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倫理與當代中國的道德建構
※道家倫理與當代中國的道德建構
社會道德建構與倫理體係的變革，從五四以來一直是中國人文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和社會改革，乃至社會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倫理道德既是文化轉型的寒暑表，又是社會變革的觀念先導，它對於社會價值觀念的優化與整合，對於社會有序發展和文明的進步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前中國道德建構的任務之所以迫在眉睫，是由我們所麵臨的複雜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所決定的。一方麵，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使得總體社會環境具有了和以往計劃經濟體製下完全不同的新內容和新特點。新的利益關係和價值衝突日益突出與激化，原有的道德規範體係日益失去社會整合的效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過去依靠政治權威而形成的生活秩序正越來越向依靠經濟原則和利益認同來維持的社會結構轉變，經濟—物質利益的驅動力無形中增強，造成了價值目標的多元化和道德失範，迫切需要構建新的理論層麵的倫理體係和實踐層麵的道德範型，以適應社會轉型的客觀要求。
另一方麵，道德危機的背後又隱藏著文化衝突、文化危機的深刻背景。從文化的視角看，當前我們所進行的道德建構和倫理轉換，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回應西方嚴峻挑戰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五四以來民族文化自我反省、自我更新曆史主題的延續與深化。與五四時期相比，當前我們民族所遭遇的外在存亡危機不再尖銳和直接，但所麵臨的綜合國力競爭與文化挑戰卻日趨凸顯和激烈。西方現代倫理價值觀念與其所依托的社會文明一道，構成了某種強勢文化和強勢文明，迫使我們在迎接西方經濟、政治、科技、軍事挑戰的同時，又不得不迎接西方現代倫理價值觀念的衝擊。在這種衝擊麵前，一味地移植搬用或深閉固拒都是不明智的，隻有在應對中不斷改造更新、充實完善自身，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合理有益的因素，建構起民族嶄新的倫理道德體係，才能為中華民族在新世紀的繁榮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精神和價值支撐。
在現當代中國，道德建構與倫理變革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它們都與一個世紀以來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相伴隨。早在20世紀初，陳獨秀就指出：“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五四時期的倫理自省和倫理批判，從製度層麵與思想層麵否定了儒學倫理的正統地位，揭示了它的階級實質，同時也開始了馬克思主義對儒學倫理體係的變革與超越。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對傳統倫理道德體係，特別是儒學倫理進行批判和解析的過程中，也非常重視社會主義新倫理道德的建構。從總體上看，現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倫理變革和道德建構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它通過政治革命與思想革命的形式，廓清了舊的封建道德賴以生存的環境，奠定了社會主義新道德的經濟、政治基礎，在全社會建立起了以集體主義、共產主義為核心的倫理精神和道德規範體係。但是，由於曆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現當代中國倫理變革和道德建構的任務還遠未完成：首先，五四以來的倫理道德變革是在救亡圖存的特殊曆史背景下展開的，基本上與動蕩的社會政治革命同步，缺乏比較全麵、細致、辯證的理論研討和分析，否定多於繼承、批判多於建設。特別是對於民族傳統倫理道德資源的梳理和揚棄、轉化方麵，我們做的工作還不夠。其次，長期以來，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倫理道德建構受蘇聯模式的影響較深，計劃體製的色彩較濃，受革命戰爭年代那樣一種特定曆史環境中形成的道德傳統影響較大。應當說，上述這些因素在一定時期是具有合理性與必然性的，它們為馬克思主義倫理道德觀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為我們革命和建設的成功都提供了強大的精神─道德支持，其中的一些優秀傳統和原則仍然值得我們發揚光大。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它們也麵臨轉換與發展的新課題。最後，由於十年浩劫中的文化虛無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使社會道德結構遭到了嚴重破壞。撥亂反正以後，又迅速轉入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完全恢複原有的一套現已不可能，而新的倫理精神和道德體係又未能及時構建起來，結果造成道德真空和道德滑坡，社會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當前的道德建構和倫理變革中必須認真對待、積極解決的問題。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文化研究和傳統文化反思的不斷深入，人們逐漸擯棄了多年以來對於民族倫理道德傳統的激進批判和簡單否定態度，認識到任何新的道德建構和倫理轉換不僅必須在原有傳統的基礎上進行，而且民族倫理道德傳統還應是我們創新的主要文化資源。無數的曆史經驗證明，不論我們主觀上是否承認，傳統始終是我們無法擺脫的天然紐帶。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思想文化傳統，已經穩固地植根於我們民族的性格中，積澱於民族每一個成員的血脈裏。即使經過了五四以來曆次激進的文化批判和“文革”那樣的浩劫，傳統文化依然發揮著深刻而持久的作用。創新離不開繼承，目前，有關傳統道德的現當代意義和傳統倫理思想的創造性轉化等課題已成為理論探討的熱點。不過，綜觀近些年來的研究，我們會發現，人們在談論傳統道德資源的時候，關注得更多的是儒家倫理道德，是以儒家道德體係為立足點和基本資源進行倫理轉換與道德建構，對儒家以外的，特別是道家倫理道德觀的現當代意義、作用較少涉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偏頗和疏忽。
眾所周知，儒道的互補、互參和互融，不但共同構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而且還構建了中國人人格心理中動與靜、顯與隱、入世與出世、有為與無為、進取與淡定相對待的基本格局。“入為儒，出為道”千百年來已成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生信念。宋明理學更是“援道入儒”，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學說，推動了儒學的體係化進程。此外，道家學說不僅成為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的核心思想，而且對於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對於中國化佛學“禪宗”的確立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可以說，道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已經深深地融入了我們民族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個領域，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影響和作用。中國人日常的人倫關係、道德意識和思維方式、行為模式等等，無不滲透著道家文化的印記。世紀之交中國的道德建構與倫理轉換，不能忽視這一重要的道德文化資源。
我們所說的道家倫理，指的是創始於春秋戰國時代，貫穿於中國整個思想文化發展進程的道家學派的倫理思想，並不涉及道教的宗教思想，道教作為後起的世俗宗教，在其創立和發展過程中，吸收了黃老道家的一些思想觀念，並使之神秘化，作為其宗教理論基礎。不過，道教的思想內容異常龐雜，還包括鬼神崇拜和神仙方術等等，與道家學說並不是一回事，因此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之內。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道家倫理及其現當代意義之所以易為人們所忽視，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其一，中國傳統文化雖然以儒、道為一體之兩翼，但它們二者在長期的宗法封建製社會中的地位卻並不相同。儒家入世而重人倫，其一整套倫理道德和社會政治理念有利於封建君主秩序的維持與運行，因此多為曆代封建統治者所倚重。宋明以降，儒家學說不僅加速了體係化進程，而且也最終完成了製度化、世俗化和政權化的過程，成為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封建專製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礎。這樣，在五四以後，儒家無可避免地成為了“反封建”的主要批判對象，同時也是文化論爭和文化反省的焦點。人們往往把傳統文化等同於儒家文化，無論是批判傳統，還是衛護傳統，談的大都是儒家傳統。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以“返本開新”，努力開掘儒學現當代意義為己任的現代“新儒家”了。與儒家相比，道家避世而重自然，其理論學說更為抽象和超越，不易轉化為製度化、可操作性的政治策略。雖然老子學說也被人稱為“君人南麵之術”，但它至多是一種韜略原則，而不是具體的政治權術。在中國曆史上，道家學說也曾幾度成為“官學”和“顯學”，但更多的時候，它還是處於“隱”的地位，或通過道教流布於民間社會，或通過融入儒學而對主流意識形態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其巨大的影響力和重要文化意義容易為人所忽視。其二是因為長期以來，大家都認為道家一向逃避道德和社會責任，對於社會倫理總持一種激烈批判與排斥的態度，談不上有什麽倫理學說。這是一種誤解。實際上，道家所批判和否定的不是倫理道德本身，而是特定的宗法等級製社會的倫理道德規範，其中也包括儒家的“仁學”道德體係。道家在揭露和批判宗法製社會倫理道德弊端與虛偽性的同時，也表達了其順任自然、崇生保真的倫理道德觀，在客觀上對奉儒家倫理道德為正統的傳統社會起到了補闕求弊、平衡人心的作用。道家的許多倫理學說作為中華民族一種源遠流長的傳統，也同儒學倫理傳統一樣，對於當前社會轉型時期的道德建構具有不應忽視的意義和價值。
也許有人會問，道家主張“無為”“無事”“無欲”，是否有悖於我們所提倡的開拓進取、奮發圖強的時代精神呢？我們認為不會。固然，人類的發展、文明的進步都有賴於每一個社會成員發揮出積極主動、自強不息、不懈奮鬥的精神，這是社會曆史發展的主動力。但是，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發展不僅需要有強大的精神動力，還需要有完善的製衡機製；不僅需要有理想和功利的追求，還需要有超越性精神和社會心理的平衡。否則，整個社會就會陷入惡性競爭和人際利益的無休止衝突之中，反過來又會影響與製約社會的有序發展。現階段的倫理道德建設所要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在利益主體日趨分化、利益矛盾日趨激化的情況下，如何引導大家超越眼前利益，追求終極目標；超越工具理性，追尋價值理性。道家思想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種終極關懷的思想，它能夠引領人超越日常吃穿住行的世俗生活和感生欲望，進入到對終極價值的思考中，從而化解人們日常的紛擾煩惱和無謂爭端，達到個體心理與社會心理的平衡。由此我們認為，道家倫理顯然不屬於社會精神的主動力部分，但它是一種“製衡器”和“減壓閥”，其功效是不能忽視的，其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應當重視和加強對道家倫理的研究，將其精華有選擇、有目的地改造、整合到當前正在建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倫理道德體係中：
第一，貴生保真，順任自然的倫理原則。道家倫理主張擺脫不合理的社會規範和人性的異化狀態，保持生命的自由與完善，遵從客觀的、無所不在的自然之道，按照自由意誌去實現人生的價值。莊子指出：“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莊子·人間世》）要達到“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莊子·大宗師》）的自由境界，必須發揚個性，擺脫一切外在和內在的拖累與束縛，排斥虛偽、智巧、損生殘性，為封建統治者所利用的假道德。這些思想充分體現了古典人道主義精神。道家提倡養生護生，引導人們珍視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重視身心的自我調節。他們認為世間隻有生命是最可寶貴的，不應該為名為利而損害甚至犧牲生命：“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複得。”（《呂氏春秋·重己》）為功名利祿所累，不僅會殘害自己的生命，而且會使人喪失原本淳樸的天性。這是一種反對異化，追求精神自由的生命倫理。當前我們正處於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期，物質利益原則日益凸顯，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有所抬頭，各種“現代病”和異化現象時有出現。道家貴生保真，順任自然的倫理原則，為我們當前的道德建構昭示了人道主義旨歸和向度，對全體社會成員完善自我心靈、提升道德境界，實現身心的自由和發展，避免異化現象出現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第二，“上德若穀”“為而弗爭”的寬容精神。道家主張人應具有虛懷若穀、玄遠博大的心態。老子提出的“上德若穀”是寬容和合之道，他認為人的胸懷要像空曠的山穀一樣，化育萬物、包容一切，不應受社會等級、貧富、親疏、貴賤的限製。對所有的人都應一視同仁、平等施予、相互包容，以善良、平等、同情的態度和生共處。這就有別於儒家建立在宗法等級製基礎上的“親親有術，尊賢有等”。道家還認為，人與人之間要想寬容共處，就應當“為而弗爭”。老子說：“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老子》七十八章）即使自己有理有據，對人有所施予和恩惠，也不應追討與責罰他人，而應當彼此寬待、避免衝突，在財富、利益和名祿上都不與人爭，不為人先。莊子指出：“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莊子·天下》）不與人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這並不是消極的容忍與避讓。道家認為“柔弱勝剛強”，“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老子》七十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老子》八章）。人際間的寬容、忍讓也是一種維護社會穩定，達到長治久安的巨大凝聚力。因此，老子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老子》十六章）這一古老而深刻的道家智慧對於我們現實社會人際關係的調整，對於遏製惡性競爭、極端私欲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人類的現代化進程，往往會付出道德的代價。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由於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文化背景的差異，由於與他人發生各種權利、利益的矛盾而趨向緊張甚至衝突。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爾虞我詐、權力傾軋等現象較為普遍。因此，道家倫理所提倡的“上德若穀”“為而弗爭”，寬容退讓，和諧相處的精神是有其現代價值的，應當把它整合到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體係當中去。
第三，超越生死，化同大道的人格追求。道家認識到，人的生生死死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生命的出現與消逝受客觀必然性的支配。莊子說：“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至樂》）生死皆如自然的晝夜和四季的循環更迭。對於每一個個體而言，生命是短暫的，“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莊子·知北遊》）。麵對死這一人生大限，任何恐懼、痛苦都是徒勞無益的。唯一的出路是從主體精神上超越它，使自我身心突破生死困境、世俗紛擾和名利角逐，神遊於逍遙自由之境，順從於自然之道，達到人與天地萬物的圓融。“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子·齊物論》）人一旦在精神上滲透、超越了生死，一切世俗的煩惱、困頓和牽累就會煙消雲散，生命本真的意義和價值才會顯露。道家超越生死、化同大道的終極關懷完全可以作為現代人世俗生活的解毒劑，有利於調節與平衡個體的人格心理和物質欲求，療救精神危機，抑製過度的哀樂之情、利害之欲。內可使身心怡樂、處事安然，外可使人際和諧、寬容共處。與其人格理想相聯係，道家的道德修養論也具有與儒家迥然不同的特點。儒家講道德修養，其旨歸是入世進取，是建功立業。它意圖通過“內聖”達到“外王”，通過“修身”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入世進取、自強不息隻是個體生活的一個維度。如前所述，過度地強調進取有為、謀利計功，不僅會走向私欲膨脹和惡性競爭的反麵，而且也會使個人在遭遇挫折與失敗時灰心彷徨、無法解脫，導致精神失衡。正是由於看到了這種偏差，道家的道德修養論才提出：“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莊子·齊物論》）。道家認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老子》四十八章），進行道德修養必須拋棄世俗的名譽功利之想和人為的智巧機心，那些東西隻會敗壞淳樸的天性，妨害人的身心健康。“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老子》五十五章），理想的道德境界就像嬰兒一樣，純潔高尚又充滿生之朝氣和力量。應當說，道家的道德修養論也從另一個側麵表達了人類超越必然，追求自由的願望。如果剔除其“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的極端性，是可以作為當前道德價值觀建設的有用資源的。
第四，合理的個體主義理念。道家倫理是一種以個體為本位，追求自我生命完整自由，講究自利避害卻不損人利己的學說。這與儒家倫理的群體主義特征迥然異趣。儒家十分重視群體的社會功能，把群體性看作人的類本質。以此為基礎，儒家倫理崇公貶私，倡導大公無私和先公後私，認為“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朱熹《論語集注》）。公心與私心是區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之一。儒家的這一主張是有正麵意義的，它有利於引導社會成員樹立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的集體主義觀念。但儒家倫理的群體主義也有忽視與貶低個體利益的傾向，這也是一種偏頗。道家倫理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對儒家倫理的這一缺陷進行了批判。它還反對封建統治階級利用儒家群體主義原則維護封建統治，對人民群眾進行剝削壓迫的虛偽本質，主張自利自處，遠離嚴酷的宗法製社會。當然，道家消極避世、幻想取消人的社會關係的觀點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實現的。楊朱那種“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極端為我主義也應當加以批判。但道家倫理從總體來看，還是一種不損人利己的“合理的個體主義”。如上所述，道家主張超越物質利益，杜絕過分的感性欲望，認為權力、名譽和利益都是俗人所樂。“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老子》四十六章），它強調“少私寡欲”“見素抱樸”，這就不同於以物質利益為旨歸，以感官享樂為目的，為利己不惜損人的個人主義觀念。我們認為，道家倫理的這種個體主義理念對當前調整和優化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規範，抵禦極端利己主義思想是有一定意義的。在計劃體製下，長期以來我們對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原則的理解和運用是有誤區的。集體利益被絕對化、神聖化，個人的價值、尊嚴和權利被貶低，個人的正當利益被忽視，甚至把個人利益統統當作“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來加以批判，挫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私觀念、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係結構都麵臨調整的任務，初級階段多種經濟成分的並存格局，客觀上也導致了價值觀的多元化和利益衝突的加劇。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在強調集體主義原則的同時，也應尊重和保護正當的個人利益；在以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精神教育廣大群眾的同時，也應重視對“合理的個體主義”的研究，以後者抵製和消解各種損人利己的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思想的侵蝕，使我們的道德教育能在不同的層次上展開，從而與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統一起來。
第五，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倫理思想。道家崇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理念，雖然這裏所說的“自然”並不完全等於我們現在指的“自然界”，但從“道法自然”的原則出發，道家主張人與天地、生靈保持和諧相處的關係，人要順任自然，不做違反客觀規律、破壞生態環境的事。“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棲息於庭宇，龍鱗群遊於園池，饑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葛洪《抱樸子·詰鮑篇》），人與生物互不侵害，和諧共生。這充分體現了道家對人與自然之間生態倫理關係的思考。不僅如此，老子還提倡“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三十六章）的道德原則，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於對自然的關係上，它提醒人類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時，不要隻顧眼前利益，過度索取，以致破壞生態環境，危及人類自身的生存。而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保護自然資源。要采取各種措施促進自然生態的生息發展和良性循環。這些思想對於當今人類來說，尤為重要。由於人類以往無節製地利用和破壞自然生態，我們的地球正麵臨嚴重的生態危機。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環境汙染、溫室效應、臭氧層空洞等時刻威脅著人類。道家的生態倫理思想可以啟發我們重新調整與自然的關係，指導大家從道德哲學的高度來認識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而更自覺地維護自然生態平衡。
毫無疑問，世紀之交中國的倫理道德建設，必須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基本原則，提倡互助合作、誠實守信、公正平等的精神。在此基礎上，我們應當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優秀有益的道德資源，特別是批判繼承中國傳統的以儒、道文化為主幹的倫理思想，使促進中國傳統倫理道德體係的現代轉型與建構新倫理道德兩方麵的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形成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社會主義倫理道德體係，為中華民族跨世紀的強盛發展和中國文化的繁榮進步發揮更大的作用。
注：本文與劉啟宇合撰。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