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第15章 法國：金權的割據(3)
本來，拿破崙三世就是在貝列拉和福爾德家族的支持下才得以登基稱帝，對這兩位當然是言聽計從，同時他也確實對動產信貸銀行的理論體系深信不疑。拿破崙三世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處得不怎麼樣，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既不喜歡也不信任拿破崙三世。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明顯地站在貝列拉兄弟一邊。自1848年革命以來，靠著保駕之功，貝列拉和福爾德家族乃是當朝的紅人，羅家大有被邊緣化的趨勢。雖然羅斯柴爾德家族為拿破崙三世上台也出過力，但畢竟沒有波旁王朝復辟和七月王朝時代一手遮天的氣勢了。再加上貝列拉和福爾德在皇帝耳邊不斷地吹小風，詹姆斯的日子過得非常不爽。
羅斯柴爾德在法國朝廷里的靠山是曾經非常得寵的常格尼爾（Chang-arnier）將軍。但常格尼爾將軍漸漸在拿破崙三世跟前失勢。1850年整年中，詹姆斯都在一邊極力調和拿破崙三世同常格尼爾的關係，一邊試圖給自己在總統（註：當時拿破崙三世尚未稱帝）面前加分：「總統似乎覺得我對他有誤解，看起來我得特別注意在他跟前低調，那個福爾德又不會給我說好話。」
拿破崙三世顯然更偏向福爾德，而對常格尼爾和詹姆斯關於外交政策的建議越來越聽不進去了。拿破崙三世有意要除掉常格尼爾。詹姆斯一看不好，趕緊把手上的黃金往倫敦轉移。他不無焦慮地說：「我寧可把金子全放在倫敦掙個區區3%的微利，也不留在法國了，拿破崙沒準因為我跟常格尼爾是朋友就把我的錢沒收了。我不怕他，但是得防著他。這是個政治極其骯髒的國家。」
1850年12月，常格尼爾被逮捕，標誌著共和派徹底失勢。詹姆斯何等精明，他從來不會把政治傾向跟商業利益混為一談，馬上見風轉舵，拋棄了共和派，轉而支持帝制。但立場畢竟不如貝列拉和福爾德等人堅定，多少被拿破崙三世看成了騎牆派。
1852年，貝列拉和福爾德聯手打造的動產信貸銀行在拿破崙三世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建立，從此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個兇猛的競爭對手。
「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並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正是這種二重性質，使信用的主要宣傳者，從約翰·勞到伊薩克·貝列拉，都具有這樣一種有趣的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
馬克思
馬克思的這段評價非常有意思，他既了解信用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又看清了實踐信用理論的這幫人出於自身利益，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騙子。馬克思的這段話，堪稱是正確看待一切金融創新本質的經典評論。理論永遠是靠人去實踐的，實踐理論的人有著自己的利益格局，如何將理論的目標與實踐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這是偉大的政治家與偉大的思想家之間最重要的區別。
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貝列拉家族被形容為「兩類猶太人」的代表。前者是「北方猶太人」的典型，「永遠冷靜和理性」，對財富和利益的獲取是超導狀態下的低能耗與高效率。而後者代表「中部猶太人」，他們受益於法國對猶太人的寬鬆政策，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開放和顧及公共利益，這種「心靈熱度」將帶來精力損耗和效率干擾。在當時的法國社會，羅斯柴爾德家族標誌著「封建金融」，而貝列拉家族則代表著「民主金融」。
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們的銀行組織工作，福爾德家的貝諾特（Benoit Fould）出任銀行第一任董事長，直到1854年退休。但是銀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擔任副主席的伊薩克·貝列拉負責。董事會其他成員包括在第二帝國權傾朝野的穆西（Mouch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安德瑞（Andre）伯爵、賽里爾（F.A.Seilliere）男爵、清教徒銀行家族的查爾斯·馬利特（Charles Mallet）和策劃拿破崙三世政變稱帝的奧古斯特·摩尼（Auguste de Morny），這個摩尼也是拿破崙三世同母異父的兄弟。
在這一豪華陣容強力運作之下，動產信貸銀行一經問世就爆發出驚人的能量。它定價500法郎的股票一開盤就衝上1100法郎，第4天就高達1600法郎。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而分紅從1853年的13%上升到1855年的40%。動產信貸銀行的投資者們無不喜上眉梢，而詹姆斯·羅斯柴爾德關於動產信貸銀行是金融災難的預言聽起來更像個笑話。
儘管動產信貸銀行是股份制銀行，但其起始資金規模遠落後於羅斯柴爾德銀行。動產信貸銀行從2000萬法郎起步（貝列拉占其中29%的股份），而1852年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的資產就已經超過8800萬法郎，各分支銀行資產總和超過2.3億法郎。但是，動產信貸銀行從一創建就展現出朝氣、時尚、張揚和野心，同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嚴謹、傳統、低調與刻板形成鮮明對比。
在動產信貸銀行里，銀行家們永遠被一幫朋友圍繞著，每個人都豎起耳朵打聽生意的動向，老主顧是要買進還是賣出。而僱員們站在樓梯上迎著顧客，殷勤打探是否有生意機會。每個人都急於暴富，不擇手段，毫不掩飾。
這一時期是法國鐵路建設的輝煌頂峰，從1851年到1856年間，鐵路投資劇增5倍。50年代新修的鐵路是40年代的2倍還多。隨著動產信貸銀行的迅速膨脹，它同羅斯柴爾德在鐵路上的競爭已呈白熱化。動產信貸銀行很快控制了法國三條主幹線路，羅斯柴爾德則牢牢死守自己原有的兩條線路。動產信貸銀行在各家法國鐵路公司里佔據了8個董事席位，羅斯柴爾德則有14個。
兩個陣營的猶太銀行家們在法國鐵路融資上斗得難解難分。拿破崙三世偏向動產信貸銀行，把一條又一條鐵路線路融資的項目批給貝列拉。此時，跟皇帝陛下有一半血緣關係的弟弟摩尼看中了鐵路這個機會，急於藉此自己致富，提出應該把小鐵路公司合併成幾條主線。詹姆斯立刻抓住機會攀上摩尼這條線。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持有價值超過2000萬法郎鐵路公司的股份，占銀行資產的15%。這些股份在摩尼政策的鼓勵下迅速升值。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一個星期里「不用掏一分錢」就凈賺150萬法郎。
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此時財大氣粗，在爭奪鐵路融資項目上領跑。動產信貸銀行則毫不示弱，創設出把多家鐵路公司各種期限各種條件的股票和債券進行標準化「打包」，實在是堪稱當今結構化融資產品的鼻祖。通過「金融創新」，動產信貸銀行製造出大量新型金融產品的投資方式，填補了介於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之間的空白，此舉立刻吸引了不計其數的小投資者。動產信貸公司的資產迅速增長到6000萬法郎，直接挑戰羅斯柴爾德在鐵路融資上的老大地位。
更令詹姆斯擔憂的是貝列拉正在把手伸出法國，大有橫掃全歐洲之勢。1853年4月2日，科隆的銀行家奧本海默得到許可證，將在距離法蘭克福以南不到20英里的達姆施塔特開設一家新銀行。這顯然是動產信貸銀行的德國翻版，而且目標直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法蘭克福銀行。貝列拉、福爾德、奧本海默和動產信貸銀行控制著這家新銀行。
貝列拉進而在1853年籌建西班牙動產信貸銀行，同時策劃比利時動產信貸銀行。1854年又要建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了。不僅如此，貝列拉還將目光投向了更遠的俄國。
俄國自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以來，痛感鐵路網的戰略價值，決心要修建以莫斯科—聖彼得堡為樞紐的全國鐵路網，將俄國的歐洲部分，西至波蘭邊境南至克里米亞半島連接起來，總里程超過4000英里，預計投資10億法郎。為了完成此項戰略基礎設施計劃，全俄鐵路公司成立（The Great Russian Railway Company），初始資本金3億法郎。股東包括聖彼得堡的沙皇私人銀行家斯蒂格利茨（Stieglitz），華沙的弗蘭克爾（Fraenkel），倫敦的巴林兄弟，阿姆斯特丹的霍普，柏林的門德爾松，以及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競爭對手，如貝列拉、馬利特、福爾德和霍廷格家族等。其董事會包括由陸軍軍官和政府官員組成的10名俄國人（其中包括由沙皇任命的董事會主席），4名巴林—霍普集團的董事和5名法國銀行的董事，貝列拉和福爾德雙雙名列其中。由此以動產信貸銀行為代表的法國金融勢力大規模滲透進俄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諸領域，成為未來俄法同盟的大本營。
1856年法國《工業》雜誌評論道：「動產信貸銀行註定要將影響力擴張至全球。其在巴黎的母公司經過四年發展已經成為法國業界學習的楷模，在法國之外的奧地利、西班牙、皮蒙特（北義大利）都開設了分號，一伺和約締結（指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英法對俄和約），勢必在君士坦丁堡和聖彼得堡開設分號……（因為）歐洲各國都承認，發展生產、物質進步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利益……為此，信貸是必不可少的。」
而親羅斯柴爾德的《鐵路》雜誌則質疑動產信貸銀行的全歐擴張預計將耗資10億法郎，這將把法國國內工業發展所需的資本抽空轉移至外國。
雖然受到親羅斯柴爾德媒體的非議，動產信貸銀行不為所動，依舊大踏步地向歐洲各國擴展其勢力。承銷奧地利、俄國、土耳其、美國的政府公債；投資比利時、奧地利、義大利、羅馬尼亞的鐵路，還有荷蘭、奧地利、比利時的抵押債券；在荷蘭開辦蔗糖精鍊廠，在布拉格開辦鐵廠，甚至在錫蘭（斯里蘭卡）搞了一個咖啡種植園。不過，動產信貸銀行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荷印（尼）商業銀行、國家鐵路運營公司和荷印（尼）鐵路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荷印（尼）商業銀行（Nederlandsch-Indische Handels-bank）在新加坡、香港遍設分號，混業經營投資銀行、抵押銀行、商業貿易等業務，並被認為是動產信貸銀行的子銀行。
法蘭西銀行：打敗貝列拉的戰略制高點
誰能控制中央銀行，誰就能在競爭中處於戰略優勢地位。過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雷曼兄弟的覆亡就是因為沒有吸取歷史的教訓。
動產信貸銀行號稱是代表公共利益的金融中心，實際上對法蘭西銀行的業務造成了挑戰。1852年之前，法蘭西銀行不發放鐵路股份作抵押的貸款，且貸款利率高達6%。到1852年11月，受到動產信貸銀行的壓力，利率只有3.6%了。同時期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持有的法蘭西銀行股份也大大貶值。羅斯柴爾德自然更對動產信貸銀行恨之入骨。這種情勢也開始促成羅斯柴爾德與法蘭西銀行結成同盟。
羅斯柴爾德在動產信貸銀行創立之初曾購買動產信貸銀行5000股觀察一下行情，與此同時，貝列拉卻在悄悄地賣出。其實，和所有忽悠的人一樣，貝列拉心裡非常清楚他們的很多金融創新早晚會出大問題，羅斯柴爾德對此也是洞若觀火。
1852年11月15日，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寫給拿破崙三世的私信中，嚴厲批評動產信貸公司這樣的股份制銀行是「國家經濟的災難」，他指出股份制銀行的股東不公開姓名，所以可以不負責任，就有機會濫用權力處理人民的財產。詹姆斯警告新型銀行將會「用其巨額投資主宰商業和工業，為市場制定規則和法律，而這樣的法則將不受控制，超越競爭……將大部分國家財富都集中在他們手中……最終這些銀行的力量會超過政府」。同時，詹姆斯又告訴拿破崙動產信貸公司根基不穩，「是建在沙灘上的」，因為他們發行的債券付給投資者固定利息，而銀行本身對該項投資的投入是「不確定而不可靠的變數」。一旦發生危機，銀行將會拖累整體經濟「滑向深淵」。詹姆斯預見到新型銀行的準備金一定不足，一旦陷入危機，政府就只能選擇「整體破產」或者「終止金銀與紙幣的兌換」。這些話當初說來不完全是為了嚇唬拿破崙三世的，而後來的事實證明並非空穴來風。羅斯柴爾德關於動產信貸銀行的評價只要將名稱和年份更改一下，完全可以用「論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為題，直接發表在金融海嘯后的《金融時報》頭版。今天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在全球金融海嘯中獨善其身，倒也不是浪得虛名。
1855年，銀行和鐵路的繁榮都到達高峰，克里米亞戰爭造成巨額資金缺口，當年偏又趕上農業歉收，法蘭西銀行頓時喘不上氣了。1855年8月，為緩解已經空虛的儲備金，法蘭西銀行不得不從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購入3000萬法郎的黃金和2500萬法郎的白銀。一年後，情況愈加惡化，法蘭西銀行沒招了，申請終止紙幣與金銀的兌換。絕大多數銀行董事都贊同這一提議，只有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反對。最後阿爾方斯父子得到法國財政部長的支持，以提高貼現率和大規模購入價值8300萬法郎的黃金和白銀來遏制擠兌風潮，羅斯柴爾德銀行出面維持住了法蘭西銀行的現金流。1855年到1857年，羅斯柴爾德巴黎銀行向法蘭西銀行提供了價值7.51億法郎的黃金，總共獲得11%的利潤。羅斯柴爾德銀行與法蘭西銀行的共生共榮關係得到了空前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