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14)
第299章 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14)
三
那麼，想象和事實之間究竟有多少距離？卡夫卡小說《變形記》的閱讀者們在面對人變成甲蟲時，會不會覺得這樣是不真實的，經過長達八十年的閱讀檢驗，是否真實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變形記》就像《精衛填海》，或者希臘神話中的傳說那樣，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實，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經典，經典這個詞是對強勁的想象所產生的事實的最高評語，也是最有力的保護。
格里高爾·薩姆沙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所有的閱讀者都知道了這個事實，然後他們都變得心情沉重起來，因為他們預感到自己正在了解著一個悲慘的命運。
如果格里高爾·薩姆沙在那天早晨醒來時，發現自己變成了一朵鮮花，並且在花瓣上布滿了露珠，露珠上還折射著太陽的光芒，這樣閱讀者的心情就會完全不一樣。
對於格里高爾·薩姆沙，甲蟲和鮮花沒有什麼兩樣，他都失去了自己的身體，失去了伸出去的手和手上皮膚的彈性，也失去了帶領他走街串巷的兩條腿。總之他失去了原來的一切，而這一切自他出生起就和他朝夕相處了。
變成甲蟲以後的悲慘和變成鮮花以後的美好，都只是閱讀者的心理變化，與格里高爾·薩姆沙自己關係不大。甲蟲和鮮花，本來沒有什麼悲慘和美好之分，只不過是在人們閱讀《變形記》之前，在卡夫卡寫作《變形記》之前，強勁的想象已經使甲蟲和鮮花產生了另外的事實，於是前者讓人討厭，後者卻讓人喜愛。
蒙田說：「如果我請人做嚮導，我的腳步也許跟不上他。」
四
蒙田在《論想象的力量》一文里，講述了這樣一些事，一個犯人被送上斷頭台，接著又給他鬆綁，在對他宣讀赦詞時，這個犯人竟被自己的想象所擊倒，僵死在斷頭台上了。一個生來就是啞巴的人，有一天熱情使他開口說話。還有一個老頭，他的鄰居都能證明他在二十二歲的時候還是一個女子，只是有一次他跳的時候多用了一些力氣，他的陽物就一下子伸了出來。
類似的故事在距離蒙田四百多年以後的中國也有，蒙田那時候的女子中間流行過一首歌，少女們唱著互相警戒步子不要跨得太大，以免突然變成了男子。而在中國的少女中間，曾經流傳過這樣的說法，就是有陰陽人的存在，有貌似女子實質卻是男子的人，到了夜晚睡覺的時候，陽物就會伸出來。這樣的說法是提醒少女們在和女子同床共枕時也得留心，以免過早失去貞操。
我小的時候也經常聽說關於啞巴突然開口說話和一個人被自己給嚇死之類的事，講述者都能具體到那位當事人的容貌、身材和家庭成員，以及當事人所居住的村莊，這些輔助材料使事件顯得十分逼真。
這些日子我開始認真地閱讀莎士比亞。從今天的標準來看，莎士比亞戲劇中經常出現一些幼稚的想法，我說這樣的話時沒有一點自負的意思，一個偉人雖然衣著破舊，也不應該受到嘲笑。我真正要說的是，莎士比亞讓我了解到什麼是我們共同的利益，它們不會受到時間和距離的干擾，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激動人心的事物，為何到了今天仍然閃閃發亮？其永葆青春的秘訣何在？
記得幾年前，有一天史鐵生對我說：現在人們更願意去關注事物的那些變化，可是還有不變的。
莎士比亞戲劇中那些不變的，或者說是永恆的力量，在時移境遷中越磨越亮，現在我閱讀它們時，感到世界很小，時間也很短，彷彿莎士比亞與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座城市裡。
五
《論想象的力量》里有這樣一個段落，「西門·湯馬士當時是名醫。我記得有一天，在一個患肺病的年老的富翁家裡遇到他，談起治療這病的方法。他對富翁說其中一個良方時便不要我在場，因為如果那富人把他的視線集中在我光澤的面孔上，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活潑歡欣的青春上，而且把我當時那種蓬勃的氣象攝入他的五官，他的健康便可以大有起色。可是他忘記了說我的健康卻會因而受到損傷。」
我在魯迅文學院學習時，有一位同學出於一種我們不知道也不感興趣的原因，經常去和一些老人打交道，等到快畢業時，他告訴我，他覺得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胃口變壞了，嘴裡經常發苦，睡眠也越來越糟。他認為原因就是和老人在一起的時間太多了。
另外有一個事實大家都能夠注意到，一些常和年輕人在一起的老人，其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常常比他們的實際年齡要小上十多和二十多歲。
這就是想象的力量，「它的影響深入我的內心。我的策略是避開它，而不是和它對抗。」
想象可以使本來不存在的事物凸現出來，一個患有嚴重失眠症的人，對安眠藥的需要更多是精神上的，藥物則是第二位。當別人隨便給他幾粒什麼藥片，只要不是毒藥，告訴他這就是安眠藥，而他也相信了，吞服了下去，他吃的不是安眠藥，也會睡得像嬰兒一樣。
想象就這樣產生了事實，我們還聽到過另外一些事，一些除了離奇以外不會讓我們想到別的什麼，這似乎也是想象，可是它們產生不了事實，產生不了事實的，我想就不應該是想象，這大概是虛幻。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番石榴飄香》里對他的朋友說：「記得有一次，我興緻勃勃地寫了一本童話，取名『虛度年華的海洋』，我把清樣寄給了你。你像過去一樣，坦率地告訴我你不喜歡這本書。你認為，虛幻至少對你來說，真是不知所云。你的話使我幡然醒悟，因為孩子們也不喜歡虛幻，他們喜歡想象的東西。虛幻和想象之間的區別，就跟口技演員手裡操縱的木偶和真人一樣。」
幾年前，我剛開始閱讀蒙田的隨筆時，對蒙田所處的時代十分羨慕，他生活在一個充滿想象的現實里，而不是西紅柿多少錢一斤的現實，我覺得他內心的生活和大街上的世俗生活沒有格格不入，他從這兩者里都能獲得靈感，他的精神就像田野一樣伸展出去，散發著自由的氣息。
這樣的羨慕在閱讀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時也同樣產生過，他的《百年孤獨》出版后，「我認識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們興緻勃勃、仔細認真地讀了《百年孤獨》，但是閱讀之餘並不大驚小怪，因為說實在的，我沒有講述任何一件跟他們的現實生活大相徑庭的事情。」
而且，「巴蘭基利亞有一個青年說他確實長了一條豬尾巴。」馬爾克斯說：「只要打開報紙，就會了解我們周圍每天都會發生奇特的事情。」
一個充滿想象的作家，如果面對很多也是充滿想象的讀者，尤其可貴的是這裡面有許多人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那麼這個作家也會像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得意與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當然，這個作家的作品里必須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想象，而不是虛幻和離奇，想象應該有著現實的依據，或者說想象應該產生事實，否則就只是臆造和謊言。《百年孤獨》里俏姑娘雷梅苔絲飛上天空以前，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坐立不安。
「她怎麼也上不了天。我當時實在想不出辦法打發她飛上天空，心中很著急。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進我們家的院子里去。當時風很大。一個來我們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繩子上晾床單，她怎麼也晾不成，床單讓風給刮跑了。當時，我茅塞頓開，受到了啟發。『有了。』我想到，俏姑娘雷梅苔絲有了床單就可以飛上天空了……當我坐到打字機前的時候，俏姑娘雷梅苔絲就一個勁兒地飛呀，飛呀，連上帝也攔她不住了。」
六
我回到那間半截房頂的房子里，裡面睡著那女人。我對她說：
「我就睡在這裡，在我自己的角落裡，反正床和地板一樣硬。要是發生什麼事，請告訴我。」
她對我說：
「多尼斯不會回來了，從他的眼神中我已發覺了。他一直在等著有人來，他好走掉。現在你要負責照料我。怎麼？你不願照料我？快上這裡來跟我睡吧。」
「我在這裡很好。」
「你還是到床上來的好，在地板上耗子會把你吃掉的。」
於是我就去和她睡在一起了。
這是胡安·魯爾弗那部著名的小說《佩德羅·巴拉莫》中的一段，兩個事實上已經死去的人就這樣睡到了一起，一個是男人，還有一個是女人。
我第一次閱讀這部小說時，被裡面瀰漫出來的若即若離，時隱時現的氣氛所深深吸引，尤其是這一段關於兩個死去的人如何實現他們的做愛，讓我吃驚。
現在，我重新找到這一段，再次閱讀以後又是吃了一驚，我發現胡安·魯爾弗的描述極其單純，而我最初閱讀時，在心裡產生過極其豐富的事實。當然，將這一段抽出來閱讀，與放在全文中閱讀是不一樣的。
從敘述上來看，單純的筆觸常常是最有魅力的，它不僅能有效地集中敘述者的注意力，也使閱讀者不會因為描述太多而迷失方向，就像一張白紙，它要向人們展現上面的黑點時，最好的辦法是點上一點黑色，而不是去塗上很多黑點。
另一方面，胡安·魯爾弗讓一個死去的男人與一個死去的女人睡到一起時，抽幹了他們的情慾，這是敘述中的關鍵所在，他們睡到一起，並且做愛，可是這兩個人都沒有一絲情慾，他們的做愛便顯得空空蕩蕩。
那麼，他們又是出於什麼樣的慾望、什麼樣的目的睡到了一起？其實他們沒有任何慾望和任何目的，他們只是睡到了一起，此外一無所有，就像他們沒有具體的做愛動作一樣。
在「於是我就去和她睡在一起了」的下面，是兩行空白，空白之後，胡安·魯爾弗接著寫道：
我熱得在半夜十二點醒了過來，到處都是汗水。那女人的身體像是用泥製成的，像是包在泥殼子里，彷彿融化在爛泥里一樣化掉了。我感到好像全身都泡在從她身上冒出的汗水裡，我感到缺乏呼吸所必需的空氣……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人類的正當研究便是人
一位姓名不詳的古羅馬人，留下了一段出處不詳的拉丁語，意思是：「他們著書，不像是出自一個深刻的信念，而像是找個難題鍛煉思維。」另一位名叫歐里庇德斯的人說：「上帝的著作各不相同，令我們無所適從。」而古羅馬時期最為著名的政客西塞羅不無心酸地說道：「我們的感覺是有限的，我們的智力是弱的，我們的人生又太短了。」
這其實是我們源遠流長的悲哀。很多為了鍛煉思維而不是出於信念生長起來的思想影響著我們，再讓我們世代相傳；讓我們心甘情願地去接受那些顯而易見的邏輯的引誘，為了去尋找隱藏中的、撲朔迷離和時隱時現的邏輯；在動機的後面去探索原因的位置，反過來又在原因的後面去了解動機的形式，周而復始，沒有止境。然後我們陷入了無所適從之中，因為上帝的著作各不相同。接著我們開始懷疑，最終懷疑還是落到了自己頭上，於是西塞羅的心酸流傳至今。
兩千多年之後，有一位名叫墨里·施瓦茲的美國人繼承了西塞羅的心酸。他大約在1917年的時候來到了人間，然後在1995年告別而去。這位俄裔猶太人在這個充滿了戰爭和冷戰、革命和動亂、經濟蕭條和經濟繁榮的世界上逗留了78年，他差不多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他所經歷的世紀是西塞羅他們望塵莫及的世紀，這已經不是在元老會議上夸夸其談就可以搞掉政敵的世紀。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紀？在依塞亞·柏林眼中，這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個世紀」；寫下了《蠅王》的戈爾丁和法國的生態學家迪蒙繼續了依塞亞·柏林的話語，前者認為「這真是人類史上最血腥動蕩的一個世紀」，後者把它看作「一個屠殺、戰亂不停的時代」；梅紐因的語氣倒是十分溫和，不過他更加絕望，他說：「它為人類興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時卻也摧毀了所有的幻想與理想。」
這就是墨里·施瓦茲的時代，也是很多人的時代，他們在喧囂的工業革命里度過了童年的歲月，然後在高科技的信息社會裡閉上了生命的眼睛。對墨里·施瓦茲來說，也對其他人來說，尤其是對美國人來說，他們的經歷就像人類學家巴諾哈所說的：「在一個人的個人經歷——安安靜靜地生、幼、老、死，走過一生沒有任何重大冒險患難——與20世紀的真實事迹……人類經歷的種種恐怖事件之間，有著極為強烈顯著的矛盾對比。」墨里·施瓦茲的一生證實了巴諾哈的話，他確實以安安靜靜的人生走過了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紀。他以美國的方式長大成人，然後認識了成為他妻子的夏洛特，經歷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他有兩個兒子。他開始時的職業是心理和精神分析醫生，不久后就成為了一名社會學教授，並且以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