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愚蠢行為
27 愚蠢行為
奧馬哈，新貝德福德 1964—1966年
霍華德去世6個星期以後，沃倫做出了讓人出乎意料的舉動。這次絕非錢那麽簡單。他認為既然美國運通公司做錯了，就應該承認並且賠償損失，公司總裁霍華德·克拉克已經提議給銀行6000萬美元以解決問題，並且表示公司在道義上負有責任。可是一部分股東提起訴訟，認為美國運通公司應該保護自己而不是賠償。在這種情況下，巴菲特提出，他代表管理層的想法去做證，以解決目前的問題，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
我們覺得，三四年後這個問題也許會提升公司的形象。因為它建立了遠超過一般商業企業的金融正直和責任標準。
但是，美國運通公司並不願意為了成為榜樣而出這筆錢，它僅僅想躲避敗訴的風險，因為那會給公司的股票蒙上陰影。它的客戶們也毫不在意，“豆油醜聞”並沒有在他們心中留下足夠的印象。
在給美國運通公司總裁霍華德·克拉克的信中，巴菲特指出了公司麵臨的兩條路。他還在信中表示，美國運通公司應該負起責任並且賠償銀行6000萬美元，“比起否認其附屬機構的行為，這樣做要重要得多”。他將這6000萬美元描述成就像在郵寄中弄丟的紅利支票，從長期看是無關緊要的。
蘇珊曾經不小心將紅利支票扔進了爐子，可她一直沒有勇氣將這個意外告訴丈夫。現在，如果她知道丈夫竟然如此紳士地處理郵寄中搞丟的6000萬美元紅利支票，一定會感到非常震驚。那麽，現在巴菲特為什麽會對美國運通公司是否擁有“遠超過一般商業企業的金融正直和責任標準”感興趣呢？正直的名聲對一個企業更重要的想法從何而來？為什麽沃倫想去做證？他已經有和他父親一樣的誠實，現在看起來他還繼承了霍華德對原則問題大發評論的喜好。
巴菲特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夠影響所投資的公司的管理。但是，在過去他並沒有試圖將他的投資公司轉化成教堂，在募捐的時候還可以講道。而現在，他沒有事先通知就出現在霍華德·克拉克的門口，遊說後者要保持堅定的立場，盡管已經有部分股東提起了訴訟。
我有個習慣，喜歡順便走訪別人，和不同的人談話。有一次，霍華德對我說，如果我能再多留意一下組織結構，那就更好了……他說這些是很善意的。 注釋標題 ‘I"m not a hundred percent sure of that. I’ve been told that by other people,so it"s hard to remember. But I"m pretty sure it was Howard Clark.’
似乎是為了確認巴菲特的感覺——道德上的誠實、正直也有金融價值——美國運通公司在付清了和解費用，股價一度下滑到不足35美元後，又上升到超過49美元。到1964年11月，巴菲特的合夥公司擁有超過430萬美元的美國運通公司股票。它還在另外兩家公司押了大賭注：得克薩斯海灣製造公司460萬美元，純石油公司350萬美元，這兩家都是“煙蒂”。這三項投資已經占了整個投資組合的一半多。而到1965年，僅對美國運通公司的投資就占了1/3。
合夥公司1962年成立的時候，隻有720萬美元的資金。巴菲特一點兒也不害怕集中加倉，他一直不停地買進美國運通公司的股票，到1966年已經在該股票上花了1300萬美元。他覺得合夥人應該了解一個新的“基本準則”——“我們遠遠沒有像大多數投資機構那樣，進行多樣化投資。也許我們會將高達4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單一股票，而這是建立在兩個條件之上，即我們的事實和推理具有極大可能的正確性，並且任何大幅改變投資潛在價值的可能性很小”。
以他的導師本傑明·格雷厄姆的世界觀來看，巴菲特的冒險之旅走得更遠。格雷厄姆支持的講究實際的定量分析方法是速度裁判員的世界，是那些僅做純數據工作、彎腰撿“煙蒂”的駝背者的世界。巴菲特每天早上過來工作，瀏覽《穆迪手冊》或者標準普爾公司的周評，以滿手的數字為基礎尋找便宜的股票，然後打電話給特雷迪–布朗–納普公司的湯姆·納普下單買入，休市了就回家，晚上睡個好覺。正如巴菲特談起這些他喜歡的方法時所說的，“更多的有把握的錢是由明顯的定量決定賺來的”。但是，這種方法也有一些缺陷，數據統計出的低價股的數字會一下收縮至零，而且因為那些“煙蒂”一般都是些小公司，如果拿一大筆錢來投資，這種方法就不奏效了。
雖然還在用那種方法繼續工作，但在美國運通公司一事上，巴菲特已經擁有了後來他稱之為“高度可能性的洞察力”，這打亂了本傑明·格雷厄姆的核心思想。和其他公司不一樣，美國運通公司的價值並不是來自現金、設備、房地產或者其他可以計算的資產，如果有必要清算，它所擁有的不過是對客戶的信譽。巴菲特把合夥人的錢——艾麗斯的遺產，湯普森博士的積蓄，安妮·戈特沙爾特和凱瑟琳·埃伯菲爾德的錢，安琪夫婦一輩子的積蓄，以及埃斯蒂·格雷厄姆的錢——全部押在這個信譽賭注上。這是當查理·芒格說起這樁“偉大的生意”時，一直不停提到的競爭優勢。而這正是菲利普·費希爾提到的更弱智的分類方法，它用的是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對。
巴菲特在後來給合夥人的信中寫道，購買“正確的公司”（有合適的前景、天生的行業條件、管理等）意味著“價格會一路走好……這也是能讓收銀機真正唱歌的原因。但是，這並不經常發生，就和洞察力一樣。當然，定量分析不需要洞察力——數字會如一根棒球棒一樣狠狠地擊中你的頭。因此，大錢往往是那些能夠做出正確的定性決策的投資人賺到的”。
對定性分析方法的新的強調是在1965年底，巴菲特向合夥人宣布取得巨大成果時獲得了回報。在年度報告中，他比較了這累累碩果和早先輿論發布的他會以一年10%的優勢擊敗道瓊斯指數的預期——談到這炫目的業績時，巴菲特表示，“很自然，沒有作者喜歡被這樣的錯誤公開羞辱，它不太可能會被重複”。盡管說了這些諷刺的話，但他已經開始了一個避免合夥人高預期的傳統。隨著傑出戰績的記錄越來越長，巴菲特的信開始隻著重關注衡量成功與失敗。他頻繁使用“有罪”“難堪”“失望”或者“過失”這樣的字眼，包括用來形容他所謂的錯誤——他一直執著於不讓任何人失望。當閱讀者開始識別出這種模式時，一些人認為他在操縱他們，而另外一些人責怪他假裝謙虛。幾乎沒有人能真正了解，在這種不安全的奔跑中他的感覺有多深。
在霍華德去世的第二年，沃倫開始考慮用某種方式來紀念他，比如捐助一所大學，但是他似乎一直沒有找到那個完美的手段。之前，他和蘇珊已經成立了巴菲特基金會，對教育事業進行了小規模的捐助。但這不是他心裏麵想為父親做的。沃倫並不想成為一個慈善家，是蘇珊喜歡分配資金，並且也是她在掌管基金會。相反，巴菲特毫不鬆懈地緊張工作。在美國運通公司這件事上打出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全壘打後，1965年4月，巴菲特從奧馬哈國民銀行的信貸部挖來了約翰·哈丁，讓他專門負責公司的行政管理。哈丁接手工作時，巴菲特如此警告他：“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永遠做下去，但如果我不幹了，你也將會失業。”
事實上，他根本沒有一點兒要不幹的跡象。哈丁曾希望學會投資，不過這份野心很快就破滅了。“我曾有獨立處理投資事宜的想法，但在看到沃倫是多麽優秀時，這種想法就消失了。”他說。取而代之的是，哈丁直接將大部分錢投入了合夥公司。
除了將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美國運通公司的股票像鏟東西一樣鏟進合夥公司，沃倫正在尋找需要他加以協調的更大的交易。大的“煙蒂”和“定性的”分類裁判交易，與在家裏通過瀏覽浴袍裏的《穆迪手冊》找到的完全不同。他的下一個目標，另一個“煙蒂”，遠離奧馬哈。
巴菲特網絡裏的每一個格雷厄姆信徒都在尋找新的主意，丹尼爾·科文帶來了位於馬薩諸塞州新貝德福德的一家紡織品製造公司，這家公司正以低於資產價值的折扣待售。巴菲特的想法是買下這家公司，清算後分成一塊一塊出售，最後關閉。這家公司就是伯克希爾–哈撒韋。這時，沃倫已經從失去父親的打擊中恢複過來，他滿腦子都是這個新念頭。
巴菲特開始圍著這家公司打轉，並且觀察它。而且，他開始從容地收集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這一次，不論好壞，他已經選擇了這個具有馬薩諸塞州個性的人管理的公司。
西伯裏·斯坦頓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總裁，在過去的10年裏，已經很不情願地關閉了十幾個工廠，一個接著一個。剩餘的工廠則沿著新英格蘭日漸沒落的城鎮的河邊蔓延，就像一座座長期無人供奉的紅磚寺院，空空如也。
這已經是第二個斯坦頓掌管公司了，他被一種宿命感籠罩。站在新貝德福德滿是岩石的海岸邊，就像克努特國王一樣，命令具有毀壞能力的潮汐趕快撤退。和克努特不一樣的是，他事實上想過潮汐會聽命於他。美國哥特式的新英格蘭版本在生活中上演，西伯裏以他高大的身材冷冷地往下凝視著來訪者。也就是說，如果他們能設法找到他，他會這麽幹。他隱蔽在一個偏僻的、遠離織布機喧囂、位於頂層閣樓的辦公室裏，到那兒需要走過一條又窄又長的樓梯，門口還有他秘書的秘書把守。
新貝德福德是這家公司的總部所在地，曾經像新英格蘭王冠上的鑽石那樣閃閃發光。曾幾何時，那些從它的港灣出發去捕殺抹香鯨的漁船使它成為北美洲最富裕的城市。到1854年，每年捕鯨的收入等於1200萬美元，這讓新貝德福德成為在南北戰爭之前按照人均收入計算最富裕的城市。斯坦頓的祖父，一個捕鯨船的船長，也是當時掌管這個世界上最恃強淩弱的生意之都的幾個家族之一的頭領。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抹香鯨越來越稀少，捕鯨船為了尋找弓頭鯨不得不一直向北冒險進發，最終抵達北冰洋。1871年的秋天，新貝德福德的很多家庭並沒能等回他們的兒子和丈夫。由於當年冬天來得出奇的早，22條船不幸陷在北冰洋的冰裏，再也沒有回來。於是，新貝德福德再也不複從前，曾經的支柱——捕鯨生意也沒能複興。隨著鯨魚的供應萎縮，對相關產品的需求也在減少。1859年，石油從賓夕法尼亞州的土地裏汩汩湧出。之後，煤油代替日益稀少的鯨魚油，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隨著維多利亞式生活中經常使用的物品，如婦女穿的緊身衣、蓬蓬裙、精致的陽傘以及馬鞭等，從家裏的架子上逐漸消失，用於這些物品的有彈性、像梳子一樣的鯨魚須便沒有了市場。
1888年，家裏做茶葉生意的霍雷肖·哈撒韋和他的會計約瑟夫·諾爾斯組建了一家由多人參與的合夥公司，準備跟著他們眼中的下一個生意潮流幹。他們建了兩個紡織品廠，艾卡什奈製造公司和哈撒韋製造公司。其中一個合夥人就是臭名昭著的“華爾街女巫”——海蒂·格林，她是家族船運生意的女繼承人，在新貝德福德長大。為了辦理貸款和投資，她曾駕駛渡船從霍博肯租住的公寓一直到了紐約。她昂首闊步走在曼哈頓下城，裹著舊式的黑色羊駝長袍，披肩在脖子上繞了又繞，還戴著一頂老掉牙的帽子，整個看起來就像是隻蒼老的蝙蝠。她的打扮如此古怪，並且吝嗇得出名，因此甚至有謠言說她用報紙當內衣穿。1916年逝世之前，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
有這樣的投資者支持，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建了一個又一個，負責將那些從南方來的船隻上卸到新貝德福德碼頭的一摞摞棉包進行梳理、卷軸拉絲、紡織、染色。國會議員威廉·麥金利，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的主席，不時會來到這個地區給新的工廠剪彩，他還讚助通過了一個可以在對外貿易中保護紡織工廠的關稅條文，因為那時在其他地方，製造紡織品已經相對便宜了。因此，即使在一開始，北方的紡織廠也需要政治的幫助才得以生存。20世紀早期，一項新技術——空調——使工廠得到了革新。空調可以精確控製空氣濕度以及其他微粒物質，這樣再也沒有證據說明，將棉花從勞動力便宜的南方運到寒冷的新英格蘭海岸是一件很經濟的事情了。諾爾斯的繼任者，詹姆斯·斯坦頓眼看著一半競爭者的工廠轉移到了南方。留下來的工廠裏的工人們不堪被反複地降低工資，進行了長達5個月的罷工，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給他們的老板狠狠一擊。他的兒子回憶說，詹姆斯·斯坦頓“不太情願再去花股東的錢購買新設備，因為生意非常糟糕，前景也不確定”。於是，詹姆斯用分紅的方式抽出了資本。
到他的兒子、哈佛畢業生——西伯裏·斯坦頓1934年接管公司時，這個破舊的哈撒韋工廠每天還能嘎吱嘎吱地織出幾匹布，西伯裏開始被一種自認為是拯救紡織工廠的英雄的想法占據。他說：“一家擁有最先進的機械、管理高明的紡織公司在新英格蘭肯定會有一席之地。”他和他的兄弟奧蒂斯·斯坦頓構思了一個為期5年的現代化計劃。他們投資了1000萬美元用於安裝空調、電梯和頭頂上的傳送帶，改善了照明，還在公司脆弱的紅磚大樓裏配備了具有未來感的更衣室。工廠從生產棉布轉為生產人造絲——窮人的絲綢，在戰爭期間還生產人造絲降落傘布，這些使他們的生意出現了短暫的興隆。盡管如此，隨著時間的流逝，廉價的國外勞動力始終能把價格壓低到客戶們願意接受的水平。為了競爭，西伯裏不得不在他的新工廠裏擠壓工人們的報酬。但是年複一年，浪潮拍打著他的海岸——更便宜的外國布料，更好的自由競爭，以及南方更廉價的勞動力成本——日益威脅著他的工廠。
1954年，卡蘿爾颶風14英尺高的風暴巨浪湧入哈撒韋位於海灣街的總部。雖然公司獨特的鍾塔安然度過了這場風暴，可海水帶來的垃圾、各種碎片淹沒了大樓裏的紡織機和紗布。在這種情況下，反應很明顯，哈撒韋應該加入南遷的隊伍，而不是重建工廠。可取而代之的是，西伯裏將哈撒韋和另外一家工廠——伯克希爾精細紡織公司合並，試圖築起抵抗浪潮的堤岸。
伯克希爾精細紡織公司的產品包羅萬象，從最挺的斜紋布到最純的薄紗、優質的窗簾凸花條紋布、精美的橫螺紋襯衫衣料等。伯克希爾的主人馬爾科姆·蔡斯堅定地拒絕為現代化投資一個子兒。他的侄子尼古拉斯·布萊迪就讀哈佛商學院時，曾於1954年專門為此寫了一篇論文，卻得到了這麽一個令人氣餒的結論，失望之餘，他賣掉了伯克希爾的股票。
蔡斯很自然地反對西伯裏·斯坦頓對現代化的需求，但是新的伯克希爾–哈撒韋被斯坦頓的使命感掌控。他簡化了公司的生產線，專注於生產人造絲，產量達到全美男裝西裝襯裏的一半。因為斯坦頓掌管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一年要使用將近250億碼的織物，斯坦頓繼續“無情的”現代化進程，又砸入了數百萬美元。
這一次，他的兄弟奧蒂斯開始懷疑繼續留在新貝德福德的可行性，可西伯裏認為紡織廠南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拒絕放棄複興工廠的夢想。
1962年，當丹尼爾·科文就伯克希爾–哈撒韋的事與巴菲特接觸時，巴菲特已經知道了，就像他知道美國的任何一個規模合適的生意一樣。注入公司的資金意味著伯克希爾——根據會計師的核算——價值2200萬美元，或者是每股19.46美元。可是，在連續9年的虧損以後，任何人都能以僅僅7.5美元的價格買入股票。巴菲特開始買入了。
西伯裏也一直在買伯克希爾的股票，用其他還沒有投入工廠的現金每兩年進行一次要約收購。巴菲特認為西伯裏會繼續這種操作，這樣他就可以合理安排自己交易的時間，隻要股票變便宜了就買入，而價格一旦上升，就又把股票賣回公司。
他和科文著手買入股票。但如果有人知道巴菲特在買哪隻股票，就很有可能會推動股價上漲。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巴菲特通過特雷迪–布朗公司的霍華德·布朗購買股票。這家公司是巴菲特最喜歡的經紀商，因為那兒的每個人，尤其是布朗，守口如瓶。這對於巴菲特堅持保密性而言是極其重要的。特雷迪–布朗公司給巴菲特合夥公司的賬戶編的代碼是BWX。
當巴菲特來到坐落於華爾街52號的這間小小辦公室——巧合的是，這和本傑明·格雷厄姆曾經工作的地方同屬一幢藝術裝飾大樓——時感覺就像進入了一家地板上鋪著黑白相間的瓷磚的老式理發店。靠左的一個小辦公室裏坐著公司秘書和辦公室經理，右邊是交易室，再過去是一個租用的小隔間，水冷卻器和衣帽架幾乎占了一半的空間——作用類似於某種壁櫥——沃爾特·施洛斯就坐在那張磨損的辦公桌前經營著合夥公司。通過一成不變地使用格雷厄姆的方法，自離開格雷厄姆–紐曼公司以來，他每年的投資回報超過20%。他用股票交易傭金代替現金支付應該給特雷迪–布朗公司的租金。不過他的交易很少，所以在房租上他占了大便宜。他將其他開銷縮減到不能再縮了：訂閱《價值線投資調查》，一些紙和筆，地鐵代幣，就再沒有其他的了。
交易室的中心放了一張20英尺長的木頭桌子，這還是這家公司在它通往垃圾場的路上撿回來的。桌子表麵滿是幾代學生用鉛筆刀刻出來的記號。如果想要在紙上寫數字，必須在紙下麵墊一張書寫板；否則，“托德愛瑪麗”這樣的字眼就會被嵌入文字裏。
在這張被孩子們弄得傷痕累累的桌子的一邊，是霍華德·布朗的領地。他和他的合夥人麵對著公司的交易員——和所有的交易員一樣——他坐在那兒，忐忑不安、焦慮地等待著可以讓他交易的電話鈴聲。緊挨著布朗的桌子旁邊的一塊空地被用來當作“來訪者的桌子”，最便宜的木製文件櫥櫃沿著牆壁擺放。
紐約沒有哪個地方能像特雷迪–布朗“來訪者的桌子”一樣，讓巴菲特覺得賓至如歸了。這家公司還涉足套利交易、預測以及“數樁”（正在被收購或者分解的公司）——各種各樣，隻要他喜歡就行。它還交易如牙買加（皇後）水務公司的為期15年的股票期權——購買該公司股票的權利，一旦有預測紐約將接管這家水務公司，股價就會上漲；等預測暫時平靜了，股價又會下跌。特雷迪–布朗每次在它們下跌時買入而在上漲時拋售，反複一次又一次。
這家公司還擅長搪塞那些沒名氣的、被低估的企業管理層，努力擠壓出隱藏的價值，和桑伯恩地圖公司案例中的做法如出一轍。“我們總是身處訴訟。”一個合夥人表示。它的一切都沾染著過去格雷厄姆–紐曼公司的氣息，和美國運通公司這樣的巨大交易沒有一點兒相似之處，不過巴菲特喜歡這兒的氣氛。湯姆·納普研究股票，而如果不是在精心策劃交易，他會整天密謀一些惡作劇。他征用了一個巨大的儲存櫃，裏麵裝滿了他和巴菲特因失誤買下的麵值為4美分的藍鷹郵票和緬因州海岸線的地形圖。這堆地形圖還在不斷地加厚，因為納普把從股票上賺的錢全部傾注在買緬因州海岸線地形圖上去了。那堆藍色的“老鷹”在慢慢減少，被用於郵寄給巴菲特的一堆粉單上了，每周一次，每次40張郵票，周周如此。
其實，粉單上有關那些沒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報價，在打印時就已經過時了。巴菲特把這些粉單僅僅當作電話市集的起點，在數不清的經紀人電話裏，也許會有一個要用到這個報單來達成交易。通過他的經紀人利用這個係統工作，他可是個行家裏手，缺少公開發布的價格幫助減少了競爭。而如果有人願意給每一個市場參與者打電話，並且無情地壓榨他們，那麽和那些缺少精力或者懦弱的人相比，他就擁有很大的優勢。
布朗會給巴菲特打電話，讓他知道他們已經得到了5美元一股的某股票的賣盤報價。
“嗯，4.75美元買入。”巴菲特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如釣魚甩竿一樣，這樣做是為了測出這個賣家到底有多饑餓。
詢問了顧客是否願意接受這個更低的價格後，布朗將會告知巴菲特這樣的回複：“對不起，低於5美元，對方不接受。”
“不予考慮。”巴菲特將會回答。
幾天以後，布朗又會再次致電巴菲特：“4.75美元賣出價，已經搞定，那我們就以4.75美元買入。”
“對不起，”巴菲特這回將立刻回答，“4.5美元買入。”
布朗又要回致賣方，而對方肯定會表示，“怎麽回事？4.75美元怎麽了？”
“我們僅僅是傳遞信息，4.5美元買入。”
電話一個回合接著一個回合，直到一周以後，布朗又來了，“搞定，4.5美元買入”。
“對不起，”巴菲特將會回答，同時又壓了0.125美元，“4.375美元買入。”
就這樣，他以巴菲特特有的方式不斷壓價。他很少，幾乎不會因為非常想得到一隻股票而提高報價。
巴菲特第一次下單購買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是在1962年12月12日，2000股，每股7.5美元，另付經紀人傭金20美元。他告訴特雷迪–布朗要一直買。
科文從董事會成員斯坦利·魯賓那兒獲得關於伯克希爾的信息，他是公司頂級的銷售人員，同時正好是另一位董事會成員奧蒂斯·斯坦頓的朋友。奧蒂斯·斯坦頓現在覺得他的兄弟遙不可及。躲在秘書們把守的象牙塔裏，隨著他崇高的願景和現實之間的碰撞越來越劇烈，西伯裏喝的酒也越來越多。現在，奧蒂斯和西伯裏極其不和。他認為西伯裏應該接受罷工，而不是滿足工人對更高工資的需求。他也不讚成他的兄弟就繼承人做出的選擇，西伯裏的兒子傑克，是一個非常令人愉悅的年輕人，可是不適合這個工作——根據奧蒂斯的判斷。而奧蒂斯對於西伯裏的繼任者有自己的想法——肯·蔡斯，現任公司的副總裁。
似乎收購的威脅即將到來，西伯裏·斯坦頓立刻對巴菲特的購買做出反應，進行了幾次要約收購。而這正是巴菲特所希望的，因為他的購買是建立在最終西伯裏會收購股票的預期之上的。他要伯克希爾的股票不是為了保留，而是為了出售。雖然如此，但每一項交易裏既會有買家，也會有賣家。到目前為止，西伯裏·斯坦頓已經抵擋住便宜的外國布料的擠壓和卡蘿爾颶風的襲擊。除了西伯裏會變成巴菲特那樣，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巴菲特會變成西伯裏那樣。
最終，沃倫決定自己驅車前往新貝德福德去看一看。這是唯一一次，他不是順便走訪。一般由非常忠於西伯裏的塔波爾小姐來決定，哪些來訪者可以通過一道道玻璃門，沿著狹窄的樓梯，來到位於頂樓的西伯裏的辦公室。當她嚴肅地帶領沃倫走進西伯裏那經過豪華裝修、有舞場那麽大、鑲嵌了木頭的藏身之處時，沃倫看見西伯裏那張桌子附近根本沒有可以坐下來的地方。很顯然，這個男人通常讓人們站在他的麵前，而他就坐在那張桌子後麵，指揮他們幹這幹那。
兩個男人在角落裏一張令人不舒服的長方形會議桌旁坐下。巴菲特詢問斯坦頓，下一次要約收購打算怎麽做。斯坦頓透過架在鼻子上的金絲邊眼鏡看著他。
他相當熱誠。接著他說：“我們也許會在這些天進行一次要約收購，你打算以什麽價格出售呢，巴菲特先生？”或者類似這樣的話。那時股票價格為9美元或者10美元。
我說如果他們要約收購，我會以11.5美元出售。他又說：“好，那你能保證如果我們收購，你會賣給我們嗎？”
我回答：“如果很快，而不是20年以後，我會的。”
我愣住了。我感覺到不可能再買到股票了，因為我太了解他將會幹些什麽了。於是我回家了，沒過多久，我就收到了波士頓第一國民銀行下屬的老殖民信托公司的來信，信中的要約收購價格為11.375美元。這比之前達成一致的價錢要少12.5美分。
巴菲特火冒三丈。“這真的把我惹火了。要知道，這個家夥正在企圖騙走1/8個點，而事實上那時他已經和我握手表示成交了。”
巴菲特習慣於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而斯坦頓卻企圖欺騙他。巴菲特派科文去新貝德福德規勸斯坦頓不要背信棄義。可兩個人爭得不可開交，斯坦頓否認他和巴菲特達成過什麽交易。他告訴科文那是他的公司，他高興怎麽做就怎麽做。這真是個錯誤。因為這次欺騙，西伯裏·斯坦頓將自作自受。巴菲特決定——不再出售股票——相反，現在他要買這家公司。
他發誓他將得到伯克希爾，他會把它整個買過來。他要擁有它的庫存、紡織機、紡錘。這是一家垂敗的、沒有希望的企業，實在不值得這樣做。可是它很便宜，並且他很想得到它。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斯坦頓擁有它，而巴菲特和其他的股東更值得擁有它。在巴菲特的決定中，他忽略了在丹普斯特得到的教訓——隻保留了一個。而這一個恰恰是他應該忽略的。
巴菲特派出偵察員去尋找更多集中持有的股票。科文手中有足夠的股票進入伯克希爾的董事會。但是，其他人也開始注意到了。巴菲特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的老朋友傑克·亞曆山大和同班同學巴迪·福克斯成立了一家合夥投資公司。“某一天，我們發現沃倫正在買伯克希爾–哈撒韋，”他說，“於是我們也開始買。”在一次從他們位於康涅狄格州的辦公室前往紐約的旅途中，他們告訴巴菲特，他們也在跟著他買伯克希爾，“他感到十分不安，他說，‘看看，這回你們搭錯地方了，但那是不正確的，砍倉吧’”。
福克斯和亞曆山大嚇了一跳。他們怎麽就做錯了？巴菲特讓他們搞明白了，他正在尋求伯克希爾的控製權。但即使這樣，對於這群格雷厄姆的門徒來說，搭順風車也是一個受歡迎的消遣。實際上，巴菲特收購了他們的股票。他說，我比你們更需要它。他們同意以當時的市場價格將股票賣給他，因為很顯然這對他關係重大。而且，看來他還有其他的秘密方式接近伯克希爾–哈撒韋。“這家公司對我們無關緊要，可很顯然對巴菲特非常重要。”亞曆山大說。
和福克斯以及亞曆山大一樣，還有一些人也成為巴菲特的觀察者，像追蹤大腳怪的足跡一樣，跟蹤著巴菲特的投資舉動。這造成了對這隻股票的競爭。巴菲特讓這些格雷厄姆的追隨者明白，他們最好不要染指伯克希爾。唯一的例外是亨利·勃蘭特，作為對他服務的報答——他讓勃蘭特以低於8美元的價格買進這隻股票。他開始看起來有點兒狂妄自大，這令一些人覺得很不愉快。可是，他一貫表現出的腳踏實地又讓他們著迷，甚至他的吝嗇也變成了光環的一部分。在很多年裏，他可能都是那唯一的一個，雖然通常在紐約做生意，卻不僅有免費寄宿的本事（在長島，和弗雷德·庫爾肯的母親安妮·戈特沙爾特住在一起），而且得到了免費落腳的辦公地點（在紐約，由特雷迪–布朗提供）。
但是，蘇珊有時會陪同一起過來，在她的命令下，巴菲特會從他已故的大學朋友的母親那兒的住處升級到在廣場酒店開一間房。不僅是因為那兒很方便他做生意，而且在蘇珊看來，那裏離那些百貨商店很近，如波道夫·古德曼、亨利·本德爾等。那時，一些謠言開始在巴菲特的朋友中傳開了——這類謠言總是圍著他不放，比如，他寧可讓自己剛出生的女兒睡在梳妝台的抽屜裏也不買張小床。說他在廣場酒店找到了一間最便宜的房間，臥室很小而且沒窗，和哥倫比亞大學那間舊的勤雜工房間一樣，而且隻要他單獨一個人來紐約，他會談到極低的價格入住。不管這些謠言的真實性，每次他登記入住酒店時，毫無疑問都會感到一陣遺憾，因為他再也不能不納稅就待在紐約了。
去波道夫購物是巴菲特已經改變的紐約常規之旅的又一個部分。白天蘇珊主要是吃午飯和購物，晚上兩人一起共進晚餐，接著去百老匯或者夜總會看表演。看到她能自得其樂，巴菲特很高興，而且她已經開始習慣到高檔一點兒的商店買東西。不過，雖然她現在有權放鬆錢包，可是他們之間還是會爭論她應該花多少錢。而她調整消費的方式，有時僅僅是為了別人的利益。蘇珊通常是受益者，她的衣櫥裏滿是從波道夫買來的衣服。有一次，蘇珊從紐約帶了一件貂皮夾克回來。因為他們遇見了沃倫的一個朋友，他把他們帶到了一個毛皮商那兒。“我覺得我應該買點兒什麽，”她說，“他們對我實在是太好了。”於是，她為了感謝毛皮商的熱情而買了那件夾克。
現在，所有使投資伯克希爾免成錯誤之選的努力都是徒勞的，除非巴菲特能夠搞清楚怎樣才能讓它經營得好到足以讓蘇珊永遠能穿貂皮夾克。他又去了一次新貝德福德，這次是去看看繼承人傑克·斯坦頓。這個人將會從西伯裏·斯坦頓手上接過伯克希爾–哈撒韋，巴菲特需要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但是這位斯坦頓先生聲稱自己很忙，派了肯·蔡斯陪同巴菲特在工廠裏走了走（和馬爾科姆·蔡斯沒有什麽聯係。伯克希爾精細紡織公司和哈撒韋合並後，馬爾科姆·蔡斯擔任董事長）。
傑克·斯坦頓根本不知道他的叔叔建議讓蔡斯代替他，來接過西伯裏的棒。
肯·蔡斯是一位專業的化學工程師，47歲，安靜、自製，而且真誠，但他並不知道自己是未來掌管這家公司的競爭者。巴菲特的問題一個接著一個，而蔡斯仔細解釋，他總共花了兩天的時間，告訴巴菲特有關紡織生意上的事。他的直率給巴菲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斯很明確地表示，他認為斯坦頓家族將錢砸入這樣一個日薄西山的行業實在很愚蠢。當行程結束，巴菲特告訴蔡斯，他會和他“保持聯係”。
大約一個月以後，斯坦利·魯賓按照巴菲特的要求，去勸說蔡斯不要接受另一家紡織工廠的工作。同時，巴菲特正積極爭取更多的股票，包括蔡斯家族裏不同成員所特有的股票。
巴菲特最後的目標是奧蒂斯·斯坦頓，後者很希望他的兄弟退休。奧蒂斯對西伯裏的兒子傑克很沒有信心，而且他也懷疑西伯裏是否真的願意交出掌管公司的權力。
奧蒂斯和他的妻子瑪麗同意在新貝德福德的沃姆蘇塔俱樂部和巴菲特見麵。他們在這座象征新貝德福德曾經的輝煌，具有優雅意大利風格的大樓裏吃午飯，席間奧蒂斯確認了他願意出售股票，條件是巴菲特要跟西伯裏出一樣的報價。巴菲特答應了。接著，瑪麗詢問出於家族感情，他們是否可以從即將出售的2000股中留下幾股，就幾股而已。
巴菲特拒絕了。要麽全部，要麽就一股也不要。
奧蒂斯·斯坦頓的2000股將巴菲特在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權提高到了49%——這足以保證他能有效控製公司。帶著掌握一切的驕傲，4月的一個下午，巴菲特在紐約和肯·蔡斯會麵，他們散步走到第五大道的廣場和中央公園南端，巴菲特請客吃冰棍。沒吃兩口他就切入正題：“肯，我想讓你成為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總裁，你怎麽考慮？”既然他現在控製了這家公司，他說，就可以在下一次董事會上更換管理層。盡管魯賓勸過蔡斯不要接受另一份工作時給過他暗示，可他現在還是被巴菲特的選擇嚇住了，肯·蔡斯答應在董事會開會前保持沉默。
尚未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已經被改變，傑克·斯坦頓和妻子從新貝德福德趕到廣場飯店和巴菲特及蘇珊會麵，他們一起吃了早飯。凱蒂·斯坦頓為她的丈夫說好話，她是一個比丈夫更主動的女人。在談到一個吸引巴菲特夫婦的話題時，她拋出了自己的想法，這才是關鍵：巴菲特當然不會推翻新英格蘭這家世襲工廠留傳下的家族管理傳統，而讓肯·蔡斯這樣的工廠小人物來主持大局，要知道這個家族幾代人一直在打理這門生意。她和傑克已經融入了沃姆蘇塔俱樂部。更重要的是，和蘇珊一樣，凱蒂也是初級聯盟的成員。
她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不過，她認為傑克因為他的父親就應該有權接管公司，這讓我印象很深。她的請求中一部分內容是說肯·蔡斯真的和傑克、她、我、蘇珊不是同一階層的人。
可憐的凱蒂，她的聽眾恰恰是一個蔑視世襲的人，並且對奧馬哈的權貴嗤之以鼻。
現在對傑克來說已經太遲了，同樣對西伯裏而言也太遲了，他曾經獨裁統治著這家公司，而在董事會一個朋友也沒有。甚至他自己的董事長馬爾科姆·蔡斯也不喜歡他。因此，在巴菲特的支持者於1965年4月14日為提名巴菲特加入董事會而舉行的特別會議上，他憑借多數董事會成員的支持很快被選為執行董事。
幾個星期後，巴菲特飛往新貝德福德，迎接他的是《新貝德福德標準日報》的頭條新聞——“‘外部利益’接管公司”。這個編造的故事激怒了巴菲特。他從丹普斯特得到的教訓就是，永遠、永遠不要讓自己被貼上清盤人的標簽——這會招致全城人的憎恨。巴菲特向媒體發誓，他會讓公司的運營一切照舊。他否認收購會導致工廠關閉，並且在公開場合發表了承諾。
1965年5月10日，董事會會議在新貝德福德的總部召開。會上提出給即將離任的負責銷售的副總裁一筆豐厚的退休金，批準了上一次會議通過的詳細內容，並且同意給職工增加5%的工資。接著，整個會議變得怪異起來。
70歲的西伯裏，近乎全禿的頭上遍布著老年斑，宣布他已經計劃於12月退休，而讓傑克來接替他的位置。不過，他又說，他不可能“在一個他無法擁有完全權威的機構裏”繼續擔任總裁。隻有像他這樣傲慢的性格，才會讓他接下來——盡管反叛者已經接管了這艘船——又說了一通，表彰了一下自己的功績。接著他提出了辭呈，董事會接受了。傑克·斯坦頓跟著又添加了一小段尾聲。他說，如果他在12月接任總裁，他很確定，這將意味著“繼續成功和有利潤的運營”。董事會成員耐心地聽著，然後同樣接受了他的辭職。
到那時，傑克·斯坦頓才放下他手中的筆，停止記錄會議內容，而那兩段發言已經被記錄在內了。然後，兩位斯坦頓昂首闊步地走出了房間。這時，董事會所有的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然後輕鬆地歎了口氣。
接下來的會議進程很快，董事會選舉巴菲特擔任主席，確認肯·蔡斯將會主管——巴菲特一時愚蠢——費盡心思爭取來的這家命中注定的公司。幾天以後，巴菲特在接受一家報紙采訪時，如此解釋他對紡織生意的看法：“我們沒有什麽喜歡不喜歡的，這是一個商業決定，我們嚐試接觸一門生意。對投資而言，價格是很大的因素，它會決定最後的想法。我們以一個好價錢買到了伯克希爾–哈撒韋。”
後來他重新修正了這個觀點。
就這樣我買入了自己的“煙蒂”，而且努力抽著。你沿著街道走，也許也會碰到一個“煙蒂”，它濕漉漉的讓人很惡心，你避開了。可這是不要錢的……也許隻剩一口。伯克希爾–哈撒韋也沒什麽了，隻剩下濕漉漉的“煙蒂”在嘴裏。那就是1965年的伯克希爾–哈撒韋。我的很多錢被套在這個“煙蒂”裏了。 注釋標題 Adapted in part from the documentary Vintage Buffett: Warren Buffett Shares His Wealth (June 2004) and in part from interviews.
如果我從來都沒聽說過伯克希爾–哈撒韋，可能我的情況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