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一波才動萬波隨——黃庭堅詞（三）
是佛教的哪一個宗派給了失意官員一方修身養性的天地呢？又為什麼是這個宗派呢？
答案就是有許多名人的禪宗——南宗中的臨濟宗。為何是這個宗派呢？
因為臨濟宗的特徵是看話禪或者公案禪，他們否定曹洞宗系統的默照禪，即通過坐禪達到醒悟的境地的做法，重視帶來醒悟的語言。簡單說，就是禪問答。本來公案的本意是某個具體場合的發言，後來把過去的大師的發言看作引導教團成員大徹大悟的珍貴的共有遺產，進行編輯出版，這就是所謂的「語錄」。通過「語錄」弘揚自家派學說這個做法，也被儒教的道學所接受。
到了南宋的大慧宗杲影響力最大。大慧宗杲與張九成同屬主戰派，關係親密，在南宋的臨安郊外設教團本部，極速擴大了在士大夫中的影響。后被秦檜以政治理由為借口鎮壓，而且也遭同為主戰派的朱熹徹底批判。這充分說明這個學說影響巨大，令當時主流派感到了極大的威脅。
理解了佛教在士大夫中的影響力之後，我們再來看士大夫的精神和關心心性問題的儒家學說——道學。
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是什麼呢？
宋仁宗時，慶曆士大夫領頭人范仲淹謝謝那篇膾炙人口的名文——《岳陽樓記》：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是進亦憂，退亦憂。
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范仲淹「先憂後樂」的精神可以確切地表現宋代士大夫的理念。
先憂後樂的精神作為理念發揮作用，這個事實本身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作為一個士大夫，生存的使命就是正確教導民眾，而只有完成這個使命后，才能想到自己的快樂。
宋代的士大夫對未來充滿信心，告別迄今為止的黑暗時代（即擺脫大唐帝國桎梏），再現太古（即堯舜時代）的黃金時代這種氣概，不僅是程氏兄弟創始的道學，也是王安石父子的新學和蘇軾兄弟的蜀學共有的精神。
佛教禪宗的流行，是因為關心人的內心問題而成功的。作為關心心性問題的儒教學說——「道學」應時而出。
這個時候他們強調的是「天理」。正如程顥自豪的說：「我的學說差不多都是繼承先人的，但是『天理』這兩個字，可是我自己體會出來的。」這個概念是道學的賣點。
「天理」本來是《禮記·樂記》中與「人慾」對稱的一個詞，實際上朱熹也總是說「天理人慾」，把兩個詞結合到一起使用，但是在北宋中葉、王安石政權全盛時代，程顥、程頤兄弟能創新出「天之理」這個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程氏兄弟通過把《禮記·中庸》開頭的「天命之謂性」一文中的「性」解釋為「性就是理」，成功樹立了天與人的一貫性，亦即天人合一的思想。
就是說，「天命」就是「理」。即我們所有人本來都是性善的，但是現實中卻不容易做到，但這並不是別人的過錯，而僅僅是我們自己有問題。我們只有自覺到自己的善的本性，努力用正確的方式使自己回到善的立場上，那麼這個普通的「理」的世界，本來所應有的狀態才能成為現實。
程氏兄弟的學說，是希望通過全面信賴「天理」來陶冶內心，也就是要給「心性」問題一個回答。中國古代把以朱子學、陽明學為中心的全體宋金元明儒教思潮，與其前後的時代相區別稱之為「宋明理學」。從儒教中誕生的「理學」，是任何事情不說出個條條道道來誓不罷休這種宋代人世界觀的產物。
「先憂後樂」的精神實施起來並不容易。當理想不能實現時，人的精神狀況又是如何呢？
人作為人為何而生？這個實際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對於不知道「哲學」的宋代人來說，應該是一個很頭疼的問題吧？
做個好官，高高在上，到底有什麼意義？或者科舉失敗，政治理想不能實現，是否就預示沒有做人的價值？······從漢代到唐代的儒教，只知通過讖緯思想事奉皇權，從來沒有正面回答過這些問題。
這樣說也不夠全面，其實曾經出現過回答這些問題的萌芽。儒家思想中自古論及的——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漢代楊雄的「性善惡混」說，以及上中下的三品說等。漢代以後有關人的本性的議論，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這四種類型進行的。
唐代最佔主流的是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等的三品說。宋代儒者選定的這個說法的中心人物是韓愈。人性的三品說其實是一個政治理論。即性善的皇帝通過教導普通人（即人性中等的），懲罰性惡的下等人，從而達到統治天下的目的。人性的三品說被認為適合於漢代以後的貴族制社會的理由也就在於此。可是性善說至少在宋代人的理解中是把人性的問題與個人的修養相關聯。作為賴以關注自身內心、提高生活質量的方法，人們追求掌握本性。
給這些議論提供了基礎的卻是佛教的禪。在希望憑藉自身的力量生存的士大夫之間，流行通過禪達到大徹大悟的境界。當然一部分人熱衷於超脫世俗的出家禪，但更多的卻是在家當居士，跟隨適當的禪師參禪，尋求精神上的安寧。
蘇軾的號是「東坡居士」，黃庭堅的號是「黔安居士」。由二人的號可以得出，他們選擇了在家當居士參禪。
捋順了儒、佛二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來賞析黃庭堅的這首《訴衷情》了。
出儒入禪，左右逢源。人們說唐詩講情趣，宋詩講理趣。宋詩的理趣之「理」很大一部分就是佛理。黃庭堅的這首《訴衷情》就是一首頌佛的小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