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第30章 東歐欲曉，中日工業化的角力(4)
美國對日本的佔領，不同於德國，美、蘇、英、法對德國實行的是直接軍事統治，在日本，佔領軍是通過日本政府實施間接統治，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麥克阿瑟才能擁有對日本人民進行直接統治的權力。面對天皇存廢問題，麥克阿瑟在日本期間的直接生活感受，使他確信保留天皇制度將有利於美國的「間接統治」。他還系統地研究了亞歷山大、凱撒和拿破崙實行軍事統治的歷史經驗，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幾乎所有的軍事佔領都孕育著未來新的戰爭」，天皇在日本已被演繹成神的化身，雖然日本戰敗，但天皇的感召力「勝過20個機械化師團」。因此，如果廢除天皇，那美國將背上充滿敵意的沉重包袱，無限期地管理面臨崩潰的7000萬人口。
日本政府在戰爭中早就習慣了受軍方的指揮，它不像一個決策機構，而更像是一個執行機構，所以當美國佔領軍替代了日本軍方，日本政府完全沒有障礙地與佔領軍進行了合作。
美國對日本最初的態度與對德國類似，就是從根本上摧毀日本再次挑起戰爭的工業潛力和戰爭意志。為此，美國對日本同樣準備了一套日本版的「摩根索計劃」。美國的目標是，戰後日本工業的生產規模大體上只能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水平為限，將日本的工業能力降低到一個初級工業化的水平，僅能滿足自身經濟的低水平運行，而不至於給美國人增加佔領成本。同時，為了迫使日本向亞洲曾被侵略的國家提供賠償，大量的工業設施將被拆除，作為向這些受害國提供實物賠償的手段。美軍制定了日本工業拆除的「黑名單」，在名單上出現的企業總數為1100個，少於德國1600家的規模，這既是美軍對日本戰略轟炸更加徹底的體現，也反應了日本工業弱於德國工業的現實。
除了對日本進行工業「閹割」之外，美國佔領當局認為，日本軍閥得以發動戰爭的另外一大根源，就是多年來在學校系統中對青年灌輸「軍國主義」思想的教育制度。因此，跟隨美國佔領軍一起來到日本的，還有大批美國的教育學家。美國佔領當局一方面逮捕了東條英機等戰犯，另一方面則著手在教育系統中將「軍國主義」思想的鼓吹者們立刻清除出去。美國教育家們開始制定思想內容在教材中的方向，明確了什麼樣的觀念是日本的年輕人應該接受的。
與此同時，美國佔領當局也準備對日本的財閥體系動刀子。但是，這裡面存在著許多蹊蹺的地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這四大財閥顯然是軍國主義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和財源基礎，所謂「解散財閥」，僅僅將財閥們的持股公司打破，但是財閥體系中最核心的財閥銀行，卻毫髮未傷地保留下來。這些財閥銀行家族與華爾街和倫敦城的國際銀行家們，有著上百年的交情，三井家族甚至在明治維新之前就與國際銀行家們的關係非同尋常。所謂「刑不上大夫」，當刀落到財閥們的頭上時，總有意外的無形之手化解了嚴刑峻法，這種力量不只是來源於日本政府，也出自佔領當局背後的勢力。如同德國的銀行家在支持納粹的同時，也在巴塞爾與英美銀行家們打得火熱一樣，他們在戰後同樣沒有遭到應有的懲罰。
日本戰前企業發展的資金來源中，貸款僅佔12.8%，但戰後的1951年，企業發展對貸款的依賴度高達62.8%。這無疑大大強化了財閥銀行對企業的影響力。當日本與美國簽訂《舊金山合約》之後，重新獲得了國家獨立，日本於1953年修改了麥克阿瑟制定的「禁止壟斷法」，允許企業競爭對手彼此持股，實際上相當於允許財閥被分拆的企業重新組合起來。修改後的法律允許銀行可持有企業股份的比例從5%提高到10%，這樣一來，一個以財閥銀行為中心，原財閥企業們紛紛採取相互持股的戰略同盟就形成了，財閥銀行不但同樣持有這些公司的股份，而且還向財閥同盟公司提供更加優惠的貸款，極大地強化了財閥體系這一利益共同體。事實上，財閥銀行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從前的財閥持股公司，起到了財閥集團的戰略制定、戰術協調和利益樞紐的核心作用。
財閥銀行不僅從居民的儲蓄中籌措資金，同時也逐漸借重中央銀行的貸款。如此一來，財閥體系比從前能夠動員的經濟資源更大，進入的領域更多，面臨的競爭更小，組織體系更加靈活。
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三井集團。三井銀行、三井信託、三井生命保險、大正海上火災保險等三井系的金融機構聯合起來，對三井礦山、三井金屬、三井物產、三井造船、三井不動產、三井石油化學、王子造紙等三井系企業優先給予貸款。從組織上看，雖然沒有從前的財閥持股公司存在，但三井系的頭頭們卻以交換情報為目的，以「二木會」的名義定期集會，其密切程度不亞於前財閥企業集團。
日本最大的四大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資本合計總額佔全國的25.4%，十大財閥佔到35.2%。在原計劃分拆的325家企業中，最終只有11家被打散，其中三菱重工被分拆為三家后，又重新合併起來。
正是由於財閥銀行的完好無損，在日本結束被佔領狀態之後，原財閥旗下的企業們，很快就在財閥銀行的周圍重新聚集起來，再次從幕後主導著日本戰後的經濟政治舞台。
1946年，蘇聯拒絕加入美元體系，冷戰開始升溫。美國對德國和日本的工業「閹割」計劃，同時踩了剎車。
從1947年到1950年，日本工業被拆除的規模大大縮小，其設備總額不過1.6億美元。日本得以保留了最重要的工業實力。這與德國所發生的情況幾乎完全相同，沒有這些保留下來的工業實力，日本戰後快速復興談何容易。由於戰爭賠償所涉及的工業設備拆除被壓縮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亞洲各國沒有獲得戰爭巨大損失所必要的補償，這使得日本在經濟發展中甩掉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得以輕裝上陣，快速崛起。
麥克阿瑟在日本的另外一個重大舉措，就是1945年12月發布的「農地解放指令」，在日本掀起了一場意義深遠的「土地改革」運動。可以說沒有農業的生產力釋放，也很難有日本後來的工業崛起。
日本農業所面臨的困境與中國大致相同，日本戰前的工業化，也是必須從農業獲得資本積累，當本國農業的產出無法滿足工業原料供應時，急速發展的帝國工業，迫使日本政府向中國和東南亞大舉侵略擴張，以獲得工業原材料、糧食和石油的供給，同時為日本工業產品提供大舉傾銷的市場。在戰後，當日本喪失掉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和佔領區時，不僅斷絕了工業原材料的來源，也喪失了消費品的市場。明治維新以來的工業化積累，在戰火中耗損殆盡。如果不進行「土地改革」，農業生產的繼續低迷，將迫使佔領軍當局不得不面對一個無法養活自己的日本，這將成為美國人長期的經濟負擔。
麥克阿瑟在日本發動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強制性收購地主的佃耕土地，然後平價賣給佃農，這也是日本國內早就期盼的改革，不過，在日本財閥、軍閥與地主結成同盟的帝國時代，土改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夢想。只有在戰後，美國佔領軍當局才有足夠的動機和力量，一舉摧毀了日本千年以來，地主階層壟斷多數土地的制度。佃農第一次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他們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繳納一半或更多的糧食地租，這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生產熱情，農業產量屢創歷史新高。戰後的一段時間，農民的生產力甚至高於城市。農民在市場中高價出售糧食，從而賺得了相當的財富，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占人口一半的農民在隨後的20年中，逐步減少到人口的1/3，但農業生產卻增加了一倍。由此可見，土地改革對農業的巨大促進作用。
也正是由於「土改」的成功，使得日本在1948年及隨後的年份里，迎來了農業的繁榮，不僅緩解了糧食短缺和通貨膨脹，而且支持了日本輕工業的十年恢復。
不過，在經濟出現真正的復甦之前，日本還必須解決通貨膨脹的難題。
「傾斜生產計劃」，帶來了煤鋼和通脹
1945年戰後初期，日本與德國的經濟處境大體相同。在戰爭中，日本共有119個城市化為廢墟，毀於戰火的住房達236萬棟，900萬人流離失所。近一半的工業設備、道路、橋樑、港灣設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工業生產急劇下降，1946年僅相當於戰前的30%。在戰爭中，日本的貨幣流通總量暴漲了24倍以上，黑市物價平均飆升了29倍。1945年農業歉收，大米產量只有往年的60%。嚴重的糧食危機、極端的物資短缺、惡性的通貨膨脹，引發了日本接連不斷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政局持續動蕩。
當美國佔領軍當局宣布停止日本軍工生產時，大批軍工企業立刻面臨斷炊的危機，機械、化學、冶金等配套的工業部門也基本停頓下來。占國民經濟半壁江山的軍事及配套工業一旦停擺，大規模失業將如影隨形，再加上海外軍隊和移民紛紛回國，日本的失業人口一度高達1130萬人。物資短缺、糧食匱乏、通貨膨脹，迫使政府嚴厲實施定量供給，而這一措施毫無疑問地將刺激黑市價格如火箭一般躥升。
日本銀行體系在戰爭中，向軍事工業發放的貸款高達貸款總額的一半，特別是六大銀行的軍工貸款更佔到90%的驚人比例，這些貸款已鐵定成為無法回收的爛賬，戰爭結束之日，也就是這些銀行破產之時。為挽救銀行體系和整個經濟局勢，日本政府在宣布投降的當天就發表聲明，在允許銀行客戶繼續自由取款的同時，也允許金融機構為企業繼續提供新的巨額貸款。這種無視壞賬的存在，繼續發放巨額貸款的行為，無疑又將加劇通貨膨脹的惡化。
1946年，日本政府已處於風雨飄搖的危險之中，惡性通貨膨脹如果不能迅速控制，革命與暴動的可能性就會與日俱增。
在如此惡性的通脹下，日本民眾急切地希望取出銀行存款，迅速購買各類黑市商品來保護辛辛苦苦積累下來的儲蓄，銀行擠兌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銀行嚴重惡化的資產負債，哪裡還經得起民眾的擠兌？日本政府在財閥們的急迫要求下，向美國佔領當局請求緊急應對通脹危機，麥克阿瑟也擔心如果問題繼續惡化，可能引發日本大規模的騷亂，甚至爆發革命。因此，麥克阿瑟立刻責成日本政府採取緊急措施，制止危機的爆發。
1946年2月，日本政府出台了「金融緊急措施」，發行新日元，回收舊日元，民眾必須在限期內將所有舊日元，存入銀行的儲蓄賬戶，在賬戶中兌換成新日元，但最多只能取出500新日元作為日常開銷，這一數字幾乎只能維持極端貧困的生活狀態。政府用凍結存款的方式，暫時緩解了即將爆發的銀行擠兌危機，用以舊換新所形成的貨幣流通劇減，來壓制黑市物價的狂漲。從短期效果看，物價瘋漲的局面被短暫遏制，從而渡過了一個金融危機的鬼門關；但從長期看，沒有解決任何實質問題。
與1948年6月德國的貨幣改革相比，德國以1個新馬克換10箇舊馬克，銀行在資產與負債兩個方向上同時削減10倍，用「平衡票據」（未來的國債）來置換銀行資產，雖然造成了嚴重的社會財富再分配問題，但一步到位地消滅了通貨膨脹的貨幣根源。雖然慘烈，但也不失為一種「長痛不如短痛」的根治療法。而日本的「金融緊急措施」，則完全是為了應急，並沒有從根本上減少通貨膨脹的壓力，只是延遲了問題的爆發。
如何有效利用這一難得的「延時」來根治通貨膨脹呢？如果不願從收縮貨幣入手，那麼就必須從增加商品供應來突破。這就是日本政府推出的「傾斜生產計劃」。該計劃的主要目的就是集中有限的資源，增加煤鋼生產。由於煤炭是工業的能源，而鋼鐵是工業的原料，有了這兩種物資，就能帶動其他工業部門恢復運轉。
1946年，日本的工業生產大約為戰前的30%，如果生產能恢復到60%，日本政府認為大量增加的商品就會抵消過剩貨幣的衝擊，如此便可結束通貨膨脹。只有制止通脹，才能真正開始經濟復甦。要達到這一目標，煤炭生產必須由2000萬噸提高到3000萬噸，為此，需要佔領軍當局為鋼鐵部門提供重油和鐵砂，然後以增產的鋼鐵來供應煤炭部門，促進煤炭增加生產，再以煤炭進一步推動鋼鐵。
在這個思路指導下，政府開始集中所有財源，於1947年1月專門設立了「復興金融公庫」。公庫的資金來源就是中央銀行的信貸，最終則體現為政府的財政赤字。在1947—1948年，公庫一共放貸1259億日元，占整個工業信貸的1/3。另外，政府還從預算中撥出850億日元的巨額資金（占預算總額的12%），來向「傾斜生產」的企業進行價差補助。煤炭工業得到了475億日元的貸款，約佔公庫全部貸款總額的38%。有錢自然好辦事，結果1947年煤炭生產應聲增長了近30%，同期的鋼產量也增長了21%。1948年，日本經濟出現了初步好轉的跡象。工業生產恢復到戰前的54.6%，其中煤炭達到90%，鋼鐵49.2%，基本達到了事先設定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