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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經理

  很快的,我融入到新生活中了,大部分工人接受了我,雖然也能聽到有的人諷刺我,人家可是大學生呢,那時的大學含金量還是挺高的,並不是那麼好考,大學生也是鳳毛麟角,人們談到時,沒有多少的尊敬和羨慕,更多的是調侃或嫉妒。

  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免疫的,我並未計較別人對我的態度,從小我就有那麼一股勁,任你東南西北風,我自巋然不動如松,我不傲嬌,不諂媚,我信奉日久見人心,時間長了,漸漸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特別是對廠長,我一直尊重有加,絕不亂髮表意見,也不越權彙報,儘管我是經理的人,但我也有事都是先彙報給廠長,不越級,不打小報告。

  後來我總結了一下自己,也許這就是我一直沒辦法升的更高,做的更好的原因,我沒有認認真真的選個老大,並且始終不渝的追隨他,我講原則,是所謂自己的原則,讓老大沒法確認我到底是跟著誰,我太原則,讓人很難挑出錯來,也很難為老大衝鋒陷陣。

  朝中有人好做官,我這樣完全不依靠任何人,只憑良心原則和自己喜好做事的,沒人敢放心用,沒人願意全力栽培,畢竟是個不定的因素,誰知道會不會在關鍵時刻原則了自己人。

  雖然現在我明白了自己性格中的缺陷,但我並不後悔,或者說我安慰自己不要後悔,性格使然,所受教育使然,如果我選擇另一種活的方式,也許鮮花遍布,一定是鮮花遍布的,但那也就失了自我,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人們口中的我了。

  自己都不知道要講什麼了,我的思想是混亂無序的,想到哪就寫到哪了,也好,就算是偶爾的發泄了。

  就這樣,我很快習慣了工廠的生活,好友小賀又來了幾趟,給我送一些生活用品和好吃的,對我關心備至,噓寒問暖,我也偶爾去城裡,找她聊天吃飯。

  工廠的生活是單調的,起床,洗漱,打飯,上班幹活,吃飯午睡,上班幹活,吃飯,晚上加班,回來加餐,洗漱后睡覺。

  基本上是吃——幹活——吃——幹活——吃——幹活——睡覺,因為訂單多任務重,一個月基本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兩到四小時,碰到工期緊的時候,還要干通宵。

  每個月能休息一天,就是發了工資的第二天,讓工人們買買日用品,或往家裡寄錢,或將錢存進銀行。

  我是個適應力極強的人,並沒因為單調生活而崩潰,反而很喜歡這樣生活,因為這樣可以令我沒有空閑時間去胡思亂想,每日的忙碌令我充實,只想如何完成訂單,修正錯誤,正常出貨,每每看到集裝箱緩緩駛出了工廠時,都感覺高興自豪。

  當時想法單一,目光短淺,現在有些茫然,那可是我國的資源,大小興安嶺的木材,源源不斷送往美國。資源啊,就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那個年代,換來一點點美金就被送出了國門。

  我算不算賣國賊,應該不算吧,因為我達不到那個高度,做壞蛋也是要有資格的,我最多算是助紂為虐、不明是非、被人利用罷了。

  我剛到工廠那會兒,工廠已經頗具規模了,工人有四百多人了,車間有六個組,分別是物料烘乾組,備料組,機加組,異形組,砂光組,品檢包裝組。

  因為袁先生是台灣人,所以延用台灣的管理體系,老闆負責訂單、財會及售後,老闆娘長期在美國負責接洽客戶相關事務,收到美國客戶的貨款先入老闆娘的賬戶,老闆娘根據老闆在生產上需要的費用,再把錢打給老闆。

  老闆長期在大陸,不過每三個月回一趟美國,好像是什麼簽證到期,必須離境,老闆在大陸的賬戶上基本沒多少錢,都是用多少再找老闆娘要多少。

  老闆在北京市裡租有寫字樓當辦公室,主要是財會、海關、大宗採購等這一塊,而袁先生坐鎮村裡的工廠,負責工廠的管理,令其正常運轉,所以工廠的管理體系都是袁先生一手創辦起來的。

  他作為總負責人,只是讓我們稱呼他為袁先生,並沒有叫什麼袁總,袁總經理什麼的,他手下兩員大將就是楊經理和洪廠長,楊經理就是招我進來的姐姐,比我大兩歲,她負責易耗品的採購和企劃。

  企劃的內容很多,比如說制定出貨計劃,接收訂單,分析訂單,新訂單的報價,生產用圖紙的分發,產品問題的分析和反饋等等。

  老闆辦公室所需資料都是由楊經理提供過去的,工廠有重大決定也是她整理形成文字上報給老闆,有時還得為老闆與袁先生不同意見時充當和事佬的角色,因為她也是傢具專業畢業的,有了專業知識的基礎,她完全勝任這些工作。

  而洪廠長主要是負責工廠生產,根據生產計劃,安排車間按時、保質、保量完成計劃,為了完成計劃進行人員調配,協調各組的配合,工人的休假、工資、升遷都有很大的發言權。

  他與楊經理是有矛盾的,楊經理總是把計劃排的很緊湊,因為是內行,所以考慮的比較全面,基本上是壓榨出工廠的最大生產量,而廠長卻多為工人考慮,想著擠出更多的休息時間,總是覺得生產計劃排得太滿太緊,令人很難休息,天天加班,有時候還要通宵。

  他們倆常常把官司打到袁先生的面前,袁先生屬於老好人,只是和稀泥,更多時候是支持經理的,他也希望出貨多多,總是給廠長出許多主意,就是一個目標,按計劃出貨!

  因為工廠不斷的擴大,由原來的不足百人到我去的時候的四百多人,楊經理感覺到了工作量增加了很多,壓力也越來越大,對工廠進度的把握有些吃力,這才向袁先生建議找個大學生來當她的助手,幫她做企劃這一塊。

  這才有了我的機會,進入了RY公司,來到了北京打工。我沒想到的是,在北京,在向陽,在RY,我這麼一呆就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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