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聖貝納迪諾困境突圍——為用戶隱私而戰
09 聖貝納迪諾困境突圍——為用戶隱私而戰
尊重隱私是庫克的價值觀中重要的一部分，自從他接任蘋果CEO後，蘋果在這方麵更是重視有加。從2013年最早提出這一問題到聖貝納迪諾困境，再到如今蘋果所做的一切，無一不體現出庫克對用戶隱私保護問題的重視。
庫克承認自己喜歡私密和低調的生活，他認為用戶隱私保護是蘋果產品設計的重中之重。在庫克的領導下，蘋果極大地提高了用戶通過手中的設備加強隱私保護的能力。在庫克的任期內，隨著軟件的每一次更新，蘋果的產品隱私保護功能都在不斷地加強，以確保用戶最重要的敏感信息不會錯誤地落入他人手中，包括廣告商。蘋果的產品對於隱私保護的加強始於2012年推出的iOS 6，這是第一版幾乎完全在庫克的領導下開發的iPhone和iPad的係統更新。
iOS 6在“設置”中引入了專門的“隱私”菜單，使用戶能非常簡單地控製應用程序可訪問的內容和數據。該菜單最初提供了6個部分，每個部分都包含便於管理應用程序權限的切換鍵。其中有一個位置服務，允許用戶阻止某些係統服務跟蹤自己的定位，如蜂窩網絡搜索、Genius應用程序和iAds廣告。iOS 6為用戶提供了限製廣告跟蹤的功能，這使得開發人員難以根據用戶的興趣和瀏覽痕跡來定向投放廣告。隨著iPhone和iPad推出這種保護，其他平台也開始效仿這種方式。
在2013年6月的蘋果年度全球開發者大會上推出的iOS 7在隱私保護和安全方麵也有重大改進。這次更新的最大亮點依然是喬納森·艾夫極具爭議的顛覆性設計，斯科特·福斯托在2012年10月離職後，艾夫接手負責監督軟件設計的工作。隱私保護和安全雖然不是最大的亮點，但卻是同等重要的。蘋果增加了對Touch ID的支持，Touch ID是隨著iPhone 5S的發布而推出的全新指紋識別係統，被認為是蘋果在安全方麵取得的重大進步。解鎖手機不再需要每次重新輸入密碼，這樣的便利性吸引了更多的用戶開始對手機設置保護。
iOS 7還新增了激活鎖功能——手機在丟失或被盜的情況下，沒有手機機主的iCloud密碼，就無法被清除或是重新激活。激活鎖降低了偷盜者對iPhone和iPad潛在的偷盜動機，因為偷盜者很快就會意識到，這款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手機隻能物歸其主，他們無法用不正當的手段將其賣給他人。2014年發布的警方數據顯示，自2013年9月激活鎖功能推出以來，舊金山的iPhone盜竊案已經減少了38%，倫敦和紐約的盜竊案分別減少了24%和19%。
2013年11月，蘋果公布了第一份透明度報告，裏麵詳細地披露了政府機構從蘋果那裏獲取用戶數據的請求。“我們相信，我們的用戶有權了解其個人信息是如何被處理的，而且我們把為用戶提供最好的隱私保護視為己任。”報告寫道，“基於各國政府向蘋果索要用戶個人信息或設備信息的請求，蘋果準備了這份報告，以提升蘋果對全球用戶的透明度。”
蘋果透明度報告披露了與用戶賬戶相關，以及與特定蘋果設備相關的請求的統計數據。蘋果在其第一份報告中承諾，將繼續支持提高信息透明度，並隨後每6個月發布一份新的透明度報告。“我們在設計我們的產品和服務之初，就已將隱私保護的理念融入其中，”蘋果在報告中寫道，“我們為能提供世界上最安全的硬件和軟件而努力。”蘋果表示，其業務“不是靠收集個人數據”，這是蘋果與臉書、穀歌等其他矽穀巨頭的不同之處。“我們無意收集蘋果用戶的個人信息。”
2014年9月，庫克在給蘋果用戶的公開信中，旁敲側擊地說出了某些公司是如何從用戶信息中盈利的。“我們的商業模式非常直接：銷售非常棒的產品。”他寫道，“我們不會根據你的電子郵件內容或網絡瀏覽習慣構建個人檔案，向廣告主銷售。我們不會將你存儲在iPhone或iCloud中的信息‘變現’，我們不會為了向你推銷而去讀取你的電子郵件或短信。”
蘋果當時在經營自己的廣告業務iAds，但它仍然沒有為了讓廣告變得更精準，就去挖掘敏感數據。庫克承諾，iAds“堅持適用於蘋果全部產品的隱私政策”，“它不會從HealthKit、HomeKit、地圖、Siri、iMessage、通話記錄或任何iCloud服務（如聯係人或郵件）中獲取數據，你隨時可以選擇退出”。
2014年9月，蘋果發布了為用戶帶來更強的安全和隱私保護的iOS 8，以及一項新的隱私政策。該政策承諾，哪怕有授權令，蘋果也不會為執法機構解鎖iOS設備。為實現這一承諾，蘋果巧妙地改變了iOS設備上的數據加密方式，這種方式類似於美國政府用於保護軍事機密的係統：iOS密碼與一係列設備獨有的密碼組合起來，生成密鑰。這可以防止包括蘋果在內的任何他人或組織在沒有密碼的情況下解密用戶的數據。即使法官強行要求，任何他人和組織也無法為政府機構解鎖設備或打開受保護的資料備份。
到2015年9月iOS 9發布的時候，該加密方式便可以完全保護用戶在其設備上安裝的所有內容，同時提供了內容攔截器的支持，使用戶可以更好地控製iOS默認的網頁瀏覽器，以及Safari中的廣告、Cookie和數據收集工具。3個月之前，庫克因其企業領導力被電子隱私信息中心（EPIC）授予榮譽稱號，他也是首位獲此殊榮的商業領袖。庫克在EPIC“自由領袖”晚宴上發表了講話，他指出，蘋果將隱私視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並重申了蘋果對隱私保護的承諾。
“與諸位一樣，蘋果非常排斥以安全為名強迫用戶犧牲其隱私的做法，”庫克講道，“我們可以且必須實現用戶隱私與安全的兼顧。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保護自己隱私的基本權利。美國人民要求如此，《憲法》要求如此，道德也要求如此。”庫克再次暗諷臉書和穀歌靠數據驅動的方式。“我與諸位相聚在矽穀，這裏有世界上最優秀、最成功的公司，他們誘導用戶發布個人信息，並將商業收益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庫克繼續講道，“他們正在瘋狂地攫取你的一切信息，並試圖從中賺錢。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是錯誤的。蘋果絕不希望成為這樣的公司。”
蘋果“無意獲得任何你的數據”，庫克提醒參會者和蘋果粉絲們。“我們不認為你應該付出代價去獲取那些以為是免費，但實際成本非常高昂的服務。”他解釋道，蘋果竭力保護用戶的數據，這一點在當今時代顯得更為重要。因為現在所有人的重要數據，包括財務，甚至是健康信息，都存儲在智能手機裏。“我們認為，用戶應該掌握自己的個人信息。你或許會非常喜歡這些所謂的‘免費互聯網服務’，但我們並不認為這類服務值得你開設郵箱、保存搜索記錄或存儲你家人的照片，因為誰也不知道他們會用這些信息去做什麽。我們堅信，用戶遲早有一天會看到這樣做的代價。”
庫克還捍衛了加密做法，詳述了為什麽蘋果反對政府機構在iOS設備設置“後門”的要求。“如果像美國政府希望的那樣，我們從產品中完全刪除加密工具，那就會傷害那些依賴我們保護數據的守法公民。”他強調說，“我們非常尊重執法行為，但在這件事上，我們有不同的看法。我可以非常明確地說，削弱或去除加密，會傷害那些因正當理由使用它的人。最終，我認為它會消減《第一修正案》裏規定的權利，並破壞我們國家的立國之本。”他警告說：“如果你為警察在門口的墊子下放置了一把鑰匙的話，盜賊也同樣有可能找到這把鑰匙。犯罪分子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努力侵入用戶的賬戶。如果他們知道設備有密鑰，沒有找到的話，他們就肯定不會罷休。”
庫克在2015年12月接受查理·羅斯的采訪時承認，盡管蘋果在保護用戶隱私問題上有堅定的立場，但如果政府發出要求提供具體信息的授權令，蘋果還是要遵守。“因為我們必須遵守法律。”但是得益於內嵌在蘋果軟件和設備中的保護，蘋果沒有太多可以提供的東西。“在信息加密的情況下，我們沒有什麽可以提供的。”庫克解釋道。他也希望蘋果的用戶能夠明白，盡管蘋果必須要在法律範圍內運營，但還是會堅定地保護用戶數據的安全。
隱私保護
但是多年來，還是有一些令蘋果用戶們感到緊張的隱私醜聞。關於蘋果對隱私采取的立場，第一次引發的公開討論是在2013年12月。當時，一份機密文件被泄露，爆出了美國國家安全局正在進行的一個名為“放棄吉普”（DROP-OUTJEEP）的項目，他們可以使用軟件入侵並竊聽幾乎所有iPhone發送和接收的信息。公眾一片嘩然，蘋果被指控與國安局合作，設立“後門”訪問iOS以支持政府的窺探行為。但是蘋果發表了一份聲明，明確地表示：“蘋果公司從未與國安局合作，以在產品中留有‘後門’，包括iPhone在內。此外，我們對這項據稱是針對我們產品的國安局計劃毫不知情。”該聲明解釋道：“此功能包括從設備推送/提取文件的能力、短信檢索、聯係人列表檢索、語音郵件、地理定位、激活話筒、攝像頭捕捉、手機信號塔位置等。”國安局聲稱，這一軟件在蘋果設備的成功率達到了100%，但蘋果承諾“將繼續利用各種資源比惡意黑客更加強大，無論誰身居幕後，蘋果都將保護用戶免遭安全攻擊”。
2013年10月，一家名為QuarksLab的安全公司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份白皮書，稱如果蘋果願意或“政府命令蘋果這樣做”，那麽蘋果就能夠查看iMessage會話的內容。但蘋果很快就站出來否認，並發表聲明，說：“iMessage的設計是不允許蘋果閱讀用戶的消息的。”蘋果表示，這一研究“討論了iMessage係統理論上存在的漏洞，但具體實施起來需要蘋果重新搭建iMessage係統才能利用這個漏洞，但蘋果壓根兒沒這個打算和興趣”。蘋果還附上了一份報告，列出了從政府那裏收到的用戶個人數據請求，其中寫道：
我們相信，我們的用戶有權了解他們的個人信息是如何被對待的，我們認為，我們有責任為他們提供最好的隱私保護。蘋果已根據從政府那裏收到的要求提供個人用戶信息的請求做出本報告，以求符合全球用戶的利益……我們已經報告了法律允許分享的所有信息，蘋果將繼續提高我們收到的請求的透明度。 注釋標題 Alex Heath, ‘Apple Exposes Governments’ Re quests for Customer Data, Pushes for Greater Transparency in Ne/.
但隱私問題依然存在。庫克在2015年10月於加利福尼亞州拉古納海灘舉行的《華爾街日報》的技術會議上，在回答有關蘋果“後門”的提問時，說“必須沒有‘後門’”。如果國安局和其他當局能訪問iOS的“後門”，攻擊者也有可能訪問這樣的“後門”。“後門”極有可能被惡意攻擊者發現並利用，把數以億計的iOS用戶置於風險之中。畢竟，對蘋果軟件漏洞的尋找，曾吸引了一大群人加入研發“越獄”的行列，“越獄”可以在iOS設備上安裝未經授權的應用程序。“隻要這些數據被一些人獲取，它們就會受到嚴重的濫用。”庫克補充道，“強加密符合國家的最佳利益。”
就在蘋果正在為整個行業而努力的時候，庫克和蘋果卻在2014年9月因為沒有認真對待iCloud的安全問題而受到指責。超過100位名人的私密照片和視頻被泄露到網上。多位知名人士被卷入這場名為“明星豔照門”的泄露事件，包括奧斯卡影後詹妮弗·勞倫斯（Jennifer Lawrence）、美國人氣歌手蕾哈娜（Rihanna）、超模卡拉·迪瓦伊（Cara Delevingne）等。但蘋果堅稱其iCloud係統並未遭到破壞。“在我們調查過的案例中，沒有發現任何一例是由於包括iCloud在內的蘋果係統被入侵而引起的。”蘋果在一份聲明中講道，“我們正在繼續配合執法部門，幫助識別涉及的犯罪分子。”蘋果表示，這些賬戶受到了“對用戶名、密碼和安全問題的針對性攻擊”。
iCloud“沒有受到攻擊”，庫克在接受查理·羅斯的采訪時重申。“人們對於iCloud受攻擊的含義有一些誤解。iCloud如果受到攻擊，這就意味著有人可以進入iCloud係統，並且能夠獲取用戶的賬戶信息。”庫克堅稱，“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相反，攻擊者使用了一種被他稱作“網絡釣魚探險”的方式。賓夕法尼亞州蘭開斯特的瑞恩·柯林斯（Ryan Collins）並沒有侵入iCloud的服務器，而是發送釣魚電子郵件，偽裝成蘋果官方郵件，欺騙用戶提供他們的登錄信息。然後，他就能夠登錄他們的賬戶，訪問恢複iPhone和iPad設備的iCloud備份，從而獲得了數百張名人的照片和視頻，並且在貼圖討論版網站4chan上發布。這些照片和視頻在網絡上迅速傳開。“這是很多壞人的慣用做法。”庫克告訴羅斯。
雖然蘋果起初並不認為這是iCloud的問題，但是來自媒體和粉絲們的強烈抵製促使庫克考慮蘋果還可以做得更多。他承諾做出改變，防止類似的慘劇再次發生。“當我把自己從這件可怕的事情中抽離出來，去思考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麽時，我想到的是意識層麵。”他對《華爾街日報》說道，“我認為我們有責任改善這一切。雖然這跟工程沒什麽關係。但是我們想盡一切努力保護我們的用戶。我們對於這件事的態度就算不比用戶更生氣，至少也是一樣憤怒的。”
庫克承諾，每當有人試圖更改賬戶密碼，將iCloud數據恢複到新設備或首次在新設備上登錄iCloud賬戶時，蘋果都會給用戶發送電子郵件並推送通知。“如果確實發生這類情況，我們必須做的事情就是迅速通知用戶，”他在接受查理·羅斯的采訪時補充道，“我們非常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但如果發生了，用戶就要第一時間知道。”在這次泄密事件之前，蘋果雖然在賬戶密碼更改時會發送電子郵件通知iCloud用戶，但在數據恢複的時候不會通知。一周後，蘋果開始推行庫克所說的係統，並且此後一直運行正常。
多年來，庫克一直在蘋果幕後處理這些隱私問題。但在2016年聖貝納迪諾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後，蘋果對待隱私保護問題的立場被推到了全美輿論的風口浪尖。這次對峙幾乎把蘋果的前程毀於一旦，它成了庫克在職業生涯中經曆的最大的挑戰。
艱難的對抗
2016年，蒂姆·庫克與執法者對抗，他勝利了。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下午的晚些時候，庫克和幾名高管聚集在蘋果舊總部無限環路1號的董事會辦公室裏。蘋果剛剛收到美國一位地方法官簽發的傳令，該傳令要求蘋果開發一個特殊軟件，以協助FBI解鎖賽義德·法魯克（Syed Farook）使用過的iPhone。賽義德·法魯克是2015年12月造成14人死亡的聖貝納迪諾槍擊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iPhone被4位數的密碼鎖定，FBI無法將其破解。他們希望蘋果創建一個特殊的iOS版本，能允許人在找到正確密碼之前，不限製次數地輸入密碼。同時，這款新的iOS可以外掛到iPhone上，確保裏麵的數據完好無損。
但蘋果拒絕了。庫克及其團隊確信新的iOS解鎖版本極其危險。該版本有可能被濫用、泄露或被盜，一旦付諸實施，就永遠沒有挽回的餘地。數億的蘋果用戶將因此麵臨潛在的安全風險。
在董事會辦公室，庫克及其團隊逐字逐句地察看了傳令。他們需要決定蘋果在合法前提下應當做出何種姿態，並考慮需要多長時間做出回應。這是一次時間緊、風險高的會議。盡管幾周以來，從庫克到蘋果首席律師布魯斯·塞維爾，以及蘋果的其他相關負責人，一直都在跟執法部門積極地溝通此次案件，但是，蘋果收到傳令仍舊事發突然，沒有收到任何提前的警告。
這一傳令“並不是簡單的刑事案件援助請求”，塞維爾解釋道。“這是一份長達42頁的政府請求，從對聖貝納迪諾槍擊案恐怖場景冗長的描述開始。然後是這份……帶有偏見的冗長的陳述，蘋果對那些被描述為非常合理的請求說了‘不’。這種做法在法律上被稱為‘口頭申訴’。這份文件意味著，蘋果從最開始就被放在了一個跟公眾對立的位置上。”
該團隊得出結論，這次的法庭命令是一場公關行動——利用公眾的壓力迫使蘋果遵守FBI的要求，而且這會讓蘋果身陷麻煩之中。蘋果是“有極大影響力的消費者品牌，你很難想象這樣的品牌居然要和FBI對抗，並強硬地拒絕提供處理這次恐怖襲擊所需要的東西。”塞維爾說。
蘋果知道必須立即做出回應。傳令將會主導第二天的新聞，所以蘋果必須有所回應。“蒂姆知道這對他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塞維爾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這是一個“關乎公司前途的決定”。庫克和團隊整夜工作，連續工作16個小時來起草回應。庫克已經明確了自己的立場，那就是蘋果會拒絕，但他必須對一切了如指掌：蘋果的法律立場是什麽？蘋果的法定義務是什麽？正確的回應方式是什麽？聽起來應該是什麽樣的？讀起來應該是什麽樣的？正確的口氣是什麽樣的？
庫克非常關注公眾的反應，並知道他的行動後果之一可能是蘋果會被指控為支持恐怖分子。哪有公司不幫助FBI進行恐怖主義調查的？從公關的角度來看，蘋果一直是隱私倡導者和自由主義推動者。但誰也料想不到，這一回，蘋果竟因此站在了恐怖分子的一邊。這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庫克必須要知道如何才能處理好。他必須向世界證明，他是在保護用戶隱私而不是支持恐怖主義。
早上4:30正好是東海岸的早間新聞時間，庫克發布了一封致蘋果用戶的公開信，解釋為什麽蘋果要反對這一“危害用戶安全”的裁定。他提到了政府如果擁有過多權力會產生的危險。“政府的這一要求會造成令人不寒而栗的後患，”他寫道，“如果政府能使用傳令輕易地解鎖你的iPhone，它就有能力進入任何人的設備來獲取他們的數據。”
“蘋果一直積極地配合FBI解鎖這部iPhone，並提供相應的數據，也讓工程師就位。”庫克解釋說。“但現在美國政府向我們要求的東西是我們根本沒有的，並且我們認為去開發iPhone的‘後門’未免過於危險。”他繼續說道，“如果未來落入壞人手中，這款現在還不存在的軟件將有可能解鎖任何人的iPhone。”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會讓用戶無力阻止任何討厭的隱私侵犯。“FBI可能會使用不同的詞語來描述這個工具，但請不要誤解：構建一個能夠繞過安全保護的iOS版本無疑就是創建一個‘後門’。雖然政府可能會爭辯說它僅限於這種情況使用，但事實上，這樣的控製是根本無法保證的。”
隨後，庫克指控政府試圖強迫蘋果“非法入侵蘋果的用戶，並且破壞蘋果幾十年來在保護用戶安全方麵取得的進步，無論是抵禦複雜的黑客還是網絡犯罪分子”。這僅僅隻是一個開始。政府接下來可能會要求蘋果開發監控軟件，來攔截消息、訪問健康記錄或財務數據，以及跟蹤用戶位置。庫克必須把握好底線。他相信FBI的動機是好的，但他有責任保護蘋果用戶的安全。“我們找不到一個先例，沒有哪一家美國公司會在被逼無奈之下讓用戶麵臨更大的風險。”他寫道。盡管拒絕美國政府的命令很難，而且他知道自己會麵臨強烈的反對意見，但他必須有自己的立場。
曠日持久的爭論
地方法官的傳令一下子把蘋果攤到了聚光燈下，蘋果與美國當局就加密問題進行了的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自2014年年底，蘋果首次推出其加密係統iOS 8以來一年多的時間裏，政府與蘋果對此一直意見不合。
iOS 8增加了比以往的智能手機都強大的加密功能，它用用戶密碼加密了所有用戶的數據：通話記錄、短信、照片、聯係人等。其加密功能強大到連蘋果也無法破解。早期設備的安全性要弱得多，有各種可以侵入的方法。但現在，即使執法部門有有效的授權令，蘋果也無法訪問運行iOS 8的鎖定設備。“我們與競爭對手不同，蘋果無法繞過你的密碼，因此無法訪問這些數據。”蘋果在其網站上寫道，“因此讓我們響應政府，從運行iOS 8的設備中提取數據的要求，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
這一更新接二連三地阻礙了執法者的調查工作。就在庫克就“聖貝納迪諾事件”發表公開信的兩天後，當局在紐約召開新聞發布會，表示在他們調查的案件中，有175部iPhone被鎖定，阻礙了他們做進一步的調查。一年多以來，美國最高級別的執法部門一直在向蘋果施加壓力，期望得到解決方案。“當FBI在聖貝納迪諾提起訴訟時，很多人認為這件事隻是個開端。”塞維爾說，“但是事實上，這件事是‘草蛇灰線，伏脈千裏’的結果。在FBI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的決定落實到訴狀上之前，他們已經有了大量的行動。”
塞維爾解釋說，他自己、庫克和蘋果法律團隊的其他成員一直與美國FBI、法務部及華盛頓和庫比蒂諾的司法部部長保持定期會麵。庫克、塞維爾和蘋果的其他成員不僅與詹姆斯·科米會麵，還與美國司法部總檢察長埃裏克·霍爾德（Eric Holder）、司法部部長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h）、FBI局長鮑伯·米勒（Bob Mueller，科米的前任）和司法部副部長薩利·耶茨（Sally Yates）會麵。
2014年年底，庫克和塞維爾會見了當時的司法部副部長埃裏克·霍爾德和吉姆·科爾（Jim Cole），副部長和FBI探員說，他們對於“能夠大規模地接入人們的手機”非常感興趣。這是發生在“聖貝納迪諾襲擊案”很久之前的事情，蘋果從最開始就明確表態，決不授權FBI侵入蘋果用戶的手機。庫克和塞維爾告訴霍爾德和科爾，他們“認為向一家首要關注保護用戶安全的公司提出這樣的要求並不恰當”。庫克和塞維爾與林奇和耶茨也進行過類似的談話。
塞維爾說，很顯然，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有一些執法官員不太關注整個社會層麵的問題。而有些人雖然在理智上同情蘋果的立場，但作為法律官員，他們為了繼續處理案件，堅持要求能侵入手機以獲得信息。塞維爾說，庫克堅守住了立場，即安全和保護隱私是基石。庫克十分堅定地認為，任何繞過安全保護的嚐試都是極度危險的。一旦創建了“後門”，用戶信息就會很容易被泄露、盜用或濫用。
但是，當“聖貝納迪諾事件”出現時，執法部門將此視作一個迫使蘋果就範的機會。“FBI認為蘋果這次是四麵楚歌。”塞維爾如此說，“我們目睹了這一悲慘的槍擊案，我們手裏有這部iPhone，罪犯已經死了，這個時候需要蘋果采取行動。美國FBI就在此刻決定發起訴訟（要求蘋果創建‘後門’的傳令）。”
火焰風暴
果不其然，正如庫克及其團隊預測的那樣，法官的傳令在媒體上引發了一場火焰風暴。這一事件成了整周內最重要的新聞，並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一直是頭條新聞。蘋果的回應引起了執法部門、政治家和權威人士的強烈譴責，比如加州民主黨參議員、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負責人黛安·範斯坦（Dianne Feinstein），她呼籲蘋果應在打擊“家鄉的恐怖襲擊”中提供幫助，並威脅要通過立法將加密行為判定為犯罪。
在曼哈頓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紐約市警察局局長威廉·布拉頓也批評了蘋果的政策。在另外一起案件中，兩名警官被槍殺，調查中同樣涉及一部手機。威廉·布拉頓拿著這部手機，對到場的記者說：“盡管法院下達了命令，我們還是無法使用這部iPhone。我的兩名警官被槍擊，阻礙案件被繼續調查的是我們無法獲取這部設備裏的信息。”
幾天後，時任總統候選人的唐納德·特朗普在南卡羅來納州波利斯島（Pawleys Island）的一次競選集會上呼籲抵製蘋果。特朗普甚至指責庫克有政治動機：“蒂姆·庫克希望做大量工作，可能是為了展示他有多開明。”特朗普在保守派觀眾麵前大肆表演，試圖讓庫克看起來像一個自由派的壞人，並用恐嚇的策略使蘋果看起來像是站在了恐怖分子的一邊。特朗普在推特上進一步攻擊蘋果，再次呼籲抵製蘋果，以迫使蘋果將信息交給FBI。
隨著眾多政治人物和官員反對蘋果，美國公眾也加入反對蘋果的陣營。皮尤的一項調查發現，51%的人認為蘋果應該解鎖iPhone來幫助FBI，隻有38%的人支持庫克的立場。但幾天後，路透社與益普索的另一項民意調查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根據這項調查，46%的人同意蘋果的立場，35%的人不同意，20%的人表示中立。這種差異是由於描述問題的措辭不同：皮尤調查問題提供的有關蘋果立場的信息較少，似乎偏向於FBI。一項對社交媒體中使用的表情符號的分析，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人們對此事莫衷一是。通過分析人們推文中的正麵和負麵表情（笑臉、皺眉、拍手、大拇指豎起和大拇指向下），一家名為“說服與改變”（Convince & Convert）的營銷公司發現，支持蘋果和支持FBI的人數相當。雖然這種調查方法不太科學，但顯而易見的是，公眾對此事意見不一。這種事情從未出現過，許多人聽到此事都蒙了。
不過這並不完全是壞事。庫克的立場似乎也對公眾輿論產生了一些影響。特朗普的推文下麵有數百條評論為蘋果的行為辯護。特朗普的推文一般都是表達反對的觀點，但此次收到的大多數評論都是支持蘋果的。一條評論說道：“抵製蘋果產品的做法非常荒唐可笑。如果手機可以被侵入，那我們就都沒有隱私了。政府根本不可信！”
一些知名人士也對庫克和蘋果表示支持，包括臉書的CEO馬克·紮克伯格、穀歌CEO桑達爾·皮查伊、推特的CEO傑克·多西，以及揭發國安局的“棱鏡門”的主角愛德華·斯諾登。《紐約時報》的編輯部也支持蘋果，他們在一篇題為“為什麽蘋果有權挑戰協助FBI調查的命令”的社論中寫道：“這條法律，目的是想讓執法工作更容易，但這麽做很有可能會大大削弱公民個人、企業和政府本身的安全性。”顯然，庫克及其團隊深以為然，並做好了戰鬥到底的準備。
在隨後的兩個月裏，無限環路的管理樓層變成了一間全天候的作戰情報室，工作人員不停地在發布信息，回應記者的提問。一名公關代表說，有時一天要發送數則最新報道，郵件要抄送給700名記者。這與蘋果以往采用的公關策略截然不同，他們以前隻是偶爾發布新聞稿，常常不理會記者的電話和郵件。
庫克還認為，在公司受到攻擊時，他必須“凝聚軍隊”，提升士氣。在一封題為“感謝你的支持”的給蘋果員工的電子郵件中，他寫道：“這個案子不僅關乎一部手機或某次調查。”他繼續說：“而是威脅了數億守法者的數據安全，並開了一個會威脅所有公民自由的先例。”這封郵件發揮了作用。蘋果的員工相信自己的領導做出了正確的決定，這不僅是為了蘋果員工，更是為了廣大群眾。
庫克非常關注人們在這場媒體風暴中如何看待蘋果。他借此機會極力教育大眾關於個人安全、隱私和加密的認知。“我認為很多記者看到了蘋果新的狀態和新的麵貌，”一位要求匿名的公關人士說，“蒂姆決定這樣做，這與我們過去所做的非常不同。我們有時會每天給記者發3次電子郵件，讓他們了解最新情況。”
而在蘋果之外，庫克進行了一次魅力攻勢。在發表信件的8天後，他接受了美國廣播公司黃金時段的采訪。庫克坐在無限環路的辦公室裏，真誠地表達了蘋果的立場。《華盛頓郵報》稱這是庫克作為蘋果CEO接受的“最重要的（采訪）”。該報寫道：“庫克回答問題的時候，表達了自己最原始的，甚至比以往更堅定的信念。他言語犀利地稱，該請求是‘軟件裏的癌細胞’，並談到‘最基本’的公民自由。他說他已經準備好戰鬥到底，哪怕一路到美國最高法院。”很明顯，這位蘋果領導人即使麵對艱難現狀，也不會放棄自己的信仰。
采訪進行得很順利，蘋果總部作戰情報中心的工作人員認為這次采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們認為庫克做得很好，他不僅闡明了蘋果的觀點，而且向世界證明了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道德領袖，用戶可以信任他來保護自己的隱私。“這不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公司高管，不是那種滿腦子想的就是大撈一筆錢的人。”塞維爾說，“庫克是你可以信任的人，是言出必行的人。他做事從不出於惡意或是叵測居心，而是永遠追求公正。他是公司出色的管家，並且他所說的和所做的都是他自己相信的。”多年來，蘋果的員工已經非常了解蒂姆·庫克的價值觀了，但公眾還是第一次了解。這對蘋果來說是一個勝利，因為大部分民眾最初並不讚成蘋果不幫助FBI獲取iPhone信息的決定。
蘋果在2月底又贏得了另外一場勝利。當時紐約的一家法院拒絕了FBI要求蘋果打開一名毒販手機的請求。詹姆斯·奧倫斯坦（James Orenstein）法官同意蘋果的立場，即不能使用《所有令狀法案》命令蘋果解密其產品。“政府的立場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無論是今天它允許的事情，還是1789年國會所做的事情（頒布《美國聯邦憲法》）。”他說道。
盡管這起案件的裁決對聖貝納迪諾的法庭沒有約束力，但塞維爾說，它給了蘋果應對媒體急需的彈藥。“對我們來說，這非常重要。”他說，“它使我們能夠回到新聞媒體和那些曾經詆毀我們的人麵前，說：‘這不是關於蘋果的商業精神。這不是說蘋果是一個壞的參與者。這是原則性立場。唯一一位參與這類事件的國家級法官跟我們的看法一致。’”庫克和塞維爾相信，有了奧倫斯坦法官的支持，其他人很快也會支持他們。
“美國無絕對隱私”
隨著這場鬥爭的激烈進行，隱私權倡導者得到的支持越來越多，但公眾對於此事的看法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美國廣播公司於2016年3月對1200名美國人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47%的受訪者認為蘋果不應與FBI合作，而42%的人認為二者應該合作。4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擔心如果蘋果滿足其要求，政府會從此更加過火，侵犯公民的隱私。
聯合國表達了對蘋果的支持，特別報告員戴維·凱伊（David Kaye）認為，加密“是數字時代行使意見和表達自由的基礎”。凱伊說，FBI的“命令牽涉到了未知但可能是數量龐大的依靠安全通信的人，包括他們的安全和言論自由。但是FBI繼續運作其公關攻勢，當時的局長詹姆斯·科米在3月的波士頓大學網絡安全會議上告訴與會者：“在美國，不存在司法管轄範圍之外的地方，沒有絕對隱私這回事。”
對於蘋果最不利的時刻，是司法部部長洛蕾塔·林奇在舊金山RSA安全大會上發表主題演講批評蘋果時。林奇指責蘋果違犯法律，對抗法院。她的評論得到了廣泛的報道，並成為晚間新聞的專題節目。塞維爾說：“沒有什麽比這更離譜了。司法部部長在電視上說‘蘋果違反了法院的命令，屬於非法行為’，這麽說具有煽動性。很多媒體都鸚鵡學舌，引用了司法部部長的說法：蘋果違抗法院命令。但事實上根本沒有法院命令。”法官傳令，要求蘋果在案件中提供幫助，但它並沒有強迫蘋果這樣做，這一區別被許多批評者忽略或無視了。蘋果沒有違犯任何法律，即便來自政府的壓力很大，蘋果也決心為用戶隱私而戰。
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
3月28日，在法官對蘋果提起訴訟的6周後，塞維爾和蘋果法律小組飛往聖貝納迪諾，在法官麵前就這一案件進行辯論。庫克計劃第二天飛去做證。
但那天晚上，FBI做出退步，要求法院無限期中止對蘋果的訴訟。FBI稱，已經成功地訪問了手機上存儲的數據，但沒解釋是怎麽做到的。後來有消息稱，在以色列電話取證公司Celebrite的幫助下，FBI獲得了法魯克iPhone的訪問權。在5月的參議院司法聽證會上，參議員黛安·範斯坦透露，FBI為此花了90萬美元。官員們此前承認，FBI沒有找到任何新的信息，也沒有找到與恐怖組織ISIS或其他同夥有聯係的證據。塞維爾解釋說，FBI不得不放棄與蘋果的鬥爭，因為它的全部立場是，沒有蘋果的幫助，他們就無法訪問iPhone。當事實證明他們可以使用電話時，這個案子就站不住腳了。
隱私權倡導者慶祝了此案的結束和蘋果的不戰而勝。“FBI的可信度跌倒了穀底，”“為未來而戰”的競選主管埃文·格裏爾（Evan Greer）說，“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法庭和公眾撒謊，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這將讓我們所有人都感覺更不安全。幸運的是，互聯網用戶迅速行動，向公眾宣傳‘後門’的危險，一起迫使政府放棄這種做法。”
但庫克本人對此案沒有開庭而感到失望。盡管蘋果已經“贏了”，而且不會被迫創建“後門”，但這沒有真正解決任何問題。“蒂姆有點兒失望，因為我們沒有得到解決方案。”塞維爾說，“他覺得我們在法庭上對這些理論進行檢驗才是最公平的。盡管最後的結局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壞結果，但他更願意著手去打這個官司。”這個問題至今懸而未決，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被重新提起。在特朗普政府的領導下，這種概率很大。這隻是關於隱私和安全的又一次小衝突，隨著技術的發展，很有可能在未來再次爆發衝突。
大力推動用戶隱私保護
2018年4月，蘋果推出iOS 11.3係統，繼續加強隱私保護。其中增加了一個圖標，該圖標在蘋果收集用戶個人數據時會顯示。“你不會在每個功能中都看到這個圖標，蘋果僅在必要時刻才會收集此信息，包含啟動功能、保護我們的服務或個性化體驗。”蘋果產品的係統升級為iOS 11.3後，蘋果以通知的形式致用戶時說，“蘋果認為隱私是一項基本的人權。因此，蘋果的每個產品都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數據的收集和使用，盡可能使用終端內的程序處理需求，並讓用戶完全掌控自己的信息及信息的透明度。”
iOS 11.3的發布恰逢臉書隱私泄漏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此前，英國政治谘詢公司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一直在收集臉書的用戶數據，並有所策略地用其進行傳播活動，試圖在特朗普總統競選期間影響選民意見。臉書證實，多達8700萬名用戶的信息被劍橋分析公司通過“不恰當”的方式收集，臉書為沒有采取更多的措施監控第三方開發商而道歉。這次醜聞也讓庫克和臉書的CEO馬克·紮克伯格有了分歧，他們對如何處理用戶數據顯然有不同的看法。
同年3月下旬，庫克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論壇上說：“我認為現實非常嚴峻，有必要精心製定一些法規。別人能知道你多年來一直在瀏覽什麽網頁，你的聯係人都是誰，他們的聯係人是誰，你喜歡和不喜歡的事情，以及你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我認為，這種事情根本就不應該發生。”當Recode的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問庫克，假如他遭到紮克伯格被國會質詢的窘境時會怎麽做，庫克隻說了一句話：“這種情況不會在我這裏出現。”到目前為止，的確如此。蘋果用戶可以放心，蘋果沒有像臉書那樣使用他們的數據，因為蘋果有一位極度重視保護用戶隱私的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