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握手

  最後的握手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07年《海南日報》與《湖南日報》。


  海南省前作協主席葉蔚林病重的時候，我和邢孔見去他家看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久久地沒有說話。他的手很大，很柔軟和細嫩，給我突如其來的陌生之感。我後來才想起，與他交往三十多年，我還幾乎沒與他握過手。


  他當時眼花耳閉，不方便說話了，隻能用握手來表達心語。時間已經無法挽留，三十多年倏忽一閃，我們不可能像當年那樣徹夜長談，像當年那樣結伴長旅，像當年那樣激烈爭議或忘情大笑。我相信他像我一樣，此時有很多話想說，但一時找不到語言和話題，更不知道是否有說的必要。


  他屬於八十年代純淨、明亮、放闊以及熱烈的文壇。盡管那時候他在同事中最晚結束下放的身份，盡管他曾經隻有一間逼仄的住房和一份低微的職位，但隻要讀過散文《過山謠》、《九嶷神話》以及小說《藍藍的木蘭溪》的人，都會在他茂盛的才情麵前目瞪口呆，然後毫不懷疑他在湖南文學界真正的核心地位。他家裏成了青年們出入最多的地方，聚會的燈光總是亮得最晚。連當紅的古華、莫應豐、王蒙、蔣子龍、諶容等作家也尊崇有加，口口聲聲稱他“葉帥”。他後來也獲過獎，但很多未獲獎的作品也許更好，比如，小說《黑穀白狐》，比如，我在知青歲月裏唱得最多的歌曲《遙望南方》與《故鄉嗬巴勒斯坦》，還有《挑擔茶葉上北京》——我後來才知道這些歌詞都來自他的筆下。


  他活得有些放任無羈，對很多事情不認真，但唯有一件事他特別認真：藝術。文字不精美的決不出手，形象不鮮活的決不出手，意趣不高遠的決不出手……這使他的發表近乎低產，閱讀他人作品近乎挑剔。當時概念化和公式化的製作餘風仍盛，他的執拗不合潮流，甚至受到時髦正統和時髦叛逆的雙重冷落。但事實很快就證明，他代表了藝術的良心。有一次，我與他接受政治任務去采寫一個重大事件。一個多月的實地采訪中，他的臉色越來越陰沉，走過一排排犧牲者的墳墓時紅了眼眶，抓住一件小事就沒頭沒腦大發脾氣。憑他的寫作能力，他完全可以寫，可以輕鬆賺來一筆政治紅利。但他的感情與藝術阻止他下筆。“那麽多人嗬，都是年輕人嗬……”他事後想到滿山墳碑時還聲音異樣，“誰家沒有父母，誰家沒有兒女？這件事我怎麽寫得下去？”


  他終於一個字也沒寫，在別人刷刷下筆時隻是獨自散步。


  他頂住壓力，任性地放棄了一次獵名和獲獎的機會——雖然那些獲獎之作不多久就永遠被曆史刪除和遺忘，隻贏得一時的顯赫。


  那時，他是一個具有青銅氣質和風笛情調的感情主義者，一個人道主義的藝術王子。當然，他也許沒有想到，八十年代以後的形勢劇變使人道主義不再夠用。他眼中那活潑靈動的藝術閃光也許可以透視暴力和冤獄，卻不一定能破解後來的現實迷局。拜金是人道，還是反拜金更人道？道德是人道，還是反道德更人道？……事情正在變得複雜，人的敵人成了人自己。於是文學一度成了無舵和無帆的大船，很多乘船者不免茫然、浮躁、消沉，乃至進退失據。九十年代的利益風浪就這樣迎麵撲來。


  我們也在這樣的風浪裏各自東西。一次在電話裏聽到他要來找我，或在電話裏說我要去看他，但我們終究見麵很少。


  “你也老啦。”他眼下緊緊握住我的手，仔細打量我，有些憐惜和傷感，在他一段停筆多年的沉默之後，在一個不無錯失和遺憾的晚年之後。


  “我們都會老，都會有這麽一天的。”我幾乎要說出的話是：你不過是先走一步，你在前麵等等我們。


  我想起他意氣風發和生龍活虎的當年，想起我們一起走過的南方和更南方，不覺鼻子有些發酸。我知道，以他嚴重失聰的耳朵，他肯定沒有聽清我的話。大限將近，我們隻能點點頭，笑一笑，似說非說，聽一個呼啦啦急速遠去的年代從我們手中消失——與其說這是最後的握手互別，不如說是我們告別生命中共同的過去。


  時值海島深秋，我送別手中的青銅和風笛。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