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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紡織業

  我國的絲毛麻紡織均曆史悠久,棉紡織則產生較晚。南宋,棉花始由中亞移植陝西何由海道移植閩廣,但並未形成棉紡織中心。元代元貞(1295—1297)中,黃道婆自海南島回到江蘇鬆江的烏泥涇傳授黎族的棉紡技術,漢族的棉紡織業才發展起來。


  棉紡織有紮花,紡紗,織布三個主要工序。紮花即除去棉籽,黃道婆之前,鬆江是用手工剝去棉籽,別地也有用輾軸趕出子粒,都很吃力。黃道婆教人們做成攪車,單架,高1.5尺,上下裝兩個木滾軸,相對而轉,將棉籽擠出。要用兩人各搖一軸,又一人喂棉,效率比輾軸高數倍。明代的攪車仍如元式,隻是改為一人操作。清代改稱紮車,用三腳架,高3尺,有徑3寸和1.5寸滾軸一對,水平放置:大軸木製,用手搖,外旋:小軸鐵製,用腳踏,內旋。利用兩軸摩擦力,轉速和旋向不同,將棉與子分開,子落於內,棉出於外。這種紮車一人操作“日可紮百十斤,得淨花三之一”,尤以太倉式紮車出名,一人可當四人。隻是這種紮車好像應用不廣,隻限於鬆江,太倉,上海一帶。


  軋去棉籽的棉花,古代稱為淨棉,現代稱為皮棉或原棉。淨棉在用於手工紡紗或作絮棉之前,需經過彈鬆,稱為彈棉。彈棉過程中也能去除一些雜質。彈棉的實質是利用振蕩原理進行開棉和清棉。彈弓和彈椎是彈棉的工具。最初的彈弓是小弓,不用彈椎。這種小弓是線弦竹弧的小竹弓,彈力輕微,用手指撥彈。14世紀初,出現了4尺長的大弓,是竹弧繩弦,這種大弓弓身長,需用彈椎擊弦,彈椎一般用質地堅硬而沉重的檀木製成,兩頭隆起如啞鈴狀,彈棉時兩頭輪流擊弦。用彈椎擊弦代替以手撥弦,加大了衝量,增強了彈弓對原棉的振蕩作用,提高了開鬆效率,是彈棉技術上的一大進步。到了明代彈弓又有改進。《農政全書》繪出了“以木為弓,蠟絲為弦”的木弓。這種彈弓弓背寬,弓首伸展,當弓弦振蕩時,接觸棉花的空間增大,彈棉效率更高。但此時的彈法,仍是左手持弓,右手用彈椎擊弦,很費力氣。《天工開物》中介紹了懸弓彈花法,用一根竹竿把彈弓懸掛起來,以減輕彈花者左手持弓的負擔,仍用右手擊弦。到了清代,彈花者把小竹杆係於背上,使彈弓跟隨彈花者移動,操作較方便,但增加了彈花者的負擔。古代利用彈弓開鬆原棉並清除其中的一部分雜質,較近代上采用的角釘、刺輥、打手等劇烈的開清棉方法有優越之處,現代探索中的振蕩開棉技術,正是這一古老技術的新發展。


  元時紡棉除沿習使用手搖單錠紡車外,已開始改用腳踏3錠紡車紡棉紗。腳踏紡車始創於東漢前,供並拈絲麻之用。腳踏紡車輪徑影響錠速,並拈合線時輪徑盡可增大,而紡棉時錠速受纖維充分條件的限製,故輪徑必須適應紡棉紗工藝的要求。改革腳踏紡車使適於紡棉,就是從改小輪徑著手的。元時單人紡3根紗,必須先卷製棉條。用棉條紡紗是紡紗工藝發展中的又一大貢獻,它使紡紗前的棉纖維排列較為整齊,有利於成紗的勻細。用無節細竹或高粱杆等作,把彈鬆的棉絮平鋪桌麵上,用手將棉絮卷於上,製成8~9寸長的中空棉條明時又改用擦板製條,《天工開物》稱之為擦條。


  紡車的革新,是由手搖改為腳踏,可以解放右手,加多錠數。宋時,有腳踏5錠麻紡車,又有人蓄力傳動的32錠大紡車和水力傳動的大紡車,代表了宋代的水平。但是由於棉麻纖維的不同,這些紡車並不適用於棉紡。棉紡用的,還是手搖單錠小紡車。


  明清以來,農家小戶還多是手搖單錠小紡車,棉紡發達地區單人紡車仍以“三錠為常”,隻有技藝高超的鬆江府紡婦“進為四錠”,而當時歐洲紡紗工人最多隻能紡兩根紗。清末,在拈麻用“大紡車”的基礎上,創製出多錠紡紗車。3人同操一台40錠雙麵紡紗車,日產紗10餘斤,成為中國手工機器紡紗技術的最高峰。多錠紡紗車的紡紗方法是模擬手工紡紗,先將一引紗頭端粘貼棉卷邊,引紗尾部通過加拈鉤而繞於紗盤上,繩輪帶動杯裝棉卷旋轉,引紗則向上拉,依靠引紗本身的張力和拈度,引紗頭端在摩擦力作用下,把棉卷纖維徐徐引出,並加上拈回而成紗。


  棉布分本色棉布和色織布(包括提花布)兩大類,在各種型式的織機上織造的本色棉布,是中國棉織物的最初形式。宋元之際,中國棉紡織業的中心分布於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鬆江一帶的“烏泥涇被”傳遍大江南北各地。宋元時期的棉布仍以本色平紋為主,幅闊1市尺左右,質量相當於今天的白細布。


  織的主要工具織機,因為我國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絲綢製造技術,用於織棉布的投梭機,綽綽有餘。隻是一直在明清都沒有改革,到了20世紀初,才有手拉機和鐵輪機引進。


  明代是中國手工棉紡織業最興盛的時期。當時棉布已十分普及,中國衣著原料舍絲麻而取給於棉。曆年出土的明代棉織物十分豐富,其品種、規格則與元代相仿。可見長期以來棉布生產仍是沿習在腳踏斜織機上以雙手投梭織成,故布幅均約尺餘,未有改變。明代棉布產量較多,除自足之外尚可出口。清代後期“鬆江大布”,“南京紫花布”等名噪一時,成為棉布中的精品。但是,明清時代的棉紡織業主要還是以農戶分散生產為主,比較大的工場——機房,大多出在絲織業。


  再來看看棉紡織的勞動生產率。先看紡紗,單錠紡車抽緒隻一條,每人每日可以紡五六兩紗。三錠腳踏紡車每人每日可以紡十餘兩。而織布則大約一日可出一匹,布幅麵有寬狹,但多在0.90——1.15尺之間,長度在16——32尺之間,大體上每匹長2丈左右。據史料記載,大約每匹重17——18兩(1.1斤多一點,每斤16兩),接近近代上海的標準土布,寬1.2尺,長20尺,重一斤四兩,即20兩。也就是說,為供應一日織布,需要3.5到4日來紡紗。加上紮花彈棉等工序,一個勞力織一匹布,共需七天,光緒年間,可以賺錢大約100文。


  當時的投梭織機的效率大約隻有後來拉梭織機的一半,隻有我國近代紗廠所用動力機的十六分之一。而紡紗的效率就更低了,隻有近代紗廠所用的英式紡紗機的八十分之一。在一些商品布的集中產區,如蘇鬆地區,差不多每一戶農家有織機一至三架,紡車人手一具,一般人家年織布100——200匹。一個五口之家,每年自用布不過10餘匹,顯然是商品化生產。按戶產銷100匹以上算,年收入約萬文以上,折合白銀總在10兩以上。


  康熙年間,棉價大約是每斤0.027兩,而布價是每匹0.2~0.3兩大約三斤棉可得一匹布。1840年,全國產棉量大約800~1000萬擔,其中用於織布和絮棉的大約各占一半,棉布消費量大約6億匹(折合標準土布,每匹重20兩,寬1.2海尺,長20海尺)。乾隆末年,每匹價格大約200~400文,大約合銀三兩左右。全國年人均麵部消費量為1.6匹。出口外銷布由廣州出口,大約合每匹0.49兩。而在明代,每匹布價大約是一錢五六分(0.1兩)。


  當時的物價是:1840年之前,江南米價大約是每石2兩銀子,穀價大約是米價的一半,麥價是米價的七成。這裏的每石應按150斤計算。而在明末,每石米價不過1兩銀子。乾隆年間,雇工的工錢大約是每月3000~4000文,2~3兩銀子。明末則雇工合盤費工錢吃米柴酒每月大約一兩。


  也就是說,不管是明末還是清初,雇工的月收入約等於1石米。折合現價,大米每斤1.2元,月收入當在150元到200元人民幣之間,還是挺困苦的。明末戶均紡織收入10兩左右,也就是1800元左右,這樣的收入,也就建立在農戶自己有米糧收成的前提下才可以勉強度日。所謂的鬆江富庶,也就是個古代極低生活標準下的相對概念,不要有不切實際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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