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第二回合 癌症複發
第三十七章 第二回合
癌症複發
2008戰役
到2008年初，喬布斯的主治醫生以及他本人都已經清楚認識到，他的癌細胞正在擴散。2004年醫生切除他的胰髒腫瘤時，他請專家對癌症基因進行了部分測序。這有助於醫生確定問題出現在哪些致癌位點上，並對他采取他們認為最有效的定位靶向治療。
他也在接受止痛治療，一般都是用嗎啡成分的鎮痛藥。2008年2月的一天，鮑威爾的好朋友凱瑟琳·史密斯在他們帕洛奧圖的家裏做客時，跟喬布斯一起出去散步。“他告訴我，當他實在難受時，他就專注於疼痛，鑽進去，似乎就能把疼痛驅散了。”她回憶說。但是事實並非總是如此。喬布斯疼的時候，會充分表達出來，讓身邊每一個人都知道。
還有另外一個健康問題越來越嚴重，之前並未像癌症或疼痛一樣引起醫療研究人員的足夠重視。他麵臨進食問題，體重不斷下降。部分原因是他切除了大部分胰髒，而胰髒的功能是分泌消化蛋白質和其他營養素所需要的酶。另一個原因是鎮痛用的嗎啡讓他缺乏食欲。此外還有心理原因，醫生們都不知道該怎麽應對，更別說治療了——自從十多歲起，喬布斯就沉迷於嚴格的節食和禁食。
即使是結了婚有了孩子，他依然保留了那些令人質疑的飲食習慣。他會連續幾個星期吃同樣的東西——胡蘿卜沙拉加檸檬，或隻是蘋果——然後同樣突然地摒棄那種食物，宣稱他不再吃了。一如他十幾歲時一樣，他還是會禁食，而且會在飯桌上虔誠地宣講他所遵循的飲食方法都有怎樣的好處。鮑威爾在他們剛結婚時還是個嚴格的素食主義者，但是在丈夫做手術後，她開始讓家裏的飲食更多樣化，增加了魚和其他蛋白質。兒子裏德也曾是素食主義者，現在成了個不折不扣的雜食動物。他們知道，讓喬布斯從多種來源攝取蛋白質是非常重要的。
喬布斯家聘請了一位溫文爾雅又多才多藝的廚師，布裏亞·布朗（Bryar Brown），他曾經在潘尼斯餐廳為愛麗絲·沃特斯工作。他每天下午都會來家裏，用鮑威爾在花園裏種植的香草和蔬菜做一桌豐盛的晚餐。每當喬布斯提出任何奇思怪想——胡蘿卜沙拉，羅勒意大利麵，香茅湯之類——布朗都會靜靜地、耐心地想辦法做出來。喬布斯一直對食物極其挑剔，而且傾向於對任何食物都立即作出極端的評價：美極了或糟透了。一般人會覺得毫無區別的兩個鱷梨，喬布斯嚐一口就會宣稱，一個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而另一個就難以下咽。
2008年初，喬布斯的飲食失調問題越來越嚴重。有的晚上，他會盯著地板，完全無視長桌上擺著的各種美食。其他人剛吃到一半，他會突然站起來，一句話不說就走掉。這給家人造成很大壓力，他們眼看著他在2008年春天體重驟減40磅。
2008年3月，《財富》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史蒂夫·喬布斯的麻煩”，這令他的健康問題再度受到公眾關注。文章透露，喬布斯試圖通過飲食治療癌症已經有9個月時間，文章還調查了他與蘋果股票期權日期倒簽事件的瓜葛。在這篇文章的采寫過程中，喬布斯把《財富》總編安迪·瑟沃（Andy Serwer）請到庫比蒂諾——與其說是請，不如說是命令，向他施壓，希望他撤掉這篇文章。他逼近瑟沃的臉問道：“那麽，你就算發現了我是個渾蛋，這又有什麽新鮮的呢？”他從夏威夷的康娜度假村用衛星電話打給瑟沃在時代公司的老板約翰·休伊，說了同樣頗有自知之明的話。他提出隻要《財富》砍掉這篇文章，他就可以召集一群CEO來開個座談會，並且可以與《財富》討論什麽樣的健康問題適合披露。然而，《財富》還是刊登了這篇文章。
2008年6月，喬布斯推介3G版iPhone時，他的消瘦甚至搶了產品發布的風頭。在《君子》雜誌的一篇報道中，湯姆·朱諾（Tom Junod）描述舞台上那個“幹癟”的人——“穿著曾經象征他刀槍不入的戰衣，像海盜般骨瘦如柴。”蘋果發表了一個聲明，謊稱喬布斯體重減輕是“偶染微恙”的結果。過了一個月，質疑聲依然不絕於耳，公司就又發表了一份聲明，說喬布斯的健康是“私事”。
《紐約時報》的喬·諾切拉寫專欄譴責對喬布斯健康問題的處理方式。“在關於其CEO真實情況的問題上，蘋果根本不值得信任。”7月末他這樣寫道，“在喬布斯先生的領導下，蘋果創建了一種保密文化，這種文化在很多方麵效果不錯——猜測每年Macworld大會上蘋果會推出什麽產品，已經成了該公司最好的營銷手段之一，但也正是這種文化毒害了它的公司治理。”他在寫這篇文章時，從蘋果那裏得到的所有反饋都是這純屬“私事”，但他出乎意料地接到了喬布斯本人打來的電話。“我是史蒂夫·喬布斯。”他開門見山地說，“你覺得我是個認為自己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的傲慢渾蛋，而我覺得你是個把大部分事實都搞錯了的爛人。”在這段“引人入勝”的開場白之後，喬布斯表示可以提供一些關於他健康狀況的信息，但是諾切拉不能將之公之於眾。諾切拉接受了這個條件，但是他可以報道說，雖然喬布斯的健康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偶染微恙，“但還不足以危及生命，他的癌症也沒有複發”。喬布斯給諾切拉的信息已經比他給蘋果董事會和股東的信息還多了，但是那不是完整的事實。
部分緣於對喬布斯體重驟減的憂慮，蘋果的股票價格從2008年6月初的188美元下滑到了7月底的156美元。雪上加霜的是，不久，彭博社（Bloomberg News）誤發了提前準備好的喬布斯的訃告，最後上了Gawker網。幾天後，喬布斯在他的年度音樂活動上引用了馬克·吐溫的名句。“關於我死亡的報道是嚴重的誇大。”他在發布新的iPod產品係列時說。但是他那消瘦的外形還是讓人無法安心，到10月初，股價跌到了97美元。
當月按照計劃，環球音樂集團的道格·莫裏斯要到蘋果公司跟喬布斯會麵。喬布斯改變了計劃，把他請到自己家裏。莫裏斯驚訝地看到喬布斯的病容和痛苦。莫裏斯要參加在洛杉磯希望之城國家醫學中心舉辦的一場盛會，為對抗癌症籌款，他希望喬布斯出席。喬布斯一向回避慈善活動，但是這次他決定出席，既是為了莫裏斯，也是為了這個主題。活動在聖莫妮卡海灘上的大帳篷裏舉行，莫裏斯告訴2 000位來賓，是喬布斯讓音樂產業重新煥發了生機。當晚的演出有史蒂維·尼克斯（Stevie Nicks）、萊昂內爾·裏奇（Lionel Richie）、埃裏卡·巴杜（Erykah Badu）和阿肯（Akon）獻唱，一直持續到後半夜，喬布斯被凍壞了。吉米·約維內給了他一件帶帽子的毛衣，他整晚都把帽子套在頭上。“他是那麽虛弱，那麽冷，那麽瘦。”莫裏斯回憶說。
《財富》雜誌的資深科技記者布倫特·施倫德那年12月就要離職了，他的告別作品將是同時采訪喬布斯、比爾·蓋茨、安迪·格魯夫和邁克爾·戴爾。這樣一次采訪很難組織，然而就在采訪日的前幾天，喬布斯打來電話聲明要退出。“如果他們問為什麽，就說我是個渾蛋。”他說。蓋茨一開始很不高興，後來發現了喬布斯健康狀況的實情。“當然，他有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蓋茨說，“他就是不想說出來。”12月16日，蘋果宣布喬布斯將取消出席1月份Macworld大會的計劃，而過去11年來他都是在這個論壇上發布重量級產品。至此，他的健康狀況更加明了。
網絡上充斥著對喬布斯健康狀況的各種猜測，其中很多都接近事實。喬布斯為之憤怒，感覺自己的隱私遭到了侵犯。他也因為蘋果沒有更積極地反擊而感到不悅。因此在2009年1月5日，他撰寫並發布了一封誤導公眾的公開信。他宣稱他不出席Macworld是因為想有更多時間跟家人在一起。“如大家所知，2008年全年我的體重一直在下降。”他補充說，“我的醫生們認為他們已經找到了原因——是荷爾蒙失調導致我維持身體健康所需的蛋白質流失，精密的血液檢驗已經證實了這個診斷。這個營養問題的解決辦法相對很簡單。”
這封公開信裏有一部分事實，但隻是很小一部分。由胰髒分泌的荷爾蒙中有一種胰高血糖素可使血糖升高，與胰島素（的降血糖作用）相互拮抗。喬布斯的癌細胞轉移到肝髒，並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實際上，他的身體在自我毀滅，所以醫生在給他用藥來降低胰高血糖素水平。他確實是有荷爾蒙失調，但那是由於他的癌細胞擴散到肝髒造成的。他不但自己不肯承認這點，而且也希望公眾不要這麽認為。不幸的是，這在法律上是有問題的，因為他經營著一家上市公司。但是喬布斯對網絡世界對待他的方式感到憤怒，而且想還擊。
盡管喬布斯的公開信語調樂觀，但當時他非常虛弱，而且飽受疼痛的折磨。他接受了新一輪的化療，副作用很大，皮膚開始幹裂。為尋求各種治療方法，他飛到瑞士巴塞爾，嚐試了一種試驗性的荷爾蒙傳導的放射線療法。他還接受了一種在鹿特丹發明的試驗性療法，叫作肽感受器放射性核素療法。
在法律顧問越來越強烈的建議下，一周後喬布斯最終決定休病假。他在2009年1月14日給蘋果員工的另一封公開信中宣布了這個消息。首先，他把這個決定歸咎於那些博客和媒體的窺探行為。“很不幸，對我個人健康的好奇不僅持續幹擾著我和我的家人，也幹擾著蘋果的每一位員工。”他說。但是接下來他承認，對他“荷爾蒙失調”的治療並非如他之前宣稱的那麽簡單。“在過去幾周我得知，我的健康問題比我原來想象的要更加複雜。”蒂姆·庫克將再次接手日常的運營工作，但是喬布斯說他仍然擔任CEO，並繼續參與重大決策，而且6月就會回來上班。
喬布斯一直在向比爾·坎貝爾和亞瑟·萊文森谘詢，他們既是他的個人健康顧問又是公司的聯合獨立董事。但是董事會其他成員就沒有獲得同樣充分的信息告知，而且股東最初得到的信息是錯誤的。這引起了一些法律問題，證券交易委員會立案調查蘋果公司是否向股東隱瞞了“重大信息”。如果公司允許錯誤信息傳播或隱瞞了跟公司財務前景相關的真實信息，將構成證券欺詐，是一項重罪。由於輿論認為喬布斯和他的魔力跟蘋果的再度崛起緊密相關，他的健康問題似乎就符合了“重大信息”的標準。但這是法律的灰色地帶，必須要把CEO的隱私權考慮在內。在喬布斯這個案例中，要實現信息公開與保護隱私的平衡尤為困難，因為他既重視自己的隱私，又比大多數CEO都賦予了公司更多的個人風格。他還令這個任務難上加難。他變得非常情緒化，痛罵起任何建議他不應該那麽神秘的人，常常又是咆哮又是流淚。
坎貝爾很珍視跟喬布斯的友誼，他不想因所承擔的任何誠信責任而去侵犯喬布斯的隱私，因此他提出辭去董事職務。“保護他的隱私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他後來說，“我們是100萬年的朋友。”律師團最終決定，坎貝爾無須辭去董事會職務，但是不應繼續擔任聯合首席董事。雅芳總裁鍾彬嫻接替了這一職位。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無果而終，董事會也齊心協力保護喬布斯免受那些讓他公開更多信息的要求。“媒體希望我們能透露更多個人細節。”阿爾·戈爾回憶說。“應該由史蒂夫來決定是否需要提供超出法律要求的信息，但是他非常堅決地認為他不希望自己的隱私受到侵犯，他的願望應該得到尊重。”我問戈爾，2009年初董事會是否應該提供更多信息，當時喬布斯的健康問題比股東們被誤導去相信的狀況要嚴重得多，他回答說：“我們聘請了外部律師去研究法律規定和最佳做法，然後我們完全是按章行事。我說起來像是在辯解，但那些批評真的讓我煩透了。”
有一位董事會成員有不同意見。前克萊斯勒和IBM首席財務官傑裏·約克沒有公開置評，但是私下卻向《華爾街日報》的一位記者吐露，當他知道公司在2008年底隱瞞了喬布斯的健康問題時，覺得很“惡心”。“坦白地說，我真希望當時我已經辭職了。”2010年約克去世時，《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他的評論。約克還向《財富》雜誌提供了非公開信息，該雜誌在2011年喬布斯第三次休病假時對之進行了披露。
蘋果公司的一些人不相信那些引述約克的話是準確的，因為約克當時沒有正式提出反對意見。但是比爾·坎貝爾知道這些報道是真實的，因為約克在2009年初曾經向他抱怨過。“傑裏在深夜多喝了點兒白葡萄酒，淩晨兩三點鍾打電話來說，‘去他媽的，我才不相信那些關於他健康的鬼話，我們得確認一下。’然後等我第二天早晨給他打電話時，他會說，‘哦，沒什麽，沒問題的。’這樣說來，在某個晚上，我敢肯定他會喝多了然後跟記者說些什麽。”
孟菲斯
喬布斯的腫瘤治療團隊的負責人是斯坦福大學的喬治·費希爾，他是胃腸癌和結直腸癌領域的知名專家。他已經警告了喬布斯幾個月，說他可能必須要考慮肝移植，但是這種信息是喬布斯拒絕接納的。鮑威爾很高興費希爾能反複提出這種可能性，因為她知道她丈夫要經過反複刺激才會考慮這個建議。
2009年1月，就在他宣稱自己的“荷爾蒙失調”很容易治療之後，喬布斯終於被說服了。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他在加利福尼亞登記等待肝移植，但是很顯然，他在那兒根本來不及等到一個可移植的肝髒。跟他的血型匹配的捐獻者數量很小，加上製定美國器官移植政策的機構——器官共享聯合網絡（United Nork for Organ Sharing）所采用的機製，是優先考慮肝硬化和肝炎病人而非癌症病人。
病人沒有合法途徑在排位過程中插隊，即使是像喬布斯這樣富有的人也不行，他也沒有那樣做。器官接受者是根據他們的終末期肝病模型（MELD，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評分結果被選中的，該模型通過實驗室檢測荷爾蒙水平來決定移植需求的迫切性，同時也考慮病人已經等待的時間。每一例捐獻都被嚴格審計，公開網站上能查到相關數據（optn.transplant.hrsa.gov/），你可以在任何時候上網查看你的排位情況。
鮑威爾成了這個器官捐獻網站的忠實用戶，每天晚上都會去查還有多少人在排位，他們的MELD分數是多少，以及他們排了多久。“你可以算出來，我算了一下，要等到他在加利福尼亞得到一個肝髒，時間早就過了6月，而醫生們認為他的肝髒可能在4月左右就會出問題。”她回憶說。因此她開始四處打聽，得知同時在兩個州進行排位是允許的，有3%等待移植的病人會這樣做。盡管有批評認為這是偏向富人，但多處排位並沒有政策限製，隻是操作很困難。有兩個主要的要求：一個是排位者必須能夠在8小時內趕到選定的醫院，這一點喬布斯有私人飛機可以做到；另一個是，選定醫院的醫生必須在把病人加入排位前對其進行當麵評估。
擔任蘋果公司外部法律顧問的舊金山律師喬治·萊利是位細心的田納西紳士，他跟喬布斯的關係很近。他的父母都是孟菲斯衛理公會大學醫院（Methodist University Hospital）的醫生，他在那裏出生，他的朋友詹姆斯·伊森（James Eason）在那兒運營一家移植機構。伊森的機構是全美國最好的，也是最忙的，2008年他和他的團隊做了121例肝移植手術。他不介意其他地方的人在孟菲斯重複排位。“這並不是鑽政策的空子，”他說，“這是人們在選擇他們希望在哪兒看病。有些人會離開田納西去加利福尼亞或其他地方尋求治療，也有人像這樣從加利福尼亞來我們田納西看病。”萊利安排伊森飛到帕洛奧圖，對喬布斯進行所需的檢查評估。
到2009年2月下旬，喬布斯在田納西排上了隊（在加利福尼亞也同時排隊），然後開始了焦急的等待。3月的第一周他的情況迅速惡化，而等待的時間預計還有21天。“太可怕了，”鮑威爾回憶說，“當時覺得我們來不及了。”每一天都變得越發折磨人。到3月中旬，他在排位中上升到第三名，然後第二名，終於到了第一名，但是之後日子一天天過去。諷刺的是，即將到來的聖帕特裏克節和“瘋狂三月”（孟菲斯進入了2009全美錦標賽而且是分賽場）等活動創造了更大的捐獻可能性，因為喝酒會導致交通事故飆升。
事實正是如此，在2009年3月21日，一位20多歲的年輕人在一場車禍中喪生，他的器官可以移植。喬布斯和妻子立即飛往孟菲斯，他們在淩晨4點前抵達，伊森在那邊等著他們。汽車在停機坪等候，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他們當即簽署了一係列許可文件，之後就趕往醫院。
移植成功了，但是結果並不樂觀。當醫生們取出他的肝髒時，發現包圍內髒的腹膜上有斑點。另外，他的肝髒上到處都是腫瘤，意味著癌症很可能已經擴散到了其他部位。顯然，癌症變異和生長的速度很快。醫生們取了樣本進行基因定位。
幾天後，他們需要施行另一項程序。喬布斯堅持拒絕把胃排空，當他們給他使用鎮靜劑時，他把一些鎮靜劑吸進了肺裏，導致了肺炎。當時醫生們以為他會死掉。他後來這樣描述：
我差點兒死掉，因為在這個例行程序中他們搞砸了。勞倫在那兒，他們用飛機把孩子們也接來了，因為他們認為我挺不過那個晚上。裏德跟勞倫的一個兄弟在參觀一些大學，他們派私人飛機在達特茅斯附近接上他，告訴他發生了什麽事，另一架飛機把女兒們也接來了。他們以為那是最後一次機會見到清醒的我，但是我挺過來了。
鮑威爾負責監控整個治療活動，她整天待在病房裏，警惕地盯著每一台監視器。“勞倫就像一隻美麗的雌虎保護著他，”喬尼·艾夫回憶說。喬布斯一能見客他就來了。鮑威爾的媽媽和三個兄弟時常來陪她，喬布斯的妹妹莫娜·辛普森也不離左右。她和喬治·萊利是喬布斯唯一允許替換鮑威爾看護他的人。“勞倫的家人幫我們照顧孩子們——她媽媽和兄弟們太好了。”喬布斯後來說，“我非常虛弱也很不合作，但是像這樣的經曆會把你們深深地團結在一起。”
鮑威爾每天早晨7點鍾來，收集相關數據，錄入到一個電子報表中。“因為同時進行許多監測，那些數據非常複雜。”她回憶說。當詹姆斯·伊森和醫生團隊9點鍾到達時，鮑威爾會跟他們開個會，協調喬布斯治療的各個方麵。在她晚上9點鍾離開前，她會做一份報告，匯總每個關鍵指標和其他監測結果的走勢，以及她希望第二天得到答案的一係列問題。“這能讓我集中注意力去想一些問題。”她回憶說。
伊森所做的一切即使在斯坦福也是史無前例的：他主管了治療過程的所有方麵。鑒於他經營這家機構，他可以協調移植康複、癌症監測、疼痛治療、營養、康複和護理等各個方麵。他甚至還會去便利店買喬布斯喜歡的功能飲料。
有兩位護士來自密西西比州的小鎮，她們成了喬布斯的最愛。她們都是健壯的家庭婦女，不會被喬布斯嚇到。伊森安排她們專門護理喬布斯。“要管理史蒂夫，你必須要堅持。”蒂姆·庫克回憶說，“伊森能管住史蒂夫，強迫他做別人無法讓他做的事情，那些為他好但可能做起來並不愉快的事。”
雖然備受嗬護，喬布斯有時還是幾乎要發瘋。他很氣惱自己不能控製局麵，有時他甚至會產生幻覺或是發怒。即使在他幾乎失去知覺時，他那堅強的性格使他硬撐了過來。有一次在他進行深度麻醉時，胸科醫生要往他臉上戴麻醉麵罩。喬布斯把麵罩扯掉，嘟囔著說他討厭這個麵罩的設計，拒絕戴它。雖然他幾乎無法說話，但他還是命令醫生拿來五種不同的麵罩，選出一個他喜歡的。醫生們看著鮑威爾，非常為難。她最終成功地轉移了他的注意力，他們才能夠給他戴上麵罩。他也討厭他們安裝在他手指上的氧含量監視器，他告訴他們那個東西太難看也太複雜，他還建議了可以使之設計得更簡潔的種種方式。“他高度關注周圍環境和物體的任何一個細微差別，這讓他筋疲力盡。”鮑威爾回憶說。
一天，在他半清醒狀態的時候，鮑威爾的好朋友凱瑟琳·史密斯來探望他。她跟喬布斯的關係並不是一直都很親密，但是鮑威爾堅持讓她來到喬布斯的病床邊。他示意她走近些，要來紙和筆，寫道，“我要我的iPhone。”史密斯從邊櫃上把它拿過來交給他。他手把手地教她“移動滑塊解鎖”的功能，還讓她玩菜單。
喬布斯跟莉薩·布倫南–喬布斯關係早已變得很緊張。那時她已經從哈佛畢業，搬到了紐約，很少跟她父親聯絡。但是這一期間她兩度飛到孟菲斯，這讓喬布斯很是感激。“她能那樣做，對我意味著很多。”他回憶說。可惜他當時並沒有告訴她。喬布斯周圍很多人發現，莉薩像她爸爸一樣愛發號施令，但是鮑威爾樂於接受她，盡量讓她參與進來。她希望能恢複喬布斯和莉薩的關係。
隨著喬布斯健康狀況的好轉，他那易怒的性格又回來了。他的膽管尚未切除。“當他開始康複時，他迅速地從感激階段直接返回到暴脾氣和控製狂的模式。”史密斯回憶說，“我們都猜想他去鬼門關走了一遭回來，是不是會變得友善些，可是他沒有。”
他吃東西也還是那麽挑剔，而這比以往都更成問題。他隻吃水果沙冰，還會要求把六七種不同口味的擺在他麵前，供他挑選一種滿意的。他把勺子放在嘴邊嚐一小口就會斷言，“這個不好，那個也不好。”最後伊森反擊了。“你知道，這不是口味問題，”他教育喬布斯，“別再把這個當成食物，從現在開始就把它當成藥。”
每當有蘋果的同事來探望他，喬布斯就情緒高漲。蒂姆·庫克會經常過來向他匯報新產品的進展。“每次話題轉移到蘋果，你就可以看到他神采奕奕，”庫克說，“就像燈點亮了一樣。”喬布斯深深地愛著這家公司，他似乎是為了能夠重返公司而活著。細節問題會讓他充滿力量，當庫克描述新一代的iPhone時，喬布斯會花上一小時的時間來討論它的命名——他們商定叫iPhone 3GS——以及“GS”兩個字母的字號和字體，包括是否應該大寫（是）和是否斜體（否）。
有一天萊利安排了一次驚喜之旅——參觀Sun工作室（Sun Studio）。那個紅磚建築的搖滾樂聖地，貓王、約翰尼·卡什、比比金（B. B. King）等很多搖滾樂先驅都曾在此錄製唱片。喬布斯一行被單獨安排參觀，並由一個年輕員工介紹曆史，這個年輕人跟喬布斯一起坐在傑瑞·李·劉易斯（Jerry Lee Lewis）曾坐過的滿是煙頭燙痕的長凳上。喬布斯可以說是當時音樂產業裏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但那個年輕人沒認出憔悴的他。他們走的時候，喬布斯告訴萊利：“那個孩子非常聰明。我們應該錄用他來做iTunes。”萊利通知了埃迪·庫埃，他安排那個男孩飛去加利福尼亞麵試，最終聘用他參與建設iTunes商店早期節奏布魯斯（R&B）和搖滾樂曲庫的工作。後來萊利回到Sun工作室看望朋友們時，他們說這件事證明，如他們的口號所說——你的夢想在Sun工作室依然可以成為現實。
歸來
2009年5月底，喬布斯與妻子和妹妹乘私人飛機從孟菲斯歸來，蒂姆·庫克和喬尼·艾夫在聖何塞機場迎接他們。飛機一落地，大家就湧上了飛機。“你可以在他的眼中看到那種歸來的興奮。”庫克回憶說，“他充滿鬥誌，迫不及待。”鮑威爾開了一瓶氣泡蘋果酒，提議為她丈夫幹杯，大家熱烈擁抱。
艾夫滿心的疲憊。他開車從機場回喬布斯家，一路上都在跟喬布斯講他不在的時候讓一切照常運轉有多麽困難。他還抱怨那些媒體文章說蘋果的創新全部仰仗喬布斯，如果喬布斯不回來創新就會消失。“我真的很傷心。”艾夫告訴他。他感覺“備受打擊”，而且賣力不討好。
喬布斯回到帕洛奧圖之後，也陷入了類似的低落狀態。他開始意識到，對公司來說他可能並不是不可或缺的。在他休息期間，蘋果的股票走勢良好，從他在2009年1月宣布病休時的82美元漲到了5月底他回來時的140美元。喬布斯病休後不久，在一次跟分析員的電話會議上，庫克一改淡定的風格，富有煽動性地宣講了為什麽即使喬布斯不在，蘋果也會繼續高歌猛進：
我們相信，我們在地球上存在的目的就是創造偉大的產品，這一點不會改變。我們一直專注於創新。我們崇尚簡約而不是複雜。我們相信我們需要擁有並控製我們製造的產品背後的重要技術，並隻參與那些我們可以做出重大貢獻的市場。我們相信要對成千上萬的項目說不，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專注於那些對我們來說確實重要和有意義的少數項目。我們相信團隊間的深度合作和相互啟發，這讓我們用別人沒有的方式進行創新。坦白地說，這家公司的每一個團隊都在不懈地追求完美，我們能誠實地對待自己，承認錯誤，並有勇氣去改變。我認為，無論是誰在做什麽工作，這些價值已經深深地紮根在這家公司，蘋果將表現非凡。
這聽起來像是喬布斯會說的（和已經說過的），但是媒體把它命名為“庫克教義”。喬布斯心生怨氣，深感沮喪，尤其是對於最後一句。那可能是事實，喬布斯不知道應該為此感到驕傲還是傷心。坊間傳言他可能不會再做CEO，而是退居二線做董事長。這種說法讓他更加不顧一切地想起身下床、克服病痛，再次開始他那有利於康複的長時間散步。
在他回來幾天後，蘋果按計劃有一次董事會，喬布斯出人意料地露麵了。他緩緩地踱進會議室，並留下來參加了大部分會議。到6月初，他開始在家裏主持每日例會，到月底他就回公司工作了。
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他，現在會變得更加平和成熟嗎？他的同事們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在回來工作的第一天他就接二連三地發脾氣，這讓他的高管團隊大吃一驚。他讓那些6個月沒見的同事狼狽不堪，撕毀了一些營銷方案，訓斥了幾個他認為工作質量拙劣的人。但真正驚人的還是那天下午晚些時候他對幾個朋友說的話。“我今天過得最開心，”他說，“我無法相信我感覺多麽富有創造力，整個團隊是多麽富有創造力。”蒂姆·庫克對這一切都泰然處之。“我從沒見過史蒂夫能克製住自己不表達他的觀點或情感，”他後來說，“但這很好。”
朋友們注意到喬布斯保留了他易怒的特點。在他康複期間，他購買了康卡斯特公司（Comcast）的高清有線電視服務，有一天他給該公司的老板布萊恩·羅伯茨（Brian Roberts）打電話。“我以為他打電話來是要誇獎我們的服務，”羅伯茨回憶說，“相反，他告訴我‘它爛透了’。”但是安迪·赫茨菲爾德注意到，在他那粗魯之下，喬布斯變得更真誠了。“以前，如果你請史蒂夫幫忙，他可能會做截然相反的事情。”赫茨菲爾德說，“那是他的叛逆本性。而現在，他實際上會盡量幫忙。”
他的公開回歸是在9月9日，在公司例行的秋季音樂活動上，他登上了舞台。觀眾起立鼓掌將近一分鍾，然後他做了個不太常見的個人化的開場白，提到他接受了肝移植。“沒有這樣的慷慨捐獻，我將無法出現在這兒，”他說，“所以我希望我們都能夠同樣慷慨地成為器官捐獻者。”一陣歡呼之後他又說：“我站起來了，我回到了蘋果，我愛這裏的每一天。”他隨後揭幕了新的iPod Nano產品係列——內置攝像頭，拋光鍍鋁材質，配有九種不同的顏色。
到2010年初，他已經恢複了大部分體力，重新投入到工作中，迎接喬布斯的是他、也是蘋果最多產的一年。自從推行蘋果的數字中樞戰略以來，他已經打出了兩個本壘打：iPod和iPhone。現在，他要再次出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