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章，可集
“明清兩代是國家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曆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製定更為係統化，規範化。明清仿《唐六典》製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製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製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禦製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采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國家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國家封建司法製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謝胭說完這句話之後，梁戀點點頭，“我們兩個整理過後，然後整理出一篇奏章呈給皇上。”
“好。”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隻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以往的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製度方麵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製度基本沿襲漢製，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禦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禦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遼代司法體製，契丹部落很早就設有世襲決獄官，由軍事首領夷離堇兼理司法。契丹國建立後，於太祖神冊五年置夷離畢院，以夷離畢為北麵官，“北麵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專掌契丹等北方少數民族行政與司法事務。遼太宗以後，又仿效唐宋製度，置大理寺、禦史台等南麵官，“南麵治漢人州縣，租調，車馬之事”，專掌漢族地區行政與司法事務。因此，其行政及司法製度都分為兩個。”
“遼聖宗時期，開始任用漢人執掌司法，試圖縮小契丹與漢人司法製度的差異，消除民族隔閡。”“這個也要寫在奏章之中嗎？”梁戀問謝胭，謝胭此刻倒有些拿不住主意了，想過片刻之後隨即搖搖頭道，“還是別了吧。”
卻不成想，謝胭的這一個決定卻讓不久之後的大吾差點有一場血洗。
“金代。初期沒有專門司法機構，各級軍政長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後，司法製度大多仿效漢製，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設刑部，大理寺，禦史台等司法機構，其官員分別由女真人，漢人，契丹人擔任，並設譯史充當翻譯，以解決斷案中語言不通的問題。地方仍沿襲宋製，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各路設提刑司，作為中央的司法派出機構，執掌司法事務。”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禦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隻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複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誌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製。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國家的古代法律製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國家主義。國家實行專製主義的統治，奴隸市間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市間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曆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誌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製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準權屬於皇帝，曆代帝王都淩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禮法結合。在國家古代法律中，禮占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範，又是法律規範。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體係。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製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係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準，並為曆代統治者所尊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