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親戚
走親戚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6年《福建文學》雜誌，獲同年福建文學獎，後發表於1997年香港《明報月刊》，收入散文集《然後》。
一
三伯伯來看我們。三伯伯就是三姑媽的意思。老家很少對婦女的稱呼，女人大多用男人的稱呼，隻是在稱呼前麵加一個“小”字，比如姑媽就是小伯，姐姐就是小哥。
三伯伯的男人在躲日軍的時候去了貴州，給共產黨送藥品，被國民黨特務殺了。也許幸好他這一死，三伯伯一直守寡，窮得靠賣鹽茶蛋為生，經常忙了一天還賺不回半升紅薯。土改時她被劃成手工業者的成分，又是烈屬，成了革命依靠對象。讓她當了幾個月的婦女會會長，是順理成章的事。
那一年水災，她的茅房被水漂走了，日子實在沒法過，便把兒女兩個送進城來，托付給我父親。大表哥被我父親帶入部隊，當了兵，還讀了軍校。大表姐則在城裏繼續讀書。據說大表姐初來時一頭的虱子，母親洗了三大盆堿水，又給她剪一個男頭，才把她剪出個有鼻子有眼的人樣。她的書當然也沒有讀好，母親帶她去考城北女中時，她還總是把“手”字寫成“毛”字，把“目”字寫成“木”字，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要寫錯，“常”字上麵總是寫成“宀”。父母後來一說起這事就要笑。
他們兄妹兩個年幼失父，所以特別懂事和用功，也給我家很掙麵子。大表哥後來當了空軍軍官，大表姐讀完中專後去了西北一個礦山，也是勞動模範。他們的成績總是成為父親教訓我們的理由。你們看看，大哥哥入黨了，大姐姐立功了，還當上工段長了……父親帶領我們索性取消了表哥表姐的“表”字，讓我們一家自豪得更加完滿。
我對那一段沒有什麽印象。我願意相信父母的說法，比方說我出生以後第一個抱我的是大姐姐，她當時還驚慌地說，舅媽舅媽，這伢兒怎麽這麽難看？一身的毛嗬！我也願意相信父母的說法，我在街上走丟了的那一次，大姐姐聽說此事時正在洗腳，她立刻嚇得哭了起來，鞋也沒來得及穿，赤著腳就跑出門去找我，狂奔亂喊簡直瘋了一樣……我應該記得這件事情的，不知為什麽居然記不起來了。是不是我真的腦子有了什麽毛病？
每逢開學，我們姊妹幾個便興奮地等待，等待工作在外地的大哥哥大姐姐寄來禮物。鋼筆、球鞋、計算尺……都是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寶貝，一般還有十元或二十元的學費。其實我是白等和傻等，因為我還沒有上學，即便上學也永遠在家裏處於幼稚的地位，沒有資格得到那些贈品。我眼巴巴地看著父親把那些東西分給了哥哥姐姐，桌子上光光了。他們高興，我也跟著高興，跟著他們在幾間房子之間不停地竄來竄去。
二
父親死了之後，我們首先通報的親戚就是他們——三伯伯當時就住在表哥那裏，在北京某部隊大院。
很久沒有回信。我問過母親，不料她冷冷地說：“你說誰？”
我說：“大哥哥沒有來信麽？”
她說：“回沒回，我不曉得。”
我說：“他應該來信的。”
她說：“你以後不要提起他。”
我感到有點不妙。後來才知道，大哥哥是回過信的，隻是回信較為冷淡，除了埋怨舅舅自絕於黨和人民之外，沒敢再說別的什麽，甚至沒有提到他母親是否傷心。整篇信還沒有寫滿一頁紙。
母親當時沒太顧及對方的處境，沒考慮人人自危的整個政治大形勢，一怒之下撕了信，又拿出兩百多元錢，立馬寄去北京，算是徹底清償了這些年他們的資助。她隻是寄錢，沒有寫一個字。
其實我們家這時候並無還錢能力。因為父親的失去，家裏沒有一個人能掙回錢，包括農場裏的我姐。父親的積蓄也撐不了多久，眼看著日子一天天緊起來了。母親能寫一手好毛筆字，好幾次去打聽有沒有地方願意雇人寫大字報，但人家一看這家庭婦女的模樣，都覺得這種謀職滑稽可笑。她又想去給人家做保姆，遭到子女的全體反對，而且在一個革命化的時代，雇保姆似乎不是件光彩事，沒有人給她提供機會。每天晚上睡覺前，她常有的儀式就是把衣袋裏所有小硬幣都搜索出來，幾個一疊，幾個一疊，整齊排列在桌上，然後宣布它們明日各自的重任：“這是買豆腐的；這是買小菜的；這是買火柴的……”我也幫她調派著這些小硬幣，看著它們銀光閃閃地列陣待發，心裏十分踏實。
為了省錢，我們做菜時多放鹽少放油，以至我到現在還保留了嗜鹹的惡習。我們退了一間房，變賣了一些家具，直到上級機關最終辦下了遺屬撫恤卡，讓母親和我每月能領到一份錢，最困難的危機才算熬過來了。
父親的政治結論仍然前景不明。每到晚上，我取代父親的位置，與母親同睡一床，總是不由自主地摟抱她的雙腳，怕她離開我去當保姆，更怕她一時想不開尋短路。節日和假日的時間漫長得令人生畏。鄰家來了客人，鍋盆碗盞叮叮當當，笑語和肉香朝我家裏灌，使我不得不關緊門窗，或者用鐵錘敲打什麽，發出些驚天動地的聲音，以便掃蕩自己的心煩意亂。這個時候母親也不耐孤寂，會帶我去街上走走，其實沒什麽目的，不是要買什麽東西，隻是把一個個商店胡亂看去，或者擠在充滿狐臭和汗臭的人群中看看大字報，看看運動將向什麽方向發展。
我們能夠在“文革”之外來展開命運的想象麽？不能。因此我們隻能在大字報中尋找希望，比方看到一些教授、演員、將軍的自殺，就知道同難者眾多，不幸遭遇彼此彼此，我們如果不因此而寬心，但至少可以少一些孤立之感。比方我們還看到北京或上海的形勢逆轉，看到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被徹底批判，使曾經紅極一時的派別正土崩瓦解，那麽迫害家父的那一派是否也將好運不長？——這至少可以帶給我們一種暗自高興的想象。雖然我後來知道這種想象純屬無稽，發現那些迫害者還是在節日裏燉出肉香，對什麽人倒台了或者什麽路線結束了，一點也不著急。
我們不能在大街上安居，因此我最害怕的時候是往回走，在涼粉擔子當當小鑼敲出的深夜裏走回熟悉的大院，熟悉的樓道，熟悉的房門——哢嗒一聲，門鎖開了，一手推開滿屋的黑暗。我們怎麽又回到這個小屋？我們為什麽隻能回到這個小屋？我拿這個漫長的夜晚怎麽辦呢？
三伯伯就是在這個時候來到長沙的。我猜想表哥一接到錢就知道我母親誤會了，但很多事情沒法明言，也不便由他這個軍官來說，隻好請老人走一趟。三伯伯就這樣帶著四歲的小孫女南行，一路上停停走走，最後在一片荒地下車——據說整個鐵路線處於半癱瘓狀態，火車站被紅衛兵占領，列車沒法進站。她們是半夜下車，兩眼一抹黑，摸索了好幾個小時，到天亮時分才跌跌撞撞找到我家。我聽到樓下有人喊，推開窗子一看，隻見一老一少兩張滿是煤灰的黑臉，四隻眼睛眨了眨，似乎是笑了，根本沒法分辨誰是誰。一個旅行包丟在地上，看來她們已再沒有氣力把它拎起來。
“你們找誰？”母親問。
“快叫舅外婆，快叫哇這丫頭！”是湘西老家人的聲音。
“你是德芳……”母親怔了片刻，露出了驚訝之色，很快又把神情整頓得非常冷淡，“你怎麽來了？”
我高興地跑下樓去把她們接了上來。三伯伯一進門就抱著母親痛哭，母親則顯得冷靜許多，雖然也紅了眼圈，但連連勸三伯伯去洗臉，去換衣，去吃麵條。三伯伯當然吃不下，衝著一碗麵條又哭。
三
小姑娘對大人們的哭聲有點害怕，偷偷向我身邊擠靠。她叫小紅——那年頭叫這個紅那個紅的小孩很多。
她第一次見到我，卻不怎麽畏生，很快就膽敢揪我的鼻子和耳朵。她也把一切好的東西都判定為小紅，比如圖書上的小兔、紅旗、蘋果、小房子、風箏等等，她一看見就笑，一笑就指著說：“這是小紅。”然後繼續翻頁尋找下去。
離開圖書以後，她對我的一個大貝殼羨慕不已，也指著它宣布：“這是小紅。”
我得意洋洋把哥哥帶回家的一顆手榴彈找出來，向她講解這家夥的威力。“這也是小紅吧？”
“不。”她不喜歡粗粗黑黑的軍用品，讓我不免掃興。
我指著桌腿上一顆冒出頭的鏽釘子：“這是小紅。”
“不，不！”她更急了，“這是你，是你！”她想了想我的名字，總算想出來了，“這是小叔叔！”
我指著我的一雙破布鞋：“這也是小紅？”
她氣得跑過來要打我，追得我東逃西躲，怎麽也沒法擺脫她要抓要撕的兩隻小手，最後隻好逃進男廁所。“我要屙尿了！”
她毫不猶豫衝進來：“我要看你撒尿！”
“哈哈，你是女的，怎麽進了男廁所？”
她想了想這個問題，撅著嘴退出門去。
我是真要小便了，但沒料到剛解開褲子，突然聽到小紅的哈哈大笑——她極其狡猾地又溜進來，弓腰縮頭，手指我的褲襠：“我看見小叔叔的鳥鳥啦，我看見小叔叔的鳥鳥啦！”
我來不及拉褲子，當下窘得一臉通紅，心想怎麽碰上了這麽個瘋丫頭？
她一路歡呼著跑回家去。三伯伯哭笑不得，拍了她腦袋一下，責怪她這麽大了也不知羞。她背靠奶奶，黑白分明的眼珠朝上翻了一下。
三伯伯拉著她要走了。我不知道她們為什麽這就要走，要走到哪裏去。後來我從另一個姑媽與母親的談話中，才知是母親請她們走的。母親太要強了，堅決不受三伯伯退來的兩百多元錢，也不願她住在我家，說是擔心我家連累他們。我的另一個姑媽叫四伯伯。她幾乎要哭了，說她住在工廠集體宿舍裏，十幾個人一間房，都是睡高低床，有些女工還有婦科病，廁所更是髒得一塌糊塗。大人就不說了，小孩子怎麽能住在那種地方？天嗬，天嗬，我拿她們怎麽辦呀？嫂子你心別太狠……母親仍然冷冷地說，我們這樣的賊窩子，怎麽敢高攀他們革命幹部？
“你不要翻老賬了。他們當時也不是沒辦法嗎？”
“我不是翻老賬。我是怕她們這一次來，與我們扯來扯去，到時候又添上新賬，影響他們的前途。我可擔不起這個罪責。”
母親的擔心也不是完全無理。大院裏還是迫害者們當權，警惕的目光經常有一下沒一下地投向我家，誰知道還會鬧出什麽事？這樣，三伯伯她們無處安身，在這個城市隻待了兩天就走了。我瞞著母親去找過她們一次。她們住在一家小客棧裏，房間很暗很潮濕，我進房門後好一陣才能看清房裏確實有人，確實是她們。三伯伯呆坐著，還有二十幾個小時才能上火車，但她無事可幹就隻能呆坐著。小紅在哭，臉上被蚊子咬出十幾個紅點，又被自己的手指抓出了一道血痕。三伯伯閃閃爍爍地說道旅店蚊子臭蟲太多，又說沒什麽沒什麽，這孩子真是太嬌氣。“癢什麽呢？一點都不癢。蚊子咬幾下癢什麽？”
她堅決不允許小紅的皮膚癢起來。
她說有蘋果，定要洗給我吃。出去尋了半天，還是沒有找到水，便說用毛巾擦擦算了好不好？
我吃了半個蘋果，然後帶小紅出去玩。我讓她騎在我頭上，從中山路遊到黃興路，想好好地當一回叔叔。但我身上沒有什麽錢，隻能帶著她多看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比方說街頭的爆米機，藥局裏的老虎皮，還有消防隊紅色的救火車等等。我累得滿頭大汗的時候，總算還好，有一個小店裏賣綠豆沙，五分錢就可買一碗——我的錢剛夠。我買了一碗讓她吃，看她一口一口吃下去。她掩藏著自己的高興，吃了一小口，眼睛朝上翻了一下，像是看頭上油漆剝落的樓板。她的短腿吊在椅子上，不停地前後甩動。
我吐了一泡口水，抹在她臉上的紅斑上，說孫悟空被蚊子咬了就是這樣止癢的。她笑著說她已經不癢了。
也許是吃高興了，她說：“小叔叔，我給你唱支歌好嗎？”
“你唱吧。”
她從懸吊雙腳的高凳上跳下來，背著雙手，衝著一個髒兮兮的牆角鞠躬敬禮，把這裏當成了演出舞台。剛要開口，她又想起一個重要問題：“我臉上沒有抹紅呀。”
“不要紅，你就這樣唱吧。”
她半信半疑地同意了。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
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
……
她咿咿呀呀唱得不太清楚，我開始沒聽明白，一旦聽明白了便頓覺恐懼，繼而憤怒：“不要唱了！”我大喝一聲。
她嚇了一跳。
“唱得一點也不好！”我惡狠狠地說。
她當然不知道我為什麽發火，哇哇哭亂了一張臉。後來被我拉著往回走的時候，兩腳亂蹬亂踢，把鞋帶都踢散了。
四
我以為小紅會記住這一天，記住這件事的，這是我的錯誤。十幾年後她再見我的時候，已經是通體散發出成熟氣息的大姑娘。她對那一天早已沒有任何印象，隻是一個勁要我洗手。她的未婚夫以及大哥哥全家都一個個熱切地要我洗手，對我的手爭先恐後地給予關心，使我擦了三道肥皂也暗自慚愧。
他們為我擺上了豐盛的飯菜，安排了防疫病的公筷，然後神色緊張地討論流行病，流感、流腦、乙肝、甲肝、二號病等等。她的未婚夫說了一個鄉下人邊揉麵邊揪鼻涕的笑話，小紅，哦不，現在是小虹了——對他投去開心和欣賞的目光，抿著嘴帶頭笑了，於是全家也哈哈大笑。
首都的周末之夜充滿笑聲。小虹關切地問我是怎麽來他們家的。我說坐地鐵。他們立即齊刷刷驚恐地睜大了眼，說你怎麽能坐地鐵？地鐵最危險了，萬一斷電什麽的怎麽辦？萬一有傳染病怎麽辦？他們強烈要求我今後坐公共汽車，再不就打個電話來，讓你大哥哥派車去接一接。
吃完飯，表哥披著他的將軍服，正要同我說說中東戰爭。他的幾個下級探頭探腦來求見首長，進門後立即熟門熟路地把小筐荔枝和小箱魷魚送進廚房，並且對包括我在內的首長家人一一強加媚笑。表嫂嗔怪地說，老王你怎麽又這樣？被稱作老王的理直氣壯：“這有什麽？我這次出差廣東，一點也不麻煩麽！”
表哥隻好放下中東戰爭，去與他們在客廳裏應酬。我無事可幹，隻好看看他家的書櫃，看看成套的黨史、軍史、哲學以及政策。書櫃旁邊掛有一隻巨大的龍蝦標本，衝著我張牙舞爪。
表哥送走了客人，又過來與我聊天。他說你還在作協工作麽？你們文藝界也真搗蛋。你看現在那些流行歌，成天就是愛呀愛的，戰士要是都愛來愛去，還怎麽打仗？
我想說明作協不等於文藝界，我更不是文藝界，沒法對流行歌負責。
他沒等我申冤就說：“我不準他們唱了！”
“你這不是違反政策吧？”
“哪來那麽多政策？打得贏就是最大的政策！”
然後，他再次叮囑我下次來不要坐地鐵了，地鐵太容易出事。
我說：“我坐公共汽車，不會坐地鐵了。”
“對，不能坐了。”
“我不坐了。”
“我馬上要出差。不過不要緊，你什麽時候都可以來。住什麽招待所？那多不衛生，就住到家裏來麽，這不就跟你家一樣？好不好？嗯，我跟你說，不要坐地鐵了嗬。嗯？”
我不知道該先回答哪個問題，是再次談地鐵還是談招待所？我隻能含糊地點頭，看他急匆匆地尋找話題，似乎心事重重沒話找話。
我有點後悔到這裏來了。我不能像小時候那樣騎到大哥哥的肩上，搶過他的軍帽或者掛上他的皮帶，而且愚笨得總是不知道該先回答哪個問題，那麽來這裏做什麽？三伯伯已經去世，死於咯血，死前常鬧耳鳴。我隻能瞥一眼她睡過的那間房，那張床。那張床擁抱過一位老人的夜晚長達幾十年——她給過我蘋果，長相也與我極其相似——親人們都這樣說。因此我忍不住想象我的鼻形，我的眉形，我臉頰的線條，曾一次次淹埋在那張床上的黑夜裏。那是不是我呢？為什麽那不是我呢？如果說人都是首先以其麵相而存在並且被人認知的，那麽床上的麵相為什麽不就是我的一部分？
是我曾經在那張床上咳嗽然後耳鳴和咯血？
母親曾經一直不讓我們子女來這裏走親戚，我第一次來北京時就是那樣做的。那一次我下火車時太晚，沒法去找住處，我寧願提著沉重的行李包走去天安門，在廣場坐了一個通宵，也沒有去敲響大哥哥家的房門——盡管我知道那繁密的燈海裏有我的親人，是的，是親人。我在廣場橘黃色的燈霧裏抱著雙臂，有點冷。
我那次離開北京時聽另一個來京的親戚說，大哥哥一家在“文革”中其實也很難。他每次隨軍隊去製止武鬥，都是帶血回家，一進家門就偷偷溜進廚房，洗掉臉上或身上的血跡，偷偷給自己包紮或換藥，不讓老母親知道真相。親戚說這話的時候，眼裏紅紅的。
這些事都很遙遠了，以後會更加遙遠，被我淡忘。就像小虹一樣，我以為她至少可以記住綠豆沙，我下定決心踏進這張家門，至少還可以同她說說這件事。
但她不記得了。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
哪怕她能記住這首曾深深刺痛我的歌也是好的。不，她也不記得了。她的大眼睛裏純淨得什麽也沒有。
我還能說些什麽？我說返程機票已經訂好，是明天的飛機（其實是五天後的飛機），我今天算是告別了。真是不巧，真是不巧。表哥全家都為此遺憾。小虹送我去汽車站。她問我什麽時候再來。她把她原來讀中學時的那幢教學樓指給我看，把他們家原來住的破樓房指給我看，把她現在取牛奶、遊泳、看電影、定做蝙蝠衫的地方指給我看。她偏轉頭的時候，乳房高挺突出。
我毫不懷疑，長安街上秋夜裏流淌著的橘色光潮，能夠哺育太多這樣美麗這樣爽朗這樣充滿自信的少女。
她以前的名字叫小紅。
這是小紅。
199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