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兩難抉擇
46 兩難抉擇
奧馬哈 1982—1987年
交易！交易！交易！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的確是一個充斥著交易的國度，不過這些交易全都是負債經營的。道瓊斯工業指數在1964年9月是875點，到1982年新年那一天，它再次回到了875這個數字上，這也就意味著在過去17年的時間裏，它沒有任何變化！不斷增長的通貨膨脹率讓公司的利潤增長化為泡影，但是似乎沒有公司受到影響，它們早就準備好了支票，除了普通工人不能“享受”外，一般的白領們早已在安逸的房間裏享福了。管理者們拿著公司的錢邀請下屬去打高爾夫球或者去星級賓館消遣。草率的公司運營、鬆散的流程管理，還有愚蠢到沒有任何頭腦可言的官僚作風，讓人們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在別人的消遣中被揮霍掉了。20世紀80年代初那幾年，股票的情況就好像滌綸西裝那樣不值錢，但之後，一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上台，通貨膨脹率得到了控製，原本高達15%的利率開始平穩降下來。精明的投資家們也開始注意到當時美國國內商業出現的膨脹趨勢。麵對當時借貸利率相對較低的局麵，一些公司的潛在買家找到了生財之道：利用公司自有資產作為另一筆交易貸方的擔保——這種做法有些像在房產按揭中拿到了100%的貸款比例——但這就是那些公司潛在買家的經營方式，他們不需要支付一分錢。對於這些人來說，投資組建一家公司的付出和為一家檸檬汽水廠選廠址沒有金錢上的區別。於是華爾街興起了一股風潮，投資者們瘋狂地重返華爾街，期望能在混亂的投資市場中分一杯羹，但他們手中沒有資本，有的隻是從別人手中借到的那些資金，於是這也見證了企業兼並的開始。
在第一批收購金融家中有一個人叫傑羅姆·科爾伯格，他這樣描述當時投資市場的局麵：“我們隻是拿回了本應屬於股東們的財富和價值！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公司（Corporate America）應負很大的責任，人們應該問一問，為什麽他們不選擇降低成本呢？”
1984年，當成為垃圾債券的低檔債券開始升堂入室般走上投資市場的舞台時，資金市場又開始呈現出另外一幅景象。對於這種垃圾債券，更體麵的說法是“墜落的天使”，大多是類似於賓州中央鐵路公司（1968年，賓州鐵路公司和紐約中央鐵路公司合並，成為賓州中央鐵路公司）這樣的企業發行的。為了盡快擺脫破產的尷尬局麵，這些境況不佳的公司才選擇發行垃圾債券來拯救自己。不過那時隻有為數不多的幾家公司才是有針對性、有目的地發行垃圾債券，由於垃圾債券被普遍認為是高風險的，所以發行垃圾債券的公司的借貸利率通常會很高。從這個角度來說，垃圾債券大多帶有灰色的成分，是人們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種方式。
那些在華爾街從事垃圾債券工作的人往往被認為是回收廢品的。這些人要麽是尋找垃圾債券發行方的銀行家，要麽是受困於債務糾紛的分析師。銀行家每天為商業噩夢所驚擾，而分析師的生活更加悲慘，不是在計算文書上的數字，就是在計算資產負債表，再有就是發掘那些破產的銀行家、律師、氣急敗壞的投資者，還有那些窮凶極惡的管理人員的生活逸事……
但一切在邁克爾·米爾肯內部交易醜聞爆發後德崇證券破產的那一刻開始發生了變化。在米爾肯東窗事發前，他非常輕鬆地成為華爾街最具影響力的人，當時盡管進行垃圾債券交易的風險極高，但是購買一小部分還是利大於弊的，因為從當時的大環境來看，風險相較於高企的債券利率已不值一提。換句話說，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垃圾債券在總體上還是有一定的安全邊際存在的，這種情況就像香煙對人的危害在一定範圍內是可以接受的。
不久後，人們對投資經理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他們用投資者的錢來投資高回報的垃圾債券的做法不再被認為是輪盤賭那樣的冒險行為。事實上，發行垃圾債券已經逐漸成了一種風潮，而且光明正大，這一點和之前人們對其的態度儼然就是180度大轉彎。一家資金雄厚、實力不凡的大公司很可能是被持有垃圾債券的公司收購來的，而以前的資產負債表也將因此轉化成負債累累的瑞士奶酪，企業掠奪者就是這樣拿著垃圾債券大搖大擺地進入公司的，而他們的目的就是實現對公司的“惡意收購”，將自滿於現狀的公司殺個措手不及。惡意收購的買家通常會以一副非常友善的麵孔接觸目標公司，但是最終完成這項收購的往往並不是最初這個所謂友善的買家，而是另外一個人，而且後者在經濟上的能力肯定要強於企業掠奪者。在這個過程中，銀行方麵的費用高昂得令人難以置信，因此，銀行家們為了節省開支，不得不放棄等待生意找上門的機會，而選擇自己出去尋找合適的商機，他們的渠道就是巴菲特所使用的標準普爾指數1000，事實上，巴菲特本人就是通過《穆迪手冊》來尋找到“煙蒂”型股票的，《穆迪手冊》對於巴菲特的作用就像標準普爾指數對於那些商家的作用一樣。這股並購浪潮通常隻征得了一方的許可，引發了公眾的廣泛關注，每天都會有針鋒相對的一己之見見諸報端。而邁克爾·米爾肯年度垃圾債券會議的主題“掠奪者的盛宴”則成了當時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也成了那個時代的代名詞！
不過巴菲特自己是不讚成這種垃圾債券交易的，對於交易把富人從股東變成經理人和公司掠奪者的做法他十分不屑，因為這個過程無論給銀行家、經紀人還是律師等人帶來的都是無盡的傷害。正如巴菲特自己所說：“我們決不會進行垃圾債券的交易！”但這並不是20世紀80年代的通用做法，在那個時代，沒有一筆交易不是在負債經營的大前提下完成的，因此巴菲特的理念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而對於那些在經濟蕭條期出生的人來說，債務關係是可以利用上的，隻要你小心一些對待它，那麽債務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可以依賴的幫手。到了80年代，債務關係更成為一個“杠杆”，人們通過借貸來實現自己的利潤。而這個“杠杆”來得似乎有些不是時候，當時美國政府正處於裏根的統治下，屬於“裏根經濟學”推行之際，麵對急劇擴大的財政赤字，美國政府當時實行減稅政策，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最終可以提高稅收收入，從而刺激經濟增長。但是減稅的問題在當時引發了社會上激烈的爭論：一方麵，經濟學家們為減稅是否可以帶來理想的答案而爭執不休；另一方麵，減稅的做法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赤字的負麵影響也是經濟學家們關心的焦點問題。隨著美國本土對消費的熱衷，再加上借貸的影響，美國經濟被不斷擴大的內需拉動了，人們也開始習慣了用信用卡來支付賬單。一種全新的“平衡觀念”逐漸在人們的心中建立起來，消費激增下的賬單出現了嚴重的失衡現象，即便消費者到死亡的那一瞬間，賬麵上的透支金額依然不可能償付，這也就形成了我們所說的壞賬。在經濟蕭條時期人們形成的囤積財富的觀念蕩然無存，一種全新的經濟觀念應運而生：花明天的錢買今天的東西！
但和大多數人不一樣，巴菲特依然選擇用現金付賬，依然在公司收購的過程中扮演救星的角色。在1985年2月的某個清晨，巴菲特被好友湯姆·墨菲的電話吵醒了，當時巴菲特正巧在華盛頓小住，墨菲這通電話的目的就是告訴巴菲特他剛剛收購了美國廣播公司。
“你一定要過來，你要告訴我如果要完成對美國廣播公司的收購，我需要怎麽做，具體來說，我需要如何支付這筆收購資金？”兩人的關係很好，所以在巴菲特麵前，墨菲在言語上不需要避諱什麽。而在當時，美國廣播公司並不是隻有巴菲特和墨菲這兩個買家，很多公司掠奪者都在覬覦這塊肥肉，從公司到業內外的人士都在等著看墨菲的好戲，看看他能不能以巴菲特風格，出於與對方公司的交情來完成這筆收購。
讓我們看看巴菲特是如何回答墨菲的吧：“不要想別的，想想這將如何改變你的命運和你的一切！”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墨菲是不應該在任何事情上浪費一分錢的——這又不是好萊塢！也許在巴菲特的心中他早已經想過在謙遜的墨菲與充滿誘惑色彩的電視傳媒市場之間的矛盾，畢竟墨菲是一個即將退休的人，而且墨菲本人也相信自己和花花綠綠的電視傳媒市場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巴菲特接下來的動作表明他自己並不害怕所謂的改變，至少他接下來的行動讓人們認為是這樣的，他建議墨菲給大都會/美國廣播公司（Cap Cities/ABC）聘請一位投資者，一旦公司感覺到了企業掠奪者那些惡意的眼光，那麽這位投資者就能對公司實施保護。但誰又能充當大都會/美國廣播公司的保護神呢？幾乎沒有任何懸念，墨菲選擇了巴菲特。對於好友的信任，巴菲特沒有拒絕，很快，他就以伯克希爾的名義斥資5.17億美元購買了大都會廣播公司15%的股份。
巴菲特以救市的方式從眾多企業掠奪者手裏搶回了大都會廣播公司，他也在不知不覺中卷入了美國曆史上耗資最大的媒體交易，成了這筆交易中不可忽視的一方。也許下麵這個數字就能說明一切：伯克希爾在大都會廣播公司的份額是內布拉斯加家具城在大都會廣播公司的6倍之多！對於當時經營並不景氣的美國廣播公司，巴菲特和墨菲也投入了35億美元的巨資，要知道當時大都會廣播公司在網絡傳播業的排名已經跌到了第三位，35億這個數字還是相當可觀的。也許在很長時間以後，巴菲特對於網絡傳媒的熱情會有所降低，“網絡媒體並不是無所不能的”，類似的評論也許在以後的某個時間會從巴菲特的嘴裏冒出來，但是他已經親眼見證了電視這個產物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崛起過程。巴菲特知道無論是樹立公眾價值取向，還是挖掘自身的潛力，媒體的作用都是無比巨大的，而這兩方麵產生的合力更是令人難以置信！如果將美國廣播公司和大都會廣播公司整合在一起，那麽這個全新的產業將擁有100家發行商、若幹全天24小時不間斷播放的電台、24個主流電視頻道，還有超過50個有線電視網絡。對於這一切，巴菲特是如此希望可以早日進入大都會/美國廣播公司這個體係，以至於在麵對大都會/美國廣播公司與《華盛頓郵報》的董事職位的抉擇時（根據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相關規定，大都會/美國廣播公司與《華盛頓郵報》存在可能的電視網絡利益上的衝突），巴菲特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前者。他這樣做的一個原因是《華盛頓郵報》的首席執行官凱瑟琳·格雷厄姆和兒子唐·格雷厄姆（後者於1991年頂替母親出任首席執行官）都不會阻攔。《華盛頓郵報》以及格雷厄姆家族已經不再需要巴菲特的鼓勵，現在他們需要的隻是巴菲特的同意而已，巴菲特已經起不到任何實際的作用。考慮到這些因素，巴菲特在做出決定的那個晚上睡得很安詳，臉上掛著愉快的笑容。
1985年對於巴菲特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頭。當巴菲特把通用食品公司出售給菲利普·莫裏斯時，僅僅這一隻股票就為伯克希爾–哈撒韋賺回了3.32億美元的收入。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裏，《福布斯》也開始了對巴菲特的關注，在《福布斯》列出的400位世界富豪中，就有巴菲特。當時，想要進入《福布斯》的富豪名單，意味著你的身家必須要在1.5億美元以上，巴菲特做到了，那時的他隻有55歲。能在55歲就成為億萬富翁，這的確不簡單，而且要知道並不是所有的億萬富翁都有進入富豪榜的實力——14個富豪中隻有一個有這樣的幸運。從這個角度來講，巴菲特的經濟頭腦絕對不一般！究竟是什麽讓巴菲特有如此神奇的魔力？也許把他小時候最喜歡讀的書改名為《賺到100萬美元的1000招》更能解釋這個現象，但是在童年的幻想中，巴菲特從未想過能積累如此巨大的財富。
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剛剛上市的時候，股票的價值隻有7.5美元，但現在，在巴菲特的領導下，伯克希爾的股票發生了質的飛躍，每股飆升到了2000美元！盡管如此，巴菲特並沒有選擇拆股，因為隨著股票的增多，公司需要額外支付一筆沒有意義的經紀人費用。當然，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這樣的伯克希爾更像是一個合夥企業，或者說是俱樂部，過高的股價也讓人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伯克希爾上。
隨著伯克希爾–哈撒韋在金融界受到的關注日益劇增，巴菲特也開始在業界聲名鵲起。現在當他走進一個投資者聚集的大廳時，人們的注意力將瞬間集中在這位55歲的富豪身上。對大都會/美國廣播公司的收購的確改變了巴菲特的生活，大屏幕也不再是巴菲特遙不可及的事物，在著名的美國肥皂劇編劇阿格尼絲·尼克鬆的勸說下，巴菲特在尼克鬆導演的電視劇中過了一把演員癮。巴菲特和尼克鬆在有一天與墨菲共進晚餐時相識了，席間，他接到了尼克鬆的邀請，在《愛情》一片中出演角色。一般情況下，那些身為首席執行官的大人物對於這種客串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巴菲特並沒有那樣做，他很喜歡自己在銀幕上的處子秀。最後在劇組為他結賬後，巴菲特並沒有兌現那張支票，而是把支票和劇照裝裱起來放在辦公室裏留作紀念。對於化妝和演出的興趣也許就是巴菲特性格中的一部分，後來有一次在朋友的宴會上，巴菲特還扮成了美國搖滾樂靈魂人物“貓王”的模樣。在出席時任美國總統裏根組織的一個晚宴時，巴菲特係上了鍾情的黑色領結，帶著女兒蘇茜一同出席，當時出席這個晚宴的還包括著名影星史泰龍、世界知名時裝設計師唐娜·凱倫等人，而且這兩個人還與巴菲特同桌就餐。在出席奧斯卡頒獎禮時，巴菲特帶上了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麵的同居女友阿斯特麗德·門克斯，當時阿斯特麗德穿了一件看上去是從舊貨店裏淘來的禮服，但她並不認為這樣做有什麽寒酸，依然露出了自信的微笑。在頒獎禮結束後，巴菲特和著名的鄉村音樂女歌手多莉·帕頓共進晚餐。帕頓給巴菲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巴菲特認為帕頓既可愛又討人喜歡，但是他卻沒有讓自己在帕頓心中留下濃重的一筆。要知道之前麵對很多女性，巴菲特都能輕鬆地在異性麵前給對方留下很好的印象。
在參加凱瑟琳·格雷厄姆舉辦的宴會上，巴菲特的位置總是會被安排在當晚兩位最重要或者是最有意思的女性中間。這樣，他可以充分發揮自己在語言上的天賦，但是巴菲特從來沒有發掘出對於諸如天氣、體育這些閑談話題的駕馭能力，為了引入正題而做一下鋪墊對於巴菲特來說，往往是一件浪費時間的無聊之事。
事實就是這樣，難道不是嗎？吃飯的時候，你身邊坐了兩個從來沒有碰過麵的人，而且以後也不會再碰麵，這種感覺肯定會很奇怪，很壓抑！不管這個人叫什麽，什麽貝比·佩利、馬雷拉·阿涅利，還是戴安娜王妃，凱瑟琳總是能從對方的身上找到她欣賞的地方，但是麵對她們我從來找不到可以聊天的話題，和戴安娜王妃溝通可沒有和多莉·帕頓交流那樣有趣，麵對她，我說些什麽呢？“查克（查爾斯）怎麽樣？城堡又有什麽新消息？”
生活在1987年那個時候的億萬富翁總需要性格中有點兒冷酷的味道，巴菲特就是這樣，前進的時候他不再依賴凱瑟琳·格雷厄姆的鼓勵，她在出席活動的時候也不再需要巴菲特的“護送”，兩人之間的感情也慢慢淡了下來。但美國權貴們對凱瑟琳的熱衷度並沒有降溫，這很大程度上要牽扯到另外一個人——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麥克納馬拉曾在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任美國總統執政期間（越南戰爭期間）擔任美國國防部長，1987年他不幸喪偶，但是在凱瑟琳身上，這位睿智的、有著鋼鐵般意誌的美國高官找到了久違的友情，而且和凱瑟琳的友情維持了很長時間。作為越戰時期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是美國軍方提出所謂“消耗戰略”的發起者，以至於很多人在提到越戰時都認為這是一場“麥克納馬拉式的戰爭”。除了越戰外，另外一個讓麥克納馬拉進入史冊的就是“五角大樓文件案”，是他發動了針對美國政府在東南亞問題上的調查，而正是由於這件事，凱瑟琳和她的《華盛頓郵報》才得以進入美國的曆史教科書。不久後，麥克納馬拉和凱瑟琳的關係愈加密切，《華盛頓郵報》董事會更是用“凱瑟琳的第三任丈夫”來稱呼麥克納馬拉。也許就是為了印證這一點，或者是為了證明兩人之間的關係，凱瑟琳任命麥克納馬拉為《華盛頓郵報》的董事，但這已經是巴菲特離開之後的事情了，從一開始，巴菲特和麥克納馬拉之間的關係就很難用“朋友”形容，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更像是陌路好友。
巴菲特和麥克納馬拉之間究竟有沒有共同點？事實上是有的，在處理人際關係時，巴菲特也能像麥克納馬拉一樣利用社交手腕搞定周圍的人，但是這位奧馬哈先知麵對的問題並不僅僅限於人際層麵，更麻煩的是，由於巴菲特蜚聲海外，他的人身安全甚至都受到了威脅。僅舉一事為例，兩名來路不明的男子出現在伯克希爾位於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的基威特大廈，其中一人手持仿製0.45口徑的手槍挾持了巴菲特，要求10萬美元的贖金。不過好在安保人員和警方立即介入此事，巴菲特毫發無傷地走了出來。事後，挾持者表示自己不過是為了買一處農場而想從股神那裏借點錢。對於這一切，巴菲特也采用了低調處理的手段，在對秘書格拉迪絲·凱澤描述這一遭遇時，巴菲特語氣中帶了很多調侃的味道。即便發生了類似的恐怖事件，他也沒有像人們建議的那樣雇用貼身保鏢，因為在巴菲特看來，屬於自己的個人時間和自由太少了，保鏢隻能讓原本不多的自由成為泡影，不雇用貼身保鏢並不代表巴菲特對個人安全問題很大意，他的辦公室裏安裝了攝像頭，辦公室的大門則是重達300磅的安全門，一般人要想破門而入並不容易。
名氣帶給巴菲特的除了人身安全上的隱憂外，更多的是私人空間的減少，總是會有陌生人打電話到巴菲特的辦公室，希望能與這位億萬富翁直接對話。這些陌生人認為沒有人可以幫他們，他們請求巴菲特給他們的時間也不長，而且他們相信巴菲特對於他們要說的一切肯定會感興趣。後來，格拉迪絲·凱澤給巴菲特想出了一個辦法，讓這些陌生人給巴菲特寫信。從那時起，巴菲特總是能收到有關詢問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的信件，剛開始，信件的內容還是很和善的，比如向巴菲特谘詢有關山楂療法的事宜，或者是希望巴菲特能夠為一種全新的冰激淩配方提供啟動資金，但是後來，信件內容的尺度開始放寬。“巴菲特先生，我已經厭倦了平淡的人生，被富人的生活吸引，對於財富的向往已經灼熱了我身體的每一寸肌膚，你很有錢，能給我點嗎？”這些隻是若幹信件中的一封，更多的信件還是人們抱怨自己的命運和生活。“現在我的腦海裏除了信用卡和賬單之外沒有別的！”
雖然被這些信件包圍著，但巴菲特並沒有把這些來信當作垃圾扔掉，相反他把這些信件收藏了起來，並分門別類加以保存。其中有很多信證實了他對自己的定位，比如行為榜樣或老師。當然，這些信件中也不乏能夠打動巴菲特的東西。如果有時間，而且認為這樣做值得，他會親自給對方回信，用堅定而且毫不遲疑的口氣告訴來信者，出現的問題都應該是寫信人自己負責！就像寫信的人是自己的孩子一樣，巴菲特會在信中教對方如何應付出現的麻煩——告訴他們的債務人自己目前的情況是多麽潦倒，盡可能地爭取較低的償還利率，好為自己償還債務爭取更多的時間。這些話更像是巴菲特的獨白，他深知陷入債務危機是一件多麽麻煩的事情，特別是如果債權方是信用卡部門或者垃圾債券部門，麻煩將會接踵而至。
盡管巴菲特是眾人眼中的股神，但是他自己的孩子們並沒有在投資方麵受到父親的熏陶。甚至有關如何處理大宗金錢的技巧，巴菲特也沒有傳授給子女們，但是他們卻從父親身上學到了價值連城的一課，就是對待債務的態度。巴菲特對於欠債深惡痛絕的觀點也遺傳到了孩子們身上，這其實已經是非常幸運了。對於債務，甚至是任何有關錢的話題，巴菲特的態度向來是非常一致的，他從來不會亂花一分錢。從這一點來看，巴菲特對待子女的態度和對待陌生人沒有什麽區別，但是在麵對孩子們體重的問題上，巴菲特又非常願意拿錢作為交易的籌碼，讓孩子們控製自己的體重。
女兒蘇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齊肩的短發、精心雕琢的臉龐，看上去30多歲的蘇茜和25歲的妙齡女孩沒有什麽區別，但唯一令她不滿的就是身上多出來的幾磅體重。於是，巴菲特給女兒送上了一筆劃算的買賣：如果蘇茜能夠減肥成功，她將獲得一個月內購物免單的機會，支出全部由巴菲特負擔，而且一個月內購物不設上限，但如果蘇茜的體重出現反彈，那麽她必須要把消費的全部金額還給巴菲特。看上去這樣的計劃比雙贏政策更容易俘獲人心：在這個交易中，沒有人的利益會受到傷害，也沒有任何風險存在，特別是對於巴菲特，無論結果怎麽樣，他都算是贏了。如果女兒能像自己預料的那樣減輕體重並保持不反彈，那麽巴菲特也算是心願達成，而且隻有在這種情況下，他才會掏出錢包裏的支票，而蘇茜也能買到漂亮的衣服。正是在這個雙贏結果的驅動下，蘇茜開始了節食減肥，當她“得償所願”，體重達到一個理想的數值時，母親蘇珊給她快遞過來一張信用卡，卡片上這樣寫道：“玩得開心點！”
剛拿到“減肥獎品”的時候，蘇茜的態度還是小心翼翼的，她不敢去花卡裏的一分錢，她怕父親賴賬不給錢還需要她自己為衣服付款，但是慢慢地，蘇茜意識到這並不是父親的玩笑，一切是真的！她正式進入了自己的瘋狂消費月，頻頻出現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商場裏，這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這樣肆無忌憚地消費。不過每次回到家裏，經過餐桌時，蘇茜都把消費單據卷起來，自己也不敢麵對近乎瘋狂的購物結果。換來的結局是，每天當蘇茜的丈夫艾倫回家時，看到妻子大包小包的衣服，都會驚訝得大叫上帝。30天後，蘇茜得到了這一個月瘋狂購物的結果，這一個月她總共花掉了4.7萬美元！
看到這個數字，蘇茜也有點兒緊張了。“也許爸爸看到這一切後會鬱悶得要死！”深知父親個性的女兒這樣說，所以蘇茜也不得不去搬救兵。在巴菲特麵前，妻子蘇珊的確很有說服力，但是蘇茜知道當麵對金錢話題時，哪位救兵對她來說更有幫助——這個人就是凱瑟琳·格雷厄姆。在和巴菲特三個子女相處的過程中，凱瑟琳並不認識彼得，更談不上了解。而霍華德總是認為凱瑟琳，這個《華盛頓郵報》的首席執行官是一個很難相處的對象，他在她家裏的時候，要麽害怕自己坐在了不該坐的位置上，要麽害怕打破她家的東西。隻有蘇茜向凱瑟琳伸出了友誼的雙手，兩個人也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正因為如此，當蘇茜給凱瑟琳打電話，講述這個由減肥引發的故事時，凱瑟琳答應如果需要，她肯定會幫忙。
不過也許蘇茜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她和父親是有言在先的，巴菲特最終還是付了這份4.7萬美元的賬單。雖然表現得很客氣也很和善，不過之後巴菲特把自己的朋友們叫到一起，抒發心中的不滿：“如果你們的太太花掉這麽多錢，你們會怎麽想？”男人們的回答當然都向著巴菲特，認為這樣一筆大單有點兒過火，但是女士們的答案卻出乎巴菲特的意料，這些賢內助認為巴菲特不應該從自己的朋友身上找安慰，其實巴菲特應該慶幸，要知道4.7萬美元並不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言外之意是蘇茜還可能玩得更瘋！
也許是從蘇茜事件上得到了教訓，當巴菲特與兒子豪伊打賭時，他選擇了以豪伊繳納農場收入比例的高低作為賭注。這個賭約依然和體重有關，體重的高低直接影響到豪伊向巴菲特繳納的農場收入比例。巴菲特認為兒子最適合的重量應該不超過182.5磅，如果高於這個數字，豪伊要向巴菲特繳納的比例是26%，而低於182.5磅這個體重，份額也相應減少到22%。用豪伊自己的話說：“這就是典型的巴菲特式的體重檢測手段，我自己並不介意他這麽做，事實上這代表了他對我的關心，我並不在意繳納份額的多少，但我知道，就算是交22%的租金，父親也是贏家，他從我這裏拿到的支票也比任何人都多！”的確，不管最後怎樣，巴菲特都不是輸家，要麽得到一個減肥成功的兒子，要麽得到更多的利潤分成。這就是典型的巴菲特式作風，就像他的一個朋友所說的那樣：“巴菲特是雙贏策略的大師，如果這筆買賣不會給他帶來好處，他是肯定不會插手的！”
在巴菲特的三個孩子中，彼得是在經濟方麵對家裏依賴最少的一個。當母親蘇珊搬到華盛頓後，彼得夫婦就把自己在華盛頓大街的公寓讓給了蘇珊，自己則搬到了位於斯科特大街的公寓居住。那時，彼得依然沒有放棄自己的音樂夢想，在為一個剛剛創辦的有線電視台MTV創作一段長15秒的背景音樂，而他也把在音樂事業上的這種成功帶到了商業上。盡管在巴菲特的三個孩子中，彼得的經濟頭腦是最差的，但是彼得成功地把伯克希爾的股份和音樂天賦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的事業，並最終過上了富庶的生活，完全超脫了金錢遊戲的範疇。但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彼得開始思考父親所說的話。“你認為人們真的欣賞你的才能？沒有人特意到超市裏買你哥哥豪伊種出的玉米！”從父親的這番話裏，彼得意識到如果不是因為自己是股神巴菲特的兒子，他的音樂才華不會被人賞識，沒有人會單純因為自己的音樂才華去雇用廣告經紀，彼得一下子意識到自己的成功完全來自父親的庇佑，所以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才華真正被人們認可，就要徹底和巴菲特這個名字斷絕關係。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彼得不惜犧牲任何代價。於是之後大家看到了這樣一個彼得，一方麵他繼續從事商業性的工作，另一方麵，彼得並沒有放棄在音樂上的追求，與新世紀公司簽約後做了自己的音樂小樣，並在1991年推出了名為《納拉達》的專輯。
母親蘇珊也沒有放棄自己的音樂夢想，人們經常看到她出入彼得的音樂工作室，在洛杉磯的時候她很喜歡和外甥比利·羅傑斯一起唱歌。這時的比利正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讓生活重回正軌，為此他特地給巴菲特寫了一份悔過書，稱自己在過去的生命中“浪費了太多的機會”，而現在自己已經準備好了，不再讓任何機會從身邊溜走。為了讓自己能重新開始，比利打算購買一處公寓作為生活全新開始的標誌。在這封信中，比利希望巴菲特能夠不計前嫌，幫自己支付房屋的首付款。對於比利這個癮君子和爵士吉他手來說，這封寫給巴菲特的信他的確是動了一番心思的，因為它顯露出非同尋常的金融素養。在對待比利的問題上，蘇珊的態度一直是非常支持的，不過沒有得到巴菲特的同意，蘇珊也斷然不敢輕易幫助比利繳納房屋的首付款，因為這畢竟不是一個小數目。
在巴菲特的回信中，他並沒有簡單地拒絕，而是用了很大的篇幅來闡述這個問題，語重心長的態度完全是一個長輩的口吻。在信中，他引用了好友芒格的一番話，“酒精、毒品和債務是讓人沉淪的三大殺手”，巴菲特認為比利向自己借錢支付房屋首付款的做法完全沒有給自己留任何退路，而是把自己推向了懸崖的邊緣。
打個比方，如果你要駕駛一輛負重10000磅的卡車多次通過一座橋，那麽建造一座負重達到15000磅的橋，要比建造一座負重為10001磅的橋要好得多。我用這個比喻是想說明，如果你身上有太多的負債，甚至這個數額超過了手裏的現金，那麽這樣的做法肯定是錯誤的！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就算我向別人借錢，總數也不會超過存款的25%。當初我隻有1萬美元時是這樣，有希望能掙百萬美元時也是這樣！ 注釋標題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Billy Rogers，August 22，1986.
不過比利並沒有放棄，之後又給巴菲特寫了一封信，而這封信的字跡潦草了很多，在第二封信中，比利希望能從巴菲特手裏拿到一些貸款。“要知道我正在把生活一點一點整合起來，正在申請奪回兒子的監護權。”但這次巴菲特的回答依然沒有讓比利得償所願，這不僅是因為在一切涉及錢財的問題上，巴菲特的態度總是非常堅定，而且他也深知，不能輕易相信一個癮君子的話！作為比利姨媽的蘇珊也是愛莫能助，雖然她一直相信人性中善良的一麵，不到萬不得已她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但是她又不能違背巴菲特的意願對比利進行資助，所以蘇珊隻能從精神上鼓勵自己的外甥，在比利遇到麻煩的時候，她總是盡最大可能全身心照顧比利。
蘇珊對待自己的外甥是如此，對待所有人的態度也是一樣，一個親戚這樣形容她：“蘇珊就是一個移動的紅十字會！”1984年，當蘇珊向巴菲特坦承了自己在婚姻上接近出軌的行為後，兩人對婚姻的看法又有了新的理解。從那以後，蘇珊對於公益事業的熱情也更加高漲。但同樣是在1984年，蘇珊的身體出現了異常反應——脾髒和胰腺之間長了一個膿腫，蘇珊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療，醫生對她實施了探測手術，但並沒有找到蘇珊患病的症結。就在人們為此而擔心時，蘇珊的病卻不治而愈了，她再次成了人們熟悉的那個健康而博愛的人。蘇珊也將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公益事業上，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此外，她還在位於華盛頓大街的住所裏舉辦化裝舞會，盡管這裏麵積不大，但蘇珊還是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幫助那些人。當然，她也沒有因此疏忽自己的生活，閑暇時，她開始學起了騎自行車，把家人叫在一起舉行家庭晚宴和節日慶典。在這些場合中，蘇珊的著裝都很隨便，要麽是牛仔，要麽是運動服，而且她還摘掉了一直戴著的假發套，淡棕色的頭發映襯著她愉快的麵龐，整個人也格外美麗。
在蘇珊病愈的這段時間裏，巴菲特對她的所有要求無不有求必應，還同意蘇珊對拉古納海灘的住所進行裝修，這裏此前一直是剛租下時的樣子。裝修的這段時間裏，蘇珊經廚師拉克·紐曼的兒子湯姆介紹認識了室內裝潢設計師凱瑟琳·科爾。科爾除了是一名室內設計師外，還是一名塑身教練，此前她也從事過護士工作。在科爾的幫助下，蘇珊把拉古納海灘的居所裝飾成極富現代氣息的風格，室內明快的顏色搭配也是蘇珊非常欣賞的。之後，科爾與蘇珊的友情進一步發展，科爾接下了替蘇珊購買禮物的工作。而在金錢問題上，蘇珊與巴菲特的矛盾並沒有因為她生病而有所緩和。一直以來，巴菲特的吝嗇和蘇珊的豪爽性格之間的矛盾總能引發雙方的糾紛，這些爭論也多次成為媒體曝光的焦點，但巴菲特向蘇珊支付的補貼並沒有受到什麽影響，而且還出現了增長，雖然增長的速度沒有蘇珊預想的那麽快，也還是非常可觀的。現在，蘇珊完全可以支付科爾的工資，而科爾也成為蘇珊的左右手，除了幫助蘇珊購買小禮物外，她還出任了蘇珊的秘書一職，幫助她打理日常行程安排。這樣，蘇珊可以騰出更多的時間來照顧家人。在三個孩子中，豪伊總是兄妹三人的焦點，蘇珊對他的關心也最多，為了照顧豪伊的子女以及自己收養的孩子，蘇珊不得不經常往返於內布拉斯加州與加州的拉古納海灘住所之間。在女兒蘇茜懷孕後，蘇珊的目的地又多了一個，更多的時候她要遠赴東海岸到蘇茜位於華盛頓的家，照顧這個即將第一次生產的女兒。
懷孕期間，蘇茜和丈夫艾倫決定對華盛頓的住所進行裝修，理由很簡單，室內樓梯太多，不利於孕婦活動，而且廚房很小，距離後花園又太遠。蘇茜的設想是修建一個大廚房，至少可以容納一張雙人餐桌，而且要在廚房後麵增加一個可以直通花園的小門。不過這樣的設想很快就被否定了，蘇茜大致算了一下，裝修的全部費用在3萬美元左右，而蘇茜夫婦沒有這樣的經濟實力。再加上由於體重反彈，蘇茜還要退回父親預先支付的4.7萬美元，好在“適時”的懷孕幫了她。大家還記得之前蘇茜和父親有關體重的那個賭約嗎？雖然蘇茜在賭約履行期中體重增加，但是懷孕能幫她免除一切義務。但3萬美元的房屋裝修費用還沒有著落，雖然巴菲特也認為衣服比珠寶的性價比更高，但是蘇茜和艾倫都知道衣服是不能典當成現金的，唯一的辦法就是蘇茜向父親請求借款。
但聽聽巴菲特是怎麽說的吧。“你們為什麽不去銀行呢？”這位億萬富翁用一句話就拒絕了自己的女兒。當然，巴菲特也給出了自己的理由：某位效力於內布拉斯加州橄欖球隊的著名四分衛球員退役了，但球隊絕對不承諾給球員的兒子首發四分衛的位置，這種類似於傳承、世襲的做法讓巴菲特很頭疼，更觸動了巴菲特心中對於“公平”的理解的神經，甚至打亂了他在學生時代樹立起來的社會信仰模式。盡管巴菲特堅持自己的底線，但是這樣的回複對於子女來說肯定是難以接受的，蘇茜並不認同父親的世界觀。“即便是涉及我們的問題，他也不會放棄自己的原則！”這就是蘇茜給父親的評語，“從出生到現在，我從父親身上學到了很多。是啊，我已經從這件事上學乖了，在特殊的時間和環境下，你必須要學會放棄！”
這件事情過去不久，醫生告訴蘇茜要安胎靜養6個月，這6個月的時間對於蘇茜來說是漫長而難熬的，每天陪在她身邊的就是一台很小的黑白電視機。當凱瑟琳·格雷厄姆看到這一切時她有點嚇壞了，格雷厄姆本來是帶著自家廚師做好的飯菜過來看望蘇茜的，但是眼前的景象卻令她有些驚訝，她不禁抱怨巴菲特竟然沒有給女兒準備一台彩色電視機！所以當蘇珊得知女兒的情況時，她二話不說就趕了過來，在華盛頓陪女兒住了幾個月的時間，並在第一時間對女兒的房子進行了裝修。“沃倫居然就這樣聽之任之，太過分了！”蘇珊抱怨道。但是裝修的所有費用都是出自巴菲特的錢包，糾結在兩個人之間的金錢遊戲從來沒有停止。通過這件事，人們對巴菲特的節儉和蘇珊的慷慨又有了更深的認識。不過既然兩個人已經在金錢上達成了這樣的協議，事情的本質也不會有什麽改變。
1986年9月，蘇茜的女兒埃米莉出生，那時巴菲特家族已經是三世同堂，算上埃米莉以及領養的孩子，巴菲特夫婦的第三代已經有了8位成員，8個孩子分別居住在舊金山、奧馬哈和華盛頓特區。翡翠灣居所的裝修接近尾聲時蘇珊放慢了裝修的速度，她把這裏改成了一個朋友們特別是家人和孩子們進行娛樂的場所。回到位於舊金山的家後，蘇珊搬到了太平洋高地的百老匯街住，因為那裏離小兒子彼得的新家所在地斯科特大街很近。這次，蘇珊選擇的居所麵積很大，是一幢四層的複式結構的公寓，從這裏可以直接看到整個金門大橋，視野可以一直延伸到舊金山灣的阿爾卡特拉茲島。
那時，科爾已經正式出任了蘇珊的私人助理，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幫助蘇珊打理行程。“你完全可以兼職！”蘇珊這樣告訴科爾，“這樣你就有足夠的時間來照顧你的兩個孩子了。”隨後，科爾知道了自己並不是單純地為蘇珊工作，而是在為巴菲特基金會服務：她每天為蘇珊打理行程計劃，安排她的日常活動，監管基金會的工作人員隊伍——這些工作人員大多由家庭主婦、跟班人員和蘇珊的朋友組成，而且蘇珊的朋友們很多都是無償服務的。此外，科爾還負責派發蘇珊送給別人的禮物：將這些人分類、選禮物、包裝、運輸，還要隨時監控派送流程，並對這些進行記錄，而且所有的禮物還不能重複。那時蘇珊的兩套房屋都交給科爾找人裝修，一處位於拉古納海灘，另一處就是位於舊金山百老匯街的這處。拉古納海灘居所的裝修工程已經開始，而舊金山居所的裝修還要兩年才能完工。科爾的丈夫、從事消防員工作的吉姆有時也會過來幫忙。幫忙的人中還有蘇珊在歐洲旅行時認識的朋友羅恩·帕克斯，一位注冊會計師。在基金會，他主要負責資金支出和繳納各種稅費。不過這份工作是無償的，帕克斯不會得到一分錢的工資。盡管如此，他對這份工作依然十分熱衷。“這就是我們的蘇珊集團！”帕克斯打趣道。蘇珊另外一位朋友的描述更加寫實：“沒有人能從這裏拿走工資。”之後，帕克斯和湯姆·紐曼住在了一起，蘇珊也成了這兩個人的好朋友。湯姆的母親拉克就是前文中我們提到的凱瑟琳·格雷厄姆的主廚，不過她始終沒有機會在基金會裏展示自己高超的烹飪技巧。隨著基金會工作人員隊伍的不斷壯大，現在在基金會工作的人員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了伯克希爾–哈撒韋高管層的人員規模。
在蘇珊位於舊金山百老匯街的住所裝修期間，蘇珊的外甥羅傑斯把家從洛杉磯搬到了這裏，擺脫了毒品的羅傑斯與蘇珊一起籌劃專輯的創作。一天中午，羅傑斯來到了彼得的音樂工作室工作，他向彼得借了20美元後離開。此後幾天，羅傑斯便音信全無。焦急的蘇珊、彼得還有他的妻子瑪麗開始四處尋找羅傑斯的下落，他們來到了羅傑斯在舊金山的公寓，門從裏麵反鎖著，敲門也沒有人應答，發生的這一切令三個人很著急，慌忙去找房東拿鑰匙。就在三個人等房東找鑰匙開門的這段時間，從某間公寓的唱片機裏傳出了一段旋律，歌中這樣唱道：“告訴我你不會騙我，答應我你永遠不會讓我難過。”而另一間公寓裏也傳出了一首歌，西班牙歌曲《世事難料》……
似乎是等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房東先生才拿來了鑰匙，門被打開的一瞬間，蘇珊他們三個都驚呆了，羅傑斯盤腿坐在地上，背靠在房門上，手臂上插著一支注射毒品的針管。他身邊的唱機還在空轉著，唱片應該在兩天前就已經放完了，羅傑斯的身體冰冷，他死了！蘇珊慢慢合上了外甥的眼皮，眼淚早已流了下來，彼得默默地走出了公寓，打電話去找救護車。之後醫院送來了屍檢報告，羅傑斯是由於注射毒品過量而死。
“他是一個那麽可愛的孩子！”巴菲特這樣描述羅傑斯，“不過他最後還是讓毒品奪走了性命！”失去家人的痛苦一直彌漫在巴菲特的家裏久久不能消散，聽聽巴菲特姐姐多麗絲所說的，也許人們就能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她說：“失去比利是蘇珊這一生中經曆的最大打擊！”的確，羅傑斯的死，使蘇珊不僅失去了一個外甥，更像是失去了一個兒子。這麽多年，她對他的關心從來不亞於對豪伊和彼得的關心，而且蘇珊一直希望能把羅傑斯從毒品裏拉回來，外甥的死讓她多年的努力付諸東流，蘇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敗感。
蘇珊對於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的熱情，讓巴菲特很感動，也很敬佩，他很欣賞蘇珊在幫助別人時的那種勇氣和能力。但是在這麽多年所幫助過的人中，除了羅傑斯，蘇珊並沒有和其他人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別人也沒有給蘇珊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中間，有些是因為自己做出了錯誤的選擇而受到了相應的懲罰，有些則是因為命運不濟，但沒有人像羅傑斯用那樣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常把蘇珊叫作“聖母蘇珊”。隻要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求助於蘇珊，她肯定會伸出援助之手，不過一次隻能是一個，所以巴菲特總用“零售商”來形容蘇珊的行為和受益人的範圍。而在巴菲特本人看來，他自己就是一個“批發商”，用智慧和金錢盡可能地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在這個過程中，巴菲特把自己看成一個老師，盡管職責不像是奧馬哈的教師那樣在三尺講台上傳道解惑。凱瑟琳·格雷厄姆和她的兒子唐·格雷厄姆是巴菲特最忠實的追隨者，在和巴菲特交往的這麽多年裏，他們的思維也逐漸被巴菲特同化了。巴菲特最熱衷進行的研討會就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東大會，最開始會議隻在單數年進行。巴菲特很喜歡這種教導性質的交流方式，以至於他總是希望更多的觀眾可以過來傾聽他的演講。
1980年，巴菲特的這個夢想得以實現。在當時震動業界的一樁針對IBM公司反壟斷的訴訟案中，巴菲特決定擔當證人。出庭做證的還有一位來自《華盛頓郵報》的董事阿賈伊·米勒。但是兩位證人在法庭上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米勒認為這本身就是一場令人痛苦的遊戲：律師提出的種種問題根本就是在拷問，法官一直在誘使自己憎恨IBM公司。但巴菲特並不這麽看，在法庭上，他顯示了自己的專業素質，對於律師提出的種種問題都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他很享受扮演證人角色的這個過程。事後，米勒在接受采訪時表達了對巴菲特的敬佩：“他是一位非常盡職的證人！”令巴菲特對自己滿意的地方還不止於此，鑒於這樁案件本身的轟動性，巴菲特的證詞也作為案件審理的一部分被載入了美國的商業史冊。
巴菲特早期的商業理念主要是在20世紀60年代他寫給合夥人的信中體現出來的，原版手稿早已被珍藏起來，複印件則一直在華爾街流傳，那些模糊不清的複印件就是他在華爾街被追捧的又一憑證。從1977年開始，在《財富》主編卡羅爾·盧米斯的幫助下，巴菲特每年寫給股東們的信都會被裝訂成冊進行出版。每年，巴菲特都會在伯克希爾年會上進行點評和展望，這些內容在1977年之前從未公布，但在盧米斯的運作下，巴菲特的商業理念開始出現在大眾的視線裏，而且幾乎達到了人手一冊的程度。這些文字也被認為是進入商業的快速教程。巴菲特的文字樸實鮮明，又能引經據典，從《聖經》故事到《愛麗斯漫遊奇境記》《青蛙王子》等內容都可能出現在巴菲特的文字中。文章中大量的篇幅並不是描述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經營成果，而是集中分析具體的商業實例——如何投資，在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下如何經營，怎樣用經營來評估最後的商業結果。這些內容讓人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巴菲特，一個擁有極大的人格魅力、閃耀思想光芒的巴菲特，投資伯克希爾–哈撒韋的人們希望盡可能多地聽到巴菲特的分析，這也是他召開股東大會的原因。
早期的股東大會在伯克希爾–哈撒韋總裁西伯裏·斯坦頓位於新貝德福德工廠的閣樓中進行。剛開始和巴菲特的大學老師本傑明·格雷厄姆一起前來的隻有兩三個人，其中一個是格雷厄姆的學生康拉德·塔夫。巴菲特希望股東大會做到公開民主，於是會場上就聽到了塔夫接二連三的提問，巴菲特並沒有感到一絲尷尬，相反，他很興奮。這種陶醉的感覺仿佛在派對上悠閑地坐在搖椅上一般，他在回答問題的同時也在享受人們分享他智慧的那種喜悅。
股東大會剛剛開始的那幾年，前來聽巴菲特布道的人並不多，提問者更是少之又少，即便後來股東大會遷到了內布拉斯加州國民賠償公司的咖啡廳進行，情況也沒有什麽好轉。但巴菲特並不介意，依然陶醉其中。1981年的股東大會上，前來參加股東大會的隻有22人，林沃爾特不得不臨時調集公司員工來為巴菲特捧場，他這樣做隻是不希望看到老板因為人少而難堪。股東大會一開始是例行程序——宣讀法律文件，而在之後進行的提問環節中，在股東提出了幾個啟發性的問題後，會場便陷入了沉寂，大會不得不提前結束。這一年的股東大會總共隻進行了15分鍾，速記員手裏的小冊子一個字也沒有記，當她用眼神向會議組織者之一的麥肯齊尋求幫助時，也隻能看到對方無奈地聳了聳肩。
1983年的股東大會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也許是因為收購了藍籌印花公司，這一年的股東大會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咖啡廳被擠得滿滿的。麵對人們的提問，巴菲特用坦誠的態度、平實的語言給出了答案，他像一位老師一樣沒有任何修飾，彰顯了對於民主的追求。人們感受到了巴菲特那種標誌性的美國中西部風格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人格魅力，就像他在致股東的信中所展示的那樣。
巴菲特的語言一向是生動而有趣的，他所使用的那些比喻——“皇帝的新裝”“一鳥在手勝過雙鳥在林”都是非常淺顯易懂的。和其他商人相比，巴菲特的觀點很直白也很清晰，這與那些說話言之無物的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巴菲特的表述中，B夫人成了他口中的灰姑娘，自己的助理阿吉特則成了可以點石成金的小精靈。他用童話故事來描述生活，但又能從其中發掘出人生的哲學。他的語言如此引人入勝，逐漸成了人們競相傳誦的內容。同樣的問題，巴菲特總能用一種全新的觀點進行解讀，總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因此他的影響力也像雪球一樣開始越滾越大。
1986年，巴菲特把股東大會的地點從國民賠償公司的咖啡廳移到了喬斯林藝術博物館的威瑟斯龐禮堂，那一年有400人到現場聆聽了巴菲特的演講，一年後達到了500人。這些人都是巴菲特的崇拜者，因為是他讓他們體驗到了有錢人的感覺。在他們眼中，巴菲特就是他們的神，所以在會場現場，人們在提問間隙聽到有人在唱巴菲特的讚美詩。
人們很難用常理來分析巴菲特的成功，盛名之下的他已經不再是一個平凡的人，而成了一個品牌，一個類似於“美國頂好牌花生醬”的商業品牌。不可避免地，他也因此成了經濟學家研究的對象。這些學者希望向人們證實巴菲特的成功不過是一個非常偶然的現象，沒有必要為這樣一個人而花時間和精力去琢磨，更不值得人們去崇拜。
這些學者試圖證明那些費盡心力想比一般人出色的“成功者”不過是若幹一般人中的一個，但是他們隻找到了一部分證據。套用數學中命題成立的充分必要條件來說，他們隻找到了充分條件，沒有闡述命題成立的必要條件。一位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搬出了法國著名數學家路易斯·巴切利亞在1900年提出的市場隨機漫步理論。巴切利亞認為市場就是由社會投機者構成的一個整體，市場的規則就是“隨機漫步”，市場價格的變動也呈現出隨機漫步的特點。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尤金·法瑪將巴切利亞的理論進一步推廣，並在當代社會中進行實證分析，他的結論也認可了隨機漫步理論的有效性。他認為，大量投資者都期待“打敗市場”，獲得高於平均水平的收益，但正是這種行為反而導致其努力歸為失敗。然而市場上卻湧現出一批專業投資人士，他們負責管理投資者的資金，並預測股價動態，他們的一切服務都是收費的，起初費用適中，後來出現了傳奇的對衝基金傭金模式，即“2–20”傭金模式（傭金包括客戶總資產的2%以及投資盈利的20%）。至於股票經紀人，則從散戶頭上搜刮傭金，這些散戶在電視節目和雜誌的鼓動下挑選下一隻熱門股票，同專業投資者進行競爭。每年，這些人勞動成果的總額就構成了整個股市的價值（減去各種交易費用）。
查理·埃利斯，這位曾在多位專業資金管理人員身邊擔任顧問的業內人士在《拿下失敗者的遊戲》一文中分析了1975年的市場形勢，提出了“小偷理論”。文章指出那些所謂的資金管理人員預測到市場走勢的準確性隻有一成。他的這種說法對於那些個人投資行為和那些從刊物還有通過研討會等形式來選擇投資的人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埃利斯認為在股票市場中最有效的賺錢方式並不是聽取哪些人的觀點，而是購買股指基金，而且不用支付高昂的傭金，就這麽簡單。在他看來，從長遠利益出發，股票市場的走向肯定要好於債券的發展，隻要經濟增長，投資者就能得到回報，這個觀點一直到現在還是適用的。
那些提出有效市場假說理論（EMH）的學者一直很排斥電腦等高科技產品的應用，但是一旦他們要提高這個理論的準確性與嚴密性，就不得不需要精密的數學論證和物理理論的解釋，這一點毋庸置疑。最後，這些學者也得出了一個結論：沒有人能獲得高於市場平均水平的收益，市場的作用決定了無論在什麽時候，股票都是股票發行公司的所有公眾信息集合的體現。所以，人們那些研究資產負債表、四處打探公司消息、去圖書館查證資料、分析報刊數據以及關注競爭對手的做法，都是沒有用的！不論在什麽時候，股票價格都是合理的，不管是誰，獲得超過市場平均收益的人，不是因為運氣好，就是因為他能得到內幕消息。
事實上，很多在華爾街股市工作的人都能找到駁斥市場假說理論的案例，股票交易的確存在違反市場規則的特例，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這些案例的數量正在呈現減少的趨勢，所以如果要對這些日益減少的案例進行研究，這些分析師必須要有強大的內心來麵對任何可能出現的局麵，還要考慮研究的長期性，畢竟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做後盾。即便如此，有效市場假說理論的支持者們也不允許任何特例和個案的出現，但對於他們來說，巴菲特就是一個最大的難題！隨著他的名氣與日俱增，這位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商人已經成了有效市場假說理論發展最大的障礙。在這些學者眼中，巴菲特就是一個蒙著眼睛在深藏冰山的大海裏航行的水手，要想成功穿越這片冰山，理論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巴菲特肯定會觸礁，注定會失敗！於是那些隨機漫步理論的推崇者——包括麻省理工學院的薩繆爾森、芝加哥大學的法瑪、羅切斯特大學的邁克爾·詹森、斯坦福大學的威廉·夏普等人——開始把巴菲特當作一個難題來進行研究。他究竟是千載難逢的天才，還是曇花一現的偶然事件？在研究過程中，人們發現巴菲特的很多做法都是反常規的，就像一個發育遲緩的少年一樣根本不需要人們對此進行研究，於是嘲笑巴菲特的聲音也開始蔓延開來。這其中就包括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伯頓·馬爾基爾，他在經過了細致的研究後得出了一個結論，並在《華爾街日報》上公開發表了對巴菲特的不屑：“無論是誰打破市場的運作規則，充其量都不過是一隻幸運的猴子。”猴子能將飛鏢投在靶上完全是因為它的運氣，而在馬爾基爾眼中，巴菲特也同樣如此。
盡管《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對巴菲特的抨擊，但是他對《華爾街日報》從來都不是排斥的，事實上他相當喜歡這份報紙，所以他與奧馬哈地區的報紙派送人員達成了一致。每天晚上當《華爾街日報》送抵奧馬哈時，都要有專人在巴菲特回家的路上等著，這樣他就能在第一時間，也就是午夜時分看到最新的《華爾街日報》，而當第二天早上報紙開始發售的時候，巴菲特已經把當天報紙裏麵的內容全部吸收了。這就是這位超級投資者如何利用《華爾街日報》裏麵的資源的，這也能解釋為什麽他能成為金融界的巨頭。如果馬爾基爾眼裏的猴子也能做到這一點，在午夜甚至淩晨的時候看第二天的報紙，那麽它是不是也能成為商業領袖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為它不是巴菲特！
猴子扔飛鏢的比喻沒有讓巴菲特難堪，他反而在辦公室裏放了一個用《華爾街日報》報紙做成的鏢靶當作娛樂。有效市場假說理論沒有打垮巴菲特，同樣沒有對他的老師本傑明·格雷厄姆產生任何負麵影響。無論巴菲特還是他的好朋友芒格，那些學者在他們的眼中都不過是他們各自專業的帶頭人，拿到了“巫師專業”的學位證書，而他們所教授的內容更是讓巴菲特他們覺得可笑，教的全都是些根本無法被證實的東西。從這一點來說，學者們的做法冒犯了巴菲特縝密的理性思維，也質疑了巴菲特在投資領域的專業性。
1984年，哥倫比亞大家商學院為了慶祝本傑明·格雷厄姆與戴維·多德合著的《證券分析》一書出版50周年召開了一個大型研討會。格雷厄姆希望巴菲特能對自己已經出版的《聰明的投資者》一書進行修訂後再版發行，以當時巴菲特的名氣，經他修訂後的圖書必然能有一個很好的銷量。但是巴菲特和自己的導師在很多問題上都難以達成共識，特別是在資產組合方麵，巴菲特信奉的集中投資和格雷厄姆主張的分散投資形成了強烈對比，所以巴菲特並沒有完成這本書的修訂，隻是給這本書寫了序言。但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並沒有放棄這個機會，他們邀請巴菲特在這次研討會上進行演講，雖然商學院希望股神能側重討論格雷厄姆的投資理念，但這次演講卻成了針對有效市場假說理論的大討論。來自羅切斯特大學的邁克爾·詹森成了這次討論的另外一個主角，於是人們看到了兩人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尤尼斯教學大樓裏進行的辯論。詹森認為“即將被射殺掉的火雞肯定一開始就感受到這種恐怖的氣氛”。詹森這麽做就是要喚起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追隨者們對於已經過時的隨機漫步理論的印象。他認為現實生活中並不能排除某些人在股票市場運作方麵非常成功的可能，隻是成功的比例很小。就拿擲硬幣這個遊戲來說，的確存在某些人每次都能讓硬幣有人頭的一麵在上，不過鑒於能夠保證這一點的人並不是很多，所以隨機漫步理論還是能夠成立的。
就在詹森慷慨陳詞之時，坐在下麵的戴維·多德臉色有些難看了，上了年紀的多德就坐在巴菲特的旁邊，他倚著座位輕輕地對巴菲特說：“沃倫，去，讓他看看我們的厲害！”
事實上，為了這次演講，巴菲特已經準備了好幾周的時間，他也知道會有人拿投擲硬幣作為反駁的例子，所以在自己陳述的時候，巴菲特顯得成竹在胸：如果那些投擲硬幣的人完全來自同一個地方，非常擅長這個遊戲，那麽得到全是“人頭”而不是“字”的結果就變得不再隨意，而是可以操控的了。舉個例子，如果這些人都是格雷厄姆——多德理論的追隨者，那麽當他們在投擲硬幣或者從事某一項活動的時候，思想肯定會有相通的地方，因為指引他們考慮問題的思路是一致的，所以要想得到全是人頭的結果也不是什麽難事。
隨後，巴菲特給出了9份資金經理人的投資業績圖——這9份投資業績分別屬於比爾·魯安、查理·芒格、沃爾特·施洛斯、裏克·格林、湯姆·納普和埃德·安德森、FMC公司退休基金、巴菲特本人以及其他兩名資金經理人。這些圖表顯示他們的投資內容並不相同，雖然早期幾個人的發展方向還有彼此交融的地方，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投資產業逐漸延伸到了不同的方麵。巴菲特對於包括自己在內的9名資金經理人是這樣描述的：“我們全都是格雷厄姆——多德理論的追隨者，如果要玩投擲硬幣的遊戲，我們在過去20年的時間裏都能讓硬幣的人頭一麵朝上，這一點我們很確信。”此外，他還表示包括自己在內的這幾位資金經理絕大多數都不會退休，會繼續在投資行業裏打拚下去。巴菲特這樣一番有理有據的陳詞讓現場的所有人相信，他們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憑借所謂的運氣。
巴菲特結束自己的演講後，現場爆發出震耳欲聾的掌聲，人們完全為巴菲特精彩的演講所折服。之後，人們開始向他提問，巴菲特的臉上始終帶著微笑，很紳士地回答著每一個問題，而且盡可能做到詳盡有理。隨機漫步理論存在的基礎就是數據分析，而現在，巴菲特就是利用數據分析反駁了有效市場假說理論和隨機漫步理論的準確性，這一點足以讓格雷厄姆和他的追隨者們感到寬慰了。
那年秋天，巴菲特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赫爾墨斯》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級投資者們”的文章，將火力完全對準了有效市場假說理論。無形中，這篇文章也進一步鞏固了巴菲特在支持者中的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隨機漫步理論的追隨者也對這一理論進行了修正，他們將理論分為“半強勢”和“弱勢”兩種，修正的理論允許特例的出現。而有效市場假說理論對於巴菲特最大的貢獻就在於，他告誡人們不要相信有誰可以淩駕於市場規則之上行事。對於這種觀點，除了資金管理者外幾乎沒有人可以反駁。這種理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走到了盡頭，但是人們並沒有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在商學院的課堂中有關有效市場假說理論的課程依然存在，但隻不過是為了課程本身的需要，不再具有任何的實際意義。然而，一個不能回避的事實是，那些認為自己比一般人聰明、完全可以超越市場規則的個人投資者和職業基金經理依然存在，市場並沒有因此受到任何影響。綜上，巴菲特《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級投資者們》這篇文章讓他在人們心中成了一個傳奇，甚至人們中產生了一種狂熱，一個屬於“沃倫·巴菲特”的體係正在形成。
與巴菲特蒸蒸日上的事業發展不同，有效市場假說理論及其理論基礎“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相關研究並沒有停滯，理論把觸角伸向了投資市場，並在進一步挖掘的基礎上提出了新觀點——股票市場就是一個有效運營的數據機器。在現實的股票市場中，人們之所以認為投資股票是一種有風險的行為，並不在於投資本質和股票本身的價值相悖，而是在於股價本身存在變動。股價變動率，顧名思義就是指股票價格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市場的平均水平和規則。依托這種理論，再加上計算機技術帶來的巨大便利，經濟學家和數學家們開始了在華爾街的掘金之旅，其經濟收益遠比著書立說要高得多！
投資經理們了解了股價波動率，就能對手裏的投資組合重新洗牌，他們的方法是選出股票市場中的核心股票，利用它們或高或低的股價波動率來複製一個類似於市場指數的模型。而投資組合經理了解了股價波動率，就能根據貝塔係數將股票配對並進行套利。股票套利是對衝基金中的一個術語，最簡單的描述可以是這樣：如果股票市場出現低迷的情況，股票經紀人可以拋售手中的股票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股市帶來的衝擊。同購買股票和債券相比，顯然股票套利的風險指數要小很多。
套利交易是指在兩個合約的買賣過程中利用價差謀利的行為。要通過套利交易掙大錢，需要不斷地在做空一種合約的同時做多另一種合約。這樣一來，容易引發錯綜複雜的債務問題。對衝基金與套利行為引發的杠杆率攀升，與垃圾債券和收購行為同時增多有關。支持杠杆收購的模式與套利者采用的模式一樣，都是有效市場假說的變體。而杠杆與市場、股票的關係越來越像汽油與汽車的關係：如果市場蓬勃發展，給市場一個驅動，市場的發展速度將進一步加快，否則，杠杆就成了負麵催化劑，讓股票市場陷入崩潰的邊緣。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巴菲特和芒格才沒有把股價波動率看作風險的一部分，正如後來芒格所說，那根本就是“廢話連篇”的說法。巴菲特和芒格認為風險不是指股票套牢虧了錢，而是指“為了保住一份資產而把自己完全陷入其中，而且沒有一點解決的方法”。那些可以數十年持有一隻股票的人根本不在乎所謂的股價波動率，而利用杠杆收購來積累個人資本的人是無法體會到其中的樂趣的，他們必須要考慮杠杆成本的因素。此外，借債過程中包括時間長短等因素，必須由借出方決定，而不是借入方，這樣後者也不存在任何選擇的權利。所以投資者很可能等不到市場變化自己得利的那一天就已經堅持不下去了，杠杆成本已經使他們不堪重負。作為借入方，自己將受到什麽樣的懲罰，也完全取決於借出方的態度和意願。
不過一旦市場沿著之前人們預測的那樣發展，股價波動率的作用就能立刻明顯起來。隨著時間推移，如果市場沒有發生大的波動，投資者們很可能因為賺了點錢就沾沾自喜，“我們還是很聰明的，至少已經超出了市場對我們的控製”，但是他們肯定忘了在此之前還有很大的風險存在，而風險在評估成敗的這一刻已經被他們拋到腦後了。
巴菲特摸爬滾打這麽多年，始終保持著自己的一貫風格，盡管金融市場發生了很多變化，有些變化甚至是顛覆性的。在費切海默公司收購案中，人們再一次看到了那個熟悉的巴菲特。費切海默公司是一家製作獄警服裝的公司，在收購案進行的過程中，包括湯姆·墨菲在內的人都不看好這樁收購，他們擔心伯克希爾–哈撒韋隨時可能被那些居心叵測的企業掠奪者搶走，因為他們手裏握有很多垃圾債券。但是墨菲他們的擔心純粹是多餘的，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絕大部分股票就在巴菲特和他的朋友們手裏，足夠保證公司的穩定性，再加上“巴菲特”這塊金字招牌，伯克希爾–哈撒韋就是一個堅不可摧的堡壘，是人們的庇護所。在完成大都會對美國廣播公司收購的第一年裏，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淨收益達到了1.2億美元。人們津津樂道的是，隻要巴菲特出手進行收購，新公司的股票價格就能節節攀升，公司將財源滾滾。
接下來的幾筆收購讓人們看到了巴菲特的真正實力。一家位於俄亥俄州的大型企業斯科特·費策爾公司的總裁拉爾夫·沙伊在一樁杠杆收購的交易中試圖把公司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卻使公司陷入困境。考慮到當時的股市非常穩定，而且出售公司能給新老板帶來巨大的利益，斯科特·費策爾公司開始向外界尋求幫助。這時，一個叫伊萬·博斯基的企業掠奪者站了出來，表示將通過收購的方式把公司變成自己的財產。
巴菲特自然清楚這一切，他在寫給拉爾夫·沙伊的信中表示並不願意蹚惡意收購的渾水。“我們不做不道德的買賣，但如果你希望兩家公司合並，不妨給我打電話。”沙伊采納了巴菲特的這個建議，不久後，伯克希爾–哈撒韋用4.1億美元完成了對斯科特·費策爾公司的收購。兩年前，巴菲特收購了內布拉斯家具城，而兩年後收購的新公司的規模足足比其大了7倍！這樁交易也開了一個先河，巴菲特第一次邀請上市公司的原首席執行官為自己做事，之前巴菲特收購的從來都是私人企業。而對於沙伊來說，這也是值得慶幸的，他的老板不是別人，而是大名鼎鼎的巴菲特！
另外一個見證巴菲特魔法的就是傑米·戴蒙，他是美國大型證券公司希爾森–雷曼公司首席執行官桑迪·韋爾的助理。當時，希爾森–雷曼公司的母公司是美國運通公司。它希望能以管理層收購的方式將其旗下的保險公司消防員基金公司賣給韋爾。此前，韋爾已經從巴菲特的GEICO公司挖來了傑克·貝恩，並要求貝恩管理消防員基金公司。麵對這種情況，戴蒙求助於巴菲特，希望巴菲特能用有形的資金和無形的威望來介入這筆交易，一起管理消防員基金公司。
盡管巴菲特和貝恩有著深厚的感情，但他對於貝恩的離開並不感到特別惋惜。不過由於貝恩在GEICO公司工作多年，很多工作還都留有他的影子，巴菲特不得不花時間和精力把貝恩離職帶來的負麵影響降到最低。當公司逐漸恢複元氣後，巴菲特告訴GEICO公司裏的每一個人，要把精力放在公司的核心項目上，也就是那些確實進行的項目。為了填補貝恩離開的空缺，巴菲特任命盧·辛普森作為公司新的投資主管。這位土生土長的芝加哥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對那些速成的交易還有那些需要大規模投資的股票並沒有興趣。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巴菲特很快就把辛普森納入了巴菲特集團之中，而他也頗受巴菲特的賞識，全權掌管投資業務，成為巴菲特唯一信任的可以獨立投資其他股票的高管。在工作中，巴菲特驚奇地發現辛普森和貝恩其實很相似，有的時候，辛普森也會生出叛逃之心，但是巴菲特總有方法把他留在自己身邊，好在辛普森和貝恩並不是同事關係，否則巴菲特要想留下辛普森，難度很大！
盡管現在巴菲特和貝恩並不共事，但他知道貝恩具有點石成金的能力，幾乎任何一個他參與的項目和行業都能得到回報，所以當被問到是否要投資於消防員基金公司時，巴菲特的答案是這樣的：“絕對不能給貝恩留下什麽，哪怕隻是一張餐券！”後來，美國運通公司決定剔除韋爾在這樁交易中的份額，選擇把消防員基金公司的股票直接進行公開發售，任命貝恩出任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美國運通公司自然清楚巴菲特的名氣，也知道如果他能加盟董事會，必將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於是他們為巴菲特提供了一份回報豐厚的再保險業務合同。巴菲特欣然接受，也開始扮演貝恩和他的董事會私人顧問的角色。看到這一切，韋爾感覺自己被公司出賣了，而把怒火轉嫁到了巴菲特身上。盡管之後韋爾收購了旅行家保險公司，並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王國，但這依然不能消除他對巴菲特的仇恨。從那時開始，巴菲特就成了韋爾的敵人。
從美國運通公司到桑迪·韋爾，發生的一切讓世界再一次體會到了“巴菲特”這個姓氏能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到現在為止，巴菲特已經和很多重大交易聯係在一起，他要麽親身參與了投資項目，要麽在很多筆交易中扮演了顧問的角色。在包括大都會廣播公司、消防員基金公司、《華盛頓郵報》、GEICO和奧馬哈國民公司等在內的集團中，巴菲特的身份不是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就是公司的幕後老板。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和投資範圍的擴張，巴菲特必須做出選擇，究竟是以合夥人的身份繼續在公司做事，還是擔任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在這之前，巴菲特的身份並不明確。在伯克希爾–哈撒韋，他更像是一個基金管理者，負責為合夥人管理財產但卻不收取任何費用。在寫給股東們的信中，巴菲特表示自己做出的任何有關投資的決定都是以個人的行為準則作為評判的依據，是他自己建立了公司的分配製度，這也是巴菲特為了避免公司將錢進行集體捐贈而想出來的一個辦法。他拒絕分割公司股份，同時也從來不讓伯克希爾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在他看來，股東的合作團體更像是一個俱樂部。“盡管公司是法人性質的，但是我們內部的關係非常平等，我們就是合夥關係！”巴菲特是這麽說的，而且也是這麽做的。
但另一方麵，巴菲特很迷戀作為公司首席執行官的一切，仿佛他是高高在上的神，是公司中一切的決策者。各行各業的人，包括那些政客、記者還有自己的同行——其他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都來向巴菲特討教，尋求他的幫助，這讓巴菲特充滿自豪感。而隨著巴菲特名氣的增長，他對華爾街股市的影響越來越大，甚至出現了一種風潮，人們衡量一筆交易是否具有重量級的標準，就是看巴菲特是不是也投身其中。但巴菲特對於伯克希爾的情感沒有變，毫不誇張地說，伯克希爾就是巴菲特個人生命的延伸！
一直以來，巴菲特的雙重身份還是得到他個人、公司還有股東們的認可的，兩種身份之間的界限並不明顯。但是現在，卻到了抉擇的時候，巴菲特必須要在公司的合夥人和管理者職位之間做出選擇，兩者隻能擇其一。
為什麽巴菲特要麵臨這樣的選擇？原因就是稅費問題的出現。一直以來，伯克希爾就在企業所得稅問題上頗受困擾，如果公司改成了合夥性質，伯克希爾就不用再麵對企業所得稅的問題。而另一方麵，巴菲特一直在免費為伯克希爾的股東們進行投資，這是一筆非常合適的買賣（除了巴菲特，所有人的利益都不會受到損害）。從股東忠誠度這個角度來說，人們也希望巴菲特能夠這麽做。但是在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關於稅收製度改革的法令，廢除了之前一直存在的“一般實用原則”（General Utilities Doctrine）。在此之前，一家公司在賣掉自身財產的時候隻需要完成清算並將資產所得分配給股東即可。而現在，股東們在接受公司財產的時候還必須為這些資產繳納一定比例的稅額，好在這些資產不用被二次征稅。
一般實用原則的廢除，意味著以後對公司清算將征收雙重稅收，不僅公司贏利要交稅，股東的資產分配也要交稅。因為雙重稅收的數額非常驚人，一時間國內的封閉型控股公司和家族企業爭先恐後地在這項法令正式實施之前開始進行清算。巴菲特在致股東的信中經常說伯克希爾的規模太大了，其資金已經成為投資獲利的一大障礙，可以將其資產重新分配，然後組成一個更加容易管理的資金規模（仍然多達數十億美元），建立新的合作關係，用不了幾個星期就能重新開始投資（當然，費用也得重新收）。由於當時伯克希爾的資產負債表上仍然有12億美元的未實現利潤，如果巴菲特真的對伯克希爾進行資產清算，那麽他給股東的分紅就能避掉4億多美元的稅，且有機會避免雙重征稅，公司也可以在一種新型的合作關係下重新開始經營，但他沒有這麽做。
在巴菲特的年度報告中，他用大量的篇幅來討論有關清算、避稅的話題，並否決了預先清算的想法。“舉個例子，伯克希爾可以選擇進行清算，當然我們並不需要這麽做，根據政府推出的新法令，我們的股東們就要繳納一定的稅款，這樣他們手裏最後剩下的資產肯定會比在新法令推行前手裏清算完成後分到的資產要少。”
做事老派的巴菲特自然不會對銀行賬戶裏無緣無故增加1.85億美元滿不在乎，而且他還能獲得不用繳納企業所得稅而重新開始的機會，要知道就是企業所得稅才讓巴菲特決定不對伯克希爾–哈撒韋進行清算的，而這除了給巴菲特個人帶來一定損失外，其他什麽負麵影響都沒有。但這種原始的貪婪欲望已經不能影響巴菲特的任何決定了，正因為貪婪，巴菲特比任何人、比公司任何一位股東交的學費都多！不過考慮到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發展，巴菲特決定放棄公司合夥人的身份，專職扮演公司首席執行官的角色，這一切都是因為巴菲特對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感情，要不是這個特殊因素的存在，公司的資產清算早就已經可以進行了。
至此，巴菲特完成了自己的選擇。這樣，伯克希爾–哈撒韋也就像寶潔、高露潔–棕欖一樣擁有了一位自己的首席執行官。這也意味著，就算有一天巴菲特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公司也不會因為他的離開而消亡。
不過現在的伯克希爾–哈撒韋依然是難以管理的，由於公司旗下的分支太多，很多都屬於不同的領域和部門，為這樣一個組織進行經濟價值評估本來就是一件不輕鬆的事。也難怪後來芒格戲稱伯克希爾–哈撒韋就是一家“冷若冰山的公司”，公司的規模在無限製擴大，但是它的所有者卻得不到任何好處。不過從另一個方麵來考慮，如果公司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可以輕輕鬆鬆地在公司予取予求，這樣的公司還能有什麽價值呢？恐怕什麽也沒有。
在為伯克希爾–哈撒韋積累財富的問題上，巴菲特的貢獻已經超出了公司裏任何一位股東的想象，而且他有事實為證。巴菲特有一張屬於自己的記分卡，這張記分卡記述了多年來巴菲特的經營軌跡，和每年麵對股票市場上的種種壓力來比，這張記分卡帶給巴菲特更多的則是享受和一份舒適、輕鬆的心情。從之前的雙重身份轉變到現在隻擔任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巴菲特再也不用作為一個絕對權威人來行事，而且他也不用再去麵對那些令人頭疼的數字，因為從一開始巴菲特進入股票市場以來，就有一些人在評論他的投資行為。除了這些已經免去的災難，擔任這一家“冷若冰山的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也能讓巴菲特體驗到久違的樂趣。他在布法羅地區擁有一家報社，他寫給股東們的那些信也在報紙上的一個專欄裏發表。除此之外，他和其他那些首席執行官似乎沒有太多的交集。從巴菲特成為公司首席執行官的那一天起，他就算正式走進了企業首席執行官俱樂部，但是和其他首席執行官不同，巴菲特沒有任何惡習——他不會去住所謂的五星級酒店，不以收藏名酒、名家作品為樂，也沒有見他購買豪華遊艇，抑或是另覓愛人，找一位漂亮的花瓶小姐做自己的太太。“花瓶？我從來不認為花瓶太太是對自己的獎勵，在我看來，那樣的獎品是給失敗者準備的！”巴菲特說。
但1986年的某一天，巴菲特的態度似乎發生了改變。一天，他給好朋友小沃爾特·斯科特打電話。斯科特是地地道道的奧馬哈人，他和巴菲特是同鄉，和自己的父親一樣，斯科特一直在為彼得·基威特父子公司工作，他的血液裏充滿了商人的DNA，但又不失風趣和幽默。在彼得·基威特父子公司，小沃爾特·斯科特接替基威特成為這家公司的老板。在之後發生的美國聯邦高速公路的投標串通醜聞案中，他登上了美國各大新聞報刊的頭版，這使得彼得·基威特父子公司在任何涉及政府基金的合同中投標的資質受到質疑，嚴重威脅了公司的生存。不過最終斯科特還是憑借著自己的坦率與平穩的做法以及一係列的改革措施（他選擇與政府部門進行交易，而這樣的風險是很大的，動不動就可能讓公司陷入生死邊緣），幫助公司回到了之前的軌道。對於巴菲特來說，斯科特是值得信任的，所以凱瑟琳·格雷厄姆偶爾幾次來奧馬哈看望巴菲特時，都選擇住在斯科特家。
巴菲特在打給斯科特的電話中這樣說道：“沃爾特，你覺得我買一架私人飛機怎麽樣？”巴菲特之所以給斯科特打電話，是因為他知道彼得·基威特父子公司內部有若幹架飛機，主要負責接送來自偏遠地區的合作夥伴。
斯科特的回答是：“你不用問我，我想你自己能找到合適的理由！”
兩天後，已經找到答案的巴菲特再次打電話給斯科特：“沃爾特，我已經找到答案了，現在我想問你的是，怎麽找到飛行員幫你開飛機，還有你是怎麽對飛機進行保養的？”
為了讓巴菲特解開心中的疑惑，斯科特邀請巴菲特小試了一下彼得·基威特父子公司剛剛購進的新款飛機。飛了一圈後，巴菲特小心翼翼地走了出來，隨後立即購買了一架“獵鷹20”，型號和斯科特邀請他試乘的飛機一模一樣，而這架飛機也成了伯克希爾的專機。這樣，巴菲特的個人空間更多了，他也可以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旅行時間表了。一直以來，隱私和自由支配時間都是巴菲特最在意的事情之一，一架飛機幫他解決了很多問題。
不過購買私人飛機也讓巴菲特違背了自己的一貫原則，那就是不浪費一分錢。杜絕浪費是巴菲特人生的首要信條。他永遠也不會忘記與凱瑟琳·格雷厄姆在機場打電話的那件事。有一次在機場，格雷厄姆要打個電話，需要10美分，由於沒有零錢，她向巴菲特借錢。當巴菲特掏出口袋裏僅有的一枚硬幣時，發現是25美分。他毫不猶豫地轉身去換零錢，格雷厄姆知道巴菲特是不想浪費，她連忙叫住了巴菲特，用半開玩笑的口氣說就讓她浪費掉這15美分吧。對於巴菲特擁有的財富來說，這浪費掉的15美分就像是乘坐飛機在飛越乞力馬紮羅山時丟掉一磅的貨物一樣不值一提，而此時巴菲特正在給自己找借口，找一個能解釋自己買了一架飛機又雇用了兩名飛行員這種行為的借口。在巴菲特自己看來，這無異於古埃及法老那樣奢華的生活，但是如果真的要為浪費找借口，巴菲特無視清算而損失的1.85億美元更需要他的解釋。
是啊，巴菲特一向吝嗇的性格和昂貴的飛機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舍友克萊德·賴格哈德卻給出了其中的答案，不過這樣的說法聽上去有點令人尷尬。“他購買這架飛機的目的無非是希望給自己省錢，當然也能省些時間。”聽到這種說法，巴菲特在股東大會上也拿自己開玩笑：“我啊，就是工作的時候太吝嗇，而出去玩的時候舍得花錢！”
這架“獵鷹20”，作為唯一一件屬於巴菲特的奢侈品，也讓他步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即便如此，巴菲特“吝嗇”的性格也沒有改變多少。即便打著代表紳士身份的領結，巴菲特也並沒有真正融入所謂的名流社會，他依然是芒格口中那家“冷若冰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1987年，大使沃爾特·安嫩伯格夫婦邀請時任美國總統的裏根及夫人、巴菲特和蘇珊到著名的棕櫚泉國際公寓度周末。其實在此之前，巴菲特就已經和裏根夫婦見過麵了，那是在凱瑟琳·格雷厄姆位於馬撒葡萄園的別墅裏，而且巴菲特還與裏根總統在白宮一起用過餐，但是與總統先生度過一個周末，對於巴菲特來說還是第一次。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這裏的一切都是為沃爾特這樣的人設計的，偌大的一個房子裏，除了你和你的太太就是50多個服侍你的人。牆壁上掛著動不動就是價值億萬美元的名畫，而我在那裏就像是一個看客，隻有我對這些藝術作品一竅不通。要是我，倒是希望牆上掛著的都是《花花公子》的封麵。”相比之下，蘇珊對這些高雅生活的適應要比巴菲特好很多。
我們住的是一間叫作憂鬱藍色的房間，床單是藍色的，牛仔褲也是藍色的，連屋子裏的書的書皮都是藍色的，一切都是藍色的。在那裏，每一個客房都有兩名女仆，她們負責我們的早餐，每天早晨她們都在規定的時間給我們送上食物，就連托盤每次都是在同樣的時間放在同樣的位置上，到了規定的時間她們又會把東西收走。
每天晚上我們都要穿晚禮服出席晚宴活動，每個門口早已經站好了兩名女仆，她們會非常訓練有素地告訴你：“夫人，您今天真是太漂亮了。”而為我服務的那位女仆則看著我咯咯笑，也許她已經為我的到來準備了幾周的時間，在想麵對我的時候應該說些什麽，但是真到了我麵前，卻不知道說什麽了。
在這裏，沃爾特為自己準備了專門的9洞高爾夫球場。球座排列得非常整齊，而那些高爾夫球碼放成一個金字塔的形狀。如果他一天被安排了4輪四人賽，他會說球場安排不開這麽多比賽，留下一場回陽光之鄉鄉村俱樂部去打吧。我自然願意去那個俱樂部揮上幾杆，陽光之鄉鄉村俱樂部的服務很好，在球被拿走後，會有專人把球碼放整齊，依然像之前金字塔的形狀，這樣的生活對於我來說，如同夢幻一般。
對於金字塔和法老的奢華生活，巴菲特有自己的見解，但他並不排斥和安嫩伯格這位大使先生一起打球，因為他很喜歡安嫩伯格，也喜歡和他打球。巴菲特並不認為自己要過和安嫩伯格一樣的生活，因為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當然，巴菲特不會抨擊安嫩伯格選擇的這種方式。那個周末，安嫩伯格成了巴菲特身邊最好的朋友，一直陪伴在他左右，而總統裏根則成了他們在高爾夫球場上的玩伴。巴菲特知道這個周末有很多特工人員一直在保護著總統，但是他們的隱蔽工作做得很好，即便巴菲特把高爾夫球打到了水裏，這些特工人員也沒有現身撿球，這讓巴菲特一睹特工人員的希望落了空。
對於裏根，巴菲特有一種很複雜的情感：一方麵他很欣賞裏根提出的關於“地緣政治學說”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麵，在裏根執政期間，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了最大的債務國，這一點讓美國經濟受到了嚴重的衝擊。隨著垃圾債券和杠杆交易在華爾街的興起，美國政府和美國經濟都陷入了巨大的債務麻煩中，這在巴菲特眼中就是經濟疲軟的突出表現。處於疲軟市場中的人可能會這樣說：“我很榮幸能在周二請您吃漢堡！”而要是巴菲特，他邀請別人去品嚐的就是牛排了，股市中的巴菲特從來都不是無能的，這一點可以從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中得到證實。
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業績讓人想入非非，而公司首席執行官巴菲特更是與美國總統共進晚宴、切磋球技，這樣的經曆和背景讓巴菲特成為人們心目中財富的代名詞，人們認為他就是一切經濟智慧的源泉所在。再加上斯科特·費策爾公司收購事件，巴菲特更是成了偉大的保護者的化身。每一個試圖對巴菲特還有他的公司進行分析研究的人最終都得到一個令人讚歎的數字，認為巴菲特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在過去23年的時間裏，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的票麵價值每年都能以23%的速度高速而穩定地增長。那些最初和巴菲特合作的商人每投入1000美元就能得到110萬美元的回報。伯克希爾的股價達到了每股2950美元。巴菲特的個人身價高達21億美元。這樣的數字怎麽能不令人眼花繚亂！巴菲特作為一個商人，一個基金投資者，他的財富已經能在美國排到第九位。這在美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說得直白一點，巴菲特不過就是一個拿著別人的資金進行投資的人，但就是依靠這種方式，他成功地躋身名流，成了眾多投資者仰望的對象。別人投入了金錢，而巴菲特投入了自己的眼光和智慧，這樣就成就了他數以億計的財富，而他的手段不過就是買賣股票，進行投資。隨著名氣的增長，越來越多的人來到巴菲特的麵前向他尋求幫助。
這一次給巴菲特打電話的是時任所羅門兄弟公司首席執行官的約翰·古特弗羅因德，在1976年巴菲特的GEICO出現危機險些破產的時候，古特弗羅因德伸出了援助之手，幫助GEICO渡過了難關，兩人也因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當時古特弗羅因德幫助巴菲特渡過難關的過程中，他既顯示了所羅門兄弟公司的優勢，同樣也暴露了公司的不足。當時GEICO股票的承銷完全取決於一名普通股研究分析師的觀點。在那個年代，在股票發行市場有一定地位的公司，一般會承接那種規模小，即使失敗也無須承擔什麽法律義務的交易。但所羅門兄弟公司不是這樣的企業，這是一家做事果敢、堅決的公司，而且沒有那麽多的官僚作風，他們之所以敢拿下與伯克希爾的這份合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需要這份合同。對於那些能幫助自己的人，特別是那些能幫助自己賺錢的人，巴菲特一向是充滿好感的，古特弗羅因德身上那種略帶保守、充滿智慧，但是又有點喜歡淩駕於別人之上的性格深深地吸引了巴菲特，增加了巴菲特對這個自由的、本色突出的銀行家的信賴。
古特弗羅因德出生於紐約市的斯卡斯代爾鎮。小鎮距離紐約市不遠，因被高爾夫球場環繞而聞名。他的專業並不是經濟管理，而是在歐伯林學院主修文學，並打算將來成為一名英語教師，但是父親的一個高爾夫球友卻把他帶入了商業領域，這個人就是比利·所羅門，所羅門兄弟公司創建者的後人。
1910年，阿瑟·所羅門、赫伯特·所羅門、珀西·所羅門創建了所羅門兄弟公司。最開始他們的啟動資金隻有5000美元，公司的發展方向是短期借貸。而就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所羅門兄弟公司這家規模不大的小公司居然通過把自己注冊為政府的證券交易商之一挖到了一個大客戶——美國政府部門。有了政府部門的認可，所羅門兄弟公司通過集中力量於自己的核心業務——債券交易，奮力打拚、審慎經營，再加上對客戶忠誠，使公司在之後的30年裏規模迅速擴大。反觀其他經紀公司，不是由於經營不善過早地關門大吉，就是走上了被吞並的不歸路。
古特弗羅因德進入所羅門兄弟公司後，比利·所羅門給他安排的職務是交易助理。每天，古特弗羅因德看到的都是一個個忙碌的身影，人們手裏拿著電話，腦子裏想的全都是如何通過債券買賣幫助客戶實現利益最大化。在這樣一個大環境的影響下，和大多數人一樣，古特弗羅因德在為所羅門兄弟公司服務的過程中也學到了很多東西。到1963年，也就是古特弗羅因德34歲那一年，他的業務已經相當熟練，並順利成為公司的股東。一直以來，比利對公司的管理一直采用鐵腕政策，他說的每一句話對股東們來說都是他們的行事指南，就算股東們得到了公司的分紅，比利也不允許他們以利潤或者獎金的方式分年拿走，而是必須要留在公司裏，以防公司遇到不測。
比利·所羅門在1978年退休前把公司大權交到了古特弗羅因德的手上。三年後，古特弗羅因德在他的朋友兼顧問位於東開普敦的海濱別墅，說要把所羅門兄弟公司出售給一家名叫菲普諾（Phibro）的大型日用品交易公司，兩家公司在重組後將更名為“菲普諾–所羅門公司”。在整個重組過程中，古特弗羅因德和新公司的股東們平均每人拿到了大約800萬美元的利潤，而包括比利·所羅門在內的公司老臣們則一分錢也沒有撈到。為什麽？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所謂的元老早已退休了。難怪當時某位曾經出任所羅門兄弟公司董事的商人認為發生的這一切是一個悲劇：是現代版的俄狄浦斯，兒子最終殺死了自己的父親。
公司完成重組後，古特弗羅因德和菲普諾公司的總裁戴維·滕德勒一起出任新公司的聯席首席執行官，這也注定了兩人站在了蹺蹺板的兩端，當古特弗羅因德主管的部門業績蒸蒸日上時，滕德勒負責的部門則麵臨前所未有的難題，古特弗羅因德抓住這個時機，把自己的合作夥伴踢出了局，之後古特弗羅因德成了新公司絕對的主人。
得償所願成為公司的老板後，古特弗羅因德開始對公司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先後增加外匯交易、股票交易及承銷三項，並將原有的債券市場擴大到了日本、瑞典、德國等國。此外，古特弗羅因德並沒有放棄引進人才，華爾街股市裏出現了很多學院派的研究員，那些曾在學校教課的教授也開始出現在股票市場。有了這樣的大背景，所羅門兄弟公司裏擁有博士學位的人不斷增加，他們利用所學的知識解開資產剝離、拆分、運輸、抵押以及債券問題中的數學之謎。但這些隻是所羅門公司騰飛前的鋪墊，直到進入了一個全新的行業——債券市場，菲普諾–所羅門公司才一舉從一家中等規模的公司發展到華爾街股市的龍頭企業，而這一切不過用了幾年的時間。
鼎盛時期的所羅門公司規模很大，單是公司的交易大廳，占地麵積就能達到一個飛機庫麵積的1/3。大廳裏人山人海，煙霧彌漫。大廳的中間擺了兩排桌子，桌子旁邊擠滿了交易人員、銷售人員還有交易助理，大多都是彎著腰對著電腦屏幕計算股票盈虧，即便吃飯，他們也是一隻手拿著比薩，一隻手拿著電話聽筒，可見工作十分緊張。這裏每天都像打仗一樣，人們的抱怨聲、詛咒聲夾雜在交易過程中，而所有這一切都圍繞著股票買賣這個永恒不變的話題。每天早晨，古特弗羅因德都像從炮膛裏飛出來的炮彈一樣從辦公桌衝到大廳通道口，瞪著眼睛，透過角框眼鏡觀察大廳裏的情況，而他的手裏總會拿著一根香煙。
那些在交易大廳工作的人有一個最大的特點，他們都對競爭有著特別的感情，以把對手置於死地為自己最高的目標，這也從客觀上促進了古特弗羅因德和他的公司的發展。所羅門公司成了債券承銷市場的佼佼者，古特弗羅因德也因此出名，美國《商業周刊》稱他為“華爾街之王”。此外《商業周刊》還披露了古特弗羅因德在所羅門公司實行的高壓政策——這一點古特弗羅因德和他的導師、一手將自己提拔起來的比利·所羅門沒有什麽區別。一旦公司出現問題，古特弗羅因德絕不輕易放過任何一個人。換句話說，為了平息出現的爭端，古特弗羅因德很可能把每一個人都列為懷疑對象一一排查。
1985年，所羅門公司發展到頂峰，這一年，公司的稅後純利潤達到5.57億美元，但是包括股票部門在內的一些公司新近扶持的部門並沒有給公司帶來預期的利潤，因而公司內部的競爭出現了近乎失控的局麵。麵對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所羅門公司的競爭對手開始了挖角行動，一批幫助公司創造了巨額財富的主力幹將麵對高薪的利誘相繼離開，古特弗羅因德意識到了公司麵臨的危機，希望通過提高員工待遇的方式來挽留人才，但他並沒有對股票交易和投資銀行兩個部門的員工流失采取任何動作，因為這兩個部門就是上文中提到的令古特弗羅因德大為光火的兩個部門。不過古特弗羅因德還是給這兩個部門提出了一份5年規劃，希望他們能在5年的時間裏彌補自己給公司帶來的損失。他希望能用這種強硬的方式來掩蓋自己性格中的弱點，其實古特弗羅因德是一個很不願意用非常強硬的態度和正麵衝突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古特弗羅因德在交易大廳裏待的時間越來越少，但公司裏依然處處彌漫著一種緊張的氣氛。“我的問題在於，在處理人際關係時總是考慮太多。”事後，古特弗羅因德曾在采訪中道出了當時自己的苦衷，不過雖然當時是古特弗羅因德在主持所羅門公司的業務，但當公司出現問題的時候，外界輿論的批評不是衝著古特弗羅因德，而是指向了他的妻子蘇珊·古特弗羅因德。
20世紀80年代幾乎有10年的時間，蘇珊·古特弗羅因德一直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征得了”丈夫的同意留在紐約曼哈頓中心區，在這裏她可以經常見到丈夫的前任老板比利·所羅門，蘇珊經常要求已經退休的所羅門帶她出席各種社交活動。剛開始，古特弗羅因德並不讚成妻子的這種做法，但後來，他的態度發生了改變，甚至很欣賞妻子的做法。用古特弗羅因德的話說，這樣可以拓寬他的人脈。蘇珊在紐約打開局麵後，古特弗羅因德正式進入了紐約名人圈，在這個過程中，要想從他身上找到謙虛、節儉的優點，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要想成為一個富人，付出的代價還不小呢！”一次，古特弗羅因德和美國出版業巨子，也是《福布斯》財富榜單創始人馬爾科姆·福布斯聊天時抱怨道。雖然他這樣的說法非常有諷刺意味，但的確還是非常坦率的。其實這也是古特弗羅因德夫婦生活的真實寫照。古氏夫婦每次宴請賓客的時候豪華至極，邀請函完全都是由司機登門送上，邀請函的上麵還別著黃玫瑰。蘇珊宴會前要沐浴，她喜歡在沐浴後噴上冰凍的香水，為此她特意在浴缸旁邊放了冰櫃。為了追求時尚的法國氣息，蘇珊連說話的時候都非常刻意，要是有電話打到公寓，她必然讓管家用法語來接聽。第一次與總統夫人南希·裏根會麵時，愛表現的蘇珊也用法語向第一夫人致敬：“夫人，早上好！”在古氏夫婦位於紐約海怡大廈的家裏，更是彌漫著濃鬱的法蘭西情調：客廳裏鋪著價值百萬美元的地毯，放著一個價值百萬美元的法國古董。除了家裏這樣，蘇珊也沒有放過古特弗羅因德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裏擺滿了各種各樣的裝飾，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來到了“法國的風月場所”。古氏夫婦在法國還購買了一處18世紀的古堡作為寓所，而他們的鄰居就是世界著名時裝設計師紀梵希。有了這種便利，蘇珊邀請紀梵希為她量身設計服飾。聖誕節將至，蘇珊希望能在紐約的家裏放上一棵聖誕樹，但當一台起重機未經許可出現在頂樓的露台，用來在她家客廳安放一棵高22英尺、重500磅的聖誕樹時，她卻遭到了鄰居們憤怒的投訴。古特弗羅因德夫婦也多次登上雜誌封麵，而蘇珊因此贏得了登上大銀幕的機會，在由湯姆·沃爾夫的紀實小說改編的電影《虛榮的篝火》中得到了一個角色。麵對外界的抨擊，蘇珊的朋友們都為她辯解。但是縱使指責蘇珊的聲音有多麽刺耳，也沒有人站出來指責這樣奢華的生活分散了古特弗羅因德的注意力，對於這種說法，即便是古特弗羅因德本人也沒有質疑，一點兒也沒有。
那個時期出版的一些公司發展史的內容可以讓我們從一個側麵了解古特弗羅因德這個人。裏麵描寫的古特弗羅因德並不是那種獨斷專行、喜歡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別人的人，其實他是一個“很能體諒別人，願意盡自己最大能力讓別人感到舒服的人”。但是作者也表示古特弗羅因德是“最後的決策者”，“某一話題，隻要他在谘詢相關人員後給出決斷，那麽這肯定就是最後的答複，不可能有任何更改”。事實上，一些之前和古特弗羅因德共事的人——他們現在的職務至少應該是“主管”級別，正在醞釀一場挑戰古特弗羅因德權威的戰爭。這麽長時間以來，他們對古特弗羅因德、對所羅門兄弟公司的忠誠，走到了終點，他們抨擊古特弗羅因德奢華的生活作風，並開始了相互之間的權力爭奪戰。
到1986年底，隨著員工工資支出的不斷攀升——那一年，所羅門公司的員工數量增加了40%——公司的利潤出現縮水，部門主管們差一點兒就把古特弗羅因德趕下台來。沒有錢賺，所羅門公司的股東們開始坐不住了，公司最大的股東、來自南非的米諾卡（Minorco）公司率先發難，越來越對所羅門公司失去耐心的它們正告古特弗羅因德要出售公司的股份。不過之後，所羅門公司內部的部門主管們也沒有什麽動作，一切似乎又恢複了平靜。但這並不能緩解南非公司的態度，當時道瓊斯工業指數增長了44%，所羅門公司的股票卻持續走低。但在很長一段時間的尋找後，米諾卡公司終於找到了接管自己麻煩的買家，一個叫羅恩·佩雷爾曼的企業掠奪者，正是他之前完成了對美國著名化妝品品牌露華濃公司的收購。
所羅門公司的管理層自然不希望為佩雷爾曼或者是他任命的任何一個人賣命。思考再三，古特弗羅因德不得不向巴菲特發出了求救信號，希望他能像之前幫助斯科特·費策爾公司那樣扮演“救星”的角色，對所羅門公司進行投資以避免佩雷爾曼可能發起的收購挑戰。
客觀地說，所羅門公司在銷售市場上的實力還是有目共睹的，這一點令巴菲特很欣賞。令巴菲特頭疼的是，這家之前曾在投資銀行業呼風喚雨的公司現在由於受到市場壓力的影響隻能去開發新的商業銀行業務，但所羅門公司通過垃圾債券來融資完成公司收購的做法卻為巴菲特所不齒。對於競爭激烈的並購業務，所羅門公司還是一個新手。想從這一潭渾水中把所羅門公司解救出來，古特弗羅因德深知並不輕鬆，短短一年的時間裏，他明顯蒼老了很多。
但所羅門公司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優勢，就是它重新構建債券市場的能力。這一點足以吸引巴菲特，畢竟在當時很難找到能夠帶來巨額回報的收購買賣。盡管巴菲特對垃圾債券深惡痛絕，但他也不能回避公司收購將不可避免地使用這個他並不喜歡的方式。所以，巴菲特開始投機取巧地對交易實施套利：逐漸減少收購者手中的股票持有額，並不斷增加被收購者手中的股票份額。由於所羅門公司絕大部分的利潤來自套利債券部門，公司其實就是一部套利機器。不過鑒於這也是華爾街的普遍現象，巴菲特也隻能接受現實，並慢慢習慣這樣的運作模式。
隨著古特弗羅因德希望巴菲特完成收購的心情日益迫切，股神也嗅到了金錢的味道。為了盡快完成收購事宜，古特弗羅因德表示將向巴菲特提供一筆7億美元的優先股股票，可以分配到15%的公司利潤。在所羅門公司內部，古特弗羅因德用非常強硬的態度向員工們通報了這個消息。公司內部早已因為即將到來的收購而人心惶惶，這個時候古特弗羅因德用非常強硬的態度讓下屬設計一種股票，能夠讓巴菲特實現通常隻有在垃圾債券上才能獲得的收益。最終，在1987年9月28日，也就是猶太新年那一天，巴菲特正式與所羅門公司簽訂了交易合同，巴菲特買進了所羅門公司的優先股。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是因為在猶太人的觀念裏這一天是不能工作的，即便佩雷爾曼知道了巴菲特買進所羅門股份的消息也無可奈何了。那一天，巴菲特一個人飛到了所羅門公司在紐約的總部，在律師的見證下簽下了這份合同。巴菲特的表情看上去很輕鬆，他沒有帶助理，沒有帶公文包，甚至連文件夾都沒有帶。與古特弗羅因德握手後，巴菲特簽了約，在這份合同中還有一個條件就是附帶了9%的息票，當股票價格達到每股38美元，優先股可以轉成普通股票，這個條款對於巴菲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根據雙方協議，在所羅門公司的股票達到每股38美元前，所羅門公司要向巴菲特支付9%的股息，一旦公司股價達到每股38美元或之上的任何價格，那麽巴菲特有權將優先股轉化為普通股。但如果股價走低，巴菲特可以選擇撤資，放棄手中持有的所羅門公司的股票。不過巴菲特並沒有這樣做，他在所羅門公司得到了15%的分紅，遠遠超出了之前的預期，這也證明這樁交易本身一點兒風險也不存在。
進入所羅門公司的第一年，巴菲特得到了6300萬美元的紅利，比藍籌印花公司和伯克希爾在《布法羅晚報》和喜詩糖果公司上投入的總和要高得多。但是所羅門公司內部卻對古特弗羅因德與巴菲特的這筆交易嚴加斥責，員工們都很憤怒。他們認為古特弗羅因德在麵對米諾卡公司收購時的態度太過猶豫，這才讓公司陷入了極度危急的局麵，所以隻能找巴菲特過來救火，最終的結果也隻能是付給巴菲特超出原有價值的回報。但從巴菲特的角度來講，這是一筆劃算的買賣，就像作家邁克爾·劉易斯之後描寫的那樣，巴菲特“再一次嫻熟地證明了自己的安全邊際和收益理論，在保證所羅門公司不破產的前提下，自己的利益實現了最大化”。
除了巴菲特這筆巨資的注入，在交易過程中，所羅門公司還得到了什麽？沒錯，就是股神的聲望。不過古特弗羅因德在所羅門公司的權力也有所削減：巴菲特和芒格都成為所羅門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其實兩個人早就對所羅門公司加以關注了，在簽訂注資協議前，巴菲特特意從國外飛回紐約，與芒格一起視察所羅門公司的運營情況。
站在古特弗羅因德辦公室門外，他的辦公室旁邊就是所羅門公司的交易大廳，巴菲特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接觸這家公司：幾百名交易員坐在電腦前麵，幾乎每個人都在打電話談業務，屋子裏還夾雜著人們的謾罵聲和詛咒聲，大廳的氣氛有點兒紛亂，這裏的空氣並不是很流通，彌漫著一層霧氣。從他們的表情看上去，這些交易員的工作很緊張，香煙成了他們排解壓力最好的方式。
看到這些，芒格環抱著雙臂對巴菲特說道：“沃倫，你確定要投資這家公司嗎？”
巴菲特沒有說話，他注視著交易大廳熙熙攘攘的人群，注視著裏麵嘈雜的環境，等了好一會兒，他才慢慢給出了一個答案：“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