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會議前後

  杭州會議前後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00年《上海文學》雜誌。


  有些中國人喜歡趕外國時髦，比如，文章裏沒有一些新名詞似乎就不成樣子，也不管這些名詞用得合不合適。“另類”嗬，“偶性”嗬，“此在”嗬，“不及物”嗬，這些舶來語有時用得牛唇馬嘴，但隻要用上了就有足夠的酷和炫，足以讓某些聽眾肅然起敬。這些人差不多是一些進口名詞水貨的推廣商。


  類似的情形其實在外國也有。有些漢學家吃中國這碗飯，於是也得趕中國時髦，比如文章裏沒有一些最新動態似乎就不成樣子，也不管這些動態是否真有價值。“尋根”嗬，“稀粥”嗬，“凹凸”嗬，“棉棉”嗬，這些文壇快訊下麵常常沒什麽像樣的研究，但隻要一手甩出幾張消息牌來，其論文也就有了中國通的氣派，讓同行們不敢低看。這些人很像是一些中國文化的快嘴包打聽。


  雖然都是趕時髦，但中國趕潮者要的是新思想，而外國趕潮者要的是新材料，進口業務重點並不一樣，甚至不在一個層麵上。這當然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所決定的交換格局。全球化就得講究全球分工，正像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出技術加上發展中國家出原材料，便合成出皮鞋、襯衣、電視機。因此在有些西方學者看來，中國在學術批評上也隻是一個原材料出口國，能提供點事件甚至消息就行，其他的事情你們就別管了。


  這也沒什麽，中國人講究天下一家，天下的學術批評當然更是一家，不必斤斤計較各方對外貿易的什麽順差或逆差，什麽低附加值抑或高附加值。問題在於，誠實而能幹的跨國研究專家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總是為數有限，對來自異域的新思想或者新材料，一旦誤讀和誤傳得離了譜，事情就可能會鬧得有點荒唐。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荷蘭漢學家林恪先生告訴我，某位西方漢學家出版了一本書，說到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尋根”運動發起於一九八四年的杭州會議，完成於一九八九年的香港會議雲雲（大意如此），而有些國外的文學批評家後來都采用這種近乎權威的說法。這就讓我不無驚訝。


  我還沒有老年癡呆症。這兩個會我都參加了，起碼算得上一個當事人吧，起碼還有點發言權吧。在我的印象中，這兩個會議完全沒有那位漢學家筆下那種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尋根運動”；恰恰相反，所謂“尋根”話題，所謂研究傳統文化的話題，在這兩個大雜燴式的會議上的發言中充其量也隻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額，僅僅是很多話題中的一個，甚至僅僅是一個枝節性話題，哪能構成“從杭州到香港”這樣電視連續片式的革命鬥爭和路線鬥爭曆程？


  已逝世的《上海文學》前負責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對杭州會議發言的記錄摘要，發表在數年前的《文學自由談》雜誌上，完全可以印證我這一事後的印象。


  一九八四年深秋的杭州會議是《上海文學》雜誌牽頭召開的，杭州市文聯等單位好像也有參與。當時正是所謂各路好漢揭竿鬧文學的時代，充滿著激情和真誠的會議在文學界頗為多見。出席這個會議的除了該雜誌的幾位負責人和編輯群體以外，印象中有作家鄭萬隆、陳建功、阿城、李陀、陳村、曹冠龍、烏熱爾圖、李杭育等等，有評論家吳亮、程德培、陳思和、南帆、魯樞元、李慶西、季紅真、許子東、黃子平等等。當時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頭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謀反衝動，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當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階段性存在的那種自信和張狂。大家對幾年來的“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都有反省和不滿，認為它們雖然有曆史功績，但在審美和思維上都不過是政治化“樣板戲”文學的變種和延伸，因此必須打破。這基本上構成了一個共識。至於如何打破，則是各說各話，大家跑野馬。我後來為《上海文學》寫作《歸去來》、《藍蓋子》、《女女女》等作品，應該說都受到了這次會上很多人發言的啟發，也受到大家那種八十年代版本“藝術興亡匹夫有責”的滾滾熱情之激勵。但這次會上的“尋根”之議並不構成主流。李杭育說了說關於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的差別，算是與“尋根”沾得上邊。我說了說後來寫入《文學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內容，也算是與“尋根”沾上了邊。被批評家們譽為“尋根文學”主將之一的阿城，在正式發言時則隻講了三個小故事，打了三個啞謎，隻能算是回應會上一些推崇現代主義文學的發言。至於後來境外某些漢學家談“尋根文學”時總要談到的美國亞曆克斯·哈裏所著小說《根》，在這次會上根本沒有人談及，即便被談及大概也會因為它不夠“先鋒”和“前衛”而不會受到重視。同樣是境外某些漢學家談“尋根文學”時必談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也沒有成為大家的話題。雖然他獲諾貝爾獎的消息已見諸《參考消息》，但他的《百年孤獨》還未譯成中文，“魔幻現實主義”一詞也沒有什麽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當時大家興趣更濃而且也談得更多的外國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薩特、尤奈斯庫、貝克特等等。


  也就是在這次會上，一個陌生名字馬原受到了大家的關注。這位西藏的作家將最早期的小說《岡底斯誘惑》投到了《上海文學》，雜誌社負責人茹誌鵑和李子雲兩位大姐覺得小說寫得很奇特，至於發還是不發，一時沒有拿定主意，於是囑我和幾位作家幫著把握一下。我們看完稿子後都給陌生的馬原投了一張很興奮的讚成票，並在會上就此展開過熱烈的討論。而就是在這次會議之後不久，殘雪最早的一個短篇小說《化作肥皂泡的母親》也經我的推薦，由我在《新創作》雜誌的一位朋友予以發表。這一類事實十多年來已差不多被忘卻，現在突然想起來隻是緣起於對某些批評文字的讀後感歎。這些批評最喜歡在文學上編排團體對抗賽，比如，他們硬要把百分之十當作百分之一百從而在杭州組建一個“尋根文學”的團隊，並且描繪這個團隊與以馬原和殘雪為代表的“先鋒文學”在八十年代形成了保守和進步的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而這種描繪被後來很多批評家和作家信以為真，於是在這一種描繪的基礎上又有了更多奇異和浪漫發揮。


  當然，批評文章也得有趣味，寫出黑白兩分的棋場拚殺或球場爭奪當然更熱鬧也更好看，更方便局外人來觀摩和評點，但我懷疑這樣寫出來的文壇門派武打圖景，就像我們對以前“創造社”、“語絲派”、“第三種人”、“山藥蛋”等文學現象的描繪一樣，就像我們以前對國外“新小說”、“荒誕派”、“垮掉的一代”等等文學現象的描繪一樣，也雜有過多的簡化、臆測、誇張甚至扭曲，與真實曆史的複雜性有相當大的距離，是不可盡信的。前不久法國有權威材料披露畢加索晚年曾對朋友坦言：他晚期那些被譽為立體主義新探索的作品都是“糊弄人”的，這可能就得讓很多藝術批評家一時不知所措。


  可見切合實情的知人論世並不容易。一個作家很難給自己的作品開列一個簡明的配方表，即便開列得出來也不足為據。作家們之間的意識觀念有沒有差異呢？當然是有的。對這種差異有沒有必要來給予分析呢？當然是有必要的。但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壇是一個較為清潔的早晨，作家們的差異更多地表現為互相激發、互相補充、互相呼應以及互相支持，差異中有共同氣血的貫通，而少見門派壁壘的築構。這就是我覺得八十年代雖然幼稚但還是懷念八十年代的原因——而對九十年代以後較多的囂張攻訐不大習慣。


  “文化尋根”意識的浮現，李杭育、阿城、鄭萬隆等是重要推手，賈平凹、張承誌、烏熱爾圖等雖然有關言論不多，但他們的創作實踐形成了重要呼應。在我看來，這是文學政治化走到盡頭後的自然求變，是全球化激發本土化的自然結果，也是一批下鄉或回鄉知青作家生活經驗的如期發酵。但正如我說過的，“尋根”隻是有關作家考慮的問題之一，並非問題的全部。事實上，“尋根”不可能孤立發生。作為當事人之一，我相信自己在當時寫作《歸去來》等作品，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輩人文學寫作的滋養，包括受到馬原、殘雪等非“尋根”作家的影響。我感謝他們。而我這些作品中的弱點，比如生硬之處、造作之處、虛浮之處、偏頗之處，也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輩人的寬容，包括馮牧、陳荒煤等老一代文化人對“尋根”之舉實在看不順眼，但還是不失風度和不失厚道，給予了盡可能的尊重，沒有發動政治或道德的打殺。我同樣感謝他們。


  我感謝八十年代文學界的溫暖和親切，使我們這一代寫作人得以走過昨天。


  當時有一次我和馮牧、朱小平三人同一趟列車從北京前往長沙，免不了車上的長談。馮牧老先生於我大有文壇宗師恨鐵不成鋼的惋惜，對我當時的寫作給予了坦誠而溫和的批評。我當時不是一個很聽話的學生，但沒料到那一次就是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麵，幾年之後我就在天涯海角聽到了他病逝北京的消息。現在想起來真是有點後悔：當時目送蒼老的背影消失在車站人海中，我完全應該為他做點什麽，起碼事後也應該寫一封信，以答謝他對我的一片好心。


  回想起八十年代的匆匆日子，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這一類揮之不去的遺憾。


  200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