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拖車政策
45 拖車政策
奧馬哈 1982—1989年
從“伊麗莎白二號”上下來，巴菲特開始給妻子蘇珊講故事，主題可能是B夫人的逸事，也可能是巴菲特自己杜撰的發生在很久之前的故事。從這一點上來看，股神和其他人沒有什麽區別。盡管那時蘇珊已經和巴菲特分居，但兩人的關係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他們幾乎每天都要通電話，蘇珊更是把這部稱作“熱線”的電話安在了自己的公寓裏。每次電話響起，蘇珊都禁不住要跳起來。“那是沃倫的電話！”即便是與朋友在聊天，不管對方是誰，蘇珊都會把巴菲特放在第一位，當然在巴菲特不需要蘇珊的前提下，蘇珊的所有時間還是屬於自己的。
與巴菲特分居後，蘇珊曾在紐約的格拉姆西塔附近找了一間不大的公寓作為住所，後來她又搬到了位於華盛頓大街的有軌電車沿線，新住所可以看到附近海灣迷人的風景，更重要的是，這裏離小兒子彼得的住所很近，彼得和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女兒就住在這裏。那時的彼得依然在為自己的音樂夢想而奮鬥，為了支付房租，他對外出租了音樂工作室，同時也開始為別人創作音樂——隻要對方肯付錢，這些客戶中有學生電影社團，還有一家叫“西部影音”的唱片公司。
20世紀80年代初期對於蘇珊來說是一段痛苦的日子，她先後失去了自己的雙親。1981年7月，父親湯普森博士離世，僅僅過了13個月，蘇珊再次麵臨親人離開的悲痛，母親多蘿西·湯普森也告別了這個世界。蘇珊沉湎於失去父母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她的心靈和生活都受到了巨大的打擊。過了很長一段時間，這種情況依然沒有絲毫改善的跡象，反而變得更加嚴重。意識到這些變化，巴菲特不再對蘇珊的某些做法感到不理解了，他把蘇珊的要求全都看作理所應當的，這個他希望去保護、去嗬護的女人已經把一部分注意力轉移到了奢侈品消費上，而這些錢都出自巴菲特的錢包。蘇珊年輕的時候，最喜歡購買的是各種各樣的祝福卡片，但是現在，蘇珊更喜歡把錢花在那些知名品牌上，比如著名的皮鞋品牌波道夫。波道夫每年推出的新款皮鞋成了蘇珊的最愛，一向吝嗇的巴菲特在這個問題上似乎開明了很多，因為一個近似於無情卻又不爭的事實是，巴菲特之所以能夠掌管這麽一大筆財富完全是因為蘇珊的鼎力支持——無論什麽時候，隻要蘇珊想用錢，不需要任何理由，她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花錢。麵對兩件皮草外套，蘇珊不禁問道：“為什麽我要選擇買哪一件，非要給出一個答案呢？”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清楚，她根本不需要選擇！
物質消費對於蘇珊來說隻是一方麵，蘇珊的資金更多的還是流向了她的朋友那裏，她更多的時候還是為朋友們花錢。雖然蘇珊的這些朋友膚色不同，都不富裕，但是朋友的數量卻在不斷增加，而且沒有人願意離開這位巴菲特夫人。彼得大學時代的女朋友也一度在蘇珊身邊工作，擔任她的秘書，而且一做就是幾年的時間，直到彼得與女友即將訂婚，蘇珊與準兒媳的合作才趨於結束。隨著朋友數量的不斷增加，家族規模的不斷壯大，越來越多的朋友、家人，包括蘇珊在舊金山的隨行人員總是伴隨在她的左右，要是換作一般人，早就被這樣幾乎沒有個人空間的生活擊垮了，但是蘇珊並不是我們眼中的一般人。離開奧馬哈後，擁有巨額財富的蘇珊開始了自己的“魔幻”之旅，手中的金錢就像是魔法學徒手中的掃帚一樣無所不能。聖誕節前，巴菲特問蘇珊：“今年的聖誕節你需要多少錢？”蘇珊的回答是7.5萬美元。聽到這樣一個答案，巴菲特很快就在支票簿上簽了字。
在蘇珊的若幹朋友中，最能受到她貴賓禮遇的就是那些藝術家了，尤其是那些創作型的人才，那些蘇珊認為潛能尚待開發以及天賦沒有得到足夠認可的人，艾德華·莫爾達克就是其中之一。擅長當代油畫的莫爾達克最喜歡運用明快的色彩進行創作，而這正是蘇珊欣賞的。在這些人中，還有一個人得到了蘇珊的特別關照，他就是比利·羅傑斯，他既是蘇珊的外甥，也是最能給蘇珊製造麻煩的人。羅傑斯是一位爵士樂吉他手，才華橫溢的他曾先後與不同的樂隊、組合合作，也曾擔任過美國藍調傳奇歌手B.B.金的伴奏，他的音樂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作為美國爵士樂團“十字軍戰士”的一分子，但是羅傑斯的音樂之路卻毀於毒品。結婚後，羅傑斯育有一子，他把家安在了洛杉磯，之後幾年他在美國西海岸著實找回了昔日的風光，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羅傑斯從來沒有完全戒掉毒癮，戒毒一段時間後的複吸隻能使情況更加糟糕。但蘇珊從來沒有放棄他，在對待羅傑斯的問題上，她總是持樂觀的態度，即便羅傑斯因為吸毒把自己搞得混亂不堪，蘇珊對他的態度依然很堅定，因為在她眼中，羅傑斯就是自己的孩子。
1984年，艾滋病在美國已呈蔓延的趨勢。在2000多名患者因此喪命、2000多人感染的情況下，蘇珊決定投身到這場抗擊艾滋病的戰爭中，她的工作重點就是那些舊金山的同性戀者，在當時艾滋病被稱為“同性戀癌症”。那時，人們對於艾滋病的認知還遠沒有達到現在的程度，對於艾滋病的傳播方式也有很多誤解，這樣的大背景讓人們對艾滋病的抵觸情緒完全轉移到了那些同性戀者身上。而這種抵觸情緒不斷上升，最後演變成了近乎歇斯底裏的反對，人們認為那些性取向有別於常人的同性戀者應該受到上帝的懲罰。就在這個時候，蘇珊出現了，那些之前被家庭和朋友遺棄的同性戀者從蘇珊那裏得到了母親般的溫暖，巴菲特夫人再一次跨越了社會倫理的界限，在艾滋病成為一場災難、行將暴發的初期，人們總是能看到這樣一種景象，一個富家已婚女子頻頻出現在身患艾滋病的同性戀者身旁，儼然是他們的庇護者，而這個人就是蘇珊·巴菲特。
正因為如此，蘇珊在舊金山的生活才變得非常緊張，這更需要一種平衡：在她與巴菲特分居的6年裏（1977—1983年），在公開場合，蘇珊依然是沃倫·巴菲特的妻子，但是現在，蘇珊卻徘徊在離婚和再婚的門口躊躇不前。知道蘇珊處境的人也許會認為蘇珊為了取悅周圍的人而繼續選擇待在這個猶如牢籠的婚姻城堡中。在他們看來，蘇珊這樣做就是為了麻痹自己，讓自己不去想真正希望得到的是什麽，他們認為蘇珊是那種永遠都不會把自己真正的心理需求說出來的人。但是當人們親自看看蘇珊過去的生活經曆時，他們才知道這種臆想的猜測是錯誤的，蘇珊是那種從來不會向任何人屈服的人，她可以把自己的精力分成幾份，可以同時處理幾種不同的人際關係。蘇珊完全有理由讓人們相信她有能力處理好身邊的人際關係，但她有時又把這種自信轉化成了自負。在蘇珊的生命中不僅僅有沃倫·巴菲特，還有另外一個男人。當越來越多的人知道蘇珊這個秘密時，蘇珊自己也很難說清楚，與身邊的這兩個男人到底是什麽關係，事情似乎變得越來越難以控製，而且超出了她的控製範圍。
1983年底到1984年初，蘇珊和她的網球教練約翰·麥凱布一同前往歐洲旅行，旅行的過程中蘇珊不僅結識了很多歐洲的朋友，也認識了很多來自奧馬哈的同胞。一時間，蘇珊的兩種不同生活方式在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反響。1984年3月，蘇珊返回奧巴哈參加巴菲特母親利拉80歲壽辰的慶祝活動，其間，蘇珊並沒有向巴菲特隱瞞自己的情史，告訴沃倫自己離開奧馬哈搬到舊金山居住和另外一個男人有關，但同時她也承認這不是離開的全部原因。聽到這個消息，巴菲特意識到這段類似於婚外戀的故事似乎已經成為過去，巴菲特還感覺到蘇珊所說的這個男人是在她離開奧馬哈後認識的。
即便蘇珊向巴菲特坦承了自己的情感遭遇，她也是有所保留的，她沒有把自己的秘密完全告訴這位股票巨人，蘇珊的心裏已經很清楚，在巴菲特和網球教練之間，她選擇了前者。她永遠不會離開巴菲特，兩人的婚姻也將繼續下去，她沒有離婚的打算。
當巴菲特得知這一切的時候，他並沒有難過得選擇自殺，盡管看上去似乎他有些放棄人生的念頭。這件事情對他的打擊是巨大的，幾乎在一夜之間，巴菲特就瘦了10磅。那段時間裏，他需要承受太多的打擊，其中就包括他知道蘇珊把自己辛辛苦苦掙來的錢放心地交給另外一個人使用，要知道如果巴菲特預先清楚這件事，他是打死也不會同意的。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巴菲特對位於加州拉古納海灘的住所感到厭倦了，其實從一開始，他對這裏就不是很有好感。
在母親利拉的生日宴會上，巴菲特看起來很憔悴，但他給人的感覺還是與之前那些家庭聚會裏的巴菲特別無二致。在家裏，他與同居女友阿斯特麗德·門克斯的關係沒有任何變化，後者並不知道巴菲特究竟出了什麽事，而到了伯克希爾總部，巴菲特就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裏，用工作來麻痹自己。盡管自己對婚姻的全部幻想在這一刻成為泡影，但是巴菲特從來沒有把這種想法告訴給任何人，他選擇了把這一切埋在心裏。
家事如此，巴菲特此時的事業同樣麻煩不斷，伯克希爾工廠維持下去的希望變得越來越渺茫。盡管工廠裏的細紗機並沒有停止轉動，但這仍然無法掩蓋工廠敗落的事實。老式織布機像是一堆廢銅爛鐵拚湊起來的古董，縫紉機工作時發出的聲音更像是一輛在紡紗間行駛緩慢的火車。當時工廠裏隻剩下400多名工人，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是葡萄牙人的後裔，盡管專業技術優秀，但是他們年紀偏大，很多人都已經五六十歲，而且他們的英語也講得很差，再加上長期在嘈雜的紡織車間工作，很多人的聽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當時的情況是，如果巴菲特不去購買新的細紗機和紡織機等設備，工廠連一錠紗也生產不出來，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1985年巴菲特關閉了伯克希爾工廠。如果更換新設備，工廠大約要掏出5000萬美元的資金，而巴菲特最終還是選擇拍賣那些老設備，不過拍賣款總額隻有163122美元。
工人們對巴菲特做出這樣的決定也感到十分不解，他們希望在合同解除後得到相應的賠償金，但是工人們得到的補償隻是幾個月的工資。他們希望麵對麵地與巴菲特做個了斷，但是卻被後者拒絕了，工人們認為老板這樣的做法很無情，但又能怎麽樣呢？也許巴菲特根本沒有見這些員工的勇氣。
當然，這不是工人們的錯，當新機器出現的時候，工人們隻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是自由市場改變了他們的身份。如果你已經55歲了，而且不會講英文，隻會講葡萄牙語，你又能怎麽樣？在紡紗車間工作了30年，你的聽力已經不能和常人相比了，所以你隻能接受被淘汰的命運。也許有人說可以把這些工人送去培訓，讓他們接受培訓後再回來就業，但是別忘了他們的背景，有些人學學初中的課程就能成為一名電腦維修師，但我們的工人不是這樣！
我們的工廠放棄他們，並不意味著他們將因此失業，自由市場可以幫助他們重新找到就業機會，他們也給這個社會帶來了很多積極的東西，隻是我們需要一個完整的保障體係。歸根結底，還是社會得到的利益最多，但同時社會也應該為出現的問題負責！
盡管當時的社會保障體係還不健全，但巴菲特並沒有為這樣的社會現實收拾爛攤子的意思。不管工人們得到的補償金有多少，巴菲特認為那些都是工人們應得的。“市場並不完善，你絕不能指望這個社會能給你一份很體麵的工作！”
由於巴菲特最終選擇關閉工廠，紡織業也成了伯克希爾–哈撒韋成立初期資本積累過程中不堪回首的往事。根據巴菲特的規劃，他認為保險業可以推動伯克希爾–哈撒韋未來的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巴菲特把若幹家小保險公司整合起來，新公司也因此成為國民賠償公司的一個重要支柱。這個決定在當時曾被人稱道，但若幹年後，公司的發展方向卻被認為遠遠偏離了正軌，這樣的發展策略也被認為是錯誤的。
之後，巴菲特身邊發生了很多事情：最開始，巴菲特的好友傑克·林沃爾特選擇退休，之後國民賠償公司發生了詐騙事件，特別是後者帶給公司的影響是巨大的，經濟損失超過了1000萬美元。盡管公司也在詐騙案發生後追回了部分損失，但這些隻是保險公司所有問題的開始。20世紀70年代初期，巴菲特購買了不少的家庭保險公司和自主保險公司，但是這些收購並不成功，最後，這些公司不得不由其他人接手。盡管如此，這也幾乎成了巴菲特所有保險公司的發展模式，也就是我們在這章標題中提到的“拖車政策”，先讓這些公司陷入困境，然後求助於拖車，也就是讓第三方來幫助脫離困境。這就像利用絞車從泥沼中拖出笨重的物體一樣。除此之外，伯克希爾還和加州的工傷保險扯上了關係，這是一個涉及工人在出現工傷後有關工資和醫療、健康狀況的賠付險種。而截至1977年，伯克希爾旗下的兩家公司有一個已經陷入了巨大的“災難”之中，公司的經理人總是從代理商那裏撈回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巴菲特派出了丹·格羅斯曼趕往洛杉磯處理相關事宜。到了洛杉磯後不久，格羅斯曼發現自己對於保險行業簡直就是一竅不通，他終於明白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行業，遠遠超出了所有的字麵含義（在這裏我們舉一個例子，維恩·麥肯齊就曾親自出差去保險經紀人那裏收回了一處住宅和一部轎車）。也許在一般的行業中，讓公司的管理人員去處理這些事並不符合傳統首席執行官們的邏輯，但是對於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爾來說，沒有什麽是不可能的，畢竟對於一個精明的人來說，沒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時，格羅斯曼麵對的是一家支離破碎的公司，為了解決出現的種種問題，格羅斯曼采取了“拖車政策”，他找來了極富經驗的經理人弗蘭克·德納羅。事實證明，德納羅把問題處理得很好，在伯克希爾的年度報告中，巴菲特還點名對德納羅提出了表揚。
隨後，巴菲特為了增加再保險行業中的經驗值，還涉足了再保險險種，這是一家保險公司為其他保險公司提供保險服務的業務。在這項新業務中，巴菲特聘請了喬治·揚作為主管。揚非常紳士，而且業務素養很高，對於新工作，他上手非常快，公司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但同樣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損失。巴菲特曾試圖與揚一起解決出現的問題，格羅斯曼也因此被派到了紐約。事後，格羅斯曼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說道：“真的太亂了，當時一切都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巴菲特讓我去和倫敦勞合社談，讓我盡可能發掘再保險業務。”不過格羅斯曼也意識到再保險是一項屬於專業人員才能完成的任務，於是他找來了魯安和切尼夫幫忙，自己則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投資管理的學習上。
巴菲特的一生是充滿冒險精神的，除了再保險這個行業，他開發的另外一個實驗性產業就是Homestate保險公司。Homestate保險公司的性質與其他公司的性質不同，它的子公司分布在美國境內的各個州。在通常情況下，被保險人更願意和掛著“公司總裁”頭銜的人直接接觸。與那些“保險經理”相比，“總裁”往往更能提高客戶的滿意度。但是在1978年，以此為特色的Homestate保險公司的業績並不十分出色，巴菲特用了“令人失望”這樣的字眼來描述這一切。他發現盡管人們願意同公司總裁直接溝通，但是那些國有保險公司卻在經營管理等方麵占據優勢，這也就意味著Homestate保險公司需要一種全新的管理體係來改變這一切。巴菲特自己也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他那種“孤注一擲、抬高價格”的標準投資技巧沒有為保險方麵帶來巨額利潤。最終，還是巴菲特的好友湯姆·墨菲的建議為巴菲特打開了局麵，他告訴巴菲特要起用那些“有頭腦、有社會經驗的人員”。這樣，維恩·麥肯齊再次出現在巴菲特的視線裏。這一次，巴菲特委派麥肯齊出任Homestate保險公司分公司的經理，不過麥肯齊對保險業也不精通，最終不得不離開。就在這時，德納羅因心髒病突發去世，這對巴菲特更是一個致命打擊。當時，德納羅隻有37歲，在這種情況下，加州的工傷保險業務再次陷入混亂之中，巴菲特不得不把格羅斯曼從紐約重召回來繼續管理這邊的事務。
這樣，26歲的格羅斯曼成了Homestate保險公司的主管。在保險行業中，防止出現欺詐保險比保險銷售更為重要。格羅斯曼發現那些已經投保幾十年的老顧客卻在騙取保險金，而且他們這麽做已有數十年了。為此，格羅斯曼向巴菲特發出了求救信號，他希望得到巴菲特的幫助，但巴菲特並沒有給出任何有效的解決方案，年輕的格羅斯曼隻能靠自己來處理這些棘手的事情。盡管格羅斯曼在自己的這份事業上付出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但是他依然感覺力不從心，甚至覺得以他當時的經驗和閱曆根本不能處理保險行業中產生的種種問題。“這項業務本身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格羅斯曼這樣解釋道。再看看巴菲特方麵，雖然他一再表示對格羅斯曼有信心，認為他能處理好出現的所有問題，但恰恰就是這種壓力讓格羅斯曼透不過氣來，他的婚姻也因此亮起了紅燈。最終，格羅斯曼選擇離開，他告訴巴菲特自己根本無法應付出現的問題。之後，格羅斯曼舉家搬到了舊金山灣附近，在那裏開始了自己的投資經營。
以巴菲特的性格，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員工的離開，因此他多次挽留格羅斯曼，希望格羅斯曼能繼續在伯克希爾任職，但都被謝絕了。辭職前，格羅斯曼的人緣很不錯，他與同事之間的感情很好，所以公司裏有很多人希望格羅斯曼留下，但這種奢望最終還是落了空。在格羅斯曼看來，自己並不能輕鬆地承受伯克希爾內部的種種壓力，他認為在公司縱橫交錯的關係網中——一方麵，蘇珊的崇拜者大多都是出於對巴菲特的尊重，而另一方麵，巴菲特在公司內部有屬於自己的堅定支持者，格羅斯曼很難找到屬於自己的自由。離開伯克希爾，離開巴菲特，格羅斯曼已經充分認識到自己將失去什麽，所以在走的時候，格羅斯曼切斷了與伯克希爾所有可能的聯係。這一切，用巴菲特某位老朋友的話說，就是“格羅斯曼拋棄了巴菲特和他的公司，選擇與巴菲特分離”。作為巴菲特的老友，他不能說什麽，盡管他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但是表麵上他隻能表現出對格羅斯曼離開伯克希爾的遺憾。
隨著格羅斯曼的退出，伯克希爾內部支持發展保險業的派係又少了一個同盟者，麥肯齊也因此變得更加忙碌，他絕大多數的時間都在想如何把內布拉斯加家具城整合到巴菲特的公司裏。在格羅斯曼離開的這段時間裏，巴菲特邀請了麥肯錫的前顧問官、曾和裏克肖塞爾一起在太平洋海岸股票交易所工作的專業人員邁克·戈德伯格，暫時代理格羅斯曼的工作。出生在布魯克林區的戈德伯格是一個很嚴謹的人，但又不失幽默的本色，而且這個人似乎就是為保險而生的，血液裏充滿了保險業的DNA。戈德伯格對於保險業完全是自學成才，他的業績也相當不錯——這多少和巴菲特有些關係，這位股市大亨是絕對不會花錢請人來教戈德伯格的（其實對誰也都是一樣），一位老師都不會請，更不要說兩位了。
隨著戈德伯格的到來，伯克希爾內部原來的那種謙和、中規中矩的美國中西部行事作風幾乎徹底被改變了。凡是他認定不合格的經理人迅速被掃地出門。隨著大量經理被辭退的消息不脛而走，戈德伯格贏得了令人生畏的名聲。在工傷保險業務和再保險業務兩大部門中，戈德伯格招了些新人，有人頂住壓力留了下來，有人受不了這裏的高壓環境而選擇離開，還有的人沒合格被淘汰了。
戈德伯格在短期內迅速取得成績，使得人們對他的工作方法感到好奇，但是其實他的工作方法很簡單，就是不斷地給公司經理人打電話，然後和他們充分地深入交談，以了解經理人對工作的態度並指出他們應如何正確地思考業務。在一片混沌中，他事必躬親的做法非常難得，一位曾經在戈德伯格手下擔任公司經理人的雇員表示，在這種環境中工作，能承受得了這種壓力的人可以從戈德伯格身上學到很多。其實戈德伯格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雇員表示，戈德伯格“就連叫到一部出租車都會興奮得叫起來”！
20世紀80年代早期，戈德伯格逆流而上，使公司朝正確的航向前進。不同於令人失望的霍克希爾德–科恩公司與伯克希爾——從一開始，巴菲特也許就不應該收購這些公司，對於戈德伯格，巴菲特一向都是非常信任的，他相信戈德伯格所做的一切對於公司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待人友善、心無城府的喬治·揚在負責再保險部門工作時，卻被一些不擇手段的經紀人利用。坦率地說，這種現象在當時的保險業是非常普遍的。不過這也讓巴菲特認清了現實，他也改變了自己的行事作風：盡量避免裁員帶來的衝突，對公司經理人的批評采用迂回間接的方式，針對他們的褒獎有所保留。隨著資產數量和規模的不斷擴大，巴菲特也能更加嫻熟地掌控這一切了。要解析股東的信件以獲得有關保險公司的信息，你要像神探福爾摩斯一樣細致入微，要像夜晚的獵犬一樣注意不尋常的事件——而這樣的犬是不叫的。此前近10年時間裏，人們總是能聽到巴菲特對身邊經理人的讚美聲，而現在人們從巴菲特嘴裏聽到這種讚美的機會越來越少，為數不多的幾次是他對GEICO以及國民賠償公司的讚美，這兩家公司之所以能得到巴菲特的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身的業績非常突出。
盡管巴菲特非常吝惜自己的讚美之詞，但是他從來沒有中斷通過書信表達對保險業的關注，特別是在1984年，在這一年他寫給股東們的信件中，有關保險業的話題所占的篇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巴菲特將伯克希爾保險公司合並成了一個龐大的體係，麵對伯克希爾業績不景氣的局麵，巴菲特沒有將責任推給某一位經理人或者某一家分公司，而是把責任統統攬到了自己身上。即便那些經理人及公司是應該為伯克希爾糟糕的業績負責的，巴菲特也沒有選擇那麽做。他用了長達7頁的篇幅來描述當時保險業的狀況，“循規蹈矩”般的營銷模式，再加上公司出現的損失，讓巴菲特的內心十分尷尬。盡管對於巴菲特這位伯克希爾的首席執行官來說，勇於為公司出現的狀況承擔批評與指責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但是在很多人看來，他是在通過自責來堵住外界對他的抨擊。
雖然巴菲特知道，在那些可怕數據的背後，實質性的改善已經發生，但他還是在信中披露了種種問題。到1985年，從事保險行業的人員開始沿著巴菲特構建的軌道前進，這促進了現金流的增加，這筆資金也可以說是巴菲特今後事業成功的經濟動力源。
巴菲特描述的保險業的發展模式在1985年開始爆發出它的潛力，這種發展模式與之前任何產業的發展模式都不相同，但就是這種獨一無二的前進路線為巴菲特保險公司的發展注入了巨大的前進動力，抑或是前進的合力，從而使公司的股東們得到了良好的投資回報。
接下來，巴菲特將表演時間交給了戈德伯格，後者的推動將伯克希爾–哈撒韋旗下的保險產業發展到了最高峰，從此，伯克希爾的收益呈幾何級數上升，甚至超過了井噴的速度。
有一天，巴菲特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在某一個周六來到這裏，邁克·戈德伯格和阿吉特·賈殷正在散步。”
阿吉特·賈殷的身份是巴菲特的高級助理，出生於1951年，在位於印度克勒格布爾的著名學府——印度理工學院修完了工程學位，之後在IBM駐印度分部任職三年。這之後阿吉特繼續自己的學業，並拿到了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學位。與巴菲特和芒格一樣，阿吉特天生就是一個懷疑論者、一個精明的人，沒有什麽人能夠說服他，這一點恰恰是巴菲特很欣賞的地方。很快，阿吉特就進入了巴菲特完成收購B夫人家具城後重組的管理層。巴菲特認為他倆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
他（阿吉特）在保險業沒有任何背景，但我就是喜歡這個人，我想我和他之間有著太多的共性，你可以對那個和我一起討論工作的阿吉特表示質疑，但是我們之間摩擦出的那種電光火石般的力量是巨大的，和我們在伯克希爾做的任何一件事相比，沒有哪種力量能超過我和阿吉特共事的力量！
提到阿吉特在伯克希爾所做的決策，巴菲特表示自己並沒有在阿吉特做決策的過程中給出任何自己的意見或者建議，但巴菲特在電話會議中並不是單純地扮演傾聽者這一被動角色，如果在電話會議中出現了巴菲特熱衷的活動或是工作，那麽將這份工作接下來的那個人肯定是阿吉特。巴菲特喜歡需要絞盡腦汁的工作和那些艱難的談判——談判的過程就是這樣，成功與否常常取決於當事人的性格，一個人的智慧與能力很可能決定一樁買賣能否達成。在這個高度強調理性與智慧的行業裏，隻要參與談判的人選正確，隻要他能在適當的時候發揮正常，那麽他爆發出的能量將是驚人的。巴菲特在工作中通過阿吉特“暗度陳倉”的方法表明，前者是很傾向於“暗中交易”的方式的，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隨著巴菲特與阿吉特的關係越來越近，以及伯克希爾裏出現的種種問題逐漸得到解決，戈德伯格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此後不久，他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為伯克希爾創建信貸和地產業務上去了。
身為巴菲特高級助理的阿吉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物呢？他平時的睡眠時間很少，每天早晨大概在五六點醒來，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問：“這個時間誰睡醒了？我能和誰打電話聊一聊公司的發展？”所以阿吉特的同事必須在周末清晨做好隨時被電話吵醒的準備，而且電話總是會很長，內容無外乎再保險業務。阿吉特與巴菲特的通話時間則定在了每天晚上10點，不管阿吉特在哪裏，晚間10點的電話他們從來沒有中斷過。
事實上，阿吉特加盟伯克希爾選在了一個無比恰當的時間，當時保險價格正處在頂峰，巴菲特在1985年的《行業保險》雜誌上刊登了一條驚人的廣告——“我們在尋找保費超過百萬的客戶”。這則廣告融合了巴菲特的兩大特點：張揚的表現力與深邃的思考力。盡管如巴菲特自己所說：“我們沒有名氣，也沒有人給我們分配客戶！”但廣告的力量是巨大的，在這則極具巴菲特個人特點的廣告刊登後，保險單一張接著一張，阿吉特的生意也是一個接著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