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幹燥的火種
28 幹燥的火種
奧馬哈 1965—1966年
“父親去世時，地球重力似乎徹底改變了，”多麗絲回憶道，“一切飄向了空中。父親是這個家的核心，而現在這個核心消失了。”
最近幾年，利拉遭受了多重打擊。她的母親斯特拉1960年在諾福克州立醫院病逝，而妹妹伯妮絲緊接著於第二年死於骨癌。現在沒有了霍華德，利拉需要找到一個新的目標，她開始變得依賴沃倫和蘇珊一家。孫子們星期日會來她這邊，她會給他們很多糖在做禮拜時吃，然後會帶他們出去吃午飯，如果他們能夠正確地計算賬單數額，還可以得到錢。下午，利拉就帶他們去伍爾沃斯百貨商店買上一個玩具，然後祖孫幾個整個下午就待在她的屋子裏玩玩具。和霍華德付錢讓孩子們去教堂一樣，利拉也找到了解決寂寞問題的巴菲特式的方法——和孫子輩們交易，這樣他們就會盡可能長時間地和她待在一起。
對多麗絲和沃倫而言，有霍華德在場才能夠忍受和利拉在一起。而現在沒有了他，兩人都覺得去拜訪他們的母親是一件難以忍受的事情。被迫接近她會讓沃倫顫抖。感恩節那天，他是端著盤子上樓一個人吃的。在偶爾憤怒時，利拉還是會繼續爆發。數十年來，她怪異舉止的發泄對象總是家庭成員。隻有一次在停車場，她從車裏跳出來，就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朝一個認識的人整整喊叫了一個小時，這讓蘇茜和豪伊十分震驚。然而，比弟弟更崇拜父親的多麗絲才是她的主要受害者。多麗絲一直覺得自己和杜魯門離婚拖累了整個家族。當時離婚還比較少見，相比沃倫和蘇珊的成功，離婚女人的生活更讓她覺得自己一無是處。霍華德去世前不久，曾經跟她說她必須再婚以使孩子們能再有一個父親。於是她遵照執行，嫁給了喬治·裏爾，第一個向她求婚的人。他是一個可愛的人，不過多麗絲覺得自己是被迫再婚的，這預示著這個結合的前景並不樂觀。
伯蒂受母親行為困擾最輕，也最不依賴父親，所以父親的死對她的生活改變最小。然而，和沃倫一樣，她和金錢的關係總使她焦慮並且產生控製欲。她記錄下她花的每一美元，而當她感覺緊張的時候，會去支付賬單放鬆一下。
巴菲特家的所有成員都和錢有“糾葛”，而且程度之深使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能真正意識到，他們是一個多麽不尋常的家庭。霍華德死後，沃倫和蘇珊自然而然成為這個家的領導——部分是由於他們的錢，另外，這也由於他們的個性使然。利拉、多麗絲和伯蒂希望從沃倫和蘇珊那兒尋求支持，其他家庭成員事實上也是。沃倫的叔叔弗雷德·巴菲特和妻子凱蒂現在擁有一個雜貨商店。他們和沃倫及蘇珊的關係尤其緊密，並且隨著他們侄子地位的提高和財富的增加而越來越緊密。利拉一直嫉妒她的這個妯娌，對很多年前的一件小事至今仍耿耿於懷。那次在扶輪社的舞會上，恩斯特是和活潑的凱蒂，而不是和她跳舞。現在，她更加嫉妒凱蒂了，以至於蘇珊——所有人都信任她——不得不在拜訪問題上花些心思，好分開她倆。在霍華德病重期間，蘇珊就已經是一個調解專家了，現在她還要設法把沃倫和利拉分開，把凱蒂和利拉分開。因此，毫不奇怪，沃倫從孩提時期就最喜歡的親人——姑姑艾麗斯——也開始成為整個家族中除了沃倫以外最信任蘇珊的人。
1965年底的一個周一，艾麗斯到處尋找蘇珊，而不是利拉。電話打進來的時候，蘇珊正和多麗絲在美容院。她從吹風機下起身來到前台接電話，艾麗斯說她十分擔心利拉的姐姐伊迪絲，伊迪絲星期日給她打過電話說感到極度沮喪。同為教師的艾麗斯開車去接伊迪絲並且和她聊天，她們還一起吃了冰激淩。伊迪絲視沃倫和蘇珊以及艾麗斯為偶像，事實上，所有的巴菲特們都是她的偶像。她吐露心聲，說她不完美的生活使這個完美的家庭蒙羞。她衝動的婚姻並沒有好結果，她一路追隨到巴西的丈夫隻不過是一個貪戀女色的貪汙犯，最後他為了另外一個女人而離開了她。從巴西回來以後，伊迪絲發現自己在奧馬哈很難適應帶著兩個女兒的單身母親生活。
艾麗斯告訴蘇珊，今天伊迪絲沒有在技術高中露麵，家庭經濟學的課也沒上。出於擔心，艾麗斯已經去過伊迪絲的寓所，她按了門鈴又敲門，就是沒有人回答。艾麗斯對蘇珊說，她害怕有什麽事情發生。
於是，蘇珊帶著滿頭的發卷立即衝出門，開上她金色的凱迪拉克敞篷車，前往伊迪絲住的公寓。她又是敲門又是按門鈴，就是沒有人回答。蘇珊設法進入房間尋找，可一個人影都沒有，房間是幹淨的，也沒有任何紙條或留言，而伊迪絲的車還在那兒。蘇珊繼續尋找，一直找到了地下室，在那兒她發現了伊迪絲。她割腕自殺，已經死了。
蘇珊叫來救護車，並將這個壞消息告訴了其他家庭成員。誰也不知道伊迪絲竟然這麽抑鬱，而且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人認為她是斯塔爾家族精神不穩定史的可能受害者。
伊迪絲的死讓活著的人百感交集：他們內疚，因為沒有意識到她會如此絕望；他們遺憾，因為她總覺得自己不如巴菲特家族的人。沃倫、多麗絲、伯蒂都被震驚了，他們為失去他們從小就非常喜歡的和藹、可愛的姨媽而深深悲傷。
沒有人提及已經62歲的利拉對她姐姐的死的感受。不過她——經常感覺被欺騙——會和其他那些自殺的幸存者或者經常生氣、自暴自棄的人的感受有什麽不同嗎？至少，伊迪絲的死意味著利拉是她的直係家庭成員中剩下的唯一一個，伊迪絲也帶走了修複她們之間緊張關係的機會。這又是一件斯塔爾家族令巴菲特家族尷尬的事情，這一次用自殺使之蒙羞。無論利拉的真實感受如何，不到一個月，她突然和大她20歲的羅伊·拉爾夫結婚了。羅伊人很好，在霍華德死後一直追求她，而她總是拒絕他的求婚。在她寡居的日子裏，她總是喋喋不休地講述過去和霍華德38年半的精彩生活，她的親戚們都已經聽得麻木了。因此，這次她把自己完全顛覆——甚至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利拉·拉爾夫——嚇壞了所有的人。其中，一些人認為她失去了理智。這是可以想象的，至少暫時是這樣。霍華德去世兩年以來，一直是這個家庭裏一種看不見的存在，而現在出於禮貌，在家庭聚會上已經不再提及這個名字，他的孩子們也正在費力地適應有一個80多歲的繼父。
現在蘇珊不僅在家庭，而且在社會上承擔了越來越多的責任。她開始要求沃倫停止他對事業的狂熱。巴菲特合夥公司被美國運通公司填得就像一隻感恩節的火雞，1965年底的資產達到了3700萬美元，在這一隻股票上的利潤就超過了350萬美元，美國運通公司的股票價格先漲到50美元，然後又到了60美元，接著到了每股70美元。沃倫掙了超過250萬美元，這使他和蘇珊在合夥公司的股權達到了680萬美元，而他才35歲。按照1966年的標準，巴菲特夫婦已經進入富人行列了。他們需要多少錢？他還將以這樣的速度前進多遠？蘇珊認為，他們現在已經很富有了，應該考慮為奧馬哈多做些事情了。
1966年，蘇珊因為找到了她一生的事業而整個人熠熠生輝。她開始接近黑人社區的領導人，在奧馬哈到處走，斡旋於各種緊張的關係中，出謀劃策、協調、引導、宣傳。每年夏天，這個國家的主要城市，種族騷亂和未成年人案件讓警察頭痛不已。在前一年，馬丁·路德·金發布號召：廢除工作場所和公共設施的種族隔離還不夠，居住地點的種族隔離也必須廢除。這個想法嚇壞了很多白人，尤其是發生騷亂的洛杉磯瓦茨地區隨後演變成縱火、冷槍、打劫的交戰地帶，在這次事件中有35人遇難。同樣的暴動還發生在克利夫蘭、芝加哥、布魯克林、佛羅裏達州的傑克遜維爾和其他一些城市。在1966年7月為期15天的熱浪中，騷亂在奧馬哈爆發了。州長出動了國民警衛隊，並譴責了這些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環境”裏發生的騷亂。蘇珊現在將廢除奧馬哈居住地的種族隔離作為事業的中心。她還努力把沃倫帶進了她的社團和人權工作，他順從了，不過對委員會而言，他的作用實在不大。在60年代，他一般是把腦袋縮起來不置評論。“（那時）我被卷進了一些這樣的事情中去，這是很自然的。如果人們的整個生活隻專注於一件事情，很快就會有點兒癡迷。蘇珊總是會發現我這樣——我和那些人坐在一起，而她可以從我臉上的表情看出，我已經完全不注意他們了。”
按照芒格的說法，委員會會議也讓沃倫得了“偏頭痛”。因此，他的辦法就是讓其他能夠給他們出主意的人坐到委員會裏去。然而，沃倫並非對社會和政治事件漠不關心。他早就開始關注潛在的核戰爭——在60年代早期，這是一個活生生的看起來即將發生的威脅，因為肯尼迪總統敦促美國所有家庭建造防空掩體，以保證在核打擊下存活。在古巴導彈危機過後，美國算是躲過了一場核戰爭。巴菲特發現了哲學家羅素寫於1962年的反核武器的論文《人類有前途嗎》，這篇文章深深影響了他。他認同羅素的觀點，欽佩他在哲學上的嚴肅，並且經常引用他的觀點和格言。甚至，他在自己的桌子上放了一塊牌子，上麵引用了羅素和愛因斯坦聯合發表的《反核宣言》中的一句話：“記住你的人性，而忘記其他。”
但是，在國會於1964年通過《北部灣決議案》後，反戰運動日益占據了巴菲特的大腦。該議案授權約翰遜總統可以不需要正式宣戰，而在東南亞使用軍事力量，以所謂的並未證實的美國驅逐艦受襲為由攻打越南。年輕人以燒毀征兵卡、去監獄或者逃到加拿大的方式躲避征兵。全世界數十萬人走上街頭抗議戰爭升級：他們在紐約的第五大道、時代廣場、紐約證券交易所前遊行，還有東京、倫敦、羅馬、費城、舊金山、洛杉磯等。
巴菲特不是那種參加遊行的意識形態上的和平主義者，也不是像他父親那樣的極端孤立主義者，但他強烈地覺得這場戰爭是錯誤的，美國的卷入是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上的——這對一個高度重視誠實的人而言，尤其令人煩惱。
他開始請一些演講人來家裏講給他的朋友們聽。一次，他帶來了一個賓夕法尼亞州的反戰演說家，但他自己並不會參加反戰遊行。
沃倫強烈地認為，術業有專攻，他把自己的特殊技能定義為思考和賺錢。一旦被問到捐獻，他的第一選擇總是捐獻思想，包括讓別人出錢的思想。但是，他也會給政治家們和蘇珊的事業捐款——不是很多，但也有一些。無論有多緊急或者多重要，他從不會自己把錢裝滿信封或者自願為了那些事業花費時間，他認為不如花時間考慮新主意，或者賺更多的錢來寫一張數額更大的支票更有效率。
20世紀60年代，很多人心中燃燒著摧毀國家機器的渴望——是它製造了戰爭，操縱著“軍火工業”——避免“出賣”給“那個人”。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社會意識和謀生的需求相衝突。然而，沃倫認為自己是在為合夥人工作，而不是為“那個人”。同時，他覺得自己生意上的聰明頭腦和錢還能幫助人權和反戰事業。因此，他可以帶著雙重目的專注於自己的業務，而不會因怎樣花時間而在內心發生衝突。
他開始感受到的衝突是為合夥公司找到投資對象。在過去一年裏，他把錢投入安全但越來越少見的“煙蒂”上，如他過去喜歡的費城裏丁煤鐵公司，以及聯合煤業公司。他也設法在標準普爾的周報中找到一些被低估的股票：雇員再保險公司、伍爾沃斯公司、第一林肯財務公司。他和沃爾特·迪士尼見麵，並且目睹了這位娛樂專家非凡的專注、對工作的熱愛，以及如何將這一切轉化為無價的娛樂活動的途徑，之後巴菲特買了迪士尼的一些股票。但是“大生意”的概念他還沒有完全吸收，巴菲特沒有多買。當然，他還在將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像拚圖一樣一片一片拚湊起來。不過，巴菲特已經在美國鋁業公司、蒙哥馬利–沃德公司、旅行者保險公司以及卡特彼勒拖拉機公司的股票上建立了700萬美元的“空頭”頭寸——借來股票並且出售，以作為未來市場跳水的風險對衝。一旦投資者改變心意，股票會紛紛跳水。他希望合夥人的投資組合能得到保護。
1966年1月，他的合夥人又追加了680萬美元。巴菲特發現手上還有4400萬美元的現金，而“煙蒂”太少不夠他買。因此，他平生第一次，做了一個特別的決定：把錢放置在一邊，沒有使用。自從離開哥倫比亞大學的那天起，巴菲特的問題就是，要努力使手上有足夠的錢來實施看似永不枯竭的投資妙法。
1966年2月9日，道瓊斯指數在收盤前短暫地突破了神話般的1000點，最終以低於1000點幾點收市。歡呼開始了。道瓊斯指數1000點！道瓊斯指數1000點！盡管那一年市場不會再次突破這個大關，可不管怎樣，歡慶的氣氛猶在。
一整年，巴菲特都在擔心會令合夥人失望。他在寫給他們的信中，以美國運通公司帶來的巨大收益作為開頭。“1965年，我們在和貧窮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他寫道，暗指約翰遜總統通過一係列新的社會福利計劃以創造“偉大社會”。然後，他發布真正的消息，這是很多類似警告中的第一個：“我現在覺得我們已經接近規模的臨界點，如果再增加規模，將會被證實是不利的。”同時，他宣布他將關上合夥關係的大門，上鎖並且扔掉鑰匙。
再沒有新的合夥人加入了。他就此開了個玩笑。蘇珊不會再生孩子了，他寫道，因為孩子們不再被允許加入。這個玩笑並不是特別適合，因為他們的孩子沒有一個是合夥人——將來也不會。為了確保孩子們能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巴菲特決心管理好他們對錢的預期。從很小開始，每個孩子就知道除了教育費用，不要指望從他那兒得到任何經濟支持。他本來應該可以帶孩子加入合夥公司，作為一個學習實踐——教他們有關錢和投資方麵的內容，以及他是如何管理時間的。他就是那樣教合夥公司的合夥人的。巴菲特很少“教”他天天都看到的這些人。對他而言，教是一種表演，一種在觀眾麵前的有意識的行為。他的孩子們沒有上過這樣的課。
取而代之，沃倫為他們買了陷入黑夜的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作為他的父親留給孫子們的信托的受托人，沃倫賣掉了霍華德買來用作全家避難所的農場，用這筆錢買了那些股票。鑒於他不讚成不勞而獲的財富——那就是他如何看待遺產的——否則他也許會留下農場。其實，內布拉斯加州的一個小小的農場怎麽也不會值很多錢，孩子們也不會因為他們祖父的這點兒遺產而變得十分富有。可是，把這些收入投進他那苦苦掙紮的紡織品生意，他就可以憑借又一個2000股增持在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權。對觀察家而言，他為什麽如此關注這家公司還是一個謎，但是自從他很巴菲特式地開始伯克希爾控製之旅時，好像就被它迷住了。
巴菲特的孩子們從不期望變得富有，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家已經很有錢了。他們的父母希望他們不要被寵壞，事實上也是。和其他孩子一樣，他們需要打零工掙零用錢。說到錢，他們的家庭觀點有奇怪的差異，也就是說，蘇珊和沃倫會就她的零用錢爭鬥得好像他們已經分手了。然後她就拿上錢，給孩子們提供一個中上階層的生活：去度個假，在鄉村俱樂部裏好好享受，穿好的衣服，並且看他們的媽媽開凱迪拉克，穿皮衣。但是，他們從來不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他們的父親總是對哪怕很少的錢也斤斤計較，常因拒絕小小的要求而令他們詫異不已。如果他帶他們去看電影，他也許連爆米花都不會為他們買。如果其中一個孩子要求什麽，他的回答會是“不行”：如果我為你這樣做了，就必須為所有人都這樣做。
無論他和蘇珊想給孩子們傳遞什麽樣的有關錢的信息，但總有一個經久不變的主題：錢是重要的。他們成長在一個經常將錢用作控製武器的家庭裏，沃倫會在蘇珊生日那天帶她去百貨商店，給她90分鍾的時間去買她能抓到的任何東西。這個家庭很巴菲特式的一麵是：經常做交易。雖然蘇珊認為沃倫對賺錢的癡迷很不值得，但她還是很樂意從他那兒拿到更多的錢。現在，她正在和她的體重做鬥爭，這也成了一個有關錢的交易。沃倫的孩提時代一直癡迷於稱重——他一天能稱體重50次——這個嗜好還沒有成為過去時。他著迷於家庭成員的體重，並想讓他們都瘦下來。
這個家庭的飲食習慣，不管對他的事業，還是對他們的健康，都沒有幫助。蘇珊從兩年前就開始飽受一種莫名的腹腔粘連的折磨，沒有熱情做飯。她和沃倫都願意每天吃同樣的食物：大多數是肉類和土豆。和沃倫不一樣的是，蘇珊會吃蔬菜，可她除了西瓜外，什麽水果都不吃。她就吃一點點健康食品，而以巧克力、蛋白椰子餅、罐頭裝的糖霜乳酪、餅幹、蛋卷、牛奶為生。沃倫早餐吃油炸玉米片，喝百事可樂，吃幾把巧克力和爆米花，選擇牛排、漢堡包以及三明治作為正餐的主要食品。
最後，蘇珊要求和他做個交易，如果她能減到118磅就付錢給她。因為她比丈夫不在乎錢，動機對她而言就是個問題。一整個月她吃得很少，以零食充饑，可是隨著最後稱體重的日子接近，她會自己先稱稱。如果情況不好，她就必須加快減肥，她會和一個朋友說：“凱爾西，我得打電話給你媽媽要她的利尿藥了。”
而沃倫把錢懸掛在孩子麵前，卻能自律地保持自己的體重。當他們還小的時候，他開出1萬美元的未簽名的支票給他們，並且說如果在某年某月某日他的體重不是173磅，他將會在這張支票上簽名。蘇茜和豪伊為了誘惑他吃冰激淩和巧克力蛋糕而抓狂，可放棄錢的痛苦對沃倫而言遠比放棄吃喝要大得多。他一次又一次地開出支票，可從來不需要簽上哪怕一次名字。
沃倫允許加入的最後一個合夥人不是他的孩子，而是馬歇爾·溫伯格，沃爾特·施洛斯的一個經紀人朋友，他曾經參加過兩次格雷厄姆的講座。那是一個有教養的、愛好藝術和哲學的人，他們是在紐約新學院格雷厄姆的一次講座上認識的。一起吃過幾次午飯，聊了聊股票後，他們就成了朋友。溫伯格很快就放棄了讓巴菲特對音樂、藝術、哲學以及旅遊產生興趣的念頭，而巴菲特有時會通過他做交易。溫伯格開始對加入合夥公司產生了興趣。於是，在一次例行的紐約之旅時，巴菲特同意和他就此事會麵討論。
沃倫和溫伯格在大堂會麵。接著，蘇珊翩翩而來，沃倫整個人都亮了起來。蘇珊側身朝向沃倫並擁抱了他，接著手就放在他身後似乎他是個孩子，她用她那棕色的大眼睛凝視著溫伯格。“你好嗎？”她笑吟吟地問道。她想知道他的一切。這讓溫伯格覺得自己正在被一個家庭歡迎，而且他又交了一個新朋友蘇珊。同時，他憑直覺知道剛剛遇見了巴菲特最有力量的資產。
溫伯格及時地擠進了這扇大門。整個1966年，城市騷亂繼續，越南戰爭升級，而且反戰抗議者在紐約、波士頓、費城、芝加哥、華盛頓以及舊金山集會遊行。股票市場開始衰退，比年初下跌了10%。無論攀登有多麽艱難，巴菲特從來沒有停止過尋找可買的東西。盡管這個市場是開放的，可是遍地都是“煙蒂”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如何保持業績，對此他十分擔心。現在，他更經常考慮買進整個生意。事實上，他已經在這個完全嶄新的旅程上開始起步，這花去了他大量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