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來信
1976年初冬，我祖母馮婉喻收到一封微帶酥油氣味的信。這個氣味在她的生活中已經斷了十二年。信封上的字體她是熟識的，似乎沒有記憶裏的那麽狂狷，圓滑了一些。信是七拐八彎才轉到她現在的新家地址的。她和丹玨是1971年搬到新家來的。在此之前，上級把丹玨從“五七”幹校招回，要她掛帥完成一項重要的研究項目。項目完成後，馮丹玨就成了生物學界的重要研究員，也就是1990年後人們稱呼的“大腕”。大學照顧她，分了她一套很小的單元房。她在學校和報上登廣告，用了半年時間，把她那一小套和母親的一小套換到了一起。老小姐總是和姆媽生活在一起的。現在的兩間房的老式公寓，就將是婉喻和丹玨母女永久的生活格局。
婉喻在新的裏弄裏開始的新生活，簡直是一次新生。沒有人再拿眼角掃她，也沒有居委會的傳喚。相反，她搬過來的第二個星期，裏弄居委會就到家裏來探訪，送了她一套精裝的《毛澤東選集》，告訴她居委會每星期學習兩次，讀讀報紙、文件，學學“毛選”，歡迎婉喻去參加。婉喻參加後就發現這裏就是老年女人的俱樂部，除了讀報和讀“毛選”，大家還講講兒媳婦的壞話，又給某個被兒媳婦鬥敗的老太太出出氣，或出出主意。裏弄裏也有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個退休的老女工，舊社會的童工，非常爽快，拉起婉喻的手時，婉喻覺得那是一雙男人的手，又大又熱乎，手掌粗拉拉的。別人叫她阿敏，婉喻也叫她阿敏。
阿敏帶著所有老太太們挨戶宣傳，讓賴在家裏不下鄉的高中畢業生出不了門；一出門就圍攻他（她），告訴他們上海人民不歡迎寄生蟲。老太太們的活動很多，每天從早飯後安排到晚飯前：監視某家窗口，觀察那個“反動學術權威”的醫生是否又在家裏給人看病開方子；不定點地站暗哨，因為弄堂裏總有不學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裏做醜事。這些青春男女有時會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對過往的人評頭論足，或者亂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媽家跟人家香麵孔的是儂嗎？”或者：“阿哥，不認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錯愕，他們就一哄而笑。老太太們戴上紅袖標，不時到弄堂口把他們轟開，並且威脅他們：“我認識你爸爸姆媽的；要我去告訴他們嗎？”或者：“我可以打電話叫警察來，叫他們來捉小流氓！”
警察們對這些老太太確實買賬，好比當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勝仗。警察們還真被老太太們調來過幾次，有一次捉了個翻窗偷盜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幫打算偷汽車的“病退”知青。到了工農兵大學生開始進大學的時候，大部分“反動學術權威”已經被“解放”，老太太還負責提供預習功課的服務，把公社推薦回來的好知識青年介紹給前“反動學術權威”，對他們進行僅次於掃盲的補課。
婉喻漸漸覺得生活充實起來。對焉識的惦記、內疚和思念都被轉移了。她畢竟做了多年的中學老師，工作方法不同於一般居委會老太太，氣質風度不同，所以當她上門勸說那些不肯下鄉的畢業生時，就沒有挨臭罵或吃閉門羹。到了1973年，作為工農兵大學生回到裏弄裏的知青有十來個了，婉喻就拿他們做例子，說服賴在上海的畢業生們：“你們看看，到農村好好種兩年田，回來就是大學生；過去考大學哪裏有這麽便當！”
婉喻自己也要幫被推薦上大學的知青補課。他們幾乎都是文盲，許多課程婉喻要從最基本的講起。好在考試隻是走過場，所以一個兩個禮拜的補習就足夠。婉喻成了幾條弄堂裏最受歡迎的居委會阿婆，走到哪裏都聽到：“馮家姆媽儂好！”
1974年春節，居委會給幾個軍屬家庭送了“一人參軍，全家光榮”的鏡框之後，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阿敏問婉喻有沒有想到過申請入黨。婉喻羞怯地一笑。她不想告訴任何人她的入黨申請書怎樣被燒成灰，作為斷了此念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幾個支部委員討論過，覺得你條件蠻好的，要不要寫一份申請試試看？”粗拉拉的阿敏此刻顯出奇怪地細氣。
婉喻遞交入黨申請是出於對阿敏的報答。自從1954年焉識被投進監獄，誰對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她的入黨申請居然被認真討論了，婉喻被認定為最有希望的培養對象。當她收到焉識那封帶酥油氣味的青海來信時，七十一歲的婉喻已經作為新鮮血液被吸收進了黨內。
婉喻在居委會身兼數職：財會、安全員、孩子們的輔導員。誰家來了客人，婉喻都有責任盡快弄清他（她）的方方麵麵情況，看看是不是被各種運動掃蕩到這裏來的不良分子，拿這幾條弄堂做避風港。
丹玨很晚回家，有時她回到家晚飯都沒有做。有一天她嗔怪地跟母親說：“儂忙來，姆媽！比我還要忙；我這樣忙，還有加班加點的工資好拿！”
婉喻隻是安靜地笑笑。她的這種安靜是真正的安靜。你找不到任何一個人能夠像我祖母這樣安靜。她此刻不知道，正是她的這份安靜讓我祖父每每想到就怦然心動。並且你也不會相信她已經七十歲出頭，她的駐顏術就是安靜。丹玨比以前話多了，抱怨啊，牢騷啊，一頓飯可以說個不停。在“五七”幹校丹玨就把煙抽上了癮，盡管抽起來還是女人氣十足的，可以說是帶點妖嬈的，但她曾經那種素淨的雅致和美麗不見了。現在的丹玨有一張那樣中年女人的麵孔：偶爾會出現極難看的瞬間，不時也會亮出絕美的刹那。再有人講到對象和婚姻，她就會揚起臉大笑，笑出一大口煙。有時候她臉仰得過於痛快，嘴張得太奔放，你會看見她整齊的牙齒內側都是暗色的，被煙熏暗了。
丹玨的重要職務給婉喻和她自己的生活帶來了福利，電話就是其中一樣。經常打電話來的是居委會的人和她哥哥馮子燁。馮子燁幾乎每天打個電話來，問問姆媽飯吃過嗎，吃的什麽，胃口怎樣。最近的一天夜裏，來了個長途電話。長途話台告訴婉喻，來電是從東德打來。婉喻抱著電話，聽著“嘶嘶”聲從聽筒深處遊來，那是聲音在進行長途旅行的聲響。突然地，婉喻聽到一聲“姆媽”！中斷聯絡多年的大女兒丹瓊在電話上和母親重逢了。丹瓊沒說兩句話就哇哇大哭起來，說可找到姆媽了，找了數不清多少年了！每次出了美國，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她都會打許多電話到上海，想方設法地找姆媽。大女兒像個逛城隍廟逛丟了的孩子，委屈而憤怒。當問到父親時，婉喻說他出差在外地，短時間回不來。大女兒似乎比小女兒要小多了，哭訴著她沒有母親的這麽多年，如何從歐洲嫁到美國，如何在寂寞和富足中相夫教子。丹瓊哭得婉喻熬不住了，跟著流淚。丹玨被姆媽哭醒了，跑到客廳。她和姐姐說話的姿態和語氣都很僵硬。對於姐姐丹瓊來說，世上還有值得她如此狂哭狂喜的悲歡離合，丹玨感到有點難為情。丹玨敷衍幾句，把發出哭啼的話筒迅速還給母親；她拿不住這樣一個感情的燙山芋。
收到焉識從青海寄來的信，當晚婉喻做好雪菜肉絲麵等著丹玨下班回家。等到丹玨上了飯桌，開著玩笑發牢騷，說“四人幫”裏有兩個半上海人，所以外地不供應上海人肉吃，幸虧姆媽切肉絲的手藝高強。現在大家都想到動物園被關在籠子裏，因為關在籠子裏的動物吃肉不限量。
“小囡囡，儂爸爸來信了。”婉喻突然說。
丹玨吸麵條的嘴停止得頗古怪。她看著母親，斷了的麵條又縮回碗裏。母親不做評說地把信放在桌子上。信是被拆開來讀過的。丹玨又繼續吃，故作平淡地問：“講了什麽？”
“他放出來了。人民政府特赦的。”
“真的？”
丹玨的懷疑讓婉喻心裏一痛。退休後她似乎生活在孩子的庇蔭下，享受的是孩子們給她的福利，她覺得自己該拿出什麽來換這份庇蔭和福利。
電話鈴響了。丹玨接起來，立刻說：“唉，告訴儂噢，老頭子放出來了。”
婉喻一看就知道丹玨在跟她哥哥說話。“老頭子放出來”像一句警告，而不是一個喜訊。馮子燁在三十分鍾之後到達，摘下口罩，露出一張嚴陣以待的臉。進門就問丹玨：“放出來的還是跑出來的？”
“信上講放出來的。”
子燁把信拿過去，站在八仙桌旁邊閱讀。讀完了，想一想，又轉回去，再鎖緊眉頭讀信中某幾個段落。“文革”之後，人人都會讀被藏在字下的內容，個個都是偵查員、分析家。
“難講。上次他跑出來，要是給我們也寫這麽一封信，誰會知道到底怎麽回事情。”子燁說。
三個人麵對麵坐下，婉喻起身，給丹玨拿來一個洗過的煙灰缸，不然她會把煙灰彈在空飯碗裏，這讓婉喻覺得不清爽。等她回到八仙桌邊，丹玨說這次外麵沒有貼通緝令，應該是真的吧。子燁認為，說不定公安局存心不貼通緝令呢，追捕逃犯的戰術各種各樣。婉喻坐下來，像被討論的是她自己似的渾身不自在。她準備明天給信封上的地址發一個電報，告訴焉識，請他報告火車班次，這邊好接站。子燁卻決定先不回信，等一等看，假如是逃跑出來的，他找不到他們也會自我暴露，被警察再捉進去，跟他們也沒有關係。
婉喻靜靜地說：“他到底是你們的爸爸。”
“姆媽，儂勿要糊塗噢！伊上趟回來惹出多少事體？！”子燁光火地說。
婉喻不做聲了。六四年初焉識確實沒少給孩子們惹麻煩。本來人們已經淡漠了子燁有個險些被斃的反革命父親，那次陸焉識的逃亡又把人們的記憶激活了。子燁任教的大學裏處處都是學生們冷冷的偵查目光：安分的馮講師居然有個亡命天涯的逃犯父親！後來學校到浙江鄉下籌辦分校，子燁趕緊要求去分校教學。他知道自己不要求學校也會派他去，與其被發配不如主動當先驅。文化大革命裏，已經在鄉下的子燁交代了又交代，陸焉識早就變成了母親的前夫，也就是他的前父親，早在1964年夏天就斷絕了一切關係和消息，但人民群眾還是麻煩他，一直麻煩到1976年10月。
“再說伊放出來還是跑出來，跟儂還有啥關係？你們老早就離婚了！”
婉喻現在是個聽話的母親，依順孩子們的做法：等確定了陸焉識現在的身份再給他回信，他的身份無非有兩個，一是逃犯，一是勞改釋放犯。每天夜裏，等丹玨睡下後，婉喻就拿出焉識這麽多年寫的信。一小箱子。她把信放在鼻子下聞著，那股酥油氣味已經遙遠了，但還一息尚存。剛來的這封信像活著的身體，散發出濃鬱的體嗅，把婉喻過去盼信的感覺都喚醒了。
婉喻每天又開始盼信了。從年初盼到春天，那種微微帶酥油氣味的信沒有再來。她很清楚焉識同時也會盼望她的回信。收不到她的回信他不能名正言順地回到她身邊來。
1977年春天4月間，我的祖母馮婉喻收到一封來自××信箱的信。她急忙拆開，看到一封公函。公函上的領導把她作為家屬接受這份通知：陸焉識先生已於去年十月獲特赦而被正式釋放，請家屬方麵配合政府工作給予接收。陸焉識先生自從獲釋以來，一直居住在農場招待所，但招待所房間有限，不久新的一批特赦人員就要居住進來，所以請家屬抓緊時間安排陸先生的居住。特赦人員中少數無法回原籍的，已經由農場接收為就業人員，但鑒於陸焉識先生的情況，早已過了退休年齡，即便留在農場，場方也無法安排他的晚年生活。
婉喻放下這封公函，一直坐在八仙桌旁邊。屋裏的光線慢慢褪去，夜色漸漸進來，她都毫無感覺。
她站起身，卻不知道為什麽站起身。不久，她已經下了樓，順著弄堂往街上走。她也不知道到街上去幹什麽。當她抬起頭時，發現身邊是一家醬菜店，她走進去。一個缸裏放著紫檀色的塊壘，她盯著它們看著。一個營業員上來問她：“阿婆要買玫瑰大頭菜？今早剛來的。”
營業員挑了兩塊玫瑰大頭菜，問她：“夠嗎？”
婉喻點點頭。玫瑰大頭菜被裝在一個報紙糊成的口袋裏。婉喻從身上掏出一張鈔票。這張十塊錢她總是放在貼身口袋裏，萬一賊骨頭偷走了她的錢包，也算是有備無患。
她走出店門之後，向街道的一頭走了一截，發現不對，又轉過頭，向另一頭走，不大確定這個方向是她來的方向。再說她從哪裏來？是從學校裏下了班來的嗎？還是從居委會學習會場上來的？她腦子裏隻存著幾秒鍾之前的記憶：路麵不平，走路差點絆倒……樹葉開始落了，要把厚衣服從箱子裏翻出來的……人現在怎麽走路都橫著走？尤其這種叫做“病退”知青的人……她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過頭，看見手擱在她肩上的人很麵熟，非常麵熟，她想，記不得人家名字不好，還是應該笑一笑。
“姆媽！你跑到哪裏去了？！急死人了！”
她對著一笑的人原來是女兒。還好女兒沒看出自己的尷尬，幾乎沒有認出她來。可是不能開口叫她女兒啊，總得叫她名字啊，叫不出她名字，她就該不高興姆媽了，天下姆媽哪裏有叫不出女兒名字的？
“我看你不在家，粥倒是還煨在鍋裏——都煨糊了！我想你總不會走遠的吧，就下樓來找你。眼看著你從弄堂口走過去，往那邊走，我奇怪死了！姆媽怎麽屋裏也不認識了！”
可是女兒叫什麽名字？一定要想出來，不然人家要笑死了。
女兒問她：“姆媽，你買什麽了？”
“沒買啥。”她笑笑，為自己想不起女兒的名字而心虛地笑笑。
女兒從她手裏奪了一樣東西去。原來她是買了東西的。她和正在打開紙包的女兒一樣好奇，往紙包裏探頭探腦，一股好聞的好熟悉的氣味讓她想到了很多，但一個想法都抓不住。
“哦，你去買玫瑰大頭菜了呀！家裏醬菜多的是！我這個禮拜天買了那麽多！”
“哦，玫瑰大頭菜。”她新學了個名字，來稱呼這樣從童年就開始吃的東西。
“姆媽，你沒帶皮包怎麽就出去買東西了呢？……用的是急救的那十塊錢？……找回來的零錢呢？”
婉喻一下子站住了。女兒把她攙到樓上，自己又急急忙忙下樓去了。聽見樓梯上的腳步聲再次響起來的時候，婉喻站起身，理了理頭發。她聽見一個男人輕聲說：“小妹，這是姆媽第幾趟丟鈔票？”
回答是嘻嘻哈哈的：“第三趟了！老了，糊裏糊塗的！走過自己家弄堂都不認得了！”
婉喻聽見兩個人進來了，趕緊往裏麵房間走。她害怕他們，不知道為什麽害怕他們。還有就是，她想多聽聽他們講話。她發現他們在她麵前講話和背著她講話不大一樣。這時候她抬頭看見書架上一本書，上麵寫著：馮丹玨著。
對了，女兒不叫“小妹”，人家是有個大號的，叫馮丹玨。和馮丹玨講話的那個男人叫馮子燁。
“上一趟是因為老頭子來信，姆媽就神誌烏之了！”馮子燁說。
婉喻走到客廳裏，說：“我沒有神誌烏之。”
子燁一驚，似乎看著一個突然學會回嘴的孩子。但隻是一刹那，他就陪起了笑臉。
丹玨把手裏一把鈔票放到桌上說：“喏，姆媽，你買大頭菜的找頭。九塊六角一。營業員說你跑得太快，剛剛拿著找零轉過身，已經沒你影子了！”
子燁笑著說：“講講而已，其實就是拖著不找錢。看見姆媽這樣的老太太，他們心裏已經算好要遝便宜了。”
我父親馮子燁對於人的評價一向不怎麽樣。他活了好幾十歲，碰到別人對他壞，他覺得爽氣，大家過招就是；偶然碰到對他好的人，他覺得很煩，首先弄不清對方這份“好”到底有什麽圖頭，要花許多精神去猜度分析，再說，對方對你好，你還得以好還好，一來一去，二來二去……多麽麻煩！
丹玨的嘴角沾著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煙，指著那封公函說：“老頭子要回來了，姆媽？”
婉喻說：“他是你爸爸。”她的表情很中性，不怒不喜。
丹玨嗬嗬地笑起來。她說：“叫慣了！”
子燁說：“他回來住在哪裏？你們這裏是兩個女人，不方便的。總不見得這麽大歲數再去結婚。”
婉喻不說話。她的意思可以被看作：結婚又怎麽樣？為什麽不可以？
子燁看懂了母親心裏在頂撞他，因為他接下去說：“老也老了，還結什麽婚？難為情嗎？”他並不講清楚是誰難為情，一對老男女呢，還是他們這一對中年兒女。
丹玨看看母親，調侃說：“姆媽一點都不老，人家都以為她是我大姐！”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他們開始以調笑逗母親開心。而母親今天很不給他們麵子，一直是那張寧靜得空白的臉，低垂的薄薄的眼皮下，你看不出她的眼珠子有一絲活動。
“總歸不能再結婚。不難為情也不行。”子燁說。“政治運動靠得住過兩年要來一次，放出來再捉進去的人多的是，中央領導就多的是！過兩年又要捉老頭子進去，再離一次婚？滑稽死了！”
樓下有人叫喊：“馮家姆媽，有人找！”
那是一樓鄰居家的保姆的嗓音。婉喻的眼皮抬起來，她心裏一大堆混亂而大膽的盼望就在她眼皮的動作上。很快樓梯上便響起腳步聲。這幢老樓的樓梯又深又陡，像個音箱，可以把各家來人、走人的消息通過腳步聲傳遞給鄰居們。
進來的是中年女人，熱絡得要命，一手拿著一把傘，一手端著一碗青豌豆炒蝦仁。丹玨認識那把傘是母親的，但婉喻似乎是第一次見到中年女人，臉上堆起她見陌生人特有的客套微笑。中年女人自顧自坐在了八仙桌邊，兩句話談下來，丹玨和子燁弄清了客人姓何，是某知青的母親，住在兩條弄堂後麵的樓上。多虧了馮家姆媽的補習，她的知青女兒考上了大學，這次從淮北農村席卷一切地搬回了上海，帶了一點當地土產，青豌豆是其中之一。從何姓女人的話裏聽起來，她跟婉喻是熟識之極的，好多次婉喻上她家補習，都是丟三落四的，這把傘就是兩個多月之前丟在她家的。
丹玨看看母親，對何姓女人抱歉地笑道：“阿拉姆媽越老越小了！”
等到女客人熱熱鬧鬧地告別之後，子燁問母親，這個女人叫什麽名字，以後她再熱情登門，大家總要叫個名堂出來。
“我不認識她呀。”婉喻說。她眼睛睜大了，一臉孩子的誠實。還有一點委屈：明明她沒有做過的事，硬要賴到她頭上——好事壞事不去管它，代人受祿也不好，不是馮婉喻的品性。
丹玨拿起那把傘：“這是我們家裏的傘，姆媽。”
“是……嗎？”婉喻問道。
丹玨看著哥哥，要他評理似的：“我們家一共三把傘，我還記不得？”她又是那樣笑笑，摟住母親的肩膀，表情和姿態是縱容的，像是說：你看看，姆媽老了，就成了她晚輩們的孩子了。
婉喻到了廚房，看見鍋裏果真是煨幹了的粥。因為爐子上的火開得很小，所以粥並沒有焦糊，隻是接近鍋底的部位沉積得非常厚，如同湖底淤泥，需要挖泥船才能挖得動。粥還是可以吃的。婉喻用鐵勺子奮力挖粥，聽見子燁說：“這個老頭子，就是彗星！頂好還是要他不回來！你看，姆媽腦筋已經受刺激了！”
婉喻發現自己的手抖得可怕。她想，子燁說的也許是對的：她腦筋受了刺激。也許焉識不該回來。他回來或不回來有什麽區別？在她心裏，他沒有走開過。假如她跟子燁、丹玨說：我愛你們的父親愛得太深，他在不在我身邊都沒關係，不妨礙我愛他，並且你們的父親也同樣愛我，我在不在他身邊，對他也一樣——假如她跟他們這樣說，一定徒勞，比徒勞還糟，他們在背地裏會笑死。很早的時候，丹玨的牙還沒有被煙癮弄黑的時候，她問過婉喻：“姆媽，你歡喜爸爸嗎？”婉喻說那當然。當時暗地擔心自己要做老小姐的丹玨那樣看著婉喻；她原來以為自己樣樣都優越於母親的，現在發現在一樁最重要的事情上，母親竟然比她優越。“那麽爸爸對你呢？他也歡喜你嗎？”丹玨想了一會又問。“那自然嘍。”
丹玨從那以後再也不問這個問題。天下母女都是在無意識中做對手，她們不想競賽都不行，因為她們之間最有可比性，所以她們事事都會下意識地相互攀比：相貌，才華，丈夫，命運。也是無意當中，丹玨給婉喻擊敗了。
1989年，當我幫祖父把他所有盲寫的書稿謄抄到紙張上，我才知道，就他們之間的愛情來說，我祖父和我祖母是有差異的。陸焉識做囚犯的二十多年對我祖母馮婉喻大大有利，因為二十多年夠他不被幹擾地認識他對妻子的愛，認識到他曾經判定的“無愛”是他一生最大的誤區。
婉喻慢慢地用鐵勺當挖泥船挖出板結了的粥，放進一個一品大碗。一個跟焉識共同從中舀紫菜湯、鹹菜豆瓣湯的一品大碗。丹玨的臉探進廚房，看看母親怎麽一聲不響了那麽久。
“姆媽？”
婉喻轉過臉：“粥還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加點開水就可以吃了。”小女兒欣然讚同。在這個家裏所有關於儉省的倡導都會得到欣然讚同。
因此今晚婉喻幾乎用了十塊錢買兩個玫瑰大頭菜的事情，在兄妹二人看來是個事件，令他倆緊急對視的大事件。婉喻還燒糊了粥，丟失了雨傘，不認識熟人，兄妹倆這天晚上一再地用眼睛相互報警。丹玨把板結的粥兌上開水，用力攪動，終於攪勻了，再把玫瑰大頭菜切開，澆了點麻油。他們的晚飯一般來說都欠缺營養。她們都是典型的欠缺營養的上海女人形象。那一碗青豌豆燒河蝦仁是今晚的主菜，難得這樣營養豐富和奢侈，因此婉喻給子燁也拿了雙筷子來分享。
“明天寫封信給老頭子吧，”做哥哥的說，“讓他先在青海找個地方住下來。租個房子應該能租到吧？”
丹玨用筷子挑起一團糊粥，放在嘴裏，聲音從粥後麵出來：“那你寫好了。我不寫。”
“我寫老頭子要不高興的。”
“他反正要不高興的。我們不讓他回上海，他高興什麽？並且你要找個道理跟他講，為什麽不讓他回來。我找不出這個道理。你寫。”
“你就告訴他，他在監獄裏不了解外麵情況，外麵其實緊張得很，政治運動說來就來，我們活到今天不容易，不要給我們再找麻煩。政府又沒有跟我們書麵認錯，說當時捉他進去是錯的，過兩天又來運動了，再把我們算成敵屬我們找誰去？”子燁說。
“那你就給老頭子寫呀，把這些道理告訴他呀。”
“我告訴你，是請你來寫。”
“為什麽一定要我來寫呢？你這個人滑稽嗎？”
婉喻突然把筷子一放：“我來寫。”她臉上兩片紅暈。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女人會如此羞憤，她的一對兒女馬上掉開臉，不敢看她。焉識是她婉喻的一部分，任何人多餘焉識，就是多餘她。人一老，對於自己是不是被別人多餘最為敏感，他們整天都在看兒女們甚至孫兒孫女們的臉色，看看自己在他們生活裏的定位錯了沒有，錯了就是多餘。沒有比發現自己多餘更淒慘的事，慢說被多餘的是比自己性命還要緊的焉識。
“我給你們的爸爸寫信，就告訴他，我搬出去了就接他回來。我會想辦法租房子的。”
母親這一席話馬上讓丹玨哭起來。一家子總是這樣：你覺得你可憋屈夠了，他覺得憋壞了的正是他。這就是女兒和母親都覺得生不如死的時候。丹玨現在跟誰都不會掉淚了，除了她覺得受了母親的委屈。她又是抽泣又是指控，這麽多年難道不是她丹玨在陪伴母親，和母親相依為命相濡以沫？也總是這樣，這類話一說開，你欠她情，她負你債的意味就暗示出來了。
婉喻看著兄妹倆，明白一直以來她給自己定錯了位。原來家裏的主人一直不是自己，連每個禮拜天帶著老婆孩子來吃一頓不交錢的中餐的馮子燁都比婉喻有資格做這房子裏的主人。他們為了父親犧牲得太多了，為了母親也犧牲得足夠了。當然，每當這樣的家庭控訴大會發生，事後大家都會重歸於好。就像天下所有的長輩和晚輩一樣。
婉喻這次卻記了仇。等到第二天，大家以為一切又重歸於好了，婉喻悄悄地給焉識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她已經很久沒有靜靜地給自己研磨，鎮紙，如同一種感官享受那樣將狼毫筆若虛若實地落在宣紙上。光是這寫的方式已經決定了婉喻的信的特色，它的不可取代的“婉喻性”。光是這樣的一點一劃，一撇一捺就已經屬於她的表白：觸覺的、神色的、內心的。她寫下這麽多年來她的思念之苦，寫下她對他從未間斷的訴說，還寫了東一點西一點的回憶。
我祖母寫給我祖父的信非常優美。可惜我們再也不會有那樣優美的情愫和表達方式了。滅絕了。但是我祖母婉喻在這封信裏的回憶很多都是錯的，據我祖父說，事情不是那樣的，沒有那樣美好，他不像她寫得那麽美好。婉喻顛三倒四的走樣的記憶一方麵由於她的記憶是主觀的，因為她一廂情願地去那樣記憶事物，另一方麵，因為就在她給我祖父寫那封信的時候，她的失憶症已經開始。我不願意叫它“老年癡呆症”，我覺得她的病和老年沒有必然關係，似乎她寧可篡改記憶，最終把記憶變成了童話。誰也不能說滿腦袋童話的人是老年癡呆。
婉喻在那封長達六頁紙的精美書信上告訴我祖父，她一定會以一個新家來迎接他回來。從此以後，焉識的回信她都藏起來，不再讓丹玨和子燁看。焉識在信裏讓婉喻別急，他會等待的，這麽多年都等待了，不急這一會兒。
我小嬢孃馮丹玨在那天痛哭控訴之後，不久就恢複了一個科學家的冷靜。她知道自己和哥哥的話傷了母親的心。那之後一個階段，她對母親非常溫柔體貼。她的小心翼翼讓她和母親陌生起來，因此她便更加小心翼翼。幾個月後，她在裏弄的牆上發現了一張油印的調房啟示：某人願意以一套兩臥室的房子調換兩間分開的房間，有沒有客廳都無所謂，亭子間也行。下麵留的電話是一個陌生號碼，這個想調房子的人顯然是甘願吃虧的。啟示是印在那種桃紅色、菲薄的劣等紙張上，似乎“針灸治療痔瘡”，“最新腳氣靈批發”，或者“大米換山芋幹”的啟示都是印在這種紙張上。丹玨去上班，看見公共汽車站也貼了好幾張同樣的桃紅調房啟示。汽車站人山人海，丹玨決定走一站路到終點站去乘車。一路步行過去，每一根電線杆上都貼了一張桃紅調房啟示。此人一定是急瘋了要結婚，把自己跟家人分開，寧可去住亭子間。
丹玨在實驗室突然想到母親那天說的話：“我會想辦法租房子的。”不得了，無數桃紅調房啟示後麵，那個急瘋了要調房結婚的人可能就是馮婉喻！
她給哥哥子燁打了電話，把調房啟示的事情告訴了他。子燁看得比妹妹嚴重：一旦母親獨立門戶，給她和陸焉識做主的就是婚姻法，戀愛不分早晚，婚姻自主不分老少，晚輩們就再也幹涉不了他們。政治運動一來，說不定人民和政府發現放錯了人，再來一場大逮捕把他捉回去，一切都會從頭走一遍，陸焉識就成了個法律上的父親來毀壞他兒女們、孫兒女們的生活。馮子燁自己可是個好父親，他大半輩子保持平庸，爭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時掌握防人和攻擊人的能力；他從不願給孩子們做個才智學識過人的父親，而是給他們做一個世俗的大眾化的父親，因為這樣的父親安全，容易讓大眾認同，他給予兒女們的父愛也才安全，源源不斷，不會被某個政治運動截斷或剝奪。
丹玨說，母親想跟父親結婚，誰也不該攔，誰也攔不住。母親有為人妻的願望，她也有這份權利。子燁讓妹妹別急，容他想想，多難的事情他這輩子都碰到過，沒有他想不出對策的。
在家裏，婉喻一如既往地去居委會開會，到各個裏弄宣傳文件，動員學習。她唯一的變化是比過去更加安靜。她的安靜中添出一種滿足，就是那種“增一分則多減一分則少”的滿足。桃紅色的啟示被雨水衝掉了豔麗，但馬上就有新的貼上來。連丹玨大學門口，也出現了同樣的桃紅紙張。一個急於給自己搭窩，築洞房的人才會這樣幹啊。丹玨多次想問婉喻，調房子的啟示是你貼出去的嗎？但是話到嘴邊她又覺得不可能。婉喻像幹那種事的人嗎？差點把全上海都貼成桃紅的了！
有一次丹玨乘著學校的車（她現在已有偶然坐坐學校的舊伏爾加的特權了）去另一所大學講課，突然看見婉喻急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腳上穿的是一雙粉紅色的絨布拖鞋。這雙拖鞋是她專門為孫女準備的，雖然孫女長大後很少來看她，一個學期不過來一兩次，做祖母的卻一廂情願地為孫女準備了高檔拖鞋和睡衣，還有一套新被褥和洗漱用具。丹玨趕緊讓司機靠路邊停車。她追上婉喻時，婉喻正站在紅綠燈路口東張西望，似乎四個方向都是錯的。
丹玨叫了一聲便上去一把拉住母親。婉喻回過頭，雖然隻是半秒鍾的惶惑，丹玨還是看出來了。
“姆媽，你一個人跑到這裏來做什麽？”女兒問道。她把不經意相遇的表情做得很真。
“是你啊……？”婉喻說。
所以最開始那半秒鍾的惶惑不是丹玨的錯覺，確實是母親在辨認女兒。
“你去哪裏，我讓車子送送。”丹玨看見那輛伏爾加已經開過來了，走走停停，等待丹玨的指示。
婉喻腦子裏起風了似的，所有念頭想法都被刮得一片彌漫。她要去一個非去不可的地方，這一點是沒錯的。所以她胸有成竹、目標堅定地對女兒笑了笑：忙你的去吧。
丹玨不想指出她腳上的粉紅絨布拖鞋。這雙嗲溜溜的小妹妹拖鞋在那雙幹縮了的解放腳上嫌大，婉喻穿著卡布龍襪子的腳趾從拖鞋前麵露出來，大腳趾觸到了1978年春天的上海的地麵——那時還沒有禁止隨地吐痰的上海地麵。丹玨不容分說地架著母親的胳膊，把她拉到伏爾加旁邊。司機已經跳下車，拉開了後座的門。丹玨也不管她的演講是否會遲到，一切都不要緊了。她的手一直留在母親的胳膊上，讓司機把車往自己家開。母親一直在和她客氣：“用不著送我的，我慢慢走好了。”她灰白的鬢角對著丹玨，像孩子一樣新奇的眼睛看著車窗外：上海從這個窗口裏看出去是個陌生城市，一個美麗的陌生世界。
就在這時，她看見婉喻皮包的拉鏈是打開的，裏麵什麽也沒有，隻有一封信。信是寄往青海的。原來婉喻是要去郵局寄這封信。
“姆媽你的皮夾子呢？”
婉喻回過頭，看著丹玨兩手撐開的空皮包。
“你沒有帶皮夾子出門？”
婉喻的目光慢慢在空空的皮包裏移動。看到那封信，一個猛醒來了，睫毛和單薄的肩膀都抖了一下。
於是我的小嬢孃斷定，她的母親心裏熬著巨大的痛苦。熬成什麽樣子了？心智都要喪失了。那天晚上，丹玨演講結束後，她把婉喻帶到了外麵。市麵上已經恢複了不少老館子，凱斯林、紅房子、梅隴鎮……小嬢孃馮丹玨把她母親帶到了紅房子，要母親點兩樣她年輕時候喜歡的菜。
婉喻看了看菜單，羞怯地說：“那個時候都是你爸爸點菜的。”
丹玨隻好當家，為母親點了一菜一湯一道甜食。她在主菜上來的時候問母親：“姆媽，你想調房子是嗎？”
婉喻看著她，搖搖頭，嘴角一道番茄汁。母親的目光是清澈的，那樣清澈，什麽謎底你看不出？丹玨為自己和子燁對母親的懷疑愧怍不安，笑了笑說：“這就好。我們就放心了。”
而那些桃紅啟示並沒有消失，它們在不斷更新，變本加厲，貼到了小菜場，南貨店，煤氣站，銀行。丹玨問子燁什麽時候拿出他幾個月前說的“對策”，子燁在電話裏拖長聲調“哎呀”一聲，聽都聽得出他在抓他類似工農子弟兵的發式。丹玨忍不住了，約子燁到一個電話亭去給貼啟示的人打電話。他們按照啟示上的電話號撥通了電話，那頭接電話的人竟然是裏弄居委會，兩句話一談，子燁發現接電話的人就是婉喻的入黨介紹人阿敏。阿敏沒有聽出子燁的聲音，伶牙俐齒地介紹起情況來。她說要調房的是一位老太太，讀書人，教養好，派頭也好，就是跟孩子們相處不來，想有個自己的房子，再小的亭子間都沒有關係，離開孩子們遠一點就行。子燁問老太太姓什麽。阿敏立刻警惕地反問：“請問你姓什麽？”居委會老太太們跟兒子兒媳們鬥爭起來總是團結一致。
掛了電話，子燁和丹玨在電話亭裏相顧無言。
“大概是姆媽。大概不是。”妹妹說。
“就是她！”哥哥說。他一臉羞惱，似乎自己的女兒在外麵惹風流官司，被他捉住。
“姆媽不承認。”
“承認不承認都是她。不承認是她知道難為情！這麽老的人了，我們這個歲數的人都不想那些事了！”
兄妹倆結伴往回走的路上，子燁拿出了對策。
“要不這樣，老頭子回來，住在我家裏。我家比你家大一點。不行的話，我再去跟學校吵吵看，看能不能多吵來一間房間。半間也好的。”他順著自己的思路走了一會兒，然後就想到那封勞改農場來的公函。又說：“我要把公函給領導看！我就這麽跟他們吵：哦，我父親吃飽飯沒事做跑到青海去的？！是你們莫名其妙把他送去勞改，二十年放出來，你們不給我房子，叫我怎麽辦？！政府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屁股要我們小老百姓來揩啊？！”他似乎正在跟某個不可視的人吵。
馮子燁現在很會吵，吵得非常雄辯，能吵出邏輯和公正。兩年前吵到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住房，算全校教師中最寬敞的居室。在1978年的上海，寬敞和豪華是同義詞。他到丹玨家拿著公函走了，鬥誌昂揚。一個家必須有那麽個會吵的，陸家興盛了五代，衰敗就衰敗在不吵；太看不起吵。他現在要好好吵，重振陸家。他走的時候回過頭對妹妹說：“等我的消息！”
兩個禮拜後來了消息。馮子燁把勞改農場領導去年來的公函給他學校領導看了，並對他們說，這是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部分。領導答應等新的家屬樓落成後，考慮給馮子燁換一套大些的單元房。馮子燁仍然是吵，新樓落成？太遙遠，太飄渺了！老人家不能在地老天荒的流放地等著遙遙無期的新樓。最後他吵贏了，領導答應在學校的單身宿舍裏暫時給他半間小屋，過渡過渡。但那間小屋要到暑假才能騰出來，他隻能先吵到這裏。
我祖母婉喻聽到我父親馮子燁帶來的好消息微微一笑，接下去就神不守舍了。她兩隻手在八仙桌的小抽屜裏摸摸索索的，不知道要找什麽；她前一秒鍾想到要找的東西，下一秒鍾已經忘了那東西是什麽。
“姆媽，你找什麽？”
“哦，不找什麽。”
一年多以來，這是這個家裏最經常發生的對話。我的小嬢孃丹玨在這種時候總是特別疼愛母親的，不是摟住她削薄的肩膀，就是挽住她無力的胳膊，撒嬌地笑道：“姆媽又糊塗了！”與其說是對母親撒嬌，不如說是嬌寵母親。
房子的事苗頭有了，桃紅色的啟示便開始褪色，被雨水衝走，最後消失。
暑假開始，子燁和丹玨趕緊去看那吵來的半間房子。房子在一幢學生宿舍的頂樓，屋頂斜斜的，進門的地方容得人站立，往裏走就隻能坐下，走到頭就必須平躺。原先堆放的是美術係老師的畫具顏料和已經半途而廢的畫作，所以房子的最大好處是那股不難聞的調色油氣味。
婉喻給焉識寫了一封短信，告訴他，他可以回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