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48個案例研究概要
第四部分 48個案例研究概要
核心經濟術語表
以下是本書第三部分（及其他部分）中使用的一些經濟術語的概念。為簡潔起見，我們對這些概念進行了簡化。
國際收支差額
一個特定國家/貨幣區的個人或機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進行的所有交易的餘額，這些交易包括購買貨物、服務、金融資產以及其他支付。以某種特定商品的交易為例，當一個國家的人要購買石油時，他必須要放棄某種形式的資本以換取石油。國際收支惡化的情況好比一個家庭的財務狀況惡化，原因是資金流入（所獲得的收入和貸款）低於消費支出，而國際收支改善的情況則與之相反。
國際收支危機
經濟危機的一種，表現為一國的國際收支不斷惡化，導致該國的實體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購買力，從而無法滿足其需求。此時，該國的現金和信貸均已耗盡。
泡沫階段
債務周期的一個階段，通常表現為債務、資產價格和經濟增長率呈現自我強化式上漲，但這種情況不可持續。這裏的關鍵詞是“不可持續”，經濟在經曆了暫時的繁榮之後就會陷入蕭條。這就如同一個人為了過上奢華的生活而大量舉債，這種生活可以在短期內維持，但不可持續，一旦發生調整，就會陷入窘境。
資本流入/流出
資金和信貸的跨境流動，其目的是購買資本或投資性資產（例如，債券、貨幣、股票、工廠等）。一國的國內投資者買賣外國資產即“資本流出”，國外投資者買賣該國資產即“資本流入”。
核心通脹
剔除價格波動巨大的商品（例如大宗商品）或服務後的價格通脹。
釘住匯率製度
匯率政策的一種，即一國政府使本國貨幣的價值釘住另一種貨幣、一籃子貨幣或資產（例如黃金），與其保持固定的兌換比率。
經常賬戶餘額
一國的貨物和服務出口淨額、收入淨額與轉移支付淨額之和。可以將其視作一國的淨收入（收入減去支出）。如果一國出現經常賬戶赤字，意味著該國的支出大於收入，則需通過資本交易（例如借款或出售資產）填補缺口。這些資本交易會被計入資本賬戶餘額。
償債總額
在既定時期裏維持債務的成本，包括利息和本金支付。
去杠杆化
減輕債務負擔的過程。
去杠杆化歸因
橋水用於分析導致一國債務負擔增減的原因的方法。在去杠杆化歸因圖中，黑點表示在這一時期該國的債務占GDP的比例的年化增減幅度。（正值表示該國債務水平上升，負值表示該國債務水平下降。）該圖還展示了導致債務水平變化的因素：0以上為導致債務負擔加重的因素，0以下為導致債務負擔減輕的因素。其中包括導致該國GDP增減的因素（例如通脹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以及導致債務增減的因素（例如，該國為支付利息而新增的借款，或者其他新增債務）。請注意，這種分析方法因國家而異，主要取決於該國可獲得數據的完備程度。
經濟蕭條
債務危機階段發生的嚴重經濟衰退，通常表現為資產價格和經濟增長率的自我強化式下跌。這段時期的典型特征是，央行放寬貨幣政策的能力有限，無法緩解經濟衰退。
寬鬆政策
央行通過降息、印鈔，或修改監管規定等方式增加貨幣和信貸供應的貨幣政策舉措，或中央政府做出的調整支出、稅收或監管規定的財政政策舉措。
財政餘額
政府支出與政府稅收收入的差額。當政府支出超過收入（因而必須要借款或消耗儲蓄）時，就會產生財政赤字；當政府收入超過支出時，就會實現財政盈餘。
外匯回報
投資者投資外國貨幣所獲得的回報。這取決於匯率變化，以及投資者賺取的利息與其投資本國貨幣賺取的利息的差額。
FX
外匯匯率。
外匯債務
以投資者本國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價的債務。
GDP
國內生產總值，即一國生產的全部最終商品和服務的總值（即價格乘以數量）。GDP是衡量經濟體規模的最常用指標。我們常常以占GDP的比例來衡量其他經濟概念（例如債務）在特定經濟體中的規模大小。
GDP缺口
一種粗略衡量經濟體產能利用率高低的指標。GDP缺口是基於經濟體目前的產出水平與潛在的產出水平（即預計該經濟體可以長期維持而無負麵影響的產出水平）之間的差異。如果一個經濟體的GDP缺口為負，就說明該經濟體存在閑置產能（例如，工廠沒有滿負荷運轉）。如果一個經濟體的GDP缺口為正，就說明該經濟體幾乎不存在閑置產能。GDP缺口通常被稱為“產出缺口”或“閑置產能”。
流動性
衡量資金與信貸是相對緊缺還是容易獲得的指標。當流動性較低時，資金與信貸緊缺，即使是信用度高的借款人也需支付較高的借款利率。當流動性較高時，信用度高的借款人很容易借款，而且借款利率較低。
長期利率
長期債務的利率。本書中提到的名義長期利率通常是指10年期政府債券的收益率。
M0
衡量某種貨幣的印發總量的指標，通常基於流通中的實物貨幣量與央行持有的準備金之和。
名義經濟增長率
一國的產出總值（例如GDP）的變化。“名義”是指包括通脹造成的價格上漲因素，與之相對的是實際經濟增長率（見下文）。
潛在產出水平
粗略估算一個經濟體能夠長期維持的最高產出水平的指標。GDP缺口顯示了一個經濟體當前的產出水平是高於還是低於潛在產出水平。
實際
包含“實際”一詞的經濟術語意味著對相關數據進行調整，剔除通脹因素的影響之後的結果。具體例子可見下文，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指標通常無法做到精確（例如，我們無法精確衡量一國的實際匯率）。
實際匯率
通過比較各國現在與過去的相對匯率和價格水平，粗略衡量一種貨幣的價值高低的指標。實際匯率為正，代表這種貨幣的價值增加；實際匯率為負，代表這種貨幣的價值下降。我們通常將一國的貨幣與其貿易夥伴的貨幣進行對比（即貿易加權指數，簡稱TWI）來衡量這一指標。
實際GDP
粗略衡量一國產出的商品與服務總值（剔除通脹因素的影響）的指標。
實際經濟增長率
粗略衡量一國產出的商品與服務總值的變化（剔除通脹因素的影響），與之相對的是名義經濟增長率。
實際利率
剔除通脹因素影響之後的利率。如果實際利率為負，意味著通脹率高於貸款利率，則貸款者的購買力在逐漸下降。
通貨再膨脹
當一國的貨幣政策較為寬鬆時，具有刺激效果，有助於促進經濟體從蕭條中複蘇的階段。
儲備
一國持有的外匯或黃金儲備。它本質上是指一國政府積蓄的外匯，可用於購買資產，也可用於調整本國貨幣的供需狀況和匯率。
短期利率
通常是指期限在3個月以內的短期貸款的利率。
刺激
見“寬鬆政策”。
緊縮政策
通過減少貨幣與信貸供給，使經濟增速放緩的政策舉措。通常的做法是，通過提高利率，減少貨幣供給，削減政府支出，或者改變監管規則來限製銀行放貸。
收益率曲線
短期利率與長期利率之差。當短期利率高於長期利率時，收益率曲線會出現倒掛，短期利率預期將會下降。當短期利率低於長期利率時，短期利率預期將會上升。
48場債務危機
本部分將逐一介紹我們研究的48場債務危機，以便讀者獲得身臨其境的體驗。我們係統性地考察了主要國家在過去100年裏經曆的去杠杆化時期，重點關注實際GDP降幅超過3%的情況，從而篩選出這48個案例（其中前21個為典型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後27個為典型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並將其與IMF和其他著名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進行對比。雖然我們的研究無法囊括過去100年裏發生的所有債務危機，但這些案例可以很好地說明債務危機和去杠杆化的特征，凸顯其中重要的共性（正如本書第一部分所討論的）與差異。
每個案例都包括兩部分內容：一部分是由電腦生成的案例文本分析，簡述當時的勢態發展；另一部分則通過大量圖示顯示基本統計數據。這些自動生成的案例文本對基本統計數據進行了解釋，並以簡化的方式展示了我們的算法分析。在本書的這一部分，我們通過簡化的視角來看這些案例（基於本書第一部分中提供的更為簡化的模型），有助於凸顯精髓所在。而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通過詳述細節的方式研究案例。這兩種視角會使讀者獲得不同的認識。我希望，透過這一簡化的視角，讀者能更容易地看到“典型債務大危機”模型中所闡釋的原則層麵的共性與差異。
美國1926—1936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26—1936年，美國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下圖中的指標是根據後文分類圖示中的統計數據匯編而成。請注意，這些指標的數據僅為粗略值。（以下案例均為如此，不再贅述。）
泡沫階段
1926—1929年，美國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泡沫階段結束時，美國的債務已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125%。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美元計價，而且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美國人。在債務不斷增加的支撐下，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3%），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13%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高達31%，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階段，決策者采取了溫和的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250個基點）。美國經濟麵臨泡沫壓力，貨幣與信貸環境不斷收緊，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引發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1929—1933年。高債務水平使美國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1929年股市崩盤。美國的GDP、股價與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26%、84%和24%，失業率上升23%。美國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美國需要去杠杆化，但由於實際收入水平不斷下降，經濟麵臨通縮壓力，以及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98%（年化增幅為26%）。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略長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使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美國從1933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政府切斷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M0增幅達GDP的6%，利率最終降至0%，實際匯率平均為–5%。在這一周期裏，美國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8個。特別是，美國政府提供流動性，直接購買不良資產。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美國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8%，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3%）。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美國的失業率下降14%，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70%（年化降幅為21%）。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實際收入水平不斷提升，其次是因為通脹。其實際GDP在7年後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25年裏恢複。
這場危機對美國政局造成顯著影響，它為羅斯福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許多人認為羅斯福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美國1926—1936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英國1927—1936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27—1936年，英國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與許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英國並未普遍出現泡沫，但與英國聯係密切的其他國家、經濟體和金融市場出現了泡沫式發展。而且在危機前，英國確實積累了大量債務，債務總額達到GDP的210%。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以英鎊計價，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英國人。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1929—1931年。高債務水平使英國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美國股市崩盤及大蕭條初期造成的影響波及英國。英國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0%和61%，失業率上升7%。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英國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3%（年化增幅為6%），這主要是因為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為實際收入水平下降。但這一增幅被償還舊債部分抵銷。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英國的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英國從1931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政府切斷了英鎊與黃金的掛鉤，M0增幅達GDP的2%，利率最終降至0%，實際匯率平均為– 8%。在這一周期裏，英國沒有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采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1個。在這一舉措及其他刺激性措施的作用下，英國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4%，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3%）。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英國的失業率下降8%，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29%（年化降幅為5%）。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償還舊債，其次是因為實際收入水平上升。但這一降幅被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部分抵銷。其實際GDP在5年後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8年裏恢複。
英國1927—1936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日本1925—1936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25—1936年，日本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與許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日本並未普遍出現泡沫，但與日本聯係密切的其他國家、經濟體和金融市場出現了泡沫式發展。而且在危機前，日本確實積累了大量債務，債務總額達到GDP的65%。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日元計價，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日本人。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是1927—1931年。高債務水平使日本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1929年全球股市崩盤。日本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4%和47%。日本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日本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6%（年化增幅為8%）。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略長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日本從1931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政府切斷了日元與黃金的掛鉤，利率最終降至2%，實際匯率平均為–26%。在這一周期裏，日本比較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采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個。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日本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4.7%，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3.9%）。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日本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18%（年化降幅為4%）。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實際經濟增速提升的大力支撐下，收入水平不斷上升。
這場危機對日本政局造成顯著影響，為東條英機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許多人認為東條英機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日本1925—1936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法國1926—1938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26—1938年，法國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26—1929年，法國處於泡沫階段，經濟增長強勁和股市回報豐厚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法國的債務水平實際上下降了，在危機前降至GDP的205%，降幅為GDP的13%。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法郎計價，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法國人。法國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3%），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9%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45%，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法國經濟麵臨這些泡沫壓力，貨幣與信貸環境收緊，相關國家的經濟形勢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是1929—1936年。高債務水平使法國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美國股市崩盤和大蕭條初期造成的影響波及法國。法國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7%和57%。法國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此期間，盡管法國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基本保持平穩。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之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法國從1936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政府切斷了法郎與黃金的掛鉤，利率最終降至2%，實際匯率平均為–4%。重要的是，決策者允許通脹率高企（在此期間，平均通脹率為10%），從而推高了名義經濟增長率，減輕了國內債務負擔。在這一周期裏，法國比較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個。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法國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15%，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4%）。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法國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37% （年化降幅為15%）。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通脹率提升的主要支撐下，收入不斷增加。其實際GDP在21年後才達到之前的峰值。
這場危機對法國政局造成顯著影響，為萊昂·布魯姆在1936年上台搭建了舞台，許多人認為布魯姆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法國1926—1938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英國1941—1967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41—1967年，英國經曆了典型的戰時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正如重大戰爭之後戰勝國通常經曆的那樣，隨著英國走出戰時生產模式，英國經濟陷入了短暫的衰退，其去杠杆化進程更為有序。
戰爭階段
與典型的泡沫危機不同，這場債務危機的根源是二戰。戰爭期間，英國大量借款以填補巨額財政赤字，將經濟重點轉向戰爭相關生產，大多數勞動力參與軍事活動，或投入戰爭相關生產。因此，這個階段的經濟統計數據不能反映典型的經濟關聯性。戰爭期間，英國的債務急劇增加。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英鎊計價，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英國人。這段時期，在戰爭相關開支的支撐下，英國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6%），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10%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戰爭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6%，高資產回報率刺激了經濟增長。
戰後階段
戰爭臨近結束時，英國陷入了一段衰退時期，持續時間為1943—1947年。因為英國是戰勝國，其戰後衰退狀況不像戰敗國那麽糟糕。但英國的GDP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為15%。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英國需要去杠杆化，但由於實際收入水平下降，而且政府繼續承擔戰爭相關開銷（在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31%的峰值），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02%（年化增幅為25%）。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戰後衰退時期的持續時間略長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英國從1947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政府使英鎊對黃金貶值了30%，M0實際水平下降，降幅為GDP的8%，利率最終降至1%，實際匯率平均為–10%。重要的是，決策者允許通脹率高企（在此期間，平均通脹率為4%），從而推高了名義經濟增長率，減輕了國內債務負擔。在這一舉措及其他刺激性措施的作用下，英國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7%，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2%）。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英國的失業率保持平穩，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139%（年化降幅為7%）。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通脹率提升的主要支撐下，收入不斷增加。其實際GDP用了10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
英國1941—1967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政府與軍事
美國1943—1951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43—1951年，美國經曆了典型的戰時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正如重大戰爭後戰勝國通常經曆的那樣，隨著美國走出戰時生產模式，美國經濟陷入了短暫的衰退，其去杠杆化進程更為有序。
戰爭階段
與典型的泡沫危機不同，這場債務危機的根源是二戰。戰爭期間，美國大量借款以填補巨額財政赤字，將經濟重點轉向戰爭相關生產，大多數勞動力參與軍事活動，或投入戰爭相關生產。因此，這個階段的經濟統計數據不能反映典型的經濟關聯性。戰爭期間，美國的債務升至GDP的150%。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以美元計價，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美國人。在戰爭相關開支的支撐下，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13%），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19%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戰爭時期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5%，高資產回報率刺激了經濟增長。
戰後階段
戰爭結束後，美國進入了戰後衰退時期，持續時間為1945—1950年。因為美國是戰勝國，其戰後衰退狀況不像戰敗國那麽糟糕。但美國的GDP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為13%，失業率上升5%。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此期間，盡管美國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基本保持平穩。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戰後衰退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之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美國從1950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實際水平下降，降幅為GDP的0.9%，利率最終降至1%。盡管美國的經濟活力大幅提升，央行選擇維持寬鬆政策，使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11%，而主權長期利率平均為2%）。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美國的失業率下降2%，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22%（年化降幅為14%）。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實際經濟增速加快的主要支撐下，收入不斷增加。其實際GDP用了6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
美國1943—1951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政府與軍事
挪威1984—1996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84—1996年，挪威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84—1987年，挪威處於泡沫階段。經濟增長強勁，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到泡沫階段結束時，挪威的債務已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211%。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以挪威的本國貨幣計價，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挪威人。在這一階段，挪威的投資流入適度強勁，平均約占GDP的4%，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2%）。在這些資金的支撐下，挪威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3%），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5%的峰值）。此外，房價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9%，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階段，決策者啟動了大規模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700個基點）。挪威經濟麵臨這些泡沫壓力，貨幣與信貸環境不斷收緊，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挪威陷入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1987—1992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挪威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58%，這使挪威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大宗商品價格暴跌的影響波及挪威。挪威的GDP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4%和38%。挪威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挪威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在此期間基本保持平穩。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之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挪威從1992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2%，利率最終降至4%，實際匯率平均為3%。在這一周期裏，挪威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采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個。特別是，挪威將銀行國有化，並提供流動性。挪威還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挪威的名義經濟增長率接近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6.1%，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5.5%）。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挪威的失業率下降4%，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35%（年化降幅為7%）。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實際經濟增速加快的主要支撐下，收入不斷增加。其實際GDP用了5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
挪威1984—1996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芬蘭1987—2001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87—2001年，芬蘭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87—1989年，芬蘭處於泡沫階段。經濟增長強勁和股市回報豐厚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到泡沫階段結束時，芬蘭的債務已達到危機前的頂峰，占GDP的272%。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芬蘭的本國貨幣計價，但很大一部分債務的債權人並非芬蘭人，這使芬蘭比較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這一階段，芬蘭的投資流入較少但為正，平均約占GDP的3%，同時，其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3%。在這些資金的支撐下，芬蘭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5%）。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8%，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階段，決策者啟動了大規模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700個基點）。因為芬蘭的實際匯率達到24%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芬蘭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資流入，貨幣與信貸環境收緊，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1989—1993年。高債務水平使芬蘭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資產價格下跌導致銀行償付能力減弱。芬蘭的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2%、36%和32%，失業率上升13%。芬蘭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芬蘭需要去杠杆化，但因為收入減少，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2%（年化增幅為9%）。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略長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芬蘭從1993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到GDP的7%，利率最終降至3%，實際匯率平均為–10%。在這一周期裏，芬蘭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個。特別是，芬蘭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不良資產。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芬蘭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6%，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4%）。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芬蘭的失業率下降6%，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72%（年化降幅為8%）。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實際經濟增速加快，推動收入不斷增加。其實際GDP用了7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5年裏恢複。
芬蘭1987—2001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瑞典1987—2000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87—2000年，瑞典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87—1990年，瑞典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房地產市場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瑞典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239%，增幅為GDP的15%。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瑞典的本國貨幣計價，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瑞典人。在這一階段，瑞典的投資流入較少但為正，平均約占GDP的2%，同時，瑞典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3%。在債務與資金增加的支撐下，瑞典經濟溫和增長（增速為2%），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4%的峰值）。同時，決策者啟動了大規模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500個基點）。因為瑞典的實際匯率達到了15%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瑞典麵臨這些泡沫壓力，貨幣與信貸環境收緊，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1990—1993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瑞典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65%，這使瑞典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房地產價格下跌導致銀行償付能力減弱。瑞典的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6%、34%和7%，失業率上升9%。瑞典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瑞典需要去杠杆化，但由於收入減少，而且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在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10%的峰值），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0%（年化增幅為12%）。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短。之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瑞典從1993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5%，利率最終降至3%，實際匯率平均為–5%。在這一周期裏，瑞典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個。特別是，瑞典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不良資產。瑞典還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瑞典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5%，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4%）。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瑞典的失業率下降1%，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28% （年化降幅為4%）。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實際經濟增速加快，推動收入不斷增加。其實際GDP用了3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4年裏恢複。
瑞典1987—2000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日本1987—2017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87—2017年，日本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87—1989年，日本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資產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日本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307%，增幅為GDP的24%。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日元計價，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日本人，而且日本是淨債權國（即使在資本回流構成衝擊的情況下，日本也維持了堅挺的匯率）。在泡沫階段，日本的投資流入較少，平均約占GDP的1%。在債務不斷增加的支撐下，日本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5%），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4%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28%，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階段，決策者啟動了一場大規模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450個基點）。日本麵臨這些泡沫壓力，貨幣與信貸環境收緊，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1989—2013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日本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78%，這使日本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房地產市場與股市崩盤。日本的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67%和43%，失業率上升3%。日本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日本需要去杠杆化，但主要由於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59%（年化增幅為3%）。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在本案例中，日本解決債務問題的速度非常緩慢。央行的貨幣寬鬆力度不足，因此在較長時間裏，日本的名義GDP增速低於名義利率。但最終，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日本從2013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到GDP的58%，利率最終降至0%，實際匯率平均為–10%。在這一周期裏，日本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個。特別是，日本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不良資產。日本還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日本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2%，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0%）。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日本的失業率保持平穩，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43%（年化降幅為9%）。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債務貨幣化，其次是因為實際收入不斷增加。
日本1987—2017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美國2004—2014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4—2014年，美國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2004—2007年，美國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資產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美國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349%，增幅為GDP的38%。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美元計價，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美國人。在泡沫階段，美國的投資流入較為強勁，平均約占GDP的8%，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6%）。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3%），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3%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4%，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此期間，決策者啟動了大規模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400個基點）。美國麵臨這些泡沫壓力，貨幣與信貸環境收緊，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2007—2009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美國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68%，這使美國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房地產市場崩盤。美國的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4%、50%和28%，失業率上升5%。美國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美國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23%（年化增幅為15%），這主要是因為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為實際收入減少。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美國從2009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16%，利率最終降至0%，實際匯率平均為–10%。在這一周期裏，美國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個。特別是，美國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不良資產。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美國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3%，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2%）。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美國的失業率下降3%，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59%（年化降幅為11%）。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實際收入增多，通貨膨脹，以及償還舊債。但上述降幅被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部分抵銷。其實際GDP用了4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5年裏恢複。
美國2004—2014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奧地利2005—2017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5—2017年，奧地利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2005—2008年，奧地利處於泡沫階段，最顯著的特征是股市回報豐厚。在這一階段，奧地利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279%，增幅為GDP的19%。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歐元計價，雖然歐元實際上是奧地利的本國貨幣，但奧地利對其沒有控製權。此外，很大一部分債務的債權人並非奧地利人，這使奧地利比較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這些資金的支撐下，奧地利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3%）。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20%，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階段，決策者啟動了溫和的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200個基點）。奧地利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資流入，貨幣與信貸環境收緊，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2008—2009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奧地利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69%，這使奧地利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奧地利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4%和66%。奧地利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奧地利需要去杠杆化，但由於收入減少，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9%（年化增幅為32%）。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短。之後，歐洲央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奧地利從2009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19%，利率最終降至0%，實際匯率平均為–2%。在這一周期裏，奧地利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個。特別是，奧地利將銀行國有化，並提供流動性。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奧地利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3%，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0%）。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奧地利的失業率保持平穩，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74%（年化降幅為9%）。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通脹率提升推動收入增加。其實際GDP用了3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計算的股價至今尚未完全恢複。
奧地利2005—2017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德國2006—2017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6—2017年，德國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與許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德國並未普遍出現泡沫，但與德國聯係密切的其他國家、經濟體和金融市場出現了泡沫式發展。而且在危機前，德國確實積累了大量債務，債務總額達到GDP的261%。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歐元計價，雖然歐元實際上是德國的本國貨幣，但德國對其沒有控製權。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德國人。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2008—2009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德國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51%，這使德國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德國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7%和53%。德國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德國需要去杠杆化，但由於收入減少，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26%（年化增幅為18%）。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歐洲央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德國從2009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14%，利率最終降至–1%，實際匯率平均為–4%。在這一周期裏，德國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個。特別是，德國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不良資產。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德國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3%，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0%）。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德國的失業率下降4%，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56% （年化降幅為7%）。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實際經濟增速提升推動收入增加。其實際GDP用了3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計算的股價至今尚未完全恢複。
德國2006—2017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希臘2005—2018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從2005年開始，希臘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2005—2008年，希臘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資產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希臘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206%，增幅為GDP的40%。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歐元計價，雖然歐元實際上是希臘的本國貨幣，但希臘對其沒有控製權。此外，很大一部分債務的債權人並非希臘人，這使希臘比較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此期間，希臘的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22%，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13%）。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希臘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3%），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10%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9%，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階段，決策者采取了溫和的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200個基點）。希臘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資流入，貨幣與信貸環境收緊，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2008—2017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希臘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42%，這使希臘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希臘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34%），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86%），進而導致其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27%、91%和42%，失業率上升15%。希臘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希臘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01%（年化增幅為11%），這主要是因為實際收入減少，其次是因為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
通貨再膨脹階段
截至目前，希臘尚未過渡到和諧的去杠杆化階段，因為希臘沒有采取充足的貨幣寬鬆政策，以使名義經濟增長率高於名義利率。
這場危機對希臘政局造成顯著影響，為阿萊克西斯·齊普拉斯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許多人認為齊普拉斯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希臘2005—2018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匈牙利2005—2017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5—2017年，匈牙利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2005—2008年，匈牙利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匈牙利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214%，增幅為GDP的45%。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匈牙利本國貨幣計價，但很大一部分債務的債權人並非匈牙利人，這使匈牙利比較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匈牙利的投資流入較為強勁，平均約占GDP的6%，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8%）。在債務和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匈牙利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3%），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5%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時期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4%，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匈牙利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資流入，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2008—2013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匈牙利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31%，這使匈牙利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匈牙利的外資流入減少（投資組合流入降幅為GDP的12%），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5%），進而導致其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7%、73%和16%，失業率上升3%。匈牙利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匈牙利需要去杠杆化，但由於收入減少，而且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在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5%的峰值），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7%（年化增幅為7%）。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之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匈牙利從2013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4%，利率最終降至0%，實際匯率平均為–6%。在這一周期裏，匈牙利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個。匈牙利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匈牙利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5%，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2%）。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匈牙利的失業率下降7%，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51%（年化降幅為12%）。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實際經濟增速加快推動收入不斷增加。其實際GDP用了6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計算的股價至今尚未完全恢複。
這場危機對匈牙利政局造成顯著影響，為維克托·歐爾班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許多人認為歐爾班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匈牙利2005—2017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愛爾蘭2005—2017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5—2017年，愛爾蘭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2005—2008年，愛爾蘭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房地產市場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愛爾蘭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271%，增幅為GDP的94%。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歐元計價，盡管歐元實際上是愛爾蘭的本國貨幣，但愛爾蘭對其沒有控製權。此外，很大一部分債務的債權人並非愛爾蘭人，這使愛爾蘭比較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愛爾蘭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95%，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5%）。在債務和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愛爾蘭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5%），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8%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5%，適度的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階段，決策者采取了溫和的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220個基點）。因為愛爾蘭的實際匯率達到17%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愛爾蘭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資流入，貨幣和信貸環境收緊，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2008—2013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愛爾蘭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77%，這使愛爾蘭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歐洲債務危機。愛爾蘭的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9%、73%和53%，失業率上升9%。愛爾蘭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愛爾蘭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5%（年化增幅為7%），這主要是因為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為通貨緊縮。但這一增幅被債務違約部分抵銷。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之後，歐洲央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愛爾蘭從2013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14%，利率最終降至0%，實際匯率平均為–19%。在這一周期裏，愛爾蘭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個。特別是，愛爾蘭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不良資產。愛爾蘭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愛爾蘭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6%，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0%）。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愛爾蘭的失業率下降8%，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116%（年化降幅為25%）。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由於實際收入增加和償還舊債，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其實際GDP用了6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計算的股價至今尚未完全恢複。
愛爾蘭2005—2017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意大利2005—2017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5—2017年，意大利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2005—2008年，意大利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意大利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270%，增幅為GDP的29%。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歐元計價，盡管歐元實際上是意大利的本國貨幣，但意大利對其沒有控製權。此外，很大一部分債務的債權人並非意大利人，這使意大利比較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意大利投資流入較為強勁，平均約占GDP的7%，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1%）。在債務和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意大利經濟溫和增長（增速為2%），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4%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7%，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階段，決策者采取了溫和的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200個基點）。意大利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資流入，貨幣和信貸環境收緊，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2008—2015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意大利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58%，這使意大利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歐洲債務危機。由於意大利的外資流入減少（投資組合流入降幅為GDP的14%），其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9%、67%和15%，失業率上升6%。意大利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意大利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8%（年化增幅為7%），這主要是因為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為實際收入減少。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之後，歐洲央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意大利從2015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16%，利率最終降至0%，實際匯率平均為–1%。在這一周期裏，意大利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個。意大利還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意大利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1.8%，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1.2%）。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意大利的失業率下降1%，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36%（年化降幅為14%）。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由於債務貨幣化和償還舊債，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其實際GDP至今尚未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也尚未完全恢複。
這場危機對意大利政局造成顯著影響，為朱塞佩·孔特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許多人認為孔特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意大利2005—2017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荷蘭2006—2017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6—2017年，荷蘭經曆了一場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2006—2008年，荷蘭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荷蘭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355%，增幅為GDP的10%。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歐元計價，盡管歐元實際上是荷蘭的本國貨幣，但荷蘭對其沒有控製權。此外，很大一部分債務的債權人並非荷蘭人，這使荷蘭比較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荷蘭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14%。在債務和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荷蘭經濟增長強勁（增速為3%），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5%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1%，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階段，決策者采取了溫和的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200個基點）。荷蘭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資流入，貨幣和信貸環境收緊，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2008—2014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荷蘭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68%，這使荷蘭很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荷蘭的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4%、57%和20%，失業率上升4%。荷蘭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荷蘭需要去杠杆化，但由於收入減少，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74%（年化增幅為12%）。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之後，歐洲央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荷蘭從2014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16%，利率最終降至–1%，實際匯率平均為–2%。在這一周期裏，荷蘭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個。特別是，荷蘭將銀行國有化，並提供流動性。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荷蘭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3%，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0%）。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荷蘭的失業率下降3%，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46%（年化降幅為12%）。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實際經濟增速提升推動收入不斷增加。其實際GDP用了7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計算的股價至今尚未完全恢複。
荷蘭2006—2017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葡萄牙2007—2017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7—2017年，葡萄牙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2007—2008年，葡萄牙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葡萄牙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273%，增幅為GDP的36%。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歐元計價，盡管歐元實際上是葡萄牙的本國貨幣，但葡萄牙對其沒有控製權。此外，很大一部分債務的債權人並非葡萄牙人，這使葡萄牙比較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葡萄牙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10%，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11%）。在債務和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葡萄牙經濟溫和增長（增速為2%），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3%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6%，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階段，決策者采取了溫和的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220個基點）。葡萄牙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貨幣和信貸環境收緊，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2008—2013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葡萄牙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48%，這使葡萄牙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歐洲債務危機。由於葡萄牙的外資流入減少（投資組合流入降幅為GDP的40%），其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0%、65%和18%，失業率上升9%。葡萄牙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葡萄牙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05%（年化增幅為21%），原因是實際收入減少，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以及淨新借款。這些新債務部分源於政府增加借款以應對危機（在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8%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之後，歐洲央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葡萄牙從2013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15%，利率最終降至0%，實際匯率平均為–1%。在這一周期裏，葡萄牙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個。葡萄牙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葡萄牙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2%，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1.7%）。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葡萄牙的失業率下降9%，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77%（年化降幅為16%）。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原因是債務違約和償還舊債。其實際GDP用了9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計算的股價至今尚未完全恢複。
葡萄牙2007—2017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西班牙2005—2017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5—2017年，西班牙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2005—2008年，西班牙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資產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西班牙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313%，增幅為GDP的93%。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都以歐元計價，盡管歐元實際上是西班牙的本國貨幣，但西班牙對其沒有控製權。此外，很大一部分債務的債權人並非西班牙人，這使西班牙比較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西班牙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27%，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10%）。在債務和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西班牙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4%），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6%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7%，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階段，決策者采取了溫和的緊縮政策（將短期利率上調約200個基點）。西班牙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貨幣和信貸環境收緊，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為2008—2013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西班牙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64%，這使西班牙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歐洲債務危機。由於外資流入減少（資金流入降幅為GDP的16%），西班牙的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9%、60%和31%，失業率上升17%。西班牙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西班牙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86%（年化增幅為17%），這主要是因為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為實際收入減少。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之後，歐洲央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西班牙從2013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15%，利率最終降至–1%，實際匯率平均為0%。在這一周期裏，西班牙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個。特別是，西班牙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不良資產。西班牙還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西班牙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2%，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1%）。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西班牙的失業率下降10%，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112%（年化降幅為23%）。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償還舊債，其次是因為實際收入增加。其實際GDP用了9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計算的股價至今尚未完全恢複。
西班牙2005—2017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英國2005—2015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5—2015年，英國經曆了典型的通縮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2005—2008年，英國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與經濟增長強勁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英國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437%，增幅為GDP的89%。在本案例中，這些債務以英鎊計價，大多數債務的債權人是英國人。在泡沫階段，英國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14%，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3%）。在債務和資金不斷增加的助推下，英國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3%），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4%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8%，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英國麵臨這些泡沫壓力，貨幣和信貸環境收緊，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續時間2008—2009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英國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82%，這使英國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英國的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6%、52%和19%，失業率上升3%。英國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英國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4%（年化增幅為24%），這主要是因為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為實際收入減少。
通貨再膨脹階段
這一蕭條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刺激，將痛苦的去杠杆化轉變為和諧的去杠杆化，英國從2009年開始步入通貨再膨脹階段。在這一經濟刺激階段，貨幣政策方麵，M0增幅達GDP的10%，利率最終降至0%，實際匯率平均為–5%。在這一周期裏，英國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個。特別是，英國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不良資產。英國還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這些刺激性舉措的作用下，英國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名義利率（在此期間，其經濟增長率平均為4%，而主權長期利率降至1%）。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一階段，英國的失業率下降2%，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73%（年化降幅為12%）。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原因是實際收入增加和通脹，但其降幅被舉借新債以支付利息部分抵銷。其實際GDP用了5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計算的股價至今尚未完全恢複。
英國2005—2015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德國1918—1925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18—1925年，德國經曆了典型的戰時惡性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正如重大戰爭戰敗國的典型情況，由於工業基礎大麵積受損，德國經曆了漫長的戰後蕭條時期和更為痛苦的去杠杆化。
戰爭階段
與典型的泡沫危機不同，這場債務危機的根源是一戰。戰爭期間，德國大舉借款以填補巨額財政赤字，將經濟重點轉向戰爭相關生產，大部分勞動力參與軍事活動，或投入戰爭相關生產。由於這些原因，相關經濟統計數據不能反映典型的經濟關聯性。戰爭期間，德國的債務上升到GDP的158%。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64%）。這段時期，德國受戰爭損失影響，經濟增長疲軟，增長率為–6%。
戰後階段
戰爭結束後，德國進入了蕭條階段，並麵臨國際收支危機，持續時間為1918—1923年。由於德國是戰敗國，背負以外幣計價的巨額債務，所以其戰後蕭條狀況比戰勝國嚴重得多。德國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5%和97%，失業率上升16%。德國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德國需要去杠杆化，但由於收入下降，而且政府繼續承擔戰爭相關開銷（在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11%的峰值），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65%（年化增幅為31%）。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必要的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由於緊縮措施不足以帶來必要的調整，德國陷入匯率下跌和惡性通脹的旋渦，通脹率最高時超過10 000%。這合乎邏輯，因為當時德國存在大多數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財政赤字）。德國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個。但與典型情況一樣，要想阻止通脹率螺旋式上升，德國最終需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德國在1924年放棄極度貶值的紙馬克，采用帝國馬克。其實際GDP用了15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
德國1818—1925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政府與軍事
阿根廷1977—1988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77—1988年，阿根廷經曆了典型的惡性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77—1980年，阿根廷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泡沫階段結束時，阿根廷的債務已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39%。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15%），這使阿根廷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阿根廷的投資流入較少但為正，平均約占GDP的2%。在債務和資金不斷增加的助推下，阿根廷經濟溫和增長（增速為2%），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8%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52%，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因為阿根廷的實際匯率達到了70%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阿根廷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80—1985年。高債務水平使阿根廷很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阿根廷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9%），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逾250%），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93%）。同時，阿根廷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4%和91%，失業率上升3%。由於貨幣疲軟，阿根廷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阿根廷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外匯儲備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83%），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阿根廷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3%（年化增幅為7%），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5%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必要的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由於緊縮措施未能帶來必要的調整，阿根廷陷入匯率急劇下跌和惡性通脹的旋渦，實際匯率觸底，降至–138%，通脹率達到峰值，超過1 000%。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阿根廷存在大約一半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實際短期利率較低）。阿根廷比較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個。特別是，阿根廷將銀行國有化，並提供流動性。阿根廷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但與典型情況一樣，要想阻止通脹率螺旋式上升，阿根廷最終需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阿根廷於1983年放棄極度貶值的舊比索，采用新比索。其實際GDP用了7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
阿根廷1977—1988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巴西1977—1987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77—1987年，巴西經曆了典型的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與許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巴西沒有普遍出現泡沫，但與巴西聯係密切的其他國家、經濟體和金融市場出現了泡沫式發展。而且在危機前，由於外資以不可持續的方式強勁流入，巴西確實積累了大量債務，債務總額達到GDP的158%。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70%），這使巴西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巴西還比較依賴持續流入的外資（在危機前的幾年裏，投資流入平均為GDP的6%），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5%。最終，巴西肩負高額債務，依賴外資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80—1983年。高債務水平使巴西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巴西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5%），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234%），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20%）。同時，巴西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6%和51%。此外，由於貨幣疲軟，巴西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124%，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巴西存在大多數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實際短期利率較低）。巴西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70%），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巴西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54%（年化增幅為18%），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11%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必要的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巴西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長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足夠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3%），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巴西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個。特別是，巴西將銀行國有化，並提供流動性。巴西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巴西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1%（年化降幅為27%）。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33%的低點），巴西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4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1.9年裏恢複。
巴西1977—1987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智利1978—1995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78—1995年，智利經曆了典型的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78—1981年，智利處於泡沫階段。大量資本流入，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智利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145%，升幅為GDP的86%。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32%），這使智利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智利的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14%，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11%）。在債務和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智利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7%），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11%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36%，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因為智利的實際匯率達到了36%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智利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81—1985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智利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45%，這使智利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智利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40%），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31%），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50%）。同時，智利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4%和74%。此外，由於貨幣疲軟，智利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33%，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正常水平，盡管當時智利存在大多數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智利長期忽視對通脹的管控）。智利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53%），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智利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73%（年化增幅為19%），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4%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必要的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智利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長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11%），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智利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個。特別是，智利提供流動性，並購買不良資產。智利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智利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9%（年化降幅為13%）。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32%的低點），智利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在5年後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9年裏恢複。
智利1978—1995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墨西哥1979—1991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79—1991年，墨西哥經曆了典型的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79—1981年，墨西哥處於泡沫階段。大量資本流入，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泡沫階段結束時，墨西哥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65%。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26%），這使墨西哥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這一階段，墨西哥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8%，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6%）。在債務和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墨西哥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9%），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9%的峰值）。因為墨西哥的實際匯率達到了30%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墨西哥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81—1987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墨西哥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31%，這使墨西哥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和油價下跌。墨西哥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17%），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128%），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74%）。同時，墨西哥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7%和86%。此外，由於貨幣疲軟，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151%，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墨西哥存在大多數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財政赤字）。墨西哥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66%），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墨西哥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1% （年化增幅為7%），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13%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必要的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墨西哥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長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10%），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墨西哥沒有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2個。墨西哥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墨西哥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31% （年化降幅為8%）。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44%的低點），墨西哥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7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6年裏恢複。
墨西哥1979—1991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秘魯1980—1986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80—1986年，秘魯經曆了典型的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與許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秘魯沒有普遍出現泡沫，但與秘魯聯係密切的其他國家、經濟體和金融市場出現了泡沫式發展。而且在危機前，秘魯確實積累了大量債務，債務總額達到GDP的107%。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106%），這使秘魯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此外，秘魯變得依賴持續流入的外資，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4%。最終，秘魯肩負這些高額債務，依賴外資持續流入，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82—1985年。高債務水平使秘魯很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秘魯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3%和56%，失業率上升5%。同時，由於貨幣疲軟，秘魯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190%，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秘魯存在大多數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實際短期利率較低）。秘魯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44%），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貨幣貶值53%。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秘魯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63%（年化增幅為42%），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5%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必要的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秘魯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持續的時間略長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13%），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秘魯比較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個。特別是，秘魯將銀行國有化，並提供流動性。秘魯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秘魯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88%（年化降幅為88%）。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 46%的低點），秘魯重獲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4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6年裏恢複。
這場危機對秘魯政局造成顯著影響，為阿蘭·加西亞·佩雷斯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許多人認為佩雷斯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秘魯1980—1986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菲律賓1979—1992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79—1992年，菲律賓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菲律賓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1979—1982年，菲律賓處於泡沫階段。其最顯著的特征是，資本流入強勁，貨幣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發展。在這一階段，菲律賓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77%，升幅為GDP的16%。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56%），這使菲律賓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菲律賓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9%，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7%）。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菲律賓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4%），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9%的峰值）。因為菲律賓的實際匯率達到了18%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菲律賓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82—1984年。高債務水平使菲律賓很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大宗商品價格驟跌和政治暴力事件的發生。菲律賓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9%），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34%），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16%）。同時，菲律賓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1%和71%。此外，由於貨幣疲軟，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58%，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正常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菲律賓存在大約一半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以外幣計價的高額債務）。菲律賓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100%），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菲律賓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在此期間大體保持平穩。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必要的措施），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菲律賓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持續的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7%），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菲律賓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個。特別是，菲律賓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不良資產。菲律賓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菲律賓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9%（年化降幅為1%）。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19%的低點），菲律賓重獲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6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5年裏恢複。
菲律賓1979—1992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馬來西亞1981—1990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81—1990年，馬來西亞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馬來西亞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1981—1984年，馬來西亞處於泡沫階段。大量資本流入，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馬來西亞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153%，升幅為GDP的40%。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42%），這使馬來西亞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馬來西亞的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14%，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10%）。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馬來西亞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7%），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3%的峰值）。因為馬來西亞的實際匯率達到了20%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馬來西亞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84—1987年。高債務水平使馬來西亞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大宗商品價格驟跌衝擊出口。馬來西亞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11%），導致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19%）。同時，股價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為56%，失業率上升2%。馬來西亞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26%），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馬來西亞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3%（年化增幅為17%），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10%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必要的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馬來西亞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9%），並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馬來西亞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個。特別是，馬來西亞將銀行國有化，並提供流動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馬來西亞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74%（年化降幅為21%）。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實際經濟增速提升，推動名義收入不斷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12%的低點），馬來西亞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1.8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6年裏恢複。
馬來西亞1981—1990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秘魯1986—1995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86—1995年，秘魯經曆了典型的惡性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86—1987年，秘魯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秘魯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184%，升幅為GDP的55%。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182%），這使秘魯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秘魯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3%。在債務不斷增加的支撐下，秘魯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5%），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11%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24%，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秘魯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87—1990年。高債務水平使秘魯很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領導層不願與國際債權人合作。秘魯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30%和91%。秘魯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陷入了痛苦的去杠杆化，但秘魯的債務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06%（年化降幅為30%）。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通脹率提升推動收入不斷增加。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必要的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由於緊縮措施未能帶來必要的調整，秘魯陷入了匯率下跌和惡性通脹的旋渦，實際匯率觸底，跌至–115%，通脹率最高時超過10 000%。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秘魯存在大多數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實際短期利率較低）。秘魯比較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個。特別是，秘魯將銀行國有化，並提供流動性。秘魯還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但與典型情況一樣，要想阻止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秘魯最終需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秘魯在1991年放棄極度貶值的印蒂，采用索爾。其實際GDP用了9年時間才達到之前的峰值。
秘魯1986—1995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阿根廷1987—1993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87—1993年，阿根廷經曆了典型的惡性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與許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阿根廷沒有普遍出現泡沫，但與阿根廷聯係密切的其他國家、經濟體和金融市場出現了泡沫式發展。而且，阿根廷確實積累了大量債務，在杠杆化期間，債務總額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70%，升幅為GDP的15%。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39%），這使阿根廷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最終，這些高額債務與阿根廷經濟的結構性弱點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87—1990年。高債務水平使阿根廷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衝擊出口。阿根廷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4%），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逾250%），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跌60%）。同時，阿根廷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6%和33%，失業率上升3%。由於貨幣疲軟，阿根廷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阿根廷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穩定貨幣（外匯儲備減少了26%），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陷入了痛苦的去杠杆化，但阿根廷的債務占GDP的比例降低了30%（年化降幅為11%）。債務與收入比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通脹率提升推動收入不斷增加。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必要的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由於緊縮措施未能帶來必要的調整，阿根廷陷入匯率下跌和惡性通脹的旋渦，實際匯率跌至–135%的低點，通脹率最高時超過10 000%。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阿根廷存在大約一半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阿根廷長期忽視對通脹的管控）。阿根廷比較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個。阿根廷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但與典型情況一樣，要想阻止通脹率螺旋式上升，阿根廷最終需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阿根廷放棄極度貶值的奧斯特拉爾，采用目前的阿根廷比索（最初釘住美元）。其實際GDP用了4年時間才回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2年裏恢複。
這場危機對阿根廷政局造成顯著影響，為卡洛斯·梅內姆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許多人認為梅內姆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阿根廷1987—1993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巴西1987—1995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87—1995年，巴西經曆了典型的惡性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87—1990年，巴西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巴西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頂峰，占GDP的177%，升幅為GDP的69%。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26%），這使巴西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巴西的投資流入較少，平均約占GDP的–3%。在債務不斷增加的支撐下，巴西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3%），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7%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6%，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因為巴西的實際匯率達到了35%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巴西麵臨這些泡沫壓力，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0—1991年。高債務水平使巴西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價格管控失靈和通脹影響。巴西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7%和70%，失業率上升4%。同時，由於貨幣疲軟，巴西的通脹率高企。巴西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28%），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貨幣貶值19%。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巴西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0%（年化增幅為37%），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19%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應對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必要的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由於緊縮措施未能帶來必要的調整，巴西陷入匯率下跌和惡性通脹的旋渦，實際匯率跌至–16%的低點，通脹率最高時超過5 000%。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巴西存在大多數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巴西長期忽視對通脹的管控）。巴西沒有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2個。巴西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但與典型情況一樣，要想阻止通脹率螺旋式上升，巴西最終需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巴西放棄極度貶值的克魯紮多，先是采用克魯塞羅，之後在1994年采用現代的雷亞爾。其實際GDP用了1.4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3年裏恢複。
巴西1987—1995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土耳其1990—1995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0—1995年，土耳其經曆了典型的惡性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與許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土耳其沒有普遍出現泡沫，但在危機前，土耳其確實積累了大量債務，債務總額升至GDP的41%。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26%），這使土耳其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此外，土耳其變得依賴持續流入的外資，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投資流入平均為GDP的2%。最終，土耳其肩負這些高額債務，而且依賴外資流入，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3—1994年。高債務水平使土耳其很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政府采取措施削弱央行的獨立性。土耳其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8%），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203%），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跌26%）。同時，土耳其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2%和70%。此外，由於貨幣疲軟，土耳其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117%，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盡管當時土耳其隻存在1/4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土耳其長期忽視對通脹的管控）。土耳其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99%），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土耳其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於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9%（年化增幅為17%）。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短。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5%），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土耳其比較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個。土耳其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土耳其的債務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1%（年化降幅為7%）。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21%的低點），土耳其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1.6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4年裏恢複。
土耳其1990—1995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墨西哥1991—2005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1—2005年，墨西哥經曆了典型的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91—1994年，墨西哥處於泡沫階段。大量資本流入，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這一階段，墨西哥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頂峰，升至GDP的85%，升幅為GDP的10%。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25%），這使墨西哥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墨西哥的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8%，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7%）。在債務和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墨西哥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4%），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3%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25%，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墨西哥麵臨這些泡沫壓力，而且依賴外國資金流入，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4—1995年。高債務水平使墨西哥很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政治暴力事件的爆發。墨西哥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0%和66%，失業率上升3%。同時，由於貨幣疲軟，墨西哥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43%，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正常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墨西哥存在大約一半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墨西哥長期忽視對通脹的管控）。墨西哥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100%），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保衛，貨幣貶值37%。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墨西哥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在此期間基本保持平穩。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墨西哥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短。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7%），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墨西哥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個。特別是，墨西哥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直接購買不良資產。墨西哥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墨西哥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41%（年化降幅為4%）。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26%的低點），墨西哥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2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10年裏恢複。
墨西哥1991—2005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保加利亞1995—2003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5—2003年，保加利亞經曆了典型的惡性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與許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保加利亞沒有普遍出現泡沫，但它確實積累了大量債務。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82%），這使保加利亞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此外，保加利亞變得依賴持續流入的外資，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4%。最終，保加利亞肩負這些高額債務，而且依賴外資流入，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5—1997年。高債務水平使保加利亞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企業/銀行因負債過高而遭遇虧損潮。保加利亞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6%），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228%），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96%）。同時，保加利亞的GDP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為13%。此外，由於貨幣疲軟，保加利亞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保加利亞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75%），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是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由於緊縮措施未能帶來必要的調整，保加利亞陷入匯率下跌和惡性通脹的旋渦，實際匯率觸底，降至–63%，通脹率最高時超過500%。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保加利亞存在大多數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保加利亞曆來忽視對通脹的管控）。保加利亞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個。特別是，保加利亞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直接購買不良資產。保加利亞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但與典型情況一樣，要想阻止通脹率螺旋式上升，保加利亞最終需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保加利亞將保加利亞列弗重新定價，將其與德國馬克掛鉤，並以外匯儲備作為支撐。其實際GDP用了8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
保加利亞1995—2003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泰國1993—2004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3—2004年，泰國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泰國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1993—1996年，泰國處於泡沫階段。大量資本流入，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泡沫階段，泰國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183%，升幅為GDP的44%。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51%），這使泰國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這一階段，泰國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15%，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9%）。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泰國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8%），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8%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2%，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泰國麵臨這些泡沫壓力，而且依賴外國資金流入，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6—1998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泰國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49%，這使泰國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企業/銀行因負債過高而遭遇虧損潮。泰國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34%），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11%），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19%）。同時，泰國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4%和87%。此外，由於貨幣疲軟，泰國的通脹率處於溫和水平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8%，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較低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泰國僅有約1/4導致通脹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經常賬戶赤字）。泰國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100%），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泰國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於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債務占GDP的比例在此期間增加了36%（年化增幅為18%）。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泰國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21%），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泰國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8個。特別是，泰國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直接購買不良資產。泰國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泰國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88%（年化降幅為15%）。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實際經濟增速提升，推動名義收入不斷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16%的低點），泰國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5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23年內恢複。
這場危機對泰國政局造成顯著影響，為2010年他信·西那瓦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許多人認為他信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泰國1993—2004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印度尼西亞1994—2012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4—2012年，印度尼西亞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印度尼西亞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1994—1997年，印度尼西亞處於泡沫階段。大量資本流入，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泡沫階段結束時，印度尼西亞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104%。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51%），這使印度尼西亞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印度尼西亞的投資流入較少但為正，平均約占GDP的5%，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3%。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印度尼西亞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7%），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13%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2%，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因為印度尼西亞的實際匯率達到了19%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印度尼西亞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相關國家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7—1998年。高債務水平使印度尼西亞很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印度尼西亞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13%），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43%），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110%）。同時，印度尼西亞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4%和89%。此外，由於貨幣疲軟，其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59%，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正常水平，盡管當時印度尼西亞僅有約1/4導致通脹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以外幣計價的高額債務）。印度尼西亞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23%），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印度尼西亞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於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債務占GDP的比例在此期間增加了132% （年化增幅為132%）。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印度尼西亞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短。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4%），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印度尼西亞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個。特別是，印度尼西亞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不良資產。印度尼西亞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印度尼西亞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78%（年化降幅為13%）。債務與收入比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90%的低點），印度尼西亞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5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13年內恢複。
印度尼西亞1994—2012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韓國1994—2001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4—2001年，韓國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韓國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1994—1997年，韓國處於泡沫階段。大量資本流入，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此期間，韓國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163%，升幅為GDP的23%。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27%），這使韓國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韓國的投資流入適度強勁，平均約占GDP的8%，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3%。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韓國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8%），經濟活動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5%的峰值）。韓國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7—1998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韓國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42%，這使韓國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韓國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9%），導致貨幣政策緊縮（短期利率上調14%），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降至–50%）。同時，韓國的GDP、股價和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8%、75%和13%，失業率上升6%。由於貨幣疲軟，韓國的通脹率處於溫和水平，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7%，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較低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韓國僅存在約1/4導致更大規模螺旋式通脹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央行的外匯儲備較少）。韓國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24%），但決策者最終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韓國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於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9%（年化增幅為13%）。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韓國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7%），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韓國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個。特別是，韓國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問題資產。韓國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韓國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25%（年化降幅為10%）。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實際經濟增速提升，推動名義收入不斷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17%的低點），韓國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1.7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9年內恢複。
韓國1994—2001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馬來西亞1994—2001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4—2001年，馬來西亞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馬來西亞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1994—1997年，馬來西亞處於泡沫階段。大量資本流入，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此期間，馬來西亞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212%，升幅為GDP的53%。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39%），這使馬來西亞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馬來西亞的投資流入適度強勁，平均約占GDP的6%，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8%）。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馬來西亞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10%），經濟活動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9%的峰值）。馬來西亞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7—1998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馬來西亞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45%，這使馬來西亞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馬來西亞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5%），導致貨幣政策緊縮（短期利率上調4%），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24%）。同時，馬來西亞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9%和83%。此外，由於貨幣疲軟，馬來西亞的通脹率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5%，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較低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馬來西亞僅存在約1/4導致更大規模螺旋式通脹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經常賬戶赤字）。馬來西亞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27%），但決策者最終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馬來西亞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於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0%（年化增幅為7%）。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馬來西亞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19%），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馬來西亞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個。特別是，馬來西亞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問題資產。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馬來西亞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41%（年化降幅為18%）。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實際經濟增速提升，推動名義收入不斷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9%的低點），馬來西亞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2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14年內恢複。
馬來西亞1994—2001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菲律賓1994—2008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4—2008年，菲律賓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菲律賓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1994—1997年，菲律賓處於泡沫階段。其最顯著的特征是，資本流入強勁，貨幣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發展。在此期間，菲律賓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95%，升幅為GDP的12%。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51%），這使菲律賓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泡沫階段，菲律賓的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12%，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5%。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菲律賓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5%），經濟活力適度（GDP缺口達到2%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8%，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因為菲律賓的實際匯率達到了23%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菲律賓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7—1998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菲律賓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25%，這使菲律賓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菲律賓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19%），導致貨幣政策緊縮（短期利率上調9%），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29%）。同時，菲律賓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3%和79%。由於貨幣疲軟，菲律賓的通脹率處於溫和水平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10%，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較低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菲律賓僅存在約1/4導致更大規模螺旋式通脹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央行的外匯儲備較少）。菲律賓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60%），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菲律賓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於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24%（年化增幅為15%）。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菲律賓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11%），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菲律賓比較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個。菲律賓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菲律賓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51%（年化降幅為5%）。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24%的低點），菲律賓重新獲得競爭力。最終，其GDP萎縮僅持續較短時間，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16年內恢複。
這場危機對菲律賓政局造成顯著影響，為約瑟夫·埃斯特拉達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許多人認為埃斯特拉達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菲律賓1994—2008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俄羅斯1996—2006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6—2006年，俄羅斯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俄羅斯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與許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俄羅斯沒有普遍出現泡沫，但與俄羅斯聯係密切的其他國家、經濟體和金融市場出現了泡沫式發展。而且在危機前，由於外資以不可持續的方式強勁流入，俄羅斯確實積累了大量債務，債務總額達到GDP的112%。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38%），這使俄羅斯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俄羅斯還比較依賴持續流入的外資，在危機前的幾年裏，投資流入平均為GDP的5%。最終，俄羅斯肩負高額債務，依賴外資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7—1998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俄羅斯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90%，這使俄羅斯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波及俄羅斯，以及油價下跌。俄羅斯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5%），導致貨幣政策緊縮（短期利率上調逾250%），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72%）。同時，俄羅斯的GDP與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0%和85%。由於貨幣疲軟，俄羅斯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時達91%，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俄羅斯存在約一半導致更大規模螺旋式通脹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俄羅斯長期忽視對通脹的管控）。俄羅斯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55%），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俄羅斯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63%（年化增幅為58%），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5%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俄羅斯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8%），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俄羅斯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個。特別是，俄羅斯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問題資產。俄羅斯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俄羅斯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19%（年化降幅為15%）。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43%的低點），俄羅斯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1.8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6年內恢複。
俄羅斯1996—2006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哥倫比亞1995—2008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5—2008年，哥倫比亞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哥倫比亞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1995—1998年，哥倫比亞處於泡沫階段。大量資本流入，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房地產市場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泡沫階段，哥倫比亞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58%，升幅為GDP的11%。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30%），這使哥倫比亞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這一階段，哥倫比亞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8%，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5%）。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哥倫比亞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3%），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5%的峰值）。因為哥倫比亞的實際匯率達到了16%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哥倫比亞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國資金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8—2003年。高債務水平使哥倫比亞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哥倫比亞。哥倫比亞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8%），導致貨幣政策緊縮（短期利率上調20%），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45%）。同時，哥倫比亞的GDP與股價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7%和66%，失業率上升6%。由於貨幣疲軟，哥倫比亞的通脹率處於溫和水平，在蕭條階段最高時達20%，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較低的水平，盡管當時哥倫比亞存在約一半導致更大規模螺旋式通脹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哥倫比亞長期忽視對通脹的管控）。哥倫比亞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37%），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哥倫比亞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2%（年化增幅為2%），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5%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哥倫比亞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長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5%），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哥倫比亞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個。特別是，哥倫比亞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問題資產。哥倫比亞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哥倫比亞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6%（年化降幅為3%）。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29%的低點），哥倫比亞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4年時間達到以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7年內恢複。
哥倫比亞1995—2008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厄瓜多爾1995—2009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5—2009年，厄瓜多爾經曆了典型的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與許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厄瓜多爾沒有普遍出現泡沫，但與厄瓜多爾聯係密切的其他國家、經濟體和金融市場出現了泡沫式發展。而且在危機前，厄瓜多爾確實積累了大量債務，債務總額達到GDP的85%。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56%），這使厄瓜多爾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厄瓜多爾還比較依賴持續流入的外資（危機前的幾年裏，投資流入平均為GDP的3%），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4%。最終，厄瓜多爾肩負高額債務，依賴外資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1998—2000年。高債務水平使厄瓜多爾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蔓延至厄瓜多爾。厄瓜多爾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11%），導致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60%）。同時，厄瓜多爾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6%和62%，失業率上升2%。由於貨幣疲軟，厄瓜多爾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時達76%，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厄瓜多爾存在大部分導致更大規模螺旋式通脹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實際短期利率較低）。厄瓜多爾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61%），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右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厄瓜多爾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於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6%（年化增幅為42%）。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厄瓜多爾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相對較短。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11%），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厄瓜多爾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9個。特別是，厄瓜多爾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問題資產。厄瓜多爾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厄瓜多爾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79%（年化降幅為8%）。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55%的低點），厄瓜多爾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1.8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5年內恢複。
這場危機對厄瓜多爾政局造成顯著影響，為2003年盧西奧·古鐵雷斯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許多人認為古鐵雷斯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厄瓜多爾1995—2009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土耳其1997—2003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7—2003年，土耳其經曆了典型的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階段
1997—2000年，土耳其處於泡沫階段。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泡沫階段，土耳其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60%，升幅為GDP的17%。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46%），這使土耳其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這一階段，土耳其投資流入較少但為正，平均約占GDP的3%。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土耳其經濟溫和增長（增速達到2%），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9%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22%，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土耳其麵臨這些泡沫壓力，而且依賴外資流入，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2000—2001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土耳其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30%，這使土耳其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政治動蕩和暴力事件的發生。土耳其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10%），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157%），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12%）。同時，土耳其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0%和78%，失業率上升3%。由於貨幣疲軟，土耳其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達到62%，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土耳其存在大部分導致更大規模螺旋式通脹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土耳其長期忽視對通脹的管控）。土耳其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100%），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土耳其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9%（年化增幅為6%），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11%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土耳其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5%），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土耳其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個。特別是，土耳其將銀行國有化，提供流動性，並直接購買問題資產。土耳其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土耳其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6%（年化降幅為3%）。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18%的低點），土耳其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2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6年內恢複。
土耳其1997—2003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阿根廷1998—2012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1998—2012年，阿根廷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阿根廷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1998—2001年，阿根廷處於泡沫階段。其最顯著的特征是，資本流入強勁，貨幣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發展。到泡沫階段結束時，阿根廷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78%。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47%），這使阿根廷很容易受到大量外資撤出的影響。在這一階段，阿根廷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11%，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5%）。阿根廷經濟增長疲軟（增速為0%），但經濟活動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9%的峰值）。因為阿根廷的實際匯率達到了39%的峰值，其競爭力變成一個問題。阿根廷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資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2001—2002年。高債務水平使阿根廷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世紀90年代末發生於其他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危機波及阿根廷。阿根廷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10%），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173%），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77%）。同時，阿根廷的GDP與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5%和82%，失業率上升3%。由於貨幣疲軟，阿根廷的通脹率高企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時達到32%，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正常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阿根廷存在約一半導致更大規模螺旋式通脹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阿根廷長期忽視對通脹的管控）。阿根廷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66%），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阿根廷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18%（年化增幅為62%），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4%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阿根廷放棄了釘住匯率製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7%），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阿根廷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個。特別是，阿根廷將銀行國有化，並提供流動性。阿根廷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並實施了結構性改革，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阿根廷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40%（年化降幅為15%），其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其實際匯率跌至–42%的低點），阿根廷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5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在7年內恢複。
這場危機對阿根廷政局造成顯著影響，為愛德華多·杜阿爾德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許多人認為杜阿爾德是一名民粹主義領導人。
阿根廷1998—2012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冰島2005—2016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5—2016年，冰島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冰島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2005—2008年，冰島處於泡沫階段。大量資本流入，債務不斷增加，股市回報豐厚，經濟增長強勁，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在泡沫階段，冰島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1 173%，升幅為GDP的565%。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691%），這使冰島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這一階段，冰島的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37%，這有助於其填補經常賬戶缺口（此時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18%）。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冰島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7%）。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12%，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冰島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資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2008—2010年。高債務水平使冰島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冰島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49%），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4%），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29%）。同時，冰島的GDP、股價與房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11%、96%和15%，失業率上升5%。由於貨幣疲軟，冰島的通脹率處於溫和水平，在蕭條階段最高時達18%，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較低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冰島隻存在約1/4導致更大規模螺旋式通脹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以外幣計價的高額債務）。冰島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18%），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冰島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22%（年化增幅為46%），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5%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長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減少進口支出（經常賬戶餘額增幅為GDP的13%），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冰島非常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個。特別是，冰島將銀行國有化，並提供流動性。冰島還受益於一項IMF援助計劃。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冰島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 037%（年化降幅為170%）。債務與收入比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實際經濟增速提升帶來的收入增加以及債務的全麵削減。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22%的低點），冰島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8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計算的股價至今尚未完全恢複。
冰島2005—2016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俄羅斯2005—2011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05—2011年，俄羅斯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俄羅斯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2005—2008年，俄羅斯處於泡沫階段。大量資本流入，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長強勁，資產回報豐厚，這些因素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促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周期。泡沫階段結束時，俄羅斯的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66%。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21%），這使俄羅斯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在這一階段，俄羅斯投資流入強勁，平均約占GDP的10%。在債務與資金不斷增加的支撐下，俄羅斯經濟增長強勁（增速達到8%），經濟活力處於高位（GDP缺口達到8%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階段的平均年化回報率為46%，高資產回報率鼓勵更多借債，刺激經濟增長。俄羅斯麵臨這些泡沫壓力，依賴外資流入，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惡化，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局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2008—2009年。高債務水平使俄羅斯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及與之相伴的油價暴跌。俄羅斯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21%），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短期利率上調19%），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21%）。同時，俄羅斯的GDP和股價均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8%和71%，失業率上升3%。由於貨幣疲軟，俄羅斯的通脹率處於溫和水平且不斷上升，在蕭條階段最高時達15%，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較低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俄羅斯僅存在約1/4導致更大規模螺旋式通脹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俄羅斯長期缺乏對通脹的管控）。俄羅斯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44%），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俄羅斯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於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7%（年化增幅為12%）。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俄羅斯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個。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俄羅斯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4% （年化降幅為8%）。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義收入增加。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11%的低點），俄羅斯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用了3年時間達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計算的股價至今尚未完全恢複。
俄羅斯2005—2011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
俄羅斯2012—2016年案例文本自動摘要
如右圖所示，2012—2016年，俄羅斯暫時處於通脹性去杠杆化周期。這是一個國家在麵臨外部壓力時“任其貨幣浮動”的典型例子。雖然這使俄羅斯暫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脹，但最終為決策者設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泡沫階段
與許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俄羅斯沒有普遍出現泡沫，但由於外資以不可持續的方式強勁流入，俄羅斯確實積累了大量債務。在杠杆化期間，債務達到危機前的峰值，占GDP的89%，升幅為GDP的19%。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債務以外幣計價（占GDP的15%），這使俄羅斯很容易受到外資撤出的影響。俄羅斯還比較依賴持續流入的外資，在危機前的幾年裏，投資流入平均為GDP的6%。最終，俄羅斯肩負高額債務，依賴外資流入，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走勢。
蕭條階段
最終，形勢出現逆轉，導致了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和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持續時間為2014—2016年。在危機前的最高峰，俄羅斯的償債總額達到GDP的32%，這使俄羅斯容易受到衝擊傷害，而此時其麵臨的衝擊是油價下跌。俄羅斯的外資流入減少（資本流入降幅為GDP的8%），導致貨幣政策緊縮（短期利率上調7%），貨幣大幅貶值（實際匯率下降30%）。同時，俄羅斯的GDP與股價陷入自我強化式下跌，跌幅分別為4%和46%。由於貨幣疲軟，俄羅斯的通脹率處於溫和水平，在蕭條階段最高時達18%，這與其他類似案例相比是較低的水平。這合乎情理，因為當時俄羅斯僅存在約1/4導致更大規模螺旋式通脹的典型“風險因素”（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是俄羅斯長期忽視對通脹的管控）。俄羅斯的金融機構也麵臨巨大壓力。央行動用了外匯儲備來維持貨幣穩定（外匯儲備減少了26%），但最終決策者放棄捍衛貨幣。如上頁中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盡管俄羅斯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9%（年化增幅為9%），原因是貨幣貶值（這導致以外幣計價的償債負擔加重），以及政府需要舉借新債應對危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4%的峰值）。
通貨再膨脹階段
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演變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如何處理不良資本流動：是允許金融環境收緊（這往往是解決危機的必要措施，但會帶來痛苦），還是通過印鈔彌補資金外流（這可能導致通脹）。在本案例中，痛苦的去杠杆化階段的持續時間略短於平均水平。之後，決策者實施了充足的緊縮政策，提高本國貨幣的吸引力。俄羅斯積極地管控金融機構和處理壞賬，使用了9個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個。如左邊的去杠杆化歸因圖所示，在這段調整時期，俄羅斯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了7%（年化降幅為14%）。債務與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債務削減和收入增加的平衡組合。同時，由於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在這段和諧的去杠杆化時期，實際匯率跌至–17%的低點），俄羅斯重新獲得競爭力。其實際GDP至今尚未達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計算的股價也尚未完全恢複。
俄羅斯2012—2016年分類圖示附錄
負債狀況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經濟狀況
市場狀況
國際收支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