對蘇珊來說，她想在舊金山擁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小天地，這並不意味著這裏隻是一個臨時的落腳點——她時不時過來躲避一周的地方。沃倫要自己照顧自己，他感到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麽辦，蘇茜會回奧馬哈住幾周幫著他收拾一下。自從婚禮之後，她就不斷地哭著給媽媽打電話訴說婚姻的苦惱。蘇珊一方麵慢慢地幫著她走出婚姻的誤區，同時她也在擺脫束縛自己婚姻的那些陳規陋俗。蘇茜竭力向她的父親解釋，如果他和她的母親沒有過多地分離，他的生活就不會這樣了。但是沃倫以前從來沒有想過他和蘇珊幾乎一直是在過分居的生活。在他的頭腦裏，蘇珊是為了他而生活的。當他們在一起時，她當然會表現成這樣。因此，他很難理解蘇珊想要過自己的生活，並且不再來照顧他了。
蘇珊和沃倫在電話裏可以一直說幾個小時。現在沃倫明白，隻要她願意回來，他可以為她做任何事情，答應她的任何條件、任何要求——甚至可以搬到加州去，或者學習跳舞。但是很顯然，已經太晚了。他無法給予她所想要的東西，無論是什麽都不行了。她解釋說自己需要自由，她需要過獨立的生活，滿足自己的需要，找到自我，她不可能一邊照顧他的生活又一邊做這些事情。因此，他漫無目的地在房子裏轉來轉去，吃飯穿衣都成了問題。他整天頭昏腦漲來到辦公室。在員工麵前，他還要控製自己——不過別人還是能看出來他晚上根本沒有睡好。他每天都哭泣著給蘇珊打電話。“他們好像無法在一起生活，但是離開了對方，他們還是無法生活。”他們的一個朋友說道。
看到丈夫這麽無助，甚至被擊垮，蘇珊有點兒動搖。她對一個朋友說：“我可能必須回去了。”但是，她沒有這樣做。他們都有自己的需要。她的一個需要就是讓她的網球教練搬到舊金山來。她在離自己公寓不遠的地方給他安置了一套單獨的小公寓。他認為這隻是暫時的，等蘇珊離婚後，他們就會結婚。
蘇珊卻搖擺不定，她沒有離婚的打算。“沃倫和我都不想失去任何東西。”一個朋友問她的打算時，她這樣回答。她說的不是錢的問題，她自己也有伯克希爾大量的股份。蘇珊是那種不希望生活中減少什麽，而是希望能不斷增加的人，並且她也從來沒有想過要表現得與眾不同。
同時，她一遍又一遍地給法國咖啡屋的阿斯特麗德·門克斯打電話：“你還沒有去看望他嗎？你還沒有去看望他嗎？”
蘇珊對她十分了解。阿斯特麗德·貝亞特·門克斯出生於1946年的聯邦德國，當時她的父母剛剛“從加入蘇聯的拉脫維亞到了那裏”。5歲時，門克斯和5個兄弟姐妹乘坐一艘破舊不堪的經過改裝的軍艦，隨著父母一起移民到了美國。當他們乘坐的軍艦駛入港口時，她看到霧蒙蒙的岸邊閃現著一個龐然大物——自由女神像，這就是她對美國的第一印象。
門克斯一家被安置到了內布拉斯加州的弗德爾，他們住在一個農場，燒著大爐膛的爐子，屋裏既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當阿斯特麗德6歲時，全家人搬到了奧馬哈。之後不久，她的母親被診斷為乳腺癌，阿斯特麗德和兩個弟弟被送到了奧馬哈以馬內利慈善婦女會，這是馬丁·路德教的女信徒開辦的一個多功能機構，包括養老院、孤兒院、醫院、教會和活動室。她的父親隻會說一點兒英語，他在這裏做維護員，而孩子們都住在孤兒院裏。阿斯特麗德的母親死於1954年，當時阿斯特麗德13歲，她連續在三個寄養家庭生活過。“在寄養的家庭裏過得很不愉快，”她說，“在孤兒院我感覺更安全些。”
中學畢業後，門克斯上了內布拉斯加大學，一直到把錢花完為止。她在奧馬哈互惠銀行工作了一段後，又到一家女士服裝店做采購員和經理，不過她自己穿的卻都是從舊貨店淘的衣服。最後，她成了一家餐廳冷餐部的廚師長，每天要切50磅的西葫蘆，準備涼菜。她住在離工作地點不遠的老市場區的一個小公寓裏，十分方便，因為她那輛雪佛蘭織女星汽車的底盤已經鏽得不成樣子，透過窟窿都能看見地麵。
她經常窮困潦倒，不過她卻認識破敗不堪的簡易房社區的每個人，並且幫著組織該地區那些自閉的藝術家、漂泊在外的單身漢以及同性戀，為他們做飯或者舉辦節日盛宴。阿斯特麗德身材小巧，皮膚白皙，一頭金發，楚楚動人，是個典型的北歐美女。她棱角分明，讓人一眼就能看出祖籍來。當時，她看起來比31歲的實際年齡還要年輕。阿斯特麗德總是對生活的艱難滿不在乎，不過，蘇珊結識她的時候，正是她情緒低落、一無所有、一事無成的時候。但是，在照顧他人方麵，她比蘇珊可要強得多。
麵對蘇珊提出讓她去看望沃倫的要求，阿斯特麗德不知道蘇珊究竟是什麽意思，因此她感到困惑和害怕。不過，她最終還是去了。到那裏後，她做了一頓家常飯。她發現這個家到處都是書、報紙和年報。離開女人的照顧，沃倫幾乎不能生活下去，他急需別人的關愛；空閑時間，他不知道如何打發，隻好帶著多蒂去看電影，或者同已經離異的朋友魯絲·馬奇莫爾一起消磨時光。很明顯，他仍然十分孤獨、可憐，在感情上好像退化成了一個11歲的小男孩。他需要別人來給他做飯、幫他穿衣。阿斯特麗德是最沒有事業心的女人，但是——正如蘇珊知道會發生什麽一樣——當麵對問題時，她知道做什麽。
沃倫最後解釋為什麽蘇珊要這樣離開：
這是可以避免的，這本來就不應該發生，這是我犯過的最大的過錯。從根本上來說，無論我做了什麽，隻要是和蘇珊的離開有關的，都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過錯。
其中部分原因就是缺乏理解，我確定，95%都是我的過錯——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甚至可以說99%都是我的過錯。我對她太不關心了，而她總是對我十分關心，幾乎是關心我所有的方麵。你知道，我的工作變得越來越有意思。當蘇珊離開時，她對我的需要比我應該給予的要少。我的配偶成了第二位的。她和我生活了這麽多年，在照顧孩子上她的功勞占90%。不過，卻很奇怪，雖然我的付出很少，但是我對孩子們的影響卻很大，這和付出的時間不成比例。然後，她失業了，實際上是因為孩子們長大成人，她也就沒事幹了。
在一定意義上，也到了她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了。她一直都在從事大量的誌願工作，但是最後，卻沒有真正起到什麽作用。她不想學城裏許多女人一樣，成為一個大人物的太太。她不希望因為自己是一個著名人士的妻子，就自然成了一個著名的女士。她喜歡和人們接觸，而每個人也都喜歡同她來往。
她愛我，並且依然愛我，我們的關係卻很不可思議。但是……這不應該發生，這完全是我的錯。
無論傷害多麽深，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沃倫發現自己仍然活著。因此，他最終又回到了自己最適合的角色：教師和布道者。隻要他的聰明才智和聲譽仍然存在，人們依然會聽他講話。
1978年冬，巴菲特重新開始集中精力，構思寫作他的年度報告。上一封信中，他簡要陳述了商業活動是如何運作的，這一次他要講一講如何評估管理績效，解釋一下為何短期收益是投資決策的最差標準，同時對他朋友湯姆·墨菲管理的技巧進行讚揚。他當時的毛病就是把文章寫得深不可測，因此，他找到了卡羅爾·盧米斯來陪他寫作，借口就是要讓她做這封信的編輯。因此，她陪著他到紐約旅行，並且一起討論如何把他想要傳達的思想表現出來，獻給那些一直追隨和相信他的人：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