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審
關於我祖父的加刑，我從他的回憶錄上了解的情況是這樣的——
1954年夏天，上海有個叫江帆的區公安局長被捕了。具體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軍統。具體證據也模糊，但模糊證據是“有人”密報。當時叫做“有人”的證人到處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江帆的被捕導致了江帆曾經著手辦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審。其實不是重審，就是推翻。既然江帆本人是軍統嫌疑，在1951年的“鎮反”1954年的“肅反”的量刑時，必然會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邏輯的推理。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絕大部分被加刑，死緩於是成為死刑，無期加成死緩。“陸焉識，改判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陸焉識立刻大聲回嘴：“等一等，你們加刑這麽隨便啊？！”
接下去是一場辯論，在陸焉識的卷宗裏被叫做“大鬧法庭”。陸焉識請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幾位告訴他，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麽以後還會不會再加。假如現在給他加刑的某位首長在將來又涉嫌中統、軍統或其他舊政府部門，又要推翻現在的改判，那麽二十五年就還會加上去，給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監獄當局的幹部問陸焉識是不是不服審判，不服是可以上訴的。陸焉識表示自己絕不上訴，因為就他所知，所有上訴的犯人都沒再回到監獄來。他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請執法負責人在這次的加刑宣判書上簽上名，蓋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則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爾反爾，沒人對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權力和造成的法律後果負責，這不成了草菅人命？
過了幾個禮拜，加刑的宣布又來了：“陸焉識，死刑。十天內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訴。”
我祖父一輩子沒發過脾氣，那次可是有點瘋了，咆哮起來，說幾個月前他還期待舊製度被新製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會被新製度帶來，現在他徹徹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書生腔的話，盡管是咆哮出來的。咆哮的同時，陸焉識的眼淚下成了急雨。後來他一直為自己當時的書生腔發臊。後來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淚不是像烈士那樣激昂出來的，是給嚇出來的；給“死刑”二字嚇出來的。這次他沒有放棄上訴。上訴是他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敗訴當然是可以想見的。同時上訴也被看成是進一步“不服審判，與人民政府為敵”。
陸焉識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為重刑犯押到監獄的底層的。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憶錄並沒有細寫環境，因為擔憂婉喻在閱讀時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夠。所謂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緩犯人。但處死要一批批來，刑場的安排問題，行刑人員、行刑彈藥的調配，刑場安全保衛的策劃，以及各單位觀刑代表的組織，都需要一些時間統一運籌，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麽痛快，機槍一響，割倒一片。死刑犯們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麽排的，每個人都可能今天被帶到審判大會，然後直接帶到刑場。偶爾有一兩次，被帶到審判大會會場的人又被帶回來了幾個，似乎是因為行刑人員和死刑犯的人數搭配給弄錯了，但真實的原因是個謎。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帶回來的死刑犯最後又被減刑了。
陸焉識和同監號的重刑犯們都準備好一套體麵衣服和鞋襪，時刻準備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響。陸焉識為自己準備的是一套深藍的三件套西裝，是弟弟焉得送給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畢，正要出門去參加一個學術方麵的酒會。除了西裝，他手腕上還帶著婉喻的禮物，那塊白金歐米茄，領帶和藍寶石領帶夾是韓念痕送的。那張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時帶給他的，框在橢圓形的袖珍玳瑁相框裏，現在被放入了西裝胸前的內兜。每天晚飯後，重刑犯人們都卷上自己的鋪蓋，把所有屬於自己的東西都卷在被褥裏，拖著重鐐攀登到頂層五樓。五樓全是機動監號，關押臨時犯人，等於是個犯人客棧。如果誰沒有隨著大夥搬上五樓，他必定在夜裏被“驗明正身”。
夜深人靜，底層的某個監號會擺出長條桌，桌後坐著公安幹部，桌麵上攤著表格。問答開始了——“什麽名字？”“×××。”“年齡？”“××。”每次回答之後，幹部就在一欄裏打一個勾，證明名字、年齡、籍貫和本人對上了號，生怕明天拉上審判台的人多，加上開大會的上萬群眾進進出出，亂哄哄的會斃錯了誰。表格上的欄目被一個個勾畫完畢，公案幹部頭一擺，獄警就把這人押出去，找個合適地方讓他睡最後一覺。
搬到五層樓上的重刑犯們會在第二天早晨聽見看守的大聲通知：“關上窗子了，啊！……還在外麵打掃衛生的值日生馬上回自己監房了，啊！”這類扯開嗓門的通知是被一雙快速行走、或小跑的腿帶來又帶走的，聽見的人們都覺得它像通知山洪或地震或其他什麽災難。監獄的每個監號都要在早晨起床後打開窗戶，排除一夜的汙濁空氣。
陸焉識總是坐在離窗子最遠的地方。似乎這樣他就離槍聲更遠了。從審判大會拉到刑場上的不止一個監獄的犯人，所有監獄的死囚都由卡車一車車地拉到刑場。有一個刑場離關押陸焉識的監獄很近，五樓的幾個監號的窗子可以作為包廂觀看行刑。假如誰想提前俯瞰一下自己幾天後或幾星期後所要走的步驟，或對自己的下場有個宏觀認識，就可以把那些窗台當觀望台。關緊了窗子，重刑犯們都坐在自己的被褥上，聽著遠處的槍聲。自動步槍是一下一下地響，間隔均勻，那是因為當天挨斃的人不太多。步槍斃不過來，他們就會聽到輕機槍。“嘎嘎嘎”的掃射有時會持續到午飯時間。最長的幾次，槍聲一直響到下午，一場殲滅戰似的，從不拿槍的敵人手裏又奪回了一次上海。
等重刑犯們排著隊搬回底層監號，總是看見鐵門對麵的牆根下堆放著剛被機槍殲滅的人留下的被褥，裏麵裹著他們的私人財產和書籍。每個被褥上都別著紙條：×××刑於×年×月×日。
重刑犯的人數在上升，原先住三個人的監號住了六七個人。白天動一動要喊“報告”，看守同意後可以換個坐姿。夜裏大家肩並肩，腿貼腿地躺著，誰要翻身也必須先喊“報告”。一個人喊“報告”翻身，所有人都利用機會跟著翻一次身，躺得那麽緊密，你不翻別人也翻不透徹，如同一個平鍋煎鍋貼，煎著煎著，所有個體就變成了一體。就這樣一夜“報告”聲不斷，所有人的睡眠被一個個“報告”截斷，又被一個個“報告”穿起。
九點鍾熄燈前，一旦聽到那種急匆匆的腳步順著走廊進來，重刑犯們就會氣短，發抖，一身的血都霎時冰涼。這時你別去看他們，他們每一張臉都是醜陋的。假如那腳步走過了自己的監號，走向別的監號，那種醜陋會霧一樣慢慢散開。假如腳步停在了自己的監號門前，並且被開鎖的聲音替代，這個監號裏的麵孔真叫你不忍目睹。
腳步就這樣停在了陸焉識的監號門前。每個重刑犯人都不喘氣了。三個人的監號關著六個人，用同樣呆滯的目光看著看守的手指伸出去，定住：“你起來吧。”
人們看見他的手指尖下，不是自己，而是那個叫陸焉識的人。陸焉識請看守稍等片刻。看守不耐煩地站在一邊，兩手擱在腰上。見陸焉識抖落出一套深藍西裝，看守說：“你幹什麽？用不著的！”
陸焉識無法堅持，跟他出去了。就在鐵門外，他腿一軟，差點跪倒。等他出去，他的獄友小聲說，不正常啊，一般會點名字的，也會給你時間換衣服的，怎麽就是一個“你起來”呢？
看守見陸焉識的下肢成了漏了鋸末的布娃娃的腿，滴溜當啷的，幾乎走不了路，便叫他好好走，工廠裏還等著他。
陸焉識說：“工廠裏？”
看守告訴這個待斃的死刑犯，這所監獄有兩個工廠，一個是襪子廠，做的襪子出口呢。另一個是鐵器廠，做出的活絡扳手也是全中國名牌。
“你上一次到襪子廠去做生活，講你有什麽短命的革新計劃。你講過沒有啊？”
陸焉識說他講過的。那是他第一次被判十五年刑之後。他在襪子廠工作了一個月，發現廠裏出產的彩襪浸染工序太多，費時費力。他想了幾天，想出了一個革新方案，可以省略一道浸染工序。但因為江帆事件，他被加刑，沒有機會來驗證他的革新。
到了車間，陸焉識被摘了腳鐐手銬，但他一個人就占住一個看守。他從當夜十點左右一直幹到第三天中午，實驗基本成功了。他回到重監號裏，發現少了兩個老獄友，添出四個新獄友，夜裏翻身喊“報告”的次數更多了，睡眠和蘇醒相互夾雜，不分彼此。
將近新年的夜裏，一個獄友半夜站起身，在監號裏繞圈子溜達。不久，另外兩個人也起來，以一模一樣的水底走路的步子，跟著第一個獄友在兩排鋪位之間狹長空地上遛彎。再過一會兒，這個夢遊人的隊伍迅速成長，八個成員加盟進去。他們準確地從鐵門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碰壁之前準確地拐彎，誰也不絆在誰的腳鐐上。等到打瞌睡的看守聽到腳鐐的聲響，跑到這個監號門口，所有死刑和死緩犯人都走著水底步伐，不急不徐地行進，似乎在進行一種史前的神秘儀式。
看守嚇壞了，對他們喊：“站住！……”
奇怪的是，進行儀式的人很服從地站住了。
“馬上回到你們自己的鋪位上去！”
這是儀式裏沒有的規定動作，所以他們不動。
“回去！”
儀式又恢複了，繞著那道神秘的規定軌跡繼續行進。
我的祖父也加入了夢遊者儀式。他在看守叫喊時其實已經醒了，但他擺脫不了夢魘，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靈魂看著自己的肉體自行其是，無法去控製它。經曆了巨大心理恐懼的人以這種方式逃避恐懼。那暫時失去靈魂的肉體是自由的，可以不顧約束和禁錮，連鐵鐐都失去了重量。所以他估計其他獄友也跟他一樣，是半醒的，隻是無法控製自己肉體的行為。
看守跑到第46號監房，取出長柄笤帚（我祖父的記憶力驚人，連哪間號子存放大掃除清潔工具都記得清清楚楚）。看守將長柄掃帚揮舞成某種原始武器，對著繼續夢遊的犯人們叫喊：“回去！回去！”
“回去”在沒有魂魄的人這裏，得到的讀解是不同的，他們的服從就是一直走，似乎就是在走回去。場麵越來越鬼魅荒誕。看守用掃帚柄敲打著鐵簸箕，一麵繼續叫喊：“回到鋪位上去！”
夢遊者們的理解力和語言似乎跟看守隔著許多生物代，都不懂他叫喊的是什麽，仍然以他們失重的步子走他們的老路。我祖父在回憶錄裏說，那史前人的示威或送葬的隊伍，與看守隔著一層抽象的時空，無法穿越。
夢遊隊伍自發地解散，就像它被組織起來一樣自發。他們一個個回到自己的鋪位上，躺下，接著剩餘的睡眠睡去。那一夜剩餘的睡眠不多了，三個多小時，但這三個多小時他們睡得很沉，沒有人喊“報告”翻身。
第二天在同樣的時間，另一個看守看到了同一個場麵。如此場麵一連發生五天，驚動了監獄領導。領導們派幹部調查這件事是誰起的頭，但犯人們全部否認自己在夜裏發生過任何異常行為。根據幹部們的直覺和經驗，他們覺得犯人們不像在撒謊。下一天夜裏，夢遊者們的示威或送葬再次發生。監獄幹部便挑選了兩個犯人，把他們雙臂反剪，兩手和監號粗大、位置較高的鐵門閂銬在一起，讓他們弓腰駝背地被自己的手拎起，腳尖幾乎被拎得離開地麵，活像一對過油的大蝦。接下去每人都做了一回大蝦，但“過油”之後仍然想不起聚眾夢遊這回事。一個禮拜過去，監獄幹部布置犯人們就夢遊事件反省，要麽自首，要麽揭發其他獄友。反省了幾天，沒人反省出結果來，更沒有自首者和揭發者。這期間又有兩個獄友被拉出去接受公審和槍決。反省的規定不斷更新，最後落定在這幾條上：反省的死刑犯不參加晚間往五樓的搬遷，隻留在底層監號裏；反省的坐姿是雙盤腿，猶如入定，換腿要請求看守批準；低頭垂目，不準東張西望；一般情況下不準說話，除非被指定發言，一旦被指定發言，就必須發言。
一場反省把一個冬天坐過去了。人們的腿發生了奇怪的變化，變得柔弱黃細，如同病女人，連汗毛都退落一淨。所有的腿因為毫無活動而萎縮退化了，皮鬆垮下來，耷拉在骨頭上，肌肉似乎被腿自己消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反省未果，暫時留下這個號子的死刑犯不斃，還是因為有比他們更重要的罪犯必須插隊到他們前麵，提前斃掉，總之陸焉識這個號子的獄友都活著見到了1955年的新年和春節。
陸焉識比其他犯人幸運的是，他的妻子在一個月一次的探視中從不失約。
終於有個人受夠了反省。正月十五那天，在陸焉識被押出號子去見妻子的時候，這個人向看守申請揭發。他揭發夜裏的無聲抗議活動是陸焉識發起的。陸焉識回到監獄，就有人對他耳語，把剛剛發生的“揭發”告訴了他。
當夜，所有同監號的獄友都搬遷到五樓去了，隻留下了陸焉識。先是那個蹲點調查的監獄幹部單獨提審他，問那天夜裏鬧示威的領頭人物是不是他陸焉識。他回答不是的。那麽是誰？不知道。怎麽可能不知道？真不知道，夢遊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你還用草紙和粥做釘子，黏在自己床頭掛衣服？”
陸焉識說因為重刑犯的東西都放在監號外的走廊上，監號內的溫度上升和下降要靠自己增減衣服，但人住得太擠，沒地方放東西，就想出這個點子來。每天粘在碗邊上的粥沒有用，用草紙擦下來，粘在牆上，每天粘一點，漸漸就像鍾乳石一樣堆積起很牢固的一塊，可以掛一件毛衣。
“點子倒不少！”幹部說。
陸焉識想，這也值得獄友揭發。
還有一項揭發：陸焉識用一根很大的魚刺磨了根縫衣針，所有獄友都跟他學，因此每人都藏有一根可以當自殺武器的魚骨針。
“這個你承認不承認？”幹部問道。
“承認。”
“哪裏來的大魚刺？”
“從大魚身上來的。”
“你跟我廢話嗎？”幹部拍一下桌子，“大魚哪裏來的？！”
陸焉識眨眨眼，一五一十交代。那次英國工黨代表團來參觀這所模範監獄，參觀了犯人吃飯，所以犯人改善夥食吃魚，每個犯人分到的魚肉有四五兩，看起來是從幾十斤重的大魚身上切下來的。他磨那根針首先因為毛衣脫線，需要修補。其次他想磨自己的耐心。別人都跟他學著磨針，這不能怪他；他們磨了針去縫衣服還是去刺自己的喉嚨，就更加是他們的個人選擇了。
我祖父在1955年還跟人一口一個“個人選擇”。這話到了他的回憶錄的後半部就不見了，他已經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麽可笑。1955年那個春天的夜晚，他正毫無選擇地在走向天明，走向江灣體育場的萬人公審大會。
其他獄友搬遷到五樓去之後，留下的就是陸焉識一個人。果然，他在晚上九點鍾被押到一間監號。在往走廊裏走的時候，他看見了自己的皮箱，還是從美國帶回來的那個皮箱。明天，槍聲響過之後，獄友們從樓上搬遷回來，也會看到這個皮箱，它將被放在他的被褥卷旁邊，並且別著一張紙條：“陸焉識，××××號，刑於1955年3月4日”。
一排長桌上攤著表格。表格上端豎著一個充滿自我正義感的戴警帽的頭顱，帽簷遮去天花板上投下的燈光，因此眼睛和陰影不分彼此，可以說眼睛有陰影那麽大，或者說陰影像眼睛一樣會打量人。
表格的一個個欄目都被填滿，他向後退了一步，朝坐在桌子後麵的人微微鞠了一躬。沒辦法，這是他的教養給他的習慣，讓他尊重任何一種勞動和付出：不管怎樣的冤案，人家為你也忙了累了這麽久。
1955年3月3日的陸焉識就像1976年11月初一樣，決定把自己最後的夜晚用來給自己的妻子寫一封信。
他向看守要來了紙和筆，把紙鋪在冰冷潮濕的水泥地麵上，盡量不讓筆尖戳破紙。1955年的陸焉識跟1976年一樣，也是要寫得太多，反而寫不出一個字。不同的是，那時候他還沒有認識到自己一生最愛的人就是妻子馮婉喻；婉喻是他寡味的開端，卻是他完美的歸宿。1955年3月3日夜裏，陸焉識隻是打算寫一封尋常的別離妻子兒女家園的信，像遺言又像托孤的那種信。但他怎樣都寫不出來。他害怕極了。死是那麽可怕的事啊。何況又是那麽一種死法。他恐懼死的程度可以殺死他一百次；不，他每一分鍾被殺死一小部分，到了天亮，他竟然完全死了一樣昏沉沉睡去，守著兩張空白的信紙。
他是被腳步聲驚醒的。一刹那間他後悔不迭，那封信沒有時間寫了。等兩個警察向他走來時，他看看那兩張白紙——他的不辭而別。警車鳴笛開道，他回過頭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街道旁邊站著看熱鬧的人群。他從來沒有看過此類熱鬧；沒有那種胃口和情趣。到了體育場，組織來參加公審會的人一圈圈坐上去，座無虛席，有那麽幾個缺乏理性的人被押進場時虛張聲勢地喊口號，聲音是撕出嗓子眼的。他們無非是覺得太沒麵子了，體麵了半輩子最後落個這樣的死法，讓上萬的人當作鬥獸場的犧牲來看。所以他們就是喊幾聲給自己掙回點麵子。
五六十個死刑犯從上海的各個監獄集中到這裏，秩序很亂。三月天出了個五月的太陽，早早到來並等了一個上午的群眾們無法如廁，就在附近的背靜處解決；犯人們忍禁不住的糞便順腿而下，掛在褲子上，隨著他們移動；人民和敵人的排泄物一同讓太陽蒸發，萬人體育館出來了萬人大廁所的氣味。
大會往下進行，一個個代表發言，犯人們的身高漸漸縮短，越來越矮，最後比地麵高不了多少。押車的士兵都成了搬運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灘的死囚，往卡車上裝。沒有化成一灘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號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絕解放軍士兵的幫助。陸焉識聽見他前麵一個風度翩翩的老者說：“請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於是陸焉識受到了鼓舞，當兩隻粗大黝黑的手從他身邊伸過來時，他說：“謝謝，不過讓我自己來。”
那個1955年3月4日走在陸焉識前麵的老者活靈活現地進入了陸焉識的記憶，讓他在1976年11月2日的清晨繼續激勵自己。老者當時一定想，活到自己的壽數，死也算個正當事物了，發生就發生吧。1976年的陸焉識正是這樣想的，可以了，不錯了，就是尋常人家的老人，活到七十來歲，也不該有什麽不甘了。1955年的陸焉識在卡車上站到了老者旁邊，站得玉樹臨風，上海迎麵而來，碰到他的臉分開，又在他的兩側退去。街道兩邊的梧桐樹葉還小，綠色非常年輕，在車速加快後成了兩道綠流，把許許多多的人臉以及商店、樓房也流動了進去。
人臉裏不會有婉喻的，她也不具備那種胃口和情趣。
我祖父陸焉識在聽到槍聲之後——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後被推到一邊。推他的人氣喘籲籲，問道：“叫你半天，怎麽不答應？！”
陸焉識連看他的興趣都沒了。
“你是叫陸焉識嗎？！”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隊列，“你的減刑批準了。文件在機關給耽擱了。”
老者抬起頭，灰色的臉上浮起一個詭異的笑容。似乎是說：你逃過今天這一劫了，明天呢？也可能說：我倆還不一定誰更幸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