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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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看見》，之前看你們很感興趣的樣子xd，今天不放語錄摘抄，放半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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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最大也最艱苦的一場遭遇戰就發生在這裡。從四月五號開始，陸續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醫護人員，有將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門診大樓北側的急診科是當時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這裡。我不明白這家醫院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感染，但我知道應該跟上次拍轉運的那二十九個人有關係，我得知道這是為什麼。沒人要我做這個節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麼多，心裡就剩了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
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什麼是陳虻說的「*」。
採訪中，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告訴我，當時這二十九個病人都是*病人，世界衛生組織檢查的時候，他們曾被裝在救護車上在北京城裡轉。
九年後，再看二〇〇三年對他的採訪，那時候我還不能明白這個人為什麼說話語速那麼慢，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現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長時間說服他接受採訪。我說：「你不用作什麼判斷和結論，只要描述你看到、聽到、感覺到的，就可以了。」
在電話里，他沉默了一下說：「回憶太痛苦了。」
「是，」我說，「但痛苦也是一種清洗，是對犧牲的人的告慰。」
朱繼紅帶我走進急診室門廊，他俯下身，打開鏈子鎖，推開門，在右手牆上按一下，燈管怔一下，亮了。慘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麼大的空間，藍色的輸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個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亂的被褥，有些從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腳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這就是我之前聽說的天井。四周樓群間的一塊空地，一個樓與樓之間的天井，加個蓋，就成了個完全封閉的空間，成了輸液室，發熱的病人都集中到這裡來輸液。二十七張床幾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間只有一隻拳頭的距離。白天也完全靠燈光，沒有通風，沒有窗，只有一個中央空調的排氣口，這個排氣口把病菌傳到各處。
病歷胡亂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樣，已經發黃髮脆。我猶豫了一秒鐘。朱繼紅幾乎是凄然地一笑，說：「我來吧。」病例被翻開，上面寫的都是「肺炎」。他指給我看牆上的黑板，上面寫了二十二個人的名字，其中十九個後面都用□□筆寫著：肺炎、肺炎、肺炎……
「實際上都是sars。」他說。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為別的病來打點滴的人呢？」
「沒有辦法，都在這兒漚著。」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會問他「你們怎麼能這樣不負責任」，但站在那裡，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木然柔順的絕望，讓我的心臟像是被什麼捏著，吸不上氣來——他和他的同事也漚在裡面。人民醫院有九十三名醫護人員感染*，急診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兩位醫生殉職。
我想起轉運當天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只穿著普通的藍色外科手術服。當我在胸科醫院戰戰兢兢地穿著全套隔離服進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鐘，身邊的人緊張得橡膠手套里全濕了的時候，這些醫生護士，在天井裡守著二十幾位病人，連最基本的隔離服都沒有。我問他那幾天是什麼狀態，他說：「我很多天沒有照過鏡子，後來發現，鬍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診科護士，三十多歲。她坐在台階上，淚水長流：「我每天去要，連口罩都要不來，只能用大鍋蒸了再讓大家用……我不知道這是我的錯還是誰的錯……」
朱繼紅帶我去看留觀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幾間普通的病房，遲疑地問他：「你們的清潔區、污染區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這兒畫一根線。」我不能相信，問了一句：「那你們怎麼區分清潔區和污染區？」朱繼紅沉默了一會兒，慢慢舉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這兒。」
我問：「你們靠什麼防護？」
他面無表情，說：「我們靠精神防護。」
我原以為天井關閉之後他們就安全了，但是急診科的門診未獲停診批准，只能繼續開著，病人還在陸續地來，沒有條件接診和隔離的醫院還在繼續開放，發燒門診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個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們來拍攝時，病人才開始轉運到有隔離條件的醫院。當時病人連輸液的地方都沒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輸。
他帶著我去看，所有的椅子還在，輸液瓶掛在樹杈上，或者開車過來，掛在車的後視鏡上，椅子不夠了還有小板凳。一個衛生系統的官員在這裡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兒子感染了，想盡辦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個床位，夫婦倆讓兒子住了進去。兩口子發燒得渾身透濕，站不住，只能顫抖著坐在小板凳上輸液。再後來連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癒的時候，父母已經去世。
一張張椅子依然擺在那裡，原樣，從四月到五月底，誰也沒動過，藍色的油漆在太陽底下已曬得褪色，快變成了綠的，面對大門口敞開放著，像一群啞口無言的人。
牆那邊一街之隔，就是衛生部。
五月二十七日，急診科的護士王晶去世。
丈夫給我念妻子的手機簡訊。
第一條是：「窗前的花兒開了，我會好起來的。」
他不能探視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壇醫院門口，進不去，就在世界上離她最近的地方守著。
她寫：「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來，她開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簡訊里交代著存摺的密碼。
最後一條，她要他繫上紅腰帶：「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邊慟哭一邊念，我的眼淚也滿臉地流。小鵬瞪我一眼，做記者哪能這樣呢？可是我沒辦法。
他沒有告訴孩子。女兒大寶才六歲，細軟的短髮，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卧室門上貼了張條子：「媽媽愛我，我愛媽媽。」
我問她為什麼貼在門上，她不說話。我說：「你是想讓媽媽一回來就看見，是嗎？」她點點頭。臨走的時候，她坐在床上疊幸運星，說裝滿一整瓶子媽媽就回來了。我在黯淡的光線里站了一會兒，看著她疊，大圓口玻璃瓶裡面已經裝了三分之一。她疊得很慢，疊完一個不是扔進去，而是把手放進罐子里，把這一粒小心地擱在最上層。我看著，想找句話說，說不出來。過了一會兒，她抬起頭看我一眼，我心裡「轟」一下：她已經知道媽媽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難過。
出來后，車開在二環上，滿天烏黑的雲壓著城，暴雨馬上就要下來。一車的人，誰也不說話。
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後，人們還會說「這是進*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從頭到腳蓋著白布的病人從我身邊推過的時候，還有媒體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只不過隱約地感到怪異，僅此而已，僅此而已。我覺得自己只是大系統里的一粒小螺絲，一切自會正常運轉，我只是瞥到了一點點異樣，但我沒有接到指令，這不是我節目的任務，我覺得轉過頭很快就會忘記。
然後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節目播出后，有同行說：「你們在製造恐慌。」當時我身邊坐著時任《財經》雜誌主編的胡舒立，她說：「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輕慢。」
最後一天，我們在協和醫院門口等待檢查結果，確認是否有人感染。張潔在辦公室等消息。我們幾個坐在車裡，等了半小時，一開始還打著岔，嘻嘻哈哈，過一會兒就都不說話了。天賀的電話響了，他接起來說：「對，結果怎麼樣？……出來啦？……哦，真的呀？誰？……對，是有一個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沒動，在心裡說了句粗口。
他掛了電話，戳一下我說：「喂，醫生說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節目都播完了。金杯車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開，誰也沒有散的意思，我們打算就這麼工作下去，張潔說：「你想去哪兒？」我說無所謂，去哪兒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東西回家，小音箱里放著ypuppy的音樂，站在高樓的窗口，看著空無一人的北京。看了一會兒，我回身把耳機扣在頭上，拿頭巾用力一綁，把音樂開到最大。如果當時有人看到這一幕，可能會認為我瘋了，因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體在極度緊張后的隨意屈張，音樂就像是誰站在萬仞之上，在風暴中厲喊。
我閉著眼睛張著手腳，胡亂旋轉，受過傷的左腳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樣□□來。人在那種快意的痛苦裡毛髮直豎，電子樂里失真的人聲像在金屬上兇狠地刮刺，繩索突然全都綳斷了，我睜開眼，像一隻重獲自由的小獸，久久地凝視著這個新的世界。
數月之後，我接到一封信，很短：「還記得七二一醫院嗎？」
我馬馬虎虎地往下看。
「從那以後，我一直在大街上尋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認為一個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問：『是你嗎？』對方很驚慌。直到在電視上看見你，我才知道你是誰，原來你是個有名的記者。」
他在最後說：「你會覺得好笑嗎？我曾以為你會是我的另外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