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製造 過程就是獎勵
第十三章 製造Mac
過程就是獎勵
競爭
1981年8月，IBM推出了他們的個人電腦，喬布斯讓自己的團隊買了一台並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大家一致認為這是一款很糟糕的產品，克裏斯·埃斯皮諾薩稱其“性能低下，毫無創新”，這話不無道理。它使用的是過時的命令行提示符，屏幕也隻能顯示字符，而不是圖形界麵的位圖顯示。蘋果的員工顯得過於自信了，他們沒有意識到，企業的技術經理也許更願意從IBM這樣的老牌企業購買產品，而不願從他們這家以水果命名的公司購買什麽。IBM發布個人電腦的那天，比爾·蓋茨恰巧在蘋果公司的總部參加一場會議。“他們看上去根本不在意，”他說，“他們用了一年時間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麽。”
有一件事展露出了蘋果公司狂妄的自信：他們在《華爾街日報》上刊登了一幅整版廣告，標題是：“歡迎IBM——真的。”它把即將來臨的電腦產業大戰定位成了兩家公司之間的競爭：生氣蓬勃而又叛逆的蘋果和老牌巨頭IBM。而當時和蘋果公司表現同樣出色的康懋達公司、坦迪公司（Tandy）以及奧斯本，則被歸入了“不相幹公司”的行列。
喬布斯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都喜歡把自己看作一位對抗邪惡帝國的反抗者，一名與黑暗力量做鬥爭的絕地戰士或佛教武士。IBM是他的完美陪襯。喬布斯把即將到來的產業戰爭看作商業競爭和精神較量的結合體。“如果因為某個原因，我們釀下大錯，IBM戰勝了我們，那我個人的感覺就是，我們將進入計算機領域長達20年的黑暗時代。”他告訴一個采訪者，“一旦IBM控製了市場，他們幾乎總是會停止創新。”即使30年後的現在，在回顧那場競爭時，喬布斯還是把它當作神聖的改革運動：“IBM本質上就是最差狀態下的微軟公司。他們不是創新的力量，而是邪惡的力量。IBM就像AT&T、微軟或者穀歌一樣。”
對於蘋果公司來說不幸的是，喬布斯還將矛頭對準了Mac的另一個競爭對手：蘋果公司自家生產的莉薩。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原因。他曾經遭到過莉薩項目的驅逐，現在他要打敗它。喬布斯還認為，良性的競爭也是一種激勵下屬的方法。正因如此，他才跟約翰·庫奇賭5 000美元，堅稱Mac會在莉薩之前上市。問題是，良性競爭逐漸升級成惡性競爭。喬布斯總是把自己手下的一幫工程師描繪成酷小孩，與莉薩團隊那群惠普工程師風格的無趣之人形成鮮明對照。
更實質性的問題是，他當初放棄了傑夫·拉斯金生產廉價、低性能便攜電腦的計劃，將Mac重新定義為擁有圖形用戶界麵的台式機。這樣一來，Mac就成了小尺寸版本的莉薩，很有可能削弱莉薩的市場影響力。當喬布斯敦促伯勒爾·史密斯圍繞摩托羅拉68000微處理器來設計Mac，並讓Mac的運行速度超過了莉薩時，這一狀況就變得愈加真實。
負責管理莉薩電腦應用軟件的拉裏·特斯勒意識到，讓許多軟件在兩款機器上共用是相當重要的。於是，為了促成兩個團隊間的合作，他安排史密斯和赫茨菲爾德來到了莉薩的工作區，演示一下Mac的樣機。25名工程師聚到了一起，認真聆聽演示內容，剛進行到一半，門被猛然推開了。衝進來的是裏奇·佩奇（Rich Page），他負責莉薩的大部分設計工作，是個性格衝動的工程師。“Mac會毀了莉薩的！”他大吼道，“Mac也會毀了蘋果公司！”史密斯和赫茨菲爾德都沒有做出回應，於是佩奇繼續咆哮：“喬布斯想要毀了莉薩，就因為我們沒讓他來管。”他說著，好像要哭出來一樣：“沒人會買莉薩的，因為大家都知道Mac就要問世了！但你們根本不在乎！”他衝出房間，猛地關上了門，但過了一會兒又闖了進來。“我知道這不是你們的錯，”他對史密斯和赫茨菲爾德說，“史蒂夫·喬布斯才是問題所在。告訴史蒂夫，他正在毀掉蘋果公司！”
喬布斯的確把Mac變成了莉薩的低價競爭者，並且使用的是莉薩不能兼容的軟件。更糟糕的是，這兩款機器與Apple II都不兼容。沒有人全麵管理蘋果公司，也就沒有人能管得住喬布斯。
徹底的控製
喬布斯不願意讓Mac兼容莉薩的架構，並不隻是出於競爭或複仇目的。還有一個形而上層麵上的原因，就是他對於控製權的迷戀。他認為一台電腦要真正做到優秀，其硬件和軟件必須緊密相聯。如果一台電腦要兼容那些在其他電腦上也能運行的軟件，它必定要犧牲一些功能。他認為最好的產品是“一體的”，是端到端的，軟件是為硬件量身定做的，硬件也是為軟件度身定製的。正因為此，才使得Mac有別於微軟（以及之後穀歌的安卓）所創造的環境，Mac上使用的操作係統隻能在自己的硬件上運行，而微軟和安卓的操作係統可以在許多不同廠家製造的硬件上運行。
“喬布斯是一個固執的傑出藝術家，他不希望看到自己創造的東西被二流的程序員給糟蹋了。”ZDNET的編輯丹·法伯（Dan Farber）寫道，“這就好像街邊的某個人在畢加索的畫作上塗了幾筆或是改寫了鮑勃·迪倫的歌詞一樣。”到後來，喬布斯軟硬件結合的一體化產品理念也讓iPhone、iPod和iPad從諸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這一理念造就了偉大的產品，但這並不總是占領市場的最佳戰略。“從最初的Mac到最新的iPhone，喬布斯的係統一直都是封閉的，用戶無法對其進行幹預或修改。”《Mac信徒》（The Cult of Mac）一書的作者利安德·卡尼（Leander Kahney）說。
喬布斯當初和沃茲尼亞克爭論是否應該在Apple II上設置擴展槽，從而允許用戶在電腦主板上插入擴展卡來增加一些新功能時，就表現出了他心中那種控製用戶體驗的強烈欲望。沃茲尼亞克在那場爭論中獲得了勝利。Apple II上有8個擴展槽。但這一次，這台電腦是屬於喬布斯的，不是沃茲尼亞克的。Mac電腦不會有擴展槽。用戶甚至都不能打開機箱碰到主板。對於業餘愛好者或者黑客來說，這就少了很多樂趣。但對喬布斯來說，Mac是為大眾設計的。他想讓用戶的體驗是可控的。他不希望看到有人往擴展槽裏隨便插上電路板，以破壞他的優雅設計。
“這反映了他喜歡掌控一切的個性。”貝裏·卡什（Berry Cash）說。卡什於1982年被喬布斯聘請到蘋果擔任市場策劃，成了德士古塔的常駐員工。“史蒂夫在談到Apple II的時候會抱怨說，‘我們沒有控製權，隻能看著那些人對它做瘋狂的事情。我再也不會犯這種錯誤了。’”他甚至設計了專門的工具，這樣的話用戶就無法使用常規的螺絲刀來打開機箱。“我們要把它設計成隻有蘋果員工才能打開的產品。”喬布斯告訴卡什。
喬布斯還決定取消Mac鍵盤上的光標方向鍵。要移動光標，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鼠標。這就迫使一些傳統用戶必須適應鼠標的指向和點擊這樣的操作，盡管他們並不情願這麽做。和其他的產品開發者不一樣，喬布斯不相信顧客永遠是正確的。如果他們抵製使用鼠標的話，那他們就錯了。這又一次證明，喬布斯把製造偉大產品的激情擺在了比迎合消費者的欲望更為重要的位置上。
取消方向鍵還有另一個好處（也是壞處）：它迫使蘋果公司以外的軟件開發商們針對Mac的操作係統編寫專門的程序，而不是編寫一個通用的程序從而能安裝到不同的電腦上。這有助於應用軟件、操作係統和硬件設備間的緊密的垂直整合，而這正是喬布斯所鍾愛的。
將Mac的操作係統授權給其他廠家，進而允許別人能製造出Mac的仿製品，這樣的提議對於渴望端到端整體掌控局麵的喬布斯來說是極為反感的。新上任的Mac營銷總監邁克·默裏（Mike Murray）精力充沛，他在1982年5月交給喬布斯的機密備忘錄中，提出了一份授權計劃。“我們希望Mac的用戶環境可以成為行業標準，”他寫道，“但這其中有一個障礙：如果想要使用這個用戶環境，就必須購買Mac的硬件。很少有公司（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可以創造並維持一個無法與其他廠家共享的行業標準。”他建議將Mac的操作係統授權給坦迪公司。默裏認為，坦迪旗下的Radio Shack商店擁有的客戶群與蘋果公司不同，所以不會嚴重影響蘋果產品的銷售。但以喬布斯的天性，他必然反對這樣的計劃。他無法想象自己的完美創作不在自己的控製之下。最終，Mac依照喬布斯的標準，仍然作為一個封閉的用戶環境存在，但正如默裏所擔心的，在一個到處都是IBM兼容機的世界裏，Mac想要守住行業標準的地位將會遭遇重重困難。
年度機器
隨著1982年臨近尾聲，喬布斯開始相信，自己將成為《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一天，他和《時代》舊金山分部的總編邁克爾·莫裏茨一同出現在德士古塔，他還鼓勵同事們接受莫裏茨的采訪。但最終，喬布斯並沒有登上該雜誌封麵。《時代》將“計算機”選為了年終刊的主題，並稱之為“年度機器”。
和主題報道一起的有一篇喬布斯的介紹，是根據莫裏茨的報道，由傑伊·科克斯（Jay Cocks）撰寫的，而科克斯以往隻是負責搖滾樂信息方麵的編輯。文中寫道：“他有高超的推銷技巧，他的盲目信仰甚至讓早先的基督教殉道者都嫉妒不已，正是他——史蒂夫·喬布斯——開啟了個人電腦產業。”這是一篇內容十分豐富的文章，但也不乏粗糙之處，以至於莫裏茨本人（在他寫了一本關於蘋果公司的書，又進入風險投資公司紅杉資本、和唐·瓦倫丁成了合夥人之後）也予以駁斥，並抱怨說自己的報道被“一個來自紐約、日常工作是記錄搖滾音樂界不羈生活的編輯斷章取義，還添加了一些八卦消息”。那篇介紹文章中引用了巴德·特裏布爾關於喬布斯“現實扭曲力場”的言論，還提到喬布斯“有時候會在會議上突然哭起來”。最精彩的一句引用也許來自傑夫·拉斯金，他說，喬布斯“可以成為傑出的法蘭西國王”。
讓喬布斯沮喪的是，雜誌公開了一件事：他有一個被他拋棄的女兒——莉薩·布倫南。就是這篇文章提到了喬布斯說過的那句話：“全美國28%的男性都有可能是孩子的爸爸。”這激怒了克裏斯安。喬布斯知道是科特基把莉薩的事情告訴了雜誌，他在Mac團隊的辦公區當著一群人的麵痛斥了科特基。“《時代》的記者問我，喬布斯是不是有個叫莉薩的女兒，我說當然是。”科特基回憶說，“朋友是不會讓朋友否認自己是一個孩子的父親的。我不會讓我的朋友這麽渾蛋，否認自己是個父親。他真的很生氣，覺得受到了冒犯，然後當著所有人的麵說我背叛了他。”
但真正傷害了喬布斯的是，他終究沒能被選為“年度人物”，正如他後來告訴我的：
《時代》已經決定要讓我成為“年度人物”了，當時我才27歲，所以我真的很在意這件事，我覺得那很酷。他們派邁克爾·莫裏茨來寫篇文章。我們兩個同齡，而我當時事業已經非常成功了，我能看得出來他對我很是嫉妒，他又恰好掌握了有利條件。所以他寫了一篇惡毒的誹謗文章。紐約的編輯們看到這篇文章後說，我們不能讓這種人當“年度人物”。這真的讓我很傷心。不過也是個很好的教訓，它告訴我永遠不要為了那樣的事情過分激動，因為媒體就像馬戲團一樣。他們用聯邦快遞把雜誌寄給了我，我記得當時拆開包裝的時候，滿心希望在封麵上看見自己的臉，結果卻是個電腦的雕像。我還想：“怎麽回事？”然後我看了那篇文章，寫得太糟糕了，我真的哭了出來。
事實上，沒有理由相信莫裏茨當時嫉妒喬布斯，或者故意想進行不公正的報道。喬布斯也從沒有被定為“年度人物”，盡管他自己希望是那樣。那一年，編輯們（我也在其中，隻是資曆較淺）早就決定刊登“計算機”而不是某個人了，而且他們提前幾個月就委托著名的雕塑家喬治·西格爾（George Segal）製作一件藝術品，作為折頁封麵上的圖像。雷·凱夫（Ray Cave）當時是雜誌的一名編輯。“我們從沒有考慮過喬布斯，”他說，“你無法把電腦比作人，所以那是我們第一次決定選用一個無生命的物體。請西格爾做雕塑是件大事，我們從沒有想讓某個人出現在封麵上。”
1983年1月，蘋果公司發布了莉薩電腦——比Mac早了整整一年，喬布斯在和庫奇的這場賭局中輸掉了5 000美元。盡管喬布斯並不是莉薩團隊的一員，他還是以蘋果董事長及形象代言人的身份前往紐約為莉薩做宣傳。
喬布斯從自己的公關顧問裏吉斯·麥肯納那裏學會了如何以戲劇化的方式限量派發獨家專訪的機會。來自指定媒體的記者按次序一個個被帶進他在卡萊爾酒店的套房，對他進行采訪。房間裏的桌子上擺著一台莉薩電腦，周圍用切花裝飾著。宣傳計劃要求喬布斯專注於介紹莉薩，不要談及Mac，因為對Mac的猜測可能損害莉薩的銷售，但喬布斯沒能控製住。根據那天對他的采訪而寫成的大多數報道——包括刊登在《時代》、《商業周刊》、《華爾街日報》以及《財富》上的——都提到了Mac。“今年晚些時候，蘋果公司將推出一款性能稍弱、售價更低的莉薩版本，即Mac電腦。”《財富》報道說，“喬布斯將親自領導那個項目。”《商業周刊》引用了喬布斯的話：“Mac問世後，將成為全世界最不可思議的電腦。”他還坦承Mac和莉薩是無法兼容的。這就像是在發布莉薩的同時給它送上了死亡之吻。
莉薩確實慢慢地消亡了。不到兩年，它就停產了。“它太貴了，我們試圖把它賣給大公司，但我們擅長的是出售給個人用戶。”喬布斯後來說。不過這讓他看到了一線希望：莉薩剛剛麵世幾個月，有一件事情就很明顯了，那就是，蘋果公司必須把希望寄托在Mac身上。
我們當海盜吧！
隨著Mac團隊的不斷擴大，它從德士古塔搬到了位於班德利大道（Bandley Drive）的蘋果公司主辦公區，並於1983年年中在班德利3號樓安頓下來。那裏有一個可以玩電子遊戲的現代化中庭大廳，遊戲都是由伯勒爾·史密斯和安迪·赫茨菲爾德挑選出來的，還有一套東芝的CD音響係統，配上了馬丁·洛根（Martin Logan）揚聲器和100張CD光盤。從大廳就能看到軟件小組的員工，他們的辦公區域被玻璃圍住，看上去就像待在魚缸裏一樣，廚房裏每天都備有奧德瓦拉果汁。逐漸地，中庭裏的玩物越來越多，最醒目的就是一架貝森朵夫鋼琴和一輛寶馬摩托車，喬布斯覺得這些東西可以讓員工迷上簡潔高雅的工藝風格。
喬布斯對招聘流程有著嚴格的控製，目的是招到具有創造力、絕頂聰明又略帶叛逆的人才。軟件小組會讓應聘者玩史密斯最愛的電子遊戲《守護者》（Defender）。喬布斯會問一些他常問的古怪問題，以考驗求職者在突發狀況下的思維應變能力，以及他們的幽默感和反抗精神。有一天，他和赫茨菲爾德、史密斯一起，麵試一個應聘軟件經理的人，這個人一走進來，身上的保守和刻板氣息就顯露無遺，很明顯無法管理魚缸裏的那群天才。喬布斯開始無情地捉弄他。“你是幾歲失去童貞的？”喬布斯問。
應聘者聽得一頭霧水：“你說什麽？”
“你還是處男嗎？”喬布斯問道。應聘者坐在那兒，顯得格外緊張不安，於是喬布斯換了個問題：“你服用過多少次迷幻藥？”赫茨菲爾德回憶說：“那個可憐的家夥滿臉通紅，於是我試圖轉移話題，問了他一個很直白的技術問題。”但是，當應聘者開始嘮嘮叨叨地回答問題時，喬布斯打斷了他。“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他發出這樣的聲音，一旁的史密斯和赫茨菲爾德也都笑了起來。
“我想我不適合這份工作。”那個可憐的人說著就起身離開了。
喬布斯雖然有很多讓人討厭的行為，但他也能給自己的隊伍注入團隊精神。在把別人貶得一文不值之後，他又能找到辦法激勵他們，讓他們覺得成為Mac項目的一員是一項美妙的事情。每半年，他都會帶著團隊的大部分人，去附近的一處度假勝地舉行為期兩天的集思會。
1982年9月的那次集思會是在蒙特雷附近的帕加羅沙丘（Pajaro Dunes）進行的。大約50名Mac團隊成員坐在小屋裏，麵朝著壁爐。喬布斯坐在他們前麵的一張桌子上。他小聲地說了一會兒話，然後走到一個畫架旁，開始逐一列出自己的想法。
第一條是“決不妥協”。這一條在日後的歲月裏被證明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大多數技術團隊都會妥協。另一方麵，Mac最終要成為喬布斯和他的隊伍所能作出的最“酷斃了”（Insanely Great）的產品——但它又不能再花上16個月才上市，遠遠晚於計劃時間。提出一個計劃中的完工日期後，他告訴他們：“即便錯過上市日期，也不能粗製濫造。”換作願意作出妥協的項目經理，也許會敲定一個完工日期，之後不得再做出任何改動。但喬布斯不是這樣的人，他的另一句名言就是：“直到上市，產品才能算是完工。”（It"s not done until it ships.）
另一張紙上寫下了一句公案一樣的短語，他後來告訴我那是他最愛的一句格言。上麵寫的是：“過程就是獎勵。”（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他喜歡強調，Mac團隊是一支有著崇高使命的特殊隊伍。未來的某一天，他們會回顧這段共同度過的時光，對於那些痛苦的時刻，隻是過眼雲煙，或者付之一笑，他們會把這段時光看作人生中奇妙的巔峰時刻。
演講的最後，有人問喬布斯是否想做一些市場調查，看看顧客的需要。“不，”喬布斯回答，“因為在看到我們的產品之前，顧客並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麽。”然後他拿出了一個日記本大小的裝置，問道：“你們想看點兒好東西嗎？”他翻開之後，大家發現那是一台可以放在腿上使用的電腦，鍵盤和屏幕接合在一起，就像筆記本一樣。他說：“這是我的夢想，希望我們能在80年代中晚期造出這種電腦。”他們正在創建一家基業長青的公司，一家創造未來的公司。
接下來的兩天，各團隊的負責人和頗具影響力的計算機行業分析師本·羅森都發表了演講，晚上的時間就用來舉行泳池派對和跳舞。到最後，喬布斯站在眾人麵前，發表了一番獨白。“隨著時間的流逝，這裏的50個人所做的工作將會對整個世界產生深遠影響。”他說道，“我知道我可能有一點兒難以相處，但這是我一生中做過的最有趣的事情。”多年之後，當時觀眾中的大多數人想到喬布斯的那句“有一點兒難以相處”時都會笑起來，並且都同意他的說法：能深遠地影響世界，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樂趣。
接下來的一次集思會是在1983年1月底，莉薩發布的當月。會議的調子有了轉變。4個月前，喬布斯在他的掛圖上寫下了“決不妥協”（Don’tpromise），這一次，他的格言變成了“真正的藝術家總能完成作品”（Real artists ship）。火氣一下子被拱了起來。阿特金森未能得到在莉薩發布時接受采訪的機會，他衝進喬布斯的酒店房間，威脅要辭職。喬布斯努力安撫他，但他根本不吃這一套。喬布斯發怒了，“我現在沒時間處理這個。”他說，“我還有60個員工全身心投入在Mac項目上，他們在等著我去開會呢。”說完他就徑自走開，去給自己的忠實員工們演講了。
喬布斯發表了一通振奮人心的演講，宣稱他已經就使用Mac這個名字一事，和Mac音頻實驗室解決了紛爭。（事實上，當時此事仍然在談判之中，但那樣的時刻需要喬布斯略略施展他的現實扭曲力場。）他拿出一瓶礦泉水，象征性地給台上的樣機施了洗禮。阿特金森在很遠的地方就聽到了巨大的歡呼聲，他歎了口氣，也加入到了人群中。接下來的派對上，有泳池裸泳，有沙灘上的篝火，還有整晚播放的音樂，嘈雜的聲音以致讓卡梅爾的海灘酒店（La Playa）要求他們再也不要光顧了。幾個星期之後，喬布斯設法讓阿特金森被評為了“蘋果特別員工”，這意味著加薪、獲得股票期權以及自主選擇項目的權利。此外，公司還同意，當Mac啟動阿特金森創作的畫圖程序時，屏幕上都會顯示：“MacPaint——作者：比爾·阿特金森。”
1月份的集思會時，喬布斯的另一條著名言論是“當海盜，不要當海軍”。他想給自己的團隊灌輸叛逆精神，讓他們像俠盜一樣行事：既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又願意去竊取別人的靈感。就像蘇珊·卡雷說的：“他的意思是，我們的團隊裏要有一種叛逆的感覺，我們能快速行動，做成事情。”為了慶祝喬布斯幾周之後的生日，團隊在通往蘋果公司總部的馬路邊買下了一塊廣告牌，上麵寫著：
史蒂夫，28歲生日快樂。過程就是獎勵。
——海盜們賀
Mac團隊最酷的程序員之一史蒂夫·卡普斯（Steve Capps）認為，需要為這種新的精神升起一麵海盜旗。他拿了一塊黑布，讓卡雷畫成一麵骷髏旗。骷髏所戴的一隻眼罩被她畫上了蘋果的標識。一個周日的深夜，卡普斯爬到了新落成的班德利3號樓的樓頂，在建築工人留下的一個腳手架支柱上升起了那麵海盜旗。這麵旗幟高高飄揚了幾個星期，後來莉薩團隊的成員在一次深夜突襲中偷走了它，並給Mac團隊送去了一張索取贖金的通知。卡普斯為了把旗子搶回來，帶人突襲了莉薩團隊，並成功地從一個負責看管海盜旗的秘書手中奪回了它。一些心態成熟的人擔心喬布斯的海盜精神正在逐漸失控。“升海盜旗這件事真的非常愚蠢，”亞瑟·羅克說，“這是在告訴公司的其他人，他們不夠出色。”但喬布斯喜歡這樣，一直到Mac項目完成，他始終讓那麵海盜旗獵獵招展。“我們很叛逆，我們想讓大家知道這一點。”他回憶說。
Mac團隊的資深成員意識到，他們可以勇敢地麵對喬布斯。如果他們清楚自己在說什麽，喬布斯就能容忍反對的聲音，甚至微笑麵對，表達讚賞之情。到1983年，那些最熟悉他現實扭曲力場的人有了進一步的發現：如果必要，他們可以不動聲色地忽略他的命令。如果事實證明他們是正確的，喬布斯就會欣賞他們的叛逆態度和敢於無視權威的意願。畢竟，他自己就是如此。
迄今為止，喬布斯的叛逆精神影響最重大的一次事件，是在為Mac選擇磁盤驅動器這件事上。當時蘋果公司有一個部門是生產大容量存儲設備的，他們開發了一套磁盤驅動係統，代號“崔姬”（Twiggy），它可以讀寫那些纖薄、精致的5.25英寸軟盤，年長一些的讀者（那些還記得模特崔姬是誰的人）一定還能回想起那種軟盤。但到了1983年春天，莉薩準備上市的時候，崔姬係統的高故障率已經很明顯了。因為莉薩還帶有一個硬盤驅動器，所以對它來說情況並不算太糟。但Mac沒有硬盤，所以它就麵臨著危機。“Mac團隊開始感到驚慌了，”赫茨菲爾德說，“我們隻用了一個崔姬係統作為軟盤驅動器，又沒有硬盤可以備用。”
1983年1月，在卡梅爾的那次度假中，他們討論了這個問題，黛比·科爾曼把崔姬係統故障率的數據給了喬布斯。幾天之後，喬布斯開車來到蘋果公司在聖何塞的工廠，視察崔姬的生產過程。生產中的每一個流程，都有超過一半的產品不合格。喬布斯憤怒了。他氣得滿臉通紅，開始咆哮，氣急敗壞地說要開除那兒的所有員工。Mac工程團隊的負責人鮑勃·貝爾維爾鎮定地把他帶到了停車場，在那兒和他一邊散步一邊討論替代方案。
有一個辦法，也是貝爾維爾一直在探索的，就是使用索尼公司剛剛研發的新型3.5英寸磁盤。這種磁盤被包裹在更加牢固的塑料中，小巧到可以塞進襯衫口袋。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使用日本的一家小供應商阿爾卑斯電子公司（Alps Electronics Co.）生產的索尼3.5英寸磁盤的仿製品，這家公司一直為Apple II供應磁盤驅動器。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當時已經獲得了索尼的技術授權，如果他們能及時生產出自家版本的驅動器的話，價格將便宜不少。
喬布斯和貝爾維爾以及蘋果的資深員工羅德·霍爾特（幫喬布斯設計Apple II第一款電源的人）一起飛到了日本，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從東京乘坐高速列車前往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的工廠。那裏的工程師甚至連一件可以使用的樣機都沒有，隻有一個未完工的模型。喬布斯覺得不錯，但貝爾維爾對這種狀況感到震驚。他認為，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絕不可能在一年之內將它準備就緒，然後應用到Mac上。
接著，他們又參觀了另外幾家日本公司。喬布斯舉止十分粗魯，穿著牛仔褲和運動鞋去跟那些身穿深色西裝的日本經理會麵。對方按照慣例，鄭重地遞給喬布斯一些小禮物，但這些禮物經常被他丟在一邊，他也從沒有回贈過禮物。工程師們列隊歡迎他，向他鞠躬，然後恭敬地送上自己的產品供他檢查，而他隻會冷笑一聲。喬布斯既討厭他們的產品，又討厭他們的諂媚。“你給我看這個幹什麽？”他在一家工廠的時候厲聲問道，“這就是一塊垃圾！隨便找個人作出來的驅動器都比這個好。”雖然接待方的大多數人都對他的舉止感到震驚，但有一些人似乎被他逗樂了。他們事先聽說過關於他令人生厭的作風和魯莽行為的傳聞，現在總算親眼見識了。
參觀的最後一站是坐落在東京一片死氣沉沉郊區的索尼工廠。在喬布斯看來，這家工廠很雜亂，粗鄙。很多工作都靠手工完成。他痛恨這一點。回到酒店後，貝爾維爾主張使用索尼的磁盤驅動器，因為它們已經可以直接用到Mac上了。喬布斯不同意，他決定跟阿爾卑斯電子公司合作，自己生產驅動器，同時命令貝爾維爾停止與索尼的一切合作。
貝爾維爾認為，最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掉喬布斯。他向邁克·馬庫拉解釋了情況，馬庫拉悄悄告訴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在短時間內準備好一款磁盤驅動器——但是不要告訴喬布斯。貝爾維爾在自己的頂級工程師們的支持下，向索尼的一位高管提出，讓索尼的磁盤驅動器準備好應用在Mac電腦上。萬一阿爾卑斯電子公司無法按時供貨，蘋果公司就會轉用索尼的產品。於是索尼把開發這款驅動器的工程師嘉本秀年（Hidetoshi Komoto）派到了蘋果公司。嘉本畢業於普渡大學，幸運的是，他對於這項秘密任務充滿了幽默感。
每當喬布斯離開公司辦公室，前去視察Mac團隊工程師的時候——基本上是每天下午——他們都會趕緊找個地方讓嘉本藏起來。有一次，喬布斯恰巧在庫比蒂諾的一處報刊亭遇到了嘉本並且認出了他（兩人在日本見過），但喬布斯並沒有起疑心。最險的一次是有一天，喬布斯出人意料地急匆匆來到Mac團隊的辦公區，而當時嘉本正坐在一個辦公隔間裏。Mac的一名工程師一把抓住他，指了指清潔間。“快點兒，躲到裏麵去。拜托！現在就去！”赫茨菲爾德回憶說，當時嘉本一臉迷惑，但還是跳起來一頭衝進了清潔間。他在裏麵待了5分鍾，直到喬布斯離開。事後，Mac團隊的工程師們向嘉本道歉。“沒關係，”他回答道，“但美國的商業習慣真是非常奇怪，太奇怪了。”
貝爾維爾的預言變成了現實。1983年5月，阿爾卑斯電子公司承認，至少還需要18個月才能生產出索尼驅動器的仿製品。在帕加羅沙丘休假時，馬庫拉追問喬布斯打算怎麽辦。最終，貝爾維爾打斷了他們的對話，說自己可能有阿爾卑斯驅動器的替代產品，並且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喬布斯困惑了一會兒，但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為什麽會在庫比蒂諾遇到索尼的頂尖磁盤設計師。“你這個渾蛋！”喬布斯衝口而出，但語氣中並沒有憤怒。他咧開嘴笑了起來。赫茨菲爾德說，喬布斯在知道了貝爾維爾和其他工程師背著他做的事情後，“收起了自己的傲慢，感謝他們沒有服從自己的命令，做了正確的事”。畢竟，如果是喬布斯遇到這樣的狀況，他也會這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