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遠行之----明代傳說(四十六)
不拘於舊有程式，也可以說是取散曲用韻之長，來補詞用韻之短，使寫詞者不要苦心推敲韻腳，其實是從格律的角度，解放了詞體。詞原俗，后尚雅，在一定意義上說，謝應芳詞作藝術風格是對詞體原有風格的復歸。
第四，從總體上看，謝應芳詞作還具有散曲味。其詞味，不是蘊籍含蓄，而是散曲式的刻露尖新，多用直說，詼諧機趣、通俗流利。如：
老大無人青眼，凄涼奈爾黃花。秋來杯酌斷流霞，兀對江山如畫。 夢裡去尋東老，覺來欲喚西家。山童羞說未能賒，報道點茶來也。 ——《西江月·秋暮簡友人索酒》
詞寫秋來無酒對黃花之尷尬。老境凄涼，對花無酒，應有無限慨嘆，而作者卻採用散曲對這類題材的處理方式，從內容到題目都寫得詼諧幽默，尤其結句，寫得神情逼肖，頗覺機趣尖新。何謂尖新，李漁說：「其實尖新即是纖巧，猶之暮四朝三，未嘗稍異。同一話也，以尖新出之，則令人眉揚目展，有如聞所未聞；以老實出之，則令人意懶心灰，有如聽所不必聽。……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從文體角度看，詞的語言雖然比詩的語言靈動，但是在人們傳統觀念中，詞忌諱纖巧。劉熙載所謂「含蓄」，譚獻所謂「柔厚」，馮煦所謂「幽澀」，陳廷焯所謂「沉鬱」，況周頤所謂「重、拙、大」等說，皆言詞之語言與意境當含蓄樸厚。曲則不同，「其句則采街談巷議，即有時偶涉詩、書，亦系耳根聽熟之語，舌端調慣之文，雖出詩、書，實與街談巷議無別者。」散曲尖新的意境往往就是通過這些語言表現出來的，謝應芳的詞，也習慣運用這些「與街談巷議無別」的尖新之語，故而很多作品意境頗有散曲味道。如下面兩首[點絳唇]詞：
古往來今，何人不道閑居好。忙多閑少。應被青山笑。 蒲柳衰顏，我獨驚秋早。茅齋小。幾番掀倒。風雨都濕了。
海上歸來，鬢毛枯似經霜草。薄田些少。茅屋園池小。 三子犁鋤，三婦供蘋藻。村居好。兔園遺稿，是我傳家寶。
這兩首作品，除了一處用典之外，其餘全部都是生活中大實話，也就是李漁所說的「耳根聽熟之語」，而就是這些大實話，寫出的意境卻是尖新的，特別是兩首詞結句，前者「風雨都濕了」，表達了家貧屋破的無可奈何之狀，屋漏偏遭連陰雨，作者心情是沉重的，一般來說，應該寫得很酸楚，但卻用這樣一句很平淡的話來表達，突現了作者蒼涼無語的心態；後者「是我傳家寶」，也是一句極俗語言，卻恰當地表達了作者的志趣。作品就是運用這些生活中的熟語，起到了畫龍點睛似的作用。
謝應芳詞在語言和表達方式上的散曲化，其原因應該不是單一的。首先應該是散曲和詞互動的結果。謝應芳所處的時代，散曲這一藝術形式，通過文人磨礪，已經逐步雅化，用語的選擇，表達方式的運用，意境的創造等方面，與詞很多相通之處，詞與散曲文體界線被模糊和弱化，當時有很多詞人，也兼寫散曲，謝應芳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們在詞的創作中，不可避免會滲透散曲的表達方式，在散曲創作中，也不可避免運用詞的表達方式，這些應該是藝術創作中一種不自覺的行為。其次，還與作家藝術追求有關。謝應芳在[水調歌頭]《再和寄酬袁子英蕭寺》詞中說:「多謝寄來雙鯉，白雪陽春數曲，為我和巴謳。」此處他用「陽春白雪」來比喻朋友詩歌，而自己藝術趣味是「巴謳」，表明了他所追求的是象民歌一樣通俗風格。其中或可能有作者自謙成分，但也應該是表明了他的藝術觀。另外，謝應芳在晚年寫的一首詩中說：「前朝士習雕蟲巧，先生詞章風格老。」[6]說明他對元末的工巧詩風並不滿意，而是贊成自然老成風格。所以我們說謝應芳詞的散曲化，既是文學時代風格造成的，又是他自己藝術追求在詞創作中的自然表現。《明朝歷史人物》
危素 ［明］（1303年至1372年）字太朴，號雲林，金溪（今江西省撫州市金溪縣）人，一作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元末明初歷史學家、文學家，官至參知政事、翰林學士。
危素4歲開始讀書，15歲便精通《五經》。他曾拜讀於吳澄門下，並尊李存為師。吳澄對他十分賞識、大力引薦，得以廣交文學名士。當時范槨、虞集、揭奚斯等人對他淵博的學識也很折服，另眼相待。
元朝至正元年（1341），經大臣引薦，出任經筵檢討，負責編修宋、遼、金三朝國史及註釋《爾雅》。書成后，順帝獎給金銀和宮女，他不接受。五年，改任國子助教。七年，改任翰林編修，他負責編纂后妃等傳和宮廷紀事，苦於沒有現成資料，便用自己的俸金買動宦官和皇親國戚，向這些人打探後宮有關情況，詳細詢問，親自筆錄，得以成史。十一年，升為太常博士，後任兵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工部侍郎、大司農丞。十七年，升禮部尚書。十八年，參中書省事，專任甘肅平章事，總西部兵馬。他整治邊防、任用賢吏，安撫邊民，力圖中興，深得皇太子賞識，稱他「澄清忠義，清白起家」。不久，進御史台治書侍御史、中書左丞。
至正二十年（1360），官拜參知政事。他「為人侃直，數有建白，敢任事」。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閃亮河北岸）宮殿失火，順帝下令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危素以民間疾苦，苦諫不要大興土木，並親自到河南、河北、江淮一帶發錢、發糧，賑救災民。二十四年，為翰林學士，奉旨出任嶺北行省左丞。后棄官，隱居房山達四年，潛心史學著作。
至正二十八年（1368）閏七月，朱元璋部攻入大都，危素感到國破家亡,曾投井自殺, 卻被救出。雖然他是個漢人，可是從一而終的原則卻高於民族分野。朱元璋聽說此事，認為其人忠義可用，把他招來安排在自己身邊做侍從文官。明洪武二年（1369），危素被任為翰林侍講，與宋濂同修《元史》。朱元璋多次召見危素，詢問元朝興亡緣由，並令其撰寫《皇陵碑文》。不久，危素被劾，罷官一年。后官復原職，兼弘文館學士，並賜小車，免朝謁。太祖常賜酒宴與諸學士，並有詩詞酬唱。危素呈詩雖在最後，往往獨得太祖稱讚，說危素「老成，有先憂之意」，此時，危素已70多歲。皇帝對危素的寵信，引起某些大臣的嫉妒，御史王著等屢進饞言，說危素是亡國之臣，不應重用，危素被謫居和州（今安徽和縣），令守元臣余闕廟。五年，卒於和州含山縣寓所，享年78歲，后歸葬金溪高橋。學士宋濂為其撰墓志銘。
危素身經兩個朝代，都曾任過大臣。但他是降臣，歷代封建統治者出於忠君思想，對其並不放在重要位置上加以宣揚。《明史》和歷代編纂的《撫州府志》和舊《金溪縣誌》，只將他放在「文苑」中予以介紹。其實，他在史學領域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宋、遼、金史本是危素執筆編纂，卻被署名為元朝宰相脫脫主編，他成了次要人物。危素博學，善古文詞。其詩歌創作在元末地位較高，影響較大。
他的詩氣格雄偉，風骨遒勁，詩作收集在《雲林集》2卷中。他的散文被譽為元代一大家，有文集《說學齋稿》4卷。清人王懋稱其文「演迤澄泓，視之若平易，而實不可及」。此外，還有《爾雅略義》19卷，以及《草廬年譜》、《元海運記》等。在《太和正音譜》中有《危太僕**花》雜劇1本，王國維疑為危素所撰。他還精於書法，其書寫的片紙隻字，人們都愛珍藏，是元代頗具代表的書法家。代表作有朱元璋《御制皇陵碑》、《跋陸柬之書文賦》、《義門王氏先塋碑》、《蒲城王氏祠堂碑銘》、《陳氏方寸樓記楷書卷》等。 其中，《義門王氏先塋碑》原位於陝西省蒲城縣上王鄉，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年）立，記錄了五代時期就以「孝義名於鄉里」的東葦村王氏家族變遷與行孝並被朝廷表彰的歷史，由「一代宗師」歐陽玄撰文，趙期頤篆額，危素書石。該碑已失，但文被四庫全書收錄。《蒲城王氏祠堂碑銘》原位於陝西省蒲城縣上王鄉，元代立，記錄了東葦村王氏家族愛國重教、樂善好施、躬行禮儀和人才輩出的歷史，也系歐陽玄撰文，趙期頤篆額，危素隸書。該碑現藏蒲城博物館，也被四庫全書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