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還需要文學理論？
※我們是否還需要文學理論？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社會開始急劇的轉型那陣子，由於舊的原則和教條麵臨瓦解，而新的秩序和規範尚未確立，因此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呈現出一種緊張、焦慮、混亂乃至迷茫。不過就文學界而言，價值失範的狀況似乎相對來得晚一點。事實上，當經濟和社會生活轉型在80年代最緊張、最激烈的時候，文學卻出現了相對說來創作較為繁榮，價值秩序較為穩定的狀態。而到了90年代，當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激烈交鋒基本上塵埃落定，市場經濟的框架和方向逐步顯現，社會轉型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的時候，文學領域的矛盾和衝突才真正爆發出來。在此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裏，對文學領域價值失範的擔憂，成為文學界起勁談論的話題。這，大概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經濟和文化藝術發展不平衡”吧。
文學價值失範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文學理論體係的瓦解。其實，我們原先通行的文學理論體係，在七八十年代以後就不斷受到調整和修正，一係列趨於僵化的觀念、範疇、表述，如文學和政治、文學作品內容和形式、文藝批評的思想和藝術標準的關係等問題，得到清理。文學自身的內在規律和特點，受到重視。但總的說來，文學理論還在一邊調整一邊發揮作用，其基本體係沒有出現本質上的瓦解。在大學文科教學中通行的文藝理論教科書，使用的還是原先的本子，一些明顯不符合時代發展和文學規律的問題，在教學者的實踐中得到提出和說明。同時，文學評論工作者使用的術語和方法，雖有許多創新，基本上還可以被通行的文學理論體係所容納，而這種評論也還能夠對文學創作的實踐進行解釋、發揮作用。可以說，在上世紀80年代，文學理論體係依然存在，隻是不再是那麽僵化、那麽封閉，變得更加靈活和開放而已。當時文學領域出現的某種相對的繁榮和秩序，也許與此有關。
然而，到了90年代，文學價值失範所帶來的焦慮和混亂可以說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大學文科教學的教師，基本上不再使用原先的文學理論教科書，而代之為由國外眾多形形色色的理論或在中國古代文論的基礎上拚湊而成的講義。文學評論出現了對於創作實踐的“失語”，不再能夠加以解釋和發揮作用。而與此同時出現的又有所謂的“眾聲喧嘩”現象，即評論者使用的觀念和術語基本上脫離了文學理論，變得自由而隨意，沒有原則，沒有規範，成為一種“話語狂歡”。創作實踐也同樣是“話語狂歡”，即創作者各自按照自己的感受和動機進行創作，各自尋找評論家的“表揚”，甚至通過媒體和網絡組織和策劃大規模的炒作。有趣的是，這種途徑對於作家的成功及成名，似乎來得更快、更廣泛。沒有人按照文學理論的觀念和方法進行評論和創作，文學理論體係已經瓦解，並逐漸從社會生活甚至寫作實踐中消失。
起初，對於這種文學價值失範的現象，文學工作者表現出明顯的不安和焦慮，各種有關的發言和討論層出不窮，甚至也有人直接提出重建文學理論體係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問題。當然，也有人將其視為與社會轉型相應的文學轉型期間必然出現的一個過程，期待著隨著社會和經濟新秩序的確立，文學價值也將出現新的規範，舊的文學理論體係被新的文學理論體係所代替。但是，隨著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逐步完成，市場經濟原則成為一統天下的主流話語，對於文學價值失範的各種不安和焦慮的聲音卻自行消失了。如今，人們似乎完全接受了文學價值失範的事實，不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學界中不再討論文學理論對於文學創作和評論的意義。這時候，如果有人呼籲建設新的文學理論體係，反倒會被視為觀念保守或不合時宜。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應當說，後轉型期社會的一個標誌，就是市場經濟原則的最終確立。目前，這一原則甚至深入到人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精神產品的創作和生產領域。其結果就是使文學的核心價值即審美價值邊緣化。而這又直接導致文學價值的邊緣化。既然文學價值已經不再是社會生活的中心價值之一，文學價值失範問題也就不再被視為必須解決的當務之急。
事實上，後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在文學創作領域和文學評價係統已經出現許多新的形式，如在城市文化基礎上急劇發展和膨脹起來的傳媒形式、網絡形式，等等。這些形式對文學審美核心價值的認知與傳統有著很大的距離，卻在市場經濟原則之下成為主流文化。在經曆了文學價值失範最初的不安和焦慮之後，文學創作者不管自願也好，被迫也好，都必須麵對這個已經成為社會現實的新“家園”。而且，不少人發現通過與勢力空前強大的、無孔不入的傳媒合謀，其作品甚至能夠得到更廣泛、“更高”的欣賞和評價，並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由於有了這一新的再生產的動機和動力，因此他們不再焦慮，也不再將文學本體價值失範看作一個問題。
至於文學評論本身，自從“話語狂歡”的自由狀態成為潮流之後，它也逐步找到了新的表達方式，就是同樣以市場經濟原則為依歸，走向傳媒化、社會活動化、組織策劃化，有的甚至成為作者的經紀人。不僅如此，傳媒節目的主持人、記者直接進入到文學評論者的隊伍之中，從事文學作品的發布、欣賞、評價，甚至對創作實踐加以引導。當然，對於這樣的文學評論來說，文學價值失範的狀態，恰恰給予了它們得其所哉的施為空間。
最根本的變化還發生在最尖端的文學研究領域：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外最先進的後現代文化理論全麵引入，文學研究者趨之若鶩，而文學的邊緣化，文化研究代替文學研究，文化理論代替文學理論，被認為是一個世紀以來的國際潮流。於是，文學價值失範所引致的不安和焦慮，逐漸被全球化和與國際接軌的激動和欣喜所取代了。正因為如此，談論文學理論和文學理論體係建設，被認為是缺乏當代性的表現。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後轉型社會在文學領域出現的這些新現象，似乎正預示著某種新的規範和秩序的方向。在這裏，傳統意義上文學的審美價值不再是不可動搖的核心，而文學作品應被當作一種文化現象進行研究。文學評論與傳媒和經濟力量結合在一起，對文學創作發生作用。文學創作實踐不再遵循純粹的審美原則，而市場化的審美趣味和文化時尚成為新的規範。這一切是否意味著一種新的文學理論體係的構建基礎正在發育形成呢？
在我看來，文學價值失範，舊的文學理論體係的瓦解，並不意味著我們從此不再需要文學理論。文學領域出現的任何新的事實，也許都是走向新的秩序和規範的一小步。而新的文學理論體係的最終確立，才是實質性的一大步。隨著時勢的推移，這個課題或遲或早都會被再度提出來。當然，社會必須建立一個開放的審美價值體係，才能將新的文學事實包容進來。而文學理論如何從目前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實踐中提升出自己的觀念、方法、範疇和術語體係，是其能否重新發揮實踐效力的關鍵。在這個過程中，從西方引進的文化研究理論，中國古代文論對民族傳統審美理想的獨特表述，甚至包括傳媒理論和城市文化批評在內的各種思想資源，也許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原載《文藝報》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