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廣東何以能“異軍突起”
※近代廣東何以能“異軍突起”
——從廣東精神談起
地處五嶺之南的廣東，雖然早自秦朝一統天下的年代起，就已經成為中國一個以“南海”命名的郡。但是，由於遠離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並且隔著頗難逾越的崇山峻嶺之故，在其後很長的歲月裏，卻一直被視為蠻荒之地。事實也是如此，在整個農耕文明時代，盡管廣東也不斷發展，但一直到清代初期，廣東不要說無法與中原、江南這些發達的地區相比，甚至也遠落後於鄰近的湖南和江西。這一點，隻要看一看從宋代到明代，光是江西，就曾湧現出王安石、歐陽修、黃庭堅、朱熹、楊萬裏、宋應星、湯顯祖等一大批著名人物，便不難窺見其背後的經濟文化發展狀況。的確，在中國的古代，廣東是一塊相對後進的地區。
然而，當世界進入19世紀中葉，情況卻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廣東由於擁有廣州這個當時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首先受到工業文明風潮和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雙重鼓蕩和夾擊，社會的方方麵麵，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乃至民眾的日常生活，都開始發生裂變。盡管這種變化在其初始階段，並不完全是自覺和主動的，但無可否認，卻具有開啟中國近代史的意義。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此萌生的各種新鮮事物、發生的各種前所未聞的事件，包括其先知先覺人物的一係列思想、言論和行動，便以各種方式和渠道不斷向內地傳播輻射，在全國引起強烈的關注和影響。同樣以人物為例，這一時期的廣東，破天荒地出現了洪秀全、容閎、鄭觀應、黃遵憲、鄧世昌、康有為、詹天佑、梁啟超、孫中山等具有全國影響的人物。這些人物的成批湧現，無疑同樣是廣東社會發展的一個集中反映。它顯示著廣東從此由農業文明時代的後發地區，一躍而成為中國工業文明的出發點，開始在啟蒙和實踐兩個方麵，發揮著引領時代潮流的作用。
這確實是一次異軍突起，而且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異軍突起。因為在中國以往的曆史上，盡管也不止一次發生過異軍突起的情形，包括江南地區取代中原成為全國經濟、文化乃至政治中心那樣重大的變遷，但都無一不是發生於農耕文明的範疇之內；而出現在廣東的這一次，卻體現了中國從傳統的農耕文明向新興的工業文明突破的曆史要求，是文明的一次質的飛躍，無論是思想觀念、生產方式還是社會治理方法等方麵都麵臨根本性改造，就其深刻程度而言，是以往那些變遷所不能比擬的。
那麽，這樣一種曆史使命，為何會首先落到廣東這片土地上，使之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異軍突起的角色？要回答這個問題，無疑可以也必須從多個方麵進行探究，而其中繞不開的一點，則是它與廣東精神的一種內在聯係。
說到精神，無疑是一切社會變革的首要條件。它產生於一定的經濟發展土壤，又反過來推動和引領社會的變革。廣東地處五嶺以南。這個地區的文化大致說來，是由三個源頭“雜交”形成。首先是當地百越族人創造的以蛇圖騰、斷發文身習俗和幹欄式巢居建築等為特征的原生態文化；其次是納入全國大一統版圖之後的兩千多年間，通過曆代的駐兵和移民，源源不絕地輸入的中原先進文化；三是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源地，來自西洋、南洋，甚至非洲、美洲等地的異域文化。當然，三個源頭中，中原文化長期以來作為一種先進的高位文化，其滲透力和同化力之強自不待言；而最終成為主流，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盡管如此，作為一種居於南海之濱，並由幾個源頭雜交融合而成的文化，廣東在中國文化的大格局中是頗為獨特的，為內陸單一型文化所少有。其內涵可以說更為多樣，個性更為獨特，生命力更加頑強，適應性也更加廣泛。也正因如此，當西方文明強力進入時，與中國的其他地區往往是深閉固拒相比，廣東人卻有著不同的態度。而正是這種態度，最終使廣東在中國近代化的道路上率先邁出了第一步。
那麽廣東人的精神表現在哪裏呢？首先，較之中國其他地區，廣東人的稟性可以說更加務實；做人做事，不盲目迷信條條框框；判斷是非、決定取舍時特別注重實效，並且善於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及時做出調整。當時中原人在交通十分落後的情況下，遠涉千山萬水，移民到嶺南來，說到底就是為了謀生，為了尋找新的活路，這就決定了他們必須打破一成不變的舊有觀念，放棄循規蹈矩的生存方式，想方設法適應新的環境，以圖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站穩腳跟。另外，不斷湧入的外來移民往往來自不同地域，再加上大量土著居民，觀念和習俗的差異使彼此的關係變得格外複雜，也隻有秉持不拘一格的心態，才能互相適應，相處共存。
其次，廣東精神裏還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多元和包容的心態。這源於嶺南文化是“雜交”生成的，本身就是多元的產物，因此導致它天然地具有包容性。而且這種包容性不是一種居高臨下式的仁慈與恩賜，而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橫向的平民意識。說來這與其移民曆史也頗有關係。就當時來說，所謂移民，說到底，絕大多數都是出於各種原因不得不遠走他鄉的“落難者”，而對於土著居民來說，他們又是毫無根基的“外來者”，因此誰也不比誰更優越、更顯貴一些，於是自然就得用一種較為平等謙和的態度來處理彼此的關係了。事實上，移民離鄉別井到了嶺南，原有的一切都不複存在，也不被承認，一切都得從頭開始。你想站穩腳跟，就得自力更生。而由於遠離政治權力中心，門閥等級的防範限製相對薄弱，隻要有真本事，也就容易有出頭之日。在這種生存環境下，加上海外貿易的發展，民間的依附心理也隨之淡化，相反催生出一種較普遍的平民意識和自立意識。
至於嶺南精神的第三個特點，就是不保守，願意嚐試和冒險。為了生存和發展，不惜經常變換生活的環境和方式。這可以說也是一種典型的移民心態——當年離開故土，就是因為不肯固守一隅，坐以待斃。因此為了活得更好，不斷轉換方式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如果嶺南活得不順心，他們就幹脆跑到海外去。
當我們明確了強烈的務實、包容和進取的精神這幾大特點後，回過頭來看廣東人在近代以來的表現，就不難發現，廣東能在這個曆史的大轉折關頭異軍突起，並不是偶然的。事實上，近代化即現代化。在生產力方麵，是指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為推動力，實現從農業社會的家庭作坊式生產，向現代大工業分工的生產方式轉化；在經濟生活方麵，實現從以農業為重心向以商業為重心的轉化，努力發展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思想觀念方麵，則是爭取自由、民主、科學。而要實現這種變革，從當時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最主要則是從以下幾個方麵進行突破：改變對商業行為的鄙視，促使市場經濟的發育；打破對科學技術的恐懼，促使落後的生產方式向先進的生產方式轉化；衝破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的觀念束縛，提倡民主和自由，促使傳統的宗法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此外，聯係到中國當時的國際處境，還必須完成反抗侵略，爭取民族獨立這一十分重要的課題。
從以上幾大曆史任務來看，可以說，在曆經世事滄桑所積澱下來的廣東精神裏，已經較充分地蘊含著實現突破的原動力。例如對於發展商品經濟，在內地還普遍實行重農抑商時，遠處嶺南的廣東，商業氛圍就已在蓬勃滋長。特別是對外貿易，起碼遠自唐代起，就基本沒有間斷過。直到清代十三行之設，廣州更成了全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這對民眾心理的影響無疑是廣泛和深遠的。而重商精神，則是近代化的很重要的催生條件。
又如在接納先進的科學技術方麵，當時清朝統治者推崇程朱理學，主張“存天理，滅人欲”，排斥所謂“奇技淫巧”，科學技術的發展長期得不到重視，極大地阻礙了生產力的提高和突破。而廣東，作為南北中外雜處的移民地區，社會風氣有著更強的務實性。當時的移民，之所以冒著千難萬險到嶺南來找活路，就是出於對現世生活的強烈、執著追求。對他們來說，最有吸引力的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能實實在在提高他們生活質量的方法。因此，他們對於一切有利於提高生產力的新科學新技術，有著一種天然的熱情。這同樣為進入近代社會準備了心理條件。
至於近代化所要求的自由和民主，也與廣東文化的平民精神有共通之處。廣東自古沒有傳統意義的高門望族，等級觀念遠不如嶺北內地濃厚。人們的精神氣質，也是不卑不亢，不講究出身，也不太重師承和來曆，信奉平等精神。廣東社會平民化、大眾化的色彩極強，對於人也好，文化也好，天然地沒有門檻，誰都很容易進來，進來以後憑自己的本事立足；好比一片陽光燦爛的沃土，最適合來自各方的種子普遍發芽，草木自由生長。廣東人甚至對“參天大樹”有一種天然的排斥心態，似乎擔心它遮蔽了陽光，剝奪了眾多草木的生長權利。這樣一種深入骨髓的平民特質，同樣為近代社會的生成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最後，還要說到反抗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的課題。這在廣東精神裏同樣有著深厚的傳統。作為曆代中原移民的最後退守地之一，廣東精神中有一股公認的雄直之氣。無論是宋末元初，還是明末清初，廣東都是把反抗民族壓迫堅持到最後的地方之一。而鴉片戰爭首先在廣東打響，同樣證明了這一點。
基於以上分析，也就毫不奇怪，在中國進入近代以後，廣東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出現一種全方位的井噴現象。除了前麵說到的那一大批具有全國影響的人物之外，還出現了《資政新篇》這樣最早提出的完整的資本主義建國方略；出現了四批留美幼童中，廣東籍占百分之八十的盛況；出現了第一間采用先進機械生產的民營資本企業、第一批新式買辦和現代公司，並提出“商戰”的戰略性思想；還湧現出第一批從事現代技術研究的科學家、第一批學習西洋技法的畫家、第一家新聞報刊、第一所新式學校、第一個電影家、第一個攝影家；等等。與此同時，廣東還成為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國共合作的策源地，其中黃埔軍校的創立，對現代曆史的貢獻更是直接而巨大。至此，廣東確實無可爭議地成為一支突起的“異軍”。也正是由於沿襲了這個傳統，直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實行新曆史時期的改革開放以後，廣東在經濟發展方式和生活觀念變革、製度創新等方麵才會繼續發揮務實、求真、包容，以及敢闖敢試的創新精神，義無反顧，奮身先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做出同樣是有目共睹的貢獻。
2014年9月，原載《同舟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