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第29章 東歐欲曉，中日工業化的角力(3)
1962年到1964年，這兩種辦法在三年中總共回籠貨幣約45億元，貨幣流通總量從1961年底的126.7億元，到1964年末大幅減少到80億元。農貿市場的價格開始逐步回落，物價穩定取得了明顯效果。
但是，僅僅穩定價格只是解決了燃眉之急，控制住了價格瘋漲的蔓延。只有大量增加商品供應，才能從根本上撲滅通貨膨脹的熊熊烈火。這就涉及如何調整「大躍進」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物價體系。
農業經濟的崩潰，顯然是由於極端的工業化政策，採用過低的價格轉移農業財富而導致的惡果，為了彌補農業的損失，國家從1961年開始大幅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壓縮工業建設的規模，將國家經濟資源重新向農業進行傾斜。1961年的農產品收購價比1960年提高了28%，比1958年提高了34.8%。
農產品收購價格的跳升，幾乎立刻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產生了強烈的刺激效應。從1962年開始，以華東地區為先導，大部分地區的農業開始出現糧食增產、農貿市場價格回落的現象。農業的觸底反彈，帶來了輕工業原料供應的增加，大量的消費品開始湧向市場，商業貿易重新出現了繁榮的景象，財政惡化的趨勢被扭轉了。到1965年，工業生產漸次復甦，多數企業開始扭虧為盈。除了煤炭等少數產品價格上升之外，絕大部分商品價格穩定。利潤豐厚的化肥、西藥，以及上海生產的日用熱銷產品，在全國範圍內普遍降價。1965年的消費品價格總指數比1962年下降了12%之多，平均商品價格下降了4.8%，農貿市場價格與國營商店的價格重新回到正常的範圍之內。以「物資本位」對付惡性通貨膨脹，再次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1961年到1965年的5年經濟恢復期間，貨幣供應在大幅收縮，而商品供應在快速增加，整個經濟在物價下降之中重新繁榮起來。其基本過程就是，收縮貨幣以穩定物價，調整價格以刺激生產，當商品供應逐漸追趕上超發的貨幣之時，物價將進一步穩中有降。陳雲等老一輩的財經領導人的實踐，再次說明經濟繁榮並不會必然帶來通貨膨脹，只有不負責任的經濟與貨幣政策，才是通貨膨脹最大的幫凶！
1948年德國面對惡性通脹時的應對之道，與1961年中國反通脹的手法，都是在嚴重的商品短缺和貨幣泛濫所造成的極度混亂中，採取了大幅減少貨幣流通量，以縮小貨幣與商品的懸殊差距，最終都取得了穩定物價的效果。但是，從本質上看，德國與中國削減流動性的工具，體現出兩種不同的貨幣本位之間的根本差異。德國是中央銀行以「平衡票據」為核心工具，來壓縮銀行體系的資產規模，同時減少貨幣供應，而「平衡票據」其實也就相當於未來聯邦德國的國債。這代表了在「國債本位」的貨幣體系中，收縮流動性的基本打法。
但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國債規模可以忽略不計，到1965年，中國成為了地球上唯一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難道沒有國債就無法採用貨幣手段治理通脹了嗎？很明顯，國債並非是唯一的貨幣工具，也未必就是最優選擇。用物資和商品，同樣能夠實現減少流動性的作用，也同樣能夠達到消滅通貨膨脹的目的，而且沒有國債內生的利息成本。在目前歐美各國所面臨的國債困境，以及這種困境衍生出來的主權貨幣危機中，中國人民幣的「物資本位」所取得的物價穩定和反通脹的巨大成功，難道不值得今天的世界各國認真借鑒和反思嗎？
貨幣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國債或者外匯，是否就是一國貨幣發行所必須依賴的基礎？這個規矩究竟是誰制定的？有沒有更好的其他選擇？這都是在當今世界的貨幣危機中，世界必須嚴肅思考的根本問題！
反思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走回頭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優劣比較，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嚴格的計劃經濟，就好像在水缸里種樹，缸與缸之間彼此隔絕，根不能連著根，藤不能纏著藤，枝葉不能勾連著枝葉，中間的全部營養交換隻能在嚴格的計劃規定下進行，貌似鬱鬱蔥蔥的一大片森林，但卻形不成具備進化功能的生態環境。在這種刻板的人造森林中，雜草不能生長，花兒不能綻放，小鳥被限高飛翔，動物需分類圈養，狼蟲虎豹絕跡，蛇鼠獐狍遁形，自然所賦予的物種之間內在的關聯被人為割裂，這樣的森林當然缺少生機，這種大山自然缺乏物產。如果計劃不能賦予社會中各類人群以本能的生存動力，那麼短缺就只能是計劃經濟的必然結果。
工業化的變軌與加速：中國錯失了機遇
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輕工業90%的原料都是源於農業，而重工業所提供的技術裝備大部分都服務於輕工業，用以生產最終的消費產品。農業天然的低增長速度，必然限制向輕工業提供原料的潛力，在直接制約輕工業發展的同時，也間接制約了重工業的擴張，從而導致商業貿易和財政收入的低增長，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被農業牢牢地限制在低增長的軌道之上。
此時，只有輕工業的突破，特別是在原料來源方面的突破，才能打破經濟增長的瓶頸。
歐美工業化過程中，其實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德法搞的「煤鋼聯盟」，將鋼鐵作為工業的主要原料，把煤炭當成動力的主要來源，表明了在20世紀50年代初，鋼鐵和煤炭在世界工業發展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中東地下沉睡的石油之海，徹底改變了世界工業化的發展軌道。
從1946到1950的短短五年之間，平均每年在中東發現的石油資源就多達270億桶，相當於當時世界石油年產量（約30億桶）的9倍！源源不斷的石油從中東湧向全球，西方在石油極大豐富的時代，享受到了空前美好的經濟繁榮。超級豐富的供應，帶來了超級低廉的價格，60年代西方石油價格僅為每桶1.5美元。
石油的大規模廉價供應，不僅帶來了西方汽車工業的迅猛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石油的衍生產品，從根本上突破了輕工業原料來源於農業的制約！石油化工的異軍突起，帶來了化學工業的革命：合成氨的大規模生產，刺激了化肥的急速增長，直接突破了農業生產的瓶頸；化學農藥的使用，對於防治農業的病蟲害起到了巨大作用；尼龍、滌綸、腈綸等化學纖維，在紡織業中大量替代了棉花和動物皮毛；塑料的出現，替代了日常生活中從鍋碗瓢盆到桌椅板凳等家庭裝備，在工業原料中，從汽車的零部件到集成電路都離不開塑料，在建築行業，塑料被大量替代鋼鐵、木材和水泥，在包裝行業，塑料薄膜、塑料袋遍布市場；合成橡膠在各種輪胎、傳動帶、膠管等工業用品中大大超越了天然橡膠，在雨衣、膠鞋等生活用品領域，極大地豐富了生活。在塗料和膠粘劑工業中，新興材料同樣大放異彩。
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世界各國出現了汽車、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四大件」的消費品熱潮，這些產品都離不開石油化工在輕工業原材料領域的重大突破。石油化工的基礎產品乙烯，成為新經濟時代的寵兒。美國從1940到1980年的40年間，乙烯產量由40萬噸增長到1300萬噸，激增了32倍！
在現代生活中，在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所有消費品當中，來源於農業的直接產物，已經備感稀缺。曾幾何時，的確良的襯衫是如此稀罕，腈綸的面料非常搶手，人造皮革的夾克光彩時尚，解放牌膠鞋遍布大街小巷，三合板的大立櫃替代了純木傢具，合成材料的地板大規模進入家庭，超白的塗料使房間更加明亮，硬質塑料的切板走進千家萬戶的廚房，逛菜市場的家庭主婦的手中不是網兜就是塑料袋，這所有的一切，沒有石油化工所引發的材料革命，都將不復存在。來自農林作物的消費品原料，被人工合成的數以萬計的新材料全面取代了。石油化工對輕工業所造成的革命性衝擊，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社會消費時代！它使工業化的進程，發生了劇烈的變軌。
當中國仍在強調「鋼元帥」在工業中的偉大作用時，世界工業化已經峰迴路轉，輕工業的原材料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從根本上改變了工業與農業的關係，擺脫了國民經濟對農業和天然材料的深度依賴，將工業化水平推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到1965年，中國經濟剛剛從「大躍進」之後的大衰退中走出來，緊接著又直接跌入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經濟停滯之中。雖然石油化工的很多技術和理念已經傳播到中國，但是，在中國的工業中還沒有來得及大規模普及，由工業自身積累來代替農業積累的轉變遠未實現，從而錯失了一次根本性的工業化變軌機遇。
如果說石油化工徹底解決了輕工業原材料對農業的依附，帶來了工業化的重大變軌，那麼電子工業與計算機的突飛猛進所引發的工業自動化革命，則將工業化在新的軌道上驟然提高到了第一宇宙速度！
1947年晶體管在美國貝爾實驗室的誕生，以及1958年集成電路的橫空出世，帶來了以集成電路為核爆炸中心、以摩爾定律為衝擊波速度、橫掃工業一切領域的自動化浪潮。
自動化將生產過程中的數據進行採集、分析、判斷和反饋，並控制機器最終完成了人類所無法企及的超高速度、超高精確度和超高強度的自動連續生產，工業生產的速度和質量獲得了本質性的提高。自動化第一次將信息從工業過程中剝離出來，這次偉大的分工創造出一個單獨的工業分支，這一分支以計算機為大腦，以集成電路為脊樑，以網路為四肢，以海量信息為糧食，在重工業領域中，創造出了智能化和數字化的技術裝備，這些裝備在輕工業體系中，將生產效率提升到工業革命以來前所未有的境界。在「工業的森林」中，不再是機械和獨立的生產孤島，而是進化成密切聯繫、高度智能、完全整合的「生態環境」。自動化不僅解放了人類的體力，更激發了人類大腦的潛力，從控制生產過程向促進科學管理進化，從工業生產向社會生活滲透，自動化所催生出來的信息化，將更為深刻地改變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
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援助的156個大型項目中，獲得了工業化擴散所帶來的巨大效益，大大縮短了與世界經濟的差距。但是，從1957年到1970年，在世界工業化開始變軌和加速的關鍵時刻，中國的經濟卻處於衰退與復甦的掙扎時期。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流放」所帶來的封閉與隔絕，對中國工業化的後勁造成了深重的內傷，中蘇關係的惡化，進一步斷絕了從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獲得最新技術擴散的渠道。在無法擺脫農業對工業化的先天制約的枷鎖中，中國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政治鬥爭則加速了前期工業化成果的惡化。50年代尚屬先進的工廠，在60年代世界工業的劇烈創新浪潮中，已經陳舊落後。世界範圍的重大技術革命，造成了中國工業的加速折舊。企業上繳了主要利潤，大大削弱了技術升級所必須的資本積累。當這些寶貴的工業利潤被投入到基於舊技術的低效益和高浪費的擴張時，則進一步扭曲了重工業、輕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關係。雖然在封閉的環境中，投資造成了增長的幻覺，但是一旦參與外部競爭，整個工業體系事實上已經處於破產狀態之中。
在美國人看來，中國好比一個被「孤立的憤怒的巨人」，這也正是美國所期待的「經濟流放」的效果。不過，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且對中國有利的變化。美國在越南日益面對失敗的最終結局，國際聲望跌至谷底，國內反戰情緒高昂，蘇聯的影響力日增，美國勢力在全球面臨著大幅收縮的窘境。此時，中蘇關係的惡化，使美國看到了中國的利用價值。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造成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深度衰退，尋找新的海外市場就成了歐美各國最急迫的任務。
中國抓住了這一時機，於1973年提出了「43方案」，準備在3～5年內，大規模引進43億美元的石油化工與鋼鐵製造的成套設備。中國終於明白了石油化工對於輕工業擺脫農業制約的重要性，在引進設備中將化纖、化肥、化工設備放在了優先的位置上。
20世紀70年代的「43方案」，是繼50年代蘇聯援建的156個大型項目之後，中國進行的第二次大規模吸收技術擴散的計劃。後來，在此方案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到51.4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通過國內配套和改造，總投資約200億元，興建了27個大型工業項目，計劃到1982年全部投產。這一計劃的實施，為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就在中國工業化快速起步與不斷挫折之時，中國百年來的主要競爭對手日本，正在工業化的道路上急起直追。
日本工業險遭「閹割」，麥克阿瑟大搞「土改」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在戰爭中，日本全國財富的40%，直接或間接地毀於戰火，經濟已經全面破產。當美軍浩浩蕩蕩地開進日本時，美國佔領軍最高長官麥克阿瑟收到了華盛頓的一項明確指示：「你對日本經濟的復興和強化不負任何責任。要向日本國民明確表示，你對日本應當維持一個什麼樣的特定生活水平也不必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