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 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12)
第200章 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12)
一部長篇小說就是這樣完成的，長途跋涉似的寫作，不斷的自信和不斷的懷疑。最困難的還是前面多次說到過的「繼續」，今天的寫作是為了繼續昨天的，明天的寫作又是為了繼續今天的，無數的中斷和重新開始。就在這些中斷和開始之間，隱藏著無數的危險，從作家的體質到敘述上的失誤，任何一個弱點都會改變作品的方向。所以，作家在這種時候只有情緒飽滿和小心翼翼地敘述。有時候作家難免會忘乎所以，因為作品中的人物突然說出了一句讓他意料不到的話，或者情節的發展使他大吃一驚，這種時候往往是十分美好的，作家感到自己獲得了靈感的寵愛，同時也暗示了作家對自己作品的了解已經深入到了命運的實質。這時候作家在寫作時可以左右逢源了。
幾乎所有的作家都面臨這樣的困難，就是將前面的敘述如何繼續下去。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海明威，他說他總是在知道下面該怎麼寫的時候停筆，所以第二天他繼續寫作時就不會遇上麻煩了。另一位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站出來證明了海明威的話，他說他自從使用海明威的寫作經驗后，再也不怕坐到桌前繼續前一天的寫作了。海明威和馬爾克斯說這樣的話時，都顯得輕鬆愉快，因為那個時候他們都沒有在寫作，他們正和記者坐在一起信口開河，而且他們談論的都是已經完成了的長篇小說，他們已經克服了那幾部長篇小說寫作中的所有困難，於是他們也就好了傷疤忘了疼痛。
一九九六年四月五日
網路與文學
在中國，在20世紀最後的兩年裡，一些作家開始考慮這樣的問題：在下一個世紀里是否會失業？這樣的憂慮並非出於對自己才華和能力的懷疑，而是對自己所從事職業的懷疑。在今天，在21世紀，人們已經相信網路和生命科學正在重新結構我們的世界。一個是外部的改變，網路在迅速提高交流的速度的同時，又在迅速地降低交流的成本，使人們在與世界打交道時獲得了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權利；另一個是內部的改變，生命科學對基因的認識使我們走上了一條捷徑，讓我們感到了走向生命本質時不再是路途遙遠。這兩者差不多同時出現，又差不多同時成長，於是我們對生命和對世界的看法也在同時改變。
我知道作家的不安是害怕圖書會消失，這個不安是來自兩方面的，首先他們害怕會失去手觸摸紙張時的親切之感，這樣的感受是我們的祖先遺傳給我們的，祖先們就像留下了房屋和街道一樣，留下了手和紙難以分離的親密之感，這樣的感受在我們還是嬰兒時就已經開始了成長，很多人都難以抹去這樣的記憶——坐在母親的懷中，孩子的手和母親的手同時翻動著一本書。現在，人們似乎意識到某一天不再需要作為物品的報紙和圖書了，而且這樣的意識在人群中迅速地瀰漫，越來越多的人相信無紙化出版即將來臨，人們可以在網際網路上隨意讀到想讀的一切文學作品。於是作家們接下來就會關心另一個問題：去何處支取版稅？我在這方面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雖然傳統的法律在面對今天高速前進的網路有些無所適從，雖然在中國有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在網上被免費閱讀，但是我相信這一切都是暫時的。當網上虛擬出版的時代真正來臨，那麼傳統出版累積下來的一切問題，比如印刷成本不斷提高、倉庫不斷積壓和應收款數額不斷增長等等都會煙消雲散。虛擬出版幾乎是零成本的現實，將會使讀者用很少的錢去得到很多的書籍，對作者來說，其收益也將是有增無減。而且虛擬出版不會再去消耗我們已經不多了的自然資源，還將降低造紙和印刷帶來的對環境的污染。
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圖書是否會消失，而是閱讀是否會消失。只要閱讀仍然存在，那麼用什麼方式去讀並不重要。我想閱讀是不會消失的，因為人類的生存是不會消失的，我相信誰也無法將閱讀和生存分隔開來。我有一個天真的想法，在這個世界上越是古老的職業，就越是具有生存的勇氣和能力，因此任何職業都不會消失，只是得到形式的改變，而這樣的改變或者說網路帶來的改變，不會使這些古老的職業變得更老，恰恰是要它們返老還童。當然，預言家會消失，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里，我想人們唯一不需要的就是預言。
在今天的中國，網上的文學受到了空前的歡迎，我所說的網上文學並不是指那些已經在傳統出版中獲得成功的作品，這些作品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已經上網，我指的是那些在傳統的圖書出版中還沒有得到機會的作者。我閱讀了一些他們的作品，坦率地說這些作品並不成熟，讓我想起以前讀到過的中國的大學生們自己編輯的文學雜誌，可是這些並不成熟的文學作品在網上轟轟烈烈，這使我意識到了網路的意義和價值。因為人們在網上閱讀這些作品時，文學自身的價值已經被網路互動的價值所取代，網路打破了傳統出版那種固定和封閉的模式，或者說取消了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界線，網路開放的姿態使所有的人都成為了參與者，人人都是作家，或者說人人都將作者和讀者集於一身，我相信這就是網上文學的意義，它提供了無限的空間和無限的自由，它應有盡有，而且它永遠只是提供，源源不斷地提供，它不會剝奪什麼，如果它一定要剝奪的話，我想它可能會剝奪人們旁觀者的身份。
事實上，這是文學由來已久的責任，一個寫作者和一個閱讀者的關係，或者說一本書和一個世界的關係，這樣的關係似乎一直在困擾著文學，同時也一直在支撐著文學。想想巴爾扎克和狄更斯他們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是在報紙上以每天連載的方式完成的；再想想20世紀兩部著名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和《尤利西斯》，普魯斯特和喬伊斯的這兩部作品在今天看來似乎布滿了閱讀的障礙，然而在它們自己的時代里都曾經熱銷一時。有時候文學的看法和時代的看法總是背道而馳，這是因為文學有著超越時代的持久不變的原則，而喜新厭舊則差不多是每一個時代的原則。然而巴爾扎克和狄更斯，還有普魯斯特和喬伊斯的例子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這些經久不衰的作家一方面和文學心心相印，另一方面又和所處的時代緊密相連，他們都具備了上述兩種原則，文學的原則使他們成為了經典作家，成為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們內心深處的朋友，而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原則使他們的名字變得響亮和顯赫。一句話，無論是巴爾扎克和狄更斯，還是普魯斯特和喬伊斯，他們都通過了所處時代最便捷的途徑來到讀者們中間。對於今天的作家，通向讀者的道路似乎要改變了，或者說一條新的道路已經展現在眼前，就像是在一條傳統的道路旁邊，增加了一條更為快捷的高速公路，這有什麼不好？
在今天的中國，網上傳播的文學和傳統出版的文學已經並肩而行了，我現在要談的不是網路文學和傳統出版的文學的比較，這個話題沒有什麼意義，對於文學來說，無論是網上傳播還是平面出版傳播，只是傳播的方式不同，而不會是文學本質的不同。我要談的是網路和文學，談它們之間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共同之處。
我們都知道文學給予我們的是一個虛構的世界，我相信這是因為人們無法忍受現實的狹窄，人們希望知道更多的事物，於是想象力就要飛翔，情感就會膨脹，人們需要一個虛構的世界來擴展自己的現實，雖然這樣的世界是建立在別人的經歷和情感之上，然而對照和共鳴會使自己感同身受。我想，這可能就是人們常說的精神的力量，現實太小了，而每個人的內心都像是一座火山一樣，噴發是為了尋找更加寬廣的空間。那麼多年來，文學一直承受著來自現實世界的所有慾望，所有情感和所有的想象，如果不能說它是獨自承受，那它也承受著最重的部分。
現在，網路給我們帶來一個虛擬的世界，與文學一樣，是一個沒有邊境的世界，它的空間取決於人們的想象力，有多少想象在出發，它就會有多少空間在出生；與文學不同的是，人們不需要在別人的故事裡去尋找自己的眼淚和歡樂，網路使人人都可以成為虛擬世界的主人，點動滑鼠就可以建造一座夢想中的宮殿，加密之後就像有了門鎖和電網。如果說安娜·卡列尼娜的房間人人都可以進入，只要你買下或者讀過托爾斯泰的書，那麼網上的宮殿則永遠是自己的領地，雖然有時候黑客會大駕光臨，可是現實中的宮殿也會遭遇小偷和強盜，而且類似的經歷只會使這一切變得更加真實，當然也會更加激動人心。
我承認自己迷上了網路的世界，一方面是它如同文學一樣使我們的空間變得無法計算，另一方面是它正在迅速地瓦解著我們固有的現實，這是文學無法做到的。有時候我覺得網路的世界很像是文學和信用卡的結合，我的意思是說它具有天空和大地的完整性，它建立了一個虛幻的世界，像文學那樣去接受人們多餘的想象和多餘的情感，與此同時它又在改變我們的現實，就像信用卡虛擬了錢幣一樣，它正在虛擬我們的現實。如果說文學虛構的世界僅僅是天空的話，那麼網路虛擬的世界完成了天空和大地的組合。不過有一點它們永遠是一致的，那就是人們需要畫餅充饑，因為這樣有助於人們的身心健康。
一九九九年五月九日
文學和民族 我十分感謝民族文學作家會議主席李文求先生的邀請，使我有機會來到韓國，有機會在這裡表達我的一些想法。
在北京的時候，我收到的演講題目是《打開21世紀東亞文學的未來》，這個題目讓我感到不安和慚愧，在涉及到東亞文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只是對日本的文學有所了解，對韓國的文學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誠然，我可以找到一些理由來解釋自己這方面的無知，比如由於朝鮮的原因，中國和韓國很晚才建交的事實影響了兩國間文學的交流；另一個原因來自於中國的圖書市場，我很難找到已經翻譯成漢語的韓國文學作品。我的朋友白元淡教授告訴我，韓國在出版外國文學作品時，熱衷於對西方文學的介紹，對中國文學的介紹十分冷淡。中國的情況更加糟糕，這些年來中國幾乎是沒有出版韓國的文學作品。
關心西方發達國家遠遠超過關心自己的鄰居，這似乎是亞洲國家共同的特點，但是這幾年情況開始改變。在中國，一些清醒的知識分子已經將目光和研究的課題轉向自己的鄰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明確地表明了他是一位亞洲作家的身份。1998年，主編《創作與批評》的白樂晴教授和崔元植教授來到北京，與中國的學者和作家進行廣泛的交流。
從相互關心到開始真正的交流，我相信這會獲得很大的收益。兩年前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人》一書中，白樂晴教授在第一章就澄清了韓國的民族文學與政府投入大量預算所標榜的「韓國式」民主主義不是一回事，白樂晴寫道：「政府所倡導的民族文學與我們基於民族良心、文學的良心所指的民族文學有距離的話，談論『民族文學』不得不更為小心。如果只將民族傳統的一部分隨便閹割下來保存與展示，並將鼓吹國民生活現在與將來的曖昧樂觀論當作民族文學的話，那麼它就不是正經文學，對民族大多數成員也無益。」
這是我在那次會議上的第一個收穫，因為白樂晴教授在書中寫到的有關民族文學的段落，總是讓我忍不住想起中國的文學現實，有時候我會覺得白樂晴教授所寫的彷彿是中國的事，「將民族傳統的一部分隨便閹割下來保存和展示」，這也是中國的各級政府官員所熱衷的，而且「將鼓吹國民生活現在與將來的曖昧樂觀論當作民族文學」，也是不少中國作家的所謂追求。
第二個收穫是在中國的《讀書》雜誌舉辦的討論會上，當一位中國的學者問崔元植教授關於南北韓分裂的問題時，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吃驚，他說南北韓分裂並不是朝鮮民族最重要的問題，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朝鮮民族是在中國、日本、俄羅斯和太平洋對岸的美國這四個大國的包圍中生存。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對韓國的學者和作家所倡導的民族文學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也就是白樂晴教授所指出的民族的良心和文學的良心。
同時，也讓我想起了一位偉大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BARTOK），這位寫下豐富的旋律和迷人的節奏的音樂家，一生中的很多時間都是在農村採集民間音樂，於是人們就會知道他那些達到形式對稱和題材統一的作品來自何處：與農民們在一起的生活經歷，使巴托克獲得了成千首典型的馬扎爾、斯洛伐克、特蘭西瓦尼亞和羅馬尼亞等地的民間音樂主題。然而中東歐地區的民間音樂與巴托克的音樂有著更為複雜的關係，當很多人認為為民間旋律配和聲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認為無論如何也比創作一個「獨特」的主題容易得多（這樣的看法其實就是白樂晴教授所指責的「隨便地閹割下來」的做法），巴托克不這麼認為，他在《農民音樂的重要性》一文中寫道：
「處理民間旋律是極端困難的。我可以大膽斷言，處理民間曲調和創作一首大規模的作品一樣困難。只要想到這一點就可以明白：民間曲調不是作曲家自己的作品，而是早已存在的作品，這便是最大的困難之一。另一個困難在於民間旋律的特別性格。我們開始必須認識這種性格，還要深入了解它，最後，在改編的時候要把它突出而不是掩蓋住。」