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設計 大道至簡
第十二章 設計
大道至簡
包豪斯式的美學標準
和大多數在埃奇勒建造的房子中長大的孩子不同，喬布斯了解這些房子，也知道它們好在哪裏。他喜歡“為改變混亂繁雜而生的現代簡約主義”這樣的概念。他還喜歡聽父親講述不同的汽車上紛繁的設計細節。所以，從蘋果公司建立之初，他就相信傑出的工業設計——多彩簡單的標識以及Apple II使用的雅致時髦的機箱——可以突出自己的公司，也讓公司的產品顯得與眾不同。
在公司搬出喬布斯的車庫後，第一個辦公場所在一棟小建築裏，這裏還有索尼公司的一處銷售辦事處。索尼以其獨特的風格和令人難忘的產品設計而聞名，所以喬布斯經常到他們的辦公室去研究宣傳材料。“他走進來，邋裏邋遢的，撫弄著產品宣傳冊，指出一些產品設計上的特點。”曾在那兒工作的丹·盧因（Dan’l Lewin）說，“時不時地，他還會問我，‘我能把這個冊子拿走嗎？’”到1980年，喬布斯把盧因聘請到了蘋果公司。
從1981年6月起，喬布斯開始參加在阿斯彭舉辦的一年一度的國際設計大會（International Design Conference）。這一時期，他對暗色調、工業氣息十足的索尼風格的喜愛逐漸減弱。那年會議的焦點是意大利風格，出席的有建築師兼設計師馬裏奧·貝裏尼（Mario Bellini），電影製片人貝納多·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汽車製造商塞爾吉奧·平尼法瑞那（Sergio Pininfarina）和菲亞特汽車公司的女繼承人、政治家蘇珊娜·阿涅利（Susanna Agnelli）。“我就是去膜拜那些意大利設計師的，就好像電影《告別昨日》（Breaking Away）中的孩子膜拜意大利自行車手一樣。”喬布斯回憶說，“那次會議真是一個奇妙的啟示。”
在阿斯彭，喬布斯接觸到了包豪斯運動中幹淨、實用的設計理念，這一理念深受赫伯特·拜爾（Herbert Bayer）的推崇，被他運用到了建築、家居房屋、無襯線字體排印以及阿斯彭研究所的家具上。拜爾和他的導師沃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以及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Ludails）和“少即是多”（Less is more）。正如埃奇勒的房屋一樣，藝術性和大規模生產的能力結合到了一起。
1983年的阿斯彭設計大會上，喬布斯發表了一篇主題演講，題為“未來絕對不會和過去相同”（The Future Isn’t What It Used to Be），公開闡述他對包豪斯風格的擁護。演講在一個巨大的音樂帳篷中舉行，喬布斯稱讚了包豪斯風格的簡單樸素，也預言了索尼風格的消亡。“當下工業設計的潮流就是索尼的那種高科技感，要麽是金屬灰色，要麽就塗成黑色，加一些怪異的設計。”他說，“這麽做很容易，但不夠好。”他提出了一個源自包豪斯風格的替代方案，更加忠實於產品的功能和本性：“我們要做的，就是讓產品科技感十足，然後用上簡單幹淨的包裝，讓科技感一目了然。我們會把產品放在小包裝盒裏，讓它們看上去純白漂亮，就像博朗生產的電器一樣。”
他反複強調，蘋果公司的產品會是幹淨而簡潔的。“我們會把產品做得光亮又純淨，能展現高科技感，而不是一味使用黑色、黑色、黑色，滿是沉重的工業感，就像索尼那樣。”他朗聲說道，“我們的設計思想就是，極致的簡約，我們追求的是能讓產品達到在現代藝術博物館展出的品質。我們管理公司、設計產品、廣告宣傳的理念就是一句話——讓我們做得簡單一點，真正的簡單。”蘋果奉行的這一原則也在它的第一版宣傳冊上凸顯出來：“至繁歸於至簡。”
喬布斯認為，簡約化設計應與產品的簡單易用性結合起來。設計上的簡單並不總能帶來操作上的簡易。有時候，設計得太漂亮、太簡化，用戶用起來反而不會那麽得心應手。“我們做設計的時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讓產品特性一目了然。”喬布斯告訴一群設計專家。舉個例子，他高度讚揚自己為Mac電腦創造的桌麵概念：“人們直觀上就知道該怎麽處理桌麵。你走進辦公室，桌子上有一堆文件。放在最上麵的就是最重要的。人們知道怎樣轉換優先級。我們在設計電腦的時候引入桌麵這個概念，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充分利用人們已經擁有的這一經驗。”
那個周三的下午，在喬布斯演講的同時，另一場演講正在一個小型會議室裏進行，發言人是23歲的林瓔（Maya Lin）。前一年的11月份，林瓔設計的越南戰爭紀念碑在華盛頓落成，她也因此一舉成名。喬布斯和她成了親密的朋友，並邀請她訪問蘋果公司。有林瓔這樣的人在身邊的時候，喬布斯會有些羞怯，於是他找來了黛比·科爾曼，帶著林瓔參觀。“我和史蒂夫一起工作了一個星期。”林瓔回憶說，“我問他，為什麽電腦看上去就像笨重的電視機？為什麽你們不把它做得薄一點兒？為什麽不做成平板的便攜式電腦？”喬布斯回答說，那正是他的目標，隻是現在技術還沒有成熟。
那一時期，喬布斯覺得工業設計領域沒有多少令人興奮的事情。他有理查德·薩珀（Richard Sapper）設計的一盞台燈，這是他很欣賞的一個作品，同時，他還喜歡伊姆斯夫婦（Charles and Ray Eames）設計的家具，以及迪特爾·拉姆斯（Dieter Rams）設計的博朗產品。但沒有人能像當年的雷蒙德·洛伊（Raymond Loewy）和赫伯特·拜爾兩位大師一樣，推動工業設計領域的發展。“工業設計界真的沒有什麽激動人心的事情，尤其是在矽穀，而史蒂夫急切盼望改變這一局麵。”林瓔說，“他的設計理念是，造型優美，但不能華而不實，同時還要充滿樂趣。他崇尚極簡派的設計風格，這源自他作為一名佛教禪宗信徒對簡單的熱愛，同時他又竭力避免因過度簡單而讓產品顯得冷冰冰的，要保留產品的趣味感。他對待設計充滿熱情、極其嚴肅，同時，也帶有一點玩樂精神。”
隨著喬布斯設計鑒賞力的不斷提升，他開始尤其青睞日式風格，還漸漸地和三宅一生及貝聿銘這樣的明星人物進行更多接觸。他的禪修經曆對此有很大影響。“我一直都認為佛教——尤其是日本的佛教禪宗——在審美上是超群的。”他說，“我見過的最美的設計，就是京都地區的花園，這一文化的產物深深打動了我，而它們都直接源自佛教禪宗。”
像保時捷那樣
傑夫·拉斯金設想中的Mac電腦就像一隻四四方方的手提箱，可以將鍵盤翻起來蓋住屏幕從而合上電腦箱。喬布斯接管項目之後，他決定犧牲便攜性，改用一個不會占用太多桌麵空間的獨特設計。他把一本電話簿扔到眾人麵前，然後宣布，電腦占用的桌麵麵積不能超過這本電話簿，這讓一群工程師嚇傻了眼。於是，設計團隊的傑裏·馬諾克和他雇來的天才設計師大山特裏（Terry Oyama）開始研究一個方案：將屏幕放到機箱的上方，再用上可拆卸的鍵盤。
1981年3月的一天，安迪·赫茨菲爾德吃完飯回到辦公室，發現喬布斯正站在一台Mac樣機旁，和公司的創意總監詹姆斯·費裏斯（James Ferris）激烈地爭論著。“我們要設計出一個經典的外形，不會過時的那種，就像大眾的甲殼蟲汽車一樣。”喬布斯說。受他父親的影響，他對經典車型的外形輪廓十分讚賞。
“不，不對，”費裏斯說，“外形應該性感誘人，就像法拉利那樣。”
“法拉利也不對，”喬布斯反駁，“應該更像保時捷！”這麽說並不奇怪，喬布斯當時就擁有一輛保時捷928。（費裏斯後來離開了蘋果公司，到保時捷擔任廣告經理。）一個周末，比爾·阿特金森來了，喬布斯把他帶到外麵去欣賞那輛保時捷。他告訴阿特金森：“偉大的藝術品不必追隨潮流，它們自身就可以引領潮流。”他還十分欣賞奔馳汽車的設計。“多年來，他們把汽車的線條做得更加柔和，但細節之處的用心依然清晰可見，”一次他在停車場周圍散步時說，“這正是我們要在Mac電腦上實現的目標。”
大山特裏擬出了一個初步的設計方案，並製作了一個石膏模型。Mac團隊的成員們聚集到一起觀看展示，然後發表自己的看法。赫茨菲爾德大讚“可愛”，其他人似乎也很滿意，但喬布斯卻給出了猛烈的批評：“這造型太方方正正了，必須再多一些曲線美的感覺。第一個倒角的半徑要再大一點兒，斜角的尺寸我也不大喜歡。”他把剛剛熟練掌握的工業設計術語用上了，其實指的就是電腦相鄰兩個麵之間的彎曲過渡。但緊接著，喬布斯還是給出了一句響亮的稱讚。他說：“這是一個開始。”
每一個月左右，馬諾克和大山特裏都會將這樣的流程重複一次，當然是根據喬布斯前一次的批評進行了改進。每次最新的模型都會像變戲法一樣現出廬山真麵目，而前幾次的模型則在它旁邊一字排開。這不僅有助於大家對改進之處給予評價，也能防止喬布斯堅稱自己的某條建議或意見被忽視了。“到第四個模型的時候，我已經很難看出它跟上一個之間的不同了。”赫茨菲爾德說，“但史蒂夫總是很挑剔也很肯定地說，他喜歡或者討厭某個細節，而他說的東西是我幾乎覺察不到的。”
一個周末，喬布斯去了帕洛奧圖的梅西百貨，又開始研究各種電器，特別是廚藝公司的產品。周一，他衝進辦公室，讓設計團隊去買了一台廚藝公司的電器，然後根據它的輪廓、曲線和斜角提出了一係列新的建議。於是大山特裏嚐試了一種新的設計，但看上去就像是一台廚房電器，喬布斯覺得行不通。這讓整個進程停頓了一個星期。最終，喬布斯還是批準了Mac的機箱設計。
喬布斯一直堅信，電腦的外形必須富有親和力。所以，它不斷地改進，看上去就像一張人臉。磁盤驅動器安裝在屏幕的下方，使得整台機器比大多數電腦都要狹長，使人聯想到一張臉。靠近底座有一塊凹進去的地方，就像是下巴；喬布斯還把頂端的塑料邊框變得更細，這樣Mac就不會像莉薩那樣有個克魯馬努人（Cro-Magnon）般的額頭，外形更加好看。這款蘋果機箱的設計專利屬於史蒂夫·喬布斯、傑裏·馬諾克和大山特裏。“雖然這個設計不是史蒂夫親手畫出來的，但正是他的思想和靈感成就了這個設計。”大山特裏後來說，“老實說，在史蒂夫告訴我們之前，我們根本不知道電腦的‘親和力’指的是什麽。”
喬布斯對於屏幕上顯示的內容也同樣癡迷。有一天，比爾·阿特金森興奮地衝進德士古塔。他剛剛想出了一個絕妙的算法，可以在屏幕上快速畫出圓和橢圓。要在屏幕上畫圓，通常需要計算平方根，而68000微處理器並不支持這個功能；但阿特金森想出了一個變通的方法，因為他發現，一組奇數序列相加，可以得到一組完全平方數序列（例如，1+3=4，1+3+5=9，等等）。赫茨菲爾德回憶說，在阿特金森演示的時候，所有人都震驚了，除了喬布斯。“圓和橢圓挺好的，”他說，“不過，要是能畫出帶圓角的矩形，你覺得怎麽樣？”
“我認為我們用不著這個。”阿特金森說道，他解釋說那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想把圖形程序做得精簡一點兒，能滿足基本的需要就可以了。”他回憶道。
“圓角矩形到處都有啊！”喬布斯說著就跳了起來，顯得更加激動，“你就看看這個房間裏！”他指出白板、桌麵和其他一些東西都是帶圓角的矩形。“你再看看外麵，就會發現更多，基本上哪兒都有！”他把阿特金森拖出去轉了一圈，指著車窗、廣告牌和街道指示牌給他看。“走了3條街，我們發現了17處這樣的例子，”喬布斯說，“走到哪裏我都能指出來，後來他完全信服了。”
“最後直到他指著一個‘禁止停車’的標示牌時，我說，‘好了，你說對了，我認輸。圓角矩形也要成為我們電腦上的基本要素。’”正如赫茨菲爾德回憶的：“第二天下午，比爾回到了德士古塔，臉上帶著大大的笑容。他在演示中可以飛快地畫出漂亮的圓角矩形。”在莉薩和Mac，以及後來幾乎所有的蘋果電腦中，對話框和窗口都帶上了圓角。
還在裏德學院的時候，喬布斯旁聽了書法課，從而愛上了各種襯線字體和無襯線字體，以及合適的字距和行距。“在我們設計第一台Mac電腦的時候，當年的記憶都冒了出來。”他後來在談及書法課的時候說。因為Mac采用了位圖顯示，它可以支持無數種字體——從優雅的到古怪的，然後在屏幕上逐個像素地顯現出來。
為了設計這些字體，赫茨菲爾德招募了來自費城郊區的高中好友蘇珊·卡雷（Susan Kare）。在給這些字體命名時，他們采用了費城梅因萊恩區火車線路上車站的名字：歐弗布魯克（Overbrook）、梅裏昂（Merion）、阿德莫爾（Ardmore）和羅斯蒙特（Rosemont）。喬布斯覺得這一過程十分有趣。一天傍晚，喬布斯路過他們那裏，也開始給字體想名字。那都是些“從沒有人聽說過的小地方”，他抱怨說，“應該用世界級的大城市來命名！”因此，字體被重新命名為：芝加哥、紐約、日內瓦、倫敦、舊金山、多倫多和威尼斯。
馬庫拉和其他一些人從來都無法欣賞喬布斯對於版麵設計的癡迷。“他對於字體的了解很讓我們驚訝，而且他一直堅持要設計好看的字體。”馬庫拉回憶說，“我一直說：‘字體？！？難道我們就沒有更重要的事情了嗎？’”事實上，Mac上各種漂亮的字體，再結合激光打印技術和強大的圖形功能，推動了桌麵出版產業的誕生，也成為了蘋果公司的贏利點。同時，它也讓普通人——不管是中學校報記者還是編輯PTA（家長和教師聯誼會）時事通訊的母親，都享受到了掌握字體知識帶來的奇異樂趣，而這種樂趣，之前隻有印刷工人、滿頭白發的編輯和其他跟油墨打交道的人才能體會得到。
卡雷也開發了圖標——例如放置被刪除文件的垃圾箱，圖標也體現了圖形界麵的內涵。她和喬布斯很合得來，因為他們都喜歡簡約設計，也都想讓Mac成為一台充滿創意的電腦。“他通常在一天快要結束的時候過來，”她回憶說，“他總想知道最新的進展，他品位一流，對視覺細節的判斷也很準確。”有時候，喬布斯會在星期天早上過來，所以卡雷那個時間段都會去上班，好向他展示最新的成果。她會時不時地遭到否定。她設計了一個兔子圖標，用來表示增加鼠標的點擊速率，但遭到了喬布斯的反對，理由是這個毛茸茸的生物看上去“太娘娘腔了”。
喬布斯在窗口、文件以及屏幕頂端的標題欄上也耗費了大量精力。他要求阿特金森和卡雷反複修改，因為他對標題欄的樣子總是不滿意。喬布斯不喜歡莉薩上使用的標題欄，因為它們太黑、太粗糙了。他希望Mac上的標題欄能夠更加平滑，再有些細條紋。“我們做了20種不同的標題欄才讓他滿意。”阿特金森回憶說。卡雷和阿特金森曾一度抱怨說，喬布斯在標題欄的修改上耗費了他們太多時間，而他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喬布斯大發脾氣。“你能想象一下每天都要看著它是什麽感覺嗎？”他吼道，“這不是件小事，這是我們必須做好的事！”
克裏斯·埃斯皮諾薩找到了一個方法，既可以滿足喬布斯對設計的要求，又可以滿足他瘋狂的控製欲。蘋果公司還在車庫裏辦公的時候，埃斯皮諾薩就是沃茲尼亞克的助手之一，在喬布斯的勸說下，他從伯克利退了學，喬布斯的理由是，學習的機會有很多，但研發Mac的機會隻有一次。他自己決定在電腦上設計一款計算器程序。“大家都聚到一起，看克裏斯向史蒂夫展示程序，他屏住了呼吸，等待史蒂夫的反應。”赫茨菲爾德回憶說。
“這隻是個開始，”喬布斯說，“但基本上來說，很爛。背景顏色太深，一些線條的粗細不對，按鍵也太大了。”根據喬布斯提出的批評，埃斯皮諾薩日複一日地對程序進行完善，但每次展示的最新版本都會受到新的批評。最終，在一個下午，喬布斯再次出現的時候，埃斯皮諾薩展示了他靈機一動做出的解決方案——“史蒂夫·喬布斯自己動手做的計算器程序”。這個程序允許用戶改變線條的粗細、按鍵的大小、陰影、背景及其他屬性，從而實現計算器外觀的調整和個性化。喬布斯沒有隻顧著笑，他開始認真地根據自己的喜好調整計算器的外觀。大約10分鍾後，他終於得到了讓自己滿意的答案。毫無疑問，他的設計出現在了最終問世的Mac上，並在之後15年的時間裏一直作為標準使用。
盡管喬布斯關注的重點在Mac電腦上，但他還在尋求為所有的蘋果產品創造統一的設計風格。於是，在傑裏·馬諾克和非正式團體“蘋果設計協會”的幫助下，喬布斯組織了一次選拔賽，為蘋果挑選世界級的設計師，如同博朗公司的迪特爾·拉姆斯一樣。這個計劃命名為“白雪公主”，起這個名字並不是因為對白色的偏愛，而是因為比賽中需要選手設計的產品是以七個小矮人的名字命名的。最終的贏家是德國設計師哈特穆特·艾斯林格（Hartmut Esslinger），他曾負責設計了索尼特麗瓏（Trinitron）電視的外觀。喬布斯飛到巴登–符騰堡州的黑森林地區與他會麵，給喬布斯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僅是艾斯林格的激情，還有他開著奔馳以超過100英裏的時速狂奔的勇猛精神。
艾斯林格雖然是德國人，但他提出“蘋果產品的DNA中應該有土生土長的美國基因”，有獨特的加利福尼亞風情，就像“好萊塢和音樂一樣，有一點叛逆，還有自然散發的性感魅力”。他的指導思想是“形式追隨情感”（Form folloion）。他製作了40個模型來闡述這一概念，當喬布斯看到這些模型的時候，他宣布：“對，就是這樣！”“白雪公主”的外觀立即被運用到了Apple II上：白色的機箱，緊致的圓潤曲線，既能散熱又起到裝飾作用的細密通風槽。喬布斯給艾斯林格提供了一份簽約合同，前提條件是他必須搬到加州居住。兩人握手達成協議，用艾斯林格不那麽謙虛的話說：“那次握手開啟了工業設計史上最為決定性的一次合作。”艾斯林格的公司——青蛙設計——1983年年中在帕洛奧圖成立，並從蘋果公司得到了一份每年120萬美元的大合同，從那時起，所有的蘋果產品上都可以見到這句自豪的宣言：加利福尼亞設計（Designed in California）。
喬布斯從父親身上學到，充滿激情的工藝就是要確保即使是隱藏的部分也要做得很漂亮。這種理念最極端也是最有說服力的例證之一，就是喬布斯會仔細檢查印刷電路板。電路板上有芯片和其他部件，深藏於Mac的內部，沒有哪個用戶會看到它，但喬布斯還是會從美學角度對它進行評判。“那個部分做得很漂亮，”他說，“但是，看看這些存儲芯片，真難看。這些線靠得太近了。”
一名新手工程師打斷他，並聲稱這有什麽關係——“隻要機器能運行起來就行，沒人會去看電路板的。”
喬布斯的反應和往常一樣：“我想要它盡可能好看一點兒，就算它是在機箱裏麵的。優秀的木匠不會用劣質木板去做櫃子的背板，即使沒人會看到。”幾年之後，在Mac電腦上市後的一次訪談中，喬布斯再一次提到了當年父親對他的教導：“如果你是個木匠，你要做一個漂亮的衣櫃，你不會用膠合板做背板，雖然這一塊是靠著牆的，沒人會看見。你自己知道它就在那兒，所以你會用一塊漂亮的木頭去做背板。如果你想晚上睡得安穩的話，就要保證外觀和質量都足夠好。”
在邁克·馬庫拉的影響下，喬布斯意識到，漂亮的產品包裝和展示也同樣重要。人們會因為封麵設計而評判一本書的優劣，也會憑借Mac的包裝盒來判斷它的好壞。所以，喬布斯為Mac電腦的包裝選擇了全彩設計，並不斷對其進行改善。“他讓大家重做了50次，”阿蘭·羅斯曼（Alain Rossmann）回憶說，他是Mac團隊的成員之一，後來娶了喬安娜·霍夫曼，“用戶一打開包裝，這些東西就會被扔進垃圾箱，但他還是執著於包裝的式樣。”對於羅斯曼來說，這顯得有點本末倒置：一方麵，大把的錢被花在了昂貴的包裝上，另一方麵，他們又試圖在存儲芯片上壓縮成本。但對於喬布斯來說，要讓Mac在性能和外觀上都給人驚豔的感覺，每一個細節都是至關重要的。
最終的設計方案敲定後，喬布斯把Mac團隊的成員都召集到一起，舉行了一個儀式。他說：“真正的藝術家會在作品上簽上名字。”於是他拿出一張繪圖紙和一支三福筆（Sharpie pen），讓所有人都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些簽名被刻在了每一台Mac電腦的內部。除了維修電腦的人，沒有人會看到這些名字，但團隊裏的每個成員都知道那裏麵有自己的名字，就如同每個人都知道那裏麵的電路板已經被設計得盡善盡美了。喬布斯一個一個叫出大家的名字，讓他們簽名。伯勒爾·史密斯是第一個。喬布斯等到了最後，其他45個人都簽過名後，他在圖紙的正中間找到了一個位置，用小寫字母瀟灑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後他以香檳向大家祝酒。“在這樣的時刻，他讓我們覺得，自己的成果就是藝術品。”阿特金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