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黃金堆
26 黃金堆
奧馬哈，加利福尼亞 1963—1964年
沃倫也許說過他想成為一個百萬富翁，但他可從來沒說過達到目標後會就此停止。後來他描述這段時期的自己是“在做我並不真正想做的事情”，他真正想做的是投資。現在，他的孩子們的年齡在5歲到10歲，一個朋友曾描述蘇珊就像“一個單身母親”。如果有要求，沃倫會在學校的重要場合露麵或者在橄欖球場邊徘徊，但他從不會主動提出跟孩子們做遊戲。他看起來太忙了，沒有注意到孩子們對關注的渴望。蘇珊教導孩子們必須尊重他的特殊使命，她告訴他們：“他隻能做到這樣了，不要再期望從他那兒得到更多。”這也適用於她。很明顯，沃倫深深地愛著妻子，並且會在公開場合表現出來，深情地撫摸著她，並且重述著她溫柔、有趣的種種往事，以及這樣一個溫文爾雅的天使是如何下嫁於他的，而他這個會彈夏威夷四弦琴的金融神童當時隻是一個身心受到傷害的人。同時，他已經習慣於她的關注，可是依然不是那麽擅長做家務。有一次，蘇珊覺得惡心想吐，就讓他幫忙拿一個盆進來，可他拿來了一個濾鍋。她指出有洞，他又到廚房裏轉來轉去，最後在濾鍋上加了一塊烤板後得意揚揚地拿了回來。從那以後，她知道要讓沃倫學會幹家務活兒是沒有任何希望的。
可是，沃倫習慣的可預測性，給一家人的生活提供了相當的穩定性。晚上，他重現了自己父親以前那樣有規律的生活，每天晚上在同樣的時間回來，“砰”地關上車庫的門，在去起居室看報紙之前會大喊一聲：“我回來了！”他並不是漠不關心，通常他都有空。不過在談話的時候，他說的話總有點兒經過精心準備，甚至是預先演習過的意味。他總是超前一步。他的話語充分表達了他腦子裏的想法，這些話語從沉默中爆發，是智慧的閃光，甚至是在某些特定主題的討論中經過爭論而得來的。他的感情隱藏在多重麵紗的後麵，以至於看起來他自己在大部分時間裏也沒有意識到。
這段時間蘇珊也比較忙。和她父親一樣，她很忙，總是被人們包圍著，她也避免一個人閑著。她是戲劇協會的副主席，並且參與了聯合社區服務組織。她和一大群女性朋友一起購物、吃飯，與猶太人和黑人朋友在一起的時間遠遠超過了在白人社交圈的時間。
在一群熱情支持人權的奧馬哈婦女中，蘇珊開始變得舉足輕重。這時，結束就業以及公共設施領域的種族隔離、撤除在投票權上設置的障礙等鬥爭，在全美範圍內正在加速進行。她幫助組織了美國人專題小組的奧馬哈分部，這個團體派出一個猶太人、一個天主教徒、一個白人新教徒、一個黑人新教徒給人權組織、教堂以及其他組織講他們自己的經曆。專題小組是把人們團結起來的一種途徑。蘇珊的一個朋友諷刺地說，她在裏麵的角色是“為身為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而道歉”。專題小組的成員回答人們類似這樣的問題：“為什麽黑人會想搬到鎮子的另一處？你們中間有人對其他人存有偏見嗎？猶太人會相信耶穌的存在嗎？你不認為靜坐會引起麻煩嗎？”那時，在美國南部大多數地區，黑人還不能使用“僅供白人使用”的公共廁所，看到一個黑人女性和一個白人女性平等地在同一個舞台上，會引起觀眾的轟動。
下午，蘇珊通常會帶著蘇茜，來回奔波於在城市北部舉行的各種會議和委員會之間，試圖去解決這個城市裏最糟糕的問題：猶太人社區毀壞的住房以及糟糕的生活條件。警察製止了她好幾次。“你來這兒幹什麽？”他們問。
“寶貝，”焦急不安的湯普森博士告訴蘇茜，“你媽媽就要被殺了。”當蘇茜和她媽媽一起去的時候，他讓她帶上一個警笛。“寶貝，你就要被綁架了。”他說。
擔當一個問題解決者以及情感清掃器的角色，意味著人們隻要有麻煩，不管是什麽樣的麻煩，就會想著給蘇珊打電話。她曾經說沃倫是她的“第一個病人”，現在還有其他人。她要更多地管理她的姐姐多蒂的生活，因為後者處理問題的能力越來越弱而酒卻越喝越多。她還要做多麗絲的谘詢顧問，幫助多麗絲渡過和杜魯門離婚的難關。她給了多麗絲一本維克多·弗蘭克的《人類對意義的追尋》，多麗絲一遍又一遍地閱讀，在痛苦中尋求希望。她還幫助她的朋友蘇·布朗利，把她讚助的一個埃塞俄比亞學生帶到家裏住了幾天，因為布朗利的父親就要來了，如果他看見一個“黑人女性睡在她的床上”，一定會嚇壞的。作為這個家庭的文化交流體驗，蘇珊曾經安排奧馬哈大學的一個埃及交換生和他們一起住了一學期。除了沃倫的書房，巴菲特的家再也不是一個可以躲開外界的避難所了，享受清靜獨處的機會也越來越少。盡管家裏的氣氛輕鬆自在，但在孩子們的成長過程中，自由和紀律——由他們的父母灌輸的強烈的道德基本原則和對豐富體驗的強調——是平衡的。沃倫和蘇珊曾經多次長談過，在一個富有的家庭如何撫養孩子，才能讓他們可以自給自足，而不是認為理所當然地有資格享用父母給予的一切。
孩子們缺少的是關注，而他們的父親幾乎總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母親就像一個種了太多西紅柿的園丁，任何時候隻要有需要，她就會提著水壺跑過去。孩子們對這種教育方式有不同的反應。大一點兒的蘇茜，較少要求媽媽的注意，而且她在兩個弟弟身上有更多的權威。她還會在家門外的繁忙道路上擔任十字路口的衛士，也會和她的朋友待上一段時間。
豪伊這個“龍卷風”，在後院裏挖隧道，從扶欄上跳下去，吊在窗簾上，幾乎要把房子拆了。每天都好像是愚人節，他曾經將一桶水從屋頂倒在了保姆菲麗絲的頭上，每個人都知道喝他遞過來的任何東西都是不安全的。但是他也很容易受傷，和他的母親一樣是個軟心腸，他需要的關注讓蘇珊不堪重負。當蘇珊達到極限時，有時會把豪伊鎖在自己的房間裏。
天生安靜的彼得覺得躲在後麵很受用，而他的哥哥姐姐則在一旁爭吵著統治權，專橫的蘇茜努力容忍著豪伊式的旋風。一旦周圍的氣氛過於緊張，生性平和的彼得就會撤回到自己思考的世界。他不高興的時候，就在鋼琴上用低調彈奏《揚基歌》，而不是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感受。
沃倫支持妻子的各種興趣，為她的慷慨和在奧馬哈的領導角色而自豪，他感激她對孩子們的關注，讓他能夠解放出來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他常常也會在單子上再加上一件事情，不過和她不一樣，他從不會讓自己承擔過多的事務。當新的事務進來時，他會讓其他的出去。但是，有兩個例外：錢和朋友。
正是由於這兩點，到1963年，一些職業投資人已經搞清楚，奧馬哈的這個叫巴菲特的家夥在幹些什麽，甚至一些從沒有聽說過沃倫·巴菲特這個名字的人也開始搜尋他。他再也不用去吸引，更不用去尋找客戶了。他隻要簡單地擺出他願意收錢的條件就可以了。
奧馬哈以外的人比他的鄰居們知道更多關於他的情況。蘇茜的一個朋友全家開車去參加1964年的紐約世界博覽會，半路上她的父母停下來加油。他們和旁邊一個油泵旁的女士攀談，後者正好是孩子母親以前的高中老師。這位女士從紐約的艾爾麥拉城開車，帶著1萬美元前往奧馬哈，想和沃倫·巴菲特一起投資。“你認識他嗎？”她問，“我可以和他一起投資嗎？”“他是我們的鄰居。”這家人回答，“是的，你可以這麽做。”他們回到汽車裏繼續朝世界博覽會進發，再沒有就此多想。有5個孩子和一棟新房子，他們沒有想到為自己投資。
另一個想要成為合夥人的是勞倫斯·蒂施，打造紐約酒店帝國的兩兄弟之一，他開給查理·芒格3萬美元的支票。巴菲特在電話中表示，他很高興蒂施能加入合夥公司，可是下一次，他卻說：“把那張支票剔除出去。”
芒格也許已經動用了那筆錢。不過，不管勞倫斯·蒂施是怎麽想的，1963年他和巴菲特不再是合夥人了。而這時，芒格在聚集了相當數量的資金——大約30萬美元後，已經成立了自己的合夥公司，投資於房地產。但是按照巴菲特的標準，這實在太少了，隻相當於沃倫和蘇珊財富的一部分。
查理早些時候就有很多孩子，這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他的獨立性。沒有任何累贅地早起步是很大的優勢。即使從格雷厄姆–紐曼公司回來，我還有17.4萬美元。我覺得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去聽嶽父的心理學課程，也可以去大學的圖書館，一整天待在那兒看書。
事實上，從他們第一次見麵起，巴菲特就鼓勵芒格認真考慮把投資當作職業。他對芒格說，當個律師同時兼做房地產不錯，不過如果你想真正賺錢，你應該成立像我這樣的合夥公司。1962年，芒格和他的撲克玩伴傑克·惠勒成立了合夥公司，惠勒是太平洋海岸交易所的交易員，這個地方是未開化的西部的縮微版本：一層樓滿是尖叫的交易員和有野心的人，他們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暴富。惠勒自己有一家投資合夥公司——惠勒–克魯特頓公司，在交易所有兩個“專家位置”，在那兒交易商可以從經紀人手裏接受要約，而後現場交易股票。他們重新給合夥公司起名為惠勒–芒格公司，並且出售交易操作。
芒格繼續著他的律師工作，不過他和幾個律師一起離開以前的律師事務所，其中兩個是羅伊·托爾斯和羅德·希爾斯。他們按照自己管理律師事務所的想法，成立了一家新律師事務所：芒格–托爾斯–希爾斯–伍德律師事務所。一直以來，芒格抵製按照別人而不是自己管理的律師事務所的規則行事。
他在同一年成立合夥公司和新的律師事務所並不是巧合。以前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覺得，他們那兒的年輕律師竟然想成為太平洋海岸交易所這樣的賭窩的一員的想法令人憎惡。當查理和羅伊離開的時候，他們坐下來對高級合夥人說，希望他們理解，終有一天，每個一流的律師事務所都會在太平洋海岸交易所擁有一個成員。也許這不足為信，不過你可以很容易地描繪出查理是如何向他們做這番告別演說的。
在新律師事務所裏，芒格和希爾斯用淘汰製吸引最聰明、最有雄心的精英，所有合夥人就收入相互進行循環投票，以便每個人都能了解。然而，即使在發起成立律師事務所的時候，芒格已經在太平洋海岸交易所花費了大量的時間。不到三年，當他41歲的時候，他完全放棄法律，一心進行投資。不過，他仍然在那兒保留了一間辦公室，對律師事務所而言，他很重要，幾乎是靈魂所在。托爾斯也將大部分注意力轉移到投資上。現在，三個人當中對法律最有雄心、最專注的希爾斯負責掌管運營這家律師事務所。
作為資金管理人的新角色，芒格必須籌集資金。巴菲特以不誇張的方式極力爭取投資者，這通常使別人成為他的推廣人，如比爾·安琪、亨利·勃蘭特，他們發現並且準備了一些潛在客戶。這樣，他可以用令人愉悅的謙遜態度展示令人印象深刻的戰績。但是，不管他如何優雅地忙著這些事情，他還是做了。可是，芒格覺得這樣做太丟臉。“我真的不喜歡募集資金，”他說，“我總是認為一個紳士應該擁有自己的錢。”但是現在，他通過自己在洛杉磯強大的生意網募集資金，努力將自己在法律業務上的積累轉化為合夥投資公司的儲備資源。雖然他的合夥公司規模比巴菲特的小，不過錢已經足夠了。
傑克·惠勒向他解釋，作為交易所的會員，規則允許他為已經投資的每一美元再借95美分。因此，如果他投資了500美元，他可以再借475美元，這樣投資總額就為975美元。如果總的投資收益為25%，那麽芒格自己的500美元收益就接近25%的兩倍。雖然，這樣的借貸行為有潛力將回報翻倍，但同樣也可能將風險翻倍。如果損失了25%，他將失去幾乎一半的投資。不過，芒格比巴菲特更加願意承擔債務，如果他覺得勝算比較大。
他和惠勒把自己安置在交易所裏一間遍布散熱管的“簡陋、便宜”的辦公室裏，他們的秘書維維安擠在一間小小的私人後勤辦公室裏，從那兒可以俯視一條小巷。大手大腳、愛住大屋的惠勒剛剛接受了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但不久他為了工作，又開始在大多數早晨出現在高爾夫球場上。芒格的日常安排形成慣例，每天早上5點到達，在開市之前核對一下報價板。巴菲特已經將埃德·安德森介紹給芒格，他是格雷厄姆–紐曼公司的投資者，曾經在原子能委員會工作過，而且顯得精明能幹。芒格聘用他為自己的助手。
證券交易所的大多數交易人忽視了芒格的到來，但他們中的一個，裏克·格林留意到了。當惠勒和芒格合夥幹時，是格林購買了惠勒合夥公司不要的交易部分。他是一個生活雜亂無章，並且瘋了似的希望自己更好的家夥，他和離異的父親一起生活。芒格說：“他的母親是個酒鬼，因此他是在街上混大的。他智商很高，叛逆而且不適應環境。”在空軍服完役後，格林曾經當過IBM公司的銷售員，後來在幾家兜售三流股票的小公司裏當過股票經紀人，這種股票能為公司帶來最高的利潤或“差價”。這是巴菲特討厭的股票經紀人的一部分工作內容，格林同樣發現當這樣的“開藥方者”隻是逃避生活的一種解脫。
到芒格遇見他的時候，瘦削英俊的格林已經學會把他的亞麻布襯衫的袖口沿著曬黑的前臂放下來以遮住上麵的文身。他看起來有非常多的朋友，同時沾染上了好萊塢的習氣。一天，他帶著他的朋友，演員查爾頓·赫斯頓來交易所參觀。他為惠勒和芒格進行交易，很快就意識到芒格有金錢頭腦，於是開始和芒格結交。他得出結論，他立刻和惠勒達成交易是錯誤的。他開始效仿芒格和巴菲特，目標是成立自己的投資合夥公司。
對有些人來說，用40美分買1美元票據的想法可以奏效，但有些人卻不行。這就像接種了疫苗，對我尤其如此。如果不能立刻抓住他們，我發現，你哪怕連續幾年向他們介紹情況，讓他們看以往的業績——你可以做任何事情——結果也不會有什麽變化。我從沒有見過任何人在10年期間可以用這種方法轉變。這通常是頓悟或者什麽都不是。不管那是什麽，我從未理解過。盡管像裏克·格林這樣的家夥——沒有相關的商業學習背景，但是他明白了，理解了那是怎麽一回事，並且5分鍾以後就開始運用。而且裏克足夠聰明，他知道應該要有一個偉大的老師，我很幸運能夠有本傑明·格雷厄姆這樣的老師。
在太平洋海岸交易所的日子一天天過去，芒格常常坐在那兒讀書，陷入沉思。“查理！查理！”埃德·安德森隔著桌子喊。芒格要麽一言不發，要麽是嘴裏咕嚕幾聲作為回答。最後，安德森傾身過來以便聽清楚芒格的回答，簡單的“哼哼哈哈”可不夠。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需要時間和經驗才能搞清楚芒格的真實意思，因為他的想法和嘴巴通常碰不到一塊兒，各走各的路。
格林還不知道這些。一天，他從交易所的席位來到辦公室。“查理，”他說，“有人報盤，某某股票15美元一股，共有5萬股。這看起來是筆好生意。”
“嗯，嗯。”芒格回答。
“查理，”格林繼續說，“如果你感興趣，我就買了。”
“是，是。”芒格回答。
過了一會兒，格林折返回來：“查理，我們買到了。”
“買到了什麽？”芒格問。
“我們以15美元的價格買了5萬股某某股票。”（那是一大筆錢。）
“什麽？！”芒格尖叫道，“你在說些什麽？我不想買它們！賣掉！立刻賣掉它們！”
格林試圖解釋，他叫來安德森當後援：“埃德，你聽到早些時候我說過的話了吧？”
“查理，我坐在這兒聽到了，正如裏克所說。”安德森插話道。
“我不管！我不管！賣掉它們！賣掉它們！賣掉它們！”芒格大喊道。
格林跑出門外，立刻賣掉了股票。“那是一個很實際的教訓。”安德森說。
芒格買“煙蒂”做套利，甚至買一些小的企業——很多是巴菲特的方式——不過，他看起來和巴菲特的前進方向稍有差異。他會定期對埃德·安德森說：“我就喜歡大生意。”他讓安德森詳細地把隱形眼鏡護理藥水製造商愛力根公司的情況寫下來。安德森誤解了，寫了一份格雷厄姆式的報告，著重關注該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芒格為此狠狠地批評了他，他需要的是有關這家公司無形資產方麵的內容：它的經營管理水平，品牌的持久性，如果有公司想和它競爭需要些什麽等。
芒格還投資了卡特彼勒公司拖拉機的代理權，並且看著它是如何大肆吞噬資金的。銷售緩慢的拖拉機囤積在院子裏，為了發展，這個生意需要買進更多的拖拉機，吞噬更多的錢。芒格想擁有一門不用持續投資的生意，並且能吐出比它吃下去的還要多的現金。不過，這樣的生意需要什麽樣的特質呢？是什麽給了這種生意持久的競爭優勢呢？芒格經常這樣問人們：“你聽說過的最好的生意是什麽？”不過，他是一個沒有耐心的人，傾向於認為人們能夠理解他的想法。
他的缺乏耐心比在他腦子裏出現的任何理論都要突出。他想變得真正富有，真正快速富有。他和羅伊·托爾斯打賭，看誰的證券投資組合能在一年裏賺的超過100%。他願意借錢去賺錢，而巴菲特從沒有借過大數目的錢。“我需要300萬美元。”芒格會在去加利福尼亞聯合銀行進行常規拜訪時，提出這樣的要求。“請在這兒簽名。”銀行會這樣回複。利用這些巨額資金，芒格做成了不列顛哥倫比亞電力公司這樣的巨額交易，當時股票售價在19美元左右，而加拿大政府正以稍高於22美元的價格收購。芒格不僅把整家合夥公司的錢，還把他自己所有的，以及他所能借到的錢，都押進了這一隻股票的套利交易中，因為這筆交易幾乎不可能會失敗。整個交易完成後，回報相當豐厚。
盡管他們的方法不同，芒格還是把巴菲特看成投資之王，而自己隻是一個友好的覬覦王位者。“維維安，幫我接通沃倫！”他一天內會這樣喊上幾次，而對方其實已經是受聘於公司，使用維維安桌子的另一個秘書了。結交沃倫的方式就好像後者是他在照顧的一個花園。巴菲特解釋了他的投資哲學：“你已經搭便車了（巴菲特的朋友之間經常使用這個詞，在他1963年1月18日寫給合夥人的信中，指的是coattail riding）。”不過，巴菲特不想讓他的朋友們搭他的便車，如果他們真搭了，他會覺得這是不道德的。因此，盡管芒格在和巴菲特交往的過程中，有關自己的交易都是公開的——比如，他還將巴菲特帶入了不列顛哥倫比亞電力公司的交易中——而巴菲特總是對自己的交易保密，除非對方是他的合夥人。
到20世紀60年代早期，巴菲特一家已經開始到加利福尼亞度假，這樣沃倫就有更多的時間和格雷厄姆、芒格待在一起。沃倫和蘇珊會帶孩子們去海邊長途旅行，不過他們通常住在聖莫尼卡林蔭大道上的汽車旅館裏，他和芒格會就股票談上好幾個鍾頭。他們在投資哲學上的差異造就了長時間的會談。因為沃倫已經做過許多同樣的投資，為了避免太大的風險，他也許會放過獲利的機會，並且幾乎把保存資產當成一個神聖的使命。而芒格的態度卻是，除非你已經富有了，否則你可以承擔一些風險——如果勝算不錯——以使自己變得富有，他的大膽使他成為巴菲特結交的朋友中的異類。因為他的自負，所以他對巴菲特的順從很有限。“查理有時會因為說話太激動而喘不上氣來。”迪克·霍蘭德表示。他是巴菲特的朋友及合夥人，在加利福尼亞這樣的聚會中有時他也在場。芒格探索尋找著大生意，他並不理解巴菲特對本傑明·格雷厄姆的迷戀。“因為他擅長解釋本傑明·格雷厄姆的理論”，芒格後來寫道，“巴菲特有時表現得就像一個內戰中的老兵，幾分鍾普通交談後，他總是插一句，‘砰砰，這讓我想起了葛底斯堡戰役’。”
芒格覺得格雷厄姆的缺點在於，他認為未來“更多的是危險，而不是充滿機會”。他說：“格雷厄姆最喜歡克洛伊索斯的故事，在和波斯打仗失敗後，克洛伊索斯看著自己被摧毀的帝國，回憶起梭倫說的話，‘除非結束，否則沒有人的生活是幸福的’。”芒格開始努力讓巴菲特撇掉格雷厄姆沉悶的悲觀主義，這種悲觀主義是幹彎腰撿“煙蒂”而隻能吸上最後一口的苦差事的精神支撐。
對美國長期的經濟發展，巴菲特持積極的樂觀態度，這使他能夠違背他父親和格雷厄姆的投資建議。不過，他的投資風格仍然反映了格雷厄姆的習慣，以生意終結時而不是可以繼續生存的價值作為判斷基礎。但芒格希望巴菲特以別的而不是純粹的數據條件定義安全邊際。為了做到這些，在解決一些理論上的問題時，芒格反對巴菲特有時不經意間冒上來的災變理論。巴菲特的父親霍華德一直在為貨幣一文不值的那一天的到來做準備，似乎這一天已經近在咫尺。沃倫遠比他要現實。盡管這樣，他還是傾向於不時地推測數學概率，而後得出不可避免的結論（通常是正確的）：如果一件事情可能出錯，它就真的會出錯。這種思維方式就像諺語中說的“雙刃劍”，這讓巴菲特成為一個有才華的悲觀、宿命的夢想家。他通常會用這把劍解決一些糾結的難題，有時會用非常公開的方式。
幾年以前，巴菲特的另一個朋友，場外交易行紐約漢薩商人公會的赫布·沃爾夫幫助巴菲特克服了阻礙他金融追求的另外一種個性品質。沃爾夫是美國自來水廠的投資者，他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閱讀了沃倫發表在《商業和金融編年史》上的有關IDS公司的文章後，找到了他。
赫布·沃爾夫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人之一。如果有人在新澤西州的哈肯薩克洗個澡，他能告訴你這對美國自來水廠的收入有什麽影響。他讓人難以置信。一天，赫布對我說：“沃倫，如果你在一個黃金堆裏找一根黃金做的針，那麽找這根針就不是最好的選擇。”但我有這樣的習慣，隱藏得越深的東西，我就越喜歡。我把這看成一個尋寶遊戲，赫布幫我走出了這種思維方式。我喜歡那個家夥。
到1962年，巴菲特已經擺脫了這種尋寶的思維方式。但是，他還有點兒像沃爾夫說的那樣熱衷於細節。他的經營已經擴張到除了比爾·斯科特，還需要再雇一個人的規模。巴菲特設法不讓這個人列在他的工資單裏，他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控製日常開支，能省則省，或者好一點兒——如下麵這種情況——以讓他們兩個都以自由的方式處理。
巴菲特的經紀人朋友亨利·勃蘭特在伍德–史特瑟斯–溫思羅普公司工作。他是一個天生的偵探，一直在為巴菲特有限責任合夥公司做兼職研究工作。巴菲特一直是以在他們公司交易、支付交易傭金的方式，支付勃蘭特的工資。而由於他總是要支付傭金給某個人，所以勃蘭特實際上是在免費為他工作。如果巴菲特決定他不再需要勃蘭特的研究，他也要通過其他經紀公司執行交易。
現在，勃蘭特幾乎是全天候為巴菲特工作，而巴菲特則以免除他加入合夥公司的費用和不再收取其場外交易傭金的方式支付報酬。這兩個人分享著知道一家公司最細微細節的樂趣。勃蘭特害怕問問題，和巴菲特不同，如果思考兩遍會讓自己覺得厭煩，他絕對不會去做。他喜歡做大量涉及細節的、會讓人苦惱的、一絲不苟的研究工作。但是，在找到黃金針之前，他是不會停止的。因此，巴菲特設定了日程表，並且掌控進程以避免陷入尋寶遊戲中去。勃蘭特準備了好幾堆1英尺高的筆記和報告。
勃蘭特為巴菲特所做的工作中，還有一部分是找到引水器，這個術語是投資作家菲利普·費希爾使用的（比爾·魯安把費希爾的思想介紹給了巴菲特），他是增長學說的傳道者，認為許多定性的因素，如保持銷售增長率的能力、好的經營管理以及研發能力是優秀投資項目的重要特征。這就是當芒格談到大生意時，他所需要尋找的品質。費希爾認為，這些因素可以用來衡量股票的長期潛力，這慢慢滲透進巴菲特的思想，並且最終影響到他做生意的方式。
現在巴菲特有勃蘭特幫助潛心分析那些好主意，那些主意肯定會讓芒格高興，如果他知道。接下來的故事，將成為巴菲特投資生涯中最光輝的時刻之一。這個機會和當時一流的商品交易商安東尼·德·安吉裏斯的陰謀有很大的關係。20世紀50年代末，他確信自己找到了通過豆油掙錢的捷徑。德·安吉裏斯有一段陰暗的過去，他曾經將被汙染的肉賣給政府的學生午餐計劃。那時，可以說他已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合法的豆油交易商了。
有一天，德·安吉裏斯突然想到，沒有人能精確地知道他的倉庫裏有多少豆油。他用這些豆油作為從銀行借錢的擔保物。既然沒有人知道油罐裏究竟有多少豆油，為什麽不把數字吹大一點兒？那樣他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錢。
油罐放在新澤西州貝昂的一個倉庫裏，由美國運通公司下屬的一家很小的子公司管理，這家子公司在美國運通公司這樣巨大的帝國裏渺小得幾乎看不見。該公司負責簽發倉庫收據——證明油罐裏還有多少豆油，並且可以用來買賣的文件，與格雷厄姆–紐曼從傑伊·普裏茨克那裏購買用來交換洛克伍德股票的可可豆倉單類似。
美國運通公司確認了油罐裏的豆油以後，德·安吉裏斯就和他的聯合植物油精煉公司出售這些收據，或者以它們為抵押物，從銀行借錢——51家銀行。美國運通公司的這家子公司就變成了這些收據的擔保人。
至於這些油罐，它們由管子和閥門組成的係統相互連接，德·安吉裏斯發現豆油可以從一個油罐分流引到另一個油罐裏去。這樣，一加侖豆油的抵押功能就能被翻成兩倍、三倍甚至四倍。很快，以倉庫單據為擔保的貸款，實際上是以越來越少的豆油作為保障的。
最後，德·安吉裏斯想到實際上隻需要很少的一點兒豆油，隻要有能夠糊弄那些檢查員的量就足夠了。於是油罐裏裝滿了海水，而隻在一個檢查員用量尺測量的小管子裏注滿豆油。那些檢查員沒有注意到差異，也沒有想過從管子外再取樣檢測。
而到那時，僅僅在豆油上做文章已經產生不了足夠的令德·安吉裏斯滿意的錢了，於是他到期貨市場上做交易。期貨合同給予一個人在稍後的某個日期購買豆油的權利，這是賭未來的豆油價格相對於今天的價格要高。這就像格雷厄姆–紐曼賣出可可豆的期貨合同以鎖定價格。一噸隻需要一兩美元，德·安吉裏斯就可以買進成噸在9個月後的某一天交割的豆油，同時在那一天按照某一確定的價格付款。在到期之前，合同還可以出售，這就使投機比直接用20美元買進豆油而後再賣掉要便宜得多。如此操作，借來的錢可以走得更遠，德·安吉裏斯通過期貨市場可以控製大量的豆油。
美國運通公司的人並沒有完全睡著。1960年有匿名消息說，新澤西有些事情不對頭，他們詢問了德·安吉裏斯及其員工。德·安吉裏斯直直地坐在調查員的麵前，圓桶狀的身材就和那些裝滿了海水的油罐一樣，他設法給了顯然令他們滿意的答案。
1963年9月，德·安吉裏斯看見了又一個掙大錢的機會。蘇聯的向日葵這一年歉收，有謠言散布說蘇聯人將會改用大豆油，德·安吉裏斯決定壟斷大豆市場，迫使蘇聯從他那兒購買漲價的大豆。對他可以買多少大豆期貨，當時並沒有特別的限製。事實上，他可以，也確實做到了，他控製了比這個星球上實際有的還要多的豆油，他從他的經紀人艾勒·豪普特公司大筆融資，並且在期貨市場上買進了12億磅的大豆油。這麽大的賭注意味著，他隻能承擔得起大豆油的價格往一個方向上走——上漲。
局勢突然發生了變化，美國政府似乎不準備批準蘇聯的這筆生意。豆油價格崩潰了，市場一瀉千裏，一下蒸發了1.2億美元。豪普特開始敦促安吉裏斯履行義務，但是安吉裏斯用借口擋了回去。當豪普特的資金也開始出現短缺時，紐約證券交易所關閉了這家公司，而豪普特被迫破產。現在，德·安吉裏斯的借款人手中拿著沒有價值的倉庫收據，他們雇用了調查員，並且轉向收據的發行人——美國運通公司子公司，要求後者賠償他們1.5億—1.75億美元的損失。而美國運通公司子公司也終於發現，油罐裏裝得滿滿的是毫無價值的海水，公司股價因此暴跌。這個故事一時成為報紙上的猛料。
兩天以後的星期五，1963年11月22日，總統約翰·肯尼迪在達拉斯遭到暗殺。
當一個人進來說肯尼迪遇刺時，巴菲特正在辦公樓下的自助餐廳和熟人阿爾·索倫森吃午飯。巴菲特返回樓上辦公室發現，紐約證券交易所處於一種恐慌的狀態：股票跳水，交易量很大；道瓊斯指數半個小時下跌了21點，市場損失了110億美元。接著，交易所休市，這是自大蕭條以來第一次在交易時間緊急休市。不久，美聯儲發表信心聲明，大意是，各國央行將合作打擊針對美元的投機。
暗殺事件舉國震驚，人們悲痛、憤怒，感到恥辱。學校放假，企業也關門停業。那個周末，巴菲特回家坐著，和這個國家的所有人一起，收看一直不停播放的電視報道。他並沒有顯露出多少情感上的衝動，然而也是超常的嚴肅。曆史上第一次，美國總統暗殺事件通過電視在全球播出。第一次，通過電視這個媒體，震驚和悲痛將全世界聯係在一起。在這一刻，美國人除了這次暗殺，其他什麽也不想。
理所當然，美國運通公司的醜聞也被放進了報紙內頁，而頭條新聞則是這起駭人聽聞的暗殺事件。不過，巴菲特繼續關注該公司，公司股價沒有從周五休市時的重創中恢複，反而繼續下滑。對這個美國最有聲望的金融機構的股票，投資者們唯恐避之不及，股價被攔腰砍掉一半。事實上，美國運通公司能否幸存下來尚不清晰。
這家公司是一個剛剛崛起的金融發電所。由於現在一般人都能負擔得起航空旅行，他們把這家公司價值5億美元的旅行支票已經帶到了全世界。5年前，它發行信用卡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家公司的價值在於它的品牌，美國運通公司賣的是“信用”。它名譽上的汙點是否會滲透到客戶的意識裏，以致他們以後再也不相信這個名字了？巴菲特開始走訪奧馬哈的飯館，以及那些接受美國運通公司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的地方。在了解這個案子時，他帶上了亨利·勃蘭特。
勃蘭特探訪旅行支票的使用者、銀行櫃台出納、銀行職員、飯館、旅館，以及持有信用卡的人，以衡量和競爭者相比，美國運通公司做得究竟怎樣，以及它的旅行支票和信用卡的使用量是否會下降。他帶回來有1英尺高的材料。巴菲特分類看過後做出判斷，客戶們仍然很高興和美國運通公司的名字聯係在一起，華爾街的汙點還沒有傳播到大街上去。
在巴菲特調查美國運通公司的那幾個月裏，他父親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盡管已經接受了好幾次手術，但霍華德的癌症已經擴散到全身。1964年初，沃倫開始成為這個家庭的實際領導者。在剩下的時間裏，他讓霍華德把他從遺囑中去掉，在信托基金裏增加了留給多麗絲和伯蒂的股份。18萬美元，是留給沃倫和蘇珊的那一部分。不過霍華德認為留給沃倫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沃倫可以很容易地掙到錢。霍華德為他的孩子們設立了另外一個信托基金，這樣他就可以把農場留給他們，這個農場是巴菲特一家計劃在美元一文不值時避難的地方。沃倫將是這些信托基金的受托人。霍華德之前的遺囑中，曾具體規定了要用普通的木頭棺材，以及舉辦一個節儉的葬禮，不過在家人的勸說下這一段被刪掉了。沃倫覺得最困難的事情之一是，他要對他的父親說實話，在沃倫的內心裏，他自己再也不是一個共和黨人了。他說，原因是人權問題。但令人驚奇的是，隻要霍華德還活著，巴菲特就不敢更改自己投票人登記表上的身份。
我不能當著他的麵這麽做。事實上，隻要他還活著，我就會約束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公開在政治上反對我的父親。我能想象他的朋友們會覺得疑惑，為什麽沃倫會那樣幹。我不能那樣做。
盡管這家人在家裏從來不會談及霍華德即將到來的死亡，但蘇珊從利拉手中接過了照看他的工作，還留心安排讓孩子們以自己的方式參與進來。她讓他們站在醫院的窗外做手勢，告訴霍華德，“我們愛你，爺爺”。10歲的蘇茜和9歲的豪伊已經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而5歲的彼得對爺爺生病的概念還比較模糊。蘇珊還確保沃倫——在任何情況下，他麵對疾病都有困難——每天都能去醫院看望他的父親。
霍華德的情況越來越糟糕，但沃倫把他的注意力全部傾注在了美國運通公司上。那時，他擁有合夥公司成立至今最大規模的資金儲備：1963年300萬美元的巨大股票收益，以及1964年1月1日新流入的500萬美元。他自己的錢也已經膨脹了：他現在擁有180萬美元。1964年初，公司的資本就接近1750萬美元了。在霍華德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裏，沃倫開始以亢奮的衝刺速度投資美國運通公司，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以保證在不推動股價的情況下，買到盡可能多的股票。僅僅在5年以前，他還不得不四處搜索，以買到幾萬股美洲國家火災保險公司的股票。以前，他從來沒有像這樣投資過。在他的生命中，他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用這麽多的錢，以這麽快的速度去投資。
在霍華德的最後幾天裏，大部分時間是蘇珊一個人陪著他，一次就是好幾個小時。她害怕也理解痛苦，不過她不懼怕死亡，並且即使周圍的人都崩潰了，她也有勇氣和霍華德坐在一起。她撫慰那些無助以及身處悲慘環境中的人的天分充分發揮了出來，被擊垮的利拉讓她來照看霍華德。如此近距離地接近死亡，蘇珊發現自己和他人之間的疆界被消解了。“很多人會逃走，可對我來說那是很自然的，”她說，“和你愛著的人有身體上或者情感上的接近是一個美妙的體驗，因為我確切地知道他的需求。當他需要轉動頭的時候，你知道。或者當他需要一小片冰的時候，你也知道。你感覺得到。我非常愛他，是他讓我能去體會、擁有這段經曆，以及去認知我是如何感受的。”
一天晚上，蘇茜、豪伊和彼得坐在廚房裏的桌子旁，他們的父親走了進來，他的臉上是他們從未見過的沮喪。“我要去奶奶家。”他說。“為什麽？”孩子們問，“你不去醫院嗎？”“爺爺今天去世了。”沃倫回答，然後一言不發地走出了後門。
“我那時認為，我們不想談這個。”蘇茜回憶，“這件事太大了，談論這件事情太痛苦了。”蘇珊代表這個家安排葬禮，而沃倫則坐在家裏，陷入沉默。利拉悲痛得幾乎發狂，不過她期待著和丈夫在天堂團聚。蘇珊努力想讓沃倫發泄，表達出對他父親過世的感情，可是他根本不考慮，而是用其他可能的事情擋開。他沒有改變在財務上的保守，他和蘇珊爭吵，怪她在霍華德的棺材上花了太多的錢。
葬禮這一天，有500多人來悼念霍華德，但沃倫一直沉默地坐著。無論在霍華德的一生中，他的觀點多麽有爭議，人們最終還是表達了對他的尊敬。葬禮過後，沃倫在家待了幾天。他看電視上國會就標誌性的人權立法問題辯論，以分散注意力，回避令人不快的想法。回到辦公室後，他繼續以忙碌的節奏購買美國運通公司的股票。到1964年6月底，霍華德去世後兩個月，他已經在這隻股票上投了300萬美元，是合夥公司的最大投資。雖然他從沒有表現出任何可以看得見的悲痛的跡象，可他在書桌對麵的牆上掛了一張父親的巨大肖像。葬禮過了幾個星期後的某一天，他的頭部兩側出現了禿禿的兩塊。由於這次打擊，他的頭發開始脫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