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斯奮談《白門柳》、餘英時、文人畫
※劉斯奮談《白門柳》、餘英時、文人畫
他的名字對文壇而言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
17年前，劉斯奮的《白門柳》脫穎而出，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一鳴驚人，《白門柳》一版再版，並被改編為多種藝術樣式。然而在風頭正盛之際，劉斯奮卻毅然封筆，全麵轉向書畫，並於去年在中國美術館將其成果作階段性展示，大獲好評。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丁寧說：“把幾種才華集於一身是一種文人現象，是古老的現象。劉斯奮的出現讓我們確信中國文化的精神之脈仍然是活態的。”
近日，回顧《白門柳》的獲獎、文人畫的耕耘，以及他與餘英時的論戰，劉斯奮向記者娓娓而談。
記者：您當年與餘英時的論戰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現在回顧，您怎麽評價當時的論戰？
劉斯奮：這是學術界的一樁舊公案了。
當時餘英時的《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後，一時引起眾多議論。我因為主業並非學術，當時又正埋頭於《白門柳》的創作，對此可以說是渾然不知。直到有一天我的父親劉逸生先生把《明報月刊》給我，問我對餘英時的文章有什麽看法，才得知此事。
我看後認為，餘文是以學術研究為包裝，達到為國民黨的統治張目的目的。本來，餘先生自有其政治立場，加以表達是他的自由。但他偏要抬出已故的陳寅恪先生來，對其詩文進行任意曲解，致使陳先生的形象蒙上虛假不實的塵垢。這顯然是很不應該的。
我父親便說這是王匡（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顧問）從北京帶來的，想請他寫文章反駁，但他已沒有精力寫，問我是否願意寫。我覺得反駁並不難，便答應下來。
記者：後來呢？
劉斯奮：於是，一商榷，再商榷，總共寫了兩篇文章，與餘英時的五篇文章都在《明報月刊》發表了。結果餘先生掛起免戰牌，但又宣稱他已經取得全麵勝利。
此後好些年，雖然餘先生不斷在各種場合提起這件事。但因為一直未見到他對我所提出的商榷論點進行正麵回應，所以我也就未加理會。
由於我不是學術界中人，尤其沒有以陳寅恪先生作為長期研究課題的打算，加上餘英時是個名人，我更不想落個借“罵名人出名”的嫌疑，所以就借“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之句，用了“馮衣北”的筆名。又由於我當時隻是個無名之輩，文章寫成便交給我父親代轉，對於王匡其實是向胡喬木請纓，同時此事還涉及錢鍾書先生等情節，我是事後才知道。
其實，我作為局外人，當時願意寫文章，主要是對陳寅恪先生被人無端汙蔑於身後，感到不平；另外，也是有憤於餘英時的文章口氣極其傲慢，視國內學人如無物。
不過，使我略感遺憾的是，文章發表之後，始終未見有參與論辯的文章出來。倒是錢鍾書先生曾致信王匡先生，認為：“劉文甚好！”
還有，1988年，“紀念陳寅恪教授學術討論會”在廣州中山大學舉行，我有幸見到季羨林先生。他對我說：“由於年事已高，近年已很少看完一本書，但你的《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我是看完了的。我同意你的意見。”他還告訴我當年北平學人撤離的一些舊事逸聞。
兩位前輩當時的表態，至今對我仍舊是有力的鼓勵和持久的慰藉。
記者：還記得當年獲茅盾文學獎的情況嗎？
劉斯奮：第四屆評獎因為與上一屆隔了八年，壓了一千多部作品，競爭非常激烈。曆史小說中有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唐浩明的《曾國藩》等，當時的名氣都很大。而我的《白門柳》當時隻出版了兩部，第三部雖然寫完卻還未出版；加上我並非專業作家，此前也未發表過有影響的作品，在全國的文學圈乃至社會上缺乏知名度。
再就是我十幾年間全力以赴寫作，和文學圈很少打交道，在文壇中的關係交情都很淺。作品能獲獎可以說完全是出於那一屆評委們的公心。雖然一度引發質疑，但也由此受到關注，越來越多讀者表示認可這部作品，後來又入選中國出版集團“20世紀中國文庫”和“中國新文學大係”，先後一共推出11個版本。
記者：作為非專業作家，您是如何想到寫《白門柳》的？寫作時如何應對麵臨的挑戰？
劉斯奮：那是1980年，我赴廣西出席一個學術會議，途中結識了編輯邢富沅。交談中他發現我對曆史有想法，便建議我寫曆史小說。當時既未定題材，也沒計劃寫三部，這都是後來的事。現在回想起來，藝術創作這件事，確實不能完全用常情常理測度。
現在的文學研究，基本上都是研究規律，研究共性，但是其實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卻是藝術家的個性，就《白門柳》的寫作而言，我的主要感悟是一個人無論做什麽事，都一定要揚長避短。如果寫當代題材的小說，我未必寫得好。因為我的生活經曆並不特別複雜曲折，雖然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歲月，但總體來說並不比其他作家豐富，對群眾的生活習慣和語言也不夠熟悉。這無疑是我的短處。
我的相對優勢在於：由於家學傳承，我從小受傳統文化熏陶。特別是在古典詩文方麵有過較深的鑽研，對於古代文人的生活習慣、喜怒哀樂、價值取向比較熟悉。這樣一種“童子功”，使我在接觸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史料時，有一種如曆其境，如溫舊夢，如對故人的感覺。這也許又是我的長處，使我避免像有些缺乏準備的作家，忽然要寫曆史小說，隻好臨時抱佛腳地進行惡補，要做很多未必真正有成效的準備。
當然，與曆史研究家相比，寫小說除了對素材的熟練駕馭，還必須有很強的形象思維能力和過人的想象還原能力，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記者：《白門柳》後來被改編為多種文藝樣式，流傳很廣。自己回過頭來看，您覺得有什麽遺憾之處？
劉斯奮：如果說有遺憾，就是在錢柳情愛方麵，大概我原來更著重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描寫他們，也就是說對他們這種老夫少妻結合的功利性考慮比較多，作為紅顏白發的戀情，恐怕還有人性的一麵，也不是那麽純粹功利，這方麵我著墨較少。
記者：《白門柳》獲獎之後又是什麽狀況？為什麽沒再寫小說？
劉斯奮：寫完《白門柳》前兩部後，我先後去廣東省出版局、宣傳部任職，無法集中時間寫作，因此第三部拖了七年才完成。
寫了十幾年小說，可以說還是相當辛苦的。從37歲到53歲，是我精力最飽滿、藝術感覺最敏銳、創作力最旺盛的一段歲月，全都投入到《白門柳》的創作中。的確，壯盛之年才能出佳作。所謂“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到了老年，恐怕沒有幾個作家能把長篇小說寫好。
獻醜不如藏拙，聰明的辦法是見好就收。不妨學瑪麗蓮·夢露，把形象定格在最美好的時候。非得到了江郎才盡才下場，又何必呢？
另外，我也想換一個活法。我的少年時有兩個夢，一是當作家，一是當畫家。《白門柳》完成後，算是有始有終地了卻人生的一個夢，心裏踏實了，剩下的“餘生”就可以“揮霍”了。於是我想重拾畫筆，後來有機會擔任廣東畫院的院長，就更加促使我把精力轉向繪畫和書法，屈指算來，到如今也將近20年了。
記者：這兩個夢都基本實現了。您對自己的生活狀態比較滿意吧？
劉斯奮：確實，自從去年春天把近十多年的創作成果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貫通融會：劉斯奮書畫詩文藝術展”展出之後，這第二個夢也算了卻了。回想起來，確實要感謝命運的厚愛。
人生最快意的莫過於自身的潛能得到充分的發揮，至於是否能獲得曆史的認可，那是身後的事。生前一切吹捧炒作其實沒有太大意義，最終的定位還得靠實實在在的作品。
記者：當下文人字畫盛行，如何判斷？
劉斯奮：中國畫有三個源頭，一是工匠畫，二是宮廷畫，三是文人畫。前兩類因為要受製於雇主或皇室的意誌，不能隨心所欲發揮自身的天賦才情，於是轉而在技術上精益求精。文人畫則是飽讀詩書的讀書人，有美術的天賦和興趣，發而為之。由於不是以此來謀生，所以更忠實於自身的文化理念和審美追求。
文人畫當然也要技術，但更強調發揮個性與激情，從而推動中國畫邁向更高的精神層麵。文人畫強調精神自由，加上工匠畫、宮廷畫的技術專精，共同構成中國畫今天的整體格局，可以說各有功勞。
但是有多少是真正的文人？真文人是文化素養比較高，不以市場為價值取向，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追求形而上的。
記者：我還有一些屬於題外的好奇：您對網絡的應用多嗎？如何評價網絡對自己的影響？
劉斯奮：就我個人而言，不像年輕人那麽敏銳地全方位擁抱網絡時代，隻是在某些方麵參與一下。比如在網絡上瀏覽新聞，QQ、微信、網購之類，我都參與。
至於寫作，《白門柳》的前兩部我還用手寫，1990年電腦在我國開始普及，當時還是速度極慢的286，我立即學習五筆字型輸入法。《白門柳》第三部就是在電腦上完成的。後來，也利用網絡做點學術研究，覺得方便之處不少，起碼不用像老一輩那樣大量做卡片來積累材料，因為很多材料網上都能找到線索，查找起來就方便得多了。
記者：您的作品在網絡上流傳很廣，您會介意自己的電子版權嗎？
劉斯奮：對於一本書的作者來說，最大的快慰莫過於能有盡可能多的讀者分享。寫書時付出的勞動當然應該有所回報，但我覺得不是第一位的。因此，簽約的時候我也不重視電子版權，我覺得這不太妨礙圖書銷售。
原載《中華讀書報》2015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