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8章 明皇不作苞桑計（26）
第688章 明皇不作苞桑計（26）
潘照臨嘆道：「舉數十萬之兵，北伐幽薊，收復漢唐故郡，此乃何等功業？！這是百餘年來，天下英雄豪傑，無不朝思暮想之事，相公二十餘年之功，不正為此？奈何事到臨頭，反失之交臂，與他人做嫁衣裳？」
他話中遺憾、失望，無不發自肺腑，說完這番話，整個人都變得十分沮喪。
見石越不以為然，又說道：「相公苦心經營二十餘載，若得親自率軍收復燕地，亦可算功德圓滿，他事又何足道哉？且於相公而言，不但可以趁機修好與皇上的關係，相公的聲望，亦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頂點，相公亦可當之無愧的成為大宋開國百餘年來第一人……」
石越笑道：「吾如今聲望，亦已不低，月盈則虧，又何必做什麼第一人？」
「非也，非也。」潘照臨頭搖得波浪鼓似的，「相公莫要以為率軍擊退契丹，便如何如何。須知人心善忘而易變，假使有人收復了幽薊，那麼相公擊退契丹的功業，相形之下，也就不過如此了。旁人不會記得相公擊退契丹的艱難，反倒會覺得，這等事業，換成旁人，也照樣能成功。除非是北伐失敗，世人才會重新記得相公的功業。但以今日的形勢，北伐又如何會失敗？」
說完，又是悵然慨嘆：「可惜！北伐之事，皇上本是矚意相公，以時勢而論，除相公本也不做第二人想，然這等事業，相公不做，倒白白便宜了章惇、王厚輩！」
石越卻是沒想到潘照臨會如此失望，竟至有幾分失態。
他不由搖頭勸道：「先生又何必如此耿耿於懷？天底下的事業，難道要由我一人做完？況且常言道功高震主，某若真的繼續出任北伐主帥，也未必是好事。」
見潘臨照仍然是怏怏不樂，又說道：「人貴知足，知足則常樂。某本來是反對北伐的，如今北伐已成定局，某不必再想方設法阻止皇上北伐，做那個擋皇上道、招皇上厭的人，其實便已是賺到了。再者說，先生以為我還能在兩府呆多久？市井小民，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原本也不可能一直做宰相，又何必在意這些虛名？」
這些話，石越一半是勸慰潘照臨，一半也是說給自己聽的。他看了看潘照臨，又自嘲似的笑道：「其實我也不是沒有憾事，不過，我之憾事，卻無關那北伐的功業……」
潘照臨感覺到一絲希望，凝視石越，問道：「卻不知相公之憾事為何？」
石越搖了搖頭，苦笑了一聲，嘆道：「我自熙寧二年至汴梁，二十餘年矣！這二十餘年時間，也算是做了不少事業，亦幫著我大宋立了下一些規模，然便如古語所云——善始者不必善終，到底還是有一些要緊之事，我還沒來得及做。」
「卻不知是何要緊之事，在相公看來，竟比收復燕雲更加重要？」潘照臨帶著幾分不解，又帶著幾分不以為然的問道。
「這幾樁事，在我看來，的確遠比收復燕雲更加重要。」石越沒有理會潘照臨語氣中的譏諷，認真說道：「因為這些事情，涉及到本朝的立國之本！」
「先生當知，我大宋立國，迥異於漢唐，然其中最為根本之不同者，卻不過兩件事而已。其一為漢唐建國，天子皆是與軍功貴族及地方豪強士族共天下，而本朝卻是與士大夫共天下；其二則是漢唐治天下任人，而本朝治天下，專任法，我大宋自太祖、太宗皇帝始，天下之事，事無大小，一聽於法，此亦與漢唐大異也。」
「而這兩件事情，不但是我大宋的立國之本，更是天道運轉使然，順之者昌，逆之者必亡。譬如本朝與士大夫共天下，便是因為士大夫之興起，乃是天數。便如世人皆以為是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使儒術昌盛，卻不知至漢武之時，百家衰微，已是窮途末路，而天下凡識字之人，卻皆是自儒生處啟蒙，儒術大興，本已是無可阻擋，漢武亦不過順天應人而已。本朝之事，亦大抵如此，前唐開科舉，已然打破門閥士族之壟斷，至本朝，印刷之術昌盛，五經不再操之經師之手，天下英傑之士，無論貴賤，莫不戴儒冠、誦儒經、為儒士，當此之時，若人主不與士大夫共天下，則覆亡不過旋踵間矣。故我大宋歷代重文治，亦不過是順應時勢而已！人主欲治天下而與天下英傑之士為敵，天下可得而治乎？此亦秦所以二世而亡也。」
「故此，當今之世，不同於古。今人主若不與士大夫共天下，則無論再如何聰明睿智，亦絕不可能保長治久安，宗廟傾覆，亦是遲早之事。然而士大夫治天下，亦有三弊！」
「此三弊，其一曰好議論，其二曰好結黨，其三曰忌武人！」
「因其好議論，故本朝政事，凡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允於公議，則難以施行，而亦因此之故，又常因議論紛紛難定，延誤時機，甚至白白荒廢事業；因其好結黨，故自仁宗以來，士大夫常以政見不同，各成朋黨，互相攻訐；因其忌武人，故本朝以文御武，將從中御，武將地位卑下，軍將無奮勇之心，每遇外敵，十戰九敗，遂成積弱之勢。」
「此三弊亦並非不能更革，去弊存利。只不過是本朝與士大夫共天下，乃前代未有，故國家制度，自然亦不可能盡善盡美，遂有此三弊存在。然要去此三弊，亦非易事。我以二十餘年之功，亦不過除其第三弊而已！」
「至於好議論與好結黨，我卻只不過是稍去其弊，遠未根除。」 說到這裡，石越又是長嘆一聲，繼續說道：「其實這三弊，當世有識之士，亦多有論及。如結黨事，歐陽修作《朋黨論》，便是嘗試解決，此後論之者不絕；好議論一事，蘇子瞻亦曾寫文章論及，以為人君者，乃是天下公議之主，理當以公議為是，大程更是曾經公開籲請朝廷設立延英院，延攬四方賢士，專門詳定政事、討論典禮[260]……」
「但總而言之，忌武人還有不少士大夫認為其弊不小，而好議論與好結黨二事，士大夫卻大多不以為弊，故此，想要更革，更加困難。熙寧年改制，我力主設門下后省，便是為了稍抑其弊。但真要說徹底解決，至今我也沒有把握。」
「而且，此二弊亦並非我一人之力可以解決。這天下，說到底是士大夫的天下，若士大夫中未先有一定的共識，我縱然做再多的事，也只是徒然。但若能再給我一些時間，我仍然能夠做一些事情。」
「比如大程延英院的設想，我便有一些構想，可以稍加修改，若能得以施行，應當能起到不錯的效果，但如今朝廷既要北伐，我便是仍做宰相，亦難以進行大的更革。等到北伐結束，我也該差不多要罷相了，此事終究只能抱憾。」
石越苦笑著自嘲的搖了搖頭，又說道：「此外如本朝專任法治，與漢唐不同，亦有其因。蘇子瞻言任人任法之利弊，謂任人而不任法，法簡人重，任法不任人，則法繁人輕。某亦曾經編修敕令，深知本朝法令嚴密，遠非漢唐可比，可稱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待之，法嚴令具，無所不有。在本朝做官，不同於漢唐，士大夫若不知條貫律令，則必為滑吏所欺，甚至與傀儡無異。士大夫中，亦頗有欲復漢唐故事者，然終不可得。蓋因如今天下之大勢，一趨於法，欲一切反之於任人，此雖天地鬼神不能易矣！」
「這並非是因循苟且的託辭。本朝之所以專任法治，實是因為本朝立國之勢與前代不同。本朝立國，不禁兼并，不抑商賈，商業發達，商稅甚至重於兩稅，而坊市人口，亦遠超漢唐，城市之內，不立坊牆，若說漢唐是以自耕農戶為國家根本，自耕農戶興盛則國家強盛，本朝卻並非如此，對大宋而言，坊郭之民[261]能否安居樂業，與自耕農戶同等重要，甚至尤有過之。商業興盛，坊郭人口繁滋，若不專任法治，那除非所有官吏，皆賢明似聖人，否則天下必然大亂。是以本朝專任法治，亦不過是順應大勢而已。」
「但也正因如此，朝廷的一切條貫敕令，都並非是深思熟慮後設計頒行，不過是施政之時，遇到某事，事後便補上一條法令彌補，如此這般，全是東縫西補，因事而設，日積月累，遂成規模，號稱嚴密，卻並無章法。法令前後矛盾，互相抵牾者也所在不少。而且，大多數士大夫也並未真正意識到本朝與漢唐不同之處，極少有專門立法，以令坊郭之民興旺，保障商業發展，大多數立法，完全是被大勢推動，被動而為。即使是那些有利於商業之法令，立法之初衷，亦不過為了增收稅收而已。」
「此外如本朝法制，州郡以上，已然遠勝漢唐，然縣以下，卻仍舊因循前代，實際弊端，反又超過漢唐。其根本之原因亦在於此，因為州郡以上，坊郭之民繁滋更加明顯，因應這種變化，司法制度亦不得不隨之完善，而縣以下，仍是漢唐之世，便依舊用漢唐之法。然漢唐各縣，實為本縣賢達自治，縣令長吏，多有賢士，而本朝英傑之士，咸聚於州郡，朝中英材，亦多居州郡為知州、通判，故此本朝縣治，反不及漢唐。」
「這一切弊政，某早欲有所更革。熙寧間某所見不及於此，且既要調和新舊兩黨，又要解除西北邊患，亦無暇顧及，紹聖以來，先有交鈔危機，又是封建諸侯，好不容易安穩一陣，又遇遼國南犯，六七年間，竟然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如今更不用提。」
說到這裡，石越凝視著潘照臨，道：「先生，平心而論，你不以為這些事情若能得到推動，不比收復燕雲，更加重要麼？」
潘照臨神情複雜的沉吟了許久，他本是聰明絕倫之輩，也自負智計無雙，然而，石越說了這麼一大通的話，卻都是他從未想過的。但以他的智慧，雖然以前慮不及此，如今聽石越說出來，便也馬上意識到，石越所說的，恐怕還真是切中宋朝的要害了。
他想起熙寧年間初見石越，他也曾經與石越討論時弊，當時二人針對的是冗兵、冗官、冗費等等問題，二十餘年來，對症下藥，宋朝也的確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在潘照臨心中，的確是以為改革已經取得成功，宋朝已然中興。
但二十四年後，再與石越一席談話，潘照臨卻突然生出一種感覺，他們二十四年的努力，其實也只是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改革，當年所謂的冗兵、冗官、冗費等時弊，其實可能只是表象而已，石越今日所說的，可能才是宋朝一切問題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說，他們用了二十四年之功，卻很可能只是完成了「治表」的任務而已！
石越和潘照臨說了這麼多，其實簡單來說，他所講的，就是宋朝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因為知識下移、技術進步，導致了士大夫階層、商人階層、市民階層三個階層的同時崛起。其中士大夫是統治階層，他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高效穩定的文官政府，而這著重要解決的就是與軍隊的關係、政黨政治，以及如何兼顧公議與效率——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此前宋朝的士大夫們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各個方面，都做得不夠理想，石越努力了這麼久，其實也就是勉強為宋朝找到了文官政府與軍隊關係的那個平衡點，並且為政黨政治充做潤滑油，打下了一些好的基礎，沒讓他們一開始就把事情搞砸。
至於商人階層與市民階層的崛起其實是一件事情，雖然這是兩個不同的階層，但是如果沒有商業的繁榮，城市居民的數量就不會大幅的增長，如果說漢唐的統治基礎是自耕農，自耕農不破產，國家的統治就能維繫，那對宋朝來說，其統治根基卻是由商人、市民、自耕農三者共同組成，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漢唐也有商人與市民，但這兩個階層在國家的經濟結構、人口比重中，相比自耕農來說完全是無足輕重的，但在宋朝，三者卻已然可以分庭抗禮。
也正是因為這兩個階層的崛起，導致宋廷需要更多的官吏進行治理，治理自耕農與治理商人、市民需要的官吏數量是完全不同的，於是就導致了官員數量的激增，同時，這兩個階層的崛起，也導致了宋朝需要更多的法律、政策來解決新的問題。宋朝的法律非常繁密，而這些繁密的法令，基本都是一些臨時頒發的敕令，遇到新問題就頒個敕令，然後過一陣時間就整理一下，從來沒有系統性的、規範性的立法，也沒有真正有針對性、有目的性的立法，但就是這樣，也基本上達到了一個法令相當嚴密的程度。宋朝的士大夫也都非常清楚，本朝就是重法令、任法，並且這種任法也不同於秦朝的任法，然而，他們卻沒有弄明白宋朝為什麼要任法，為什麼要講法治？因為「任人」的政治，治理自耕農為主的國家，當然不成問題，但要治理一個商人、市民階層崛起的國家，卻根本不可能做到。他們只是根據需求，被動的做出了選擇。但在這種情況下，法令的混亂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些士大夫還將這種混亂歸咎於「任法」的國策，試圖向漢唐盛世中學習成功的歷史經驗，結果自然只能進一步加劇這種混亂；還有一部分士大夫則堅定的相信自耕農才是國家強大的關鍵，試圖將宋朝扳回到漢唐的成功道路上去，結果當然也是除了添亂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而即使是比較開明的那部分士大夫，他們大多也只是覺察到大勢難以抵擋，所以消極的不做徒勞的反抗，他們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也不過是為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而已。商人與市民階層已經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但不只是士大夫，整個國家都完全沒有做好接受這個現實的準備。
也因此，要推動這些方面的改革，比起石越之前二十餘年所做的，要困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