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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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很多張愛玲,最喜歡的還是她的散文集《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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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走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


  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入死,沉浮於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素日的生活典型。有時候彷彿有點反常,然而仔細分析起來,還是一貫作風。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里,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里滿是蠕蠕的蟲。


  同學里只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里從容地潑水唱歌,舍監聽見歌聲,大大地發怒了。她的不在乎彷彿是對眾人的恐怖的一種諷嘲。我跟著一大批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報了名領了證章出來就遇著空襲。我們從電車上跳下來向人行道奔去,縮在門洞子里,心裡也略有點懷疑我們是否盡了防空團員的責任。


  我覺得非常難受——竟會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間么?可是,與自己家裡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爛,又有什麼好處呢?有人大聲發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兒有空隙讓人蹲下地來呢?但是我們一個磕在一個的背上,到底是蹲下來了。飛機往下撲,砰的一聲,就在頭上。我把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會,才知道我們並沒有死,炸彈落在對街。門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門捶不開,現在更理直氣壯了,七嘴八舌嚷:」開門呀,有人受了傷在這裡!開門!開門!」不怪裡面不敢開,因為我們人太雜了,什麼事都做得出。外面氣得直罵」沒人心。」到底裡面開了門,大家一哄而入,幾個女太太和女傭木著臉不敢做聲,穿堂里的箱籠,過後是否短了幾隻,不得而知。飛機繼續擲彈,可是漸漸遠了。警報解除之後,大家又不顧命地軋上電車,唯恐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


  圍城的十八天里,誰都有那種清晨四點鐘的難挨的感覺——寒噤的黎明,什麼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許家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詩上的」凄凄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裡的無牽無掛的虛空與絕望。人們受不了這個,急於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因而結婚了。


  有一對男女到我們辦公室里來向防空處長借汽車去領結婚證書。男的是醫生,在平日也許並不是一個」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時的望著他的新娘子,眼裡只有近於悲哀的戀戀的神情。新娘是看護,矮小美麗、紅顴骨,喜氣洋洋,弄不到結婚禮服,只穿著一件淡綠綢夾袍,鑲著墨綠花邊。他們來了幾次,一等等上幾個鐘頭,默默對坐,對看,熬不住滿臉的微笑,招得我們全笑了。實在應當謝謝他們給帶來無端的快樂。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點弄不慣,和平反而使人心亂,像喝醉酒似的。看見青天上的飛機,知道我們儘管仰著臉欣賞它而不至於有炸彈落在頭上,單為這一點便覺得它很可愛,冬天的樹,凄迷稀薄像淡黃的雲;自來水管子里流出來的清水,電燈光,街頭的熱鬧,這些又是我們的了。第一,時間又是我們的了——白雲,黑夜,一年四季——我們暫時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瘋呢?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戰後精神狀態,一九二○年在歐洲號稱」發燒的一九二○年」。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裡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擺滿了攤子,賣胭脂,西藥、罐頭牛羊肉,搶來的西裝,絨線衫,素絲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絨。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竟變成了下流的,反常的。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除了由各大醫院搬來的幾個普通病人,其餘大都是中流彈的苦力與被捕時受傷的乘火打劫者。


  難得有那麼戲劇化的一剎那。病人的日子是修長得不耐煩的。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裡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在醫院裡,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整個的個性。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彷彿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他們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從前那間房子充滿了喧嘩——留聲機上唱著卡門麥蘭達的巴西情歌,學生們動不動就摔碗罵廚子。現在這裡躺著三十幾個沉默,煩躁,有臭氣的人,動不了腿,也動不了腦筋,因為沒有思想的習慣。枕頭不夠用,將他們的床推到柱子跟前,他們頭抵在柱子上,頸項與身體成九十度角。就這樣眼睜睜躺著,每天兩頓紅米飯,一頓干,一頓稀。太陽照亮了玻璃門,玻璃上糊的防空紙條經過風吹雨打,已經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駁的白跡子像巫魔的小紙人,尤其在晚上,深藍的玻璃上現出奇形怪狀的小白魍魎的剪影。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別長,有十小時。夜裡沒有什麼事做。病人大小便,我們只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二十三號要屎乒。(」乒」是廣東話,英文pan的音譯)」或是」三十號要溺壺。」我們坐在屏風後面看書,還有宵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麵包。唯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彷彿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點鐘,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燒牛奶,老著臉抱著肥白的牛奶瓶穿過病房往廚下去。多數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睜睜望著牛奶瓶,那在他們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為美麗的。


  香港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沒蓋子的黃銅鍋,手疼得像刀割。鍋上膩著油垢,工役們用它煨湯,病人用它洗臉。我把牛奶倒進去,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象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澄靜,光麗。但是那拖長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蹤到廚房裡來了。小小的廚房只點一隻白蠟燭,我看守著將沸的牛奶,心裡發慌,發怒,像被獵的獸。


  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將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裡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麵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的活下去了。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里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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