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上市 名利雙收

  第九章 上市

  名利雙收

  1981年，喬布斯與沃茲尼亞克


  期權紛爭

  1977年1月，馬庫拉加入了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的生意，將這兩個新手創立的事業轉變成了蘋果計算機公司（Apple Computer Co.），當時他們對公司的估價是5 309美元。過了不到4年，他們認為公司上市的時機到了。蘋果公司造就了自1956年福特汽車之後，超額認購最為火爆的首次公開募股（IPO）。到1980年12月底，蘋果的估值已高達17.9億美元。沒錯，是“億”。這也讓300個人變成了百萬富翁。


  丹尼爾·科特基卻不在其中。他一直都是喬布斯的摯友，兩人一起讀大學，一起去印度，一起待在團結農場，一起經曆了克裏斯安·布倫南的懷孕風波。蘋果公司還在喬布斯的車庫時，他就加入了公司，到公司上市時，他仍然以時薪員工的身份在那裏工作。但是他的級別不夠高，無法獲得IPO之前獎勵給員工的股票期權。“我完全相信史蒂夫，我想，他會像我以前照顧他那樣照顧我，所以我沒有催促他。”科特基說。蘋果公司方麵對此給出的理由是：科特基是一名領時薪的技術人員，不是領固定薪水的工程師，而隻有全職的工程師才可以得到期權獎勵。然而即便如此，他也完全有資格獲贈一些“發起人股”，但喬布斯對此十分冷漠。“史蒂夫就是忠誠的反義詞，”蘋果公司早期的工程師、一直與喬布斯保持著朋友關係的安迪·赫茨菲爾德說，“他完全處在忠誠的對立麵，他總會拋棄那些和自己親近的人。”


  科特基決定守在喬布斯的辦公室外，當麵請他解決這個問題。但每次碰麵，喬布斯都對他置之不理。“最讓我難過的是，史蒂夫從沒跟我說過我沒有資格得到期權，”科特基說，“作為朋友，他有義務告訴我。我問到關於股票的事情，他就讓我去跟我的經理談。”IPO之後過了大約6個月，科特基終於鼓起勇氣，衝進喬布斯的辦公室，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但當他走進辦公室後，喬布斯的冷漠讓他驚呆了。“我氣瘋了，大哭了起來，再也說不出話來。”科特基回憶道，“我們的友誼在那一刻徹底破裂了，太傷心了。”


  設計出電源的工程師羅德·霍爾特分到了很多股票期權，他試圖讓喬布斯改變主意。“我們必須為你的朋友丹尼爾做點兒什麽。”他說，並且建議他們兩人從自己的期權中拿出一部分送給科特基。霍爾特說：“你給他多少，我就給他多少。”喬布斯說：“好的，我什麽都不給他。”


  沃茲尼亞克在處理此事的態度上，自然是與喬布斯截然不同的。在蘋果的股票公開上市之前，他就把自己期權中的2 000份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40名中層員工。大多數受益人都賺到了足夠買一套房子的錢。沃茲尼亞克為自己和新婚妻子買下了一幢夢幻般的屋子，但她很快與他離婚，並得到了房子。後來，他又把自己的股份贈予了那些在他看來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員工，包括科特基、費爾南德斯、威金頓和埃斯皮諾薩。所有人都喜歡沃茲尼亞克，在他的慷慨捐贈之後更是如此，但很多人也同意喬布斯對沃茲的評價，認為他“極其天真幼稚”。幾個月後，公司的公告板上出現了一張聯合慈善總會（United Way）的海報，畫麵上是一個窮困潦倒的人。有人在海報上塗鴉道：“1990年的沃茲。”


  喬布斯可不天真。在IPO之前，他已經和克裏斯安·布倫南簽好了協議。


  喬布斯是此次IPO的公眾形象，他也幫助挑選了負責IPO的兩家投資銀行：一家是傳統的華爾街公司摩根士丹利；另一家是舊金山的漢布裏克特–奎斯特（Hambrecht & Quist），這並不是一家傳統的投行，當時的服務隻針對部分領域。“摩根士丹利當時是極端保守的公司，史蒂夫對他們公司的人十分無禮。”比爾·漢布裏克特（Bill Hambrecht）回憶說。盡管蘋果的股票必然會迅速暴漲，但摩根士丹利計劃將股價定為每股18美元。“我們把這隻股票定價為18美元，接下來會怎麽樣？”他問那些銀行家，“你們難道不會把這隻股票賣給你們的優質客戶嗎？如果賣的話，那你怎麽可以收取我7%的傭金？”漢布裏克特意識到，體係中存在著基本的不公平，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IPO之前，通過反向競拍來為股票定價。


  蘋果公司在1980年12月12日的早晨上市了。銀行家們最終定下的股價是22美元一股。當天收盤時，股價已經漲到了29美元。喬布斯趕到漢布裏克特–奎斯特的辦公室，觀看了開市。在25歲這一年，他的身家達到了2.56億美元。


  老兄，你發財了！

  在史蒂夫·喬布斯的一生中，他貧窮過，也富裕過；既做過億萬富翁，也嚐過破產的滋味，所以他對待財富的態度是很複雜的。他是個反對物質主義的嬉皮士，但他把朋友準備免費送出的發明轉化成了獲利的工具；他是佛教禪宗的狂熱信徒，在印度進行過朝聖之旅，但之後又認定創業才是自己的使命。然而，很奇怪的是，這些特性在他身上並沒有彼此矛盾，而是完美交織在了一起。


  他對一些實體物質有著強烈的喜好，尤其是那些設計優雅、工藝精湛的物品，比如保時捷和奔馳汽車、雙立人刀具和博朗電器、寶馬摩托車和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的攝影作品、貝森朵夫（B?sendorfer）鋼琴和邦·奧陸芬（Bang & Olufsen）的音響設備。但不管多麽富有，喬布斯居住的房子從來都是樸實低調的，家中擺設之簡單，即便一個震顫派的教徒看了也會自慚形穢。他出行的時候從不會有浩浩蕩蕩的隨行人員，他也沒有個人助理，甚至從未雇過保鏢。他買下一輛豪華轎車，但從來都是自己開。馬庫拉邀他一起買裏爾（Lear）噴氣式飛機的時候，他拒絕了（不過後來他要求蘋果公司給他購置了一架灣流飛機）。和自己的父親一樣，喬布斯在和供應商討價還價的時候態度也十分堅定，但他不允許對利潤的追求淩駕於他對製造偉大產品的狂熱之上。


  在蘋果公司上市30年後，他回顧了當年一夜暴富的感受：


  我從來沒有為錢擔心過。我成長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所以我從沒擔心過會挨餓；我在雅達利公司的時候，意識到自己是個還不錯的工程師，所以我知道自己肯定可以維持生計；我讀大學和在印度的時候，自己選擇了過苦日子，盡管後來我開始工作了，我還是過著十分簡單的生活。我經曆過貧窮，那種感覺很美好，因為我不用為錢擔憂，後來我變得特別有錢了，還是不用為錢擔心。


  我看到蘋果公司的一些人，大賺一筆後就覺得自己要過不同的生活。他們買下勞斯萊斯汽車和許多房子，每所房子都有管家，然後再雇一個人管理所有的管家。他們的妻子去做整形手術，把自己變得稀奇古怪。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這太瘋狂了。我答應過自己，不會讓錢毀了我的生活。


  喬布斯並不是一個特別樂善好施的人。他曾短暫地創立過一個基金會，但發現負責管理基金會的那個家夥十分煩人，總是談及做慈善的新方法以及如何運用捐贈。喬布斯開始輕視那些總是把慈善掛在嘴邊或是認為自己可以徹底改變慈善事業的人。早些時候，他曾悄悄送出一張5 000美元的支票，幫助成立拉裏·布裏連特的塞瓦基金會（Seva Foundation），該基金會致力於幫助窮人對抗疾病，喬布斯甚至同意了加入其董事會。但在一次會議上，喬布斯與董事會中一位著名的醫生發生了爭執，喬布斯認為基金會應該雇用裏吉斯·麥肯納來幫助籌款以及處理公關事務，但這位醫生提出了異議。這次爭議以喬布斯在停車場痛哭流涕結尾。第二天晚上，在感恩而死樂隊為塞瓦基金會舉辦的慈善音樂會的後台，喬布斯與布裏連特重歸於好。然而，在蘋果完成IPO之後，布裏連特帶著幾位董事會成員——包括維維·格裏維（Wavy Gravy）和傑裏·加西亞（Jerry Garcia）——來到蘋果公司募集善款的時候，喬布斯並沒有滿足他們。相反，他努力說服他們，自己之前捐贈的一台Apple II和VisiCalc程序可以幫助基金會簡化他們計劃中的針對尼泊爾民眾失明情況的調查。


  喬布斯最慷慨的一次個人贈予是送給自己的父母——保羅·喬布斯和克拉拉·喬布斯的，他送出了價值約75萬美元的股票。老兩口出售了其中一部分，用以償還洛斯阿爾托斯的房子的抵押貸款，他們的兒子也回到家中慶祝。“這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沒有背負貸款，”喬布斯回憶道，“他們請來了幾個朋友，到家中開派對，那場麵太溫馨了。”但他們並沒有考慮換一套好點兒的房子，“他們對那個沒有興趣，”喬布斯說，“他們對現在的生活很滿足。”他們唯一的奢侈舉動就是每年都乘坐“公主”號遊輪度假。據喬布斯說，穿越巴拿馬運河的那條航線是“爸爸的最愛”，因為這會讓他想起自己在海岸警衛隊的時候，他們的船穿越巴拿馬運河駛往舊金山退役的情景。


  蘋果公司的成功使喬布斯聲名遠播。1981年10月，《公司》（Inc.）成為第一家將喬布斯搬上封麵的雜誌。“這個人永久改變了商業世界。”（This man has changed business forever）雜誌上如此宣稱。封麵上的喬布斯留著整齊的胡子和時髦的長發，穿著牛仔褲和白襯衫，還有一件有些過於光滑的西裝。他靠在一台Apple II上，用他從羅伯特·弗裏德蘭那裏學來的迷人眼神直視著鏡頭。雜誌文章寫道：“史蒂夫·喬布斯說話的時候是極富熱情的，他能預見未來，也正在努力創造未來。”


  接下來是《時代》雜誌，它在1982年2月推出了一個關於年輕企業家的專題報道。封麵上是一幅喬布斯的畫像，依然帶著他極富魅力的眼神。故事中寫道，喬布斯“實際上單獨開創了個人電腦產業”。由邁克爾·莫裏茨撰寫的人物簡介中寫道：“6年前，這家公司還窩在喬布斯父母家中的臥室和車庫裏，在他的帶領下，該公司有望在今年實現6億美元的銷售額，而喬布斯才不過26歲……作為管理人員，喬布斯有時候對待下屬脾氣暴躁、嚴苛無情。他自己也承認，‘我得學會控製自己的情緒。’”


  盡管已經名利雙收了，但喬布斯還是把自己看作一個反主流文化的孩子。有一次訪問斯坦福大學的課堂時，他脫下了自己的威爾克斯·巴什福德西裝和鞋子，坐在桌子上，盤腿打坐。學生們問了一些諸如蘋果的股價何時會上漲之類的問題，喬布斯一概置之不理，而是開始講對於未來產品的激情，比如某一天造出一台和書本一樣小的電腦。漸漸地，不再有人問商業方麵的問題了，喬布斯開始向這些衣冠整齊的學生們提問。“你們中還有多少人是處男處女？”他問道。下麵有人不安地傻笑。“你們中有多少人嚐試過迷幻藥？”笑聲更大了，隻有一兩個人舉起了手。後來，喬布斯對這一代的孩子頗有微詞，在他看來，這群孩子比他那一代的人更加物質主義，更加追求名利。“我上學的時候，20世紀60年代的那股思潮剛過，實用主義、目的性很強的社會風氣還沒有盛行，”他說，“現在的孩子根本不願意用理想主義的方式來思考，連接近理想主義都談不上。他們自然不會讓現今的任何哲學問題占用他們太多的時間，因為他們要忙於學習自己的商科專業。”他說，自己那一代人就不一樣。“20世紀60年代的理想主義之風仍然影響著我們，我認識的與我年齡相仿的人中，大多數人的心裏都永遠打上了理想主義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