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學會說軟話、辦硬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衛靈公請來孔子，問怎麽打仗。“陳”即今天的“陣”。
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君無不關心軍事問題。國君和學問家的關注點不同，國君擔心的是安全，是怎樣能夠行王霸之道，讓自己占領更多的國土，但孔子和孟子厭惡國君們的這種想法，在他們心中，以仁義治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關注點不同，孔子說“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俎”是切肉用的小幾，如同現在廚房裏放的砧板；“豆”不是豆子，而是盛羹醬的器物；“俎豆之事”是指廚房裏的事，此處孔子指的是祭祀。孔子說：“如果問我祭祀方麵的事，我聽說過，但軍旅之事，我是沒有學過的。”
“明日遂行”，到了第二天，孔子直接就離開衛國了。
對於同樣的事情，孟子和孔子應對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孟子》開篇，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說：“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句話令孟子聽著很不愉快，用大白話來講就是：“老頭兒，你從那麽遠的地方來，一定會給我的國家帶來利益吧？”
孟子的回應是“王！何必曰利”，直接反駁他：“王，你何必張口就說利的事！”
孔子不一樣，他是用比較委婉的方式終止話題，但是第二天就走了。這就是說軟話、辦硬事。他能領會到“道不同，不相為謀”，既然不能夠跟衛靈公長遠地合作，就放棄與立即放棄合作，離開衛國，繼續周遊。
孔子放棄與衛靈公合作，可能還有其他原因，不僅僅是因為這段對話。比如孔子曾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他覺得衛靈公好色而德行不夠；又如，衛靈公沒有處理好繼位者的問題，導致衛國大亂。孔子提倡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他自然不會繼續留在衛國。
君子固窮：貧窮不可怕，怕的是失去原則和氣節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我以前演講常會提及這一段。
孔子在周遊列國的途中，遇到了幾次大危難，包括在陳絕糧；在匡地被人圍攻；在宋遇到桓魋找人砍倒大樹，想要謀害他……
這裏講到了在陳絕糧。
孔子離開了衛國，到曹國去，之後又到宋國，遭了匡人之難。後來到了陳，剛好撞上吳國伐陳。身處亂世，沒有飯吃，導致“從者病，莫能興”，和孔子在一起的人全都病倒了。“莫能興”就是人趴在那裏不能振奮的樣子。大家已經餓得起不來身了，東倒西歪的，有的連水都沒的喝。
“子路慍見”，“慍見”就是生氣的樣子。子路喜怒哀樂都形於色，他一臉不滿地質問孔子：“君子也能窮成這個樣嗎？”此處的“窮”不單指財富上的貧窮，也有窮途末路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你教我們行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應該是通達的，應該是能夠跟所有人、跟這個世界和諧相處的，那為什麽我們會窮得連飯都沒的吃”。子路對孔子的信仰產生了懷疑。
孔子的反應是：“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關於“君子固窮”，有一種理解是君子喜歡窮，願意固守在貧窮中。我認為這肯定是不對的。那麽，君子“固”的是什麽呢？肯定不是窮的狀態，因為對孔子來講，他很喜歡舒適的生活。孔子曾打趣說，如果他真的能夠得到富貴的話，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意思是如果真能得到富貴，他樂意做一個拿鞭子的人。
孔子提到的“固”，不是針對窮或富的狀態，他“固”的是誌，是操守。“君子固窮”是說，即便在窮困潦倒、窮途末路的境況下，依然要堅守自己的誌向。
“小人窮斯濫矣”：小人一旦遇到這種狀況，就無所不用其極了。小人的借口通常是“我沒辦法”“我被逼急了”“我是生活所迫”“我也是不得不這麽做”，然後放任自己落草為寇、坑蒙拐騙，取不義之財。小人是以貧窮作為借口，去做傷害別人、傷害世界、沒有底線的事情。
孔子的“君子固窮”，是無論在窮困還是富有的狀態下都不迷失本心，無論環境如何變化，都矢誌不移；是“我能夠接受外在的改變，我繼續秉承自己的誌向和操守”，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孔子所堅持的理念，始終是一以貫之的。
我猜想，孔子說完以後，子路應該愣在那兒想了半天，反思自己剛剛失控的表現。
一以貫之：遇事要向內求，自我反思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孔子在打啞謎。
在《論語》中，對於學生提出的問題，孔子總會盡量解釋清楚，但每每提到“一以貫之”的“一”到底是什麽意思，他都沒有給出答案。
在這段話中，孔子問端木賜，也就是子貢：“你以為我是一個特別愛學習、博聞強識的人嗎？”
子貢回答：“對呀，難道不是嗎？”
孔子說：“不是這樣的，我靠的是‘一以貫之’。”
孔子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行走的圖書館”，他不覺得自己是靠大量的文章典籍堆積起來的人。博聞強識肯定是有實用意義的，但這並非孔子學習的真實目的。孔子學習的初衷，是為了幫助他形成一以貫之的“一”。
“一”到底是什麽？
曆代學者討論過這個問題，但從來都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有人認為肯定是仁，因為孔子推崇仁，孔子反複提到仁者愛人，反複論述仁者和不仁者的區別。
有人說，禮才是孔子一以貫之的“一”，孔子認為做事要符合禮。
孟子認為，反求諸己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孔子的“一”。要以批判性思維來思考事情，關注自己能夠掌控的是哪部分，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普通人總喜歡怨天尤人，將事情的不順利遷怒於外在的環境，孔子是“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凡是遇到困境，就要先想想是不是自己的問題，自己是否有可以提升之處。
我在反複讀了《論語》之後，認為孔子是一個抱著終身成長心態的人。孔子無論做什麽事情，無論遇到何種情況，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能夠從中學到些什麽，下次應該怎樣做——這就是一種終身成長的態度。他有“反脆弱”的“杠鈴式配置”，他不會陷入對失敗的恐懼，不會患得患失，他的心中永遠都有著樂。
梁漱溟先生說，孔子跟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樂。比如墨子會感覺到不高興、痛苦，孟子則經常生氣、憤懣，而孔子永遠是活潑的、快樂的、放鬆的。
以上都可能是孔子“一以貫之”的“一”。
西方有一個奧卡姆剃刀原則，即一個理論進化到最後，最好能夠濃縮成一條，越簡單的理論越具有說服力。我們也可以試著用奧卡姆剃刀原則，將我們觸及的各類學問，濃縮到“一”。
佛教的“一”是“空”，最核心的是人的自性，人人都一樣，這是佛教的“一”。
對於儒家來講，我覺得“反求諸己”“仁”“禮”，都可能是孔子的“一”，孔子講到的所有知識都圍繞著核心的論點在展開。
對於我來說，到底什麽才是孔子“一以貫之”的“一”，似乎也沒有一個唯一的結論，因為我個人在不同的階段有著不一樣的感受。更多的時候，我認為“反求諸己”可能是孔子的“一”。
如果大家能將《論語》再多讀一讀，自己去琢磨，也會沉澱出自己的理解，所有的學問都是如此。南宋時的陸象山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這句話特別好。雖然有人批評“六經注我”是一句狂話，但實際上，這是一句老實話，是一個人在真正悟透了的情況下，才能說出來的話。
為什麽“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詩經》教人的是溫柔敦厚；孔孟教人的是仁、義、禮、智、信；《易經》教人的是窮通、變達，核心是人的自性。
陸象山有一天突然明白，自性是唯一不變的東西，雖然不同的學派、不同的經書對此有各式的演繹，但大家終歸論述的都是同一件事。所以，是“六經注我”。
如果是“我注六經”，那就是“我”要按照經書說的去做，但經書那麽多，各有各的觀點，按照誰的去做呢？最後，反而會如浮萍一般茫然漂蕩，找不到自己的根基。
知德者鮮矣：孔子感慨知曉德行之人稀缺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就是仲由，即子路。孔子說：“子路，知曉道德的人實在是太少了。”
這句話沒頭沒腦的。我猜測，也許是在絕糧於陳蔡之時，子路說了冒犯孔子的話，孔子才有了這樣的感慨。
古語常常同音而同義，“德”者，“得”也，即得到之意。得到什麽了？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說：“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如果一個人體內沒有德，就無法體會什麽是真正的德；一個沒有道德的人，看到別人做有道德之事，都會做出錯誤的解讀，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比如，“他這麽做，得到了不少獎金”“這個人真是沽名釣譽”“他隻是為了趕風潮”。說這種話的人，體內沒有德，就看不到、不能理解他人的德。
孔夫子能發這樣的感慨，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個孤獨的人。孔子做事是發乎心的，他一以貫之，靠著一股從心底而生的力量去做許多的事，而在大量的所謂隱者、狂者甚至政治對立麵的人看來，他是居心叵測的，是內心欲望太盛，是為了名聲。當一個人心中沒有德時，他又怎麽能夠理解並看到別人的德呢？
孔子曾說“知我者其天乎”——沒人理解我，真的理解我的，可能隻有老天爺了，因為天有德。
孔子被誤解得太久太久了，他說，世間的人“知德者鮮矣”——知道什麽叫道德的人很少。
世間的人知道些什麽呢？他們知道很多孔子不知道的事，比如名、利、權、情，通曉怎樣在朝堂之上弄權，怎樣在政治鬥爭當中打擊異己，怎樣牟取利益，怎樣鉤心鬥角，許多人對此非常在行。
孔子認為“知德者鮮矣”，我們可以用這句話自省：當看別人不順眼的時候，不妨先向內看，反省是不是自己的價值觀出了問題。
所有的粗言惡語，實際上都是自己內心的投射。一個人怎樣思考，他就會怎樣看待世界；一個人心中有什麽，他就會表達什麽。反過來，如果內心光明，充滿著愛，充滿著道德，自然也會以善意看待他人，看待這個世界。
無為而治者：管理者要敢於放權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
這與《論語·為政》第一節中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闡述的道理相同。
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大概也就是舜。在孔子看來，在堯、舜、禹中，舜的德行是很高的。
“夫何為哉”是疑問句：他做了什麽？
“恭己正南麵而已矣”，他隻是端莊地麵南而坐，就能將國家管理得當。
宋朝的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在電視劇《清平樂》中，宋人評價宋仁宗，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隻會做官家。然而，就是因為他什麽事都不會幹，反而讓士大夫們生活得很好，沒有文人被殺，沒有激烈的黨派鬥爭，政治清明，人民安樂。
宋徽宗則剛好相反，什麽都會，唯獨不會做皇帝。
這就是兩個人的區別。皇帝如果愛好特別廣泛，需求旺盛，想幹的事特別多，臣民難免會遭罪。比如宋徽宗喜歡建林園、蓋房子、種樹、畫畫……一天到晚忙著各種事，結果導致“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徽宗喜愛奇異的花木和石頭，蔡京就派專差向民間搜刮，供皇帝賞玩，各地興起花石綱，搞得民不聊生。
皇帝如果愛好太多，底下的人就一定會揣摩，經由層層放大，最後導致整個國家的重心偏離。
做皇帝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少做事。宋仁宗少做事到什麽程度？他半夜餓了想吃羊肉，想了想，忍住了。第二天早上上朝，跟大臣聊天，說昨天晚上真是餓得夠嗆，特別想吃羊肉啊。
大臣不解，說：“你就吩咐廚房做隻羊唄，多簡單的事啊。”
宋仁宗說：“不能這麽做。按照慣例，廚房不會提前儲備一隻羊，但如果昨晚我臨時讓廚房來一盤羊肉，那麽以後每天晚上廚房都會備一隻羊，必然造成長期的浪費。”
宋仁宗非常清楚做皇帝要謹言慎行，自己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指示都會被不斷地放大。
孔子講要無為而治，他認為無為而治的人，大概也就是舜，他上山砍柴，樵夫都變成好人了；他下河打魚，漁民也都變成好人了。堯為了驗證他的人品，讓自己的王公、大臣、兒子去和他交朋友“以查其外”，還將女兒嫁給了他“以觀其內”。
當舜通過了內外審查後，堯才傳位給舜。
堯傳位於舜，是典型的禪讓。三皇五帝時期，之所以會有禪讓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當時部落酋長的權力並不大，完全比不上一個帝國的國王。這些部落酋長作為首領，目的僅僅是帶領大家對抗洪水和猛獸，他們的權力不足以支撐起家族地位的傳承，隻能禪讓。到了禹，社會更為發達，禹不再禪讓，傳位於啟。
孔子說無為而治者是舜。管理者要想真正實現無為而治，“恭己”很重要，要自己先恭端肅穆，成為全民的偶像，成為臣民的精神領袖，大家自然會像萬千星宿圍繞著北極星一樣，各安其位，轉動起來，無須管理者插手。
當然，從管理的角度來講，要想真的做到無為而治，也是有必要條件的，其中最重要的兩點，一是“得其人”，手下得有能幹的班子；二是“得其道”，就是駕馭王國需要有道。有人、有道，事情就能夠轉動起來。
如果一家公司還在創業期，沒有真正組建起成熟的團隊，就想無為而治，兩三個人天天喝茶聊天，那是不現實的，公司肯定辦不下去。
當一個小小的團隊慢慢地擴大到幾百人，成為初具規模的公司時，領導就要去考慮轉變自己在公司運作中的位置了。如果還是一竿子插到底，萬事都要親力親為，那反而會打擊員工做事的積極性，整個公司的效率就會降低。
學會在適當的時候無為而治，對於創業者來講是很關鍵的。
言忠信，行篤敬：給自己安裝一個“暫停鍵”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曾經問孔子怎樣當官。此次，子張來問行，“行”就是出遠門。子張大概要到蠻貊之地去出差，他問孔子有沒有什麽要叮囑的。
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針對一言一行，孔子告訴子張，言要忠信，要遵守諾言，別信口開河；行要篤敬，“篤”是厚重，“敬”是恭敬，也就是做事別張揚誇大，別因為來自大國，就傲慢招搖，正因來自大國家，更要展現出禮儀之邦的氣度。怎樣展現氣度呢？最好的方法是篤敬、厚重、恭敬、沉穩。
“雖蠻貊之邦，行矣”：“蠻”是南蠻，“貊”是北狄。中原地帶的人把周邊四方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蠻貊之地是對四方的統稱。孔子的意思是，即便是去這些還未開化的地方，隻要你做到了“言忠信，行篤敬”，一言一行都足夠謹慎，那就可以放心地去了。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假如你說話不算數，經常胡言亂語，又沒有敬畏之心，行事輕浮，常常得罪人，那麽就算不去蠻貊之地，隻在自己家附近，照樣是寸步難行。
子張很年輕。孔子覺得子張這樣的年輕人容易氣盛，所以子張應該經常提醒自己冷靜處事、謹言慎行。
接下來，孔子給了子張幾個建議。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隻要你站著，就想象眼前有六個字——言忠信，行篤敬。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坐車時，你就想象這六個字浮現在橫木上。“輿”是坐車。
“夫然後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修煉法門，包含著暫停的智慧。我們平常做事情時，往往不肯暫停，不肯給自己思考的空間，總是按照慣性做事，受當下的感受驅使，立即做出反應。還有的人幾乎是透明的，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全部恣肆地展現出來，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麽。
人不應該是全然透明的。格拉德威爾有本書叫《陌生人效應》，書中講到，隻有在像《老友記》這樣情景化的電視劇裏，人才是透明化的。你把《老友記》的聲音關掉，也能看明白角色在想什麽，因為每一個人的表情都很浮誇，都在極端直白地表達自己的內心。
而真實的世界並不透明，在真實的世界裏，你很難判斷他人在想什麽。
但在實際生活當中，很多人習慣了透明化地麵對世界，想說就說，想罵就罵，想哭就哭。
不妨給自己一個暫停鍵吧，在情緒失控的時候，在得意忘形的時候，想想自己的座右銘，這可能隻需要花費一秒鍾，卻能讓你成為一個成熟度更高的人，避免很多的麻煩，收獲更多的信任。
孔子提醒子張“夫然後行”，告訴子張，隻要時時看到“言忠信，行篤敬”這六個字，以此為原則，那麽不管去哪兒都沒問題。
“子張書諸紳”，“紳”即衣帶。子張覺得老師說得太好了，於是在衣帶上寫了一些字。我想，他寫的可能正是“言忠信，行篤敬”，這六個字成了他的“衣帶銘”，每天拿著衣帶看一下，就可以練習暫停的能力。
子張的練習方法，是很有效的。
帕瓦羅蒂有一個暫停鍵，他每次在演出之前，都要習慣性地去找一種釘子，找到了這種釘子，他就會表現得特別好。因此，他的工作人員總會在他經過的地方釘一顆這種釘子，但是不告訴他釘子在哪裏。帕瓦羅蒂在每次上場之前找釘子，及由此得到的心理暗示，實際上就緣於暫停——看到釘子，回歸正念。
《正念的奇跡》裏講到，在吃一個橘子的時候，要能夠停下來感受這個橘子，剝開它，放在嘴裏細細品嚐、咂摸，把自己帶回到正念的狀態。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經常像這樣停下來，感受萬物的存在，這樣才不會隨著自己的情緒起伏而茫然失措。
在看花的時候，感受花的存在，體會每一片花瓣的盛開；在聽音樂的時候，感受每一個音符；在與人交談的時候，感受對方，去傾聽對方的每一句話……這就是生活中暫停的藝術。
孔子給子張講的是相當實用的方法。我們每個人都在麵對不確定的環境，要去出差，要去跟別人談判，要見各種各樣的人，要執行各種任務，心中也一定會不安、會惶恐，希望能有一個像孔子這樣的人給我們一些建議。
孔子的建議其實很簡單，他不是教我們去掌控別人，去耍心機，或者去祈求天意。他告訴我們，即便四顧茫然，即便前方凶險，即便路途艱難，我們隻要做到“言忠信，行篤敬”，就能安心。隻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言行，那麽無論在怎樣的環境下，我們都能泰然處之；即便是去蠻荒之地，我們也能安心。
外界是不斷變化的，但隻要我們內心篤定安穩，那麽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邦無道，如矢：讓自己在不確定中受益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是衛國的大夫，孔子對他的評價是剛直。
“邦有道，如矢”：國家有道，政通人和，他像箭一樣直行。
“邦無道，如矢”：國家混亂，君王昏亂，奸臣當道，他照樣像箭一樣直射過去。
孔子感歎，直是非常難做到的。
關於“邦有道”和“邦無道”，孔子曾經反複討論，他認為“邦有道”就要出來做事，“邦無道”則要隱退藏身。國家安定的時候，直話直說，能夠建功立業。但如果政治混亂，直話直說，可能就會毀傷自己的性命。曆史上有太多這樣的例子，比如比幹，在商紂王昏聵的時候，堅持進諫，最後被剖腹挖心；比如範仲淹，在朝堂之上不斷地發表諫言，一次一次地被貶到邊關去；再比如海瑞，忠心直諫，卻被當權者厭惡，難以施展抱負。“邦無道，如矢”，就有可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孔子更欣賞的是蘧伯玉這樣的人，伯玉的使者評價他“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孔子覺得這個評價非常貼切。《孔子家語》中也有對蘧伯玉的評價，是“直己而不直人”，他對外並不會有過度的要求，對內則自我要求極高，內直而外寬。
孔子特別讚賞他，認為他是君子，合於聖人之道，因為他“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國家如果好，就出來當官，為國家做事；朝廷一旦混亂，就卷而懷之，回家了。回家幹什麽呢？也許是回家教書，也許幹脆做個退休的“員外郎”。
我在前文經常提到《反脆弱》裏的“杠鈴式配置”的原理，一個人運用這個原理，意味著不論在什麽情況下，他都能在不確定性中始終獲益。孔子認為這樣的人很聰明。
如果想做一番大事，確實要先把自己保護好，這是為長遠計——連自己都沒有保護好，怎麽能夠實現理想？做事的前提，是要能夠察言觀色，觀察周圍的環境是否值得托付忠誠之心。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是孔子所選擇的路線：讓我當官，我就好好當官；發現不行，我立馬就走，我在家裏教書育人，刪詩書、定禮樂。
我們都應該有杠鈴式配置，不要隻能夠在經濟環境好的時候才有能力工作，一旦經濟環境不好，就無用武之地了。
我們應該懂得“君子不器”，人工智能沒來，可以工作；人工智能來了，也不會被取代。君子不器，意味著人不要把自己變成固定的物體，永遠不要讓自己處於固化狀態，要變成一個靈活的、可以隨時學習新的東西、隨時變化的人。
人必須得有能夠擁抱不確定性的能力，能夠隨著環境的變化，不斷地進步，一輩子樂於探索，無論外界怎樣變化，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如何掌握溝通的技巧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這句話說得多好！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應該與別人說話、聊天，告知他一些事情，甚至是指出他的問題，給他提一些建議的時候，隱瞞了，後果就是錯失人才，錯失交往機會。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管不住嘴，不該說的時候還要說，這就是急躁，是失言。
人一旦急躁，就容易言語有失，如同人們常說的，人有兩隻眼睛、兩個鼻孔、兩隻耳朵，但隻有一張嘴。與這張嘴相關的事有兩件：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尤其在古代，一失言，就有可能惹來殺身之禍。
最後，孔子說“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衡量一個人是否有智慧，要看他是不是能夠在社會上遊刃有餘，做出一番功績；要看他能否做到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不失人也不失言的核心，是他要擁有精準的判斷力，否則就很難知道對方是可與之言還是不可與之言。這也是最大的難點。
在這段話中，孔子直接給出了結論：要既不失人，又不失言，該說話的時候，該指出別人缺點、提出不同意見的時候，一定要坦然相告；一旦發現情形不對、環境不允許、對方跟自己不是一路人，則要學會閉嘴。
孔子隻在此節描繪出了這種境界，但沒有講在細節上應該怎樣操作。我們很難單從這一句話就做到不失人也不失言，這需要經曆漫長的修煉，東方的智慧常常值得我們用一生來領悟。
西方的著作對此也有論述。在《關鍵對話》中有一個原則：保證百分之百的尊重加百分之百的坦誠。這符合孔子早已教給我們的“既不隱瞞，又不急躁”。
《關鍵對話》給出了具體的步驟，首先你要能夠做一個雙核的對話人：一部分精力用來觀察今天談話的氛圍，另一部分精力用來思考談話的內容。當覺得談話氛圍不對時，優先調整氛圍，比如塑造共同目標，向對方道歉，反映對方的情感，複述對方的話，等等。
氣氛緩和以後，再來繼續表達內容。表達內容時也要注意技巧，比如陳述客觀的事實，坦誠地講出自己的感受，最後提出具體的要求，等等，一切以平等的對話、尊重對方的情緒為原則。
東方和西方的教學方式是不一樣的。東方的境界常常很高妙，孔子所說的這句話，確實值得我們反複玩味，也許到六七十歲的時候，我們才能突然領會到其中真意，感受到這種狀態。
學習與成長需要參考東西方不同的知識，互相補充，互為利用。我們很難一步達到孔子所說的境界，但可以利用西方的工具，比如《非暴力溝通》《關鍵對話》等書中提及的原則，幫助我們過好當下的生活，朝著不失人也不失言的目標靠近。
有殺身以成仁：殺身成仁的勇氣有多可敬
子曰：“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這話說得多有力量！
孔子說，有誌之士，仁德之人，沒有求生以害仁的。
什麽叫求生以害仁？
文天祥被元軍俘虜，忽必烈不殺他，而是希望他能夠投降。文天祥誓死不降，忽必烈甚至派了歸降的宋恭帝來勸說文天祥。文天祥磕完頭說，君臣緣分已盡，請聖駕速回。
投降的宋恭帝就是“求生以害仁”，為了活下去，繼續求生，損害了仁德。而文天祥的做法則是“殺身以成仁”。
這句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論題：生命與原則哪一個更重要。蘇格拉底最後被判死刑，罪名是誤導青年人、毒害青年人。蘇格拉底可以辯解，可以逃跑，此外還有很多人過來營救他，但蘇格拉底不走，他說，人生就是教育的過程，他選擇為典雅的法律獻出生命。
在蘇格拉底看來，既然他整個人生的目標是希望教育更多的人，或許死亡本身也是教育的一部分。他還做了一個三段式的推論：所有的人都會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也會死。在他看來，死亡這件事情沒那麽可怕，沒那麽重要，反正每個人最終都要死。
蘇格拉底在法庭上說：“我現在去死，而你們將活著，究竟誰更不幸，隻有天知道。”
對於蘇格拉底來講，生命就是這樣一段旅程，終點到了，該結束了就結束。還有很多東西是比生命更重要的，比如那些能夠延續千年的智慧、原則，以及他所倡導、所堅持的那些教育理念。
譚嗣同在戊戌變法失敗的時候是有機會離開的，但他說，自古變法皆有流血者，今天的變法也得有人為此流血，他就要做那個流血的人。他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走的人也好，留下的人也罷，都是為了革命。
世界上真的有比生命更高貴的東西嗎？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人生短暫，大多數人也許還沒有體會到這些，但孔子已經給我們總結出來了——“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許世界上有人會為了活命，出賣組織、出賣革命、出賣道德、出賣自己……但孔子說，如果一個人要當得起誌士仁人這樣的稱呼，就絕對不能做“求生以害仁”的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尋找第四種人際關係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節與“顏淵問仁”“子張問仁”不同。“子貢問為仁”，“為仁”的意思是如何培養仁徳。子貢問的重點不是仁的含義，而是達到仁的方法。
延伸一下，這個問題用在當下的生活中就是：將來我們要當領導，要管理一個小地方，或者管理一家企業，怎樣讓人們將仁德培養起來？
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句話我們太熟悉了，幾乎所有人都聽說過，意思是要想將一件事情做好，首先得把做成這件事情的工具準備好。
什麽是工具？孔子說：“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居是邦”就是待在一個國家。
“事其大夫之賢者”，“事”是追隨，即追隨賢大夫，去給他們做事。所謂“良禽擇佳木而棲”，就是要去找那些好的人，為他們工作。
“友其士之仁者”，這裏“友”是動詞。我在講“無友不如己者”時，提到了“友”當動詞來理解，意思是要選擇跟那些比自己更好的人交往，此處驗證了這個說法。“友其士之仁者”說的是，在年輕的士當中，找那些有仁德之心的人交朋友。
當你有了賢者和仁者的幫助，你才能夠將仁發揚光大。
從這段話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孔子對子貢的定位——“事其大夫之賢者”。因為子貢是一個年輕人，孔子給子貢的定位是他應該處於士的階層。他應該努力地向上靠，去跟隨那些能夠給他帶來教誨的、比他德行還高的人，去為他們做事情。“事其大夫之賢者”的“事”也是動詞，表示追隨，為其做事。
孔子不僅講到了做事，還講到了做人。“友其士之仁者”就是讓子貢結交平輩中能幹的、有德行的人，與他們成為朋友。
人生在世，關於如何做人和做事，孔子用這兩句話就涵蓋了。我們還可以參考《他人的力量》這本書來加深對這句話的理解。看這本書，我們能夠更加明確地知道應該結交怎樣的朋友，我們要努力地去尋找“第四種人際關係”，對方既能夠坦誠地指出你的不足，又能在你有進步的時候，由衷地為你感到開心，彼此坦誠相待，這才是真正能夠助你成長的朋友。
放鄭聲，遠佞人：文化自信從何而來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這一節文字比較拗口。
顏回問的問題，涉及的層麵較高。“為邦”就是怎樣治理國家，或者說治理國家的時候，應該注意些什麽。
孔子回答顏回的時候非常認真，他給出的要求也很高。
“行夏之時”：這強調了對曆史的繼承，意思是應該繼承夏朝的曆法。在古代，曆法是非常重要的，改朝換代的時候，尤其遇到革命性的改朝換代時，一般首先就要改曆法。曆法一改，就意味著徹底顛覆了前朝的製度。
武則天在把唐的國號改成周的時候，首先就改了曆法。這樣一來，對她掌權不滿的一些知識分子就無話可說了，因為她的意思是“你們整天總是說‘吾從周’，今天我代表你們從周了，我們把唐朝的曆法改成周朝的曆法”。曆法一換，就代表著改朝換代了。
對於孔子來講，他認為夏曆是非常完備的曆法，隻需繼承下來即可，沒必要在這件事上進行變革，這是對前人的尊重。
“乘殷之輅”：“輅”是高級的馬車。出行時，乘坐的馬車也應當延續殷商時期的形製。為什麽一定要是殷商時期？因為根據曆史考證，直到商代晚期，中國才有了真正的馬車。
“服周之冕”：周人的衣服是非常好看的，“冕”指代的不僅僅是禮帽，可能是整體的外在造型。
“樂則《韶》《舞》”：音樂要聽《韶》和《舞》。《韶》和《舞》是怎麽回事？西周製定了“六舞”：《雲門》《鹹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相傳，《雲門》是黃帝時代的音樂，周代用來祭祀天神；《鹹池》是堯時代的音樂，周代用來祭祀地神；《大韶》是舜時代的樂舞，周代用來祭祀日月星海；《大夏》是夏禹時代的音樂，周代用來祭祀山川；《大濩》是商代紀念商湯伐桀功勳的樂舞，周代用來祭祀始祖薑嫄；《大武》是歌頌周武王伐紂的武功的樂舞，周代用來祭祀祖先。
為什麽孔子說要用《韶》和《舞》呢？關於《舞》，我認為“舞”應該通“武”，即代表周武王。用《韶》樂，用《舞》樂，意思是用舜時代的音樂，用武王時代的音樂。
“放鄭聲，遠佞人”：孔子不喜歡鄭國的音樂，因為“鄭聲淫”。“淫”不是淫穢，而是“過分”的意思，類似於靡靡之音，攪得人心很亂。有可能鄭聲是當年的流行音樂，而孔子欣賞的音樂都是舒緩的、莊重的、典雅的，演奏時餘音悠長，令人內心平和幽靜。鄭聲大概比較搖滾，孔子覺得令人心亂。
“佞人”就是諂媚的人。如果一個人特別會說話，一開口就句句入你心，說話像在唱好聽的歌一樣，撩動得你失去判斷力，這種人叫作佞人。孔子說“佞人殆”，是說與花言巧語的人在一起是非常危險的。
我曾講過一個佞人的例子。齊桓公有個大臣叫易牙，對齊桓公非常體貼，無微不至地照顧齊桓公的生活，齊桓公覺得易牙真是一個好人啊。當時管仲就對齊桓公講：“易牙很危險，要遠離他，因為他對你好得過分了。”
齊桓公不信，說易牙隻是照顧他的生活，有什麽危險呢。
管仲離世之後，有一天，易牙問齊桓公想吃什麽東西，齊桓公說想不到什麽好吃的，易牙竟然回家把自己的兒子殺了給齊桓公作為食物。齊桓公大為感動。
易牙變態到這種程度，齊桓公竟然感受不到。
生活中，許多人跟齊桓公一樣，在判斷一個人時，不是看他怎樣對待別人、對待社會，而隻看他怎麽對待自己，隻要對自己足夠好，無論對方做出什麽喪盡天良的事情都能接受，直到自己也深受其害，才開始醒悟。
最後，齊桓公老了，易牙造反，把齊桓公關在宮殿裏餓死。這就叫“佞人殆”。
遇到沒有底線、沒有原則、不斷諂媚的人，一定要小心。
為什麽孔子要跟顏淵說這些細節？穿什麽時候的服飾，坐什麽時候的車子，聽怎樣的音樂，結交什麽樣的人……這些東西在孔子看來都意味著文化的傳承，而文化是治國的根本。如果把顏淵換成子路，子路可能不會以文化為治國的核心，他可能一上來就會大興改革，趕緊富強兵馬，然後打仗。但是，離開文化，國家可能會走偏。
有了文化作為依托，民族才具有凝聚力。顧頡剛先生的《國史講話：春秋》一書闡述了中華民族是在春秋末期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核心，正是因為孔子的誕生。
自此，我們的自信心越來越強大，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基因讓我們的文明屹立數千年不倒。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心存高遠，意守平常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人無遠慮”的“遠”，既代表時間，也代表空間。思考的範圍不夠大，就稱不上“遠”；思考的時間不夠長，也算不得“遠”。
“慮”指的是思考，而不是擔憂。如果把慮譯為擔憂，這句話就成了：人如果不為長遠的事擔憂，那就會為眼前的事擔憂。這樣理解的話，一個人活著多累啊，“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人生就永遠生活在焦慮不安之中，沒有快樂的時光了。
孔子是一個快樂的人，樂是他與別人最大的不同。
“人無遠慮”，指的是一個人思考問題得更加長遠，得為百年甚至為千年以後考慮，得為除自己之外的其他眾人考慮，為本縣、為本省、為本國、為世界、為地球村，去進行思考。
“必有近憂”的“憂”，指憂患，而不是憂愁。如果人無遠慮，眼前就會出現很多的麻煩和困難。
我推薦大家讀一讀《論大戰略》這本書。什麽叫戰略？戰略不是一個目標，也不是一個手段，戰略是目標加手段，即為了達到某個宏大的目標，需要采取的多種策略，兩者加在一起才叫作戰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討論的就是要對戰略進行思考。
就像在《論大戰略》中林肯說的，“指南針可以帶我們去到想去的地方，但前提是我們一定要學會繞過腳下的沼澤地”。假如一個人心中隻有很遠的圖景，拿著指南針一直走，很有可能掉進坑裏。作為一個有大戰略的人，既要能夠看到遠方，也要能夠解決眼下的麻煩。
有個故事可以讓我們知道為什麽人要有遠慮。
宋仁宗的生母李妃是一個普通的宮女，直到她去世，宋仁宗都不知道她的存在。李妃死了以後，撫養宋仁宗長大的太後劉娥不想大張旗鼓地操辦，隻想草草了事，敷衍過去，反正隻是死了一個宮人，埋掉就算了。這時，宰相呂夷簡來見劉太後，說一定要遵循禮製，把葬禮辦得體體麵麵的。
劉娥非常生氣，說“相公欲離間我母子耶”，意思是“你是想要離間我們母子嗎”。她不是宋仁宗的生母，所以心中有個坎，覺得呂夷簡是想把這事放大。
呂夷簡表達了自己的思慮，他說：“皇後是否要為劉氏家族考慮？如果希望劉家的人能夠繼續富貴，有好日子過，希望你重新考慮眼下的事。”
劉娥想要敷衍過去，這就屬於“人無遠慮”。紙是包不住火的，一旦將李妃草草下葬，仁宗皇帝以後總會知道這件事情，那時他該怎樣評價太後呢？當他知道太後對自己的生母這麽殘忍時，一定會怨恨劉家的人，說不定會讓劉氏一族遭遇大禍。
聽完呂夷簡的話，劉娥立刻改變了態度，交由宰相呂夷簡全權處理李妃治喪之事，以皇後的規格將李宸妃下葬。
當我們遇事不決時，不妨朝著更遠的前方看看，一定要讓自己看得更遠。看得更長遠，我們的決策才會更正確。一個人如果沒有遠慮，隻貪圖眼下的利益，很容易讓自私、狹隘占據身心，導致每走一步都棲棲遑遑、戰戰兢兢。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戰勝本能，是一種了不起的能力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這是很有名的一句感歎，在《論語·子罕》中也出現過。這裏是重複記錄，隻是比之前多了個感歎句——“已矣乎”，感情色彩更濃烈了。
孔子在表達對某事失望時，經常會說“已矣乎”，意思是“算了吧”“哎呀”“……得了”。這次孔子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愛好德行如同愛好美色一般。”
這段話發生在孔子到衛國後，衛靈公邀孔子出遊時，竟然要跟南子乘坐一輛車，而把作為國賓的孔子撇開了。孔子對衛靈公很失望，於是有了這樣一句感慨。
孔子講“克己複禮為仁”，一個人要懂得控製原始的欲望，才能夠成為一個有仁德的人。這當然不容易，像衛靈公這樣貪圖霸業、貪圖美色，是人的本能。在本篇的開篇，就記錄了“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說明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德行上，而在霸業上。
還有一種解釋。有人認為孔子說這句話並不是在和衛靈公出遊以後，而是在孔子準備離開衛國的時候。本來滿懷著期望投靠了衛國，覺得可以在衛國實行仁政，結果衛靈公令他大失所望。我們可以想象，他在即將離開衛國的車上，回頭感慨了一句“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舉賢薦能是領導者的職責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者”，即屍位素餐者。孔子說，臧文仲這個人不會是個竊位的人吧？這是一個問句。
孔子在讀史的時候注意到了一個人——柳下惠。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展獲、展禽、季禽，指的都是柳下惠。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柳下惠那麽出名、那麽賢德，臧文仲竟然沒有給他官位，也沒有把他舉薦出來。
在孔子看來，舉薦賢能是地方官重要的職責。做一方的官員，一定要在此地尋找最能幹的人，這是地方官最基本的職能，但是臧文仲竟然沒有舉薦柳下惠這個人才。
大家都聽過柳下惠坐懷不亂的故事。關於這個故事，也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第一個版本：柳下惠在路邊遇到一個很年輕的女子，無依無靠，即將凍死，於是就把女子接到家裏來。因為害怕她凍死，他又把自己的衣服解開，抱著女子，用這種方法來救人。大家說，他竟然能夠坐懷不亂，真是個君子。
第二個版本：柳下惠有一次出門遇上大雨，看到一座古廟，正要走進去避雨，見廟裏有一個女子正在換衣服，於是馬上轉身，重新走進大雨裏。
總之，柳下惠因不好色而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名聲。但是臧文仲遇到了這樣的賢人竟然不舉薦，孔子覺得很疑惑，於是提出疑問：這個人難道不是一個屍位素餐的人嗎？
臧文仲此前在《論語》中也出現過，“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孔子對他的評價始終不高。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者多麽可愛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躬自厚”：責己的時候，對自己更加嚴格。
“薄責於人”：對別人稍微寬待一點。
“則遠怨矣”：這樣就可以遠離他人對你的怨恨了。
有句話叫“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人們在責備、批評別人的時候總是特別理直氣壯，但是同樣一件事情如果發生在自己或者自己的親人身上，就會覺得沒什麽大不了的，不值得深究。
人們對陌生人要苛刻很多，這在心理學上緣於歸因方式不同。當自己或者身邊親近之人犯了錯誤時，我們會將其歸咎於不小心。但看到陌生人做同樣的事情，就會大發雷霆，覺得人心不古、世道不好，認為對方居心不良、人品太糟糕。
這種歸因的差異會讓人與人的交往存在阻礙。麵對同樣的事情，由於視角不同、身份不同，我們會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釋。這種思維方式讓我們與他人之間形成了巨大的溝壑，尤其是在與陌生人相處時，我們很難獲得關係上的改善。而在互聯網環境下，大部分的交往都要從陌生人開始。
如果我們能夠以責人之心責己，用要求他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看自己身上有什麽可以改變的，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就會發生改變。
曾國藩就特別擅長自省，他在日記裏罵自己狠到令人不忍直視。實際上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優秀的人，但他常常責備自己——今天竟然下了這麽長時間的棋，竟然看了戲，竟然看戲看得不想回家讀書！他時時反省，以責人之心責己，可以寡過。
“以恕己之心恕人”：什麽是恕己？當我們做錯了一件事時，很快就能找到理由為自己解圍，原諒自己。比如“我犯了一個大部分人都會犯的錯誤”“我還是一個小男生”“這事不光是我的責任”。如果在別人做了錯事時，我們也能夠像對待自己一樣，再給別人一次機會，理解別人或許也是無心之失，則“全交”。
“全交”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你可以和一個人交往很多年，一直做朋友。很多朋友走到半路就走散了，就是因為自己的責備心太重，而當你願意以寬厚的態度待人，你就能擁有一生的至交。
第二種解釋：你可以交往更多的人。
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對自己要嚴格一點，對別人要寬厚一點，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
如何做到薄責於人？對別人的問題，稍微提醒一下就好。如果你抓住別人的錯誤不放，得理不饒人，會導致對方自尊水平不斷地下降，跟你在一起時會感到壓力巨大，不僅不會改掉自己的錯誤，還會有意識地遠離你。
如果一個人總感覺到別人不認可自己，總是批評自己，這些對立的情緒就會累積，一旦最後爆發，一定會給雙方造成傷害。
對於別人的錯誤，稍微提點一下即可。比批評更有用的，是切實地幫助對方成長，幫助對方解決實際的問題，去發現對方的亮點，鼓勵他、肯定他，他才能夠有好的改變。
孔子是一個很懂教育的人，他總能春風化雨般地讓學生們變得更好。希望我們也能把這種態度用在所有的人際交往中。
如之何，如之何：領導者要學會問“開放式問題”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這句話聽起來像繞口令。
孔子說：“不說‘怎麽辦，怎麽辦’的人，我也不知道該把他怎麽辦。”
“如之何”是領導者經常要講的一句話。
有個典型的案例，就是劉邦。
劉邦的背景、出身和個人能力完全比不上項羽——
項羽是貴族出身，而且武藝超群，力能扛鼎；項羽學的是“萬人敵”，精通兵法，打仗很厲害。
劉邦出身農家，隻是小小的泗水亭亭長，而且他很怕打仗，也很怕項羽，因為他每次跟項羽打仗都輸。
那為什麽劉邦越輸，地盤越大，項羽越贏，地盤越小，最後到了烏江自刎的境地？
劉邦對自己的總結是“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他雖然能力不強，但身邊有張良、蕭何、韓信等人才，可謂群星璀璨。劉邦特別擅長用“如之何，如之何”來激發這些人才幫他出謀劃策。《史記》中描寫劉邦，最常說的話就是“為之奈何，為之奈何”。鴻門宴的時候，別人要殺他，緊急關頭，他說的也是“為之奈何”。
他似乎總是在問“怎麽辦”。他不需要有特別強的個人能力，他最需要的就是傾聽。
而項羽恰好相反，他最大的問題是“僅有亞父範增，尚不能聽”，項羽太自傲。
這句話給我們的啟發就是，領導者要培養傾聽的能力。“如之何”即“怎麽辦”，這是一個開放式的提問方式。
我們在傾聽的時候，要更多地問開放式問題，而不是封閉式問題。
不擅長領導的人，常常問封閉式問題：“你們聽懂了沒有”“你們有沒有信心”“你們明不明白”。這種封閉式的問題意味著領導者覺得自己沒有錯，員工隻需要聽懂之後執行就可以了。封閉式問題讓員工沒有表達看法的機會，這樣下去，領導很容易成為容錯率最低但是在公司裏犯錯最多的人。
如果領導能夠學會開放式提問：“怎麽辦，這個事你們有什麽想法”“來，大家幫幫忙，想想可行的方案”“關於這個問題，怎樣解決更合適呢，大家暢所欲言”……這樣，員工才會有積極性，才會願意發揮自己的才能，公司也才能夠得到發展的空間。
如果遇到一個領導，他從來不問你怎麽辦，不問你對一件事有什麽想法，隻是問你“聽懂了嗎”，這也說明他不是一個懂得領導藝術的人。
孔子是一個很懂領導力的人。這段話有可能是在討論季氏的問題，也許是批評“三桓”，或者是批評魯公這樣的上位者。
人一定要學會問“如之何”。關於這個話題，我想推薦兩本書給大家。
一本是我的著作《可複製的領導力》，書中詳細地講到了關於傾聽的話題。
另一本是《高績效教練》，它教給我們用提問的方法，去啟發和幫助另外一個人成長。大量的問題可以被模塊化，分成四個步驟，一步一步地問，這樣才能追根究底，找到對方真正存在的問題，幫助對方走出困境，同時讓員工收獲責任感和自信心。這才是做領導的藝術。
好行小慧，難矣哉：獨立的思想有多麽寶貴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孔子感慨，有一些人生活閑散，終日聚在一起，談論的內容令人不知所雲。英文裏有一個詞形容得特別好，叫作no point（沒有重點），聽的人根本不明白他在表達什麽。這樣的人“好行小慧”，愛賣弄小聰明，也很難教導！
孔子說過一句類似的話：“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孔子認為，一個人實在沒事可幹的時候，哪怕下下棋也可以，至少鍛煉一下大腦，對身心有益處，何必整天聚在一起空談消耗時間呢？
學會孤獨，是很重要的能力。我們總會有一些閑暇的日子，在這樣的日子裏，要能夠自在而愜意地與自己相處。如果一個人無法忍受孤獨，一閑下來就想呼朋引伴，反而會進入一種群體性的孤獨——一群人湊在一起，看起來很熱鬧，實際上卻是在荒廢時日，根本沒有收獲和進步。
人到了晚年，用這種方法來解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孔子教育的對象是年輕人、青壯年，這些人正處於應該做事的年紀，如果一天到晚混在人群當中，說些不鹹不淡的話，看起來似乎在認識人，其實是在進行無效社交。這種人想要出頭很困難，你想教他也很困難。
有句話叫“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但我們發現，“士”並不代表所有的人。有的人“別三日”，真的如脫胎換骨一般，令人驚歎；有的人“別三年”還是老樣子，甚至畢業二十年了，見了麵還是老話題，腦子裏思考的永遠是同樣的東西。
如何讓自己真的發生改變？核心在於善待自己的時間。
孤獨是能教人成長的。孔子希望我們能有自己獨處的時間，能一個人去思考、去讀書、去研究、去琢磨。有敢於孤獨的勇氣，才能夠每天看到自己的進步。
通過學習和思考，有了真功夫，就不會“好行小慧”了。為什麽有人“好行小慧”？因為他沒有真正的才能，他做事的時候總想著如何鑽營，想通過送點禮，說幾句漂亮話，套近乎、拉關係來解決問題。這樣做也許能夠解決一些生活中的小麻煩，卻解決不了人生中的大問題。
舉個跟“行小慧”相對的例子。曾國藩打仗，從不“行小慧”，他沒有那麽多機靈，他用的辦法叫“結硬寨，打呆仗”。曾國藩的部隊不像部隊，倒像個工程隊，一群“民工”在幹活。攻城攻不進去，就在外邊安營紮寨。萬一對方騎著馬衝過來，傷亡很大怎麽辦？曾國藩的辦法是，先挖條三丈寬、兩丈深的大溝，把自己保護起來，令對方無法突襲，這叫“結硬寨”。
他圍城的辦法是挖一個更大的坑，把城牆圍起來。圍起來以後，城裏麵的人出不來，要麽挨餓，要麽投降。像這樣打仗，就是下死功夫、硬功夫。
孔子不喜歡“好行小慧”的人。對於那些一天到晚靠著小聰明，靠旁門左道、油嘴滑舌來生活的人，孔子認為是很難教育、很難改變的。
君子義以為質：君子要學會外圓內方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在描述什麽是君子。
“義以為質”，就是內方；“禮以行之”，就是外圓。
人們常說人要“外圓內方”，古代的銅錢也是外圓內方，這並不是一個世俗的要求，而是很高級的要求。鑄錢的時候鑄成外圓內方，除了便於穿繩，其實還是對人修養的提醒。
古人常常會向天地取法。古人認為，天是圓的，地是方的，從而覺得做人，外在要圓，內在要方。
“外圓內方”的核心是“義以為質”，即心中有原則。一個人心中應該有自己的道德標準，不能隨便讓步，內在要是方正的。但是在外在表現沒必要太過剛硬，否則就成了“愣頭青”，會與外界格格不入，導致與誰都沒法合作。
外在要“禮以行之”，需要學會圓潤地處事，懂得如何與他人進行有效溝通。
“孫以出之”，“孫”同“遜”，即謙遜地溝通。說話之前要思考一下，是否能夠表達得更加清晰、更加委婉，是否能照顧到對方的情緒。
“信以成之”：做事的時候要講究誠信，答應別人的事要努力做到，做事要靠譜。
孔子說，如果一個人能夠做到外圓內方、說話謙遜、辦事靠譜，那他就是君子。
或許我們常常感覺成為孔子口中的君子是很不容易的事，在此，孔子給出了一個核心原則——要想成為君子，最重要的是心中要有本分，要方正。
如果沒有“內方”，一個人即便做到了對外講禮、辦事圓滑、說話謙遜，他還是不能被稱為君子，因為他內心沒有底線。
一個人成為君子的前提，是有底線。但這也是不夠的，如果外在太過剛直，不懂權變，跟誰都沒法合作，也不能夠稱其為君子。
要成為真正的君子，需要內外兼修。
君子病無能焉：專注於影響圈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
我上大學時，對出名很渴望，希望別人都知道自己。我經常去看學校的海報欄，如果看到平時能力不如自己的同學都能上海報，我就開始焦慮，覺得不公平——我這麽優秀，海報上為什麽沒我的名字？
後來讀《論語》時，讀到這句話，我覺得心裏好受多了。
“君子病無能焉”：君子要擔心的是自己沒有能力。這裏“病”是動詞，代表擔心。
“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別因為別人不知道你而擔憂。別人不知道你，這很正常，這裏存在信息鴻溝。當關於你的信息沒有傳播出去時，你要繼續做事，讓自己的能力變得更強。
一個人如果在非常年輕時就急於出名，為別人不知道自己而委屈，就要重溫一下《論語·學而》第一節中的這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雖然別人不知道你，但你並不會為此糾結、難過、生氣，你就是君子。
一個人有沒有才能，是“影響圈”的事情；別人知不知道自己，是“關注圈”的事情。當我們做事情回歸到影響圈中時，會發現自己能做的事很多。如果一個人隻關注自己暫時無法改變的事，汲汲於名聲，就會覺得自己麵對生活太無力了。
再說一句題外話：為什麽我們每個人都特別希望成名，希望別人知道自己？
當一個人被別人認識後，內心會產生一種原始的愉悅。在原始社會，一個人能夠被陌生的部落接受，能夠被更多的人認識、認可、接納，意味著他活下來的概率越高。反過來，如果一個人不被人熟悉，就會被當成敵人去對待，會被驅逐或者殺死。渴望被人認識和認同，來自人原始的本能，是一種刻在我們基因中的欲望，這並不可恥。
但孔子始終提醒我們，“以禮節之”——要對這些原始的欲望加以控製。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讓自己的能力配得上自己的名聲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是擔心、害怕的意思，君子擔心自己離開這個世界之後，“名不稱焉”。
“名不稱焉”有兩種解釋，我覺得都有道理。
第一種解釋是不被別人知道，沒有流芳千古。這樣理解能夠說通。
《怕死：人類行為的驅動力》是一本用科學手段研究心理學的著作，作者用了三十年時間做了大量的對比實驗，最後得出結論：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所做的各種努力、各種折騰，其動力都是來自怕死。我們希望自己百年之後，還有人記得自己的名字，有人給自己立塑像，有人稱頌自己，渴望永垂不朽，這也是因為怕死——我們在努力地戰勝死亡。既然肉體無法戰勝死亡，那就讓名聲和影響力去戰勝它，讓自己永遠地活在人們的心中。
這個解釋符合《怕死》這本書所做的研究，但是我個人覺得，這不像孔子的原意，因為孔子經常強調“不患人之不己知”。
第二種解釋認為，“名不稱焉”可以解釋為名不副實。孔子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名揚四方了，到了晚年，幾乎成了國寶級的人物。無論是魯公還是三家貴族，都經常跑來向孔子請教。孔子也很勤奮，不僅教書育人，而且刪詩書、定禮樂、寫《春秋》，留下那麽多的文字。他知道自己名氣很大，但他始終擔心自己配不配得上這樣的名氣。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擔心在蓋棺論定之時，自己是否配得上大家給予的榮譽。
希望我們能像孔子這樣思考問題，盡量讓自己在活著的時候做到實至名歸，對得起別人的信任，讓求名這件事情成為我們前進的驅動力，而不是為名所累。如果一個人沒有德行，卻坐在很高的位置上，德薄而位尊，這是十分危險的。
我更傾向於第二種解釋，“名不稱焉”是名不副實的意思。
君子求諸己：遇到問題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這是人們引用頻率非常高的一句話。
“求諸己”，“諸”即“之於”。這句話可以譯為“君子求之於己，小人求之於人”。
君子在任何情況下，遇到了任何問題，都會“求之於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答案、找解決方法。小人遇到任何問題，總會第一時間在別人身上找原因、找答案、找解決方法。
為什麽總要在別人身上努力？因為這種行為可以減少自己的認知偏差。
比如一個媽媽自認為是好媽媽，她覺得自己小時候沒好好上學，就把期望寄托於孩子身上。她費盡心力，希望能夠把孩子培養起來，但她發現孩子的成績並不好，考試總出錯，甚至很簡單的題目都做不對，因此大發雷霆。
這種行為就叫“求諸人”。我們都知道，罵孩子根本無助於孩子的學習，凡是有過被教育的經曆的人，都有這種體會。
為什麽這位媽媽還是要罵孩子呢？因為她自以為是個好媽媽，但孩子成績卻不好，這讓她的認知出現了偏差，讓她很不舒服。為了讓自己“好媽媽”的角色立得住，為了讓自己心裏好受些，她會將孩子學習不好的事情合理化，把責任推在孩子身上——她依然是個好媽媽，是孩子太不爭氣。
當媽媽說出“我是不是已經說過了應該怎麽做，我跟你說了多少次……”的一瞬間，她的認知偏差就得到了矯正，她就能繼續心安理得地處於“好媽媽”的位置上。
“求諸人”太簡單了，隻需要把責任轉嫁出去，然後就能心安理得了，但這根本不會讓事情出現好的改變。
“求諸己”很難，但隻有“求諸己”才能真正找到事情的解決方法。
想要做到凡事先“求諸己”，就要學會和認知偏差和諧相處，戰勝自己心中因為認知偏差而產生的不適，敢於麵對自省時的痛苦，這才是生活的高手。
還是要補充一下，小人並不是指不好的人，君子和小人是每個人都會存在的兩種狀態。人的內心常常存在小人和君子搏鬥的狀況，我們不斷地學習，是為了讓自己多處於君子的狀態，少處於小人的狀態。
我們要清醒地明白：批評別人、指責他人、埋怨社會不公，就是陷入了小人的狀態，比如，“要不是我小時候爸媽對我不好”“要不是教育環境不好”“要不是我孩子不聽話，我早就成功了……”。
這種建立在對外界的指責上的自我安慰，心理機製其實和狐狸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是相同的。狐狸想吃葡萄，吃不到，求而不得，內心產生了痛苦。為了緩解這種痛苦，它解決的辦法是騙自己“葡萄是酸的”。雖然這不符合事實，但在這一瞬間，它的認知產生了偏差，但它的心裏舒服了。
這就是小人喜歡“求諸人”的根本原因，他以扭曲認知來改善、消除自我陷入痛苦的狀況。
君子“求諸己”的態度是，即使吃不到葡萄，依然認可葡萄的價值，覺得葡萄是好看的，是好吃的，然後繼續調整自己，或者努力地蹦得更高，去采葡萄；或者思考要不要回家自己種葡萄；或者改變自己的口味，用其他水果來代替……君子總會不斷地提升自己。
喜歡把責任推卸在別人身上的人，最大的問題是不願意改變自己，不願意承認自己的不完美。當一個人不願意承認自己不完美時，他不會願意請教別人，不願意提升自己，甚至連看書都不願意。
當一個人能坦誠地接納自己的不完美時，他就能理解自己並不能夠應付世界上所有的事，才會謙遜地提升自己，通過看書和學習來解決問題。這就是“君子求諸己”。
不看書，不學習，隻發表評論，發泄情緒，是小人做派。
這句話道出了人生的大道理，是能夠伴隨我們一生的箴言。
君子矜而不爭：管理自己的欲望，不要被外物所誘惑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矜而不爭”：“莊以持己曰矜”，要有一顆不動心，莊重而矜持。所謂矜持，核心是一個人不輕易為外物所動。如果外在的任何誘惑——好車、大房子、高工資，都能讓你大喊大叫，表示羨慕，就不是矜持。
孔子並沒有要求一個人對任何外物都表示拒絕，都不感興趣，《論語》中從沒有這樣的說法。
我曾和王蒙先生聊孔子，王蒙先生感慨，孔子說話怎麽就那麽合適，不過分。孔子絕對不會對一個人說“你不要羨慕別人有房子、有車子”這種空話，他的建議是，當你羨慕的時候，能不能讓自己稍微停一下，矜持一點，不要瞬間撲過去。如果你太容易為外物所動，這樣就可能會被別人利用，也容易成為外在物質的奴隸。有的人為了得到一雙鞋子、一部手機、一個名牌包包，一衝動就會做出很可怕的事。
我聽說一個家庭，爺爺隻是把手機給孫子玩了不到一分鍾，孫子就花了一千多塊錢去充遊戲幣。爺爺本身就不富有，孫子隻是遠遠看著爺爺操作，就記住了密碼，找機會拿手機給遊戲充值。這個孩子當然知道這件事情一分鍾以後就要暴露，他會被批評、被責罵，但他根本控製不了自己。我個人認為，在未成年人的遊戲中，有些充值行為是要在商業上想辦法禁止的，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會讓孩子陷入最直接的物欲中。
總之，麵對外物，人要學會矜，能夠“端”著點，控製一下自己的欲望。
“矜而不爭”中，“爭”的產生，必定是為外物所惑。如果沒有外在的東西誘惑你，心不動，便不會去爭。人修煉到極致，就是要修煉一顆不動心。不過，孔子對人倒沒有這麽高的要求，他隻是提醒我們不要扔掉矜持，不要總是汲汲於富貴。
“群而不黨”：“黨”是動詞。人為什麽結黨營私？目的也是爭。不是為了爭，何必要拉幫結派呢？
“群而不黨”指的是，一群人可以一起努力地做有意義的事，但彼此之間應該是坦誠的，不需要為了維護相互的利益而結黨營私。在宋朝，黨爭是重要的政治話題。有人說歐陽修、範仲淹、韓琦是一黨，歐陽修為此專門寫了長文《朋黨論》，呈給宋仁宗。歐陽修說，君子也有黨，君子之黨有別於小人之黨。小人之黨是結黨營私，而君子之黨是一群很好的人在一起，做到廷爭如虎。所謂“廷爭如虎”，指的是就算同為一黨，一旦在政治上出現分歧，在大殿之上也可以像老虎一樣互相爭執、辯論。
君子是維護原則的，是有自己所秉持的操守的，不會為了利益而保持統一戰線，一起做壞事。
不以人廢言：就事論事，別給他人預設立場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不以言舉人”：“舉”即舉薦、推舉、提拔。這句話的意思是，君子不會因為一個人說話好聽就把他提拔起來。這樣做太草率了。有的大老板事務繁忙，接觸公司基層員工的機會很少，一旦有人說話說到他心坎裏去了，他就感覺這個人不錯，此人就有機會被火速提拔。
會說話的人當然也可以用。但是“舉”是瞬間提拔起來了，這意味著不用磨煉、不用看業績，就直接升職。
曆史上有很多“以言舉人”而造成嚴重後果的例子，比如趙括紙上談兵，最後導致整個部隊大敗。
一個人必須得在生活中經曆考驗，才知道是不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真知”，如果隻會說漂亮話，那是“假知”。
“不以人廢言”：不因為不喜歡一個人，而拒絕相信他的話。我們一般都喜歡聽跟自己關係好的人說的話，覺得對方是一個好人，他說的話就可信。而事實上，好人也會說錯話，也照樣會導致事情出錯。好人並不意味著他說的話就是真理。
我們要做到“不以人廢言”，哪怕自己不喜歡那個人，他與自己的立場、觀點不一樣，但是，如果他說的話是有道理的，我們就要聽。
當下，每個人都有在互聯網上發聲的權利。在網上，有的人看到別人說的話和自己想的不一樣，就針鋒相對，先指出對方私德不嚴，再揭露他的過去，以證明對方是個壞人。壞人說的話就一定是錯的嗎？這個邏輯是不對的。與其花那麽大的力氣證明別人是壞人，不如客觀地討論他所說的話有沒有道理，這才叫作就事論事。我們在網上進行辯論時，應該針對事情本身來發言，就事論事，而不是先討論說話之人的人品，或是去揭露對方的背景，這才是“不以人廢言”。這樣的互聯網環境，是我們應該努力去維護的。
不因某個人的立場、觀點與自己不一致，或者私德不好，就不去聽他說的話。如果他的觀點是有道理的，我們就采納，這才是一個人成熟的標誌。
就像《思辨與立場》一書提醒我們的——思維的公平性是很重要的。
恕：培養同理心，推己及人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問孔子：“有沒有一句話能夠成為我的座右銘，讓我一生奉行呢？”
孔子回答：“那大概就是恕吧。”
恕，可解構為“如心”，即“如己之心”。恕的核心是同理心，是一種推己及人的能力。
我覺得子貢應該具有很強的推己及人的能力，因為他“億則屢中”，隻要去做生意，總是能賺到錢。孔子都感到很驚訝：子貢怎麽這麽會預測市場？
實際上，理解市場、預測市場，本身也離不開推己及人的能力。
有一本書叫《誰說商業直覺是天生的》。這本書告訴我們，商業能力的核心就是同理心，企業要把自己當成消費者，切實地感受到消費者的需求，這樣生意才能做起來。
對於做生意的高手子貢，孔子所提的建議是“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自己不想被別人加諸身上的事情，就不要加諸別人身上，這是倫理學的核心。用一句話來概括西方倫理學，正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要用公平的態度來對待自己和他人。
孔子之所以會跟子貢說這樣的話，有一個原因是“子貢方人”。子貢喜歡在背後對別人評頭論足，孔子說“夫我則不暇”——換作是我的話，可沒這個工夫。
我們在評判別人的時候，也要秉持一顆如己之心。想想如果是自己被別人在背後議論，我們會有怎樣的感受；如果自己有同樣的行為，我們會像苛責別人一樣苛責自己嗎？
去體會他人的感受，這就是“恕道”。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盛讚堯、舜、禹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節是關於毀譽原則的討論。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對於他人，我褒獎了誰，又誹謗了誰？如果我對誰大肆褒獎，一定是經過了深入考察的。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就是孔子所稱讚的人；“斯民也”，指的就是堯、舜、禹；“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指堯、舜、禹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的原因。
有人認為，孔子所作《春秋》“一字之褒榮於黼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在孔子筆下，如果得到一個字的誇獎，那比獲得一生的爵祿都光榮，而如果被孔子用一個字批評了，那比被砍頭還要難受。
春秋筆法，微言大義。比如《春秋》裏提到“鄭伯克段於鄢”，“克”這個字令鄭伯一輩子都蒙上了一層灰，因為“克”是針對敵人而言的，而共叔段是鄭伯的親弟弟，鄭伯竟然用對付敵人的手段來對付自己的手足兄弟。孔子用了“克”這一個字，大家就知道鄭伯“非仁者”也。這就叫“一字之貶嚴如斧鉞”。
孔子對於表揚誰，或者批評誰，是非常慎重的。如果真的是表揚，一定是認真地考察過了。對於孔子來講，從堯、舜、禹，到商湯、文、武、周公，中華民族精神正是由這些人傳承下來的。中華民族之所以有原則、有文化、有底蘊，就是因為有深厚的傳承。
對於堯、舜、禹三代，孔子給了極大的讚揚。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做學問要有謹慎之態和敬畏之心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這段話讀起來很怪，按照字麵意思來理解是讀不通的。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及”是發現的意思；“闕文”義為丟失，有部分文章缺失了，或者是文章丟了幾句。整句話的意思是，我還是能夠發現史書當中空缺的地方。
“有馬者借人乘之”：有馬的人把自己的馬借給別人騎。
“今亡矣夫”：今天沒有這樣的事。
這三句話單獨看都能理解，但連起來就不知所雲了。那麽，孔子說的這段話到底是什麽意思呢？
有一種解釋是，“有馬者借人乘之”是一句衍文。衍文就是謄抄時出現了錯誤。古代的書先是抄在竹簡上傳播，後來抄在紙上傳播，可能有人在抄寫的過程當中打瞌睡“串行”了，從別的地方抄了一句到這裏。因此，要想理解這句話，直接把“有馬者借人乘之”刪掉就行了。
這樣一來，這段話就可理解為——孔子說：“我發現史書上有很多遺漏的地方，而現在沒有了，該補的都補上了。”這代表著孔子對史書做了補充。
李零教授對此節有另外的理解，他認為“有馬者借人乘之”不是一句衍文，這段話是有道理的。他認為古代史書上的闕文是史家故意留下來的，以便讓後人考證清楚之後再補正。孔子是在褒獎古人的治學態度。
孔子說，古代的時候，文人寫書時有不懂之處就空下來，留給後人完善，這就好像自己有馬，借給別人騎——你寫的文章，留下了一部分發揮的空間給別人，這難道不是跟把自己的馬借給別人騎一樣嗎？隻是今天沒有這樣的治學態度了，今天的人，不懂也要裝懂。
以上孔子對於古代史書的評價，我覺得兩種理解方式都說得通。
小不忍，則亂大謀：切莫因沉不住氣而逞口舌之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孔子不喜歡巧言令色的人。“德”是美好的東西，“德”者，得也。你內心對於禮樂有所感知，對於仁義有所獲得，才能擁有德。
但如果對一個人過度地誇獎，對楷模進行神化，就會“亂德”，即毀了一個人的德行，這叫“巧言亂德”。
有時候，人們樹立起一個典型，對一個偶像過度地神化，不斷地說他什麽都好、什麽都最棒，最後導致偶像坍塌了。這就如同我們常說的“捧殺”。
所以，讚美雖好，也不要過分，要實事求是，別將自己喜歡的東西說得天花亂墜，反倒讓那些並不了解德行的人產生混淆，以為“德行真的有這麽厲害嗎”，以為德行好就能夠呼風喚雨。
魯迅先生評價《三國演義》，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描述諸葛亮的聰明時把他說得跟妖怪似的，讓讀者難以相信，這個形象太虛假了，還不如《西遊記》，直接就寫妖怪。
“小不忍，則亂大謀”，要與“巧言亂德”連起來理解。“巧言亂德”是說一個人對自己喜歡的東西過分推崇，誇張渲染，逞口舌之快，其實不該如此；“小不忍，則亂大謀”，是說你得控製著自己的情緒和表達欲，要注重細節，萬事謹慎為好。
郭子儀就是“細節控”，他有八子八婿，封侯拜相，屬於一個“十全老人”型的人。郭子儀晚年時，自己已經退休，子孫又掙得了功名，心情十分舒暢，家裏時常載歌載舞。
有一天，一個新任的年輕官員要來拜訪他，郭子儀馬上讓旁邊的妻妾躲起來，也別偷看。
妻妾不解：“每次有賓客到訪，不管多大官，我們都在旁邊，怎麽今天你這麽緊張？”
郭子儀解釋道：“這是個小人，而且他長得特別難看，臉上有一個大痦子。你們這些人胸無城府，如果在現場，看到他保不準會發笑，被他看到，他懷恨在心，咱們家以後永無寧日。”
果然，此人後來當權，很多曾經得罪他的人家都遭了殃，而正因為郭子儀處理得當，郭家幸免於難。
這就叫作“小不忍，則亂大謀”，在細節上你不夠小心，沒有控製自己，就有可能會導致大的戰略上出現問題。
我聯想到孔子說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這裏也講到“忍”，但這裏的忍是“忍得下心”的意思。這句話是說，連這樣的事你都忍心去做，還有什麽樣的事是不忍心去做的？
“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忍”，提醒我們如果在小的欲望、情緒方麵不做好自我管理，將來它很有可能會影響大的謀略，所以不要逞一時之快。
慶曆新政時，範仲淹、韓琦剛做出一派新的氣象，當時的著名學者石介專門寫文章來頌讚他們，說韓琦、範仲淹、歐陽修都是君子。為了對比更鮮明，他還列出了小人的名字，夏竦居首位。文章是千古事，夏竦大為生氣，他把石介的名字刻在牌子上放在自己家裏，要讓子子孫孫知道石介是家族的敵人。
範仲淹看到文章後果然發愁，跟韓琦講變法要糟糕。這篇文章瞬間把敵我的陣營變得涇渭分明，給我方招來了大量的反對派，樹立了更多的敵人。
過分的誇獎等同於毀滅。不要逞口舌之快，不要把德行誇獎得太過分。
眾惡之，必察焉：練就一雙識人的慧眼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孔子經常會討論關於舉薦人才的問題，這是人力資源領域非常重要的話題。
孔子說，如果你聽說所有人都討厭一個人，都說他不好，你需要考察，要警惕。假如有一個人，所有人都說他的好話，都很喜愛他，也要去考察。
所有人都說他壞的那個人未必壞，都說他好的那個人也未必好。都說他好，很有可能這個人是“鄉願”，而孔子“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願），恐其亂德也”（《孟子·盡心下》。而“眾惡之”的人，有可能因為堅持原則而得罪了很多人，有人說他的壞話，其他人也以訛傳訛，於是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要想真的了解一個人，是很不容易的。當一個人被眾人喜歡，或者被眾人討厭時，這是不正常的。一個人有人“好”，也有人“惡”，才是常態。
不要輕易地隨大溜，要以批判性思維看待所有的人、事、物。
《烏合之眾》這本書講到“羊群效應”——我們很容易跟著別人發表意見。有一句詩講得特別好，叫“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所以，不能輕易地通過大家的評論而認定一個人的德行。
要做到“必察焉”，要努力地去觀察、去考驗、去了解。核心還是孔子所說的“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非道弘人：追求道，是一種無限遊戲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這也是一句很有力量的話。
倪培民先生有本書叫《孔子：人能弘道》，就是講的孔子。“弘”是弘揚的意思。“人能弘道”，就是人能夠把道發揚光大，而不是把道當作裝飾。
“非道弘人”：一個人不因學了道、覺得自己是一個有道之士了，就變得了不起。一個人再了不起，最終都將如過眼雲煙，而道是永恒的，是可以一直持續、一直彰顯的。
最能夠給這句話做注腳的書，是《有限與無限的遊戲》。所有用“道”來“弘人”的人，玩的是有限遊戲，是以遊戲結束為目的，為的是能夠得到一個稱號、一個地位。以道弘人的人，學道、學知識、發表文章，目的都是成就個體、成就名聲，這屬於有限遊戲玩家的思維。
而無限遊戲的玩家，是希望遊戲持續下去，即便自己作為個體在世界上不存在了，遊戲還要繼續。玩家的目的，是拓展遊戲的邊界，讓遊戲變得越來越好玩，越來越具有生命力。這叫作“以人弘道”。
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我們把這句話作為座右銘，就會明白，一個人在做事情的時候是可以有使命感的，可以追求更加宏大的圖景。
我們所做的事情，在曆史上、文化上會留下什麽樣的痕跡和分量？自己作為個體的利益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遊戲還在不斷地繼續，道還在不斷地延續，不斷地影響這個世界。而個人，能在道實現的過程中充當一個小小的觸點，就已經足夠了。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錯不改才是真的錯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孔子說，有過錯而不改正，這才真的叫作過錯。
犯錯是所有人都會經曆的。如果一個組織不允許犯錯，也就意味著這個組織不會允許進步和創新。作為領導，一定要對犯錯有容忍度，一個組織內部要有一定的容錯率。
《清單革命》一書提到過兩類錯誤：一類是因為不會，所以犯錯；一類是因為疏忽，所以犯錯。
如果是因為不會而犯錯，那麽犯錯本質上就是學習的過程，學會了自然就不會犯錯。但是在生活裏，人們往往在同一個地方重複犯錯，一個組織也總在同一個問題上重複犯錯，這就需要列出清單，防止頭腦進入“自動駕駛”的慣性狀態，降低犯同樣的錯的概率。
張瑞敏是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有一次，他在一個關於創業比賽的電視節目裏當評委，他問最後評選出的冠、亞軍選手：作為管理者，在公司裏最重要的、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是什麽？
我已經忘了選手的回答，但清楚地記得張瑞敏給出的答案，大意是，要去尋找那些重複犯錯的地方，並且糾正。
其道理與“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是一致的。
不如學也：思考要建立在一定的知識體係上
子曰：“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孔子說：“我有一段時間，不吃飯，不睡覺，專注地思考問題，結果想來想去沒有什麽收獲，不如讀書去。”
王陽明在年輕的時候聽到別人講“格物致知”，於是也去嚐試。格物致知的意思是，人可以從任何物體上，鬆樹也好，杯子也好，去找答案，去尋找宇宙蒼生的共同點。但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王陽明想學朱熹的方法“格物”，就跟幾個朋友一起“格”竹子，每天對著竹子思考，希望通過竹子得到思想上的啟發，結果“格”到生病，差點連命都沒有了。
孔子年輕的時候，也許也犯過這樣的錯。他覺得隻要自己使勁地思考，一定能夠很快地學到東西。但實際上，一個人思考的東西有可能前人早就研究過了，已經寫成了書，你隻要把這些書讀一讀，就立刻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在大量的學習之後再去思考問題，才能拓展這個“無限遊戲”的邊界。
這並不是不允許創造，而是說創造的前提一定是有足夠的知識作為支撐。牛頓也好，愛因斯坦也好，他們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了解了前人的研究，再去進行更新、更先進的創造。
楊絳先生曾收到一個女青年的來信，信裏洋洋灑灑地寫著對於人生的感悟，覺得人生在世苦不堪言，有太多的煩惱和痛苦，她用了大量的篇幅抱怨社會、抱怨家庭。楊絳先生在回信中就寫了一句話——“你的問題主要在於讀書不多，而想得太多”。
我們可以經常回味這句話，想想自己是不是“讀書不多，而想得太多”。
君子謀道不謀食：不要隻追求物質層麵的東西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每天謀求和思考的問題，是與道有關的，而不是隻停留於物質層麵。
“耕也，餒在其中矣”：“餒”是饑餓之意。就算你每天辛勤地耕作，也有可能會餓肚子。這是實情，就像我們小時候讀的古詩：“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還有“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學也，祿在其中矣”：我學習的目的，本意不是掙錢、吃飽肚子，但是“祿在其中矣”。“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從這句話中演化出來的，意思是“隻要我去努力地學習、求道，那麽，得到金錢隻是順帶的事情”。
“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所擔憂的，不是貧窮，無關於物質，而是自己有沒有接近於道，是否能夠幫到更多的人。學道和耕地這兩件事有本質上的不同：耕地是解決自己的問題，或者解決自己身邊幾個人的問題。古代有一個學派就叫“農家”。“農家”認為，隻有耕地的人才有資格吃飯，主張所有人都去耕地。這是非常小農思想的學派。
而求道是為了幫助更多的人。孔子和孟子認為，求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為求道更慈悲、更具大愛。求道雖然不是直接生產糧食，但能夠讓更多的人有飯吃，讓更多的人懂得為人處世的道理。
馮侖先生曾說，他覺得人在經商的時候，心離錢越近，手就離錢越遠。如果一個商人一門心思地想掙快錢，想把一切都趕緊變現，往往很難賺到錢。如果一個人的心離錢很遠，做事情的目的是解決社會上的某一個問題，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或者是得到樂趣，他反而能夠在不知不覺中收獲到金錢。這是闡述心和手與物質的關係。
那些隻管埋頭種地、隻管自己賺錢、隻管給自己刨飯吃的人，日子反而過得並不如意，生活往往陷入窘迫。
為什麽呢？因為人的心胸開闊一些，就能站在更高的層麵上，思考更多關於道的問題、關於世界的問題、關於他人的問題。當你以這樣的思維方式去做事情，那麽你所收獲的一切利益就隻是“理想的副產品”——它自然而然地會出現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
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心懷天下，去解決更大的問題。解決更大的問題，就能得到更大的回報，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很多人看起來很勤奮，但是也最值得同情，因為他的勤奮恰好緣於懶惰——他不願意改變，隻是將一件事情反複地做，拚命苦幹，而始終不去思考更多人的利益，也不去關心道的問題。
智、仁、莊、禮：團隊管理的四要素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這段話講的是管理者的不同層次。
第一層：“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有些事情，你通過聰明才智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仁不能守之”，沒有足夠的仁德、涵養來保護它，結果就是“雖得之，必失之”。
《三國演義》中的呂布，勇武過人，攻城略地無人能敵，屢戰屢勝，但最後卻到了連立錐之地都沒有的境地，原因是他沒有仁德，得不到擁護，隻能四處奔走，不斷投靠不同的陣營。這就很好地詮釋了“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還有的人，在政府拆遷時為了得到更多的拆遷款而故意鬧事，費盡心機得到錢之後，卻發現這筆錢對他來說成了“燙手的山芋”。他帶著暴發戶的心態，琢磨著怎樣痛痛快快地花這些錢，於是去酗酒、賭博、亂投資，最後依然是“雖得之，必失之”。
第二層：“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一個人通過才智得到了一些想要的東西，他也有仁德，能夠守得住這些，但是“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就是說，如果他不能用莊重的態度麵對自己的收獲，人們依然不會真的尊敬他。
這就是我們要強調“以禮節之”的原因。人們很難一眼看穿一個人是否“仁”，而隻能通過外在表現來評估。
第三層：“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當一個人能幹又有仁德，平時為人處世也很莊重，但如果他動員老百姓做事的時候不合乎禮儀，就是不完善的。
第四層：要落實到以禮治國，孔子的觀點是“使民以時”。
古代的職業分工並不完備，比如修長城、打仗，或者完成一項水利工程，都需要征用民力，讓大家把手裏的活放下，離開自己的家，幫國家做事。這時候，就需要有禮，需要有規則。禮和規則應該是老百姓跟國君共同認可的、大家達成一致的目標和信念。在遵循禮和規則的前提下去征用民力，才叫作盡善盡美。
孔子講了這四個層次：智，是做事的能力；仁，是做人的素養；莊，著重於如何做領導；禮，強調了文化。
這也是帶領團隊的四個不同的境界。
我的著作《可複製的領導力》講到了管理者的角色，其中也提到了管理的幾個層次。
首先，管理者要能夠建立信任，讓別人相信你，願意跟你一起工作。
其次，僅僅建立信任還不夠，還要建立團隊。建立團隊意味著別人在你的領導下去幹活，而不需要你自己去幹。管理的本質，是通過別人來完成工作。
再次，建立了團隊以後，還需要建立體係。建立體係意味著不是靠人管人，而是靠體係讓團隊有序地運行。
最後，要建立文化，這意味著企業並不是依賴規章製度在管人，而是依賴文化、依賴大家對一件事情的認同度來做事。當大家內心有著相同的願景、相似的價值觀時，自然就不會去打破規章製度。
以上四個層次，詮釋了管理者不斷進階的過程。
小知與大受：用人要不拘一格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孔子說的“小知”有兩層含義：一層是指人可以擁有一些小智慧，另一層可以理解為從小事上來看一個人。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君子不可小知”，意思是不可以從細節方麵來考察君子或給君子下定論；君子卻“可大受”，意思是君子能夠承擔重任。
比如愛因斯坦和牛頓，都屬於典型的“可大受”的人，他們解決了學術上的大問題，但是這兩個人不拘小節，生活自理能力都很糟糕，幾乎都不會照顧自己。
有一個故事說，牛頓家裏養貓，他給貓開了一大一小兩個方便出入的洞。有人就問他幹嗎開兩個洞，他說因為大貓走大洞，小貓走小洞。小貓不能走大洞嗎？大家覺得好笑，牛頓怎麽這麽笨。
雖然有的人在小事情上並不出色，但他可能是大智若愚，符合孔子講的“剛、毅、木、訥近仁”。為什麽這種在小事上不出彩的人卻能承受起重大的任務？因為他不是靠手藝、靠心機、靠小聰明生存的，他是靠道生存的，他具有更大的智慧和才能。在小事情上出現各種各樣的偏差，不修邊幅、不通人情世故，甚至不了解生活常識，這都沒有關係。
小人的特點是“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小人在小的問題上能表現出小聰明，在沒有麵臨巨大的考驗和挑戰之時，他往往表現得比君子更活躍、更積極，一旦遇到大的事情，他就承擔不了了。
荊軻刺秦王時，帶的幫手秦武陽就是如此。因為秦武陽年少時就犯下殺人案，所以在江湖上以勇氣和武力著稱，於是燕太子丹特意找到他，讓他做荊軻此行的搭檔。結果，在秦始皇的大殿上，秦武陽還沒開始說話，就已經兩股戰戰，臉色大變，差點露餡。這就是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他僅僅是靠手藝吃飯，這叫“惟手熟爾”，但真遇到大事，就會“掉鏈子”。這樣的人與道的境界，還隔著千山萬水。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孔子感歎推行仁的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這句話有兩種理解，我覺得都講得通。
第一種理解是，這段話是孔子的感歎。孔子歎道：仁真是一件美好的事啊！民對於仁的追求，就像對於水和火一樣——人能離開水嗎？能離開火嗎？仁對於老百姓來說，比水和火更加重要。
水與火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條件，但我們經常會被水和火傷害，不小心被淹死，或者被燒傷。而仁對我們來說如此重要，卻不會像水火一樣傷人，多麽美好！
如果這樣理解，孔子所強調的是仁的重要性和美好程度。
第二種理解是，古人對水和火天然有一種恐懼感，如果把水火當作懼怕的對象，那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老百姓真是想不通啊。老百姓提到仁，就好像提到水火一樣，避之不及。但是，為什麽要害怕仁呢？我們這麽怕水火，都有人願意赴湯蹈火，為了冒險、為了獲得財富，去跋山涉水，甚至刀口舔血。但是“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沒有人願意為了實踐仁而付出生命。
如果這樣理解，孔子是表達了對老百姓的失望。
我覺得這兩種解讀都有道理，但我個人更傾向於第二種解讀。孔子所感慨的並不是仁的寶貴、稀有、難得，孔子所感慨的，是老百姓對於仁不夠重視、不夠尊崇，他隻見過人們“蹈水火而死”，卻沒有見過誰為了實踐仁而死。
當仁，不讓於師：仁者具有真正的勇氣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後麵有沒有逗號，是非常值得琢磨的。
如果在“當仁”後麵加逗號，就是“當仁，不讓於師”。此處的“師”就應該理解為老師。意思是，當我們麵對實踐仁道的機會，當我們對與仁相關的話題進行辯論時，不讓於師。
亞裏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意同此句——雖然對方是我的老師，但是抱歉，在關於“仁”的問題上，我不能妥協，可以跟老師辯論。
如果這句話不加逗號，就是“當仁不讓於師”。“師”既可以理解為老師，也可以理解為軍旅之師，有“殺身成仁”之意：當我懷揣著仁義，麵對著一列師旅，我依然可以威風凜凜地站立在這裏，與對方作戰。
以上兩種理解都說得通。
有一個成語叫作當仁不讓，把“於師”去掉了，反倒容易理解了，意思是人在遇到該挺身而出的事情時，就該站出來。
貞而不諒：尾生之信不可取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是古代占卜的行為，後演化成了信仰堅定的意思。
孔子說，君子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非常堅定。
“諒”是一種小的信用。比如尾生抱柱而死的例子，尾生之信，總歸覺得有點沒道理，尾生死得太不值當了，何必為了這麽點小的信用而喪失性命呢？孔子不認同這樣的信用。
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隻會盲目地遵從信用，而不是根據義，根據理，靈活處事，這樣隻是執著於小信用。
“貞”是大信用，“諒”是小信用。孔子說“君子貞而不諒”，就是不要去為那些沒有太大價值的信用而做無謂的堅持和犧牲，要更多地考慮自己是否具有大信。
中國古人經常說“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這與“尾生之信”有相似之處。
什麽叫“婦人之仁”？比如兩軍對陣，有當權者覺得殺一個敵人於心不忍，導致輸掉整場戰役，犧牲更多人。比如在鴻門宴的時候，項羽可以隨時殺掉劉邦，解決戰鬥，為天下帶來和平，但他終歸下不了決心，動了婦人之仁。
所謂“匹夫之勇”，則是那種打起仗來不管不顧的人，他們看起來勇往直前，但是沒有考慮戰略和戰術，不懂得權衡和改變，這種勇也是低價值的勇。
敬其事而後其食：盡職盡責才能在職場中走得更遠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敬其事”是指認真做事。
“食”代表俸祿，“後其食”是指把對俸祿的追求放在後麵。
這句話可以譯為：在侍奉君主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認真做事，而把領取俸祿放在後麵。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建議。
我曾在中央電視台工作。當時的中央電視台沒有像現在這樣細化的人力資源管理方式。節目組聘人的原則是招聘熱衷於做事的人，對開口就談待遇的應聘者均不聘用。
這就是“敬其事而後其食”。要先看看自己能做什麽，而不是先考慮能夠得到什麽樣的待遇。
總是跟公司談待遇，雖是很直率的一種表現，但其實並不利於自己的發展，因為收入和貢獻的暫時不匹配本身就是一個常態，很有可能你的貢獻值在不斷地上升，但收入增長會稍稍滯後。如果由於一時的收入增長滯後，就放棄繼續貢獻和提升，最後受到傷害最大的隻能是自己，而不是公司。
孔子提倡“敬其事而後其食”——先不要去考慮俸祿有多少，而要先想到能不能把事做好。
如果年輕人在工作時一味地追求絕對的公平，最後的結果將會一事無成，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絕對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不是每一件事都能用錢來衡量，如果斤斤計較，那麽路隻會越走越窄。
讓路越走越寬的辦法是努力地讓自己變得更值錢，讓自己有能力去貢獻更大的價值。此時，就算在所在組織內不能得到公平的對待，當你走到大的市場中時，你依然會有用武之地。
有教無類：孔子最具特色的教育方式
子曰：“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也是“樊登讀書”最重要的宗旨。
有的教育存在“先選人”的特點。比如，有的幼兒園、小學會對生源進行篩選，一個孩子想入學，不僅自己要具備一定的技能，家長還要通過層層麵試。這樣，挑選出來的孩子不僅自己能力強，家長的素質也很高。這種學校，其學生的未來發展大概率是會很好的，因為它首選了家庭教育環境好，而且家長配合度高的孩子。
但這是教育的根本嗎？教育的根本是有教無類。不應該按照高低貴賤給學生劃分等級。孩子若存在問題，正需要通過教育來解決。教育的第一步絕不應該是給學生分類。
在過去，有貴族，有平民，貴族可能永遠是貴族，平民則永遠是平民，無法實現階層躍遷。那個時代，出身背景的差異注定了教育的不平等性，因為平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一代接一代，都是平民。
但孔子說，平民也可以接受教育，平民的智力也可以得到開發，平民也可以開闊自己的視野。即便平民受了教育也無法變成貴族，但能夠有機會出將入相，有機會為社會做出貢獻。這就是孔子的偉大之處。
現在，我們都能接受教育，也沒有階層的劃分了。通過推行教育，所有人都有機會變得更優秀。
我曾經想過，如果我有機會辦學，我對學生入學資格的要求很簡單——先來後到，無差別地招收。誰先來，誰就可以報名。
不論孩子出身於什麽樣的家庭，無論是小學、初中、高中，都肩負起責任，把學生培養好，這是教育的本分。
有的中學過於追求市場效應、排名、口碑，隻看名校錄取率，這其實就偏離了教育的本質，把教育當成了商品，把孩子當成了產品，隻在乎產品從校門走出去，和別人的產品進行比拚。
教育最核心的，應該是促使人的改變。當教育能夠把一個一個頑皮的、看起來像小泥猴一樣的小孩子培養得文質彬彬、知書達理又不失活潑靈動時，才是最有成就感的教育。
現在的知識付費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讓更多的人能夠有更低的門檻去學習以前接觸不到的知識。希望大家能夠抓住寶貴的機會，利用移動互聯網多學一點東西。
通過教育，任何人都可以變得更好。
道不同，不相為謀：目標一致是合作的前提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曾經，“衛靈公問陳”，孔子說“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這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這句話與孔子之前對衛靈公說的話呼應起來。如果兩個人的政治主張南轅北轍，所尊奉的道不一樣，所秉持的原則不同，就不要在一起謀劃、共事。
價值感是否一致，表麵上常常是看不出來的。如果兩個人僅僅因為利益結合在一起，去共同創業，一開始會掩蓋大量的分歧。大家先是很熱鬧地開始工作，之後往往會出現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合作出現裂痕，走入絕境。當生意不好、出現危機的時候，兩人就開始相互指責、攻擊、挑毛病，這時候就顯示出每個人遵從的道到底是什麽——是堅持、互相體諒、努力承擔責任，還是想辦法趕緊跑路，把責任甩給別人？
第二種情況是，事業越做越大。在生意賺錢的時候，也能夠看出兩個人的道是否相同。“蛋糕”越做越大，利益如何分配？是可持續發展，繼續謀劃更大的事，還是守著一畝三分地，保住原來的利益？這就到了見分曉的時刻。
如果在價值觀層麵雙方有很多不確定性，隻是因為利益而草率地合作，就會埋下分裂的隱患。
如何判斷一個人與自己是道同還是道不同？這的確不容易，但也有跡可循。比如，孔子說過“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我們可以留心從一些細節處看出對方與自己是不是同路人。
“道不同，不相為謀”，是人們拒絕別人的時候常說的一句話，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動不動就把這句話說出來，因為這句話一旦出口，就沒有挽回的餘地了。我們要學會對待他人寬厚一點，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要讓“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句話輕易出口。
當你想用“道不同，不相為謀”來拒絕別人時，不妨想想也許根本不是道的問題，隻是行為方式不同。每個人出身不同、習慣不同、個人經曆不同，外在表現就會有差別，這不應該被上升到道的層麵。如果一個人總覺得和別人“道不同”，那跟任何人都無法達成合作。
既不能跟真正與我們“道不同”的人合作，也不能隨意地把人認定是“道不同”的人。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點？我們需要知道，道的核心其實是在利和義之間進行選擇——一個人做事到底是為了賺錢、為了自己，還是為了一些更高級的目標，希望能夠為社會解決一些問題。我覺得這是“道同”與“道不同”的重要分界線。
既不要總是以這句話來評判人，同時也別忘了這句話的重要性。
辭達而已矣：好的語言藝術，是信、達、雅
子曰：“辭達而已矣。”
孔子說，言辭能夠精準地表達出自己的意思就可以了。
孔子特別不喜歡巧言令色、花言巧語的人。
我們對翻譯的原則是信、達、雅。信是準確、貼切，達是通順、曉暢，雅是得體、優雅。但對於孔子來講，行文、說話做到信和達就夠了。
《論語》裏說的全是大白話，言簡意賅，通俗易懂。這種大白話極富生命力，流傳了兩千多年，到今天反倒成了雅言。
歐陽修在主持科考的那一年獲得了最多的人才，一網打到了無數的“大魚”。除了廣為人知的蘇軾、蘇轍、曾鞏，還包括張載、程顥，以及很多後來成為名臣、宰相的人才。原因就是那一年歐陽修開始了詩文革新運動，排抑“太學體”。
“太學體”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文風，行文險怪奇澀，歐陽修認為當時的文人為了湊句子絞盡腦汁，過分地修飾文辭，導致詞不達意，通篇都是贅語，想說的事情說不清楚，於是在閱卷時把所有太學體的文章剔除在外，讓整個文壇的風氣為之一新。自此，“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個人都開始施展才華、名揚天下，這可以說是宋仁宗時代文壇的一大盛況。
這就是孔子說的“辭達而已矣”——一個人說話、寫文章，能夠做到文辭達意而止，不以富麗工整為目的，不需要花裏胡哨。這就是孔子的行文標準。
固相師之道也：待人接物，怎樣做到讓人如沐春風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這一節描述的是孔子的待人接物。
師冕是一個樂師，而春秋時候的樂師大部分是盲人。
師冕去見孔子時，孔子迎出來。到了台階前，孔子提醒他這個地方是台階。就座時，孔子告訴他，現在要入座了。所有人都就座以後，孔子給師冕逐一介紹大家的方位，比如“子路坐在這兒，子貢坐在那兒，對麵坐的是子張”。
師冕離開後，子張跟出來問孔子：“您剛剛展現的就是與盲人樂師交往的道嗎？跟他們接觸就是要這樣嗎？”
孔子說：“對，這就是幫助樂師們的方法。”
通過這段話，我們能夠看到孔子的不做作、不誇張。他待人接物很適度，既尊重對方，又讓對方感覺很自然。
如果見到一個盲人走過來，咋咋呼呼地說“你看不見，讓我來幫你”，這是沒必要的。一個人發自內心地尊重他人，就會做到體貼而親切，讓對方感覺很舒適、很自在。比如孔子，我們能夠想象他是如何以溫暖的語調小聲提醒師冕“這裏是台階”，告訴他周圍都有誰，是誰在說話。這樣簡單、自然而友好，一定令師冕如沐春風。
孔子不僅在說話時表現得輕鬆自在，在行為上也表現得非常妥帖周全。雖然他不是盲人，但是能夠體會到盲人的種種需求，這展現了他發自內心的尊重。
在商務禮儀上，我們會發現很多人不太注意這一點。比如，有的人帶著朋友來到一個陌生的場合，遇到了熟人就立刻投入到新的聊天中，忽視了一旁的朋友。朋友跟在場的其他人都不熟悉，當然會覺得不自在。在投入聊天之前，我們至少應該給朋友介紹周圍的情況，讓大家彼此認識一下，讓朋友感覺到被重視。
這是我們在待人接物中需要注意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